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异质共生”？

异质共生是一个嫁接性概念，它主要是源于异质性和共生两个基础概念的统一，它的生成、指向、价值和意义，都是基于对现实复杂的回应，是复杂-非线性思维下的产物。其中，异质性概念主要源自于生态学中的“空间异质性”（spatial heterogeneity）与米歇尔·福柯提出的“异质空间”（heterotopia）。而共生概念则主要是基于自然界中生物圈内普遍存在的“共生现象”（phenomenon of symbiosis）和黑川纪章提出的“共生思想”（philosophy of symbiosis）。

在生态学中，异质性是指在生物环境不断进化过程中，物质与能量的不断流动，以及转化的频繁干扰，使得生态环境永远达不到均质状态的理论而生成的概念。空间异质性在生态学领域应用广泛，比异质性在概念上更加具体，主要指生态学过程和格局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匀性与复杂程度，空间异质性越高，则意味着多样性的环境允许物种共存的程度越明显。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建筑师保罗·索勒瑞将生态学（Ecology）和建筑学（Architecture）合并为Arcology，提出了“生态建筑学”的概念，与此同时，异质性被引入建筑学领域。而在此前后，福柯提出的“异质空间”也成为了对建筑学产生重要影响的概念。

在自然界生物圈中的“共生现象”，主要是指两种或者多种不同生物之间所形成的紧密互利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一方为其他方提供有利于生存的帮助，同时也获得对方的帮助，当然这些共生关系可以是非对等的。20世纪70年代，面对当代多元化的语境，以及文化、艺术和建筑等领域的异质性特征，黑川纪章发现，即使再发达的技术也无法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所以他抛弃了长期以来对技术形成的坚定信仰，开始回归传统，从地域性文化中挖掘与现代文明相融合的新思想，最终，他在此前新陈代谢时期所强调的中间领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并发展了共生思想。黑川纪章明确指出，机械时代的“普遍性”将被异质文化共生的时代所替代。他在《新共生思想》一书中写道：

“‘技术转移’也是发达国家的一种霸权思维方式，是机械时代‘普遍主义’的延伸。在生命时代，将探求发达国家的技术如何去适应不同地域的历史性传统技术，并与之共生。”^[8]

在某种程度上，黑川纪章的共生思想也可以视为对日本同行和同胞批判哈迪德大而失当的设计的一种跨时空响应（图6）。

图6 黑川纪章及其《新共生思想》

在哈迪德的设计事件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随着社会的整体性结构出现崩塌，与思维方式变革相对应的是人们内在意识的普遍觉醒。反思人类走过的历程，人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自身所赖以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自身与其他存在形式交织在一起，共同形成了一种共生共存的复杂关系，任何独特性的文化和信仰都拥有其存在的必然价值和理由。人们也逐渐明白，在面对多元对立和竞争的关系中，异质文化的共生，对话与合作，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富有创造性的新态势。而异质共生思想的重构，更对人类社会的未来产生着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内在意识的觉醒只是序曲，那么信息技术、复杂性科学与哲学的兴盛则彻底拉开异质共生的大幕。日渐成熟的复杂性科学与非线性思维对于异质性与共生思想的结合，发挥了决定性意义，这是机械时代所无法达到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复杂性科学首先带来的是一场方法论或思维方式的变革，它对传统思维的颠覆和对现实的洞察，契合了当前这个多元与复杂的世界。与此同时，它也赋予建筑师一种更加自由和开放的创新精神，使其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观念，而是以有机生命和自然现象中所释放出的信息为触媒，创造出符合当代审美且更具活力与适应性的生存空间。

以异质共生思想为杠杆，让当代先锋建筑中的异质性表达在物质功能和精神需求之间也找到了平衡，而对于它的强调，又让人们在当代多元化语境下深度认知了空间、身体与社会的关系，包括哲学、文学和技术等诸多层面。与此同时，当人们对空间的讨论延伸到后现代主义与全球化的理论之中时，又会意识到这一空间认知也是人们意识形态中极富特色与活力的组成。而在梳理和阐述全新语境下的人与空间的多层次关系，真实的异托邦对抗虚拟的乌托邦过程中，人们也更加坚定自身对于诗意栖居的憧憬。

总而言之，异质共生作为作用于当代先锋建筑的约束与适应性策略，对于建筑和城市而言，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它所呈现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时间与空间、历史与未来的交融状态，一种自由穿越的真实与虚拟、中心与边缘和谐共生。对于自然、社会与空间中异质共生的确认，也为人们观察、体验、感知和理解建筑与城市空间提供了适宜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