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办“工业品展览会”

“技协”成立后，为了扩大在社会上的影响，赢得民族资本家的支持，举办了三次“上海工业品展览会”。当时的情形是抗战胜利了，一大批上层民族工商业者由内地返沪，本以为迎来了发展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却不曾料到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不扶持民族工业，银行不贷款，政府不订货，市场上美国货廉价倾销，挤掉了国货的发展空间，民族工业举步维艰。上级党组织指示“技协”要发挥自身优势，促成科技与工业相结合，做好民族资本家的统战工作，共同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我通过自渝回沪的老同学、中国妇联理事王务安，结识了时任该会常务理事的胡子婴和罗叔章，胡子婴、罗叔章二人同时也是工商界的知名人士。我和她俩经过讨论，确定了第一批开展工作的对象。于是我以“技协”常务理事和工厂厂长的身份拜会了迁川工厂联谊会负责人胡厥文、中国铅笔厂总经理吴羹梅、上海机器厂经理颜耀秋、亚浦耳灯泡厂经理胡西园及天厨味精厂创办人吴蕴初，向他们陈述举办工业品展览会的初衷和宗旨，获得了他们的一致认同。胡厥文等人还带我和钦湘舟出席了民族工商业者为交流工业信息而举行的星期五聚餐会。我俩在会上介绍了办展览会的设想，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和热烈讨论，很多人当即表示愿意参加展出。

经过前期的充分准备，最终展览会于1946年3月24日在西藏中路宁波同乡会馆揭幕。展览内容分为科学世界、模型展出、日用工业品生产过程介绍、各类产品展出及义卖部等五部分。展览会既普及了科学知识，又宣传了国货品牌，很好地做到了科学与工业的结合。整个活动共持续了7天，参观人数达10万人次。当时的《新闻报》《大公报》都对此次展览会作了大幅连续报道，社会上也反响强烈。展览会的成功举办也促使科技界和实业界上层对“技协”给予了很高评价，更便于我们此后工作的开展。另外，义卖品和场地所得收益也为“技协”后来开展活动赚取了经费。1947年10月和1948年年底，我们又接连举办了两届工业品展览会，也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办工业讲座也是“技协”的一项主要活动。我们针对现实问题，定选题，请讲师。例如我们曾组织过为期两周的“中国工业化问题讲座”，邀经济学家季崇威、勇龙桂和纺织专家陈维稷等人前来主讲，这吸引了一大批关心中国工业前途、反对蒋介石当局摧残民族工业的青年科技人员的关注，每次讲座会场上都座无虚席。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我们也努力维持《工程界》和《技协通讯》这两份杂志的出版，因为这是维系党和科技人士的精神纽带。工业讲座上的一些精彩内容我们会选择性地刊登在《工程界》上，像钱伟长的《火箭炮及其他》、钱学森的《怎样研究工程科学和研究些什么？》、钱三强的《从国际科学工作者的集体研究精神看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等报告，《工程界》都刊载过。到上海解放时，“技协”成员已发展至3000多人，并先后在市工务局、市铁路局、市公用局、市电力公司、浚浦局、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和中国农业机械公司等各大企事业单位建立了八个支会。

“技协”在上海解放前夕的护厂护路、城市接管、争取重要科技专家留在大陆参加新中国建设方面都发挥了作用。我们通过在工矿交通企业和公用事业单位工作的会员的关系，组织协会成员前往参观调研，以收集资料，熟悉情况，绘制图纸，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比如有个在江湾飞机场工作的会员就绘制了机场蓝图并交给了地下党组织。国民党军队败退前，我们要求“技协”成员坚守各自的工作岗位，同职工一起维持正常生产，保护厂房设备，尽可能避免人为破坏。“技协”不少同志还被输送到东北、华东的一些大城市参加城市接管工作，如钦湘舟、沈惠龙就被组织上派往济南，我和雷树萱则参与了上海经济部门的接管工作。

全国解放在即，一部分科技专家由于对共产党的政策不甚了解，而对国家和个人前途感到迷茫，他们对国民党已然绝望，但对共产党仍抱有疑虑，担心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是否会致力于国家建设？科技人员是否有用武之地？所以部分人考虑离开上海前往港台或美国定居。针对这些人，我们通过摆事实说服他们留下。我们通过国内外报刊的报道，向他们介绍东北、华北等已解放城市恢复生产建设、一切走上正轨的事实；同时还利用“技协”会员与其他科技人员之间的通信，揭示出港台一些民族资本企业因美日货物倾销而发展前景黯淡的残酷现实。通过这种开诚布公的交流，很多原本打算离开大陆的科技专家最终选择留了下来。像赵祖康、茅以升、吴有训、吴觉农等科技界上层人士都决定留下，我们通过他们稳定了科技界的人心，为新中国建设留住了大批技术人才。

1950年底，“技协”停止活动，但此后的“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科普”）、“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科联”）及“中国科协”都是在“技协”的组织基础上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