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一　阿特伍德其人其作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当代加拿大享有广泛盛誉的一位作家，在国际文坛上具有重要影响。她是个多产作家，迄今已经出版了60多部作品，包括14部小说、20部诗集、13部小说、10部短篇小说集、10部散文和评论集。阿特伍德曾先后获得多项重要的文学奖项，囊括了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吉勒奖、英联邦文学奖、意大利普雷米欧·蒙德罗奖、哈佛大学百年奖章、《悉尼时报》文学杰出奖、法国政府文学艺术勋章，并在2000年以其《盲刺客》获得了英语写作界的最高奖——布克奖。她最近的“疯狂亚当”三部曲受到广泛赞誉，成为生态主义小说典范。阿特伍德不仅在文学创作领域享有盛誉，而且在加拿大文学批评界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1972年，她的文学评论《幸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对加拿大文学的特征进行了总结，作品一经出版立即引起了极大反响，也成为加拿大文学批评界第一部最具国际影响的著作，至今仍然是加拿大文学课堂的必读书目之一。此外，阿特伍德还多次参加编纂加拿大文学选集、诗歌选集等，对加拿大文学在海内外的普及发挥过积极作用。

自1969年出版《可以吃的女人》以来，阿特伍德就以高产的速度进行文学创作，作品主题涉及性别政治、女性命运、社会问题、未来猜想等等，从体裁上看则主要集中在社会问题小说和未来猜想小说范围之内。随着阿特伍德国际影响的日渐扩大，她的作品被翻译成36种语言，在世界各国有着忠实的读者群。学界对阿特伍德作品的研究著作也大量涌现，著名的“剑桥文学指南系列丛书”分别在2006年和2010年出版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rgaret Atwood）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导引》（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Margaret Atwood）。由此可见，阿特伍德在加拿大文学界占据非常重要的一席，也是世界文坛的经典作家之一。

阿特伍德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作家，她的作品中往往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元素，西方神话、绘画艺术、政治、历史等都对她的作品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创作的过程中，阿特伍德采取了多姿多彩的创作手法和主题，使作品呈现出五彩缤纷的艺术特色，其体裁跨越女性主义、科幻小说、生态文学、后殖民文学、后现代主义小说、反乌托邦文学、后人类主义小说等不同的边界。国际上涌现出不少阿特伍德学者，他们遍布在加拿大、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法国、西班牙、德国、意大利、瑞典、印度、中国等地，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阿特伍德研究国际社群。

阿特伍德作品的焦点包括对人类状况、文化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实际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阿特伍德就一直是加拿大文学界的重要公众人物，也是家喻户晓的公众知识分子。她广泛参与社会生活，是一个著名的文化评论者。例如，2011年，多伦多市市长罗伯·福特建议，鉴于多伦多市民人均图书馆占有率很高，应该关闭一部分图书馆。当阿特伍德得知此事之后，公开批评福特的政策，并不无讽刺地告诫市长和他的弟弟：“鉴于他们并不愚蠢，他们一定会仔细掂量此事。”（Alcoba）1987年，阿特伍德获年度“人文主义者”的荣誉称号，著名的人权活动家薇拉·弗洛德称阿特伍德为“一个危险的人物”，因为她“已经成为地球母亲、人类尊严和自由这三方面最强有力和最有影响的声音”（qtd.in Howell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anadian Literature 359）。在她的写作生涯中，阿特伍德一直积极地扮演着作家作为公众人物的角色并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例如，1981—1982年她曾任加拿大作家协会主席，1984—1986年任国际笔友协会加拿大中心主任。目前阿特伍德任国际笔友协会副总裁职务。除此之外，她还积极投身国际事务，是国际大赦组织成员，还担任国际鸟类协会稀有鸟类分会的荣誉主席。在加拿大，阿特伍德还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媒体明星，她的推特有三十多万“粉丝”。在文学领域，阿特伍德是加拿大民族主义文学的领头军，她始终密切关注加拿大文学的身份构建。她长期致力于以加拿大元素书写加拿大文学，把自己的作品背景设置在多伦多、魁北克等城市。她积极参与阿南溪出版社的创办和编辑工作，广泛发掘并编纂加拿大文学的小说和诗歌集，推动加拿大民族文学的普及，并努力塑造和美国文学不同的鲜明的加拿大文学形象。例如，她以加拿大19世纪女作家苏珊娜·穆迪的拓荒日记和个人经历为蓝本创作了诗歌《苏珊娜·穆迪的日记》，利用历史互文进行个性创作，将加拿大文学传统巧妙地融于个人的作品之中。在《别名格雷斯》的创作过程中，阿特伍德以加拿大19世纪40年代的一桩案例为基础，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重新发掘，对格雷斯·马克斯进行了文学重写，使加拿大历史和文学写作相互融合，这充分体现了阿特伍德对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关怀。正是出于对加拿大文化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才使得阿特伍德成为加拿大文学最具影响的文化标志人物和公众知识分子。

阿特伍德的作品写作技巧成熟，善于运用各种象征、意象把叙事隐藏在深层的文字下面，表现出独特而鲜明的后现代主义风格。大学期间，她曾师从著名文学理论家诺斯普·弗莱（Northrop Frye），谙熟文学理论，因此在她的小说中常常采用各种手段（如人称变换、多意识中心、神话改写等）展开叙述。正因为这个原因，批评界对阿特伍德作品的文学技巧和理论进行研究的兴趣持续不减。例如，奥地利学者斯德尔兹（Andrea Strolz）在2006年出版的《逃离语言的囚笼和在文本中挖掘意义：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女预言师〉和〈盲刺客〉中元小说和互文性》（Escaping from 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 and Digging for Meanings in Texts among Texts：Metafiction and Intertextuality in Margaret Atwood's Novels Lady Oracle and The Blind Assassin）一书中总结了阿特伍德的后现代叙事技巧，揭示了这两部作品中的互文手段的应用和后现代主义特征，指出阿特伍德对元小说这一后现代特征的使用。美国学者威尔逊（Sharon Rose Wilson）在1993年出版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童话性别政治》（Margaret Atwood's Fairy-Tale Sexual Politics）中以两性冲突为主题详尽地分析了作者对神话、童话和视觉艺术的变形、改造、糅杂等互文性应用，揭示了作品中的肢解、食人、蜕变等女性主义主题背后所隐藏的童话和神话原型。威尔逊对小说的解读细致入微，是一部颇有见地的学术著作。另一位美国学者梅伦（Colette Mellon）在2003年出版的《阅读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中的哥特元素》（Reading the Gothic in Margaret Atwood's Novels）中结合哥特小说传统和女性主义文学，探讨了阿特伍德作品中的哥特式元素，从精神景观、男性威胁、个人和社会转变等几个角度探讨了哥特文学的互文性。英国学者麦克威廉姆斯（Ellen McWilliams）在2009年出版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和女性成长小说》（Margaret Atwood and the Female Bildungsroman）中则关注了阿特伍德对成长小说传统的运用及其与加拿大文化、文学和身份的相互关系。作者指出，阿特伍德在继承成长小说传统的同时又进行了颠覆，这对于理解阿特伍德作品中的主体性、性别角色以及加拿大文化背景有着重要意义。此外，德国著名学者尼什克（Reingard M.Nischik）的《性别化的文类：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作品研究》（Engendering Genre：The Works of Margaret Atwood，2010）对阿特伍德作品中体裁和性别的相互交织进行了阐述，分别从诗歌、小说、评论、漫画、电影等角度阐释了不同体裁形式对性别政治主题的作用。

由此可见，阿特伍德是一个杰出的语言和叙事艺术家，她的作品中常常蕴含着丰富的叙事技巧，显示了作者娴熟的写作技巧和高超的艺术性。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常常对文学和历史的边界提出挑战（如《别名格雷斯》是对历史体裁的改编和虚构），对经典作品进行颠覆性改写（如《珀涅罗珀记》是对《奥德赛》的女性主义重述），对叙事后现代叙事技巧的应用（如《盲刺客》中的故事嵌套手段），并大量运用互文（例如《可以吃的女人》《强盗新娘》等对童话及希腊罗马神话的颠覆），这增加了作品解读的难度，并成为阿特伍德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