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特殊时刻特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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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

张起义从入伍那一天起，他就做了这样一个梦，他要在天安门前指挥千军万马。这个梦想只有程志强知道，因为程志强最了解他，说他的梦定能实现。

俗话说，有心才有梦。其实他这个梦想，自入伍那一天起，就在一天天的变为现实。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几乎是花费了毕生的心血，全身心的投入到阅兵训练中去。虽说天命不可信，但时运最现实。要不人们会说，人的时运来了洪水都挡不住呢。还有人会说，俺没那个命，没那个福气，天上掉馅饼，就算偶尔掉一个，中国十几亿人也掉不到俺头上。也有人说，机遇人人有，馅儿饼天天掉，机遇只是为有充分准备且善于创造机会的人而言，要创造并巧妙的抓住它，就能心想事成。缺乏灵感的人，即使馅儿饼砸到他头上，他也没有运气品尝，很可能会当成一种恶意随手甩给别人。

此话不无道理，虽然有点夸张，但用在张起义身上，恰如其分：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洞开、步子的加大，外交事业也在逐渐开始起步。因他身材高大，长得帅气，入伍到部队新兵还未训练完，就被选调到陆、海、空三军仪仗队，先后进行了近100次迎接外宾任务和周恩来、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出席活动的警卫工作；1975年美国总统福特访华，张起义参加了由360人组成的四路纵队的迎接任务，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领袖金日成、南斯拉夫领袖铁托等都有他的光辉身影。

进入80年代，可以说是他大显身手的年代。4年之内就参加了5次大的阅兵活动，而且都是他的主教官。

1980年9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法院院长江华任庭长），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庭（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任庭长），同时成立第一审判庭（庭长曾汉周），第二审判庭（庭长武俢权），这一特殊的决定，意味着将要对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公开的审判。

审判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可不比一般的庭审判决。特别是江青，不管怎么说，她毕竟是毛泽东同志的夫人，虽然她犯了不可饶恕的弥天大罪。但在定罪量刑上，必须得慎之又慎，不能出现一丝一缕的疵露。为此，特组织了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法警队。三军仪仗队四连副指导员刘海双任队长，张起义任班长。

刘海双虽然名为法警队长，但只是虚名，真正的实务工作全在张起义一人肩上。所以，张起义这个班长，可是个举足轻重的特殊人物，从建队那天起，他就带领他的9名队员，开始了长达半年之久的预审训练。专业项目非常严肃认真，包括：军人姿态；戴手铐；押送被告；传唤证人；出示证据等。

军人姿态，各国有各国军队的军人姿态标准。我们中国的军队，有数千年传统礼仪的文明史。远的咱不说，单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陆海空三军仪仗的军人姿态。它是以仪仗特殊身份要求，必须要达到的特殊标准：三挺一瞪，三收一顶，八股劲。即：挺膝、挺胸、挺胫；瞪大眼睛；收小腹、收臀部、收下颌，头正直向上顶；两脚向下的蹬劲、两膝向后的绷劲、两腿向内的合劲、小腹和臀部向上的收劲、胸脯向上的挺劲、两肩向后的张劲、两臂向内的贴劲、头顶向上的顶劲。

戴手铐：戴铐训练要求非常严格，时间短、动作麻利，既不能给对方以喘息和争脱的机会，又不能划伤对方的手腕，以免引起停审借口。具体操作是两人一组精心配合，一人一手抓住被告人左手、一手抓住衣领，另一人右手拿手铐、左手抓住被告人右手的袖口，将右手中的手铐卡上被告人的左手腕，只听“咔嚓”一声迅即将被告人的左手腕铐牢。说是迟、那是快，拿铐人刹那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返手腕，将另一只铐牢牢的铐在了被告人的右手腕上。就这个简单的动作，他们要进行千百次的练，练得手臂麻木，练得手腕红肿。

押送被告：这是一个非常严谨，且责任重大的要务。法警要首先指挥到位，既要保证被告人的人身安全，严防被告人自伤、自残、抗拒审判，还要控制被告人的嚣张气焰，不能让被告人有一点藐视法庭的行为。在指使被告人到位的训练示范过程中，张起义伸出右臂，五指并拢的做出了一个“请”的手示。但他的“请”字还未出口，却被最高人民法院法警队队长韩喜堂给制止了。并且咬文嚼字的纠正说：“小张，你的手示不对，这是请客人的手示。‘请’字的含义至深：友人、贵客、领导、或是受尊敬的人面前的尊称，不能用在他们身上。记住，他们现在已经不是友人、贵客、领导、或是受尊敬的人，他们都已是历史的罪人。对待历史的罪人，应该是四指握拢，伸直食指，动作迅猛，一指到位，大有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气势，要让他们心惊胆战！”

传唤证人：在法官的指挥下，按行动路线要求传唤证人安全到位，行进过程中不能出现一钉点的差错，以免引起麻烦。

出示证据：由公诉人将能够证实被告人罪行的证据展示在被告人面前质证，既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太远了被告人看不清，太近了容易被被告人破坏。一般限定在一米左右较为合适，被告人既能看得见，又伸手抓不住。

说是专业模拟训练，倒不如说是张起义在进行三军仪仗教材的模拟编撰。半年多的培训实践中，他带着特别法警队从理论到模式，从秘密训练到公开开庭，摸索出了一条面对世人公开审判历史罪人的法庭监护理论，和安全周密的场面。也是被世人公认，对祸乱中国政局的罪魁祸首，量型有法、定型有度的中国式的庭审，这在中国史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经过半年多时间的模拟训练，张起义的综合素质虽然有了明显的提高，但真要他面对公开审判的场面，他还真有点底气不足。

特别是在确定了让张起义执行传唤“四人帮”受审的任务后，他的为难心理油然而生。因为“五一”、“十一”重大节日活动，中央领导都要在公开场合与群众联欢，他经常在这种场合执行着贴身警卫任务。以前他们是他的保卫对象，现在反过来被审判，而且受审时又让他直接将他们带入法庭，一怕他们动怒心软，二怕面子上过不去，三怕遭世人唾骂。

“多心之虑，不必要。”最高人民法院法警队队长韩喜堂知道后，义正词严的说，“以前他们是首长，保护是应该的。可现在，他们已不是什么中央首长，是历史的罪人，是阶下囚！你带他们受审，是在执行特殊使命，是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怕什么？义正词严，理直气壮。”

为了彻底的打消他的顾虑，刘海双副指导员专门组织特别法警队进行思想动员。让每个队员写出顺利完成这一光荣任务的决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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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唤

开庭公审这天，北京上空风和日丽，一群和平鸽盘旋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和平鸽尾翼下发出那忽近忽远，忽高忽低的阵阵悦耳动听的哨声，伴随着英雄纪念碑前那面在微风中飘摆的五星红旗，使整个北京城沉浸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醒目国徽，在阳光的照耀下格外光辉灿烂。在这两座高大权力机构的中心审判庭内，早已是座无虚席的听众，平心静气的期待着开庭公审的时刻。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想尽快看到“四人帮”的嘴脸，以及他们应得的下场。

要说，想急于出现在大庭广众面前的不是法官，也不是张起义，而是江青。当江青第一次听到审判长宣布“被告人江青到庭”的传令后，她竟然猛的一个乍愣，迅即地站起来盯了一眼张起义问：“现在可以进了吗？”

张起义伸手做了一个坐下的手势，严肃地说：“等一等，待我办完手续再说。”

江青完全没有了往日的高傲神态，但她又放不下架子，从高度近视的镜片内乜了张起义一眼，后退半步坐回原座上，虚伪的点了下头说：“好，好，等你办完手续再说。”

大约3分钟时间，张起义办理完送审交接手续，来到江青身边，认认真真的从头到脚，再从脚到头的反复打量了几遍。

此时此刻，张起义望着面前的江青，说不上是怜悯还是同情。虽然他曾多次陪她到北京工人文化宫、颐和园、天安门等地参加过大型节日活动，不能说对她的特点、甚至爱好都了如指掌，但对她的像貌却铭记于心。可眼下，他对往日自己护卫的人物却象从不相识的陌生人一样，总想再多看她一眼。因为按法律程序规定，不管你江青是什么样的人物，过去怎么样怎么样的伟大，可眼下，在这个门坎的三尺禁地之内，我仍然要负责你的一切人身安全。只要迈出这个门坎，那我就管不着了。

其实，当时有很多人在关注她这个人物，关注着历史的巨大转折。据原解放军画报，《共和国震撼瞬间》的作者孟昭瑞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和所有记者们一样，将自己手中的照相机、录像机、摄影机对准了目标，全神贯注，恐怕错失任何一个历史镜头。我知道，这是一次世纪大审判，对中国的现在和将来必将产生深远的意义。1976年“文革”结束后，中国在人们眼皮底下悄然发生着变化。我一直在等待，等待着一个日子。我相信，历史的罪人必将受到人民的审判。

1980年11月20日，他终于盼来了！这天，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十名主犯在北京正义路一号进行开庭公审。昔日不可一世的高官显贵即将受到法律的严判，看似普普通通的公安部大礼堂立即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解放军画报社和解放军报社安排我和另一位记者采访这次审判，我们分别负责图片和文字的报道。当我携带全套摄影装备来到大礼堂的时候，已经看到许多旁听代表们纷纷入席。大家的脸上刻着沉重，也带着欣慰。我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劫后余生，能等到亲自旁听对林江反革命集团的审判，一定都感慨良多。在这些人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贺龙的夫人薛明、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最为引人注目。她们还分别接受了采访。

薛明对记者说：“我早就盼望着这一天。审判林、江反革命集团，不是个人的冤仇。他们要毁掉我们的国家啊！已经被毁掉的，何止一个贺龙。”

郝治平的话语也很激动：“他们害了多少人，在他们的手下全国死了多少人，又有多少人负了‘内伤’，全国留下不少后遗症，不判他们严刑，不足以平民愤。”

她们的话，代表了人民的心声，下午二时五十五分，法警、书记员、公诉人、辩护人相继就位。法庭正上方悬挂着国徽，国徽下面是审判席。全场鸦雀无声，显得非常庄严肃穆。书记员郭志文向庭长江华报告：“特别检察厅厅长、副厅长、检察员现已到庭支持公诉。本案辩护人已到庭。本案被告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现已传唤到法庭候审室候审。”

下午三时整，江华宣布开庭。电铃声响过后，礼堂内打出数盏强光灯，光线有些刺眼。接着，众目睽睽之下，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依次被押上法庭。此时，我和所有记者们一样，将自己手中的照相机、录像机、摄影机对准了目标，全神贯注，恐怕错失任何一个历史镜头。我知道，这是一次世纪的大审判，它将对中国的现在和将来，必将产生深远的意义。

第一个出现的是王洪文。原本颇显帅气的他，看上去已经失去了神采，一副颓唐的表情。接着被押上场的是姚文元、江腾蛟、邱会作、吴法宪、黄永胜、李作鹏，也都是破落户的模样。陈伯达上台时，行走已经不便，他是带病出庭的。陈伯达之后是张春桥，他倒不改往日的傲慢，还是歪着脑袋，一脸阴冷，令人生寒。其他九名犯人上场之后片刻，也就是3点15分时，江华下令：“传被告人江青到庭。”

审判江青，全世界人们关注，不但审判庭内座无虚席，就连走廊、过道拐角处都站满了新闻记者和工作人员，一旦有仇视江青的人突然出手殴打，或江青本人寻短见撞墙都有可能发生。这都是张起义在训练特警队员时，韩喜堂反复强调的训练项目。他在进入这个特殊的地方时，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不管这个场面怎样千变万化，他都要尽职尽责，以求达到安全无事。所以，他要尽量将手续完善得完美无缺。可江青没那个耐性，再一次站起来说：“我可以走了吗？”张起义冷了她一眼，将签字笔递给工作人员后没有让她立即走的意思，他要借这咫尺距离证实一个传闻。人们传说江青爱美，整天戴着一头假发。张起义好奇的在江青的头上认认真真的搜索了数秒钟，他的反复睃视，让在万人场面都无拘束的江青也有点不好意思的将头抅下。张起义本来就比江青高一头，她这一不好意思的动作，将整个头部的全貌展示在他的眼皮底下，张起义瞪大眼睛细看了一遍，没有发现一点假发的迹象，这才面善心和的说了一句：“准备出庭。”江青点了下头转身移步，张起义伸手挡了她一下。江青猛然一愣，问道：“怎么！还有什么吩咐？”张起义仍是面和心善的说：“我在前边走，你从后边跟，不要跟我太近，也不要离我太远。三、五步最好。听见了吗？”江青又点了下头说：“听见了。”

“好，咱们走。”张起义边说边向外走，他人高马大步子也大，江青很不自然的紧跟两步。一直站在江青两旁的两个女警察也急忙大跨一步紧随江青左右，跟在张起义后边向法庭审判台走去。

孟昭瑞就站在法庭的一边，他说：江青的最后出现，也是十名主犯上场的最重一笔。我看到江青被两名女法警押着走进法庭，她的眼神有些不屑，一脸不肯屈服的表情。她戴着一副紫色秀郎架眼镜，上身着一件黑色棉袄，外罩一件黑背心；下身着一条黑色棉裤，脚穿一双绒棉鞋；一头乌黑闪亮的秀发不减当年。我注意到，江青的棉袄领子上打了一块补丁。一点细节，透露出一介枭雄今非昔比的窘境。后来我得知，江青在狱中的思想与心态还是非常复杂的。她曾叫嚷着要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来和她理论，静下来一个人的时候，她也曾看着《毛泽东选集》上的毛主席照片默默流泪。

江青一进入法庭，随即现出了她一贯耀武扬威的本性，双手后背，昂首挺胸，蔑视法庭的嘴脸充分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押送江青左边的一女法警迅即伸出右手，麻利的把下了她那后背的双手。江青不满的回头剜了她一眼，女法警低沉而有力的吼了她一声：“老实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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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位

张起义顺利完成10个被告人的传送后，立即转入到第二审判庭。

半年多的模拟训练，公开的参照人就是以“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为课目的训练，共分第一第二两个审判庭，第一审判庭主要审陈伯达和“四人帮”计5人。第二审判庭审判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骨干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5人。

审判“四人帮”时，为了突出被告，将每把椅子腿增加了10厘米高，把吴法宪传到被告席上后，吴法宪个子较低，大约在1.6米左右，要让他坐增高10厘米的椅子很困难，且有点胆怯。当法官让他坐下时，由于身高不到位，只能靠在椅子座位的边沿上，半小时后，才慢慢的挪动着身子移到椅子的中间位置。也不知是吓，还是累，反正是脸色苍白，满头虚汗。

为了防止他们在法庭上做出过分的动作，特意把在改造中表现老实和不老实的被告人隔离开。为防止他们见面后相互拥抱和诉怨的言行骚乱法庭，分别先带老实的被告进入法庭，不老实的被告放到最后。

要说，还是吴法宪的胆儿太小，别看他在位时耀武扬威，但在这大庭广众的庄严气氛中，他早已是胆战心惊，如坐针毡。当审完后送他走时，法庭警察把他用的毛巾等用品递给他，他竟然双手合十，头如捣蒜般的接连不断地谢谢，谢谢——张起义在负责10名被告传送、证据出示和证人传唤过程中，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和特别警察的标准严格规范自己，以高度的党性观念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严守党和国家的机密，每次休庭时都能赢得审判长和工作人员那双双钦佩的目光和翘指赞扬声：“张警，好样的！”

前数10次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工作进展比较顺利，中央领导对此非常满意，审判工作简报上经常看到党、政、军各级领导、首长对张起义和特警队员的表扬。

手捧着那份份简报，张起义心中非常清楚，能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参与对重大祸国殃民的首恶进行宣判，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荣幸，也是决定他三军仪仗生涯的奠基石。从1980年9月开始，到1981年1月25日上午止，历时5个多月时间，对10名被告进行了42次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有49名证人和被害人出庭作证，出示质证的证据材料就多达873件。

上述证人证据让被告人供认不讳，对被告人的量刑定罪起到了关键作用。虽然审判过程比较顺利，但意料之外的事情还是让他措手不及。

在决定宣判的关键时刻，张起义和诸法警人员一样的心情，审判长的法锤一落下，将对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有一个公正的交代。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任何反动势力都颠扑不破的政党。他也已经作好了思想准备，宣判一结束，即请假回家，因为他早上接到爱人发来的加急电报，说她已到预产期，并住进了县人民医院待生，预计就在本周内降生婴儿。

这即将当爹的喜讯增加了他大功告成的信心，因为他从开庭审判以来，始终是按中央首长拟定的方案运作。对中央首长研究确定的被告定位可以说是铭刻在心了如指掌。

他坚信中央领导毫无疑问，但中央领导有中央领导的考虑，他们要向世人负责，要确保万无一失，就在开庭审判半小时前作出了新的调整。法庭审判负责人找到张起义说：“中央领导突然作出调换法庭被告人位置的决定，从现在开始，押送人员不能随便进入法庭了，只有我带领你来确认被告人的位置了。你要尽快，争取在5分钟之内将这个决定和变换的位置熟记在心。”

张起义一听立马目瞪口呆，顷刻之间惊出一身冷汗。他站在审判庭门口望了一眼，手指着座无空席的审判庭，惊慌失措地口气中有点结舌：“主任你看这——这，这么多的听众，座无虚席呀！5分钟时间？来得及吗？以前我们全部是按领导的意图，不是很好吗？为什么突然又——来得及吗？”

“首长有首长的考虑，我们现在暂不研究，我们要作好这最后的一判。这是你、我必须要履行的重大职责。尽快熟悉吧。”那位负责人用手拉了一下张起义的胳膊，边用手点着中央首长临时确定的被告人调整名单，边带着他来到审判席被告人位置前，用手指着每个位置，一字一顿的说：“这是邱会作，这是江腾蛟，这是王洪文——这个可是重点位置。千万不得有——”

说着说着，那位负责人的话锋突然一转，非常严肃地说：“千万别失误，一旦出现差错，这可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不好向中央交待，不好向世人交待！”

那位负责人说后，随将中央领导的决定和被告人员变更名单递给了张起义，张起义接过一看，心中虽然有点紧张，但他还是不失时机的在大脑里快速地增加着被告人物更换位置的记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让王主任陪着他又从左至右，从右到左的反复重复了两遍：“邱会作、王洪文、姚文元、江腾蛟、江青——邱会作和王洪文调换，姚文元和江腾蛟调换，江青放中间——”

张起义心想，将谁和谁调换的位置记清还不行，还必须要把被告人员的名字、定位铭刻在心，以免听众人多，气氛紧张，一旦疏忽，必将会铸成无法挽回的历史大错。苦思冥想的张起义，在法庭内边定位，边挖空心思的搜索，突然间他的眼睛一亮，发现第一排席位上坐着保护医生，忽然灵机一动，迅疾快步的走了过去，伸手说：“刘医生，请快给我一点胶布。”

“胶布，怎么了？”刘医生看张起义神色紧张，也不顾他要胶布是什么用意，便立即从保健箱里抽出一卷递给了他。张起义伸手接过来“噌”的撕下一块约1指宽2指长的白色胶布，连声“谢”字都没说转身就走。这块胶布的用意谁也不知，只有他自己心中清楚。

公开宣判的时间已公布与众，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让他去深思熟虑，就连他想用笔迹作标定被告人位置的时间也来不及了，他只有用这块唯一能识别标记的白色胶布，来作为他认定的特殊标定位置了。

江青是个重点人物，确定的是第五个位置，这个位置必须要一指到位，只要她这个位置标定下来，其他几人的位置就错不了。

张起义来到江青的被告位置，弯腰将胶布贴在了被告席的一侧，这个小小的白点，只有张起义一人知道，其他人一概不知。

但在中央领导对被告人员变更位置的决策上，还有另外一个人知道，那人就是特警队长刘海双。当他知道这一决策后，十分担心，曾为张起义捏了一把汗，他特意在临带江青的前10分钟赶到了现场，不无担心的将张起义拉到一边说：“在执行此项任务时，千万要细心，不能出差错。”

张起义也心神不定的说：“万一怎么办？”

刘海双瞪了他一眼，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万一，只有一万、十万、万万不能错。如果出现一丝一毫的差错、或者是泄露秘密，那就不是审判‘四人帮’了，而是审判我们‘10’人帮了。”

张起义的小白点让刘海双悬着的那颗心终于放了下来，他望了一眼仍满面带笑的张起义，赞许的目光里，流露出的全是敬佩，微微的点下头在心里说了一句：“你小子的鬼点子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