第1章　引言：为什么需要关注公司治理问题

1.1　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

为什么需要关注公司治理问题？让我们从经济学研究“永恒的主题”——经济增长开始说起。我们知道，经济学研究开展的前提是人类发展受到资源稀缺瓶颈的制约。设想如果我们面对的是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按需分配”，世界上也许并不需要什么经济研究，当然更不需要什么经济学家。我们观察到，为数众多的经济学家不仅没有失业，而且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才俊投身于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人类发展所面临的资源稀缺的制约并没有根本改变。从资源稀缺出发，我们需要对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经济学由此被称为是“研究资源配置的科学”。如何才能改变和扭转资源稀缺的局面呢？这自然离不开经济增长。只有持续实现经济增长，才会为资源配置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基础。所以，经济学家几乎在开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的同时，就开始关注经济增长问题。经济增长由此成为公认的经济学研究“永恒的主题”和现实经济生活中实现物质财富增加的基本途径。

那么，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呢？除了劳动力素质、技术创新等因素，一个越来越被理论与实务界重视的因素就是金融发展。原因是，“金融发展水平是一个未来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和技术变化的很好的指示器”（Levine, Loayza and Beck，2000）。然而，金融发展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并非显然的事实。从金融发展理论的历史回顾来看，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孰为因，孰为果”这一问题长期存在着争论。

熊彼特在强调“创造性破坏”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促进作用的同时，注意到运行良好的银行通过识别最具有成功实施创新产品和生产工艺机会的企业家并向其提供资金而鼓励技术创新的重要事实（Schumpeter，1911）。因而，他认同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的观点，强调成熟稳定的金融发展，可以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不同于熊彼特，罗伯逊夫人则认为经济发展产生对金融安排的不同类型的需求，金融系统只不过是这些需求的自动反应（Robinson，1952）。因而，在她看来，金融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是经济增长带动了金融发展。

直到20世纪80年代，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争论依然没有停止。卢卡斯认为，金融的角色被过分强调（Lucas，1988）。而米勒则针锋相对地指出，金融市场促进经济增长对于严肃的讨论而言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命题（Miller，1988）。我们看到，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争论在理论上难以达成一致。面对理论争论达成共识的困难，借助事实证据的经验研究变得大有可为，因而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识别在更大的意义上成为一个实证研究需要回答的问题。

Goldsmith（1969）在其开展的跨国研究中，将金融中介体资产的价值与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率作为一国金融发展指标，通过检验35个国家在103年（1860—1963年）间的数据，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总体而言是同时发生的，经济的快速增长总是伴随着金融的快速发展。McKinnon（1973）等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和机理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论证，支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的观点。Rajan和Zingales（1998）通过借助基于工具变量（IV）的计量方法，在控制了以往文献回归分析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结论。他们的研究表明，运行良好的金融系统能够减少阻碍企业和产业扩张的外部融资的束缚，成为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Levine、Loayza和Beck（2000）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具有运行良好的银行和证券市场的国家将以更快的速度实现经济增长，“金融发展水平是一个未来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和技术变化的很好的指示器”。这些工作在一定意义上为一个世纪以来关于构成因果链条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孰为因，孰为果”的争论画上了句号。

对于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更为直接的证据来自Guiso、Sapienza和Zin gales（2002）。他们通过对富有区域社会经济特色的意大利的考察，提供了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现实例证。他们的研究表明，在意大利金融最发达的地区，每年人均GDP的增长率比金融最不发达的地区高1个百分点；如果一个居民从金融最不发达的地区迁往金融最发达的地区，则该居民创业的机会将提高33%；在金融发达地区的居民平均的创业年龄更小，比不发达地区的居民提前5.6年；每年新企业设立的数量占当地人口的比例，金融发达地区要比不发达地区高3个百分点；已有企业的数量占当地人口的比例，金融发达地区要比不发达地区高50%。他们由此认为，金融发展将提高当地居民创业的可能性，鼓励新企业的进入，提高市场的竞争程度，最终促进当地经济的快速增长。

在《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一书中，Rajan和Zinglaes对比了一个孟加拉的农妇与一个斯坦福大学的MBA毕业生不同的人生际遇，使我们更加直观地感受到金融体系发达程度的差异所导致的经济增长水平的差异（Rajan and Zinglaes，2003）。索菲亚·贝甘是一个以制作竹制板凳为生的孟加拉年轻母亲。为了制作这些竹凳，她每天需要大约22美分来购买原材料，可是她一无所有，只能向销售竹凳的中间商借钱。作为借款的代价，索菲亚必须把她制好的竹凳按照既定的价格卖给这些中间商，最后留给她的报酬仅有2美分。就是因为没有这区区的22美分，索菲亚就不得不落入中间商的控制下，劳动被他人占有了，以一天的辛劳换取2美分的微薄收入。而大洋彼岸的斯坦福大学的MBA毕业生凯文·塔维则借助“搜寻基金”这一新的融资工具很快筹措到项目投资需要的资金，演绎了新的财富创造神话。我们看到，尽管孟加拉的农妇索菲亚·贝甘与斯坦福大学的MBA毕业生凯文·塔维身上有很多相同的特点，比如勤劳，而且拥有某项专业技术，但他们的人生际遇却大相径庭。孟加拉的农妇年复一年的辛勤劳作并没有使其生活状况有多大的改善，而斯坦福大学的MBA毕业生却在短短的几年内成为“白领”，过上了体面的中产阶级的生活。他们大相径庭的人生际遇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孟加拉与美国金融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

概括而言，金融发展是通过以下功能的发挥来促进经济增长的。例如，降低信息的收集加工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实现资源的优化组合；促进专业化分工，鼓励技术创新，便利交易；等等。金融发展的这些功能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则需要或者借助于银行等金融机构，或者借助于资本市场来实现。二者共同构成满足外部资金需求的金融体系。在英国、美国等国，主导的金融体系是基于资本市场的金融体系。投资者或者通过持有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的股票而成为公司的股东（股东一方面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另一方面通过投票表决对企业资产重组等重大事项做出决策），或者通过持有企业发行的企业债券而成为企业债权人（企业需要按期还本付息）。企业以此实现直接融资。而在日本、德国等国，包括中国在内，目前主导的金融体系是基于银行的金融体系。银行为客户提供存贷款业务和资金往来结算业务。银行一方面与储户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另一方面与贷款企业也形成债权债务关系，这样，储户的资金通过银行实现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从而实现了所谓的间接融资。或者借助于银行，或者通过资本市场，企业获得支持项目投资和业务开展所需的资金，实现了外部融资。

通过上述的讨论，我们明确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解决资源稀缺问题的经济增长离不开为实现外部融资提供便利的金融发展。那么，如何才能促进金融发展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则离不开本书研究的主题——公司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