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在洛川与肤施进行的秘密谈判
客从远方来
千万年来，黄土高原顶天立地，一年四季经历着严寒酷暑的折磨、雷轰电劈的锤炼。它身上千沟万壑的壮丽，正源自这种“天地交，万物通”的造化。但细细地观察和研究却会发现，不论是严寒酷暑，还是雷轰电劈，这些“硬碰硬”的强硬自然力，并不是造成它身上那种千沟万壑、沧桑刚毅之美的唯一力量。相反，看似相对柔和的风雨却起了更重要的作用，风吹来的泥沙不断地堆积着黄土高坡，而又长年累月耐心地摩擦风蚀，切削着每个山体的侧面，留下了岁月的万种风情。雨水滋润着大地，原本又干又硬的黄泥，遇水就变松、变软。在流水山洪的冲刷下，黄土高坡被切割得沟壑纵横。哪怕是最坚硬的山石，也因身边的黄土潮湿变软而不得不放弃顽固立场，下沉滚落，最后随波逐流而去。看似“温和”的风与雨，才是造就黄土高原奇异景观的鬼斧神工！
东北军与陕北苏维埃红军的“围剿”与反“围剿”，是一场硬碰硬的生存战争，一场血与火的大拼杀。王以哲及他率领的那部分东北军遭到沉重打击，造成的伤害难以估量。同样，红军也因战争而蒙受严重损失。同时陕北高原土地贫瘠，人口稀少，物资紧张，红军兵力无法大量补充，供给源头枯竭，苏维埃政权因此十分艰难！就拿红军的总数来说，9月18日永坪会师时，红十五军团总兵力有七千多人，而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时，红一军团也有八千人马。可是，11月3日在甘泉县下寺湾开会决定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合并时，红军总数只有一万两千人，此时，直罗镇战斗还没有开打，可见红军减员就已经十分严重。如果双方旷日持久地“硬碰硬”搏杀下去，那艰难必将继续维持着，历史就不会出现后来所展示的那种丰富多彩的局面。
能不能放弃僵硬的较量，而换一种思维，采用柔和的非战争方式来改变局面？
这问题同时摆上了红军和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王以哲的案头。
1935年10月底，张学良刚动身去南京参加国民党的四届六中全会，此时东北军与红军的直罗镇战斗还没打响，但王以哲已经深受战斗失利的折磨。他在苦闷中徘徊、苦苦思索，寻求摆脱困境的途径。正当此时，远方的客人来了。
来者是两位东北老乡，其中一位是高崇民，另一位是孙达生。
高崇民是王以哲的老朋友。王以哲曾当过张学良卫队长，而高崇民也曾是张学良的秘书，他们不仅是朋友，更是多年的同僚。九一八事变之后，王以哲先后被张学良任命为北平军分会军衡处中将处长和第六十七军军长，随后的两年时间他就在北平和华北地区抵御日本侵略。那时高崇民正在北平与阎宝航、车向忱、卢广绩、王化一等一道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从事抗日宣传活动。那些年月，王以哲与高崇民来往密切，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高崇民此来，还与另一个人有关，那人是杜重远。杜重远原本是海外学习陶瓷美术工艺的专业人员。但他与高崇民一样是东北籍的左派人士，也当过张学良秘书。原本，他在辽宁拥有一家大型陶瓷工厂。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东北，他失去了产业。幸得张学良出资帮助，他又成了江西景德镇一家瓷器厂的老板。杜重远是个成功商人，又是社会活动家。他在上海霞飞路附近的金神父路安和新村8号的家，堪称豪宅。只要杜重远在上海，那里就经常高朋满座，是上流社会的交际场。其实豪华只是一种掩护，杜重远常与潘汉年、胡愈之、高崇民、孙达生等人在客厅搓麻将，其实他们是在麻将桌上进行秘密交流。
提起杜重远，王以哲自然不会忘记这位知心朋友。他们之间一直多有往来。1933年，张学良下野，老蒋为笼络王以哲而请他上庐山，赠送了一笔丰厚的礼金。王以哲决定把这笔钱用来给全军少校以上军官每人定做一套瓷器茶具，每件茶具上烧制这名军官的姓名，并向这些军官加送一套《曾国藩全集》和一支派克金笔，礼金余款部分用来给全军每个官兵加发一套军服。当他下庐山应杜重远邀请参观景德镇的瓷器厂时，就把礼金交给了杜重远，委托他的工厂制备瓷器茶具并协助采购办理其他赠送的物品。
不过就在1935年上半年，杜重远因“《新生》周刊事件”而陷牢狱。
《新生》周刊是杜重远出资创办的。1935年，《新生》第二卷第十五期发表了署名易水的文章《闲话皇帝》，称大倭天皇只是傀儡，实际一切均由倭军方和财阀决定。日本驻上海公使借此文造事，向中国抗议，并策动日本浪人在上海租界内外以游行为名挑衅滋事，无事生非。日本军方在上海扬言要动用军事手段回应。法租界巡捕房也屈从日本的压力而对《新生》周刊施压。杜重远和中共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孙达生担心文章作者艾寒松（笔名“易水”）遭日本浪人毒手，就协助他避难远走。在法国殖民当局的默认下，日本方面以“诽谤天皇”的借口把《新生》周刊告上法租界法庭。此时法租界的“会审公廨”已由中国当局收回，改名为“江苏省第二特别法庭”。虽然法庭的全部法官和检察官由中国人担任，但凡涉及与外国人相关的案子，依然不采用中国政府的法律而继续沿用法租界的条例。杜重远先生因连带责任被无理判处一年两个月徒刑。尽管辩护律师吴凯声博士认为法庭判决是“屈从恶势力，丧失了正义”，并提出强烈抗议，但一切无济于事。此事引起大众的强烈抗议。为平息舆论，杜重远先生随即获得法院批准：保外就医。他转到上海虹桥疗养院养病，法院的审判也只是一种敷衍日本人的手段。案后，孙达生被迫离开上海，应北平朋友的邀请而北上。
1935年10月，高崇民来慰问杜重远。
此前，杜重远受中共的委托，准备写信给张学良、杨虎城，希望张、杨能以抗日的名义，联合中共，结束内战。
杜重远见高崇民到来，不觉眼睛一亮：他正是向张、杨传达这种建议的最适合人选。于是杜重远就和盘托出肺腑之言。高崇民见杜重远的意见与己竟然不谋而合，就欣然受命。于是老杜分别写下亲笔信，托高崇民带给张学良、杨虎城。同时杜重远也另为朋友孙达生写一封推荐信，孙希望能进东北军从事兵运工作。
受托的高崇民即起程西去。
恰此时，张学良因国民党中央会议而去了南京。利用会议的间隙，张学良特来上海虹桥疗养院看望杜重远。
寒暄之后，坐了下来。
“真不敢想张副司令竟屈尊来看望我这个落难之人！”杜重远的口气显得有些意外，“看你的气色好像也不太好哇！”
“最近烦心事多，睡眠不好，气色自然差了！”张学良并不介意，解释着。
“张副司令是堂堂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除了蒋委员长，哪个中国人能企及？怎么还会有烦心的事情呢？”这位曾经的秘书依然不依不饶。
“杜大哥不要取笑了，我这次是专程来看望你的。”
张学良听出杜重远话中有话。但想到，自己本就是来慰问人家的，于是耐心地表白着，自己很想抗日，打回老家去。但如今身陷困局，远道西北与红军作战，结果损失惨重，导致进退两难。怕就怕轮不到见日本人，东北军那点儿家当就赔光了。
听到这里，杜重远换了口气，推心置腹地劝告面前这位自己原来的少东家。他说：“目前蒋介石不过是想借助红军将东北军弄垮，如果你想抗日，打回老家去，就必须放弃一条心跟蒋介石走的想法，走另外的道路！”
“这话固然有道理，但如今我们东北军沦落在大西北的荒凉之地，四面受敌，光靠我们十几万流离失所的军队，如何能对抗他人？况且如今东北军没有地盘了，每月军费高达两百多万元，如果没有中央政府拨款，用不了三个月就会支持不住了。再说，武器弹药也得靠中央政府补充，如果没有武器弹药，这仗怎么打？总不能跟红枪会一样拿大刀、长矛跟人家拼命吧？我张学良现在是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哇！”
杜重远自然不是故意让张学良垂头丧气的，他对曾经的少东家说：“你的想法错了，东北军实力固然无法叫板中央，但是西北仍然有其他实力，可以跟他们联合啊！”
“谁？”
“第一就是与你们同在一个屋檐下的杨虎城十七路军。他拥有五万兵马，又是陕西的地头蛇，控制着十万民团武装和地方政府财政，他如果肯跟你合作，陕西南部就是你们的地盘，即使没有中央的军费，支撑上半年一年绝对没有问题。
“第二就是山西的阎锡山，阎控制山西和绥远，一向视‘中央军’为敌。晋绥军有十多万部队，如果跟你们合作，那么陕西、山西、绥远三个省就是你们控制了，西北最富裕的两个省就是你们的地盘。
“第三就是新疆的盛世才。新疆天高皇帝远，盛世才又一向亲苏亲共，与中央对抗，加上他还是我们东北老乡，有共同利益。如果和这三方搞好关系，那么你张少帅的盟军就控制了西北的陕西、山西、绥远、新疆、甘肃五个省的地盘。青海和宁夏的马家回族势力向来依附汉人政府中的强者，这种情况下，他们也会保持中立，甚至加入我们。这样整个西北都是我们的地盘，足以叫板‘中央军’了，也可以抗日为号召，积蓄力量。”
张学良苦笑着：“老哥的分析虽有道理，但是还有个重要的问题没有考虑。就算西北联合起来有五十万大军，但根据西北各省贫穷落后的程度，军火物资补给肯定没有着落。按照东北军的规模，打起仗来一个月至少要几百吨军事物资，靠几乎没有工业的西北根本不可能支撑。这种情况下怎敢叫板‘中央军’？更不要提日本人了。‘中央军’也用不着真的动刀动枪，只要以讨逆为号，摆个架子，估计不到一年，东北军自己就会垮了。”
杜重远笑了。他说张学良忘了还有另一股势力，有了它，一切问题都会解决。
张学良惊奇地又问了一声：“还有谁？”
“自然是苏联和中共。”
“你说的是那衣衫褴褛、没吃没喝的红军？这怎么可能！”
杜重远解释说，中共现在情况很不好，但他们希望联合地方实力派一起反蒋。
“区区不到一二万人的陕北红军恐怕自身难保……”
“表面是这样的，”杜重远说，“但在中共身后有苏联。苏联有世界第四强大的工业力量，有数百万军队，连日本都不敢招惹。只要中共能够开通和北方苏联的运输线，假以时日，肯定能建立一支数十万规模、有重武器的强大部队！最值得注意的是，联合中共以后，苏联肯定会给予东北军帮助。这样，东北军的物资和军费问题也可以解决，西北联合局面就形成了。”
一席对话，让张学良大为欣慰，随即跟杜重远交了底。
不过，张副司令最初的念头也只是想和中共保持和平局面，互不进攻而已。
“能够达成这样的结果是最好了……”张学良知道，这些只是纸上谈兵，现在就连如何与中共和苏联联络都不知道！
杜重远交底说，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不过各界的朋友很多，也认识共产党员，他可以想办法帮忙。
张学良离开了上海虹桥疗养院，但一路上，他耳边有关西北大联合的对话声却停不下来。
他此次到南京，从各路军头的窃窃私语中知道，老蒋的心腹陈立夫正千方百计想和中共负责人联系，而蒋委员长侍从室秘书邓文仪正以外交官的名义被派驻苏联，悄悄地与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密谈。
老蒋谈得，为何我谈不得？
面对与红军交手的失利，张学良想到的是如何抓紧机会，试着与中共谈谈看，争取达成互不侵犯协议，不让东北军再出现损兵折将的局面。
倘若真能更进一步与中共等实力派达成联合，并且得到苏联的军事支持和物资支援，那我张少帅便确实有实力与强敌顶一顶了。
张学良与杜重远的一席谈，可称为“虹桥对话”，它对张少帅今后一年的行动起了支配作用。但第一步如何迈开？实现“虹桥对话”需要机会，机会又在哪里呢？
提起“虹桥对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千八百多年前刘皇叔三顾茅庐之举与诸葛孔明的《隆中对》。不同的是，刘皇叔是全面依照《隆中对》来行事的。由于他的努力，天下被一分为三，战乱不休，山河破碎。但就刘皇叔个人来说，不论成也好，败也罢，他终是天马行空，横行一生。对于张少帅来说，随后一年的多数时间他也是按“虹桥对话”来行事的。而且，因西安事变，他终于得到了十四天指点江山、叱咤风云的机会。但他没有把“虹桥对话”贯彻到底，而是在最后七十二小时，改变了主意。他选择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大团结的抗日立场，中华民族从而有了近十年大统一、大团结的抗日局面，并赢得了抗战胜利。张少帅为此付出了代价：牺牲了个人的终身自由。他不是搞三国鼎立的刘皇叔，而是促成统一与和解的张学良。
1935年11月，高崇民与张学良阴错阳差地来了个换位旅行：张学良离开西安去南京到上海，而高崇民却从上海到了西安。到西安，因见不到张学良，他住进了西北饭店。此时，来西安为张学良送行的王以哲正好还没回洛川。于是，王以哲由副官刘宗汉伴随着来到西北饭店看望高崇民。
身穿青色长袍的王以哲进了高崇民的客房。他身材高大，额宽脸长，或是战事的缘故，他左目有疾，却因此右目格外有神。当然，他还不是独眼将军。对于军人来说，独眼战神就更有风范了。只是，那不是我们的话题。
王以哲直人快口，见面就问老兄此来有何公干，是否需要兄弟效劳点儿什么。
高崇民则开门见山地讲明自己此来的目的就是搞抗日救亡。
王以哲叹口气，表示了自己的无奈：“我若不是军人，情愿同你一道搞救亡！”
“军人怎么啦？军人才更好！”高崇民动情地说，“你才大有可为！你有人、有马、有枪，就看你怎么干！”
“怎么干？”王以哲问道，“你知道，有人劝我去说服张副司令保住实力，独立自主，联合北方友军（红军）和民众救亡团体，组成抗日联军，摆脱蒋介石，打到哪儿算哪儿！我倒很想这样干，可是怎么个干法？经费也是个大问题呀！”
对此问题，高崇民早是胸有成竹。他按事先与杜重远交换过的意见，试探王以哲的立场，他们逐渐把话题引向深入。
副官刘宗汉在一旁监视着王军座。
王以哲并不知道，此时他的副官刘宗汉已经被西北“剿总”的政训处处长曾扩情收买了，他已成为监视自己行动的内线了。刘宗汉在王军长身边协助文件传送，他表面上是只为军长服务，背后总有一份秘密的报告是交给别人的，比如，西北“剿总”政训处的曾扩情，甚至远在南京的蒋委员长！这次与高崇民的对话，显然也是刘宗汉最为关注的！
与王以哲见面后，高崇民被安排到西安双仁府8号居住。就在此时，孙达生也从北平来到西安。他此行是由中共地下党员南汉宸推荐到西安从事兵运工作的。高崇民感到出生在东北的孙达生更适合在东北军内开展工作，况且此时王以哲身边也正需要一个中共党员，以便打开局面。于是第二天，他领孙达生与王以哲见面，并拿出杜重远的亲笔推荐信。王以哲爽快地安排孙达生为六十七军少校秘书。
孙达生虽也是东北老乡，但他中学毕业后到上海上大学，在上海参加工作，所以与王以哲不相识。孙达生本名宋秉全，到上海后学的是农业专业，也就改名宋介农。大学毕业后，他入党当了上海左翼教联党委兼党团组织委员。与大名鼎鼎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一样，上海左翼教联是上海中央局与进步团体的联系机构，从事学运工作，领导对象是学生、教师及艺术工作者。所以，根据需要，他不断地变换着身份和名字，就像孙悟空那样拥有七十二变。他因而得了“孙大圣”的雅号。后来，他干脆用“孙大圣”的谐音“孙达生”当化名。所以，绝大多数人几乎忘记了“孙达生”还有“宋介农”这个名字。20世纪70年代末，蓝苹女士为证明自己的党籍时，提到证明人是“宋介农”，专案组为找到“宋介农”而费尽功夫！这事超出我们的话题，没必要多说了。
孙达生此次来西安，除了与高崇民和杜重远有关外，还与另外一个东北老乡有关。那就是在北平为抗日而组织东北流亡学生进行军事训练的张希尧。张希尧是在北平的东北大学地下党领导成员，与王以哲熟悉。他也曾经介绍过党员和爱国青年到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参军入伍。上海“《新生》周刊事件”后，孙达生受牵连。张希尧就邀请孙达生到北平开展对东北流亡学生的军事训练工作。孙达生到达北平后，首先帮助张希尧建立了更隐蔽的秘密工作机关。张希尧也介绍孙达生跟南汉宸认识，南汉宸与王炳南一样，都是中共安排在杨虎城身边从事地下工作的。南汉宸果然要介绍孙达生到西安从事兵运工作，并协助化解东北军与西北军之间的矛盾。孙达生因此被派到西安。他首先想化解东北军与西北军两军之间的误会，并进行了一些活动。出于某些原因，一开头，高崇民和孙达生这两位东北同乡化解两军关系的努力并不算成功，但也有重大收获。他们因此认识了杨虎城西北军内部的许多中共党员，如杨虎城的秘书王菊人、军需处处长王惟之、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等。随着张学良逐步“左”倾，对红军态度渐有变化，加上杨虎城本就倾向中共，西北军与东北军的关系也渐趋融洽。孙达生和高崇民又把注意力放在如何转化东北军方面。
自孙达生任六十七军少校秘书之后，他与高崇民多次劝说王以哲促进东北军与红军和谈，并认真听取王以哲的意见。
1935年12月，蒋介石寄给王以哲一份国民党的《救国时报》，其中刊载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由于《八一宣言》是王明与邓文仪在莫斯科秘密会谈后发表的，蒋介石注意到这一点：《八一宣言》强调了“抗日”和“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虽然宣言中依然把蒋介石、张学良、阎锡山都列为卖国贼，但不再提“彻底消灭蒋介石反动派”了。于是，老蒋把《八一宣言》登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并发给他的高级将领，让他们研究共产党的动向。这当中，老蒋依然可能是把《八一宣言》当作“反面材料”而已。王以哲把“宣言”交给孙达生和高崇民，并针对“宣言”把张学良同蒋介石、阎锡山都列为卖国贼一事认为，共产党对张学良很不了解。
但此时，最关键的问题是，国民党的将官同样对红军不了解，甚至怀疑红军的立场：红军提出联合抗日的主张是否真心？
孙达生和高崇民解释说，张学良一枪不放丢掉了东北，又追随蒋介石打内战，因而形成历史的误会，只要东北军改变态度，误会不难消除。
这话题引起王以哲对自己的军队在九一八事变中不战而丢失沈阳北大营的愧疚。他深悔自己执行了不抵抗的命令，认为是自己的奇耻大辱。
孙达生和高崇民对此也叹息不已，但表示，只要有一颗爱国之心，王将军和东北军就一定有雪耻之日。孙达生还向王以哲保证，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是坚定不移的政策，完全是真心实意。
王以哲听了解释后，承认以前进行的内战的确是一场历史的误会。他表示，只要能停止内战，他可以从大局出发，不再对自己的部队被红军消灭而耿耿于怀。
孙达生注意到，王以哲六十七军在“围剿”战争中减员严重，同时很难从西北地区获得兵力补充，于是大胆地向王以哲建议，吸取北平的学生补充到六十七军来。其实，把北平的学运与西北的兵运相结合，正是孙达生与张希尧在北平时共同的设想。
王以哲爽快地同意了。这样，首批20多人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员由张希尧的派遣而来到西安。他们基本都是流亡北平的东北大学和中学学生，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王以哲接受了这批投笔从戎的学生，进入洛川六十七军教导团学习。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位名叫于文俊的学员，后来经王以哲推荐，进了张学良卫队新成立的二营，并当上了手枪连连长。就是这位于连长，最终结果了王以哲军长的性命。随后，孙达生又向张希尧要来了来第二批十几个人，他们直接补充到六十七军董彦平旅。孙达生还为东北军五十七军的万毅第七团补充了新生力量。万毅后来加入中共，并率部转为八路军。王以哲为孙达生能帮助东北军补充到有知识的东北兵员而十分满意，一度提名孙达生为新兵的教官，从事训练和教育。随着“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员的不断到来，王以哲补充了队伍，中共也在“围剿”红军的东北军队伍中建立了党组织。
高福源荣归
1935年冬，就在高崇民和孙达生劝说王以哲与红军秘密媾和之际，中共中央也把对国民党特别是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放到议事日程的首位，并决定由周恩来、叶剑英直接负责。为此，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李克农、朱理治协助工作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专门从事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此时，原本负责红军情报工作的李克农出任西北联络局局长。西北联络局又称为“外交部”。我们注意到，前文我们提到王首道是西北保卫局局长。其实，西北保卫局和西北联络局都是负责谍报工作的。两者的差异是：保卫局重点在于反谍报、保卫自己；而联络局则是对敌开展分化瓦解的使命，这使命正式的说法也就是统战工作！在党内，这两个局长都是谍报和反谍报的权威。原先在保卫局工作的刘向三此时正在前线，任中央驻红三十军的特派员。西北联络局一成立，李克农就把刘向三调回苏区任联络局交际科科长。
李克农走马上任后，第一项工作就是在瓦窑堡举办了学习班。联络局的任务不就是要分化瓦解对手吗？那就从俘虏入手，先对俘虏进行转化。如何才能转化俘虏？那就给他们办学习班，主管转化俘虏学习班的就是叶剑英和李克农。这学习班办得好，以至于事过三十年之后，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向全国发出最高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当然，那是后话。
学习班的第一班是由一百二十名东北军中下级军官组成的，称“解放军官学习班”。其中有一名就是榆林桥战斗被俘的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
开班第一天，这一百二十名军官抬头看见四周贴满了革命斗争标语。比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回老家去”等。解放军官学习班周边整整齐齐站着几十名红军小战士，等一宣布学习班开课，小战士放声高歌《打回老家去》！歌声让这些背井离乡当俘虏的东北军军官忍不住满眶热泪。这就是对他们上的第一课。第一课没有训话，没有批评，就这么简单。
接着，博古、彭德怀、邓颖超等人来给他们讲课，连毛泽东也来了。毛主席有句话令俘虏印象深刻：“拿着枪是敌人，放下枪是朋友！”
随后，学习班就有了进展，转化开始了。这批白色军官自发地成立了抗日同盟会。
终于有一天，有人忍不住了，他突然提出要见红军的负责人，说有要事相商。
这人就是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他找到李克农，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还表示愿意回到东北军去做工作。
这真是奇迹！
高福源在榆林桥受伤被红军俘虏以后，料定必死，于是抱着横竖横的态度，面对战胜自己的红十五军团司令徐海东时，竟口出狂言，破口大骂，以至于当场挨了两记大耳光。随后他被带到苏区首都瓦窑堡受刘向三的审问。当时高上校自以为必被枪毙无疑。他不愿意接受红军为他疗伤，更对红军教导员处处抵触。这样过了几天，高福源发现红军不虐待侮辱俘虏，更没有杀他，反而是让自己跟红军受伤士兵一起养病，享受相同的伤员待遇！红军医生还替他开刀，把子弹头从他左肩伤口内取出，并供他好吃好喝地养了一个多月。接着，他看到战俘营又来了一大批俘虏，一打听，原来是五十七军一〇九师的。他知道了连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这样的东北军悍将都战死在战场。高福源服帖了，知道自己的东北军不是红军的对手。
陕北冬天奇冷，四处都是冰雪，红军发给高福源一套好棉衣。高福源起初不觉得有什么，但稍后他发现很多红军士兵都没有棉衣穿，只能依靠每天跑步提高体温。再看吃的，陕北贫穷，一般红军士兵就吃点儿小米和咸菜；相反，作为战俘的高福源，伙食却荤素搭配，相对好多了。他为此非常感动，而学习班领导全是红军的高级军政要员，他们更是与自己坦诚相见，诚恳待人。高福源发觉，红军尊重自己，也需要自己！
高福源的变化，使学习班领导很高兴。叶剑英和李克农重视这种变化，就让高福源毕业分配工作。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知道后，亲自把他接到红一方面军总部，与自己相邻而住，并多次与高福源促膝长谈。彭德怀还调来东北籍的干部周桓，让他对高福源等学习班出来的同学进行帮助与管理工作。我们知道，周桓来自红三军团，善于做思想工作，是彭司令信任的老部下，新中国成立后他是开国上将。周桓到来后，与高福源相处得很好。
此时，正值直罗镇大胜后的一个月，彭德怀司令员率红一方面军围攻甘泉县城。红一方面军总部也就设在甘泉前线。原本甘泉城由东北军周福成一二九师六八五团防守，红十五军团的红八十一师曾经进行过围攻。此时，甘泉改由东北军刘翰东一〇七师的两个营防守，彭德怀司令员率红一方面军进行围攻。担任主攻的是红一方面军杨得志的陕甘支队，虽围困多日，但因甘泉地势险要，城池坚固，攻了几次未能攻克。
东北军一〇七师师长刘翰东正在甘泉城内。他是为稳定军心才来督战的。而高福源正是刘翰东的直属下级，个人关系密切。于是，周桓建议高福源利用这种关系到城下与刘翰东对话，争取东北军的这一部不与红军为敌，对话方案很快得到彭德怀和杨尚昆的批准。于是当夜，周桓与高福源来到甘泉城，报出高福源的名字进行喊话，要求与刘翰东师长谈谈。刘翰东闻言，果然出现在城头上。
“高福源，你是被枪口逼着喊话的吧？”
“不，我是自愿来的。”
“要是真的自愿，他们可否放你进城，咱们单独谈谈？”
显然，刘翰东是在试探，当然也想救出高福源。
这下，高福源被难住了。他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周桓想到，如果此时不马上放高福源进城，就会加深刘翰东对红军的疑虑，以后喊话就没用了。但是，倘若高福源有去无回，自己冒的风险就太大了。权衡之下，周桓当机立断，宁可冒风险也不要错过机会。于是，他决定放高福源单独进城。
高福源进城后，刘翰东摆压惊酒接待。这里有一层亲密关系：刘翰东这人特讲哥们儿义气，而高福源恰恰是刘翰东的铁杆亲信。前次榆林桥战斗，刘翰东距离榆林桥不过十公里的路程，但高福源全军覆没的消息，刘翰东是到了第二天才知道。如果事前谨慎些，自己能派些骑探走动走动，就不至于让高福源惨败。他为那场失利而深深内责，如今看到高福源毫发无损地回来自然高兴。酒桌上两人无不尽兴，酒后他继续留高福源私下细谈细谈。不知不觉中，高福源转过了话题，他要围绕自己的任务来谈，刘翰东也不回避，于是两人谈着谈着，不觉到了凌晨1时。高福源想到周桓还在城外等他，便不顾刘翰东百般挽留，执意要出城。刘翰东也感到所谈问题十分严重，自己也不便答复，还需要请示王以哲军长才能定夺。于是也不再强留，便送高福源出城。出城后，高福源见周桓还在等他，一种信任感使他深受感动。他紧紧握住周桓的手，久久没有放开。
回营后，他俩将此行情况向彭德怀和杨尚昆做了汇报，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当彭德怀听说甘泉城内东北军的生活艰苦，吃的、烧的都难以维持时，彭德怀说：“要慰问他们！”
几天后，周桓亲自带着二三十驮子猪肉、牛羊肉、柴米和总部的问候信送进城内。此事令守城的东北军官兵十分感动，这也改变了刘翰东对红军的敌视。统战第一招果然立竿见影！
高福源初次成功，便想要再接再厉立大功。他主动向周桓表态：“只要你们放我回去，我会说服军长王以哲甚至张少帅联合红军。”于是彭总写了请示报告，报告马上送达中央，中央也决定把高福源放回洛川去见王以哲。
1936年1月初，获释的高福源再次进入甘泉见到刘翰东，由刘翰东派人把他送到洛川王以哲面前。这里又有一层亲密关系：刘翰东是王以哲的铁杆亲信！有刘翰东的面子，王以哲自然不会再追究高福源被捕投降的事，更不会难为他。高福源向王以哲报告了他在红军中的情况，并递上彭德怀给王以哲的信。彭总在信中表示愿意和东北军停火，共同组织抗日。
其实张学良此前早有与中共和红军秘密联络的打算，只是苦于没有机会。他曾秘密嘱咐王以哲在前线找共产党的线索。彭德怀的这封信及从红军那边回来的高福源，当然是要找的共产党的线索！王以哲不敢擅作主张，于是，给张学良发去一封紧急密电。
当晚，张学良与四小姐赵媞在共赏美国电影。正看得有趣，突然传来副官谭海的报告声。
这突如其来的报告让张学良面露愠色：“什么事？”他最不喜欢人家在关键时刻打断自己的乐趣。谭海小声地宣读王以哲突然发来的一个密电：“前被红军俘去的高福源团长现被红军派回，据云有机密要事，要求向副司令面陈。”
高福源回来啦？从王以哲的紧急电报中，似乎那打了败仗的团长身负某种特殊的使命。张学良脸色顿时由阴转晴，大喜过望！
张学良顾不及赵四小姐脸上的晴雨表，马上下令准备次日出行。他要亲驾专机飞抵洛川，去见见这位突如其来的红军使者、曾经的老部下高福源。张学良当然想尽快知道怎么回事。自参加国民党五大及与杜重远面谈之后，他就一直想沟通一下与红军的联系，就是一时理不出头绪来，如今红军方面派人来了，能不见吗？但，作为东北军的最高统帅，他又不愿笑脸面对一个投降敌方的老部下。为此，他纠结了一个通宵。
第二天，高福源被传到王以哲在洛川城内柳营的前线司令部。他一见到张学良，就立即啪地一个立正：“报告副司令，我回来了！”
“怎么回来的？”过了好一阵，一声冷冷的问声传来。问话的人就是张学良，他板着面孔，神情十分严肃。
“是红军派我回来的，我有许多情况要向副司令报告。”
“什么？红军派你回来的，你好大胆！”张学良见他大言不惭，好像他不是打了败仗当了对方的俘虏，倒像是得胜回朝的英雄。副司令不禁大怒，高声喝道：“你当了俘虏，还要通‘匪’当说客，看我毙了你！”
高福源突然感到背脊一阵冰冷，冷意直逼后脑。但此时已无退路可走，他豁出去了。只见他扑通一声跪下，痛哭流涕陈情：“请副司令息怒。我这次冒死回来，确实有话要对您说，我是为了您和东北军好，绝不是为我自己。至于您怎样对待我，我是不在乎的。我不怕死，怕死我就不回来了。您想杀我，还不跟踩死只蚂蚁一样。但副司令，您可不能忘记我们东北被日本鬼子强占了，不能忘记三千万东北同胞已沦为亡国奴，也不能忘记先大帅是怎样惨死在日本人的手中！现在共产党和红军主张团结抗日，并诚心诚意帮助我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又有什么理由骂人家为‘匪’？难道非要把我们东北军这点力量全消耗在自相残杀的内战中才心甘吗？”
高福源说到这里，泪流满面，既激愤，又悔恨，因而哭得很伤心。这一定是高福源真心的眼泪、真诚的哭泣！因为此时不但是他此行胜败的关键时刻，也更是命悬一线的瞬间。这是本书第一次写到五尺男儿痛哭流涕的事，以后到末尾阶段，我们将发现，“男儿有泪即轻弹”的情节是很多很多的。哭是女人的专利吗？其实，男人善哭也是一种好性格，许多艰险都将因男人的眼泪而化解。你看，高福源的处境马上发生了变化。
难得见到男儿如此动情的眼泪，况且还是自己手下一名原本十分威武的军官。张学良本就没有处罚他的意思，现在见他这样，也就不再演戏了。他走过来，温和地安慰道：“你回来很好！你说得很对！我基本上同意你的意见。你休息一两天就赶快回去，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正式商谈一下。你今后可放心做这一工作，如果你有不测，你的家属生活和子女教育都由我和王军长负责。”
一个多月后，1936年1月16日，高福源从洛川搭乘运送给养的飞机回到甘泉。刘翰东派马匹送高福源回到红一方面军总部。高福源带来了王以哲给彭德怀联络的电台频率及亲笔信。信中表示赞同红军停止内战的建议，并通报了有关东北军的内部消息。其中有：日本退还了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被没收的财产；蒋介石委任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以阴谋分裂东北军。彭德怀将情况向中央做了汇报，中央决定派李克农去洛川会谈。作为互信的象征，毛泽东答应将瓦窑堡政治局会议的文件送一份到洛川给王以哲军长。
洛川会晤
1936年1月19日，按高福源带回的电台频率和联络方式，彭德怀给王以哲发了第一封电报。电报告诉他，李克农即将去洛川。从此，红军与王以哲的秘密电报联络开始了。
1月20日，李克农一行来到洛川城内柳营司令部，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郑重地面交王以哲，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是党的核心文件，这充分表明了共产党的诚意。
第二天，张学良来了。他与李克农会谈了三小时。李克农再次表示红军的诚意后提出，东北军只有在抗日反蒋的基础上才有生路，如愿意，可以在西北先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张学良沉默点头。
随后，由王以哲与李克农就细节问题进行了协商，达成三点口头议定。
据时任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参谋处代处长佟铁肩后来的回忆，会晤中，李克农与王以哲口头议定的内容是：（一）东北军与中共红军双方同意立即停火；（二）红军即由西安至延安公路上向两侧各撤出五华里以外，并保证公路交通和东北军驻军补给运输的安全；（三）东北军同意补给中共红军一部分药品、医疗器材、通信器材和弹药等军用物资，由洛川六十七军和一〇五师仓库运至肤施（延安）再转交中共中央。
达成这一协议，完全基于双方互利互惠——王以哲希望被红军切断的交通能恢复通行，而中共方面希望获得一些急需的药品、医疗器材、通信器材等。
为保守秘密及受本身环境限制，张学良表示，东北军在作战方面将采取消极态度，并提出两方就地划界，各守一方。红军决定继续派李克农长驻洛川王以哲军部担任红军代表。至此，王以哲的洛川前线司令部成为东北军与红军交流意见的秘密场所。
一月会谈成功结束时，张学良交给李克农一万元作为赠给中共中央的礼金，对于军阀出身的东北军首领张学良来说，那自然是一种江湖义气，是花钱买朋友，买平安。不过，这样的开头，标志着从此开启了东北军接济中共和红军的大门。
李克农于1月21日从洛川返回，向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汇报并研究了进一步会谈的问题。于是，新一轮的洛川会谈又开始酝酿。
2月20日，彭德怀再以信函方式通知王以哲：红军代表李克农、钱之光、戴镜元等4人于21日从瓦窑堡动身，25日可抵洛川，望妥为接待，并保证安全。
2月21日，李克农一行加上高福源共五人，在东北军的护送下，冒着大风雪从瓦窑堡出发赶赴洛川。个头不高的团长李克农穿着中山装，神态不严而威。知道他的人，总会联想到中共谍报专家“龙潭三杰”。李克农的秘书由徐之光扮演，他戴礼帽，穿长衫，其实他此来是负责与东北军达成物资互通贸易等协议，并采购红军急需物品和药品。徐之光当然不是真名。他实际上是苏维埃贸易总局局长、红军军需部的负责人钱之光。新中国成立后，钱之光出任国家轻工业部部长，他也是新中国纺织工业管理体制的奠基人。十七岁的戴镜元身着学生装，他的身份是随行译电员。别看他此时还是娃娃兵，其实已经是中共中央军委二局副局长，负责红军最机密的电信工作，但他用的是最真实的姓名。戴镜元堪称是红军、八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一个传奇人物。他九岁加入共青团，同年参与邓子恢、张鼎丞领导的闽西暴动，次年就成为中共党员，并先后任乡儿童团团长、区儿童团团长、共青团金丰区委书记，他是真实的“潘冬子”。新中国成立后，出于某种缘故，在1955年授军衔时他没份，但后来依然恢复为中央军委的部长。中央军委的部长没有军衔，他是唯一的例外。这次与李克农、钱之光、戴镜元同行的还有一位警卫员。他们一行五人于25日下午5时左右到了洛川。
王以哲为了保密，特地为六十七军组织了一次野外战术演习。他把军部其他成员全派到现场参加演习。这样一来，所有闲杂人员都被排除出洛川城。然后他热情地接待了抵达洛川的这批中共客人。为防消息泄露，客人被安排住在军部柳营后面的一个三进四合院内，与六十七军前敌司令部比邻，并由六十七军参谋处代处长佟铁肩、副官长宋学礼陪住院内，院外加哨兵把守，戒备森严，绝对保密。只有他的亲信参谋长赵镇藩知道详情。副官王政负责招待红军代表，另一个副官刘宗汉协助电台和通信。不识刘宗汉的真面目，显然是百密中的一疏：副官刘宗汉出现在最致命的岗位上了。不过，为不影响大家的兴趣，我们暂时不计较这位刘副官，其实人各有志呀！
王以哲安置好李克农等人之后，马上向张学良汇报。但张学良回电说，他有事去南京，让王以哲先同李克农等商谈六十七军与红军局部合作问题，其余重大问题待他回来时再谈。
从而，洛川会谈分成两个阶段进行。
其实，张学良是准备与中共和红军更高层的领导谈一些更重要的大事。当听到红军方面代表还是原来的李克农，他有些不太乐意了。或许以为，像李克农这种身份，与王以哲谈一些具体的事情，解决六十七军与红军之间的停战共处、互利互惠之类的事倒也差不多，但要李克农就重大问题拍板决定恐怕就勉为其难了。张学良也觉得自己在全国是仅次于老蒋一人的重要人物，中共必须派出能当场拍板决定的一、二号的重要人物来，才能彼此交底。说张学良另有要事，当然也是事实，而不只是借口。其时，的确有一项重大使命让他难以脱身。但那事不是要他去南京，而是有信使从上海、南京来。那人带来宋庆龄和孔祥熙的信件和证明。其中涉及一项重大使命，需要张学良去接待和提供帮助。张学良当然十分关切那事，正全力以赴地帮助那位来自上海的信使。在张学良心目中，上海信使的重要性绝不亚于李克农。
当然，张学良并不轻视李克农。自1月20日张学良与李克农见面后，他对中共高层的领导人，做了一番了解。他回西安后，就知道了第一次与自己会谈的李克农原来就是中共著名的“龙潭三杰”之一！张学良是武侠迷，看过“光华电影公司”的武侠片《燕山侠隐》。当他把电影武侠片主演及发行人与中共地下三大侠钱壮飞、胡底、李克农联系起来时，着实吃了一大惊！
张少帅是从哪儿弄到中共内部的消息的？
原来张学良身边有一批“前共产党人”。要讲这事，还得先从一个人谈起。那人是黎天才。黎天才原名李渤海，1923年二七大罢工后，李渤海经何孟雄、高君宇介绍参加中共。当时，李大钊是中共在北方的负责人（中共顺直省委），李渤海担任李大钊的联络员。李大钊牺牲后，王荷波、蔡和森和彭述之先后接替他出任中共顺直省委书记，李渤海就出任顺直省委下属的北平市委书记。这“顺直”是一个历史地名。清代，在如今的河北和天津、北京一省两市的地面上设立直隶省和顺天府。中共在此设立顺直省委，领导华北地区革命。李渤海的北平市委书记没当多久，就因被捕而叛变。不过，张学良手下开恩，觉得人才难得，就留用李渤海。叛变后的李渤海，一是害怕中共“红队”（打狗队）锄奸，二是害怕国民党中统特务不放过他，于是改名换姓用了黎天才的化名。他很快得到张学良的好感而提为心腹。张学良一度下野周游欧洲，接受了法西斯的观点，回国后又想研究马列主义。于是，黎天才介绍了一批因被捕叛党而与自己同病相怜的人到张学良跟前宣讲马列理论，分别挂上张学良秘书和随员的头衔。他们是：前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相当于副部长）兼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刊的创办人潘文郁、原北方地下党重要负责人李希逸、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领导人及上海总工会组织部部长吴雨铭等。甚至，此时担任河南大学教授的罗章龙也以讲学为名，时常被邀请到东北军兼职指导政治工作。罗章龙曾是党中央重要成员，因反对王明而另立“中央”。当然，敢叫板“太上皇”米夫的“中央”注定得不到第三国际的认可，所以他的“中央”很快破产了，他本人遭开除出党。尽管如此，他依然有一些影响力。这吴雨铭、李希逸、黎天才继续组成的小团体，愿意接受罗章龙领导。原本成为孤家寡人的罗章龙也乐于当那个“党小组组长”。后来，除潘文郁因暴露身份而被蒋介石强令枪杀外，其余各人都与张副司令保持密切往来。特别是黎天才，因能干和忠心，如今已被张副司令委任为西北“剿总”政训处少将副处长。他被张学良用来对付老蒋任命的西北“剿总”政训处处长曾扩情中将。谁都知道，谍报专家曾扩情是老蒋派来收集东北军、西北军及红军情报，暗中监控张学良、杨虎城的大特务。张学良身边有了心腹黎天才，曾扩情的神通就大打折扣了。张学良正是从身边这些中共叛徒口中，了解了不少中共的内部情况，也打听到了李克农的身份。
既然张学良因公务忙而无法参加会谈，第一阶段就由王以哲及赵镇藩当家，与李克农就红军和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停战及互相合作问题进行深入的会谈。
次日，也就是2月26日，王以哲及参谋长赵镇藩与李克农进行了政治会谈。李克农再次表示了红军的诚意后提出，东北军只有在抗日反蒋的基础上与红军合作才有出路。如愿意，可以在西北先组成由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方代表组成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就是后来所称的“三位一体”或“西北大联合”的基本思想。王以哲表示这是大事，将由副司令在下一步会谈时定夺。而眼前就先从两军之间的互信、互不侵犯等问题谈起。
东北军与红军之间的具体问题谈得十分顺利。2月26日至28日，双方顺利地就六十七军与红军之间的具体问题达成了六项口头协定。
（一）确立红军与六十七军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原则（包括六十七军在陕甘边区及关中区的防地）。
（二）红军同意恢复六十七军鄜县、甘泉、肤施（延安）公路上的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
（三）肤施、甘泉两城与周边恢复正常关系。肤施、甘泉两地六十七军所需粮食、木柴等物，一是六十七军自己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二是红军转饬当地苏维埃发动群众送粮、送柴进城出售，以便利东北军。
（四）双方都可互派人员到对方驻地办货。双方对办货人员要负保护之责，并给予方便。但为掩人耳目，办货人员应身着便装。
（五）红军同意在甘泉被围达半年之久的六十七军两个营重新换防，不加阻挠。
（六）东北军送给红军一部分弹药、服装、通信器材和医药用品等。
第一阶段的谈判取得预想的效果。全面停战，促进全面合作，是这次会谈最重要的特色。圆满完成任务后，李克农一行返回陕北苏区汇报工作。
在两军谈判过程中，高福源也没闲着。原来，谈判正在进行的中间，王以哲抽身到肤施机场接张学良派来的专机，专机内有贵客周继吾和张子华。王以哲十分重视，立即派出一个骑兵连，交由同机而来的高福源带领，保护着远方来客悄悄转移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高福源很高兴，他知道红军和东北军的和谈进行得很热烈，他的任务完成了。他也知道，他参加中共的要求也得到了批准。
周继吾、张子华肩负重大历史使命从南京、上海来到苏区。他们随身携带宋庆龄给中共中央的亲笔信和南京中央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出具的中央专员身份证明而来。王以哲后来知道，张学良没参加与李克农的第二次谈判，就与接待这二人有关。周继吾陕北之行的使命，我们将在《信使董健吾》一节详谈。
张学良办好这一桩例外公事后，决定抽出身来出席下一阶段的洛川会谈，谈的内容依然是有关东北军与红军双边合作关系问题。不过他把题目搞大了，把级别提得更高。3月3日，张学良决定第二天就乘专机去洛川。
3月4日下午3时，洛川会谈的第二阶段正式开始。说是会谈，其实就是张学良礼节性地会见红军代表李克农，要传递的消息是要约见更高级别的红军领导人。会面在六十七军部后院一间小房子里进行，王以哲安排李克农住在此处。
张学良头戴礼帽，鼻架墨镜，身穿银灰色长袍外套、黑丝绒马褂，手提文明棍，活像一位风流倜傥的富商小开。他在王以哲的陪同下走进来。
他进门就对李克农拱拱手：“李先生辛苦了，我这次来搞‘整销’，不搞‘零售’。”
李克农会意：这张小开表明自己不再过问第一阶段达成的口头协定。他此次来，就是要搞大的，要来个全面的一揽子交易。于是诙谐地说：“张将军解甲从‘商’了。”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张学良突然问李克农。其实，李克农的不凡经历，他早就从身边的朋友那里知道了。
“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这是李克农此行的公开身份。
“组织部是对付敌人的吗？”张学良认定李克农该是对敌斗争的情报部而非组织部。
“不是。”
“你到我这儿来，毛先生知道吗？”
“我正是奉他的命令来的。”
“好！”张学良站起身来在房间内踱着方步，边走边说，“那就请解答几个问题。一、你们红军是不是真抗日？是一个幌子呢，还是真的？二、红军内部是不是团结？三、你们说是抗日的，为什么一定要反对蒋介石？”
面对张学良咄咄逼人的连珠炮，李克农心里清楚，虽然要坚持以诚待人，但绝不能示弱！于是他顿了顿说：“红军当然是抗日的，不是为了抗日，何必二万五千里长征到此？至于第二个问题，红军是团结的。但内部的确有些争论。但那是我们党内的斗争，张先生不是共产党员，不可能体会。”
李克农知道，遮遮掩掩不好，红军内部团结不团结的问题，主动挑明了也好。反正他张学良也没必要卷进去。果然张学良点点头，不再多说了。
“抗日为什么要反对蒋介石呢？”李克农解释说，“就是因为他不抗日嘛！凡是抗日的我们就团结，这是我们的方针。”
对这个解释，张学良摇摇头。他认为，要抗日，没有蒋介石先生不行。中共要抗日，就不要反蒋。还有，山西阎锡山是张学良要联络的朋友，他也不赞成红军东征去打阎锡山，而且打了阎锡山，老蒋的“中央军”会趁机进入山西，那不但对阎锡山不利，还会危及红军在陕北的根据地。这些话题双方有点对立。长期在一旁不插嘴的王以哲于是提议，先吃晚饭再说，因为此时天快黑了。
吃完饭继续会谈。
张学良又问：“我不知道李先生能不能负责？要能负责，再谈下去。”
“当然能负责。如果我不能负责，早就声明了。既然派我来，我就是代表。”到此时，李克农感到张学良有逐客的意思，但他不能放弃，要走也要把张学良的意图摸透再走。
“那么，我要问一问，你们红军能不能放下武器，接受政府的改编？”看来这是张学良为谈判挖下的一个深坑。但那问题也不是没有根据，小张此次得到各方面的消息，知道老蒋已经派侍从室秘书邓文仪充当驻莫斯科外交官，在1936年1月3日与中共的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秘密谈判。而且，张学良刚刚用自己的专机把一个肩负重要使命的代表团从西安送到肤施，再由王以哲派人将这一行人马悄悄送往瓦窑堡。代表团领头人叫周继吾，表面上持着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签署的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身份，事实上是宋庆龄从上海派往苏区的秘密信使，重要性不言而喻。周继吾此行正是要把国共已经进行谈判的信息传递给苏区和红军。这点，忙于到六十七军谈判的李克农可能一时不知道，但开辟那条通道的张学良当然知道了。同时，张学良还探知了蒋介石的底线：老蒋与中共谈判的目的是招安红军！他要中共苏维埃政府的官员进入南京政府做官，就是要中共放下武装换官当。
“张先生，你误会了！我不是投降代表，是谈判代表！这一点你可不要弄错了！”说完，李克农立起身就往外走。
张学良眼看话题触及红军的底线了，连忙起身相劝：“不要走！不要走！我们继续谈，继续谈！”接着小张又来一手，指着地图说：“能不能把瓦窑堡让给我？”
“如果副司令要此地，为什么不多要一些地方？我们共同抗日，收复的失地不是更多了吗？”
不能不说，李克农的答复再高明不过了。其实，张学良对李克农最后两个问题表示的态度，是称心如意的。如果中共愿意被解除武装换官当，那将来就不再是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就不可能成为东北军的盟友。张学良需要的是一支盟军，而不是另外一支被老蒋改编的军队。还表明，红军志向高远，绝不是鼠目寸光，把眼光局限于黄土高原的一沟一坡之上。从而，他发觉自己有与红军领导进一步谈合作的必要，他张学良绝非代替老蒋来招安红军！
表面看来，张副司令在交谈中似乎处处占主动，处处以势压人。如果读者以为那是张副司令的智慧和魄力，那就大错特错了！这里李克农是本着要完成对东北军争取、利用、改造的大原则而来的。小不忍则乱大谋，他不愿图个人一时口舌之快而错过机会。同时，张副司令的策略早就由身后摇鹅毛扇的军师策划好了。那摇鹅毛扇的狗头军师不是别人，正是中共的变节分子黎天才。黎天才是个有谋略、有心机的人。他此时是西北“剿总”训政处少将副处长，依靠张少帅的支持，把老蒋派来监督东北军、西北军两军的大特务曾扩情中将纠缠得浑身不自在。这是副处长领导正处长、少将让中将不舒服的特例。谁让那黎少将是张副司令心目中的“刘伯温”呢？
洛川会谈的第二阶段没有就重大问题匆忙做出决定，主要因张学良要做更大的买卖，需要同最高级别的中共中央领导谈。所以，随后的谈判改由王以哲及随行的黎天才出面，代替张学良与李克农继续就一些附带问题进行协商。
在3月5日凌晨5时，谈判结束了。黎天才传达张学良的想法：最好由毛泽东或周恩来为中共全权代表，与他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张学良确定地点，选在肤施（延安），中共方面确定时间，什么时间合适就选择什么时间。
此外，张学良同意与盛世才交涉红军代表借道新疆去苏联的事。这是指中共中央派邓发去莫斯科的问题。同时张学良也提议中共派代表常驻西安，由他提供灰色名义加以掩护。
李克农和戴镜元利用从王以哲处借来的电台，立刻把会谈情况向山西石楼的中共中央及红军领导进行汇报。说红军总部在山西石楼，那是因为这段时间，毛泽东主席带领红军发起东征，强渡黄河，奇袭山西，占领了山西一大片地方。山西石楼县地势险要，于是红军就把总部设在那里。
3月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王以哲分别把口头协定通知自己部队。为了保密，王以哲采用了变通的说法。他对下级官兵说，红军是中国人，我们不应萁豆相煎，遇到红军的时候，务必采取友善态度。王以哲对于入境的红军人员，名义上施以检查，实则暗中保护；驻甘泉、鄜县和榆林桥间的部队一旦换防，他都及时通知彭德怀，以防发生误会。
自此，王以哲及其部下与红军保持了亲密无间的关系。自“围剿”大别山根据地开始，六十七军与红军的矛盾和积怨，终于冰消雪融了。
红军秘密通道
这次与李克农同在洛川的戴镜元，也如愿以偿地借用东北军的大功率电台，试验与国际电台接上关系。虽然此时六十七军与红军已经化敌为友，但中央与共产国际的正式公文通信是绝对机密，依然不允许在东北军的地面进行。戴镜元只是验证了这点：一旦红军拥有大功率电台和发电机，就能与苏联及共产国际直接通信！当然，戴镜元事实上接通的国际电台是宋庆龄设在上海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家的电台。接通了该电台，就等于接通了陕北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当时，对于红军电台工作人员来说，接通的电台究竟是设在苏联国内，还是设在上海的宋庆龄电台，这一点其实不重要。包括戴镜元在内，绝大多数人都猜测那就是设在伊尔库茨克或阿拉木图，甚至就是莫斯科的苏联电台。
戴镜元所在的二局主要是以监听敌台，破译并截获敌方情报为主，而且此后，他一直从事这项监听、破译工作。而当时红军内部保密通信（包括与苏联通信）是归由王诤任局长的军委三局负责。瓦窑堡会议前后，军委三局成立了专门的电信十一分队，负责人赵玉珍就是与张浩一道从莫斯科回国的。他们利用劳山战斗中从王以哲部缴获的一部50瓦电台及一台汽油发电机配合工作，与共产国际联络。需要汽油发电机的原因很简单：当时苏区没有电力照明供应，更没有发电系统。报务员廖辉，收听通信时信号时断时续，但发出去的消息则没有回音，显然是因对方没收到而得不到回应。这次戴镜元在洛川接通“共产国际电台”信号，红军很受鼓舞。与共产国际联系上了，这对于另立“中央”的张国焘来说就更占有优势。中国红军恢复与苏共及共产国际无线通信的事非常重要，也有很多惊险的故事。我们将在《电台的故事》章节里做专题讨论。
洛川协议的签订，给红军与东北军带来双赢。王以哲对维护洛川会谈达成的四项口头协定十分认真。
3月5日，张学良与李克农的会谈刚结束，王以哲就把事先派人收购来的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出版的报纸、杂志，连同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各省的军用地图交给李克农、戴镜元，让他们带回红军总部作为礼物赠给红军。送给初来陕北的红军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各省的军用地图，堪称是雪中送炭。只有带兵的高级指挥官才会想得如此周到。大家还知道，处于敌人包围中的红军领导多么迫切地想了解外部世界。当时陕北苏区没有电，更没有电视和半导体收音机，红军自下而上没有人能得到新闻消息。就算在白区，报纸、杂志就算是最重要的信息源，但红军照样得不到。每逢红军打了胜仗，毛泽东主席最关心的战利品就是过时的报纸和期刊。当然，毛泽东主席的这种爱好，王以哲是从李克农、戴镜元那里知道的。所以，他收购的报纸、杂志，成为送给毛泽东主席最珍贵的礼物。
3月10日，刚向中共中央传递信息之后的周继吾由高福源护送着返回肤施，王以哲奉张学良命令也赶到肤施机场迎接，并把他们送回西安。
与周继吾同去瓦窑堡的还有另一人，就是张子华。张子华继续到山西石楼的红军总部汇报工作，一个月后才返回。与张子华同时返回的还有周小舟，仍由王以哲将他们送回西安。张子华与周小舟后来都蒙受冤屈，1959年反右倾时，周小舟的大名被大众知晓，张子华却鲜有人知，因他蒙冤更早，很少有人听说那个名字。
3月16日，李克农和戴镜元也回到山西石楼向中共中央做了汇报，并带回王以哲的礼物。毛泽东、彭德怀得到王以哲的报刊及军用地图，当即给王以哲复信表示感谢：
得悉吾兄、张先生对抗日救国有进一步之计划，甚以为慰，对于惠赠之图书甚为感谢。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同志为全权代表到肤施与张学良将军会面，共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根本大计。（高存信，白竞凡：《王以哲》，《辽宁党史人物传》第九卷，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编，2003年）
这也意味着，红军最高决策层已对张学良的提议进行响应，定好肤施会谈的最高代表和会谈时间。从此，王以哲与毛泽东主席及彭德怀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
红军也应王以哲的要求，对其在肤施的驻军提供粮、草、盐等的支持，帮助六十七军就地解决粮秣、柴草供应的困难。
我们接着看看化装成李克农秘书的钱之光如何完成自己的任务。
当时苏区物资奇缺。虽然，根据1月的洛川协议，红军以退出公路而换得王以哲部分急需品，但那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多数物品急需从国民党统治地区购买。在会谈期间，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就急着要到西安去采购西药、布匹等物资。3月6日，王以哲为了掩护钱之光和红军采购员，就让他们换上六十七军的军装，扮成东北军军官模样，还派一名亲信副官一路随行。到西安，王以哲还指示副官把钱之光一行安排到六十七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宋学礼宿舍里，并叮嘱他们不要轻易上街，以免因南方口音而暴露身份。红军需要采购的物品要预先开出单子，交给副官去办理。买货的钱不够，由宋学礼副官垫付。
钱之光在西安住了两个多月，托关系从上海买来印票证的石印机、无线电器材、烈性炸药、贵重药品、高级纸张等物品，交由六十七军的汽车运到洛川军部。然后王以哲派人调集二十多匹牲口把钱之光连人带物送到苏区交界处。经王以哲的帮助，红军在洛川、界子河、茶坊等地加设秘密交通站。王以哲的亲信副官王政甚至负责替红军进行枪支弹药、军火武器、棉布等各种军需物资的秘密运送工作。
这期间王以哲知道正在进行东征的红军生活困难，枪支弹药不够用，就主动提供支援。有一次，他把军械处处长范长庚找去，让他调用六十七军的汽车，把存在洛川的两千多支步枪运送给红军。从而，红军与东北军完全一改以往两军对峙的状态，变成了互相默契配合的友军。
从此，王以哲驻防的肤施—甘泉—鄜县—洛川—西安成了一条重要的红色秘密通道。为了防备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破坏，保持与红军经常的联系，掩护红军过往人员，王以哲还在西安设立了两个联络点。一个联络点是由亲信副官宋学礼负责的六十七军驻西安办事处。地下党从天津、上海给红军采购的东西经过西安，都由宋学礼以六十七军军需为名运至洛川。很多中共的干部如刘向三、孙达生等都经常隐身这个西安办事处里；从各地经西安到苏区去的人员，如上海的张子华、周小舟，还有埃德加·斯诺、马海德和史沫特莱等，也都是由宋学礼掩护并送往洛川。另一个联络点是王以哲的另一副官王政在西安市安居巷17号的“六国饭店”，“六国饭店”是一处从上海沟通苏区之间的秘密联络站。来往居住过的中共人员有潘汉年、邓发、董健吾、涂作潮、张子华、周小舟、梁明德、卢玮良、金敬英、施月琴、丁玲，还有红军供给部部长吴自立、吴德峰、王立人等。叶剑英初从苏区来到西安时，也住在“六国饭店”。为便于叶剑英开展工作，王以哲事先还交给自己副官王政一部电台，供叶剑英与中共中央通信使用。
等到后来，刘鼎当了中共在东北军的代表后，他购置了一部大客车，张学良援助红军的军用物资、苏区购买及全国支援的各种物品集中到西安，用这客车运走。从而，通往苏区的这条交通线更加繁忙。
这肤施—甘泉—鄜县—洛川—西安交通线，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项奇迹。
王以哲是什么人？当然，他是国民党军队的一名中将军长，是国民党员。但是，他履行的却几乎都是中共领导干部的职责，他以后会是共产党员吗？
同时发生在王以哲身边的这一切没能完全瞒住政训处特务的目光。
3月5日，张学良与李克农再度秘密会谈的当天，驻洛川的六十七军副官处副官、秘密蓝衣社分子刘宗汉就将李克农到洛川的情况及达成的协议内容密报到了蓝衣社总部。秘密报告中，除了张学良两次见李克农的内幕不大了解之外，其他内容十分详尽。
告密情报写道：
现在陕北之“匪”已大部窜山西中阳、石楼、隰等县，张学良氏有与“匪”合作消息。
1.六十七军前三日曾接“匪”电令购大批书报。
2.“匪”中央曾派来“伪”外交部部长李克农来洛川与王军长协立多项口头协定，宗汉窃视“伪”李部长发与“匪”中央之电，内云“略有协定，彼此不相攻打，采买给养可随意，但我军（“匪”自称）可着便服，以掩外人耳目。大体须俟张来后，始决定”等语。
3.该“伪”部长李克农于本（五）日回“伪”中央部，携去大批文电与地图。
4.此次“匪”与张部之接近谈判，系壹零柒师陆壹玖团被俘团长高福源所为。
5.李“匪”皖人，目力不佳，谈锋极健，对外界活动力颇强，常有函致沪平两地学校，其来洛川已三次矣。
6.现六十七军一般人对“剿匪”颇黯淡，处处表示一种反领袖与中央之意态。
可见，这位特务副官刘宗汉不仅是偷听、偷看，甚至是偷偷记录了无线电报。被偷录的无线电报正是红军破译专家戴镜元发的，这令人愤慨不已！
或许到后来，王以哲发觉自己识察有误，才调换了刘宗汉的职务，或是将其“礼送离岗”了。从王以哲身边离开后的刘宗汉，其职业生涯也到头了。
信使董健吾
3月5日，张学良会见李克农后，他心中带着想象和疑虑离开洛川回到西安。
此时，陕北红军与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还没有会合，蒋介石的大批部队正在川北地区与红四方面军激战，红四方面军人数众多，还有张国焘、朱德、徐向前、陈昌浩等重要人物，张学良一时也拿不准红军内部的关系。同时，他还对中共中央的枢纽机关究竟在上海还是在陕北心存疑问：因为不论黎天才还是罗章龙，都是中共的弃儿，是另类，没有声誉，更没有号召力。他们对中共的了解都只是过去的陈芝麻烂谷子，其价值显然要打折扣。恰恰就是这些人本身，他们内心还在狐疑：中共的枢纽机关是否仍然在上海？
还有，张学良发觉身边这位足智多谋的“刘伯温”黎天才有致命缺点，那就是在正牌的共产党人面前，这“刘伯温”膝盖发抖，拿不出手。张学良突然间想到要请个正牌中共党员来当自己的顾问。那人要从中共中央原来所在地的上海去寻觅。由此，他想到了执行特殊使命的周继吾，想到派遣周继吾来陕北根据地的宋庆龄。
1936年3月10日，从肤施回西安的专机带回了周继吾。张学良马上邀周继吾去府上做客。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对周贵客十分热情，设家宴款待，还一同打麻将谈心。
这周继吾不是别人，他有两个大名：一个就是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中提到的“王牧师”；另一个是董健吾。而周继吾仅仅是这次西北之行的化名：在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亲笔签署的介绍信上，显示他的官方身份是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周继吾。但这个周继吾是个子虚乌有的人物。既然如此，此后我们用真姓大名董健吾来称呼他。
董健吾出身上海青浦的一个基督教世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时，他与宋子文是同窗好友。1928年，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中央特科的“红队”成员。他与宋庆龄保持着密切联系。他曾与中央特科其他成员陈赓、顾顺章一起消灭过叛徒白鑫。1930年，他开办“大同幼稚园”收养中共领导人和烈士的子女。他的公开身份是上海市北京西路、新昌路口的圣公会圣彼得堂牧师，所以董健吾又被称为“红色牧师”。此时，南京政府名义元首是林森主席，但实权操控在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和副院长孔祥熙手里，而宋子文则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职务。这样一来，蒋、宋、孔家族把持朝政大权的局面业已形成。派信使向陕北中共中央传达国共谈判的信息，自然是蒋介石的主意。但是，他们想要与中共直接联系，还得找宋庆龄才行。显然此事得到宋庆龄的赞成，所以她派董健吾做这次西北之行。
尽管董健吾后来还有其他曲折的经历，但他无疑是中共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董健吾的文化修养，深受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倾仰。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十分喜爱收藏古玩，有一次接待董健吾时，赵四小姐因失手摔坏了几件明代的瓷器而懊恼。董健吾心中暗想，最好找个机会搞到一两件古代瓷器作为礼物送给他们，以答谢张学良将军这次用专机接送自己来回苏区的情谊。不久，他果然在西安城找到一位老朋友，此君与上海古董行“松柏斋”有过生意往来。董健吾看到这位朋友家珍藏的整套二十四件小型镀釉彩瓷十分精致，确认是明代珍品。朋友见到董健吾如此爱不释手，便低价成全了他。董健吾将这套珍品送给了赵四小姐。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见后欢喜万分，一定要回赠以重金，但董健吾坚持分文不收。
董健吾完成任务了，他要回上海缴令了。张学良设家宴为他饯行。席间，张学良问董健吾对他有何要求。董健吾说：“你能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上做出贡献，我愿足矣！”张副司令点头称善。不过，张学良是个重名气的官二代和富二代，平时总是出手宽绰，对人慷慨，哪有白收别人厚礼的事？
董健吾猜到张学良因那套明代的镀釉彩瓷过意不去而一定要报答，于是想起自己的确有难办之事：那就是“大同幼稚园”无法维持之后，毛岸英、毛岸青还寄养在自己家里。眼下自己家庭生活艰苦，而两个孩子自幼在湖南长大，口音太重，一进上海的学校必然暴露，因而无法上学。于是董健吾实话实说：“我有三个孩子，分别名岸英、岸青、寿琪。两个是归我抚养的革命子弟，一个是我的儿子，如果张将军能送他们出国赴苏联读书，那么将来学成回国，也可为国家出力。”
张学良听后，略作思索，马上面露笑容。临行，张学良也托董健吾一件事：从上海找一位中共代表来西安。
董健吾回到上海，把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回复电报及苏维埃主席林伯渠的礼品交给了宋庆龄，他完成了使命。接着，他向宋庆龄转告了张学良希望从上海找个中共代表的愿望。宋庆龄于是向英文秘书史沫特莱说起。史沫特莱说那正巧呀！她有个朋友自称是“周教授”，正在路易·艾黎家中避难，他就是共产党员。
于是宋庆龄通过史沫特莱的安排，让董健吾在法租界一家咖啡馆与“周教授”见面。董健吾一到咖啡馆，见有人已经坐在约定的茶桌前，正想上前搭讪。那人一回头，董健吾不由得愣住了：“原来是你！”这所谓的“周教授”，竟是老战友，原来中央特科的二科副科长阚尊民！阚尊民后来化名刘鼎，曾在江西方志敏根据地工作，目前在上海受到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及路易·艾黎的掩护。面临1934年到1935年中共上海中央局和特科“红队”连遭破坏的严酷局面，特科战友能在险象丛生的环境下重逢，太出乎意料，太令人感动了！
阚尊民是刘鼎的原名，他还有一个名字是阚思俊。刘鼎是江西人，1923年就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去德国留学。经朱德、孙炳文介绍，他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后又去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和工作。1929年，他回国任中共中央特科二科副科长，协助科长陈赓工作。1932年，他在方志敏领导下的闽浙赣苏区政治部任组织部长，后改任兵工厂政委，亲自研制并动手生产了红军的第一门大炮。他随方志敏长征失败后，秘密住在新西兰友人艾黎家中。董健吾立即向宋庆龄做了汇报。这样，当时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决定派刘鼎到西安去与张学良联系，搞统战工作。张学良的部将李杜此时正在上海，他从董健吾那儿了解了情况后，打电报给张学良说：“寻找的朋友找到了。”张学良大喜，立即派其高级参谋赵毅到上海将刘鼎接到西安。到了西安后，张学良把他迎到西安西门里金家巷5号自己的公馆里。
本书开头提到刘鼎迎请史沫特莱到西安的情节，就是接在这段经历之后的事。
与刘鼎去西安的同时，董健吾以“王牧师”的身份，护送埃德加·斯诺及马德海等来陕北苏区，途中再次经过西安。埃德加·斯诺及马德海西行的事，是中共托宋庆龄多方努力的结果。董健吾上次把国民党当局决定与中共中央及红军谈判的消息送到陕北苏区时，知道了进出苏区的通道及联络方式，而且在瓦窑堡，他也向红军领导人讲过斯诺将要来陕北的事。通过秘密的红色通道，斯诺和马德海由红军接到苏区。斯诺此行，果然非常成功。他的一部《红星照耀中国》红遍世界，中共及红军的形象也因此闪亮在全世界面前。
董健吾再次与张学良在西安相会。张学良利用这机会当面履行了诺言：他的部将李杜就要从上海经巴黎去苏联了，这是一次安排三个孩子出国的机会。张副司令随手交给董健吾一张十万法郎的支票，叫他一到上海就做准备，好让李杜将军带孩子经巴黎去苏联。但好事多磨。后来他们出发了，但在巴黎遭遇意外：因为李杜曾因东北路权问题与苏军打过仗，他的护照遭拒签！同时，三个小孩去苏联的事也遇到麻烦，董健吾自己的儿子寿琪被迫退回上海，只有毛岸英、毛岸青两兄弟因父亲是中共领袖，顺利进入苏联留学。当然，那是后话，我们在这里提前说了。
张学良把刘鼎接到西安，但他们素不相识，彼此都不大了解。性情开朗而又为人豪爽的张学良并不拘束，一见面，便接连向刘鼎开“连珠炮”。如“为什么你们共产党骂我投降卖国不抵抗”，“为什么红军打我打得那么厉害”，等等。刘鼎答复也丝毫不客气：“你张将军手握几十万大军坐镇东北，本负有防边守土之责。日寇犯我，一夜之间，沈阳沦陷，进而东北尽失。面对外侮不放一枪，全国人民怎能不骂你？共产党同全国人民一气，当然不能例外。”
接下来，刘鼎与张学良讨论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军事工作方针和战略战术原则等，毕竟刘鼎是留德又留苏且学习军事和武器装备的，自然对答如流。这让考察过德国、意大利的张学良十分佩服。为此，张学良曾对他的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说：“刘先生胆识超群，绝非等闲之辈。听说共产党内有个王稼祥，颇有本事，莫非刘先生就是王稼祥？”张副司令不认识阚尊民，闻王稼祥之大名而不认识王稼祥，这说明他身边那批“马列班底”黎天才、李希逸、吴雨铭等究竟不上档次。唯有潘文郁和罗章龙认得王稼祥和阚尊民。可惜，潘文郁被副司令枪毙了。而罗章龙则继续在开封当大学教授，他虽认识阚尊民，却没听说过刘鼎这名字。
刘鼎到西安后不久，就通过史沫特莱从上海请来德国牙科医学博士赫伯特·温奇，在七贤庄1号建立张学良的牙医诊所，烈士遗孀、邓中夏夫人夏明充当牙医诊所“护士”。这名义上的牙医诊所，实际是中共秘密交通站，后来大名鼎鼎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护士”夏明就是秘密交通站工作人员。刘鼎在诊所接待和安置了史沫特莱等人，还从上海购买大批药品和医疗器械等急需物资，再从这里中转运送到苏区。后来，丁玲从上海去“红都”保安前，也在此处当了一个月左右的“保姆”。
七讲八讲，讲到这里，我们依然没涉及董健吾与张子华从上海到瓦窑堡的“官方使命”。他们此行是怎么回事？
这些事，我们不妨简略地从头说起。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占领东北三省，接着又把矛头指向锦州，指向热河，再进攻长城，侵略内蒙古。野心越来越大！蒋介石害怕了，苏联也紧张了，于是，蒋介石想到要联合苏联制止日本的侵略步伐。
的确，蒋介石原本与苏联有一定的交情。只是在1927年后，他的反共政策激怒了苏联，中苏两国关系变差了。一度还因东北铁路事件，中苏断交了。但此时，苏联也面临日本的威胁，因共同的危机感，中苏又复交了。但是，老蒋想要联苏抗日，那事情还得从头做起。
1935年10月，蒋介石秘密会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表示愿意和苏联合作抗日。同时表示希望苏联压迫中共同政府谈判，合并武装。鲍格莫洛夫表示愿意向斯大林汇报。
中苏两国关系的最大障碍是国共矛盾。所以1936年1月3日，蒋介石命令侍从室秘书邓文仪以外交官身份与中共在苏联的负责人王明联系，讨论合并中共的条件，以排除中苏两国关系的障碍。同时，他派出CC派头子陈立夫带着外交官张冲赶赴柏林，等待邓文仪和王明谈判出具体方案，他们就立即赶赴莫斯科，进行中苏两国合作的谈判。
邓文仪按蒋介石的命令，向王明提出的谈判条件如下：
（一）取消中共的苏维埃政府，所有苏维埃政府的官员进入南京政府工作。
（二）取消红军，所部编入国民革命军，军官可以保留，但必须接受中央派出的政工干部。
（三）中共可以保留现有的政党，要么保持以前国共合作，要么保持中共作为独立党派存在。
（四）红军将来会被安排到内蒙古参加抗日作战。
（五）中央政府可以提供给红军一些武器装备和补给。
对此方案，王明表示，目前很难接受，不过他提出了继续谈判的要求。
此时，苏联对日本还持观望态度，所以并不十分积极与中国合作，还趁机出兵占领外蒙古，这又引发中国政府的抗议。这样一来，中苏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看起来又显得十分渺茫。
虽然苏联这边停滞了，蒋介石终究还是讲现实的人，他想到王明不过是个常驻苏联的代表，他更多考虑苏联利益，而不能代表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中央。于是他双管齐下，在布置邓文仪与王明谈判时，又指示中统直接和陕北的中共中央联系，讨论国共两党和谈的问题。他把与中共接触的任务交给宋子文、陈果夫、陈立夫等少数几个人，让他们偷偷摸摸地进行。
这陈果夫、陈立夫的中统是中共的头号死敌，出面联络中共党员谈何容易？于是陈立夫想起自己的朋友曾养甫。曾养甫早年留学美国，获矿冶工程师资格，是个技术专家，当过南京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副委员长，就是他负责钱塘江大桥的筹建工作。曾养甫虽也属CC派，但与陈果夫、陈立夫这些人相比，他的政治色彩不是十分强烈，所以他被选出来当国共谈判的政府方面代表。但如何联络中共方面则依然是个问题。接着陈立夫找交通部高级部员谌小岑，请他帮助寻找与共产党接触的渠道。谌小岑在五四运动时期是天津觉悟社成员，与周恩来、邓颖超相识。谌小岑通过各种渠道，反复辗转，终于找到了一个中共地下党员，那人就是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征集部主任的左恭。谌小岑向他通报了国民党希望与中共谈判的意愿。左恭即时把这一重要情况向中共党组织做了汇报，上海临时中央局选派了组织部秘书张子华担任国共两党中央谈判初期的秘密使者。张子华原先在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负责人王蛮子（是故意取的外号，实际上就是饶漱石）身边工作。因张子华是甘肃人，还有个叔父是国民党政府高官，所以1935年北方局另一负责人孔原推荐张子华代表北方局出面，促成陕北红军刘志丹与谢子长的联合。之后，又是孔原推荐张子华到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工作。
1936年1月3日，就是邓文仪与王明谈判的同一天，左恭陪同谌小岑与化名黄君的张子华一道，在上海四马路惠中旅社进行第一次会晤。谌小岑传达了国民党的意思，并请张子华帮助与中共中央搭桥。三天后，张子华通告谌小岑，中共方面愿意接受国民党和谈的意愿，同意两党和解，一致抗日，并建议由国民党方面派出代表与自己一块儿前往陕北，与中共中央领导人直接面谈。国民党不干，但又不愿意错过和谈的机会。于是宋子文出面，请宋庆龄设法从中帮忙。宋庆龄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了亲笔信，委托董健吾以国民党中央政府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周继吾的身份与上海党组织派往陕北的联络员张子华一同前往陕北。张子华一路上都以为同行的这位周继吾是国民党财政部高官，而不知道他是董健吾同志，是中共地下党秘密党员和大名鼎鼎的中央特科骨干。
二人到西安后辗转多方，因封锁太严，又不知道当时已开通的秘密红色通道，所以对进入苏区的问题一筹莫展。董健吾只得铤而走险，拿着孔祥熙的介绍信上门找圣约翰大学的老同学钟可托。钟可托此时是西北禁烟处处长。禁烟处是肥缺，特别是在西北这个地方。带兵的人几乎没有不与鸦片打交道的，从而没有不与他来往的，所以张学良也把钟可托视为心腹。想见张学良，就找钟可托，董健吾这路子，对头！
钟可托带着董健吾拜见张学良。张学良看着递来的公函是孔祥熙签署的，上面标明来者身份是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周继吾。
“啊，失敬失敬！周专员是中央政府的人哪，不知找张某人有何贵干？”
叫周继吾的人向边上的谭海副官和卫队营营长孙铭九扫了一眼，没有回话。
张学良摆了摆手让两人出去。他猜想，那位孔财神一定是要利用陕甘宁边区的烟土问题敲竹杠捞钱。
大西北穷，大大小小军阀多，拿什么充军饷？军头不约而同地动起了烟土交易的坏脑筋。自陕北榆林老军阀井岳秀开始，直到高桂滋、高双成，就连第十七集团军的大小军头，个个都脱不了干系。去年年底，张副司令去上海看望杜重远时，也特地看望过大毒枭杜月笙，谁敢保证副司令没动那念头？
“这次拜见副司令，是想让您派人将我送到瓦窑堡。”
“你说什么？”张学良大吃一惊，眼睛睁得大大的，再想捞钱，也不能捞到红军根据地去吧？他补充提醒一句：“瓦窑堡可是‘匪’区哇……”
“实不相瞒，我去瓦窑堡不是为了考察什么，而是要见见毛泽东、周恩来。”
“你到底是什人？”张学良像突然醒悟过来似的，一声吆喝，“来人哪，把他先押起来。”
谭海和孙铭九冲了进来，就要动手。
“副司令息怒，请让他们先出去。”周继吾低声说道。
张学良发觉周继吾颇有来历，摆手示意孙铭九等退出。
周继吾这才对张学良说：“实不相瞒，在下真名董健吾，此次奉孙夫人之命而来，作为国民党代表给中共送信。孙夫人说张副司令是好朋友，会帮忙的。”
哦，原来国民党中央真的在与中共暗通款曲！
张副司令觉得自己是受骗了：委员长“剿共”的命令一个接一个的，根本就是故意让我们这些东北子弟兵去送死呀？
他越想越气，真是岂有此理！
稍后，张学良留下董健吾细谈了几天。他弄懂了：以前的传闻不假，老蒋确实正在与中共秘密谈判！张学良想：既然老蒋与共党谈得，我为何不能谈？
这下，张副司令定心了。到2月下旬，张学良让高福源陪同，用飞机把董健吾、张子华送到肤施，再吩咐王以哲派一个骑兵连将他们护送到苏区。从肤施到瓦窑堡，董健吾、张子华又花费了几天时间。
2月27日，董健吾、张子华进入苏区，到达中共中央驻地瓦窑堡。林伯渠、秦邦宪等接待了客人并听取汇报。包括张子华在内，这里的人都不知道董健吾的真实身份，不知道他是原党中央特科的成员，只以为他是孔祥熙的人，甚至是国民党的人，是国民党派来的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周继吾。认识董健吾的周恩来此时却正与张闻天、毛泽东等一道去了东征前线山西。于是，林伯渠、秦邦宪决定让中共党员张子华专程赶到东征前线的山西交口镇，向中央详细汇报他与国民党方面几次接触的情况。而等收到张闻天、毛泽东看到宋庆龄来信发回的电报后，就把电报当回文交给周继吾专员，让他回上海和南京复命。周恩来并没意识到，留在瓦窑堡的国民党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周继吾就是自己的老部下董健吾！毛泽东会见张子华并夸奖道：你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决定继续派张子华作为中央的联络员与国民党接触。他也不知道收养自己儿子岸英、岸青，并设法把他们送到法国巴黎再转道苏联留学的人，此时正在瓦窑堡，而且即将离开了。
此处既然说到董健吾这个传奇人物，就不妨交代一下相关的一些后事。毛岸英、毛岸青到苏联后，有一个正在苏联的人物知道了这事。正好此时，王明就要派此人回中国。于是，他一到陕北苏区，就马上向最高领导报告了毛岸英、毛岸青到苏联的好消息。他得到了受重用的机会，此人就是康生。而负责养育并具体筹款组织孩子留苏的董健吾，后半辈子却命运坎坷。其实那也不能全怪别人。抗日战争进行到最艰苦的时刻，董健吾在生活极端贫困之际，利用变节朋友李士群的关系，一度“打入”南京的伪中央警校去。一步错，耽误了后半生。
到“文化大革命”年代，老年的斯诺再次访华，寻找那位带自己到陕北苏区的引路人“王牧师”时，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查清“红色牧师”就是那位最具有传奇色彩的中共特科“红队”成员董健吾。可惜，洋记者斯诺来得不是时候。此时“王牧师”虽没死，但政治身份十分尴尬，还在医院内动手术。斯诺错过了与“王牧师”最后见面的机会。
肤施会谈
3月16日，红军最高决策层已经对张学良的提议进行回应，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联名发电报给王以哲，通报了中共中央参加肤施最高会谈的代表是周恩来。中共建议肤施最高会谈的时间就是3月17日。
但事实上，肤施最高会谈延迟了二十天，直到4月初才最后确定改在当月8日进行。延迟的主要原因是张学良。
原来，洛川会谈后，在张学良飞回西安的路上，专用飞机出现问题了，故障飞机被迫送到武汉修理。张学良最近公事繁忙，既忙于几次洛川会谈，又忙于接送上海到苏区的特别信使董健吾等人，这飞机的确是疲劳过度了，又来不及检修，所以闹了点儿情绪。3月17日这日期要向后推迟了。好在这次故障没酿出事故！而且这飞机故障不严重，很快就修好了。可是会谈还是没有进行，因为张学良在上海方面又有要事等待处理，那就是要接中共代表刘鼎来西安。刘鼎接来了，会谈还要推迟。原因是张副司令自己突发感冒了，喉咙发哑，几乎不能开口说话，不得不看医生。直到4月6日，日期终于到了，王以哲收到张闻天、毛泽东和彭德怀联名给自己和张学良的电报：
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八日赴肤施，与张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七日由瓦窑堡启程，八日下午六时前到肤施城东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
乙：双方会谈之问题，敝方拟为（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四）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丙：张先生有何提议，请预告为盼。
（江明武：《一代天骄：周恩来的历程》，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6年）
王以哲向张学良请示，回电同意在4月8日这天会面。中共和红军方面电报中讨论的问题也正是张学良在3月提出过的。而且4月8日这个日子，也是不能再推迟了！
张学良已深恐局势的变化。原先，整个大西北只有他东北军是拥兵二十万之众的强大军事集团。老蒋方面虽然不断电令催逼他“剿共”，但张学良不为所动，就是按兵不动或者打“假仗”敷衍塞责。此时蒋介石的中央也拿他无可奈何，究竟他的嫡系“中央军”在四川激战，而在西北没有什么力量，奈何不得东北军。
但局面马上发生变化了。原本，张国焘率领的那支拥有八万人马的红四方面军南下重返四川，想恢复根据地时，不但遭到近十万地头蛇川军的顽强阻拦，还吸引来了蒋介石十万“中央军”的围堵打击。红四方面军遭到严重损失，被迫会合了贺龙、任弼时的红二军团、红六军团，重新向北长征，进入西北地面。蒋介石的十万“中央军”也趁势北进，进入西北，剑指陕西。“中央军”来了，东北军和西北军与陕北红军一样，同时感到“中央军”的威胁迫在眉睫。面临共同威胁的张、杨两军也下决心不再闹矛盾，而齐心协力共同对付老蒋了。张学良当然想抓紧和中共谈判，争取达成合作的协定。实现东北军、西北军两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设想，稳住陕西，再稳住大西北。
红军张、毛、彭这份给东北军的电报中，“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就是“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计划的核心内容。这些正中张学良下怀。“三位一体”思想的雏形最早是张学良与杜重远对话时受启发的。后来与李克农首次会谈时，不想中共方面也不谋而合地提到“三位一体”的主张。这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很显然，作为大西北最大的军事集团，“三位一体”最符合自己的利益。张学良不再犹豫了。
如果说，1月至3月间，张学良、王以哲与李克农会谈达成的协议停留在两军停止军事敌对的层面，那4月8日张学良与周恩来的谈判则是希望两军成为战略盟友。那就是要形成背靠苏联，实现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共同对付蒋介石和他的“中央军”。
就要举行的肤施会谈，将改变未来中国的命运。
王以哲为张学良、周恩来的肤施会谈做了周密的安排：他首先下令驻肤施守军一二九师参谋处处长乌庆霖、副官处处长吕伟绩率部队抢修肤施飞机场；接着，他又派人在4月8日那天到肤施城外的川口迎接红军代表，并在肤施城内至川口地区都布置了亲信和卫队人员执行警卫任务，保证周恩来一行的安全。他自己赶往西安迎接张学良。
为了在4月8日赶到肤施，周恩来、李克农带着电台和一个小分队于约定时间来到肤施城东北二十里的川口。不料这天，天公不作美，雨雪交加，道路泥泞，与张学良的电台联络又中断了，代表团被迫留在川口过了一夜。
其实因雨雪，张学良也是在4月9日上午，才亲驾飞机带着手下大将王以哲和中共地下党员刘鼎来到肤施机场。由于天气不好，无线电台工作不畅，与周恩来的呼叫不通。王以哲放心不下，派参谋带着自己的信，去川口迎接周恩来。周恩来拆开信，以下文字映入眼帘：
兄等平安到川口，弟闻之，慰甚，慰甚！为避人耳目计，可简从进城，是祷！一切面谈。面谈亦可作竟夜，未尝不可，于明午前四时离城即可也。一切安全不成问题，弟均负责，谨请放心！
看毕，周恩来放下心来。当晚8时，街面已十分宁静，周恩来、李克农一行随六十七军的参谋人员进入肤施城。肤施城内钟鼓楼东北侧一座基督教堂，历史性的会谈就在这里举行。张学良首先与周恩来见面，他幽默地说：“周先生，我这里给你带来了一位共产党的代表刘鼎先生！”周恩来初听，不由得一愣：谁是刘鼎？等到见面，看到出现在面前的是原特科二科副科长阚尊民，周恩来才哈哈大笑：“原来是你呀，想不到我们在这里又见面了！”说罢，上前热情握手。
当晚，会谈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参加会谈的就是五个人——周恩来、李克农、张学良、王以哲、刘鼎。与历来谈判不一样，谈判桌边少了张学良的军师黎天才。黎天才因为是叛徒身份，他愧于面对正宗的中国共产党人。况且周恩来、李克农和刘鼎都是专门惩治党内叛徒的特科“红队”的领导骨干，坐在一起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只有黎天才自己心中有数。
周恩来和张学良进行了彻夜长谈。讨论了国内外形势和中国出路以及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对国内外形势及实现东北军、西北军两军和红军“三位一体”，背靠苏联，稳住大西北及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均没有分歧。唯一发生争论的是如何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周恩来当然提出要张学良一道反蒋抗日，而张学良坚持要在蒋介石领导下抗日。周恩来述说了蒋介石的许多罪行。看起来，双方当然不容易达到妥协。但又不能让好端端的谈判局面破裂，于是，周恩来缓过口气表示：只要蒋介石愿意抗日，共产党是愿意在他的领导下，捐弃前嫌，一致对外的。
对此，张学良十分高兴，他说：“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边劝，一定可以把蒋介石扭转过来。”
其实，周恩来的目的就是要让张学良对蒋介石施加影响，要他放弃敌视共产党的态度，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事，早在2月底3月初，张学良用专机及骑兵把周继吾、张子华送到瓦窑堡，中共中央接收了他们带来的国民党与中共和谈的信件时，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已经研究过，同意与蒋介石谈判。所以，张学良坚持要在蒋介石领导下抗日的事，中共方面早已经有了讨论意见，此时已是胸有成竹。周恩来在如何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采用以进为退的手法，十分成功，以至于让张学良主动表达了劝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公子哥张学良有个“言必信”的好品格：许人一诺，必全身以报。从此，他不仅一而再，再而三地履行“劝蒋”放弃“围剿”红军的诺言，后来还把“逼蒋”的事当作自己的义务，最终激起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阵惊涛骇浪。这事，我们届时再讨论吧！
翌日清晨，周、张会谈顺利结束。两人谈妥了红军与东北军联合抗日的部署，一致达成八条协议。
（一）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问题。张学良同意这是中国当时的唯一出路，对于《八一宣言》中的十大政纲，则表示俟加以研究后再提出意见。
（二）关于红军的集中问题。张学良承诺赞助红军集中河北；红四方面军出甘肃，东北军可以让路；至于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北上路线问题，因须经过国民党“中央军”防区，张愿任斡旋之责。
（三）东北军方面派出赴苏代表，取道欧洲前往；中共方面的代表由张负责保护，从新疆前往。
（四）关于停止内战问题。张表示完全同意，并谓红军一旦与日军接触，则全国停战运动将更有力量。
（五）在张未公开表明抗日以前，不能不接受蒋介石命令进占苏区。为此，张准备以王以哲军入肤施，沿路筑堡，双方交通仍旧。如此一个月后，再看形势发展决定。
（六）关于通商问题。普通货可由红军设店自购，军用品由张代办，子弹可由张供给。
（七）双方互派代表常驻。
（八）张认为红军去河北恐不利，在山西亦难立足，不如经绥远较妥。但如红军决定出河北，张可通知万福麟部不加阻挠。
八条协议的核心是第一条，张学良同意把“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看成中国当时的唯一出路。在大西北，实现红军、东北军、西北军“西北大联合”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正就是中共的“西北发动”计划。
4月10日，周恩来一行怀着极其满意的心情准备离开肤施。
临别，张学良送给周恩来一本精制的大地图，并深情地说：“共同保卫中国。”
接着张学良又问周恩来：“贵党有几位中央领导人？”
当时，通过瓦窑堡会议确定的中共中央常委是：洛甫（总书记张闻天）、博古（秦邦宪）、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于是，周恩来回答说是五位（另有说法是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但此说不靠谱，因为此时朱德还在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上）。
“那我就送点儿生活费给五位领导人，表示一下意思。”哦，原来张学良要用经济手段来联络感情！于是，他立即派西北“剿总”粮秣处处长张政枋用两辆汽车将两万枚银圆分装在二十三个麻口铁桶中，沿途送到红军的边界。这张政枋原先是师长，现出任西北“剿总”粮秣处处长这要害职位。他是张学良的族亲，本书以后部分，不乏他登台亮相的机会。
周恩来、张学良两人就此挥手告别，彼此大有相见恨晚而又相聚苦短之感。12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及刘鼎返回瓦窑堡。
与会的王以哲深为周恩来的谈判魅力而折服，更为他的宽广胸怀而感动。王军长事后说：“若果全国各党派皆能如中国共产党以救国为先，我们便用不着对日寇怀什么恐惧了，我们中国也就可以得救，我们流亡的东北人也就可以回老家了！”
经过肤施会谈，红军与东北军的联合局面已经形成。王以哲对张学良逼蒋抗日的思想表示完全赞同。会后，当知道宁夏马家军的马鸿宾师长表示愿意与红军结为友军时，他立即联络红军，从中撮合。中共中央当即采纳了王以哲的建议，对马鸿宾师长报以友好态度并建立了联系。红军也因此少了一个对头，多了一个朋友。
从双方达成的肤施协议第八条看，张学良认为红军东征去山西、河北会遇到很多麻烦，在山西亦难立足。后来事实证明张学良的预见不错。当然，山西因晋商而颇有财富，红军东征虽然没能最终立足，但收获也颇为丰盛。同时因东征，中共和红军在山西产生了影响，这为后来中共在山西从事新军运动打下基础，红军东征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其时，红军东征战场正深入山西。惊恐万分的阎锡山被迫让汤恩伯等“中央军”入晋营救自己。汤恩伯率“中央军”涌进山西，从而金身不破的山西被“破”了。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蒋先生企图借此机会将红军围堵在山西一举消灭，便下令张学良，要他抄红军后路，迅速完成在陕北的延长、延川一线对黄河西岸的封锁，把东征红军堵截在山西，断红军西归的希望。而延长、延川的黄河沿岸恰就是王以哲六十七军的防区。此前的洛川会谈，王以哲已与红军签下了互相友好的“口头协定”，于是六十七军对老蒋的命令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口头上含糊应对，行动上却按兵不动！在这关键时刻，红军利用王以哲部队留下的巨大空隙，顺利渡过黄河，退出山西，安全回到陕北根据地。
至于条文中“不如经绥远较妥”一句，就有了后来的西征。只是红军西征时，选择了更偏西的宁夏方向而不是绥远。注意，那时的宁夏幅员辽阔，包含了如今内蒙古的整个西部地区。其实不论东征去河北还是西征去宁夏，都是为了到达外蒙古边界。张浩刚到苏区时，就带来了苏联调一批物资装备到外蒙古以支援红军的消息。当然因东征、西征均没成功，苏联援助物资也就从外蒙古转到盛世才控制的新疆去了。
肤施会谈后，李克农随周恩来回瓦窑堡。根据第七条协议，刘向三到洛川接替李克农出任中共驻六十七军代表。刘向三是南方人，王以哲担心他不是东北口音，容易被特务发现而遭意外，于是让他穿上东北军军装，以少校参谋的名义住在军部，对外就说是他的同学。为了保密，王以哲不让刘向三与外人接触。后来，刘向三转到西安活动时，也由六十七军的副官宋学礼特别保护。不久后，中共中央考虑到刘向三因口音不同，与东北军交流起来不方便，加派辽宁省籍的项乃光来到六十七军。项乃光原与王以哲熟悉。从而，刘向三与项乃光一起任六十七军联络员。
4月26日，党中央正式任命刘鼎为中共中央驻东北军代表。他回洛川的当晚，就向张学良递交了周恩来的亲笔信。周恩来给张的信中着重提及：“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订各事。寇深祸急，浑忘畛域，率直之处，诸维鉴察。”张学良亲切地握住刘鼎的手说：“我估计你会回来，也盼望你回来，果然你回来了，好哇，你不再是我们的客人，而是我的助手，真好哇，这要感谢周恩来。”
当晚，他们进行一次彻夜长谈。张学良这人对朋友毫无保留，甚至把自己认为最痛心的事、最对不起朋友的事也和盘向刘鼎托出。去年在武汉，因蒋介石的紧逼，张学良不得已“挥泪斩马谡”，处死了原先在自己身边工作的中共党员潘文郁！张学良痛心地向刘鼎说：“杀朋友是最不应该的，也是最难过的。”
有关潘文郁的故事，我们不想在此处展开，以后另找机会进行补充。但从张学良对潘文郁的念念不忘，可见他十分注重朋友的私人感情。刘鼎也认识到张学良对人的真诚与坦白，两人从此成为至交。
肤施会谈一个月后，张学良、王以哲又与周恩来举行了第二次肤施会谈。这次会谈延续到5月13日结束。彼时，红军东征遭遇挫折，刘志丹也不幸牺牲了，红军全部退回陕北。汤恩伯、阎锡山军队也企图过黄河进入陕北追击红军。因此，东北军成为红军可借助的力量。5月13日的再次会谈，不但解决了王以哲六十七军在直罗镇筑碉堡而与红军发生误会的问题，中共方面甚至是进一步向东北军开放苏区，主动提出让六十七军进入苏区建筑堡垒以对付异变。另外，也提出由东北军向红军供应子弹的问题及要求东北军保护中共代表经新疆前往苏联的问题。
有关东北军进入苏区筑碉堡达成契默的前因后果：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考虑到汤恩伯、阎锡山军队即将从山西渡黄河进入陕北的局面，决定除原定的直罗镇一带、甘（泉）肤（施）公路线以外，另把一片红军军事据点移交给王以哲。5月15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给王以哲发电报，决定把靠近黄河西岸的干谷驿、交口镇向延川、清涧一线的红军据点移交给他，并要求他指挥的东北军迅速抢占，并抢先构筑碉堡，以强行隔开汤恩伯、阎锡山的白军与红军的接触。接电报后，王以哲立即调兵遣将，大张旗鼓通过“激烈的”假战从红军手中“抢过”这一线的重要据点和防地，并向西北“剿总”报功。从山西尾随红军而来到黄河边的汤恩伯、阎锡山六个师的军队，眼睁睁地望着黄河流水直跺脚，“剿匪大胜的功劳”就这样被王以哲抢去大半。
王以哲立即派人给红军驻六十七军的联络员刘向三送去一个装满十万元钞票的大麻包，让他送回苏区。这是他对红军出让地面的报酬！对旧军队来说，“让徐州”这样的交易是需要支付酬金的，那是一项规矩。不过，对经费困难的红军来说，那也是“雪中送炭”了。可见，中共中央的统战策略发挥了不可估量的战斗力。
但汤恩伯军队并没全停在山西，汤恩伯的中央第十三军的一支分队尾随红军，从鸦片军阀高双成、高桂滋防地绥德、榆林一带过黄河到达陕北。虽然汤恩伯的“中央军”再次威胁到陕北“红都”瓦窑堡，但经过如此这般的一番周折，拖延了许多时间，红军已经做好了抵抗的充分准备。而且，高双成、高桂滋也是军阀，在军阀的地面上，汤恩伯的“中央军”也颇受制约，对红军的威胁也就大打折扣了。
5月13日，新肤施协议第六条是有关东北军向红军提供子弹的问题。红军从东征前线回来后，一部分红军打算重新回到陕南秦岭的商洛一带去发展，并伺机转进河南争取在大别山创造再次发展的条件。当时，十万之众的老蒋嫡系“中央军”正紧逼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向甘肃、宁夏北进。红军向陕南、河南发展，也正是从南面牵制这批企图进入大西北的“中央军”，以保卫陕甘苏区。为此，周恩来要求张学良放红军南行并支持红军弹药，张学良果断答应提供79式子弹十万发，其中六万发直接运送至肤施城，由红军来取。另外四万发将送给向陕南进发的红军部队。尽管后来因形势变化，红军取消南下计划，但在6月1日，张学良仍按约定将六万发子弹运到肤施。为此事，王以哲主动联系红军，并通知六十七军军械处长范长庚，动用运输手段把这批子弹秘密送到了城外的红军手中。周恩来为此致电感谢王以哲：“承拨子弹，足证兄等待人如己，不分界限，有如兄弟手足，曷胜感纫。”
6月3日，周恩来在肤施城外的川口镇把邓发介绍给刘鼎。刘鼎把邓发经肤施、洛川带往西安。6月10日，张学良离开西安去兰州，让于学忠替邓发办前往新疆之各种手续。邓发终于转道新疆去苏联。邓发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第一个到达苏联的代表。同时，张学良也主动派出自己的代表分别经上海和新疆与苏联进行联络，了解苏联对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计划的态度。
杨虎城的西北军原本就与中共保持着良好关系。他身边有许多中共党员在开展工作，甚至连杨虎城夫人谢葆贞都是中共党员。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党员南汉宸、汪锋、王世英、王炳南等分别代表中共中央陕北方面、中共北方局和苏联第三国际先后同杨虎城谈判。1935年底，双方达成反蒋抗日的秘密协议。杨虎城从而成为又一个接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后来毛泽东秘书张文彬也多次来往西安，同杨虎城秘书王菊人商谈，达成了互不侵犯等一系列口头协议。
两次肤施会谈后，不但王以哲的这支东北军与红军建立了秘密的友军关系和战略伙伴关系，杨虎城西北军也表示支持中共提出的建立“西北大联合”的政治主张，采取了联合红军的实际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