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柳永[1]和周邦彦[2]是宋词发展史上两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后人常“柳、周”并称，把二人归为一类词人，如“圣求词婉媚深窈，视美成、耆卿伯仲”[3]，“学周、柳，不得见其用情处。学苏、辛，不得见其用气处。当以离处为合”[4]，“如此风情，周、柳定当把臂”[5]，“《词综》一书，鉴别精审，殆无遗憾。其所自为，……直欲平视《花间》，奴隶周、柳”[6]，“情韵有美成、耆卿所不能到”[7]等点评。他们的词作对后世的影响广大而深远，形成了词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点。柳永是词史上第一个大量创作慢词的词人，结束了词坛小令一枝独秀的局面，使得慢词与小令[8]并驾齐驱，对后世词人产生重大影响，在词的发展史上功不可没。可以这么说，没有柳永对慢词体制的创新与改进，就没有苏轼对词的革新，也就没有标志宋词成熟的清真词。而周邦彦的清真词，在继承、总结前人所长的基础上，又能不断创新，取得了更大的成就，成为宋词成熟的标志，而且其词作所表现出的新的创作发展趋势，对南宋词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陈廷焯所言：“词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苏、秦之终，复开姜、史之始。自有词人以来，不得不推为巨擘。”[9]可见，周词在宋词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柳永词和周邦彦词之间关系密切，二者之间有非常明显的传承影响，“周词渊源，全自柳出。”[10]“周邦彦虽较柳永晚近一个世纪，中间又隔着苏轼等众多大词人，但周词与柳词关系最密，特别是在雅俗风格的取舍方面以及慢词的铺叙手段方面，二者之间如草蛇灰线，存在着明显的继承、蜕变和发展的关系。”[11]周邦彦不仅在词的创作手法上对柳永进行了学习和继承，他们二人在词的风格方面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如二人都喜欢写恋情而格调柔媚；在一些词作中都喜欢用民间的俗语、俚语入词，而词风明快。柳永、周邦彦也都精通音律，两人对改进和完善词的乐律做出了巨大贡献。南宋赵以夫《虚斋乐府自序》（《影刊宋金元明本词》）就说：“唐以诗鸣者千余家，词自《花间集》外不多见，而慢词尤不多。我朝太平盛时，柳耆卿、周美成羡为新谱，诸家又增益之，腔调备矣。”[12]指出了二人在词的乐律上所作的革新与取得的成就。在宋词发展的一段时间内，柳、周词还起到代词谱的作用，许多人是按照他们词的声律格式来填词的，如南宋末的《三英集》就是方千里、杨泽民、陈允平三人遍和《清真集》的词调合编成的词集。这里他们完全是把清真词的词调作为定谱来看待的。由此可见后人对二人词作乐律之推崇。另外，他们的词作题材也非常相近，大都为歌妓词和抒发羁旅行役之感的词作，读起来给人相似之感，后人常以“柳、周”并称，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和一些词家的词作备受冷落、无人愿歌不同，柳永、周邦彦词备受瞩目，拥有大量的受众。在民间，二人之词流行于世，风靡一时，以至于“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而且直到宋末元初仍有歌妓能歌周邦彦词，柳、周词在民间受欢迎的程度可想而知。柳、周词在士大夫、词论家中也拥有大量的受众。柳永词在士大夫中的知名度是同时代其他词人所无法比拟的，尽管士大夫们对柳词多持“批评”的态度，但这种贬斥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接受，只不过是立场不同，“反向接受”而已，尤其在“天下咏之”的状况下，柳永词在士大夫中也是一个强大的存在，这是不能抹杀的客观事实。与柳永词备受争议的境遇不同，周邦彦词因其技巧的成熟和风格的沉郁顿挫在士大夫中由隐而显，逐渐受到欢迎和推崇，拥有大量的受众，直至后来被以“词中老杜”相许，得到很高的评价。

由于柳永、周邦彦二人词作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本书将他们的词作接受情况放在一起论述。但两人的词（以至于词人本人）在历代“读者”（“读者”在这里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指除作者以外，历代所有和作品发生关系的人，包括普通的阅读消费者、借鉴学习的创作者以及批评鉴赏的评论者等）的“眼光”中却又有许多不一样，有的方面甚至大相径庭。比如在词人和词的关系方面，两人所受的“待遇”就大不一样。柳永本人因其词而遭受上层社会的冷遇，几乎成为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有关事迹在《宋史》中没有片言只语的记载，学者只能依靠对词话、笔记小说、地方志等一些零碎资料的整理来推测其生平。不仅如此，后世文人又由鄙夷其人而殃及其作品，进一步鄙夷其词。例如这样的记载：“柳三变字景庄，一名永，字耆卿，喜作小词，然薄于操行。当时有荐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词柳三变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词。’由是不得志，日与獧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自称云‘奉旨填词柳三变’。呜呼，小有才而无德以将之，亦士君子之所宜戒也。柳之乐章，人多称之。然大概非羁旅穷愁之词，则闺门淫華之语。若以欧阳永叔、晏叔原、苏子瞻、黄鲁直、张子野、秦少游辈较之，万万相辽。彼其所以传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悦故也。”[13]可见柳永在所谓正人君子的士大夫眼中，只是“有才无德”的浪子形象，其作品也只能靠取悦市井俗人得以流传。而周邦彦却因其词而提举大晟府，奉命“制词实谱”，是真的“奉旨填词”了。事实上在提举大晟府前后他的词就已渐有声名，从南宋末开始，备受推崇，到清朝，对他的评价达到顶峰。如周济认为“清真，集大成者也”[14]，近代的王国维也说“词中老杜，则非先生不可”[15]，至以周邦彦为词坛杜甫。当然，清真词中所表现的思想情怀，不能和杜甫诗中忧国忧民的情怀相提并论，以杜甫在诗中之地位来比拟周邦彦在词坛的成就，仅仅是就其艺术手法而言的。晁公武《鹧鸪天》有这样两句：“倚阑谁唱清真曲，人与梅花一样清。”连能唱周词的人都会显得与众不同、品格不凡，清真词的地位之高可见一斑。对比柳、周两位词人因其词作而导致的境遇，简直是天上人间！这种天壤之别，也促使本书把他们的词作放在一起，进行探讨和分析。

任何人所作的任何评价，都来自于对自身所接受的信息的评判，这就涉及一个标准和尺度问题。柳永、周邦彦及其词作的命运、遭遇及所获评价之所以大不一样，就和这个评判的标准和尺度直接相关。时代不同，评判的标准和尺度就会有所变化，得到的评价和待遇，也就会有所不同。对柳永、周邦彦及其词作的接受和评价也莫能例外。随着时间的变迁，他们及词作受到的待遇和评价也就有所不同。以清真词为例，虽然在当时的民间风行于世、广受欢迎，却并未引起当时士人和词家的注意，偶有关注，也只是把他作为一个知音识曲的风流才子来看待，并没有认识到周邦彦词巨大的艺术价值，这种反差使周邦彦在当时士大夫中的词名显得比较隐晦。而从南宋开始，清真词在士大夫中的声名日渐显赫，此后的历朝历代也基本将周邦彦定位在一流词家的位置，即便随着朝代更替略有变化，波动也不是很大。到清代，对周邦彦词的评价达到了顶峰，被认为是词家“集大成者”“词中老杜”，甚至认为其词已“极词中之圣”[16]。周邦彦词这种地位的变化，就是时代不同导致评价的标准和尺度也不同的反映。虽然随着时代的变化，对词人词作的评价，有的会从褒变成贬，有的会从抑变成扬，但是有些东西却永远不能被容纳，一直没有什么改变，这一点在柳永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柳永的词在当时即声名远扬，“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不论喜欢也好，批评也罢，其作品作为一种强大的客观存在，是任何一个读者都不能漠视的，包括反对、鄙夷他词作的人，都对他的词作耳熟能详，如晏殊在对柳词进行贬斥评论时，都能随口道来柳永作品中的词句。但是，柳永的词除了《雨霖铃》（寒蝉凄切）、《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玉蝴蝶》（望处云收雨断）等几首以外，历代评价一直不高，其词作反而因其露骨的“俗艳”而被历代士人所不耻并受到猛烈抨击。更主要的是“因词及人”“以词论人”，使得柳永本人不仅在当世即因词而不被上流社会容纳，在后世也是作为一个“浪子”“无行文人”而被接受、传递，而且经历了近千年，一直没有什么大的改变。这些当然和作者及作品本身有关，但关键问题还在于一代代读者对他们词作的接受、学习和传递。针对柳永的这种作品风行于世、作者却备受抨击的文化现象，我们可以从历代不断变化的审美标准中梳理出词坛发展的主流思想，进而看到我国封建社会主流文化观念的强大作用。

前辈学者对这两人所作研究很多，成果也不少。这些研究集中于对词人进行生平考证和总的评价，柳、周词的艺术风格特征以及柳、周词的地位、成就及对后世的影响等这几个方面。这些研究成果都称得上深入精到，对上述问题也作出了可信的回答。如果本书再从上述方面考察柳、周词，那不仅仅是班门弄斧，而且也无助于对前面所提到的二者之间的种种相似与不同作出一个新颖而合理的解答，因此，应该寻求一个新的角度来考察柳、周词。文学创作活动是一个由作者、作品、读者和客观世界四个因素共同构成的互动过程[17]，而我们的研究中存在一个盲点，即对读者这个因素没有给予足够多的考虑，甚至没有考虑。既然我们承认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重要性，在文学研究中就必须考虑到读者这个因素，否则我们的文学研究就是不全面的。既然对柳、周词的评价都是历代的读者所作出的，和一代代读者对他们词的接受、学习、传递有关，那么从历代读者评论的角度入手来分析、比较其接受情况，也是对柳、周词进行文学研究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而且这种超越作品及作者本身，从一个外在的全新视角[18]——读者的视角来研究柳、周词的方法，也是对停留在分析作品、评价词人的固有框架的一种突破。通过从读者接受角度对二人及其词作所进行的分析研究，我们对柳、周词作的种种相似与不同及其成因，应该会有一个新颖而又具有说服力的答案。本书力图从“读者的接受情况”这一角度入手，对文学史上同一类词人及其词作在历代的接受情况予以分析探讨，以期脱离一般化概述的窠臼，作出针对不同考察对象的新颖、合理而又具体的论证。

文学本身有着自身独立的审美特性和形式特征，但同时又与历史进程中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休戚相关，并从根本上受制于时代背景的变迁。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现象，就可以把文学的审美自主性与其历史依存性更好地统一起来，更利于全面地、辩证地把握文学艺术的本质。文学作品的意义与价值，并不是作者一个人赋予的，它是在读者的具体阅读过程中不断生成和丰富的，也就是说读者的阅读、接受、评价活动，也参与了作品意义的创造和确立。接受美学的创始人之一尧斯就很形象地指出：“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独立自在的、对每个时代每一位读者都提供同样图景的客体。它并不是一座独白式地宣告其超时代性质的纪念碑，而更像是一本管弦乐谱，不断在它的读者中激起新的回响，并将作品本文从语词材料中解放出来，赋予其以现实的存在。”[19]对这一段话，朱立元作了精辟的诠释：“这就是说，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并不是永恒的不变的，也不是纯客观的，对所有时代的所有读者都完全一样的，更不是仅仅由作者意图或作品本身的结构所决定的；而是在读者的阅读中才逐步得到实现的。因此，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系统是一个无穷延伸的可变曲线，一个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参与的主客体交互作用的动态实现模式。”[20]由此来看，文学创作活动应是一个由作者、作品、读者和客观世界四个因素共同构成的互动过程。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是由这四个因素共同决定的，读者和客观世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那么对文学作品意义、价值的鉴定，就会因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卡尔·包勃尔曾经说过：“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困难和问题，从而有他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观点，那么每一代人就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观察历史和重新解释历史去补足前人的不足。”[21]这正体现了不同时代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的差异。那么鉴赏柳永词和周邦彦词，就不应再仅仅局限于作者和作品，而应换一个角度，从历代读者接受的角度，去分析柳永、周邦彦词在历代的效果以及历代读者的反应批评，这样我们对柳永、周邦彦词的意义和价值，或许会有一些新的、和以前截然不同的发现。对于二人及其词之间的种种相似与不同，如果能从读者接受这一角度去看待，进而作一些分析探讨以发掘其特殊性，我想对于我们理解、认识柳永、周邦彦各自独特的“这一个”应该是不无裨益的，因为决定事物本质的是其特殊性，不讲特殊性，就无法说明事物的本质。

在这里“读者接受”，是指普通读者的反应、创作者的学习借鉴和批评家的批评等方面。这些方面，历代都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材料，从“泛述闻见”“奇闻轶事”到“诗话词话”以及“话本小说”都可以为我们所用。据统计，仅《词话丛编》中，有关两个词人的评论，就有700多条，再加上诗话、历代笔记、琐谈等各种著述中能收集到的相关条目，数量还是很可观的。这使得我们从“读者接受”这一角度，对二人进行并行分析论述成为可能，因为丰富的材料是进行任何研究的前提条件。对于柳永、周邦彦词意义和价值的认识以及二人及其词之间的种种异同，并进而拓展到二人及其词所反映出的一些值得深思的文化现象，如果能从历代“读者接受”的角度，而不是仅仅从作家和作品给予关照，我们会有更加真实、更加客观的认识和发现！

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去考察词人词作，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一个对读者接受历程，即“接受史”的梳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弄清楚同一时代的不同时期以至于历代的接受情况，才能对词人词作的总体接受情况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因此，本文即以时代的发展为纵向线索对两位词人在历代的接受情况，作一个纵向的史的梳理，考察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评判标准和尺度下，对柳永、周邦彦词的评价和接受有什么不同和变化。而以同一时代两位词人的接受情况（包括接受的文本、接受的效果、接受的人群、后世词人所受之影响以及对词人本身的接受等方面）的对比为横向线索进行考察分析，比较他们的异同。但本书的重点并不仅仅在于此，更在于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方面对造成两位词人接受情况前后变化以及同一时代异同的原因，从文化机制、文学思潮、审美风尚等方面入手进行分析、研究和比较，并进而引出对词的体性、词的本色、词的正变等词的本体论方面的一些探讨，以期对前面所述问题，能给予一个新颖而又比较可信的解答。

鉴于上面所述，本书将柳永、周邦彦的接受情况从纵向上按照时代先后顺序分为六章来论述，即柳永、周邦彦词在北宋、南宋、金元、明代、清代的接受情况，每一章又从横向上分为选本中的柳、周词，士人对柳、周词的品评以及柳、周词对词人创作上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对柳、周词的接受情况进行分析和比较，以期能对柳、周词的接受情况有一个细致而深入的探讨。

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去鉴赏传统诗词等文学作品，是西方接受美学在中国诗文批评中的运用，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范式，它要求研究者不仅要有丰富的资料积累，而且要有深厚的理论修养，二者都是本书望尘莫及的境界，但本书还是斗胆尝试，将柳永、周邦彦词置于这种高要求的研究范式中，以期以科学规范的形式表达自己的管窥之见。有人曾言“无知者无畏”。本书的研究或许就是这样！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读了《哈姆雷特》以后，都会结合自身的体验和感想，在心中浮现出一个哈姆雷特的形象，不论这种认识是浮浅还是深刻，它都是独特而真实的体会。接受史的研究就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每一种认识都是汇集成川必不可少的小溪，只要文学作品拥有读者，就存在被接受、评价的情况，只不过论调的褒贬抑扬因人、因时代而不同而已，而我们则置身其间，就事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