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2 塑造硅谷的七剑客
吴晨
《硅谷搅局者》讲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硅谷的成长故事，也就是硅谷如何从旧金山南面的一片山丘果园成为全美最重要的高科技创新创业中心的故事。但不同的是，这本书并没有采用宏大叙事的视角，也没有记述如史蒂夫·乔布斯那般如雷贯耳的大佬的创业故事，而是另辟蹊径，从塑造硅谷的七剑客身上，试图回答硅谷之所以能够成为硅谷的根本原因。
在促进硅谷的成长，推动高科技创新与创业的人当中，除了创业家和亿万富豪之外，还有一大批不知名的人，他们的努力共同塑造了硅谷的生态。在推动创新的过程中，有很多被忽略的拓荒者与跨界者。政府、大企业和大学在推动硅谷成为硅谷的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能这么做也是事在人为，有幕后的推动者。这些人共同组成了塑造硅谷的七剑客。《硅谷搅局者》这本讲述七剑客的书引发我们思考的是，如何构建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创业生态圈，这样的生态圈需要发动政府与科研机构的力量，需要编织和利用庞大的关系网络，这绝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创业者的个人秀。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在推动美国高科技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无论是互联网还是芯片，都源自它的支持。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之所以能如此，一方面是，它在推动基础研究与应用中找到了一些窍门；另一方面是，它能够培养出抵抗官僚主义的搅局者。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信息处理办公室主任罗伯特·泰勒就是搅局者中的代表人物。一方面，泰勒的专业背景既能让他很好地与其他科学家沟通，又能超脱某个领域科学家的视野局限，看到整个产业的潜力和方向。另一方面，泰勒清楚官僚机构的规则，并且勇于打破规则，能够为科研创造最好的环境，争取到最多的资源。
20世纪70年代，泰勒离开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进入施乐公司在硅谷设立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担任计算机实验室的主管。在这里，他充分发挥了应对官僚机构（作为大公司的施乐自然也充满了官僚）和激励科学家的能力，并形成了一套很好的管理方法。在他的率领下，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科学家不到4年就研发出了阿尔托计算机，这是一个由硬件、软件、网络、打印机和服务器组合的计算机系统。阿尔托计算机的图形界面和鼠标给乔布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奠定了个人计算机的发展方向。
推动创新与创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科研与商业的跨界，也就是跨越学院与创业之间的鸿沟。斯坦福大学专利办公室的尼尔斯·赖默斯就是这样一位跨界者。
赖默斯的想法很简单：专利申请办公室帮助大学的研究者申请专利，收取15%的专利使用费作为工作经费，其余1/3收益作为奖励给发明者，1/3由发明者的院系和大学平分，作为未来的科研经费。
要推行这一想法，赖默斯需要克服一些科学家根深蒂固的观念，以及来自科学家同侪之间的压力。实际上，在科学开拓的公共性与商业的逐利性之间，很难取得平衡。比如，一些开拓性的科学研究奠基在前人的研究之上，同时也可能获得不少国家经费的支持，如果申请了排他性的专利，就可能被其他科学家认为发明者是在自私地逐利。
赖默斯坚信，公司是将学术界的想法转移到更广泛的公众身上的最佳载体，为了实现这一点，他愿意和任何人或者机构作斗争。最终，仅凭重组DNA技术一项专利，就创造了2.55亿美元的许可收入和专利费，也为斯坦福大学专利办公室挣了差不多4000万美元的佣金。斯坦福大学随后成为硅谷最重要的学术投资者，而教授创业也变得司空见惯。但是，如果没有赖默斯推动并打破官僚和教授文化的创举，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就不可能走得那么顺。
即使苹果这样伟大的企业，在乔布斯的光环下，创业史的许多重要故事也变得泯灭无闻。它的第一位投资人和第一位董事长迈克·马库拉的故事就值得大书特书。
马库拉不仅为苹果公司撰写了第一份商业计划书，搭建了一个成年人的管理平台，更重要的是，他从计算机行业的现状和未来消费市场的发展中看到了跨界的机会，从而推动苹果公司努力开创个人计算机这一全新市场。
马库拉的跨界源于他巧妙地把新技术的创意与未来计算机市场的判断结合了起来。当时大企业专注于机构客户，对于针对个人的计算机不感兴趣；而那些富有创造力的极客们专注于捣鼓新东西，却没有商业头脑。要成功推出个人计算机这样的新品类，需要有能看到两者的关联以及有可能跨越中间鸿沟的人。
马库拉恰恰是这个人，他有管理经验，懂得制造，能清晰地看到未来。此外，他联合时任总裁的迈克·斯科特（Mike Scott）和销售总监吉恩·卡特（Gene Carter），三人构成了苹果公司最早期企业经营的核心。他们都是在半导体行业摸爬滚打到中层，在生产制造和营销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都经历过生产灾难、供应问题、流程失败和设计故障，在确保早期苹果计算机的产量上，他们厥功至伟。苹果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就曾经感叹：“这个世界永远都不会知道斯科特有多么重要。他是苹果公司灵活而易于扩展的生产运作模式幕后的策划者。”
硅谷在不断地前进，不是所有的“搅局者”都能永远跟上它的步伐，不过，这恰恰让他们变得更容易亲近，也更真实。在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里游刃有余的泰勒，到了施乐公司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虽然仍能施展拳脚，却陷入了郁郁不得志的困境中。反思一下，其实部分原因是他没能及时更新观念，走出圈层，错失了把好的科学创意商业化的机会。实际上，推动科学家有所突破是一种跨界，把好的科学发明商业化则是另一种跨界。当泰勒哀叹如此优良的阿尔托计算机为什么会被施乐公司束之高阁时，他一定希望能得到内部商业圈的推动者的帮助，但最终还是没能跳出计算机科学圈，遇到像马库拉那样的伯乐。
1980年的泰勒没有意识到，硅谷正在迈入新时代。在这个时代，重要的已经不再只是创新，而是如何去推广、如何了解市场、如何培育市场。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资本市场，已经成为风险投资家和初创企业的乐园。在圈子之外，即使只是一墙之隔，也不一定为人所知。打破这样的圈层，会带来更多的机会，不过这已经是硅谷成长史之外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