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寻求平衡的旅程（第二版自序）

生活中，我是一个相当任性的人，有时会随心所欲地走极端。

但是，作为一个学术世界中热情的探索者，我却是冷静、谨慎甚至是心怀敬畏的，而且，就像走入巍峨而绵延的大山之中一样，越往里走，就越不敢大声地说话，最后只甘愿在其中默默行走，心中充满敬意和满足。所以，在我看来，当某个人质疑某一专业领域或者认为随随便便就可以进入或跨界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他/她还没有真正地了解那个专业。

《传播学核心理论与概念》第二版的编写过程，就是这样一个小心翼翼地取舍词条、遣词造句的过程，而且与率性而为的日常生活不同，在这里，对平衡的细致把握贯穿了整个编写过程，它是这段旅程的核心。

这里的平衡涉及对词条的定义的繁简程度的把握。有时即便一个专业术语也可以用20个字说明白，因为它关闭了大量的“旁枝末节”，只聚焦于某一个“核心”要素；也有时可能用了一本书也没有解释清楚这个专业术语，因为它打开了大量的维度，引领人们从一个未知进入另一个未知。这种现象在日常生活中也常有发生，当一个小孩子就某一事物是什么询问一位成年人的时候，大人们先是会信心满满地进行解释，在这个过程中，好奇的小孩子的耳朵迅速地捕捉到解释中涉及的几个他/她不明白的事物，并继续发问，大人就继续解释，但可能兴致和信心都不如前了，然后解释又带来了新的问题，一直下去，直到大人带着凌乱的思绪落荒而逃……因而，解释一个概念到什么程度算是解释清楚了，既不“啰唆”，又没有过于武断地切断一些关键的维度，是我要小心翼翼地把握的平衡。

对已有词条的修正，除了删减字句之外，还会增添内容或引入这个概念的新的维度。在这里就关系到另一个平衡问题：有哪些维度是核心的，而哪些是旁支的，如何取舍。因而，读者可以看到，往往在一个几十个字的解释中，有多个参考文献，这是由于同一个概念，不同的学派、学者有其各自的关注点，而在这样一本基础性的辞书中，我尽力将核心维度纳入其中，以帮助读者对于相应的术语有较为全面的认知。

第三个平衡问题是增减词条的问题。这其中包含了两个子平衡：一个是相关度方面的，一个是时间性方面的。

在第一个子平衡中，即在相关度方面，如同在第一个平衡中所举的例子那样，对于一个概念的解释，必然牵扯出其他的概念，因而，在这里就要决定，这些概念中哪些是需要进一步做解释的，而哪些可以认为与主词条相关度较低，不必列入。在确定互文参阅时，同样涉及这个平衡问题。而且传播学本身就是一门交叉学科，是建立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不断成熟的基础之上的，因而这不但是一个极其费思量的过程，而且是一个需要意志力的过程，否则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其他学科领域的无限美好的风景引领上了另一条道路。

有关这个子平衡，我想起我的学长兼好友李景强教授曾经谈到讲一门专业课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在一学期或学年内中规中矩地讲完基本内容和主要知识点；第二层次是在某个点上无限生发出去，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往往学期结束时还没讲到教学计划的半程，甚至刚刚开启第二章；第三层次是最终能够恰当地把握授课内容和授课时间。几年前，在他和我谈到这些时，我心中还有些不服气，因为当时自己正陶醉在第二个层次中，尤其是在特别有心得或正在着手研究的问题上，感觉学生听得也很尽兴。而随着在传播学这个领域里看得听得更多一些之后，虽然在行为上我还远远没有达到第三个层次，但已经认识到，只有在相应的领域里有了足够的见地和学术积累，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见这个领域的全貌，因而才有能力根据表述对象的情况，把握详略有序、繁简有度的平衡，在讲授一门专业知识时才能够既不乏引证，又有能力游刃有余地控制进度。对这样的境界的追求，也是这本书所努力的方向。

第二个子平衡是时间性方面的，媒介技术的发展是一个加速度的过程，拉斯维尔的5w中的which channel的变化，必然也引起其他四个w的变化，由此会生发出大量的新概念。于是在这里就要斟酌哪些新概念只是暂时现象，而哪些会由于其广泛而长久的影响力，应该成为一个术语。另外，第二版不是前一版本的增订版，而是相对独立的一个版本，有其自身的“新陈代谢”的需要，因而除了新增概念之外，还要考虑哪些概念是可以删去的，而在这里确定是否“过时”要比在日常生活中更慎重，在日常生活中不再使用的媒介或较为罕见的传播现象，在专业领域中却可能继续或显性或隐性地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

除了把握以上平衡之外，在第二版的编写过程中，我还更为细致地完善了注释，并且除了标注词条的英文之外，对于解释中所涉及的一些重要名称也加注了英文，这两项工作都是为了帮助读者对原文献或关键词进行进一步的检索，以使得这本书变成一本开放性的辞书。

同时，我也对各个词条的遣词造句进行了推敲，修改了第一版中的一些错误，以使得对词条的释义更为严谨。

《传播学核心理论与概念》第一版的撰写是在2007年到2008年之间，七个年头过去了，在同样的季节里开始第二版的编写，不免也会带来很多回忆和一些感慨。“7”这个数字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中是个“具有魔力的”数字，代表一个轮回，在过去的七年里，我的生活中也有许多变化，有令人喜悦的，也有令人悲伤的经历，但是值得感激的是，有一些重要的、美好的人在很多年之后，依然陪伴在我的身边。

李景强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我的北大学长、我的好朋友，也是这本书的倡议者——他提出了这本书的选题和大致构想。当然，他对我的帮助和影响远不止于此。

周丽锦女士是一位非常认真的编辑，在纸质媒介日渐式微、学术出版越来越不景气的今天，她的一举一动总给热爱知识、热爱书籍的人以慰藉、希望和动力。相对于她的好朋友、作者的身份而言，我更自豪于是她的读者，一本由她做责任编辑的书在我而言就是最大的质量保障。

庄国华老先生和冯晓春先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给予了我无条件的信任和最大的宽容，令我倍觉人生的美丽和生机无限。

对于我所执教的国际关系学院，特别是文化与传播系的学生们，我也心怀感谢，在与他们的交流互动中，我也不断汲取了成长和前行的力量。

对我来说，美好的生活总是构建于众多善良、热心、无私的人们的彼此帮助的基础之上，而这样温暖的情谊也促使我竭尽所能地做出积极的回馈。

董璐博士（donglu23@sina.com）

2014年深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