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甄审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中共上海学委的正确领导下，交大党组织团结发动大多数进步学生，接连不断地开展了各种爱国民主运动，使交大成为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上的核心力量，交大党组织也在斗争的锤炼下不断壮大，逐步成熟，在群众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首先开展的是反“伪学生”甄审斗争，这是地下党领导的一次比较大的学生运动。抗战刚刚胜利时，多数学生对国民党、蒋介石存在很大的幻想，认为国民党是正统的执政党，蒋介石是个民族大英雄；对共产党及对苏联的认识却很不够。上海一胜利，国民党势力返回上海，就拼命宣传抗日胜利是国民党军队的功劳，还有美国两颗原子弹的作用，人们对胜利感到很喜悦，很满意。抗战期间，交大徐家汇校园被日本人占用了，师生被迫搬到法租界办学，租借震旦大学、中华学艺社多余的校舍办学，地方很挤很小；现在胜利了，师生们心情都很兴奋，自发地到徐家汇校址去看看，希望早一天搬进去读书。

但正在这时，国民党的教育部却不承认我们交大沪校学生的学籍。抗战期间留在上海的六个大学，除了交大（沪校）外，还有上海医学院、上海商学院、雷士德工学院等。国民党的教育部称这几所大学是“伪大学”，认为我们学生是“伪学生”，说我们思想已奴化，要把我们集中训练，甄审过关才行。这时重庆交大的师生分批来到了徐家汇校园，我们这边接管人是李寿雍，他不让我们与重庆交大学生合在一起，学生们就很着急。这对群众的打击很大，大家都很气愤，也非常失望，好像劈头盖脸浇了一盆冷水。重庆交大来的学生，有的看不起我们，说在上海的交大投靠汪伪，不正统。当然其中也有好的学生，同情理解我们。其实，我们坚持在租界里读书很艰苦，非常不容易。交大学生考进来都是各个中学里面的尖子生，进校后读书很用功，学校管的也很严，每周上课30多个学时。交大学生一般家庭不太好，生活很艰苦。我们地下党就组织义卖活动，帮助困难同学；也动员同学留在上海同汪伪政权进行斗争。

我们地下党就抓住广大学生争取正当读书的权利，组织领导他们反对所谓的“伪学生”、反对甄审的斗争。斗争时，我们利用班级、学系出面，支持周寿昌等一些积极分子，他们功课比较好、在学生中威望高，容易争取中间学生的支持，我们党员一般在后面暗中指挥联系。抗战胜利之初，全校性组织比如学生自治会是没有的，只有系科性活动。那时，党的力量小之又少，就通过班级中积极分子共同商量问题，也没有什么形式，好像是自发的，组织过几次学生去教育局请愿。

1946年12月，沈讴填写的交大清寒学生志愿书

开始请愿时，学生都还不习惯这种方式，队伍也不多，后来我们联络其他被当作“伪大学”的学生，游行队伍一次次就壮大起来。同时，我们在社会上进行广泛宣传，让广大市民支持我们，给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我们也向各方面发公开信，刊登到《密勒氏评论报》上。我们的口号是“人民无伪，学生无伪”“我们要读书”。有一次请愿，我们经过河南路天妃宫桥，敌人就摆起机关枪，阻止我们前行，让学生非常气愤。

当我们听到蒋介石来到了上海东平路，就发动群众去请愿，以便消除学生们对蒋介石的幻想。当时请愿过几次，没什么效果，别的地方的学生都开学了，我们还在马路上游荡。我们到东平路蒋介石寓所时，上海警备司令部的宣铁吾就派铁甲车及大批人来阻挠学生前进，学生仍旧大声呼喊着口号。

蒋介石住的房子窗门是关好的，有灯光。我们等了一晚，也叫了一晚的口号，还是没有见到蒋介石。附近居民很同情我们，一些年龄比较大的居民烧开水、拿零食给我们吃，对大家教育很大，感到群众支持我们，我们自己更要坚持下去。直到凌晨，军警才来说，蒋总司令要接见你们了，你们往后退，快排好队，结果还是没见着，原来他从后门溜走了。实际上，斗争到后来，学生们精疲力竭，我们预见这样也解决不了问题，就考虑收缩斗争，与他们军警谈判，让我们在蒋介石的住宅前通过一下，他们同意了。在通过时，我们也不指望见到蒋介石，而是想在蒋介石的面前叫叫口号，让他听听。过去斗争只是一般教育局的官员接待、应付我们，这次直接与蒋介石碰头。通过这次斗争，大家对蒋介石是恨透了。

不过，经过这次还有以后几次的接续斗争，社会舆论和正义者也支持我们，当局不得不作出让步，虽然还是要用“上海临时大学”的名义，但已答应我们可以进交大校园里面读书。这时，地下党认为目的已达到，就此结束了斗争。我们进入交大校园学习时，已是11月初了。重庆交大的三、四年级已经到上海，我们按照院系合并在一起上课读书。通过反甄审的几次斗争，我们对学生的政治面貌也摸了一次底，党在群众中的影响逐渐扩大，周寿昌这些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大多被吸收进共产党，党员增加到20多人，我们在临时大学里面也设有党支部，我是支部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