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自治会的副会长

1945年，国民党回到上海后，宣布原在沦陷区的大学生是“伪学生”，不承认他们的学籍，并要对他们进行甄审。本来对国民党还寄以满腔期望的大学生们，一下子被迎头浇了一盆冷水，所有的学生都愤懑不平。除了极少数自以为有门路的同学外，大家都主张要团结起来据理力争。于是在党组织的引导下，学生开始组织起班会和级会来。

交大有个传统，每个班中入学考试成绩最好的学生就是这个班的班长，我们机械系1947届班的班长本来是朱发稼，他在1946年去重庆后，班长就由当初的第二名蔡姓同学担任，可是他对组织班会并不热心，引起了同学们的不满，大家罢免了他，选举了我做班长，组建班委。抗战时，上海交大徐家汇校舍被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和部分日军所占，交大只能挤在原法租界爱麦虞限路的中华学艺社，离学艺社不远处有一片空地。我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许多课如微积分、物理、化学等都是上大课，电机系和理学院一起上课，机械系和土木系在一起上课，我们开玩笑叫“鸡兔同笼”。大教室里的桌子是长条桌子，凳子是长条凳子，座位是随便坐的。所以同一级的同学都比较熟，1947届当时应该进三年级，已算是高年级。1946届学生即将毕业，有个毕业后就业问题，行动非常谨慎。1948届进校才一年，对学校各方面还不熟。1949届更是刚刚考上，还是小弟弟，所以当时最积极的是我们1947届。

1946年，丁仰炎担任机械系四年级班长的名册

各班的班委组成后，开始成立全校的学生自治会。周寿昌被选为会长，我被选为副会长。我和寿昌是高中同学，本来就比较熟，这一来就更接近了。学生自治会还成立了党组，由周寿昌、胡国定、孙增闳和我4个人组成，胡国定任组长。党组开会经常在我家或国定家，有时也曾在增闳家开。这时国定的父亲已经去世，我父亲不在上海，我们两人的母亲都积极支持我们的活动。自治会也经常在我们两家召开积极分子会议，每到吃饭时候，朱尔鑫就买一堆面包和花生米之类的食品，用长袍子的前摆兜着，回来分给大家。他和我原在初中就是同学，后来因病比我晚了两届，也是自治会的积极分子。几十年后，每次他来看我时，我母亲总要对他重提当年旧事。

交大党组织提出的“人民无伪、学生无伪”的口号成了广大同学的共同心声，一再呈文得不到任何回音，同学们也主张诉诸社会。为了把分散的群众斗争集中统一起来，六所学校学生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11月11日，愤怒的学生再次走向街头游行示威。当时示威游行时的《告市民书》大多由寿昌和我起草的，上海音乐学院的李德伦、瞿希贤、陈亮等人经常在游行示威或群众集会中指挥大家唱歌，对鼓舞斗志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当时已是11月了，别的学校已上了两个月的课，同学们担心学业荒废而惶恐不安。组织上针对这种情况，通过学生自治会组织学习成绩好的高年级同学给低年级同学上课，当时教室是借慕尔堂（基督教堂）的，讲课的同学有周寿昌，也有我，我讲的是大学物理。

经过同学们反复的联合斗争，1946年6月，我们正式转入国立交通大学，历时10个月的反“甄审”斗争终于胜利结束。这次斗争大大提高了同学们的觉悟，许多积极分子像我们班的陶尧、王惟本等都参加了党组织；从雷士德工学院并到我们班的李国富、杨德兴、李学方也都是党员，在重庆来的交大同学中，熊庆生是党员，上海、重庆两部分合并后，我们班很快发展了刘继明、陶龙等同志入党，因病休学的蒋淡安同志，这一年病好复学后，也在我们这一班，使我们班成为党组织力量相当强的班。在此期间，“今天社”“创社”“知行社”“山茶社”等进步社团以多样的活动方式，活跃了校园的民主进步气氛，鼓舞和影响了许多积极分子，他们从这里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学生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