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亚历山大一世之死和12月14日——精神觉醒——恐怖分子布肖——柯尔切瓦的表姐

一个冬天的早晨，参政官突然出乎意外地来了。他心事重重，迈着快步，径直走进父亲的书房，向我扬了扬手，表示不让我进屋，然后把门闩上了。

幸好我不必多费脑筋，猜测这是怎么回事，通往前室的门打开了一点，一张红通通的脸，给仆役制服大衣的狼皮领子遮没了一半，探出了门口，小声招呼我过去，这是参政官的听差，我赶紧跑到门口。

“您听见没有？”他问。

“听见什么？”

“皇上在塔甘罗格驾崩了。”

这消息使我吃了一惊，我从没想到他会死。我是在对亚历山大的无限崇敬中长大的，因此立即怀着忧伤的心情，想起前不久在莫斯科见到他的情形。那时我在特维尔城门外面散步，正巧遇上了他。他安详地骑在马上，旁边有两三个将军。他们刚从霍登广场阅兵回来。他的面色和蔼可亲，脸圆圆的，线条柔和，表情显得疲惫而伤感。等他来到我们旁边时，我摘下帽子，举了起来。他微微含笑，向我点头致意。这与尼古拉是多么不同啊！尼古拉始终像头发剪短、秃了两鬓、带胡髭的墨杜萨。不论在街头，在宫内，在子女和大臣中间，或者传令兵和宫廷女官中间，尼古拉无时无刻不在试探，他的目光能不能产生响尾蛇的效果——使血管中的血停止流动。如果说，亚历山大的亲切外表只是假面具，这种伪善总比赤裸裸的、公然表现的专制暴虐好一些吧？

……正当混乱的思想在我头脑中翻腾，店铺中竞相出售康斯坦丁皇帝画像的时候，正当要求宣誓忠诚的通告发往各地，善良的人们忙于准备誓词的时候，传来了皇储放弃皇位的消息。紧接着，参政官的那个听差（他是政治新闻的大猎奇家，成天在参政官们的前室和各种衙门中转游，探听消息，尽管他并无午后换马的权利）又告诉我，彼得堡发生了叛乱，加列拉大街遭到了炮击。

第二天晚上，宪兵将军科马罗夫斯基伯爵来到我家，谈起了伊萨基耶夫广场上的方阵，近卫军骑兵的进攻和米洛拉多维奇伯爵之死。

接着开始了大逮捕：“某某人被捕了”，“某某人被捉住了”，“某某人被从乡下押来了”；做父母的为孩子提心吊胆。乌云布满了天空。

亚历山大统治时期，政治迫害并不常见。确实，他为了几首诗流放过普希金，也流放过拉布津，因为后者担任艺术学院院务会议秘书时，提议把马车夫伊利亚·拜科夫选为院士。但这种迫害不是一贯的。秘密警察还没有发展成专横暴虐的宪兵团，只是由德桑格伦的办公厅管辖的机构，德桑格伦是个老伏尔泰主义者，幽默饶舌，爱说俏皮话，有点像茹依。但到了尼古拉时期，德桑格伦本人已被当作自由思想者，落在警察的监视下了，尽管他还是原来的德桑格伦。单凭这一点，就足以清楚地衡量出两个皇朝的不同。

尼古拉登基前，根本没有人知道他。在亚历山大统治时期，他无足轻重，没有地位。现在大家却竞相打听他的消息。然而可以提供材料的，只有近卫军军官；他们恨他，因为他冷酷无情，吹毛求疵，报复心重。在全城最早传播的一些小道消息中，有一件事足以证实近卫军的意见。据说在一次操练时，这位亲王竟然忘乎所以，想揪一位军官的衣领。这位军官回答他：“殿下，别忘了佩剑在我手中。”尼古拉退后一步，没有吭声，然而并未忘记报复。12月14日之后，他两次查问，这位军官有无牵连在内。幸好他毫无牵连。

社会的论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精神的急剧堕落可悲地证明，在俄国贵族中间，个人的尊严感已衰退到何等地步。除了妇女，没有一个人敢表示同情，为昨天还曾握手言欢、今天已被拘捕的亲友讲一句公正的话。相反，出现了疯狂的奴隶制保卫者，有些人是出于卑鄙的动机，另一些人则并无个人动机，但这更糟。

唯有妇女没有参与这场背叛亲人的丑剧……她们屹立在十字架旁边，面对血腥的绞刑架而毫无惧色——柳瑟尔·德穆兰，这革命的奥菲利娅，曾徘徊在刀斧手左右，等候着轮到自己；当狂热的青年阿利波走上断头台时，向他伸出友谊和同情之手的是乔治·桑。

流放苦役犯的妻子们跟着丈夫远赴西伯利亚东部边陲，甘心丧失一切公民权利，放弃财产和社会地位，在严酷的气候中，在更为严酷的当地警察的迫害下，忍受终生的奴役。姊妹们无权随同前往，但她们从此远离宫廷，不少人还离开了俄国；她们心头几乎全都蕴藏着对受难者的不灭的爱。然而男子们没有这种感情，恐惧吞噬了他们的心灵，谁也不敢为不幸者讲一句话。

接触到这问题，我不能不为这些英雄史迹中的一件事讲几句，它还很少有人知道。

在古老的伊瓦舍夫家，有一个年轻的法籍家庭女教师。伊瓦舍夫的独生子打算娶她，这引起了轩然大波，全家人惊慌失措，痛哭流涕。这个法国姑娘没有在决斗中杀死了诺沃西利采夫，自己也为后者杀死的切尔诺夫这样的弟兄，她被迫离开彼得堡，他也在大家的劝说下暂缓实现自己的意愿。后来他成了阴谋叛乱的一个重要人物，被判处终身苦役。他的亲属还是未能从门第不相当的婚姻中挽救他。骇人的消息一传到巴黎，那位少女立即启程奔赴彼得堡，要求批准她前往伊尔库茨克省，跟随她的未婚夫伊瓦舍夫。本肯多夫劝她放弃这个犯罪的意图，没有成功，报告了尼古拉。尼古拉令人向她说明了不愿背弃苦役流放犯丈夫的妻子的命运，同时表示，他可以成全她，然而她应该明白，如果妻子追随丈夫是出于对他的忠诚，因而可以获得某些照顾，那么她丝毫没有这种权利，因为她是自愿要与罪犯结婚的。

她与尼古拉都履行了诺言：她去了西伯利亚，而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减轻她的命运。

皇上是严厉的，但也是公正的。

但要塞还没收到批准的公文，可怜的姑娘到了那里，只得等候官长向彼得堡查询。她住的地方，到处是从前的囚犯，形形色色，人数很多，根本无法打听伊瓦舍夫的下落，或把自己的消息通知他。

后来她逐渐认识了一些新伙伴，其中有一个流放的抢劫犯在要塞做工，她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他。第二天，抢劫犯给她捎来了伊瓦舍夫的便条。过了一天，他建议为她和伊瓦舍夫传递书信。他在要塞干活，从早到晚不得休息，但到了晚间仍不顾疲劳，冒着暴风雪，带了伊瓦舍夫的信，连夜赶路，在清晨返回要塞。

最后，批准的公文到了，他们结了婚。过了几年，苦役改成了终身流放。他们的境况有了若干改善，但精力已消耗殆尽。在历尽艰难困苦之后，妻子首先倒下。正如南国的花朵在西伯利亚的冰雪中必然枯萎，她也衰老而死了。伊瓦舍夫没有比她活得多久，她死后刚一年，他也与世长辞了。实际上，这一年中，他已经不在人世。他那些使第三厅大为震惊的信，带有无限的哀愁，他像圣洁的梦游者在信上抒发着忧伤的诗情。严格地说，她死后，他不是活着，而是在悄悄地、庄严地走向死亡。

这篇“传记”并没有随着他们的去世而结束。儿子流放之后，伊瓦舍夫的父亲把家产传给了私生子，要求他切莫忘记可怜的哥哥，并接济后者。伊瓦舍夫夫妇身后留下两个孩子，两个没有姓名的儿童，两个未来的世袭兵和西伯利亚移民。他们没有依靠，没有权利，没有父母。伊瓦舍夫的弟弟向尼古拉申请允许他收养这两个孩子。尼古拉允许了。过了几年，他再一次冒险提出申请，要求让他们取得父亲的姓；这一次他居然也成功了。

关于叛乱和审讯的消息，莫斯科扰攘不安的气氛，给了我强烈的印象。一个新世界在我眼前展开了，它日复一日地成为我整个精神生活的中心。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形成的，但是尽管我还不理解它的意义，或者还很模糊，我已感到，我生来不是属于霰弹和胜利，监狱和锁链一边的。佩斯捷利及其同志们的被处决，终于从童年的迷梦中惊醒了我的灵魂。

大家期待着被定罪者的刑罚得以减轻，因为宫中即将举行加冕典礼。我的父亲虽然一向谨慎小心，对事物持怀疑态度，也认为死刑不致执行，判决不过是为了震慑人心。但是他与其他人一样，并不了解年轻的皇上。尼古拉离开了彼得堡，也没有进莫斯科，而是驻跸彼得罗夫宫……当莫斯科的居民从《莫斯科新闻》上读到7月14日的可怕消息时，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俄罗斯民族早已不习惯死刑了：自从米罗维奇发动政变失败，反被叶卡捷琳娜二世斩首之后；自从普加乔夫及其同伙被处决之后，还不曾判过死刑。人民死在皮鞭下，士兵被强迫通过队列，被非法打死。但是从法律上说，死刑是不存在的。据说，保罗一世统治时期，顿河流域的一部分哥萨克发动叛乱，有两名军官牵连在内。保罗降旨，由军事法庭审讯他们，并委派哥萨克首领或将军全权处理此案。法庭判了他们死刑，但没有人敢批准执行。哥萨克首领奏请沙皇裁夺。保罗说：“这些人统统是老娘们，他们想把死刑的责任推给我，这很好，谢谢他们。”他用苦役代替了死刑。

尼古拉把死刑引进了俄国刑法，起先这是非法的，后来才在法典中肯定了它的地位。

可怕的消息传来后隔了一天，克里姆林宫举行了祈祷大典，庆祝死刑的执行。这以后，尼古拉的銮驾才浩浩荡荡开进莫斯科。我这是第一次看到他，他骑在马上，旁边是一辆轿式马车，里面坐着皇太后和皇后。他很漂亮，但这种漂亮给人以阴森的感觉；没有一张脸会像他的脸那样无情地暴露一个人的性格，前额急速地向后伸展，下颔发达，补偿了顶骨的不足，这一切表现了坚强不屈的意志和贫乏的思想，以及麻木不仁的残忍。但主要是那双眼睛，它们没有一点温情，没有一点慈祥，那是一对冬天的眼睛。我不相信，他曾热恋过任何一个少女，像保罗之于洛普欣娜，亚历山大之于一切女人（除了他的妻子）那样；他只是“对她们略施恩泽”，如此而已。

梵蒂冈有一个新辟的画廊，陈列着大量全身和半身雕像，以及一些小型塑像，听说都是在罗马及其近郊发掘出土，而由庇护七世收藏的。罗马帝国衰亡的全部历史，都反映在这里的眉毛、额角和嘴唇上了。从奥古斯都的女儿到帕贝娅，这些贵妇人全被塑造成了娼妓，神态栩栩如生；娼妓的典型压倒一切，保存在那里。男性的典型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可以说已超越自身的界限，正向安提诺乌斯和赫耳玛佛洛狄忒转化：肉体衰退，精神萎靡，荒淫无耻和沉湎酒色的生活败坏了面貌，有的像“情妇”赫利奥加巴卢斯那样前额低陷，庸俗猥琐，有的像加尔巴那样面颊松垂；后面这类人如今在那不勒斯王身上得到了惟妙惟肖的反映。另一种是军阀头子的典型，在这种人身上，作为普通公民、作为人的一切，都已泯灭无遗，剩下的只是一种欲望——权力欲；他们思想狭隘，心肠冷酷，这是皈依权力的僧侣，在他们脸上显示出力量和残忍的意志。那种近卫军和三军统帅的皇上，靠军人拥立成为帝国守卫者的人，就是这样。正是在这些人中间，我发现了不少相貌，可以使我想起还没留唇髭的尼古拉。我明白，这种阴森、严峻的守卫者，对于正在疯狂中死去的事物是必要的，但是对于正在兴起的新事物，他们有什么必要呢？

尽管我日日夜夜沉浸在政治理想中，我的认识还是非常肤浅的。它们往往自相矛盾，以致我确实认为，彼得堡的骚乱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皇储扶上皇位，同时限制他的权力。正因为这样，我对这个怪人崇拜了整整一年。那时他比尼古拉得人心，原因何在，我不知道。他没有为人民做过一件好事，他对士兵只做过坏事，可是人民和士兵爱戴他。我记得很清楚，在加冕典礼上，他走在苍白的尼古拉旁边，蹙紧了淡黄色的浓密眉毛，穿一身黄领子的立陶宛近卫军制服，伛偻着背，肩膀耸到了耳边。他以主婚人的身份，为尼古拉与俄罗斯的结合祝福之后，便去继续蹂躏华沙了。直到1830年11月29日，没听到过他的消息。

我的主人公其貌不扬，这样的典型在梵蒂冈也不易找到，要是我没有见过撒丁国王，我会把这称作加特契纳型。

不言而喻，如今孤独对我说来比以前更难忍受了。我总想找人谈谈我的思想和憧憬，听听别人的意见，得到别人的赞许。我认为我是一个“阴谋作乱分子”，并为此感到自豪，我不能缄默不语，也不能不加选择地与任何人谈论这些事。

我的第一个选择落在俄文教师身上。

伊·叶·普罗托波波夫充满着那种高尚而不明确的自由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往往随着第一丝白发，随着自己的成家立业而逐渐消逝，然而它终究能提高一个人的精神境界。伊万·叶夫多基莫维奇听了我的话很感动，临走时抱着我说：“但愿这些感情能在您身上发芽生根。”他的同情使我非常兴奋。这以后他时常带一些磨得破破烂烂的小本子给我，本子上用小字抄录着普希金的《自由颂》《短剑》和雷列耶夫的《沉思》等诗。我偷偷把它们抄了下来……（而现在我把它们公开付印了！）

可想而知，我的阅读范围也改变了。政治占了首位，这主要是法国革命史；以前我只是从普罗沃太太的谈话中了解了它的一些情况。在地下室的藏书中，我找到了一部关于90年代的历史，这是一个保王党人写的。它的偏见如此显著，连我这个十四岁的孩子也难以相信。我偶然听老布肖讲过，法国革命时期他在巴黎，我非常想向他问个究竟。但布肖是严峻阴沉的人，鼻子很大，戴副眼镜，从来不跟我讲一句多余的话，只谈动词变位，举些例子让我听写，骂我几句，然后拄着粗大多节的拐杖走了。

一天上课中间，我问他：“为什么要处死路易十六？”

老头儿看了看我，垂下一条灰白色眉毛，扬起另一条，把眼镜像脸甲一般推到额上，掏出一方大蓝手帕，一边擦鼻子，一边郑重其事地说道：

“因为他背叛了祖国。”

“如果您当时也是法官的话，您会在判决书上签字吗？”

“毫无疑问。”

这一堂课比任何虚拟法则更重要。对我说来已经够了：很清楚，处死国王是他罪有应得。

老布肖不喜欢我，把我看作没有头脑的顽皮孩子，因为我不好好做功课。他常说：“您成不了大器。”但他一旦发现我同情他的“弑君”思想，便变愤怒为和蔼，宽恕我的错误了；他向我讲述93年的各种故事，以及在“淫乱者和骗子们”当道后他如何离开了法国。下课时，他依然一本正经，没有笑容，但已能体谅地说：

“我确实认为您成不了大器，但是您的高尚情操将会挽救您。”

除了教师的鼓励和同情，不久又出现了另一种同情，它更加温暖，对我的影响更大。

我的大伯父有个外孙女，住在特维尔省一个小城里。我从小认识她，但见面不多；每年圣诞节或谢肉节，她随她的姨母到莫斯科来一次。尽管这样，我们还是成了好朋友。她比我大五岁，但身材矮小，生得年轻，看上去跟我年纪差不多。我喜欢她，特别因为她是第一个把我当大人看待的，例如，她从不因为我长高了，便动不动表示惊讶，也从不打听我在读什么书，用功不用功，是不是打算进军队，要进哪个团等等。她与我谈话，就像人们平常交谈一样，不过还保留着一点老气横秋的教训口吻，这是姑娘们在年轻一点的男孩面前喜欢扮演的姿态。

我们时常通信，1824年后更为频繁。但写信——这既得有笔，又得有纸，还得伏在沾满墨水污点、用削笔刀刻满图画的课桌上；我还是希望与她见面，谈谈我的新思想。因此当我听说，表姐在2月（1826年）要到我家做客，住几个月时我的兴奋是可以想象的。我在课桌上画了一些数字，表示离她到达的天数，每过一天便抹掉一个数字，有时故意三四天不抹，以便一下子痛痛快快多抹掉一些。尽管这样，日子还是过得很慢，后来，指定的日期过去了，又定了新的日子，但好事多磨，新的日子也过去了。

一天傍晚，我与伊万·叶夫多基莫维奇坐在书房里，伊万·叶夫多基莫维奇像平时一样，教一句喝一口克瓦斯，正向我讲解“六音步诗”。他把格涅季奇译的《伊利亚特》中的每一行诗，都用强烈的声调和手势砍成了几段。这时突然从院子传来一阵沙沙声，是橇板滑过冰雪的声音，可又不像城里的雪橇。系在车上的小铃铛还余音未绝，院子中已人声嘈杂……我脸色发亮了，再也无心听“珀琉斯之子阿喀琉斯”那被砍断的愤怒，一溜烟跑出书房，奔进门厅。特维尔省的表姐已在那儿，她裹在皮外套、披肩和围巾中间，戴着风帽，穿着毛茸茸的白皮靴，可能由于冷，也可能由于兴奋，脸红通通的，一见我，便扑过来跟我拥抱。

人们通常回忆到少年时期，回忆到那时的悲欢离合，总不免要流露出一丝宽容的微笑，他们与《聪明误》中的索菲娅·帕夫洛夫娜一样装模作样，似乎想说：“多么孩子气！”仿佛这以后他们已大有长进，感情变得丰富或灵敏了。孩子羞于提及两三年前的玩具，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想成为大人，他们长得很快，变得很快，他们从自己的短大衣和一页页翻过去的课本上，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成年人似乎应该懂得，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头两三年，正是我们一生中最完满、最优美的部分，它是真正属于我们的，也几乎可说是最重要的；它在不知不觉中规定了我们的未来。

一个人不知停顿地、毫无顾虑地快步前进时，在他遇到沟壑，或者碰破头皮以前，总以为他的一生还在前面，他高傲地看待过去，也不能正确地评价现在。但是当经验摧残了春天的鲜花，吹凉了夏日的红霞，当他醒悟到生活实际上已经过去，剩下的只是尾声，这时，他对少年时期那光辉的、温暖的、美好的回忆，就会改变态度了。

大自然以自己永恒的狡计和简练的手法，把青春赋予人，又把发育成熟的人据为己有，将他安插到、编织到那张四分之三不取决于他本人的、社会和家庭关系的大网中，诚然，他会使自己的行为带上个人的色彩，但是他的绝大部分不是属于自己的，个性中的抒情因素削弱了，因此情感和乐趣也愈来愈贫乏，只有智慧和意志依然如故。

表姐的一生不是在玫瑰丛中度过的。她从小失去了母亲。父亲是不顾死活的赌徒，正如一切嗜赌如命的人一样，他十次赤贫，十次暴富，最终仍不免于破产了事。剩下的一点家私，他献给了养马场，把全部希望和爱好倾注在这上面。他的儿子在枪骑兵中当一名士官，这是表姐的唯一弟兄，一位非常善良的青年，但正在迅速走向毁灭：年方十九岁的他，已嗜赌成性，胜过乃父了。

她的父亲在五十岁上，毫无必要地娶了一个从小在斯莫尔尼修道院长大的老小姐。据我看，她是彼得堡贵族女子中学学生中最富有代表性的典型。在学校中，她属于品学兼优的女学生，后来在修道院担任训导员。她生得瘦小，头发是淡黄的，眼睛高度近视，外表上就带有一些书卷气和道学气。她决不愚蠢，但言谈间冷若冰霜，用的是仁义道德、忠孝节义之类的陈词滥调。她熟谙史地，讲法语准确到令人讨厌的程度；内心隐藏的自尊心表现为矫揉造作，伪装谦逊。除了这些“围黄披肩的女学究”的一般特征外，她还有一种纯粹涅夫斯基或斯莫尔尼的气质。每逢谈到她们“共同的母亲”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太后的访问，她总要噙着眼泪，抬头仰望天空。她热爱着亚历山大皇帝；我记得，她戴的颈饰或戒指上，刻着摘自伊丽莎白女皇信中的一句话：“他的嘴唇上又出现了和悦的笑容！”

可以想象这和谐的三重奏：一个是好赌成癖的父亲，沉醉于声色犬马、吃喝玩乐的浪荡子，一个是在完全无人管束的环境中长大的女儿，从小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还有一个是从半老的女教师一变而为年轻夫人的女学究。理所当然，她不爱前妻所生的女儿，前妻所生的女儿也不爱她。一般说来，在三十五岁的妇人和十七岁的姑娘之间，只有当前者决心自我牺牲，放弃婚姻生活的时候，她们之间才可能有真挚的友谊。

前妻所生的女儿和继母之间，通常存在着敌对情绪，我对此丝毫不以为奇，它倒是自然的，合乎情理的。一位新人突然取代了母亲的地位，这必然引起子女们的不满。在他们看来，第二次婚礼不是婚礼，而是葬仪。这种感情鲜明地表现了孩子的爱心，它向孤儿们小声叮咛：“你父亲的妻子根本不是你的母亲。”基督教本来了解，根据它所倡导的婚姻观念，根据它所宣扬的灵魂不灭观念，第二次婚姻总之是荒谬的。但教会不得不向世俗让步，想方设法应付生活的不可抗拒的逻辑，骗取单纯的童心。然而，把父亲的女伴认作自己的母亲，这件荒谬的事虽然得到教会认可，孩子们实际上是抱敌对态度的。

从妇人方面说，婚礼刚过，她便遇到了现成的家庭和子女，这处境也确实尴尬。她对他们无可奈何，只得强装出她不可能有的感情，竭力使自己和别人相信，她爱前妻的孩子像爱自己的一样。

因此，我对女修道士和表姐之间的不和睦，根本不想归罪于前者，也不想归罪于后者。但是我明白，一个不习惯受人管束的年轻姑娘，多么想冲出家庭的樊笼，奔向自由，不管去哪里都成。父亲开始老了，日复一日地屈服于学究夫人之前；哥哥枪骑兵的胡作非为也愈来愈甚；一句话，家庭生活是沉重的。最后，她征得继母同意，让她到我家来住几个月，也可能是一年。

表姐到来的第二天，我除上课外，整个生活秩序都给打乱了。她自作主张，规定了我们一起看书的时间。她反对读小说，向我推荐塞居尔的世界史和《阿纳卡西斯游记》。她从禁欲主义观点出发，攻击我用纸卷着烟草（当时还没有卷烟）偷偷吸烟的强烈嗜好。她老喜欢向我说教，我呢，哪怕不打算实行，也规规矩矩洗耳恭听。幸亏她缺少坚持到底的精神，常常忘记自己的规定，跟我一起读楚克的小说，而不是读考古学家的旅行记，还背着大人打发小厮去买零食——冬天是荞麦饼和素油豌豆羹，夏天是水葡萄和醋栗。

我想，表姐对我的影响是很好的；她给我少年时期的隐士生活带来了温暖，使刚刚萌芽的感情获得了阳光，甚至保护，否则，它们很可能经不住我父亲的冷嘲热讽而全部夭折。我学会了仔细思考，为一句话伤心，关心和爱护朋友；也学会了表达自己的感情。她支持我的政治理想，预言我将有不平凡的前途和荣誉，我怀着孩子的虚荣心相信了她的话，认为我是未来的“布鲁图或法布里齐乌斯”。

她爱上了亚历山大骠骑兵团一个穿黑披肩和黑上装的军官，这个秘密她只向我一人透露过。这确实是一个秘密，因为连骠骑兵军官本人也从未想到，在他指挥连队的时候，有一位十八岁的少女为了他，在心头迸发了爱情的纯洁火花。我不知道，我是否羡慕他的命运（应该是有一些），我自豪的是，她选择我作她的知心人。我把这事想象成（按照维特的方式）一出情场悲剧，它将随着自杀、服毒和匕首而产生一个伟大的结局。我甚至想去找他，向他公开这一切。

表姐从柯尔切瓦带来一些羽毛球，一个球上插了一只别针。她从来不玩别的羽毛球，每逢它落在我或别人手中，她总要把它收回，说她已经用惯了它。恶作剧这魔鬼永远是我的不祥的引诱者，它唆使我偷换别针，就是说把它扎在另一只羽毛球上。恶作剧完全没被发觉，表姐始终用有别针的羽毛球。过了大约两星期，我告诉了她。她脸色陡然一变，流下眼泪，走回房中去了。我吃了一惊，心里很难过，等了半个小时，我去找她。房门锁上了，我恳求她开门，她不肯，说她不舒服，说我不是她的朋友，只是一个没心肝的孩子。我写了一张字条给她，请求她宽恕。茶后，我们和解了，我吻了她的手，她拥抱了我，向我说明了事情的全部重要性。一年前，那个骠骑兵在她家用膳，饭后与她打羽毛球，他用的羽毛球就给标上了记号。我受到良心的谴责，认为我确实犯了亵渎圣物的错误。

表姐在我家住到了10月。她父亲叫她回去，答应明年再让她上我们的瓦西里耶夫庄园玩儿。我们心神不定，等待着分离，终于在秋季的一天，一辆马车来接她了。她的使女忙着搬箱笼杂物，我家的仆人把各色食品装上马车，多得足够她吃一个礼拜。然后大家聚集在台阶旁边，与她道别。我们紧紧拥抱着——她哭了，我也哭了。马车驶到街上，就在那个出售荞麦饼和豌豆羹的地点，拐进另一条胡同消失了。我在院子中徘徊，心情寂寞而苦闷；我走回楼上的卧室，然而那里也似乎变得空虚和寒冷了。我动手做伊万·叶夫多基莫维奇布置的作业，但心中还在不断琢磨：马车现在到了哪儿，是不是已经出城了呢？

我的唯一安慰，只是明年6月在瓦西里耶夫的重新会面！

对我说来，农村便是节日，我热爱乡村生活。森林，原野，广阔自由的天地——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鲜，因为我从小关在深宅大院内，受到严密的监护，未经许可和没有仆人陪同，在任何借口下都不准走出大门一步……

“我们今年去不去瓦西里耶夫呢？”这疑问从开春起一直牢牢盘踞在我的心中。父亲每年都说，今年他得早一点去，他想看看树木怎么长出叶子，然而从来没能在7月以前动身。有一年甚至拖得太迟，结果只得作罢。每到冬季，他就往乡下发信，要那里打扫房屋，生上炉火，但这不是真的，主要只是出于他的深谋远虑，好让村长和乡丁随时盼望主人到达，因而认真办事，不敢偷懒。

似乎就要动身了。我父亲对参政官说，他非常想到乡下休息几天，庄上也有些事需要料理。但一晃又是几个星期过去了。

事情逐渐变得可靠了，食物已开始运出：糖，茶叶，各种谷物，酒等等，但接着又停顿了；最后总算给村长发了命令，要他在某一天派多少农民的马车来。这么说，我们真的要动身了，要动身了！

我那时没有想过，在大忙季节，要农民损失四五天时间是多么严重的事。我只是沉浸在欢乐中，忙着收拾练习簿和课本。马车到了，我怀着满意的心情，听马在院子里嚼干草和打响鼻；兴致勃勃地看车夫们干活，听仆人们议论：谁坐哪一辆车，谁的东西放在哪里等等。仆人的房间中灯火通宵达旦，一切都要收拾，大大小小的袋子从这儿拖到那儿，人们换上了旅途装束——虽然距离不过八十来俄里！父亲的听差脾气最大，认为装载行李是件大事，把别人放好的东西气呼呼地往外扔，烦恼得直搔头皮，弄得谁也不敢挨近他。

第二天，父亲起身完全不比平时早，甚至似乎还迟了一些。他像往常一样，慢条斯理地喝咖啡，最后，到了十一点钟，他才吩咐套车。主人的轿式马车共四个座位，套六匹马，它后面跟着三辆、有时四辆车子：一辆弹簧马车，一辆简便马车，一辆带篷货车或者两辆农家大车，所有这些车上都坐满仆役或者堆满行李。尽管几辆货车已先期出发，现在每辆车仍装得满满的，谁也没法舒舒服服坐下。

到了半路，我们得停车吃饭和喂马，这是个大村庄，名叫彼尔霍什科沃，拿破仑在公报中提到过它。它属于我在分家中谈到过的那位“二哥”的儿子。荒凉的地主住宅位在大路旁边，周围是空旷萧条的田野，但是在刚离开闹市的我看来，这一片辽阔的灰土也是悦目的。屋子里，弯曲的地板和楼梯时时摇晃，人们走过便发出尖厉的吱吱声，墙壁仿佛惊讶地重复着它们的音响。古老的家具来自从前主人的收藏室，正在流放中度过自己的残年。我怀着好奇心，从一间屋子走到另一间，楼上楼下乱闯，跑进了厨房。我们的厨子在那儿给我们准备一份旅行快餐，脸上露出不满和讥讽的神色。村长照例坐在那儿，这是个脑门上长疙瘩的白发老头儿。厨子正向他发表关于炉灶的意见。村长听着，不时简单地应几句：“那个……确实……是这样的。”然后闷闷不乐地打量一下周围扰攘不安的情景，心想：“这些家伙多咱才走啊！”

午餐用一套特制的英国餐具，由白铁或别的金属制成，是专为这种旅行购置的。午膳后，马已套好，门厅和过道中挤满了热心接送贵宾的人们：那些靠面包和新鲜空气苟延残喘的仆役，那些三十年前也曾风流一时的老使女——所有这些地主家庭的蝗虫像真的蝗虫一样，吃光了农民的劳动果实，而他们本身又是无辜的。他们身旁围着一群淡黄头发的孩子，光着脚板，肮脏不堪，使劲向前挤，老婆子们便使劲把他们往后拖。孩子们嚷嚷，老婆子们又向他们嚷嚷。大家争先恐后打量我，每年都要发出惊奇的叹息声：我又长这么高了。我的父亲跟他们搭讪几句；有的人鞠躬，有的人走上前来吻他那可爱的手，但那可爱的手却从未伸出去过。就在这一片奉承声中，我们出发了。

离戈利岑公爵的维亚泽马庄园几俄里的地方，瓦西里耶夫村的村长骑了马，在一片森林旁边迎接我们，领我们从小路前往庄园。村中我家的大住宅前面，有一条漫长的椴树林荫道，神父夫妇、教堂执事、仆役和几个农民已在那儿恭候。所有这些人中，只有白痴普罗尼卡保持着人的尊严，没有摘下油腻的帽子，站在远处傻笑，看到我们有人走过去，便转身跑了。

比瓦西里耶夫村更优美的所在，我还很少见到。谁要是知道尤苏波夫家的库恩采沃和阿尔罕格尔村，或者沙维恩修道院对面洛普欣家的领地，他就不难想象瓦西里耶夫村的风光，它与它们都在同一岸边，紧挨着莫斯科河，离沙维恩修道院大约三十俄里。河这边是缓缓倾斜的平原，村庄、教堂和原来的主人住宅便分布在这一带。对岸是山，山边有一个小村庄，我父亲在这儿新盖了一幢房屋。从屋中远眺，周围十五俄里的景物尽收眼底：一片片庄稼临风飘拂，一望无际；一个个不同的庄园和村落，一幢幢灰白的教堂，点缀在各处。五色缤纷的树林构成了半圆形的边框，而莫斯科河像一条蓝莹莹的缎带从这一切中穿过。我的卧室在楼上，每天清晨，我总要开窗眺望和谛听，呼吸新鲜空气。

尽管有这一切，我还是怀恋那幢古老的砖石房子，也许这是因为我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农村的。我多么爱宅前那条绿叶覆盖的、漫长的林荫道，宅旁那个荒芜了的花园。房屋已开始倒塌，从过道的一个裂隙中生出了一棵细长匀称的小白桦。左边有一条垂柳披拂的小径沿着河岸蜿蜒，小径外面是一片芦苇和白沙，它们一直伸展到水边；我的整个早晨往往便消磨在这片沙滩和芦苇中，这是十一二岁的事。驼背的老园丁几乎每天坐在屋前蒸薄荷水，煮野果子，偷偷给我吃各种蔬菜。园子里乌鸦很多，它们在树顶上到处做窝，又经常绕着窝盘旋，呱呱啼叫。有时，特别是到了黄昏，老鸹成群结队飞到空中，吵吵闹闹，也惊起了别的鸟。有时，一只老鸹突然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然后又一切归于沉寂……每到夜间，鸱鸮在远处时而如婴孩啼泣，时而发出一阵霍霍笑声……这些凄凉的哀鸣声使我心惊胆战，然而我还是喜欢听它们。

每年，或者至多隔一年，我们总要去瓦西里耶夫村一次。临走时，我在阳台旁边墙上做个记号，标明我的身高，一到那里便去检查我又长高了多少。但是我不仅在乡下量出了我身体的增长，同样事物的周期性反复也清楚地表明了我内心发展的差异。我随身携带的书籍不同了，关心的事物也不同了。在1823年我还完全是个孩子，我随身带的是儿童读物，即使这些书，我也没有阅读，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兔子和松鼠，它们住在我房间旁边的贮藏室中。我的主要乐趣之一，是我父亲允许我每天傍晚放一次鹰炮，这是使全体仆人都高兴的事，连头发斑白、五十多岁的老人也像我一样兴致勃勃。在1827年，我随身带的已是普卢塔克和席勒的著作；每天清晨，我走进森林，躲进树丛，越远越好，躺在树下朗读剧本，仿佛这儿就是波希米亚森林。然而另一方面，我得到一个小厮的帮助，在小溪中筑了一道堤坝，这类事还很能吸引我，我一天要跑去看它十来次，不断加以修补。到了1829年和1830年，我却在写一篇“哲学论文”，论述席勒的《华伦斯坦》了；以前的各种游戏，只剩下鹰炮还对我保持着魅力。

然而除了打炮，还有一种乐趣是我始终不变的，这就是对乡村晚景的爱好。即使现在，它们对我说来仍像当初一样，是虔诚、安谧和诗意的时刻。近来我生活中一段光辉可爱的经历，也使我想起乡村的黄昏。太阳庄严地、灿烂地落进火红的海洋，终于溶化在它中间……突然，深青色取代了浓重的紫红色，一切蒙上了一层朦胧的烟雾——在意大利黄昏是来得很快的。我们骑在骡背上，从弗拉斯卡蒂去罗马，必须经过一个不大的村庄，有些地方已出现了点点灯火，一切静悄悄的，骡蹄踩着石子发出清脆的声响，新鲜而有些潮湿的风从亚平宁山吹来；村口的壁龛中供着一尊小小的圣母像，像前点着一盏灯；农村姑娘们收工之后，还没摘下白头巾，便跪在像前祷告；行乞的山民吹着木笛经过这儿，也随着她们一起祈祷。我深有感触，也深为激动。我们互相看了一眼……静静地走向饭店——马车在那里等我们。在回家的路上，我讲了瓦西里耶夫村的黄昏。可是讲什么呢？

花园中树木寂然不动，

山坡上村篱蜿蜒曲折，

大路上牛羊没精打采，

一群群各自缓步回家。

（《感怀》）

……牧人挥动长鞭，吹响木笛。牛的哞哞声，羊的咩咩声，归来的畜群行经小桥的嗒嗒蹄声，交织在一起。狗汪汪吠叫，赶拢走散的绵羊，而羊迈着细腿，向前疾奔。这时，农家姑娘的歌声越来越近——她们正从田野回来；但是小路向右一拐，歌声重又远了。门吱吱响着，男女孩子从屋里纷纷出来，迎接自己的牛羊。一天的辛劳结束了，儿童们在街头、在岸边嬉戏，他们的声音嘹亮清脆，荡漾在河面上，传播到暮霭中。空气混合着烘谷房中燎焦的气味；露水开始像烟雾一样逐步向田野伸展；森林上空，风在徘徊，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仿佛树叶沸腾了；远处的闪光颤抖着，向周围射出浅蓝的光泽，然后忽闪忽闪地逐渐消失。就在这时，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来了，她发现我躺在一棵白杨树下，便装出气忿的样子，唠叨起来：

“少爷，您叫我找得好苦，茶早已放在桌上，大家都到了。我到处找您，脚都跑断了，我这把年纪跑不动啦。这草地湿湿的，干吗躺在这儿？赶明儿又得伤风啦，不伤风才怪呢。”

“够啦，够啦，”我笑笑，对老婆子说，“我既不会伤风，也不想喝茶，只想请您给我偷些奶油，要好的，最上面的。”

“说真的，瞧您这样儿，叫人没法生气……好吃的东西多着呢！不等您吩咐，我早给您把奶油预备好啦。瞧，闪电……这很好！对谷物有好处。”

于是我吹着口哨，跳跳蹦蹦跑回家了。

1832年后，我们不再去瓦西里耶夫庄园。我流放期间，父亲把它卖了。1843年，我们住在莫斯科附近另一村庄，它在兹韦尼哥罗德县，离瓦西里耶夫村二十来俄里。这时我情不自禁，又去访问了一次故居。我们的车子仍走那一条乡村小道，一切都照旧：熟悉的松林，遍布榛树的山岗，过河的浅滩，那二十年前曾使我流连忘返的浅滩。河水汩汩流动，小石子窸窣作响，赶车的吆喝着，马逡巡不前……不久村庄出现了，我又看到了神父的住宅，从前神父总是穿着褐色长袍坐在长凳上，他纯朴，善良，浅红色的皮肤长年流汗，嘴里老是在咬着什么，不断打嗝儿。接着便是办事处，那个从来没有清醒过的乡干事瓦西里·叶皮凡诺夫总在这里扑在纸上写字，手几乎握到了笔尖上，中指像折断似的弯曲着。现在神父死了，瓦西里·叶皮凡诺夫也到另一个村子去记账和喝酒了。我们在村长老婆那儿逗留了一会儿，她的男人还在田里。

这十年中也出现了一些陌生的东西。山上，代替我们的家的是另一幢房屋，屋旁有一个新辟的花园。我们回去时，经过教堂和墓地，忽然看到一个畸形的怪物，几乎四肢着地在走路。这东西向我招招手，我走上前，原来这是一个瘫痪的、半疯癫的驼背老婆子，从前在神父的菜园中干点活，主要靠周济度日。这时她已将近七十岁，但正是对这种人，死神偏偏不肯光临。她认出了我，哭哭啼啼地直摇头，向我念叨：“唉，你也这么老啦，我从你走路的样子才认出你。我已经……唉，我……嗬，嗬，嗬……什么都甭提啦！”

坐车回转时，我在远处田野中望见了村长，那个曾经侍候过我们的老人。起先他认不出我，但是我们经过后，他好像蓦地记起来了，摘下了帽子，低低鞠躬。又过了一段路，我回头瞧瞧，老村长格里戈里·戈尔斯基仍站在原地眺望我们的背影。他满面胡髭，弯下高大的身子，正从一片庄稼中亲切地目送我们离开那已非我们所有的瓦西里耶夫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