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前言
“盖棺公论定，不泯是人心”。这句古话看来只表达了部分真理。无数史实表明，人心不泯确系不易之论，而盖棺论定则未必尽然。对《大师和玛格丽特》及其作者米·布尔加科夫评价的变迁便是适例。
三十年代脱稿、六十年代始得与苏联读者见面的《大师和玛格丽特》，甫问世即轰动文坛，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议论声二十年经久不息，而且，如一位评论家所说，“每篇评论都大有引出另一篇新评论之势，这种情形一时似难结束”。一部描写古代传说和半世纪前的苏联生活的作品，何以引起八十年代读者如此广泛的兴趣？为什么小说一版再版，还总是立即被抢购一空呢？另一方面，苏联一些权威性资料中关于布尔加科夫的条目内容一再修改，由对他严厉批判变为肯定其创作及艺术成就，对这部作品由“默杀”转到承认其为讽刺哲理小说，这都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大师和玛格丽特》究竟是怎样一部书？它是一本“对二三十年代苏联社会现实进行恶意嘲讽”、“主张向恶势力投降并为它服务”的怪诞小说呢？抑或是“启迪人们内心的善，净化人的心灵”、“帮助人们牢牢把握住自己内心的道德准绳”、歌颂“人对真善美的大胆追求的”“当代苏联文学中的一部主要杰作”呢？众说纷纭。本书作者布尔加科夫又究竟是一个“不理解无产阶级十月革命”、“暴露了本身的人道主义弱点”的平庸作家呢？还是一位思想深邃、“以大无畏精神向一切恶提出挑战”、“集讽刺作家、幻想题材作家、现实主义作家的天才于一身”的文学大师呢？他为何曾把花费两年心血写到第十五章的这部作品的原稿付之一炬，后来又重新握笔，前后历时十二载，八易其稿呢？他在自知身患绝症、不久人世的情况下，在生活困苦、精神压力沉重、明知这部作品不可能发表的处境中，是什么力量支持他坚持修改并补充它，直至生命之烛燃尽呢？现在看来，至少可以说：盖棺时某些人论定他为“反政治的小说家和不严肃的幽默家”，把他的作品说成是“存心取悦于读者”、“恶意讽刺现实”等，这些结论是下得过于仓促了。为布尔加科夫恢复名誉成为苏联文艺界一桩重要事件，他的作品在八十年代仍如此畅销，这里必定有其内在原因。我们应该努力通过作者的思想、生活及创作道路探索他的创作意图，在作品本身中寻找其艺术魅力的源泉及上述问题的答案。
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一八九一年五月十五日出生于基辅市一个神学教授的家里。年幼的米哈伊尔在这个鄙薄骄奢、追求理想、崇尚平和、喜爱独立思考的典型俄罗斯知识分子家庭里，在多子女和睦相处的幸福环境中，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自幼喜爱文学、音乐、戏剧，曾幻想当歌剧演员。九岁时初读《死魂灵》，便深深爱上了果戈理独特的讽刺艺术风格。但他中学毕业后，却考入了基辅大学医学院。十月革命时他已是个大学毕业后在斯摩棱斯克省一所官立医院工作了一年半的年轻医生了。一九一八年春他返回基辅家中，不久即作为医生被佩特留拉分子征召。逃出后再度被征召。一九一九年国内战争的风云把他带到了大高加索山脉北麓的弗拉季高加索（今奥尔忠尼启则市）。他在这里为地方报刊写些小文章，为剧院写些宣传鼓动性剧本，初步显露出幽默和讽刺的天才。次年二月十五日，他毅然宣布完全放弃医生职业，开始了文学生涯。两年后他开始在《汽笛报》工作，同时为其他报刊撰稿，以亲身经历为题材写出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短篇小说、特写和小品文等，对当时种种不良社会现象进行了揭露和嘲讽，以其深入而细致的观察和风趣而辛辣的语言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喝彩。他的中篇小说《不祥的鸡蛋》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受到高尔基等人的重视。一位有才华的讽刺作家和剧作家趋于成熟。但与此同时，矛盾也日益暴露了。据老作家瓦·卡达耶夫回忆，布尔加科夫比当时《汽笛报》大多数记者年长十岁左右。由于出身、经历及所受教育的不同，在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上他与周围一些革命热情甚高、但缺乏理论甚至文化修养的年轻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一些自封为“革命文学”代表的人对他的指摘也日益激烈。
二十年代是苏联政治思想领域充满激烈斗争的时期，文艺界的情况尤为复杂。当时，被列宁斥为“伪造历史唯物主义和玩弄历史唯物主义”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派”正在大力推行其否定过去一切文化、创建特殊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实验。“拉普”自封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唯一诠释者，提出“没有同路人，不是同盟者就是敌人”的错误口号，动辄把创作思想和方法上的分歧说成政治问题，把一切讽刺文学都看成“给苏维埃社会抹黑”。连马雅可夫斯基的讽刺剧《澡堂》也遭禁演。用维·奥泽罗夫的话说，当时“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思想、粗暴的命令主义和宗派主义方法造成了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气氛”。
在这样的时期，一九二六年十月，公演布尔加科夫根据其长篇小说《白卫军》改编的剧本《图尔宾一家的命运》（以下简称《图尔宾》）当然会引起强烈反响。剧场里虽然场场满座，但在许多群众为它欢呼的同时，也有些人愤怒地谴责此剧，叫喊“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白卫军辩护”、“仇视革命”。因此一九二七年《图尔宾》曾一度被禁演。接着，瓦赫坦戈夫剧院上演他的《佐伊卡的住宅》和《紫红岛》。作者为此受到越来越猛烈的攻击，他的住处受过搜查，本人受过传讯，有的作品（如中篇小说《狗心》）被查禁、被没收。他在一九二七年以《青年医生札记》的总题目发表的一组短篇小说，实际上便成了他生前在苏联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在这种形势下，莫斯科艺术剧院关于公演他的另一部话剧《逃亡》的预告引起了轩然大波是很自然的。尽管高尔基也认为《逃亡》“是一部极好的喜剧，看不出对白卫军有任何美化”，但结果，不仅《逃亡》未能上演，连《佐伊卡的住宅》《紫红岛》和《图尔宾》等也都被禁演了。
只是二十年后，当《斯大林全集》出版时，人们才知道，原来是斯大林在一九二九年初写的一封信中曾指出：“布尔加科夫的《逃亡》……是企图为白卫分子的活动作辩护或半辩护的表现……是一种反苏维埃现象”。斯大林还曾表示希望作者对《逃亡》中的八个梦“再增加一两个梦”，以便写出“国内战争的社会动力……使观众能够了解……布尔什维克做得完全正确”。当时的收信人是否曾把斯大林这一希望转告作者，我们不得而知，但事实是：《逃亡》没有补充，也未能上演。在同一封信中斯大林还说，《图尔宾》“这个剧本本身并不那么坏，因为它给我们的益处比害处多……显示了布尔什维克无坚不摧的力量”，可他同时又认定剧作者并无达到这种客观效果的主观愿望。这样，布尔加科夫的种种遭遇和焚稿就不难理解了。但布尔加科夫并未被压垮，他决心“微笑着接受厄运的挑战”，表现了坚定的信念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一九二七年，他开始写作以法国古典喜剧大师莫里哀的生平为背景的剧本《莫里哀》。据作者自己说，这个剧是为了突出“艺术家与政权”的主题，表现“真正的艺术与君主专制制度的互不相容”。第二年他开始了长篇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创作。
然而，舆论和生活的压力毕竟是巨大的。在作品不能发表、生活困难、朋友疏远、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布尔加科夫迈出了他生平重要的一步——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八日他直接给苏联政府写了一封坦率而诚挚的信。他直言不讳地说明了自己的处境：“我分析了我的剪报册，发现国内报刊上对我十年来的文学创作活动总共刊载过三百零一篇评论，其中赞扬的只有三篇，其余二百九十八篇均属敌视和谩骂的。”他声明他的立场和态度被评论界歪曲了，请求当局只根据作品对他进行评价，不要夹杂其他因素。同时，他请求政府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给他一个助理导演的职位，并说：“如果不能任命我为助理导演，我请求当个在编的普通配角演员。如果当普通配角也不行，我就请求当个管剧务的工人。如果连工人也不能当，那就请求苏联政府以它认为必要的任何方式尽快处置我，只要处置就行……”
一九三〇年四月十八日，布尔加科夫家里沉默已久的电话忽然响起来——电话是斯大林亲自打来的。事后，作家的夫人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根据丈夫的口述在日记里追记了这段谈话：
斯大林 您的信，我们收到了。我们几个同志都看过了。我们表示同意，您会接到答复的。不过，或许真的应该放您到国外去？怎么，我们已经使您很厌烦了吗？
布尔加科夫 最近这个时期我一直在反复思考：一个俄罗斯作家能不能居住在祖国之外？我觉得，不可能。
斯大林 您想得对。我也这么想。您是希望在哪儿工作？是在艺术剧院吗？
布尔加科夫 是的，我希望这样。我表示过这种愿望，但他们拒绝了。
斯大林 那您就递一份正式申请嘛！我看，他们会同意的……
斯大林的电话就是对那封信的回答。日理万机的斯大林亲自打来电话，这本身就足以说明许多问题了。后来，布尔加科夫被录用为助理导演了，业余仍从事文学创作。这期间他完成了剧本《莫里哀》和一部同名传记体中篇小说及一个剧本《亚当和夏娃》，还为巴黎出版社修改了《白卫军》全文，并重新开始写《大师和玛格丽特》。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旬，苏联政府作出决议：可以恢复《图尔宾》的上演。二月十八日该剧重新与观众见面。演出结束时观众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要求与剧作者见面，演员谢幕达二十次，但待在后台的作者却始终没有露面。他当时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因为他最清楚自己的处境：其他作品仍然不能发表或上演，几篇新作送审后没有回答，出国旅行的申请遭到拒绝，当局对他的看法不见好转。不过，逆境却使这个“自幼腼腆、斯文、安静”的人充分显示了他真正的品质。他认为：“作家不论遇到多大困难都应该坚贞不屈……如果使文学去适应把个人生活安排得更舒适、更富有的需要，这样的文学便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勾当了。”他言行一致，不顾戏剧界权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意见，拒绝修改《莫里哀》，坚持贯彻自己的创作意图，致使该剧的上演一拖几年，上演后又随即受到《真理报》的严厉批判而停演。他又拒不按出版者的意图修改同名小说《莫里哀》，小说因而也未能出版。他坚守自己的人生信条。在临终前十天他还对初次来探视的全苏作协书记法捷耶夫直率地谈出了自己对许多人和事的看法，使这位来作“礼节性探视”的“文艺界大官”深受震动，不由得坐了几个小时，事后还为与他相知太晚而深感遗憾。法捷耶夫终于承认布尔加科夫“是一个不论在创作上，还是在生活上都没有背起沉重政治谎言包袱的人。他走过的是一条真挚的人生之路。”歌德说过：“每个艺术家身上都有一颗勇敢的种子。没有它，就不能设想会有才华。”布尔加科夫的才华是和他的勇敢分不开的，他把自身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一九四〇年三月十日于莫斯科逝世。他的《大师和玛格丽特》直至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才由苏联大型文学刊物《莫斯科》首次发表。
初看，《大师和玛格丽特》似乎“就是一个魔王沃兰德走访莫斯科，捉弄‘莫斯科居民’的荒诞故事”，具有“明显的讽刺现实的意义”。再看，我们便会被“小说中的小说”——彼拉多处死耶稣的情节所吸引，它使我们产生一种新鲜感的同时，还在我们头脑里画出一些暂时还轮廓不清的问号。又仔细读一遍，我们便会吃惊地发现作者是多么巧妙地把历史传奇、神秘幻想和二三十年代的莫斯科现实生活糅合起来，让人和妖、神和鬼、贤和愚、美和丑一齐来显示其本来面目，把许多表面上彼此无关、实质上涵义相通的故事连成了一个独特的有机的艺术整体。由此，我们不由得便要思考各种人物——历史的、幻想的、现实的人物的命运，探索作者的创作意图，当然，这时便难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无怪乎康·西蒙诺夫说：“《大师和玛格丽特》属于这样一类书，对这类书，不同的读者将抱着不同的态度阅读它，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喜爱它，各自从中汲取不同的养分。”
不论从艺术结构上看，还是从思想内涵上看，《大师和玛格丽特》都是一部多层次、多侧面的复杂作品。在这里，社会庸俗生活的画面、一张张丑恶嘴脸、纯真的爱情、执著的追求、善恶美丑之间的斗争、人生价值的思考、精神支柱的求索、永恒真理的探讨，都各自在不同层次上显示着艺术魅力；从人物的心理描写、性格刻画，到餐厅、剧院、机关、商店里的种种景象，一个个不同的侧面使我们目不暇接。布尔加科夫以其丰富的艺术想像力和高超的结构技巧把我们带进一个奇妙的世界。在这里，我们会感到遥远的历史事件仿佛就发生在眼前，虚幻的东西仿佛是现实，生活中的现实反而像是梦幻；有些乍看使我们感到荒唐之极、为之震惊的现象，冷静一想，却原来是早已司空见惯的，只是我们过去没有留意或不敢去想它而已。作者带着我们时而飞向月宫，时而进入地狱，时而倒退两千年站在各各他的十字架旁，时而又回到莫斯科，待在精神病院……可是，我们并不因这迅速的时空变化而头晕目眩，反倒觉得情节错落有致，线索泾渭分明，每个悬念都有着落，每一伏笔都有交待，处处可见作者长期构思的痕迹。读后掩卷沉思，透过离奇的情节和揶揄的语言，我们便能感到，贯穿全书的是作者严肃的哲理思考。耶舒阿（即耶稣）为信念献身、彼拉多落得千年悔恨、柏辽兹无法支配自己、伊万变成另一个人、大师未能进入光明世界、玛格丽特得偿夙愿、怠慢忘身者当众出丑、撒旦对人心进行考验，这一切实质上都在说明一个中心问题：精神支柱对于个人以及整个社会的极端重要性。精神支柱是须臾不可或缺的，缺了它，人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社会便失去其赖以维系的力量，变为互相撕咬的一群。
有人说柏辽兹是“魔王恶作剧的无辜牺牲品”。在作者看来，这里既没有恶作剧，也谈不到无辜。他认为，可恶而又可怕的并不在于相信耶稣和撒旦的存在与否，而在于不应由此得出结论：既然没有上帝和魔鬼，人便可以为所欲为，并从而否定一切文化传统、精神价值和人们心中的“上帝”——最根本的善恶观念。作者认为，正是这种认识中蕴含着对人类发展前途的莫大危险。作品反映出一位有历史责任感的文学大师对人类文化传统、对善与恶这一永恒主题的严肃思考。这是作者人生哲学和创作思想的总结，是他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
把现实、幻想、历史、神话糅到一起的怪诞形式只是为创作意图服务的手段，是内容本身的需要，不是作者的目的，更不是为了“取悦读者”。作者确实在嘲笑和讽刺，但他不是在抒发胸中的郁悒，而是在严肃地批判。使用奇特的手法不是哗众取宠，而是为了更鲜明地突出人们习以为常的某些事物的实质。为了揭示本质，启迪人思考其未曾思考、不愿或不敢思考的问题，而让神怪出现，让无生物说话，用狗、马等动物的眼睛进行观察等手法，在文学作品中原本不是鲜见的。总之，作者的“笑”是严肃的，是有积极意义的，它不只是在否定，而本身就包含着肯定。作者为我们留下的是一部独特的幻想哲理小说。
构成这一艺术整体的几十个人物，都有“个性”，都呈现为一个小小的“世界”，都是这个整体所必需的。但是，本书的真正主人公是谁？对这个问题还存在不同的看法。从书名看，很明显。但如果思考一下作品的内容、创作过程、作者的处境以及确定最后书名之前的几种方案（《魔法师》《蹄足顾问》等），看法就不尽相同了。这里只对其中几个人物作些简单的分析。
“黑暗世界之王”沃兰德的形象贯穿全书。按传统看，他应是“恶”的象征；他与马太的对话像是在为黑暗和恶辩护；他的随从也在莫斯科作出了许多荒唐事。但这并不足以说明他就是恶的化身。他来莫斯科，目的是了解“莫斯科居民的内心是否发生了变化”，他认为这个问题比物质建设成就“更为重要”。为此，他选择了剧院这一最容易观察大众的场所。他没有恶作剧，只是造出一些夸大事物本质的环境来检验人们大声宣布的信念是否真诚，是否坚定。他与靡非斯特不同，他既不保护恶，也不诱人作恶，只是按“分工”管理那些该由他管的（作恶的）人。我们看到，他既没有参与耶路撒冷那场大悲剧，也没有想影响莫斯科的生活。他局限于考验和观察。柏辽兹、索克夫、麦格尔的死只是他所预见到的。在他的考验面前，自称无神论者的柏辽兹和伊万却暴露了他们的信念的脆弱性（看到“透明男人”便“面无血色，心慌意乱”；去追赶外国教授要拿起蜡烛，挂上圣像）。至于“卢布雨”和“法国时装”，分明是“戏法”，但人们就是宁愿信其真，不愿信其假。非分之想、贪欲之心迷住了人们的良知，才招来了侮辱。“物必自腐，而后虫生”。既然人自己不尊重自己，岂能指望别人尊重他？沃兰德非但不迫害善，不倡导恶，他还尽可能帮助善良的人和回心向善的人。沃兰德没有干涉生活的自然发展，而是听任人们在各自面前的许多道路中自由选择。当然，道路可以自由选择，但后果也必须自己承担。
还可以从沃兰德关于亚巴顿的谈话看出他对善与恶所持的超然态度。而如果从他最后飞离麻雀山时恢复的本来面目看，他又像是自然界和生活本身，即体现着伟大辩证法、包含着矛盾、包含着光明与黑暗、善与恶、同时又超然于这一切之上的大自然本身。总之，沃兰德不是善的对立面。他的形象非但不使人产生憎恨、厌恶或恐惧，倒毋宁说，在这个没有沃兰德的世界里，或许人们还宁愿出现这样一个沃兰德呢。
直到第十三章才正式登场的大师是个始终不知姓名的人。这位历史系毕业生只因中彩得了一笔钱，便自认为生活有了保障，遂放弃博物馆的工作，去专门从事写作。他的秘密情人玛格丽特崇拜他的才华，称他为“大师”，他也就以大师自称。由于他以耶稣故事为题材写的小说刚发表一部分便遭到围攻，他惶恐万分，最后抛弃一切，逃进疯人院。他发现疯人院里“并不那么糟”，因为那里一切听安排，无须自己思考。这个人确实以极大的勇气和热情写出了一部小说，但他自己又把它烧毁了。后来，当沃兰德问他将来的打算时，他表示：即使有可能，他也无意再从事写作。他做的另一件事是培养了一个“学生”——伊万。但是这个在大师启发下“明白了许多道理”的伊万并没有走大师的路。大师最终没有赢得光明，只配从沃兰德那里得到永安。玛格丽特身上无疑体现了俄罗斯女性的优秀品质。她那炽烈的爱、善良的心、对美好事物的执著追求和勇敢的献身精神，都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她和大师的最后结局无疑也是作者为永恒的爱谱写的一首颂歌。
作者对彼拉多的独特处理主要不在于这一人物是否符合《圣经》或历史，而在于作者赋予他的新的特质发人深思。作者通过彼拉多向我们揭示了耶舒阿道出的一条重要真理：怯懦是人类最可怕的缺陷。
彼拉多曾是驰骋疆场的骑士，因屡建战功深得宫廷赏识，成了罗马帝国派驻犹太的总督。论经历，论爵位，似乎他身上都绝无怯懦可言。但作者却通过对他的内心的挖掘，向我们揭示出怯懦的更深层的涵义。从根本上说，具有决定意义的善恶斗争本来就是在深层，而不是在表层进行的。
彼拉多的沙场经历使他习惯于相信力量，不相信人的善意。但他还是个没有丧失良知的人，因此，耶舒阿的话，尤其是关于真理王国和怯懦的话，深深震动了他。他理解耶舒阿，但又不敢正视这一点，因为这违背他为之服务并赖以保持爵位的理论；他知道无辜的义人耶舒阿将因犹大的出卖被处死，他想释放他，不愿杀害义人，不愿成为犹大的同谋者。但是，这位深知政治游戏中的残酷性的总督又不敢不考虑地方当局的意图。这时在职务和个人良心的夹缝中痛苦挣扎的彼拉多便开始寄希望于耶舒阿本人。他根据自己的怯懦人生哲学断定，耶舒阿也会为了免于一死而暂时撒谎（只要不承认对犹大讲过的话就行了），于是他极力给受审人以暗示。当他看到耶舒阿按自己的信念行事，选择了讲真话（即死亡）的道路时，他暴露出他的怯懦心理。但他仍不甘心让“流义人血之罪”落到自己身上，他三次询问大祭司到底要释放谁，其目的无非是想说：“流义人血之罪，不在我身上，你们自己承担吧！”
最后，当死刑已经执行，怯懦已造成千古恨时，他后悔了。原先他还摆出理所当然的样子说，总督不会愿意为了一个流浪人的生命而断送自己的前程，此刻他却宁愿断送了。他千方百计想减轻良心上的重负，但一切都无济于事，他的良心找不到避风港，他永远不得安宁。甚至最后同耶舒阿一起走在月光路上时，他还在恳求这个流浪哲人证明“死刑没有执行”，尽管这时他对怯懦已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它是“人类最大的缺陷”……多少人由于一时的怯懦而造成终生悔恨，人类由于某些人的怯懦而遭受过多少原本可以避免的灾难啊！所以，作者不允许彼拉多像《圣经》故事中那样在众人面前洗手了事，而是让良心惩罚他两千年，这样严厉的惩罚具有深刻的涵义。
曾有人指出《大师和玛格丽特》中这样那样的不足以及作者的世界观、道德观方面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瑕不掩瑜，作者留给我们的毕竟是一部非同寻常、耐人咀嚼、发人深省的杰作。今天，布尔加科夫的作品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所接受。他在俄罗斯和世界各国读者中的声望越来越高。这一事实证明了本书中的另一个中心思想，即某些价值是永存的。真理可能一时不被接受，但终究会被接受。“不泯是人心”。
借此机会谨向翻译此书过程中给予我帮助的各位专家和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
译者
一九八六年二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