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浙江籍

自序

这本《浙江籍》能够编成出版，纯属偶然。

我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四十余年，研究和关注过的现代作家还真不少，虽然大都浅尝辄止。但是，以前一直没有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去深入思考。我关注和研究的现代作家祖籍何处，生于何处，长于何处，他们从小到大的成长环境、求学过程和生活经历，与他们的创作有无关联，如有，又是什么样的关联，这些问题都很值得探究，周作人不是早就写过《鲁迅的故家》吗？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非我个人能力所及。

半年前，夏春锦等几位浙江爱好文史的年轻朋友拟编一套“蠹鱼文丛”，邀我加盟。我手头并无现成书稿，正欲谢绝，突然灵机一动，想到丛书既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何不把我写过的关于浙江籍现代作家的长短文字结集成一本书？《浙江籍》就此应运而生。应该说明的是，这并不是我的创意，郑绩博士已经出版了洋洋三十万言的《浙江现代文坛点将录》（2014年8月海豚出版社初版），我不能掠首创之美。

《浙江籍》写了四十九位浙江籍现代作家，无论文章长短，均一人一篇，以求一视同仁。这些文字并非对这四十九位浙江籍作家文学道路的全面回顾或代表作品的详细评析，而只是查考他们文学生涯中的某段史实，发掘他们尚不为人所知的某篇集外文，或者对他们作品的选本加以说明，等等。书中所收，除了历年旧文，还有不少首次结集的新作，都只是我的一己之得，一孔之见而已。

全书分为“月旦之页”和“怀旧之什”两个部分。前者又分小说家、散文家、诗人、戏剧家四小辑。这只是大致的归类，如戴望舒和邵洵美，无疑都是新诗人，但我讨论的是他们的小说，于是就把他们放在小说家小辑里，以此类推，相信不会造成误解。后者都是纪念我曾晤面又有所交往的浙江籍现代作家。值得一说的是，《胡愈之印象记》一篇当年发表的是编辑删节稿，我却一直记得是全文，待到去年网上拍卖此文手稿，一位浙江友人拍下后送还我，我将之与发表的对照，才恍然大悟。此文被删节部分大都与文学直接有关，所以我有充分理由将被删节部分全部复原，以真正的原貌与读者见面。

书末附录的《本书评论作家籍贯一览》则为读者检索提供方便。朱自清、巴金等几位作家祖籍都在浙江，把他们归入“浙江籍”作家之中论列，我以为是完全可以的。从中又可看出，我所写过的浙江籍现代作家虽然为数还不可观，却已几乎遍及浙江全省，尤以杭州、绍兴、桐乡三地人数最多，这又是一个有趣的文学现象。

还需说明的是，本书封面借用了浙江籍画家、书籍装帧家陶元庆的一幅名画《大红袍》。当年鲁迅见到这幅画后十分欣赏，将之作为陶元庆挚友许钦文处女作《故乡》的封面，从而成为“现代书籍装帧史上的经典之作”（姜德明语）。我也很喜欢《大红袍》，这次就再把它移作本书封面，以为增色。

毫无疑问，鲁迅、周作人、茅盾、郁达夫、徐志摩……那么多重要的现代作家都是浙江籍，这是现代中国其他省份难以比拟的。因此，从某种意义讲，浙江是中国新文学的发源地，也是中国新文学的大省。如果我这本《浙江籍》的问世，也能对浙江籍现代作家的研究有所助益，这正是我所期待的。

我的第一本书话集《捞针集》是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第一本现代文学论集《文人事》是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现在，《浙江籍》又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我不能不感到由衷的高兴。谨向“蠹鱼文丛”编委会和浙江古籍出版社深深致谢。

陈子善

2017年5月1日于海上梅川书舍

辑一 月旦之页

鲁迅识小录

从《呐喊》再版本说起

《呐喊》1923年8月由北京大学新潮社初版，是鲁迅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也是中国新文学史上划时代的经典之作，本不必我再饶舌。但最近见到《呐喊》再版本，觉得还可再说说。

《呐喊》再版本在初版本问世四个月之后，即1923年12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印行。封面装帧与初版本相同，深红色之上仅印书名和作者名，书脊上除了书名作者名，下部还印有“新潮社文艺丛书”，朴实无华。扉页也仍然与初版本相同，右侧印“文艺丛书 周作人编 新潮社印”，中间印书名“呐喊”，左侧印“鲁迅著”。版权页除了出版时间印作“一九二三年八月初版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再版”，“著者鲁迅编者周作人 发行者新潮社”仍与初版本相同，但“印刷者”却已不同，初版本为“京华印刷局”，而再版本改作“京师第一监狱”。换言之，《呐喊》再版本是由“京师第一监狱”印刷的，看来北洋时期就已由监狱犯人印书了，十分有趣。为此，唐弢后来在《闲话〈呐喊〉》中还说：“说句笑话，鲁迅先生和那时的‘囚犯’偏偏特别有缘。”此外，还有一个明显的版式不同，《呐喊》初版本是大32开毛边本，我所见再版本则是32开光边本，是否再版本全部都是光边本，抑或也是毛边本后来有一部分切成了光边，待考。

值得注意的是，再版本版权页上半部分印的“新潮社文艺丛书目录”。“目录”共有七种（第三种即《呐喊》，目录中未再列）：“一，《春水》，冰心女士诗集”；“二，《桃色的云》，爱罗先珂童话剧，鲁迅译”；“四，《华鬘》，周作人译，希腊英法日本诗歌及小品三十余篇”；“五，《纺轮故事》，法国孟代作，CF女士译”；“六，《山野掇拾》，孙福熙作，游记八十二篇”；“七，《托尔斯泰短篇小说》，孙伏园译”。第七种后来未出版。引人注目却又使人困惑的是周作人译《华鬘》，在周作人生前出版的各种著译中找不到这本《华鬘》，那么《华鬘》到底出版了没有？“新潮社文艺丛书”中确实有一本周作人的翻译集《陀螺》，1925年9月由新潮社初版，已改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七”而不是第四种了，第四种由《纺轮的故事》取代。《陀螺》内容正是希腊日本及其他各国诗歌，共278篇。因此，可以断定《华鬘》是《陀螺》的原名，但未出版，出版了的《陀螺》正是《华鬘》的扩充版。有必要补充一句的是，《陀螺》也是“京华印刷局”印刷的。

当时，这种更改原定且已作了广告的新文学书名的做法并不鲜见，再举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李金发1926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的《雕刻家米西盎则罗》（“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中有“本书著者的其他作品”目录，第四种作“《荒年的食客》（诗集）（即出）北新书局出版”。但是在已经出版的李金发著作中，并无这本《荒年的食客》。实际情形是，八个月之后，即1927年5月北新书局出版了李金发的诗集《食客与凶年》，列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未标序号）。因此，也可以断定《食客与凶年》即为《荒年的食客》。不知李金发这个书目，也就不知《食客与凶年》还有个《荒年的食客》的原名。

《食客与凶年》为“新潮社文艺丛书”最后一种，这就不能不再说这套丛书了。研究者一直对孙伏园主编《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津津乐道，当然并不错，然而，孙伏园自1920年10月起主持新潮社出版部的历史功绩也不可没，现在却几乎无人提及。他倡议编选这套文艺丛书，得到了周氏兄弟的鼎力支持。周作人亲自出任丛书主编，这大概也是他唯一一次担任文学丛书的主编，列为丛书第八种的李金发的诗集《微雨》也是他亲编的。不过，《呐喊》是鲁迅自己编定的，这有鲁迅日记为证。1923年5月20日鲁迅日记云：“下午子佩来。伏园来，赠华盛顿牌纸烟一盒，别有《浪花》二册，乃李小峰所赠托转交者。夜去，付以小说集《呐喊》稿一卷，并印资二百。”同日周作人日记也有“下午伏园来”的记载，当天孙伏园一定在周氏兄弟家便饭，三人也一定谈兴甚浓。从中又可得知《呐喊》的印费二百大洋原来还是鲁迅垫付的。当然，孙伏园后来分两次归还了鲁迅。否则，《呐喊》就成了一本鲁迅自费出版的书了。

不幸的是，从某种意义讲，可以视为鲁迅和周作人合作推出的《呐喊》在出版之时，即1923年8月，兄弟已经失和。鲁迅日记1923年7月14日云“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7月19日云“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即为发端。尽管如此，《呐喊》初版和再版本的扉页和版权页仍赫然印着“周作人编”，为兄弟两人的此次合作留下了一个珍贵但又十分遗憾的记录。

《呐喊》初版和再版本共印了多少册？两书扉页和版权页均无记载。但《呐喊》第三版于1924年5月改为鲁迅自己主编的“乌合丛书之一”由北京北新书局印行时，扉页上竖行印明“一九二四年五月三版，4501—7500本”，这是对初、再版印数的延续。也就是说《呐喊》初、再版本共印了四千五百册。这个印数今天看来很普通，但《呐喊》后来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和产生的深远影响都是难以估量的。

鲁迅与毛边本新史料

中国新文学作品之有毛边本，出于周氏兄弟特别是鲁迅的倡导，鲁迅还自诩“毛边党”人，这早已有许多论者作过梳理。但是，鲁迅与毛边本因缘的具体细节，相隔约一个世纪，我们已难以知晓。

值得庆幸的是，有一个人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作过追述，那就是荆有麟的《鲁迅回忆》。此书初名《鲁迅回忆断片》，1943年11月桂林上海杂志公司初版。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的上海杂志公司又在1947年4月出版了此书“复兴一版”，书名改为《鲁迅回忆》。

荆有麟（1903—1951）是山西临猗人，1924年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求学时结识鲁迅，对鲁迅执弟子礼，《京报副刊》的创办与他的提议有关，他又参与鲁迅主持的《莽原》周刊的工作。《鲁迅回忆》是他1941—1942年间在重庆陆续写成，写的正是他1924—1926年间与鲁迅交往的点点滴滴，颇多鲜为人知的史料。在《鲁迅回忆》的第七章《鲁迅的严谨与认真》中，荆有麟专门写到了鲁迅与毛边本的关系。这段故实很少有人提及，照录如下：

中国印毛边书，是先生所主张，而且开创的。因为先生看到，中国新装订的书，因看书人手不清洁，而看书，又非常之迟缓，一本还没有看完，其中间手揭的地方，总是闹得乌黑，因为那地方，沾的油汗太多了，等到看完了要收藏起来了，一遇天潮，书便生霉，再长久，就生虫。所以先生主张将书装订成毛边，待看完以后，将沾油汗的毛边截去，书便很整齐摆在架子上了，既新鲜，又不生霉。但看毛边书，却非常之麻烦，第一先用刀子割，不割是不能看。第二看完又得切边，不切边放不整齐。因此，一般买书的人，多不高兴要毛边，以此，先生第一次在北新书局印毛边书，就再三告诉北新老板李小峰，一律装成毛边，一本都不许切边，但等印成，李小峰将一二十本送给先生，预备供给先生送赠人时，书却都是切好的了。先生当时火起来了，问李小峰，究竟怎么一回事？李小峰是这样答复的：

“一开始装订，我就将毛边的摆出去买，但没有人买，要教我切了边才肯要，我看没办法，所以索兴都切了边。”

鲁迅先生马上说：

“那我不要切边的，非毛边的不行，你能将就买客，当然也可以将就我。切边的我决定不要，你带去好了。”

李小峰只得将截边的光本带回去，再为先生送毛边的去。此后为先生送去的，虽然都是毛边，但寄到外埠分店的，还是切边本，在北平，恐怕先生看见不答应，便将毛边本送上街坊上了。待以后，毛边本成了时髦品，那只能又作别论了。

原来，后来成为毛边本大本营的北新书局，一开始并不看好毛边本，没有鲁迅的督促和坚持，毛边本很可能半途而废，无法推广。在这段回忆中，荆有麟首先肯定毛边本是鲁迅所主张，所开创。但他同时提醒我们，鲁迅之所以大力提倡毛边本，或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实用角度出发。书本的书口阅读时容易受污，制成毛边本，阅读后就可以将受污处再裁去，以保持书本的“新鲜”。

有必要指出，鲁迅本人并未对他为何那么喜爱毛边本作过完整的说明，他只在1935年7月16日致萧军信中说：“我喜欢毛边书，宁可裁，光边书象没有头发的人——和尚或尼姑。”后来唐弢对此又加以引申和发挥，归结为“和尚、尼姑”说（唐弢《“拙的美”——漫谈毛边本之类》）。荆有麟的回忆不仅使鲁迅与毛边本的关系鲜活起来，而且也是一个必要的补充。也许可以这样说，鲁迅钟情毛边本，既注重其美观，同时也考虑到了实用的因素。

与鲁迅同时代的人，大概只有荆有麟写过鲁迅与毛边本，而且又写得那么细致，那么生动。而今，毛边本已成了抢手的“时髦品”，重读荆有麟的回忆，不是很有意思么？

鲁迅“不见”敬隐渔

2016年9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敬隐渔文集》和《敬隐渔传》，分别为张英伦编和著，半年以后，我才见到。

敬隐渔（1901—1930？）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很特别。他出生于四川遂宁一个笃信天主教的中医之家，自小入天主教修院“学习拉丁文和法文”。1920年代初到上海，开始迷恋新文学。处女作《破晓》刊于1923年7月21日《中华新报·创造日》创刊号。从此一发不可收，写小说，弄翻译，很快成为前期创造社的后起之秀。但他唯一的小说集《玛丽》却又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1925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5年9月，敬隐渔赴法留学。在法期间，他不但与罗曼·罗兰交往密切，而且做了四件至今仍值得我们大大称道的事。一，把《阿Q正传》译成法文，经罗曼·罗兰推荐，连载于1926年5、6月《欧洲》第41、42期。二，把《约翰·克里斯朵夫》译成中文，连载于1926年1月至3月《小说月报》第17卷1至3号，虽远未完成，却是这部法文名著的第一个中译本。三，撰写法文论文《中国的文艺复兴和罗曼·罗兰的影响》，刊于1927年9月《欧洲》第57期。四，法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家作品选》于1929年3月由巴黎里厄戴尔书局出版，书中收录鲁迅的《孔乙己》《阿Q正传》《故乡》和郁达夫、落华生（许地山）、冰心、陈炜谟、茅盾以及他自己的法文创作《离婚》等九篇中短篇小说，这是目前所知中国新文学作品的第一个选译本，后来又有据之转译的英译本和葡萄牙文译本。由此可见，敬隐渔是把鲁迅和中国新文学推向世界的第一人，也是中法和中欧文学交流的先行者之一，功不可没。

不幸的是，敬隐渔后来患了神经症。1930年1月，他被留学的法国里昂大学遣送回沪。同年2月24日，他登门拜访鲁迅，鲁迅日记记载“不见”。“不见”虽只短短两个字，含义却很丰富。鲁迅1927年10月定居上海后，常有不认识的陌生者造访，鲁迅“不见”已不是个别例子。就在1930年2月，鲁迅“不见”的人除了敬隐渔，还有18日“秦涤清来，不见”，24日“波多野种一来，不见”。2月4日“上午王佐才来”，因为“有达夫介绍信”，鲁迅才与之见面。但敬隐渔又有所不同，敬隐渔与鲁迅通过好几次信，鲁迅也并未反对他翻译《阿Q正传》，还寄赠他新创办的《莽原》杂志和“三十三种”中国现代小说供其翻译之用。按理说不该“不见”，为什么“不见”呢？

由于双方都未留下相关文字，只能分析推测。原因恐怕有三。一，敬隐渔1926年1月24日致鲁迅的第一封信中说到他把罗曼·罗兰对《阿Q正传》的评语寄给创造社（张英伦认为其中包括罗曼·罗兰1926年1月23日致敬隐渔信、敬隐渔中译文和他致创造社同人的信），创造社却从未将之披露，鲁迅对此心存芥蒂，这是远因。二，1930年3月10日也即“不见”半个月之后，上海《出版月刊》第3期刊出消息《敬隐渔回国》，透露其“诗句中常有奥妙不可解释的奇句”，他还“告诉友人说能看相，能测字”，显然这些都是神经症的病状。很可能鲁迅事先已从某个渠道获知，这是近因。三，当日鲁迅日记中还有一条不容忽视的记载以前一直被忽视了，现照录如下：

二十四日 昙。午后乃超来。波多野种一来，不见。敬隐渔来，不见。

请注意“午后乃超来”这一句。《鲁迅全集》对这句的注释是“冯乃超来请鲁迅审阅‘左联’纲领草稿”，夏衍后来回忆，当时他也在场（参见《懒寻旧梦录》之第四章“左翼十年（上）”，1985年7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也就是说，1930年2月24日下午，鲁迅正与冯乃超、夏衍商议《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理论纲领》定稿和左联成立诸事，这么重要的大事，波多野种一和敬隐渔两位先后来访，当然只能都不见了。

关于《达夫全集》及其他

《银灰色的死》发表经过

《银灰色的死》是郁达夫的小说处女作，连载于1921年7月7—9日、11—13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署名T.D.Y.。它虽然没有《沉沦》那么有名，但也为郁达夫所看重。他在1921年7月30日写的小说集《沉沦·自序》中特别说明：“《银灰色的死》是我的试作，是今年正月初二脱稿的。”然而对这篇小说的发表经过，却长期说法不一。

北京海豚出版社2016年元月出版的王平陵的《三十年文坛沧桑录》内地版就提供了一个说法。此书原为作者1952年在台北《中国文艺》上的专栏，1956年结集，迟至1965年1月始由中国文艺社出版。作者一年前已经去世，不及亲见。

王平陵是李叔同的学生，早年即热爱新文学。此书是他晚年以新文学运动参与者身份撰写的回忆录，尽管只有短短六万多字，却有不少见解值得注意。书中对“礼拜六派”文学的“再估价”，对陈衡哲、夏丏尊等散文的推崇，对刘大白、白采等新诗的评析，对侯曜、顾仲彝等话剧的肯定，等等，都是文学史家很少提及的。此书虽远不及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丰富多彩，但也收到了平实简洁之效。尤其书中对现代文坛故实娓娓道来，可补后来各种文学史著述之不足，追述《银灰色的死》发表经过即为显著的一例：

郁达夫从日本寄给他（指《学灯》编者宗白华——笔者注）一个长篇，就是轰动一时的《银灰色的死》，但宗白华先生以为他是个初次投稿的无名小子，抄写的字体又那么潦草，看起来很吃力，略略过一过目，便随着那些决定不用的稿件，一并归档在古纸堆中了。到了一年多以后，他发奋清理旧稿，又发现这篇《银灰色的死》，觉得不坏，越看越有趣味，就在《学灯》连载了半年，吸住了广大的读者。我在抗战第二年（一九三八年）的春天，遇见达夫于汉口，无意中提起这件事，似犹不能放宽宗白华的疏懒，他笑着说：“《银灰色的死》，耗费一年多的时间才写成，竟毫无消息，几乎失却写作的自信心，真想洗手不干，从此改行了。可是在一年多以后，忽然露面了。又鼓励我抛了在帝大学习的经济学程，钻向文艺的牛角尖。”

对《银灰色的死》的发表经过，其实郁达夫早在《沉沦·自序》中已有回忆：

《银灰色的死》是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过的，寄稿的时候我是不写名字寄去的，《学灯》栏的主持者，好像把它当作了小孩儿的痴话看，竟把它丢弃了；后来不知什么缘故，过了半年，突然把它揭载了出来。我也很觉得奇怪，但是半年的中间，还不曾把那原稿销毁，却是他的盛意，我不得不感谢他的。

两相对照，既一致又不一致。一致在郁、王两人都写到《银灰色的死》的发表有过曲折，不一致在《学灯》编者收到这篇小说搁置“半年”而不是“一年多”才发表，以及这篇小说只是中篇而非“长篇”，不可能在《学灯》“连载了半年”。但王平陵单独披露了关键的一点，即经手这篇小说的《学灯》主编是宗白华。

此事本已一清二楚，不料在王平陵逝世十一年，《沧桑录》出版十年之后，有个刘方矩在1975年3月台北《中外杂志》第17卷第3号发表《浪漫大师郁达夫》一文，竟认为《银灰色的死》发表时的《学灯》主编是王平陵本人，绘声绘色地加以渲染，还说这是“王平老病逝前向笔者透露”的。王平陵确实是《学灯》作者，《银灰色的死》发表三个月后，他就在同年10月9日、12日《学灯》发表他的小说处女作《雷峰塔下》；王平陵也确实当过《学灯》主编，但那是1924年以后的事了，与《银灰色的死》发表与否毫不相干。因此，发表《银灰色的死》的《学灯》主编是王平陵这种说法，与王平陵生前写下的文字对立，不是刘方矩误记，就是王平陵临终前误忆。幸好《三十年文坛沧桑录》重印，白纸黑字俱在，不能再以讹传讹了。

（原载2016年1月31日香港《明报·世纪》）

《达夫全集》

一般而言，作家或学者去世之后，盖棺论定，才编辑他的作品全集，像鲁迅，像胡适，像沈从文。但是现代文学史上有两个例外，郁达夫和冰心，生前就出版了“全集”，当然，“全集”都很不全。

且说郁达夫。他的《达夫全集》自1927年他31岁时开始出版第1卷《寒灰集》起，至1933年出版第7卷《断残集》后止，前后历时七年。之后他又出版了《屐痕处处》《闲书》《达夫日记集》《达夫短篇小说集》等，均不再属于“全集”系列，很有趣。

对于出版“全集”，郁达夫自有见解。他在1926年写的《〈达夫全集〉自序》中这样说：

自己的在过去浪费了的精神，不信有一点一滴可以永生。自己死了之后，那一层脸上的“永生的灵辉”，是决也希冀不到的。自己权且当作也是一个孤独的流人，对于过去的自己的孤独的尸骸，将他的死眼闭上，勉强使他装成一个瞑目而终的人，也许是目下的最有意义的一点工作，全集的编制，就发源于此了。

日前得见五种《达夫全集》，各册版权页上的印数引起了我的注意，照录如下：

第1卷《寒灰集》，创造社出版部：1927年6月1日初版，1—4000册；1928年6月1日再版，4001—7000册；1928年9月1日三版，7001—8000册；北新书局：1928年11月1日四版，8001—11000册；1929年3月1日五版，11001—14000册；1930年9月1日六版，14001—17000册。

第3卷《过去集》，开明书店：1927年11月15日初版，1929年9月1日四版，7001—9000册；北新书局：1929年10月1日五版，1930年6月1日六版，12001—15000册。

第4卷《奇零集》，开明书店：1928年3月1日初版，1929年2月1日三版，6001—8000册；北新书局：1929年10月1日四版，1930年5月1日五版，11001—14000册。

第5卷《敝帚集》，北新书局：1928年4月15日初版，1—3000册；1928年10月15日再版，3001—5000册；1929年9月15日三版，5001—8000册；1930年4月15日四版，8001—11000册。

第6卷《薇蕨集》，北新书局：1930年12月初版，1—3000册。

这组印数显示，《达夫全集》的出版，经历了创造社出版部、开明书店和北新书局三家出版社，最后花落北新。可惜第2卷《鸡肋集》和第7卷《断残集》未见，否则整套《达夫全集》到1930年底的印数就完全一目了然了。不过，从这五部《达夫全集》的印数已可清楚地看出郁达夫当年如何深受广大读者青睐。第1卷《寒灰集》短短三年多一点时间，印数就多达17000册，说他是新文学畅销书作家也不为过。

不妨把他与同一时期另一位新文学巨匠鲁迅作品的印数略作比较。比《达夫全集》第1卷《寒灰集》问世晚一个月，鲁迅在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散文诗集《野草》，至1930年5月也印行了六版，累计印数也是17000册，与《寒灰集》第六版的印数正好相同，可见《达夫全集》在当时受欢迎程度可与鲁迅比一比。

（原载2016年6月26日香港《明报·世纪》）

《全集补》出版说明

郁达夫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极为重要的新文学作家、旧体诗人。但是，对郁达夫作品的收集、整理和出版，却走过一段坎坷、曲折而又漫长的路。

早在郁达夫生前，就已经出版《达夫全集》了。从1927年至1933年，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开明书店和北新书局陆续出版了《达夫全集》第1至7卷，即《寒灰集》《鸡肋集》《过去集》《奇零集》《敝帚集》《薇蕨集》《断残集》。开始出版这部全集时，郁达夫正好三十而立，他在《〈达夫全集〉自序》中说：

在未死之前，出什么全集，说来原有点可笑，但是自家却觉得是应该把过去的生活结一个总帐的时候了。自家的精神生活，以后能不能再继续过去？只有天能知道，不过纵使死灰有复燃的时候，我想它的燃法，一定是和从前要大异……

自家的作品，自家没有一篇是满意的，藏拙删烦，本来是有良心的艺术家的最上法门，可是老牛舔犊，也是人之常情，所以这全集里，又把我过去的作品全部收起来了。[1]

这部最早的《达夫全集》开了新文学作家出版全集的先河，虽然全集并不全，遗漏甚多，毕竟这是第一部郁达夫“全集”。

抗战胜利，郁达夫却在日本投降消息传出之后被暗害，长眠南洋。1949年《达夫全集》编纂委员会成立，由郭沫若、郑振铎、刘大杰、赵景深、李小峰和郁飞六人组成。按照当时发表的《〈达夫全集〉出版预告》，北新书局计划出版的《达夫全集》分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日记游记、散文杂文、文艺论文和译文杂著（附陆丹林整理之达夫旧诗）6大卷。遗憾的是，这部新的《达夫全集》已经打出校样，却终因形势发展太快而被迫搁浅。主其事的赵景深晚年对此有具体的回忆：

一九四九年我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时，曾由陈子展陪我去看郭沫若，询问沫若是否可以出《达夫全集》。沫若认为其中黄色描写有副作用，不宜出全集，只能出选集。后来书店都要国营，北新书局合并到四联出版社，再合并到上海文化出版社，因此这部《达夫全集》始终未能刊行。[2]

果然，共和国成立之后，1951年7月北京开明书店出版了丁易编选的1卷本《郁达夫选集》（1954年11月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1959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冯雪峰新编的1卷本《郁达夫选集》。前三十年出版的郁达夫作品，仅此薄薄的两种而已。

值得庆幸的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文艺界思想解放，“重写文学史”，较大规模地出版郁达夫作品也重新提上议事日程。广州花城出版社与香港三联书店合作，率先自1982年1月至1984年5月出版了12卷本相当于全集规模的《郁达夫文集》。稍后，郁达夫故乡的浙江文艺出版社也陆续推出各种体裁的郁达夫作品集，郁达夫作品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开始走上正轨。

1992年12月，在郁达夫逝世47年之后，第一部《郁达夫全集》终于问世。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部《郁达夫全集》分小说、散文、文论、杂文（以上每种各2卷）、诗词、译文、书信、日记共12卷，其《出版说明》说得很清楚：

本版《郁达夫全集》……收集了郁达夫从事文学创作三十余年来的各类著述（包括翻译作品），按文体分类编年，是迄今最为完备的郁达夫著作汇纂。[3]

到了2007年11月，浙江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新的更为完备的《郁达夫全集》。与浙江文艺出版社版《全集》相比，虽然浙江大学出版社版《全集》仍为12卷，却有不少令人惊喜的增补。譬如小说卷，新增达夫早期短篇《圆明园的秋夜》，散文卷新增《上海的茶楼》《看京戏的回忆》等，杂文卷新增《假使做了亡国奴的话》《战时的文艺作家》等，诗词卷新增七绝《癸酉夏居杭十日，梅雨连朝》《寄题龙文兄幼儿墓碣》两首，书信卷则新增早期致孙荃的5通，以及后期致王映霞的《闽海双鱼》《战地归鸿》和致夏莱蒂的《南洋来的消息》等8通，从而为更全面地研究郁达夫提供了新的可能。

然而，新的《郁达夫全集》依然不全。从2007年至今，九个年头过去了，在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郁达夫留下的文字，包括杂文、书信、诗词和题词等，都有新的发现。这本《全集补》就是2007年版《郁达夫全集》出版之后，尚未编集的郁达夫作品的汇编，是对《郁达夫全集》的补充。

不难看出，《全集补》中书信数量最大，竟有22通之多。其中郁达夫1917年9月22日、10月17日和1918年2月1日致孙荃3通，虽浙江大学出版社版《全集》已收，但只是片断，《全集补》均全信收入。杂文有《福建的文化》等3篇，诗词仅《题〈山居集〉》1首，还有《题陈力夫纪念册》等题词4则。需加说明的是，《教育要注重发展“创造欲”》等3篇郁达夫演讲记录稿，由于未经郁达夫本人审定，只能作为附录收入，以供参考。其中《中国新文学的展望》有两篇各有侧重的记录稿，就一并收入供读者比较。窃以为这样做，将有利于郁达夫研究的深入。

这本《全集补》能够编成，应该感谢打捞出这些郁达夫集外文字的有心人，他们中有郁峻峰、陈建军、宫立、汤志辉、朱洪涛、金传胜等位，我只是总其成而已，特此声明。

最后，应加说明的是，今年12月7日是郁达夫诞辰一百二十周年，这本《全集补》的编集出版，亦可视为对这位天才作家的一个小小的纪念。

2016年11月1日于海上梅川书舍

（原载2016年12月北京海豚出版社初版《全集补》）

注释：

戴望舒的小说

戴望舒以新诗名，先以“雨巷诗人”声名远扬，后转向现代诗的探索，贡献良多，如果要列举20世纪中国诗坛十大新诗人，他入选恐无多大争议。除了新诗，他在散文创作、古典文学研究和文学翻译方面也卓有建树。1991年1月出版的《戴望舒全集》（王文彬等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共3卷，即诗歌卷、散文卷和小说卷。有趣的是，将近六十万字的小说卷，他自己创作的小说仅寥寥3篇，那就是1922年刊于《半月》的《债》《卖艺童子》，以及1923年刊于《星期》的《母爱》，其余均是他翻译的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的中短篇小说。

终戴望舒一生文字生涯，是否只写了3篇短篇小说？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全集出版五年后，就有研究者在1923年《兰友》旬刊上发现署名梦鸥生的短篇小说《牺牲》《国破后》。三年前，卢玮銮、郑树森主编的《沦陷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叶灵凤戴望舒合集》（2013年6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又发掘了戴望舒1945年间以尧若笔名在《香港日报》《华侨日报》等刊发表的《粗犷的华尔兹》《寻常的故事》《过旧居》《回家》《五月的寂寞》等短篇小说。干着苦力的机帆船押运工，被解雇而赌钱输光的职工，撑着油纸伞回旧居的破旧的“我”，在舞厅跳“粗犷的华尔兹”的“白蝉花”，夜总会里“丁香般的哀愁”的女子对“脚伙般的老板”的卖春，都市生活的形形色色，一一出现在戴望舒笔下，既展示了战后香港生活的动荡，也折射出作者对社会不公的愤懑和对漂零小人物的悲悯。

如果说戴望舒这些后期短篇暗含“对精致的上海现代派之悼念”（黄念欣《〈香港文学大系·小说卷二〉导言》），那么最近新出土的他的早期小说佚作《美人名马》《好家庭》则表现了青年戴望舒的爱国情怀和对理想婚姻的憧憬。《美人名马》刊于1922年《半月》第1卷第8期，署名戴梦鸥。这篇短篇用文言写成，文字绚丽，且录首段如下：

秋色漫空，天高气爽，浮云舒卷。为灵鸟所烛，变幻奇丽，莫可逼视。时太行山麓大道上，蹄声得得，有大宛白驹载燕赵女郎逐影而来。女短装严束，冰绡抹额，雾系之衣，屏铅谢饰，英秀若仙。修眉雪压星眸，奕奕射人，素手执猎枪，臂驾健鹰，毛羽霜洁。阙骑亦神骏如龙，奔驰绝尘，而女郎控鞍殊自若。雪衣美人、护兰名马交相辉映，仪态万方，固不输法兰西女杰贞德也。

戴望舒属于五四新文学第二代，虽然比周氏兄弟和胡适这一辈晚，文言文的功底仍在，否则，恐怕他难以写出《美人名马》这样的文言小说。《美人名马》写“英爽靡论”的赵燕飞与“玉树临风”的李宗广一见钟情，虽不脱郎才女貌、侠肝义胆的窠臼，却自有其曲折动人之处。尤其是小说将奇侠与恋情巧妙结合，将国族“大爱”与个人“小爱”融为一体，以一个“野心岛国竟侵神州，金瓯破缺”危难时期的爱情故事，凸现“‘爱国’赋予‘爱情’以价值”（李朝平《早期佚作中的戴望舒》）的新旨趣，从而与稍后的《牺牲》《国破后》等一起，形成了一个戴望舒早期的爱国小说创作系列。如何评价青年戴望舒这组作品，正是以往的戴望舒研究所忽略而今后的戴望舒研究应予注意的。

（原载2016年7月24日香港《明报·世纪》）

“赌博”小说和“影射”小说：邵洵美《贵族区》序

1928年9月，上海狮吼社主办的《狮吼》半月刊第5期发表了邵洵美的短篇小说《搬家》，这是邵洵美小说创作的处女作。郁达夫当月读了《搬家》之后即致函邵洵美大表欣赏：

《搬家》一篇，大有George Moore的风味，是近来少见的飘逸文章。这一类东西，希望多多出现，可以转换转换风气。

郁达夫认为《搬家》的艺术风格与爱尔兰作家摩尔（George Augustus Moore，1852—1933）相近似，评价不可谓不高，虽然不能排除其中含有对好友溢美的成分在。当时正是“革命+恋爱”小说风行一时，郁达夫对之颇为反感，以致把《搬家》的出现视为空谷足音，希望邵洵美多写《搬家》这样用“诗的笔法”描写异国风情，又对弱小者寄予同情的“飘逸”的作品，“转换转换风气”，也就完全在情理之中了。

叶秋原在病中读了《搬家》，也写信给邵洵美说：

你的《搬家》，不是我恭维你，是我近来看的最得意的一篇。……你的《搬家》，的确为我国小说界开一新纪元——至少发现了一条新光。不流入于时下的感伤主义领域，又能运用理智将你一时的情感抒写出来。

这个看法和郁达夫的颇为相近。叶秋原认为《搬家》没有“流入于时下的感伤主义领域”，是有见地的。不过，他称誉《搬家》“为我国小说界开一新纪元”，与其说是首肯，不如说是一种良好的祝愿。

然而，邵洵美后来的小说创作并没有完全沿着郁达夫、叶秋原所期待的方向走下去。从已发现的收在这本《贵族区》里的14篇小说来看，邵洵美尽管写得不多，纯属“玩票”性质，但他确确实实在小说创作上作过多方面的探索。其中有与《搬家》有异曲同工之妙的《缘分》和《自白》等情爱小说，也有明显带着自传色彩的《贵族区》。邵洵美写长篇《贵族区》自然有他的勃勃雄心，他想把自己所属的豪门望族的兴衰和年轻一代的新的追求都写进这部具有编年史性质的长篇里，不料刚开了个头，未及深入展开就戛然而止了，实在可惜。

更值得注意的是邵洵美小说创作中的两大“类型小说”，即“赌博小说”和“影射小说”。先说“赌博小说”。邵洵美14篇小说中写赌博的竟有《赌》《赌钱人离了赌场》《三十六门》和《输》四篇之多，不妨看作一个“赌博小说”系列。邵洵美描绘的赌场风景，展示的赌术技巧，刻画的赌徒心理，何等的细致入微，又是何等的栩栩如生！邵洵美能写出这么多生动的赌博小说绝非偶然，邵洵美女儿邵绡红认为邵洵美厌恶其父母的嗜赌恶习，我认为正因为家庭的影响，邵洵美很下过一番功夫去研究赌博，研究赌徒心理。

在邵洵美好友施蛰存的藏书中，有一部奥地利作家显尼志勒的长篇小说《黎明》（Daybreak）英文本，1927年美国出版。书的内页有一行被划掉的字：“读了觉得赌钱究竟有意思。”李欧梵教授在《书的文化》一文中介绍此书时说这句话“不知是谁所写”。据把此书出让给李欧梵的原上海凤鸣书店主人安迪后来著文披露，施蛰存生前亲口告诉他，此书为邵洵美旧藏，这句话正是邵洵美所写。或许，这本小说和这句话是我们探讨邵洵美“赌博小说”系列的一把钥匙。

有趣的是，显尼志勒这部以赌博为题材、揭示赌博复杂内涵的长篇《黎明》（邵洵美译作“破晓”，又译作“清晨的赌博”）被邵洵美写进了他的《三十六门》。在这篇小说的最后，赌徒以屏看到“绿旗袍的女人”进赌场豪赌输光后，“走出门跨上自己的车子，东天已有太阳的消息，想到Schnitzler（即显尼志勒——笔者注）那本《破晓》，一个寒噤”。真是意味深长的结尾！

邵洵美借《赌》主人公以屏之口幽默地宣称“赌，真是艺术”，还进一步发挥道：

赌是最伟大的艺术，尤其是牌九。可怪发明牌九的人的姓名不传。他才是最伟大的艺术家。Michealangelo（即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米开朗基罗——作者注）得次他一肩。你问是什么道理？Michealangelo有什么了不得！他归根脱不了用线来表现。Picasso（即毕加索——笔者注）等在吹着的，又有什么稀奇？他们还是离不了线。且看我们的艺术家，他就用点。

虽然说得过于绝对，但不无启发。以屏对赌博艺术的推崇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段话的背后也许也有着他对嗜赌的揶揄。据本雅明的分析，写过名诗《赌博》的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并不曾热衷于赌博”，却“对醉心于此道的人表示过友情般的理解甚至敬意”。作为“一种资产阶级娱乐的保留节目”，作为现代都市“时髦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本雅明认为，应该从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多个角度多个层面来考察和研究赌博。邵洵美对赌博的态度至少与波德莱尔有相似之处，他的“赌博小说”系列或许正好提供了研究中国现代都市赌博状况的文学文本。

在欧洲文学史上，描写赌博生活而成为经典之作的并不少见，普希金有《黑桃皇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赌徒》，显尼志勒的《黎明》和波德莱尔的《赌博》当然也不能遗漏。相比之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同类作品就有点乏善可陈。邵洵美“赌博小说”系列的被发掘，且不管其艺术水准如何，毕竟多少填补了这一不足。

再说“影射小说”。“影射小说”在欧美同样源远流长，自不待言，就是在近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也是有迹可寻。近代“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孽海花》，就是经典的“影射小说”。庐隐的《海滨故人》、丁玲的《韦护》、冰心的《我们太太的客厅》、沈从文的《八骏图》、钱锺书的《猫》等名篇，也都是公认的“影射小说”的佳作。“影射小说”的特征就是被“影射”的均非等闲之辈，不是政界要人，就是文坛名家。像《猫》就不同程度地“影射”了周作人、赵元任、林语堂、沈从文、朱光潜等，格外引人注目。不论是褒扬，是同情，还是讽刺，“影射小说”在中国现代小说中都另有一功，却至今鲜有人系统研究。今天的读者不知道“影射小说”所本并不妨碍他们的阅读，但一旦知道了，一定会另有会心，有可能对小说作出新的阐释。

邵洵美写过好几篇“影射小说”，有影射文坛巨子的，也有影射身边亲属的。长篇小说《贵族区》里男男女女不少人的原型正是他的亲友。《安慰》“影射”近代小说大家、《孽海花》的作家曾孟朴，算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已是公开的秘密。《绍兴人》“影射”谁？明眼的读者一读便知。当然，最具代表性的是邵洵美续写徐志摩的小说《珰女士》。

《珰女士》本是徐志摩的未竟之作，是徐志摩为了纪念左翼青年作家胡也频被害而创作的长篇，“珰女士”是“影射”胡也频的爱人兼战友、另一位左翼代表作家丁玲。“珰女士”才是这部小说真正的主人公。《珰女士》在徐志摩的小说乃至整个文学创作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却一直未引起研究者足够的关注。邵洵美认为“珰女士自身的故事比她写的文章更动人”，从而萌发了续写《珰女士》的念头。从邵洵美续写的《珰女士》“前言”中可以得知，他当时为此专诚拜访过“珰女士”，也即丁玲。丁玲不肯承认徐志摩的《珰女士》是在写她，但也认为小说“不继续下去”有点可惜。我们不妨据此推断，邵洵美“想去讲完那个故事”，丁玲是知道的。

邵洵美续写的《珰女士》下篇“牵涉的人真不少”，可以确切指认的，除了徐志摩《珰女士》上篇中已出现的“珰女士”（丁玲）、“蘩”（胡也频）、“黑”（沈从文）之外，还出现了“廉枫”（徐志摩）、“周老头儿”（鲁迅）等等。另一位革命者“云”影射何人，未敢轻易确定，相信亦有所本。未直接露面的“辛雷”倒有点像邵洵美的自况。

对《珰女士》下篇，邵洵美谦称“续文”的笔姿假使“能有一些志摩的意味，那是我敬仰他的缘故；假使完全不像，那是我能力的薄弱”。平心而论，《珰女士》上下篇的风格还是比较一致的。邵洵美与徐志摩一样，通过“珰女士”和“黑”等倾力营救被捕的“蘩”，写出了革命者的慷慨悲壮，也写出了革命者的儿女情长。对“珰女士”和“黑”复杂心理的揭示，对“廉枫”个人魅力的渲染，尤为深入细腻。重要的是，无论是徐志摩还是邵洵美，都把“珰女士”这样的革命者看作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人”来刻画。他们的理解或有偏差，他们的描写或会引起争议，但这是一次有意思的尝试。当时的自由主义作家这样在小说中表现左翼作家，本身就耐人寻味。

小说毕竟是小说，是虚构的艺术创作，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与真人真事划上等号。丁玲生前是否读到《珰女士》的下篇，现已无法证实，是否也会像读了沈从文的《记丁玲》一样产生不满，也无从猜测。然而，有必要指出，邵洵美续写和发表《珰女士》之时，正是丁玲被捕软禁于南京之日，这部续作尽管仍未完成，其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邵洵美以诗人名，以编辑出版家名，以文学评论家名，也以翻译家名，小说创作在他多姿多彩的整个文字生涯中虽然不能说微不足道，不占显著的位置却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我无意夸大邵洵美的小说创作的文学成就，但他的小说，特别是“赌博小说”系列和“影射小说”《珰女士》等的文学史价值是毋庸置疑的，理应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家的研究视野，我以为。

（原载2012年7月上海书店出版社初版《贵族区》）

各具特色的徐 纪念集

不久前去世的画家陈逸飞迷恋电影，执导过好几部怀旧影片，尤以《人约黄昏》最为著名。但恐怕鲜有人知道，《人约黄昏》是根据1930年代作家徐訏的成名作《鬼恋》改编的，说成名作当然不很确切，在创作中篇小说《鬼恋》之前，徐訏已参与编辑林语堂创办的《人间世》，并与鲁迅有所交往，但《鬼恋》的问世，才真正奠定徐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如果不是《鬼恋》神秘空灵，缠绵悱恻，《人约黄昏》能否大获成功也就是个疑问了。

我一直关注徐訏，不仅因为徐訏是1940年代新文学的畅销书作家，与无名氏齐名，值得现代文学研究者探究，更因为他在1949年以后去了香港，我很想知道他多年孤悬海外仍笔耕不辍、成果累累的具体情况。可惜予生也晚，刚在现代文学研究上起步，徐訏就在1980年10月5日谢世，无缘请益了。

于是只能退而求其次，努力搜集他的作品和关于他的所有资料，竟然也有不小的收获。先是觅得1980年11月台北尔雅出版社初版《徐訏二三事》（陈乃欣等著，“尔雅丛书”第79种。这本纪念集的出版离徐訏谢世还不到一个月，可谓十分及时。我后来还购藏了换了封面的1985年9月第三版），后又觅得1981年5月香港浸会学院中国语文学会编印的《徐訏纪念文集》，均为小32开平装本。这也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两种各具特色的回忆徐訏其人其文的纪念集。随着时光的流逝，现在在港台旧书肆里也已难见它们的踪影了。

两相对照，《徐訏纪念文集》是较为纯粹的纪念集，书后还附录《徐訏著作出版记录》和《徐訏年表》，足资研究参考。徐訏集外文只收入了《列宁格勒的诗》和《禅境与诗境》两篇。《徐訏二三事》就有点芜杂，徐訏的作品收入了诗《苍苍的暮色》、评论《道德要求与道德标准》、小说《园内》等多篇，特别是长文《HIPPIES的陶醉药与魏晋的五石散》，旁征博引，梳理东西方迷幻药使用史颇为清晰，堪与鲁迅的名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媲美。

徐訏本来是学哲学的，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来又负笈法国，专攻心理学，因此他的诗文颇具哲理色彩，耐人寻味。他又是文学创作的多面手和高产户，小说、散文、诗歌、戏剧、评论乃至翻译，样样都能，样样都有不俗的表现，长篇《风萧萧》和《江湖行》是其中的佼佼者，皇皇十五卷《徐訏全集》（台北正中书局版，其实很不齐全，近年就有研究者不断增补）就是他文学成就的真实记录。

徐訏有广泛的文坛交游，两本纪念集中既有三四十年代文化界名流黄苗子、刘以鬯、陈香梅等位的追述，更有当代港台文坛高手徐速、徐东滨、司马中原、魏子云、彭歌、孙观汉、逯耀东、桂文亚、梁锡华、林年同、钟玲等数位和徐訏众多学生的缅怀。崇拜徐訏，称徐訏“干爸”的三毛也写了情深意挚的《徐訏先生与我》寄托她的哀思，而今三毛也已离我们而去，与“干爸”在天堂重聚了。不过，董桥写过一篇《满抽屉的寂寞》纪念徐訏，很感人，两本纪念集都失收了。

从这么多的纪念文字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徐訏在海外深深的寂寞和郁郁不得志。他虽长期旅居香港，却很不喜欢香港，他不懂粤语，他的作品几乎不写香港，在香港也少有知音。他忧国忧民，愤世嫉俗，“文化大革命”浩劫过后，他以“任子楚”的笔名发表了长诗《无题的问句——遥寄“文联”“作协”的一些老朋友》，由衷地表达了他对祖国文艺界拨乱反正、繁荣创作的殷切期望。遗憾的是，他没能亲眼看到内地文艺复兴、百花齐放这一天的到来。现转录这首《无题的问句》的最后两节，作为这篇小文的结束：

我也许还是一个知识阶级

从小就爱问东问西

眼看你们被打成牛鬼蛇神

又看到你们云翻风起

我这愚笨的头脑

不免又浮起更多的问题。

你们不妨说我是荒谬的知识分子

总是不想讨人欢喜，但请不要说我是反革命

或者说是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

我只是有一颗怀疑的头脑

同一颗真正爱国的痴心。

2005年6月

从柯灵的《粉蝶儿的故事》说起

《粉蝶儿的故事》（以下简称《故事》），小32开本，署高季琳著，1933年2月上海新中国书局出版，列为“小学校国语科补充读物”之一。笔者今年春暮得之于上海文庙旧书集市，据售书者称，此书原为林语堂所藏。林语堂1936年赴美定居，其部分藏书、文件存放于沪上亲戚处。1957年经上海市公证处公证，这部分藏书、文件归其亲戚所有。《粉蝶儿的故事》即为其中之一。此书封底钤有“上海市公证处编号章1957年度 第2171号”。

高季琳是现代著名散文家、剧作家柯灵的原名，《故事》出之于柯灵之手，当无疑义，笔者也已于1998年4月3日向作者本人核实。经查，《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柯灵条虽然著录此书，却弄错了书名；《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则未收此书。《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中国现代文学馆编，1993年新世纪出版社初版）柯灵条的“著作书目”把此书书名误作《蝴蝶的故事》；《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贾植芳等主编，1993年12月福建教育出版社初版）收录柯灵1949年以前著作8种（含与师陀合作1种），无《粉蝶儿的故事》，对现代作家的儿童文学作品著录不全是此书的一个不足之处。作为最初的作品之一，《故事》可以证实，柯灵六十多年绚烂多姿的文学生涯还是从儿童文学创作起步的。据柯灵在《我的“处女作”》（载1998年6月24日《新民晚报》）中回忆，他在15足岁以后不断向《儿童世界》和《少年杂志》投稿。柯灵最初出版的两本书就是儿童诗《月亮姑娘》和童话集《粉蝶儿的故事》，其时柯灵24岁。

现先把《故事》所收13篇童话的篇目胪列如下：

《粉蝶儿的故事》《淘气的小花狗》《仁慈的总统》《胸头的石块落了地》《一只雪天的麻雀》《鸡鹅鸭》《馨儿的梦》《野猪国》《嫦娥和后羿》《荷花仙子》《蝴蝶姑娘》《明哥悔悟了》《红叶岗上的猛虎》。

《故事》题材广泛，既有改编自古代神话的，像《嫦娥和后羿》；也有采撷自外国传说的，像《仁慈的总统》；但更多的是作者自己精心创作的童话，长则三千余字，短的只有千余字，各擅胜场。其中《粉蝶儿的故事》《一只雪天的麻雀》《荷花仙子》等篇尤其值得注意，较为充分地体现了作者的童心、童趣和正义感。

《粉蝶儿的故事》写的是白蝴蝶粉姑娘在一个闷热的夏夜外出悠游，却听到鲫鱼奶奶、萤儿和纺织娘痛苦地诉说各自的不幸；《一只雪天的麻雀》写的是饥寒交迫的老麻雀外出觅食，在亲眼目睹贫富悬殊的人间悲剧之后，自己也凄苦无助地告别嗷嗷待哺的小麻雀而死去；《荷花仙子》则借苹哥儿在暑假中误入荷花仙子的别墅“莲花宫”所度过的五彩缤纷的日日夜夜，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显而易见，构思巧妙精到，对自然界可爱的动植物恰到好处地“拟人化”，用儿童天真的眼光来观察世界、认识世界、感悟真善美，是《故事》的一个显著特色。

《故事》的另一个显著特色是语言清丽优美，亲切新鲜，适合儿童阅读。请看《粉蝶儿的故事》开头的一段：

夜神张开两臂，把地球十分亲密的拥抱起来；地球羞了，默默的不出声。天幕张在头上，颜色蓝得像发光的宝石；远山一列地排立着，叠成一个幽秘的屏风。顽皮的星儿在幕前霎眼，娇媚的月姑在屏后探头，悄悄地偷看着夜神和地球的动静。

这个开头对夏夜自然景色的描绘是如此细致生动，又是如此浅近易晓，不要说儿童读者，就是成人读者读了也会被它所吸引，有兴趣了解白蝴蝶粉姑娘在如此静谧动人的夏夜出游，将会遇见些什么。类似的例子在《故事》中举不胜举，这种审美情趣盎然的童话文体确实可以令读者颇为愉悦，回味再三。

在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历来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争，历来有侧重教化和寓教于乐之争。柯灵这册薄薄六十余页的《故事》昭示我们，成功的儿童文学作品固然不必排斥现实性，但是更应注意幻想性与想像力，更应致力在极为广阔的艺术天地中驰骋，更应强调儿童审美情趣的开掘和陶冶。否则，是难以保持长久的生命力的。

五四以来具有深远影响的现代作家中，关心儿童文学、对儿童文学创作倾注热情的为数并不多，叶圣陶、郑振铎、许地山、冰心、丰子恺等位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像许地山到了晚年还用心创作了《萤灯》和《桃金娘》两部为儿童读者喜爱的童话更是少见。因此，柯灵这册既不与当时的时代脱节、又坚持儿童文学本位的《故事》是难能可贵的，在现代儿童文学史上应该补上一笔。由于长期以来无论是研究者个人还是各类图书馆，对现代儿童文学作品都缺乏系统的搜集、整理，肯定还有不少像《故事》这样的儿童文学佳作未被挖掘出来，笔者期待今后有更多的令人惊喜的发现。

（原载1998年8月《儿童文学研究》第97期）

苏青的《结婚十年》

《结婚十年》及其续篇是1940年代女作家苏青的代表作，是一部自传色彩浓厚的长篇小说，也是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

苏青（1914—1982）是浙江宁波人，原名冯和仪。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肄业。1935年6月，她在上海《论语》第67期发表处女作《生男与育女》，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开始了她多姿多彩又坎坷曲折的文学生涯。

在1940年代的上海文坛，苏青与张爱玲齐名，为互相辉映的两颗灿烂的文学之星。苏青的众多小说、散文以及她所主编的以女性为支配主体的文学杂志《天地》（张爱玲即为《天地》的主要作者之一），在40年代上海沦陷区文学史上均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1943年4月，文学杂志《风雨谈》在上海创刊，创刊号上不但发表了苏青的散文《两条鱼》（署本名冯和仪），还开始连载她的第一部也是最有名的长篇《结婚十年》。《结婚十年》在1943年5月、6月、7月，1944年1至2月、3月和4月《风雨谈》第2、3、4、9、10、11期连载，未完。1944年7月，《结婚十年》单行本由苏青自办的上海天地出版社推出，周作人题签，一纸风行，至1948年已印行18版，创下女作家长篇小说畅销的骄人记录。1947年2月，承接《结婚十年》的《续结婚十年》也由苏青自办的上海四海出版社出版。

文学史家谭正璧1944年5月编选《当代女作家小说选》（同年12月由上海太平书局印行），张爱玲排名首位，苏青其次。对《结婚十年》，谭正璧是这样说的：

读者所最欢喜的是她的长篇小说《结婚十年》。这是一本自传性小说，因为书中的主角是女性，又是用第一人称来写，思想和行动也和作者相似，所以曾有不少读者误以为是她的自叙传。我以为所叙当不会就是作者自己的事实，但不能说全和作者的思想经验绝对没有关系，因为一般用第一人称写的文艺作品都是这样的。但这是个不必在这里讨论的问题。作者在小说里所擅长的也是心理描写，她所描写的又全都是女性的性欲心理，这正和她在散文里所主张的完全一致，于此可以看出她纯粹是个为了争取性欲满足而斗争的斗士。（《〈当代女作家小说选〉叙言》）

“为了争取性欲满足而斗争”云云，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这部长篇正如苏青在《〈结婚十年〉后记》中所强调的：“本文不是自传，只是自传体的小说。”小说以细腻平实的笔触描绘了女主人公从结婚到生女备受歧视，从组织家庭到夫妻离异的全过程，展示了一个一心追求新生活的时代女性的挣扎和无奈。小说中一幅幅封建家庭的风俗画在作者的笔端流淌，交织成女性身体和心灵饱受屈辱与伤害的真实纪录。整部小说的凄婉悲凉感人至深，其艺术上的特色，正如实斋在《记苏青》中所指出的：文字爽直坦白，“那是赤裸裸的直言谈相，绝无忌讳。在读者看来，只觉她的立笔的妩媚可爱与天真，决不是粗鲁与俚俗的感觉”。张爱玲在《我看苏青》中更深刻地指出：《结婚十年》等苏青小说的“特点是‘伟大的单纯’。经过她那俊洁的表现手法，最普通的话成为最动人的”。充溢整部小说的强烈的女性意识更在今日成为现当代文学评论界关注的焦点，难怪有论者预言《结婚十年》将因其自主意识而汇入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文学的洪流。

《结婚十年》和《续结婚十年》问世已五十余载，现在首次合成一帙校订重印，相信这部女性主义的现代文学史上的杰作会因其独特的艺术风格而吸引越来越多的文学爱好者。

2001年9月17日

（原载2002年1月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初版《结婚十年》）

“张派”小说家李君维

一

8月7日晚突接李君维先生女儿电话，惊悉他已于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这位最早的“张派”作家隐入了历史。

李君维194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与张爱玲好友炎樱同学，后来写过颇有史料价值的《且说炎樱》。如果张爱玲1942年秋入学圣约翰后不辍学，他与张爱玲本可以成为同学。目前所知他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署名东方蝃蝀的散文《穿衣论》，刊于苏青主编的1945年6月《天地》第21期，起点颇高。在这篇处女作中，他就提到了张爱玲的《炎樱衣谱》。

东方蝃蝀从此成了李君维的主要笔名，为什么起这么一个“怪僻的笔名”？他晚年有所解释：“无非是想引人注意而已”，“蝃蝀二字出于《诗经》卷三：‘蝃蝀在东，莫之敢指’，朱熹的注解：‘蝃蝀，虹也。’”（《〈伤心碧〉作者自序》）

1946年4月，上海《小说》创刊号发表东方蝃蝀的短篇《河传》，这是目前所知他的第一篇小说。小说写混血姑娘邬明蟾在“战事”结束后的爱情悲剧，开头写道：“邬明蟾存在这世界上是多余的，因为她本身就是多余的。”结尾又写道：“一个女子是处处可钟情的。处处有一段河，离隔了她与男人的距离，她总藏了些秘密的情愫，茫然于她的归宿。”都颇有几分张爱玲风。而《河传》和在同年8月《小说》第2号发表的《春愁》的插图，也均出自东方蝃蝀本人之手，这也与张爱玲为自己小说插图相似。

此后，东方蝃蝀一发而不可收，短篇《惜余春赋》《绅士淑女》《牡丹花与蒲公英》《花卉仕女图》、中篇《玉如意》等陆续出现在上海《幸福》《宇宙》《生活》《少女》等刊物上。他果然引起了当时文坛的关注，有论者认为，张爱玲小说“后起而模仿者日众，觉得最像是东方蝃蝀，简直像张爱玲的门生一样，张派文章里的小动作全给模仿像了”（兰儿《自从有了张爱玲》）。

1948年8月，由圣约翰同学、后来在香港文坛大名鼎鼎的马博良推荐，上海正风文化出版社出版东方蝃蝀的小说集《绅士淑女图》，书的封面图是一幅少女头像速写，出自后来享誉国际画苑的赵无极之手。《绅士淑女图》奠定了东方蝃蝀最早的“张派”小说家的文学史地位，当然，东方蝃蝀并非一味模仿张爱玲，他有自己的追求和特色，他与张爱玲异曲同工。

尽管东方蝃蝀视写作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但“1949年后，我所写的小说从内容到文字已不适应时代的号角了，只好收摊”。不过，1950年代初他还用笔名唐优在上海《亦报》连载了中篇《双城故事》，其时张爱玲刚在《亦报》连载完《小艾》不久。后来，又用笔名枚屋在《新民晚报·夜光杯》发表了短篇《当年情》，“那是百花齐放当口放出去的”（《〈伤心碧〉作者自序》）。这两篇都放得好，尤其是后一篇，延续了他一贯的风格，写一位出身卑微却善良贤淑的女性的爱情悲剧，温情脉脉，在当时的内地文坛上或可称为独树一帜。

直到内地改革开放，李君维才重操旧业。他1983年写了长篇《名门闺秀》，东方蝃蝀这个消失了二十多年的怪僻的笔名终于重现文坛。1996年2月至3月在《新民晚报·夜光杯》连载的中篇《伤心碧》则成了他小说创作的收官之作，其时张爱玲已谢世半年。

二

二十年前，张爱玲在洛杉矶悄然谢世后，翻译家董乐山写过一篇有趣的《张爱玲说“I'm Not A Sing Song Girl！”》。1940年代青年董乐山在上海以“麦耶”笔名撰写剧评著称，不仅多次与张爱玲一起在《杂志》上发表作品，而且还评论过张爱玲的话剧《倾城之恋》。但此文主要回忆与“一个老同学”“由张爱玲的好友炎樱陪同前去见张爱玲的事”。董乐山的回忆真切有趣：

那次去见张爱玲完全是我的那位同学的主意，他是个张爱玲的崇拜者，后来曾经模仿张爱玲的风格写过一些短篇小说，达到了可以乱真的程度。……他就央炎樱介绍他去见一见他的偶像。大概是由于年轻胆怯吧，或者是由于我当时也在张爱玲小说的同一杂志上写文章，他就拉了我去作陪，为他壮胆。张爱玲当时与她的姑姑住在上海静安寺附近赫德路上一幢高层西式公寓里。她把我们请进去后，炎樱已经在屋里了，正在有说有笑地同她在说着话，我由于是作陪客去的，一点也没有准备去问些什么，或者说些什么，而我那位同学在他崇拜的偶像之前也临时怯场，说不出话来。炎樱却是个热心肠的爽快人，在旁一个劲儿催他：“你不是很想来见她吗，怎么来了倒不说话了？”我已经记不起当时还说了一些什么话了，只记得张爱玲看着我们两个大孩子的既感到好玩，又感到好奇的神色。这次“访问”就以失败告终。

董乐山说的“老同学”不是别人，正是最早的“张派”作家李君维。他对这次拜访也留下了文字回忆，《在女作家客厅里》这样写道：

我有幸与张的女友炎樱大学同学；一时心血来潮，就请炎樱作介前往访张。某日我与现在的翻译家董乐山一起如约登上这座公寓六楼，在她家的小客厅作客。这也是一间雅致脱俗的小客厅。张爱玲设茶招待，亏得炎樱出口风趣，冲淡了初次见面的陌生、窘迫感。张爱玲那天穿一件民初时行的大圆角缎袄，就像《秋海棠》剧中罗湘绮所穿的，就是下面没有系百褶裙。我因早闻其奇装异服之名，倒也不甚惊讶。

李君维只比张爱玲小二岁，董乐山则小四岁，他俩与张爱玲其实是同代人，但对张爱玲的文学成就是钦佩的，尤其是李君维。李、董两人此次访张的具体日期已不可考，但也并非毫无线索可寻。董乐山1944年12月初作评论话剧《倾城之恋》的《无题篇》开头就说“我不认识张爱玲先生”，李君维在《在女作家客厅里》中说他当时“正入魔似地读着张爱玲发表着的一篇篇小说”，从这两点推测，他俩拜访张爱玲应在1944年12月以后，以1945年上半年某个时间可能性最大。

此后，李君维为筹办新文学刊物，又再次与张爱玲见面。仍由炎樱安排，而李君维晚年在《且说炎樱》中的回忆也更为具体：

那时我想办一刊物，拟请张爱玲写稿。我托炎樱转达，炎樱约张爱玲与我在她家面谈，可能是出于她家地处市中心，交通较为方便。因此我造访了莫希甸家。她家前门开店，后门出入，楼上住家。我从后门进去，正遇到她母亲。……她示意让我上楼，上楼拐弯处就是亭子间。这里有方桌（上海人叫它八仙桌）、凳椅等简单的家具，看来是作进餐、会客用的。我与张爱玲坐在桌前，相对而谈。她听了我的来意后，只是说忙于写《多少恨》，是否应允写稿，未置可否。数日后，她请炎樱转交我一便条，婉言相拒了。其时国币贬值、物价上涨，为了保值，我父亲囤积一批白报纸。我凭借一批报纸、一时热衷，就想办个刊物，显然是少不更事、孟浪从事。不过以怪僻出名的张爱玲竟以婉转的方式对待，以免伤了对方的面子。

张爱玲未答允为李君维写稿，李君维的刊物也未办成。但他回忆此次见面正值张爱玲“忙于写《多少恨》”之时，倒为确定见面大致时间提供了佐证。张爱玲根据自己的电影《不了情》改写的小说《多少恨》连载于1947年5月、6月上海《大家》第2、3期，因此他们第二次见面的时间在1947年4—5月间。

这两次见面，无论研究张爱玲还是研究李君维，都不应该忽略不提。

三

2005年3月，李君维以本名在长沙岳麓书社出版了他生前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散文集《人书俱老》。书中共收43篇散文，只有《穿衣论》《张爱玲的风气》《〈太太万岁〉的太太》3篇发表于1949年以前，其余40篇均发表于改革开放以后的香港《大公报》、上海《新民晚报》等刊。

李君维的散文创作当然远不止此数。据我所知，早在1946年他主编上海《世界晨报》副刊期间，就以枚屋的笔名发表了一组幽默风趣的“听镜录”杂感；1949年初他以东方蝃蝀笔名在友人麦黛玲（朱曾汶）主编的《水银灯》上发表了一组文笔优美的影评《剔银灯》；1950年代初移居北京后，他又以唐优笔名在上海《亦报》副刊连载描写北京风土人情和50年代初北京日常生活的随笔，这些均有待搜集整理。此外，他还有作品散见于海上报刊，《林风眠的画》即为其中之一。

1947年12月5日，林风眠近作展览在上海揭幕。次日《申报》对此有专门报道：林风眠“此次出其近年杰作百余幅，由七日起在南昌路法国公学展览一星期，昨揭幕时法驻沪领事曾莅临主持”，同时还刊出《林风眠绘画思想蕴藏着文艺复兴》的长篇评述。李君维参观了此次展览，写下了这篇《林风眠的画》：

林风眠的画是现代的。现在没有雅致，要有，就是繁缛的匠气。太工整的宫苑宋画，只有被千百年时潮冲积之后，才成了雅致。林风眠有二张立轴的花卉，就是没有经过时间冲积的宫画，是装饰品。现代的东西失落了雅致繁缛，不过，紧凑的结构是存在的。

我喜欢那张《黑衣女》，那个穿黑的女子睁了大大的，明亮的眼珠，挺起了她青春的眉毛，悄悄地坐着，虽然她背后是个孔雀蓝的秋天，可是她的心情是安谧的，愉爽的。她身上那件黑色的衣裳，黑已经不是死的颜色了，闪耀着缎绢的光彩。据懂画的朋友告诉我，那张《蓝衣女》是杰作。那是一个穿湛蓝的女子，一样睁了光亮的，新生的眼珠，一样安稳地斜签坐着，她或许在凝思着什么，她心境却是豁朗的。淡墨的窗帘是衬素，帘外微微透进了一点残阳，若隐若现，闪耀着象河上的漪涟。我们差一点分不出，她与衬素之间的距离了，她已溶入在窗帘阳光之中，混成一片。画者好像没有用什么色彩，却那样丰富。

林风眠喜欢用紫色，紫是秋天的颜色，不过在他画笔之下的秋，已脱尽了金风玉露的肃杀，却洒下了清明，愉爽。那副紫藤的花卉，十足表现了他的秋紫。满幅是热热闹闹的紫藤，噼里啪啦开了下来，开得太热闹了，充满了喜欢。在林先生家里也看见过这样一幅紫藤，不过那一幅比较朦胧，像刚洒过了毛毛雨。

有几张京戏的绘像，疏疏的几笔，京戏里的丰腴的色彩，俏皮的旦角亮相，一举手，一投足，提醒了我被遗忘了的美。

那张《双女》淡淡地画了两个女子，相对而坐，像刚说过了一句话，又静了下来。全幅只设淡淡的青色，轻泛的笔致，看看闲散数笔，却那样显著，那样充满了会场效果。

看了画出来，下着微微的雨，有点燠热，不像是初冬的雨季。说是要下雪了，却没有下来。

这是一篇精彩的画评。李君维是懂画的，开篇就指出“林风眠的画是现代的”，真是一语中的，虽然他的“懂画的朋友”（疑为林风眠学生、青年画家赵无极）也告诉他如何赏画。他喜欢林风眠，尤其喜欢林风眠的仕女图，对《黑衣女》《蓝衣女》和《双女》的描述都颇为细腻，他用作家生动细腻的笔触写下了自己的观画感受，颇为难得。

这篇用东方蝃蝀笔名发表的《林风眠的画》刊于1947年12月13日上海《新民报晚刊·夜花园》。可惜发现得太晚了，李君维已不及重见。

（原载2015年9月6日上海《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董鼎山和他的《幻想的地土》

令狐彗就是董鼎山

如果讨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兄弟作家，1940年代有一对是不能遗漏的，那就是董鼎山董乐山兄弟。董鼎山生于1922年，董乐山比他小二岁。董鼎山以写作书话和散文名世，尤以内地改革开放之初向国人介绍西方当代文学和文化，为国人放眼展望世界打开窗户而著称。而董乐山早年擅长剧评，晚年则以翻译奥威尔的《一九八四》等书而在内地知识界产生重要影响。董乐山早在1999年就已谢世，董鼎山以93岁高龄于2015年12月19日在纽约溘然长逝。

董鼎山早年是写小说的。他是浙江宁波人，1940年代在圣约翰大学求学时，就开始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大学毕业前夕，他以桑紫笔名在1945年8月《杂志》第15卷第5期发表了小说《三老人》。年轻的董鼎山一定很得意，《杂志》当时在上海文坛是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刊物，张爱玲前期的《金琐记》《倾城之恋》等代表作都是在《杂志》上发表的。董鼎山晚年说过：“我不能否认，我们在青年时都是张爱玲迷。她的小说令人神往，而她生活的神秘更引起人好奇。”（《忆旧与琐记·忆旧带来的遗憾》）

抗战胜利后，已从圣约翰毕业的董鼎山成为沈寂主编的《幸福》的主要作者。他一方面以坚卫的笔名为《幸福》撰写每期卷首的《名人恋歌》专栏，介绍白朗宁、肖邦、歌德、拜伦、雪莱、李斯特等外国文学家、音乐家的恋爱经历，另一方面以令狐彗的笔名为《幸福》撰写小说。从1946年5月创刊号发表小说《残缺的遇合》开始，令狐彗的小说源源不断地在《幸福》上出现。而当时在《幸福》上写小说的还有一位“男版张爱玲”东方蝃蝀（李君维），他是董乐山的圣约翰同学，四个多月前也在北京逝世。对这段文学历程，董鼎山后来是这样回忆的：

对五十多年前上海友情的回忆，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一九四六年夏季一个烈日的下午。沈寂与我在跑马厅附近散步，谈论他主编的《幸福》月刊。他向我索一篇短篇小说。我们进入静安寺大光明影院隔壁的咖啡馆去享受冷气，一面饮咖啡，一面讨论我所缀织故事情节的发展。我是《幸福》经常撰稿者……那时青年作者的崇尚是喜用笔名。吴福辉于一九九五年出版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中曾论到四十年代作家，把“二十多岁”的令狐彗比为当年“三十岁”的穆时英，“善于描绘新一代洋场儿女风情”，是“张爱玲时代的一个漂亮的尾音”。令狐彗就是我四十年代写小说所用的笔名。（《〈最后的罗曼史〉前言》）

确实，令狐彗这个笔名与东方蝃蝀一样，很特别，容易引人注意。他在《幸福》上发表了《茀罗拉》《〈世纪末小品〉续篇》《故事的结束——舞会志异》《白猫小姐》《睫毛上的澄珠》《群像》，以及他1947年秋赴美留学后在美国创作的《五彩的城》等七八篇短篇小说，令人刮目相看。令狐彗也即董鼎山，当时创作小说速度之快，篇章之多，大概只有沦陷时期的张爱玲可以相比，虽然他的文学成就不及张爱玲。

（原载2015年12月27日香港《明报·世纪》）

《幻想的地土》

1947年6月，上海正风出版社推出青年作家令狐彗也即董鼎山的短篇小说集《幻想的地土》。这本集子由沦陷时期已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现还健在的沈寂编选，赶在董鼎山同年秋赴美留学前出版，可以视为对董鼎山早期文学创作的一个小结，一种纪念。

《幻想的地土》共收入《白色的矜持》《蓝》《故事的结束》《白猫小姐》《茀罗拉》和《幻想的地土》六篇小说，清一色写年轻人的爱情故事，尤其是大学生的爱情故事。其时董鼎山才廿四五岁，刚从圣约翰毕业，大学生的情感经历正是他所最熟悉最了解的。《白色的矜持》写大学生林起春对“白色的、矜持而高贵的”同学“她”神魂颠倒的“单恋”；《蓝》写调往总公司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我”到沪第一夜，意外遇到一位浑身蓝色衣装的美貌女郎求助而产生的“顷刻间的爱情”；《白猫小姐》写“我”在游泳池、舞会、电影院和逛马路时四次邂逅一位身材特别曼妙的女郎引起的种种遐思；《茀罗拉》写“我”周旋在裴依和混血儿茀罗拉之间，而茀罗拉身上其实“流动”着“西洋血液”，“我”完全会错了意；《幻想的地土》写大学生丁宁茹对同学姚璇雯的爱情表白，作者把他求学的圣约翰比作幻想的世界，寄托他现实生活里的梦和梦中的未来。更值得一提的是《故事的结束》，写一群天真无邪的青年学子圣诞夜举行舞会，不料女主角白蓓拉的情人飞机失事，小说以悲剧结尾。全篇结构新奇，故事动人，是董鼎山爱情小说中的佳作。

董鼎山在《〈幻想的地土〉后记》中表示：“我把写故事看作一个消遣，一种娱乐，一种蕴藏在自己心中的某种感情的发泄。”这部小说集写1940年代后期海上一部分年轻人对爱情的憧憬、体验与感悟，细致生动，轻灵绮丽，堪称当时上海都市文学的可喜成果，正如半个多世纪后沈寂所归纳的：

董鼎山的小说自成一种风格，他写的故事是读者们常常遇到或希望遇到的，既真实又自然，还很浪漫，带给人一种幻想。虽然是幻想，读者竟也迷惑地被他引到一个令人憧憬和向往的世界。……他传神地写出了情侣在热恋时的缠绵和迷惘，在失恋时的悱恻和惆怅。在刻画人物细腻的感情、喜哀的内心的同时，描绘出了十里洋场的儿女风情和教会大学学生的风度，以及上海滩这个国际大都市的风光。（《说不完的爱情故事：谈董鼎山的小说》）

董鼎山负笈美国后，仍不忘笔耕。现在所能见到的他以令狐彗笔名发表的最后一篇小说是《最快乐而最寂寞的》，刊于1948年3月上海《生活》第6期。小说的场景移到了美国，写留学生的“我”的寂寞和对美国姑娘克劳地亚的罗曼蒂克的幻想，真切感人，折射出不同文化背景的年轻人应该如何相互理解和交往，自可归入1940年代别具一格的“留学生文学”之列。

此后，令狐彗的名字和他的作品就在上海文坛消失了。再次出现，则要等到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而且换成了本名董鼎山，那是另外一段文坛佳话了。

（原载2016年1月3日香港《明报·世纪》）

《知堂杂诗抄》出版始末：周作人致郑子瑜书札初探

去岁暮春，我为《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撰写书评（载2013年3月3日《上海书评》），文末表示：“据笔者所知，周作人晚年致曹聚仁、高伯雨、郑子瑜等也属于‘一心倾向周作人’者的大量信札依然存世，期待也能早日整理出版。”没想到时隔仅仅一年，周作人致郑子瑜的84通书札就惊现北京匡时2014春季拍卖会。

郑子瑜（1916—2008）是福建漳州人，为清代诗人郑开禧后裔，1939年南渡北婆罗洲。他自幼喜爱文史，21岁就主编《九流》文史月刊，后倾情于散文创作。1954年移居新加坡后曾主编《南洋学报》，并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大东文化大学、美国阿里森那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等校研究或执教。他长期致力于周氏兄弟旧体诗、郁达夫旧体诗、黄遵宪与日本关系等领域的研究，尤以对古汉语修辞的研究为海内外学界所推重，所著《中国修辞学史稿》为世界第一部国别修辞学全史。

在与周作人通信之前，郑子瑜就与郁达夫、丰子恺等中国现代文学大家有所交往，本次同时付拍的丰子恺1948年至1950年间致郑子瑜的9通书札就是一个明证。他与周作人通信始于大陆“反右”运动告一段落后的1957年8月26日，终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前夕的1966年5月11日。这批周作人致郑子瑜书札，存有原件也即此次付拍者，总共84通，并附吴小如致郑子瑜、谢国桢致周作人和周艾文致周作人信札各1通，又周作人作《〈郑子瑜选集〉序》手稿等。

然而，这还不是周作人致郑子瑜书札的全部。这就要说到我与郑子瑜的关系了。1980年代初，因研究郁达夫，我与郁达夫研究史上第一位编订《郁达夫诗词抄》的郑子瑜取得联系。以后不断向他请益，他也为《中国修辞学史稿》出版事委托我与上海教育出版社多次交涉。而我们之间第一次成功的合作是，由郑子瑜保存的周作人《知堂杂诗抄》手稿经我略作增补后推荐给钟叔河主持的岳麓书社出版，时在1987年1月。郑子瑜在为《知堂杂诗抄》所作的《跋》中追忆了与周作人的交往始末，以及他谋求《知堂杂诗抄》出版的简要过程，笔者因此得知他珍藏着周作人的大批信札。当时因他正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客座，直至他返回新加坡，才于1993年2月寄赠我周作人致其书札影印件一套。二十多年过去了，这套影印件连同邮寄大信封均保存完好。

有意思的是，郑子瑜惠寄我的周作人书札影印件与此次付拍的周作人书札颇有出入。首先，郑子瑜是细心人，已对周作人手札按写信时间先后作了编号，此次付拍的84通书札原件最后一通和我收到的影印本最后一通右上角注明的编号均为95，可知周作人寄给郑子瑜的书札前后总共95通，这个数字应是确数。其次，此次付拍的周作人书札原件为84通，我收到的影印本则有86通。经仔细核对，有原件而无影印本的书札为4通，无原件而有影印本的书札为6通，有编号而原件和影印本均无的书札则为5通，这5通恐怕真的是不明下落了。第三，影印本所有的一些附录，如周作人1961年7月18日致日本实藤惠秀函抄录稿影印件等，也为书札原件所缺。最后，书札原件除了编号，还加注写信年份；影印本除了编号和加注写信年份外，更注明每通信寄往新加坡还是东京，还注明已缺了哪些书札，如编号18的信上注明“（17缺）”等。令我特别感动的是，郑子瑜担心我无法辨认信中的某些字、词和内容，还在不少信上加注说明。

因此，我探讨这批周作人致郑子瑜书札的学术价值，以此次付拍之84通原件为主，以我收藏之郑子瑜惠寄影印件为辅，以求更为客观和全面。这84通书札原件均为毛笔书写，或端正或随意，可充分领略周作人独具一格的书艺自不在话下。而信中与郑子瑜互通音问、切磋学术、赠送资料和闲话家常，又可从一个侧面窥见周作人1957至1966年间的生活、写作和心境，也毫无疑义。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在信中不断与郑子瑜讨论《知堂杂诗抄》的编选，这批书札呈现了一条较为清晰的《知堂杂诗抄》成书轨迹，从而大大有助于我们对《知堂杂诗抄》的研究。

据郑子瑜在《〈知堂杂诗抄〉跋》中回忆：“一九五八年一月我曾写信给周氏，问他可否将生平所作的旧诗寄示，或者可以代为设法出版。”果然，周作人1958年1月23日编号5信中说：“一月六日手书敬悉。鄙人自解放后未曾作诗，前在南京狱中曾少有所作，（有《往昔》五古十韵三十首。《儿童杂事诗》七绝七十二首，稍成片段。）俟将来抄出。再行呈教，或谋出板耳。大作拜读，属和则目下未能，俟后有兴致时或当勉力为之。”这是编辑出版《知堂杂诗抄》的初议。同年2月16日编号6信中又说：“《往昔》等诗当觅人抄写，但如人难觅得，（抄写不难，校对为难，有时较自写为烦。）则拟觅闲自抄，但病后字不成字，殊为难看耳。”2月24日编号7信中又说：“正在抄录拙诗，（因杂乱不能找人代抄，且抄了需校，亦大费事。）俟竣事后寄奉。诗文本不值钱，尤不便自行索价，俟后看了时值估价，鄙人决不计较也，但以得借此发表为幸耳。”到了3月14日，周作人在编号8信中告诉郑子瑜：“拙诗集二册另封挂号寄上，乞察收。只要能付印成书，便已满足，其余请由先生酌定之可矣。”由此可见，周作人出版旧诗集一事出于郑子瑜的提议，同时也得到了周作人的认可，他不顾病后体弱，亲自抄录诗稿寄郑，郑重拜托，并表示只要能付印成书，可以不计报酬。更重要的是，按周作人最初的设想，《知堂杂诗抄》只收入老虎桥时期所作的《往昔》和《儿童杂事诗》两组诗。

周作人既已交付郑子瑜旧体诗集初稿，《知堂杂诗抄》第一阶段工作即告一段落，但后续之事仍然繁多。1958年4月15日编号9信整通仍都在讨论诗集出版事，转录如下：

手书敬悉。拙诗拟分作两册，亦无不可，唯内容不显得贫弱否？杂诗旧有题记（代跋）今抄呈。嘱写新序文，恨无话可说，一篇或尚可，两篇或为难矣。容考虑再奉答。“苦茶庵打油诗”已印行，唯该书未发行而书店关门，将来似附录杂诗（在题记之后），请斟酌。

信中所说“杂诗旧有题记（代跋）今抄呈”，当指“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日，知堂自记”之《杂诗题记》，后收入《知堂杂诗抄》。“两篇或为难矣”，当指郑子瑜希望周作人为《往昔》和《儿童杂事诗》两组诗各写一篇新序。而《苦茶庵打油诗》“已印行”，当指这组打油诗已编入《立春以前》，但《立春以前》已于1945年8月由上海太平书局出版，何以“该书未发行而书店关门”？想必是周作人记忆有误。不过，他明确表示，非老虎桥时期所作的《苦茶庵打油诗》可以“附录”《知堂杂诗抄》。

仅仅过了两天，周作人在1958年4月17日编号10信中便说：“拙诗自序写了一篇寄上，杂诗亦似作为一册发表为佳。一切统俟尊裁，弟别无主张也。”这篇自序未见收入《知堂杂诗抄》，想必后来又写了新序而弃而不用。周作人毕竟是讲究礼数之士，一方面他再次对郑子瑜拟将《杂诗抄》分成二册印行不予首肯，另一方面又表示“一切统俟尊裁”。四十天之后，他在5月27日编号11的信中对《杂诗抄》的编选进一步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立春以前”便以奉赠，不劳寄还。“苦雨斋打油诗”虽非老虎桥所作，但说明作“附录”登在里边，似也不妨事。儿童杂事诗尊意单行为佳，可以照办。今将原作序抄呈，并附说明，因前在亦报登过，且有丰子恺画，不说明似不妥当。南洋商报似最好选登一部分，因原本有些也乏味也。此事序文中难以叙入，故略之。儿童杂事诗如抽出，杂诗似分量太少，但注解太费事，增添题画诗亦不相宜，如何乞尊酌。序中“共有一百几十首”原系包括儿童杂事诗而言，可请酌改，或径删改为“六十首”可耳。

这通书札与上引4月15日编号9信同样重要，周作人还郑重地落款后钤上名印。他再次同意《知堂杂诗抄》扩容，收入非老虎桥时期所作的《苦茶庵打油诗》（信中误作“苦雨斋打油诗”）。并把载有《苦茶庵打油诗》的《立春以前》一书寄赠郑子瑜；也同意郑提议的《儿童杂事诗》单印并寄其原序，此篇原序已收入《杂诗抄》。对《杂诗抄》分为二册后另一册分量如太少如何解决，也提请郑子瑜注意及之。至于信中所说的“序中‘共有一百几十首’”云云，因此序已失，详情也就无从知晓。总之，《杂诗抄》初稿虽已成，此时还在不断地协商、调整和充实。

郑子瑜当时还通知周作人，拟将《儿童杂事诗》交新加坡《南洋商报》先行刊登，周作人也在此信中表示了态度，“最好选登一部分，因原本有些也乏味也”。在7月24日编号12的信中又对此事具体有所交代。此后一年余，周郑之间无通信。到了1959年10月25日，在编号14的信中，周作人对印行《知堂杂诗抄》旧事重提：“拙诗承蒙厚意斡旋。无甚感荷。至于出板条件则但求得印出，俾可以给人，省得钞录。稿酬在鄙人所不计较，但请代斡旋，只要说得过去就好了。”想必是时间过去一年多，郑子瑜在新加坡印行《知堂杂诗抄》的努力没有进展，周作人有点焦急了，再次表明“不计较”稿酬的态度。

一个月后，周作人旧体诗集的出版似乎有了转机。该年11月25日编号16信中，周作人通知郑子瑜：“顷得香港友人来信。云有新地出板社，拟将拙诗‘往昔’刊行。为此如尊处出板计划尚无头绪。请将拙诗全稿并跋寄去，合并为一册。为省稿件转寄的麻烦，请由尊处直接寄港，‘香港大道东循环日报馆朱省斋’收可也。”为答谢郑子瑜的前期努力，周作人特请郑子瑜为《知堂杂诗抄》作跋。1960年1月7日编号17的信中，周作人这样说：“承赠为敝集作跋，已收到矣。尊文中有过奖之处，因为略加修正。日内当寄给朱君。唯港之出板社能否接受，亦未能预定，一切且看朱省斋先生与出板社交涉如何耳。”2月1日编号18信中又说：“拙诗集朱君来信云已收到，由新地付印。大抵全是铅印，故无须原稿也。”同年1月28日，周作人为朱省斋拟印之诗集作了序，序中对郑、朱两位均表示了感谢，此序已以《前序》为题收入《知堂杂诗抄》。

接着周、郑之间的通信大致围绕为《郑子瑜选集》作序、吴小如辑《人境庐诗》出版、打听陈望道地址、周艾文与郁达夫旧体诗词的编集等事而展开，周作人在信中对郑子瑜欲联系的俞平伯和丰子恺均不无微词。直到1960年10月31日编号31的信中，周作人又提到《知堂杂诗抄》在港出版不容乐观：“至于拙诗，系在港友人携至彼地，云由新地出板社出板，其迟出缘因当别有在，唯据友人（不是朱省斋）来信说仍拟刊行，其日期则难以预知耳。”这位将周作人诗稿“携至彼地”即香港的友人当为曹聚仁。在同年12月25日编号32的信中，周作人就说得很清楚：“我的老虎桥杂诗则因为在香港出板不景气之故，亦恐一时没有希望。此书前与新地出板社接洽，已经说要，但现今该社的乡土半月刊亦已停顿。将来原稿索还后，仍当寄还先生。朱省斋君业已离循环日报，此事现托曹聚仁君代为接洽办理。”

不料事情又峰回路转。次年即1961年1月15日编号33信中，周作人告诉郑子瑜：“旧诗集据曹君说，拟另找出板处，颇有希望，故尚不便索还，只能再看机会。”然而，“颇有希望”，毕竟还是没有希望。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无从推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一个月后，《知堂杂诗抄》仍要退还郑子瑜，托其在新加坡重新谋求出版了，这有1961年2月14日编号34信为证。此信在此次付拍原件中并无踪影，故特别有必要转录如下：

关于拙诗集承关心甚感，兹有数事拟先商量：

一、拙集仍拟合并一册，因为此废物不值得出两册也。当先商之曹君，如港方无办法，则拟请仍照“杂诗”形式，包含“儿童诗”在内，唯插画可以略去。

二、如在新加坡出板，拟先一打听出板社是否有政治色彩，万一有什么关系，则于住在国内的人很有妨碍。此事想在谅解之中，特再说及。

三、赠书以代稿费，当然不成问题，唯个人赠送有限，尚有多数剩余，可否由出板社作价收回。如此虽不算稿费而仍在（有）若干现款汇下，对于国内的人甚有利益。……

周作人所提三项要求，条条在理，尤其强调出版社不能有“政治色彩”，可见其之小心谨慎。对这些要求，想必郑子瑜也均会同意。在同年3月15日编号35的信中，周作人又对前信作了两点极为重要的补充：

诗集承关注，甚感。有两点仍请考虑。一、名称用苦茶庵觉得不妥，因为那些杂诗不是在苦茶庵所写的，拟改用“知堂杂诗抄”。如此则稍赅括，儿童诗亦拟收在内（插画可省，因此系丰君板权），不然单行恐不易出板也。二、即酬书多余折钱之事，反正不要求多赠，谅可不成问题，因书多寄递不便，且鄙人也无需此数也。此二点祈考虑后示知为盼。题画诗记得前曾抄奉，今重加增补，比前次为多，又打油诗补遗亦同封寄呈，祈察入。上月照一相，以一纸奉赠，俾得见老病余生之本相耳。

正是在这通书札中，周作人首次确定旧诗集名“知堂杂诗抄”，而且坚持诗集包括《儿童杂事诗》在内，不分册，只出一集，同时增补了《苦茶庵打油诗补遗》和《题画五言绝句》两组诗，还寄去了可供插图用的近照。至此，《知堂杂诗抄》第二稿已具规模。

当然，周作人以后对《知堂杂诗抄》仍不断有所增补。1961年3月27日编号37信中说：“拙诗集出板办法，请斟酌决定。抄呈‘自寿’诗二纸，祈为编入或加在‘苦茶庵打油诗补遗’之后。印刷不必求精良，只求普通可备披览足矣。集中如须附照相，前此寄呈的一枚系现时所照，恐不适宜，别有当时（一九四九年春天）在上海所照的可以寄去。”奇怪的是，周作人《五十自寿诗》（七律二首）当时并未补入《杂诗抄》，现在《知堂杂诗抄》中所收的《自寿诗两章》是1987年1月岳麓书社初版时才补入的。而《杂诗抄》所刊用的照片也仍为“一九六一年摄于北京”的那枚。同年“四月初八日”编号38信中，周作人又寄给郑子瑜两张照片，“小张系在上海所照。距写诗时期不远，又一张则在家里，虽有庭院背景，却是晚了。送请尊酌办理”。但后来的《杂诗抄》均未采纳。

1961年4月20日，周作人应郑子瑜之请，新写了《〈知堂杂诗抄〉序》，此序手稿已制版置于《知堂杂诗抄》卷首。次日在致郑子瑜的编号39的信中，周作人说：“顷已写就杂诗集序，特附上，祈察收是荷。苦茶庵打油诗乞依原文编入，至补遗则只是诗而无文，似不会得有重出之处也。”信末他又添加了一句重要的话：“忠舍杂诗拟不收入，已于前函说及。”其实，周作人记错了，他并未把《忠舍杂诗》稿寄给郑子瑜。在1961年4月17日编号40信中，他就这样回答郑：“‘忠舍什诗’如前回的稿上原本没有，现在也不加添了。”在此信中，他又寄给郑子瑜诗一首“希为编入”，另有一首“望代为删去”，惜均已不可考。他又把一份“蔡孑民手稿”寄赠郑子瑜，“或者印入集中亦可”，那应该是蔡元培的和《五十自寿诗》手稿，但这个建议并未实现。信中还与郑子瑜讨论了《杂诗抄》选用哪首诗稿作为插图等具体问题。

郑子瑜当时是与新加坡世界书局接洽《知堂杂诗抄》出版事宜的，1961年5月11日编号42信中，周作人说：“嘱自写书名，附上一纸，乞察收，反正写不好，所以也不多写了。”可见当时已经进入了题写“知堂杂诗抄”书名的阶段，似乎进展颇为顺利，《知堂杂诗抄》出版有望了。

然而，好事必然多磨。出版社方面审稿以后，提出了新的要求。1961年5月29日编号43信中有如下的话：“诗集事承种种费心，不胜感谢。承询两样办法，鄙意以第二种为宜，因‘新诗’不成东西，且已发表过，只有甚（杂）诗算（值）得印出，可省抄写之烦，故仍拟用‘知堂杂诗抄’名义，但下署周作人著而已。所拟删去的系什么样的诗，统由编辑者处理，唯祈将其篇目开示为荷。”原来出版社一要增加新诗，改动书名，二要删去若干首诗，以至周作人不得不作如此表态。

不过，新诗当时未编入，删诗之事似也未具体进行，从后来出版的《知堂杂诗抄》所刊出的周作人自拟“目录”手迹看，除《忠舍杂诗》按其1961年4月17日信中意见不予收入外，其他各组诗作书中均保留了。尽管如此，《杂诗抄》出版事进展仍然缓慢，1961年6月13日编号44信中，周作人要求郑子瑜：“纸只用普通报纸好了，排印行款亦祈代定。一联一行，或照旧式接排，均无不可。唯末校，可否赐阅一次，倘有误字当航空奉复也。”其目的就是希望早日将《杂诗抄》印出。

十天之后，周作人在1961年6月23日编号45信中表示：“诗集赠书任凭书局给予多少，不成问题。诗除前此奉托之外，不拟再有增删，即请付印可也。诗稿附奉二纸，一系新书，似乎草草不工，又一纸系旧日所写，未知那个可用，希代为决定用之。至底稿则可不必见还，便留在尊处。”显而易见，对《知堂杂诗抄》的出版，周作人在此信中包括插图诗稿和出版后原稿如何处理等问题在内，再次作了具体而又明确的交代，言下之意，《知堂杂诗抄》已经定稿，他的工作到此已经全部结束，不再赘言。

遗憾的是，郑子瑜到底还是功亏一篑。此后一个多月里，周作人信中未再提及此事，直到同年8月10日编号48信中，才又说到《知堂杂诗抄》：“诗集既难出板，亦可无庸自费付印，因诗无此价值，若自印必然徒招损失也。惟先生的好意，则一样的深所感激。”出版社最后拒绝了《知堂杂诗抄》，郑子瑜因此而有自费印行之议，周作人才在信中表示反对。

紧接着，似乎又有了一丝希望。1961年8月26日编号49信开头就说：“得十四日手书，敬悉。诗集仍俟周君（当指世界书局负责人周星衢——笔者注）回来再说，如此甚好。”但从此仍毫无下文。其间还有一个插曲，当周作人告诉郑子瑜，曹聚仁拟在香港印行其“文选”，郑又有“文选”可附录《杂诗抄》之建议，1962年5月28日编号58信中，周作人说：“文选事系曹聚仁君发起主持，鄙人未知其详，尊意杂诗亦可附在末尾，唯窃以为最好还是单行，如能出板什么条件都没有，一如前此所说的那样。”尽管“什么条件都没有”，但《知堂杂诗抄》在新加坡单行出版就此彻底搁浅。

到了1962年6月27日，在编号60的信中，周作人再次反对郑子瑜自费印行《知堂杂诗抄》：“拙诗不能出板亦无妨，请勿自费刊行，非徒太耗费，亦实不值得也。”这是周作人对《知堂杂诗抄》出版与否的又一次表态。不久，郑子瑜就去了东京早稻田大学。1964年5月25日编号83的信中周作人不赞成郑子瑜拟在日本影印出版《知堂杂诗抄》，由于此信在此次付拍的书札原件中也无踪影，同样很有必要转录如下：

拙诗承蒙费心，甚为感荷。唯仍以排印为佳，不值得影印也。书名用老虎桥杂诗为宜，或附录前作，乞尊裁。儿童杂事诗印本（曹君已寄还给我）曾寄给在青海的友人，现去信索回，不日可到。

信中所说的“儿童杂事诗印本”当为《儿童杂事诗》1954年写本的香港影印本。可以想见，郑子瑜在日本的努力仍未成功，周作人在1964年7月12日编号86信中批评日本出版界时间接提到了一笔：“日本出板界只是生意经，全在投机，想正热心于《红岩》等时髦小说，对于落后如鄙人的东西加以留意者亦只是个别的人罢了。先生著作正是白费心思，故鄙人对于拙诗亦不甚汲汲求发表也。”

此后直到1966年5月11日编号95的最后一通信，周作人不断与郑子瑜讨论郑很感兴趣的另两个话题，即黄遵宪和《人境庐集外诗》种种、国内编集郁达夫旧体诗词种种，以及他自己晚年的重要作品《知堂回想录》（原题《药堂谈往》）种种，却再也未向郑子瑜提及《知堂杂诗抄》。但在他内心深处，一定为此事功败垂成而深以为憾吧？不仅如此，当郑子瑜流露拟研究他旧诗的想法时，周作人多次表示大可不必，如1963年5月22日编号71信中加以劝阻：“鄙意拙诗殊无研究之价值，如为此花这般力气，亦实是不值得也。”前辈风范，不能不令人钦服。

《知堂杂诗抄》是周作人晚年亲自编定，堪与《知堂回想录》称为双璧的重要作品。周作人虽然一再自嘲《知堂杂诗抄》是“废物”，“无此价值”，其实颇为看重这部旧诗集。从1958年1月23日编号5信中周作人答复郑子瑜的建议，到1964年7月12日编号86信中周作人最后一次提到这部诗稿，差不多五六年时间里，《知堂杂诗抄》虽然编成，谋求出版却一再受挫，其间的复杂，其间的曲折，真是一言难尽，也是我们以前所根本不知道的。与《知堂回想录》一样，周作人直至去世，也未见到《知堂杂诗抄》问世；与《知堂回想录》不同的是，《知堂杂诗抄》在周作人去世整整二十年之后方始与世人见面。这当然要归功于郑子瑜精心保存诗稿。而随着周作人致郑子瑜书札原件的“出土”，这位七十多岁老人为这部诗稿所花费的大量时间和精力，所遭受的种种尴尬和无奈，都在书札中几乎表露无遗。这批珍贵的书札在周作人作品出版史上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和非同一般的意义也因此得以彰显。

（原载2014年5月25日上海《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周越然作品系列”序

日前在深圳见到一位收藏界后起之秀，他出示一份所藏清代以降藏书家手札目录，自朱彝尊起，至黄永年止，名家汇集，洋洋大观。但笔者发现其中有个重要的遗漏，周越然并不包括在内。应该指出的是，周越然墨迹存世很少，也是不争的事实。

余生也晚，知道周越然的名字已在1980年代后期了。那时为搜寻张爱玲作品，查阅1940年代上海的《杂志》《风雨谈》《古今》《天地》等文学和文史掌故杂志，经常见到周越然的妙文。后来又在旧书摊上淘到周越然的《书书书》《六十回忆》等著作，始知周越然并非藉藉无名，等闲之辈。然而，我们已经把他遗忘得很久了。

周越然（1885—1962）原名文彦，又名复盦，浙江吴兴（今湖州）人，藏书家、编译家、散文家和性学家。他是清光绪三十年（1904）的秀才，又是南社社员。曾执教江苏高等学堂、安徽高等学校和上海中国公学等校，是严复弟子，为辜鸿铭所赏识，戴季陶则向他从过学。他精通英语，1915年起任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近二十年之久，编译各类英语教科书和参考书籍三十多种，尤以《英语模范读本》销数最大，几乎垄断当时全国的中学语文课本。他1940年代专事写作。1950年代先后在上海水产学院教授英语和从事图书馆工作。

根据现有资料可知，周越然生前出版了《书书书》（1944年5月上海中华日报社初版）、《六十回忆》（1944年12月上海太平书局初版）和《版本与书籍》（1945年8月上海知行出版社初版）三种谈书的书，《情性故事集》（1936年7月上海天马书店初版）、《性知性识》（1936年7月上海天马书店初版）二种谈性的书。虽然还不能说周越然已经著作等身，但如果说他著述甚丰，影响不小，却是完全符合史实的。

由此也可见，周越然是早该进入文学史的人物。1980年5月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的刘心皇著《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里就出现了周越然的名字，称其“藏书有外国古本，中国宋元明版，中外绝版三种。数量之多，更是惊人”。这大概是文学史著作首次写到周越然。1995年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青生著《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里也写到周越然，特别对周越然的散文给予颇高的评价。此书论及上海沦陷时期的“清谈风”与“怀旧热”散文时，给周越然以相当的篇幅，认为周越然的“书话”“专谈古书版本流变及伪膺‘古书’的识别，举证周详，论列精细”，而周越然“将有关‘书’的广博见识，用半文半白、亦庄亦谐的文笔写出”，“在中国古今同类散文小品中，显示出承前启后的独特个性”。至于周越然的“忆旧散文”，也自有其风格，“没有严密的秩序，忆及即写，散漫随意”，“下笔也比较自由，叙己述人或谈事载言，虽未必确切周到，却不失真实生动”。这是内地文学史著作写到周越然之始，都不能不提。

自1990年代中期起，随着内地出版界思想的解放，选题的多样，重印周越然著述逐渐付之实施。据笔者粗略统计，已经出版的周越然著述有如下七种：

《书与回忆》（1996年9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初版）、《言言斋书话》（徐雁等编，1998年9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初版）、《周越然书话》（陈子善编，1999年3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初版）、《言言斋古籍丛谈》（周炳辉编，2000年2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初版）、《言言斋西书丛谈》（周炳辉编，2003年3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初版）、《言言斋性学札记》（周炳辉编，2004年12月广西师大出版社初版）、《夹竹桃集：周越然集外文》（金小明、周炳辉编，2013年3月中央编译出版社初版）。

这些周越然作品集当然各具特色，对传播周越然其人其文所起的作用自不待言。但是，除了集外文的发掘整理，它们大都是重新编排的选本，而非周越然著作的初版原貌。这是一个明显的不足，因为读者无法从中得见周越然自己编定的集子，也即无法品尝周越然作品集的原汁原味，不少读者对此深以为憾。

从这个意义讲，北方文艺出版社此次重印周越然生前自己编定的五种作品集，就令人大为惊喜了。不但周越然脍炙人口的《书书书》《六十回忆》《版本与书籍》三种据初版本重印，《情性故事集》和《性知性识》两种生动有趣的性学小品集更是1949年以后首次与读者见面，尤为难得。“文字飘落谁为拾？”这五种原汁原味的周越然作品集的问世，正好较为圆满地回答了百岁老人周退密先生当年的这个诘问，也必将对周越然研究有所推进。

也许因为笔者以前编过《周越然书话》，王稼句兄不弃，嘱为北方文艺出版社这套颇有创意的周越然作品集写几句感言，拉拉杂杂写了上述这些话，聊以塞责，不当之处，谨请高明指正。

丙申初冬于海上梅川书舍

（原载2017年5月北方文艺出版社初版“周越然作品集”）

茅盾的《美国人对中国新文艺的兴趣》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代表性的作家、评论家、翻译家，茅盾著作等身，留给我们上千万字的文学遗产。长期以来，许多茅盾研究工作者为搜集整理茅盾的著译做了大量工作，但是迄今各种茅盾著译年表，包括1983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大册《茅盾研究资料》在内，均未列入这篇《美国人对中国新文艺的兴趣》。可以肯定，这是茅盾的一篇集外文，值得向读者介绍。

这篇集外文原载1946年8月1日上海《导报月刊》创刊号。《导报月刊》的前身是《导报》半月刊，1945年11月10日创刊，共出十四期。这份杂志是国民党陆军第三方面军上海日侨管理处宣导科办的，其目的在“迅速的消失（除）”留在上海的十万日本侨民“思想上所受的”军国主义教育的毒素。因此，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一份政治性读物，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很少注意到它。其实，当时上海文艺界和学术界许多著名人士，如柳亚子、郑振铎、丰子恺、熊佛西、赵景深、顾仲彝、李健吾、曹聚仁、徐蔚南、凤子、胡山源、范烟桥、郑逸梅和唐文治、胡朴安、金仲华、杨宽等都曾为它撰稿，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和鹿地亘也为该刊写过文章。《导报》半月刊停刊后，改出《导报月刊》，“侧重于远东问题的研讨”，署丰子恺编辑，茅盾可能是应丰子恺之约，为创刊号写下了这篇《美国人对中国新文艺的兴趣》。

在这篇文章的开头，茅盾告诉我们：

史沫特莱女士写信给她在中国的朋友，说起美国有些出版家愿意译印中国的文艺作品，托她来找书目。

老舍先生写信给上海的朋友，也说起“华盛顿大学的文学系对中国新文艺甚感兴趣”，而这大学的“远东系对中国一切俱深关切”，这两部的主人“深盼获得中国新文艺作品，从事翻译”。

从这两件事，我们可以想见美国人对中国一切的如何俱深关切了，关切的原因，不难猜想；而注意到中国的新文艺，大概是在看多了官书之余也想听听中国民间的呼声罢？果真如此，这意义可就严肃了。这就和美国人也曾嗜看那些描写印第安人乃至非洲土人生活的影片未可一概而论了。

茅盾提到的史沫特莱和老舍都是大家熟悉的。前者是美国著名女记者、作家，中国人民的朋友；后者是我国的杰出作家，当时正与曹禺一起应邀在美国讲学。针对他们两位来信中所说的美国出版界和文学评论界对中国新文艺作品颇感兴趣，而美国政府又在支持中国内战中执政的一方，茅盾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向美国读者翻译介绍中国新文艺作品，是一件好事，但也是一件严肃的事。如果像赛珍珠创作《大地》那样，使美国读者把王龙认作中国农民的代表，那就无法真正认识中国了。

赛珍珠是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她把中国视为她的“第二祖国”，她创作的《大地》等小说被誉为“对中国农村生活作了丰富而生动的史诗般的描绘”。然而，尽管《大地》在艺术上颇有可取之处，它对中国农村的描绘毕竟还有一定的片面性。小说主人公王龙为了获得土地而拼命奋斗一生的个人发家史固然动人，但他的追求未必是觉醒的中国农民的追求，正如鲁迅所指出的：赛珍珠作品中反映的中国“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她所持的不过是“一位生长在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见鲁迅1933年11月15日致姚克信）。茅盾的观点与鲁迅很接近，他强调1940年代的中国农民经过抗日圣战的洗炼，已经不满足于王龙式的翻身。在批评美国政府当时执行的对华政策的同时，茅盾进一步指出，“唯有美国人民真切认识到今天的中国不是二十年前的中国，不为成见所蔽，不为歪曲的宣传所欺”，中美文化交流才会有成效，才是有意义的。

茅盾是有远见的。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改革开放，随着国际间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随着中国文学逐渐走向世界，美国读者和其他许多国家读者对中国现当代文艺的欢迎和爱好，已远非昔日可比，他们更加渴望通过中国的小说、诗歌、电影、戏剧了解中国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了解中国大地上划时代的变化，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将向中国读者和包括美国读者在内的世界各国读者奉献怎样的作品呢？读一读茅盾这篇集外文，也许会受到一点启示，我以为。

（原载1987年合肥《艺谭》双月刊第2期）

丰子恺集外文《上海中秋之夜》

六十三年前，1947年9月18日出版的上海《自由谈》第10卷第4、5期合刊刊出“关于上海特辑”。这份以发表文艺作品为主的综合性刊物由吕白华主编。“关于上海特辑”编得颇为精彩，共有黎烈文、赵景深、许钦文、魏金枝、丰子恺、施蛰存、徐仲年、胡山源、戴望舒、鲁莽、陆丹林、孔另境、钱君匋等十几位作者（按文章先后为序）为之撰文，绝大部分是活跃于当时上海文坛的名家。吕白华在《“关于上海特辑”后记》中认为“上海给予人有着历史性的繁华”，希望作者写下“不论间接的直接的看到听到对上海的全面或每一角落以及许多年在上海生活的体验”，应该承认，他的编选目的很大程度上达到了。

与其他作者大都具体描绘过去和当时上海的方方面面、形形色色不同，漫画家丰子恺专为“特辑”写了一篇《上海中秋之夜》，仅三百余字，写的是他“有一年”在上海过中秋时所做的一个奇特的“梦”。“梦”中的丰子恺戴着“一副眼镜”，见到上海“各种各样的人各自过着各种各样的生活。可惊，可叹，可怜，可恨，可耻，可鄙……也有可歌，可泣，可羡，可敬的”。这段话真是可圈可点，就是放到今天，不也仍然适用吗？丰子恺此文短小，别致，看似随手拈来，其实却是构思巧妙，意味深长，不妨全文照录：

记得有一年，我在上海过中秋。晚饭后，皓月当空。我同几个朋友到马路上去散步，看见了上海中秋之夜的形形色色，然后回家。我将就睡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推门进来。他送我一副眼镜，就出去了。我戴上这副眼镜，一看，就像照着一种X光，眼前一切窗门板壁，都变成透明，同玻璃一样，邻家的人的情状我都看见了。我高兴得很，就戴了这副眼镜，再到马路上去跑。这回所见，与前大异；一切墙壁，地板，都没有了；但见各种各样的人各自过着各种各样的生活。可惊，可叹，可怜，可恨，可耻，可鄙……也有可歌，可泣，可羡，可敬的。我跑遍了上海的马路，所见太多，兴奋之极，倒在马路旁边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却是身在床中。原来是做一个梦。

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作

查七卷本《丰子恺文集》（艺术卷四卷，文学卷三卷，1990年9月至1992年6月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这篇《上海中秋之夜》并未收入，是丰子恺的集外文。丰子恺的文学艺术创作横跨整整一个甲子，著译甚丰，《文集》问世后，集外诗文和书简时有发现，颇为可观。《文集》问世后二十年过去了，以丰子恺在中国现代艺术史和散文史上的重要地位，编纂一部搜集更为完备、考订更为详审的《丰子恺全集》的工作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这是我读到《上海中秋之夜》这篇集外文后所想到的。

（原载2010年9月22日《文汇报·笔会》）

朱自清笔下的鲁迅

朱自清是现代著名散文家，所作《背影》《荷塘月色》等文长期被收入内地和台湾的中学语文教科书，脍炙人口。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朱自清在北平。鲁迅的好友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夏丏尊等都曾撰文追悼，但一直未见朱自清的纪念文字。他俩之间其实是有些文字交的，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时，鲁迅主编《小说二集》，朱自清主编《诗集》，即为代表性的一例。以朱自清为人之忠厚诚恳，与鲁迅又从无过节，他怎么会毫无表示呢？

这个长期令人困惑的疑问终于在最近得到了圆满的答案。1936年11月1日天津《益世报》刊出“追悼鲁迅先生专页”，专页首篇就是署名“佩弦”也即朱自清的《鲁迅先生会见记》。此文虽不到千字，却颇有意思，也颇具史料价值，因此，照录如下：

和鲁迅先生只见过三面，现在写这篇短文作纪念。

第一次记得在十三年的夏天，我从白马湖到上海。有一天听郑振铎先生说，鲁迅先生到上海了。文学研究会想请他吃饭，叫我也去。我很高兴能会见这位《呐喊》的作者。那是晚上，有两桌客。自己因为不大说话，便和叶圣陶先生等坐在下一桌上；上一桌鲁迅先生外，有郑振铎、沈雁冰、胡愈之、夏丏尊诸位先生。他们谈得很起劲，我们这桌也谈得很起劲——因此却没有听到鲁迅先生谈的话。那晚他穿一件白色纺绸长衫，平头，多日未剪，长而干，和常见的相片一样。脸方方的，似乎有点青，没有一些表情，大约是饱经人生的苦辛而归于冷静了罢。看了他的脸，好像重读一篇《〈呐喊〉序》。席散后，胡愈之、夏丏尊几位到他旅馆去。到了他住室，他将长衫脱下，随手撂在床上。丏尊先生和他是在浙江时的老朋友，心肠最好，爱管别人闲事；看见长衫放在床上，觉得不是地方，便和他说，这儿有衣钩，你可以把长衫挂起来。他没理会。过一会，丏尊先生又和他说，他却答道，长衫不一定要挂起来的。丏尊先生第二天告诉我，觉得鲁迅先生这人很有趣的。丏尊先生又告诉我，鲁迅先生在浙江时，抽烟最多，差不多不离口，晚上总要深夜才睡。还有，周予同先生在北平师大时，听过他讲中国小说史，讲得神采奕奕，特别是西王母的故事。这也是席散后谈起的。

后两回会见，都在北平宫门口西三条他宅里，那时他北来看老太太的病。我们想请他讲演一次，所以去了两回。第一回他大约刚起来，在抽着水烟。谈了不多一会我就走了。他只说有个书铺要他将近来文字集起来出版叫《二心集》，问北平看到没有。我说好像卖起来有点不便似的。他说，这部书是卖了版权的。再一回看他，恰好他去师大讲演去了，朱夫人说就快回来了，我便等着。一会儿，果然回来了，鲁迅先生在前，还有T先生和三四位青年。我问讲的是什么，他说随便讲讲；第二天看报才知道是“穿皮鞋的人与穿草鞋的人”。（原题记不清了，大意如此。）他说没工夫给我们讲演了；我和他同T先生各谈了几句话，告辞。他送到门口，我问他几时再到北平来，他说不一定，也许明年春天。但是他从此就没有来，我们现在也再见不到他了。

朱自清说的不错，他与鲁迅一共只见过三次。查鲁迅日记，时间分别为1926年8月30日、1932年11月24日和27日。只不过他把第一次见面时间民国“十五年”误记作“十三年”了。首次见面往往印象最为深刻，《鲁迅先生会见记》的追忆也以首次最为详细，正可与鲁迅日记互证。当时鲁迅应厦门大学之聘，从北京南下途经上海，而朱自清也正好过沪北上。是日鲁迅日记是这样记载的：“下午得郑振铎柬招饮……晚至消闲别墅夜饭，座中有刘大白、夏丏尊、陈望道、沈雁冰、郑振铎、胡愈之、朱自清、叶圣陶、王伯祥、周予同、章雪村、刘勋宇、刘叔琴及三弟。夜大白、丏尊、望道、雪村来寓谈。”在沪文学研究会骨干几乎全都到场了，真是一次重要的聚会。与朱自清的回忆对照，可知当时席设两桌，主桌有鲁迅和发起者郑振铎等，朱自清则在另一桌，以至未能听到鲁迅“谈得很起劲”的谈话而略感遗憾。席终人散，去鲁迅所住旅馆继续畅谈的是刘大白、夏丏尊、陈望道、章雪村四人，胡愈之并不在内，朱自清记错了。但事后由夏丏尊转述的鲁迅脱下的纺绸长衫该不该搁在床上的细节，朱自清的描述确实生动。夏丐尊的《鲁迅翁杂忆》（1936年11月《文学》第7卷第5期）对此也有所提及，称鲁迅与他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共事时一直穿“一件廉价的羽纱——当时叫洋官纱——长衫”，“这洋官衫在我记忆里很深”，这次见面吃饭，“他着的依旧是洋官纱”，“老朋友握手以后，不禁提出‘洋官纱’的话来”。而接下来更有趣的“洋官纱”的挂与不挂，就只有朱自清的记载了。

正如朱自清所述，他后两次在北平拜访鲁迅，都与邀请鲁迅到清华大学演讲有关。当时朱自清已出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恰值鲁迅北上省亲，北平各高校争相邀请鲁迅演讲，朱自清当然不甘示弱，亲自出马恳请。鲁迅日记的相关记载是，1932年11月24日，“上午朱自清来，约赴清华讲演，即谢绝”。11月27日，“下午静农来。朱自清来”。朱自清两次努力均未果，未免沮丧，虽然此文中未明显流露，但他的学生吴组缃后来对此有更为具体的回忆：“朱先生满头汗，不住用手帕抹着，说：‘他不肯来。大约他对清华印象不好，也许是抽不出时间。他在城里有好几处讲演，北大和师大。’停停又说：‘只好这样罢，你们进城去听他讲罢。反正一样的。’”（吴组缃《敬悼佩弦先生》，1948年9月《文讯》第9卷第3期）

不过，朱自清的回忆还是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细节。一，鲁迅的杂文集《二心集》刚在1932年10月由上海合众书店出版，鲁迅自己对此书较为满意，曾经说过“我的文章，也许是《二心集》中比较锋利”（1935年4月23日致萧军、萧红信），所以对朱自清有此一问，而朱自清的回答“卖起来有点不便似的”也有弦外之音，《二心集》后来果然被国民政府查禁了。二，鲁1932年11月27日在北师大的演讲题为《再论“第三种人”》，讲演中确有“泥腿的工农踏进了文坛”，“皮鞋先生”“想用皮鞋脚把泥脚踢出去”等话（王志之《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演前后》）。三，“T先生”当指台静农。鲁迅此次到北平，对鲁迅执弟子礼的台静农一直伴随左右，11月27日鲁迅日记也有明确记载。一年之后，台静农被捕，获释后被迫离开北平，所以朱自清在文中以“T先生”代之，由此也可见他的小心谨慎。

在汗牛充栋的回忆鲁迅的文字中，朱自清此文可能并不起眼，但他的文字是朴素的，平实的，他用平视而不是仰视的眼光打量鲁迅，连鲁迅晨起“抽着水烟”都写到了，自有其真实感和亲和力，可谓难能可贵。最后必须说明的是，《鲁迅先生会见记》为《朱自清全集》所失收，是朱自清的集外文。

（原载2014年4月27日上海《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附记

据我所知，朱自清此文发表后，1937年2月上海千秋出版社版《鲁迅先生轶事》稍作改动，以《朱自清谈：我看鲁迅》为题收入。《朱自清全集》出版后，首先提到此文的是杨爱芹著《〈益世报〉与中国现代文学》（2009年4月中国文史出版社版），其次是张先飞著《鲁迅逝世后最早的鲁迅传记——王森然〈鲁迅先生评传〉解析》（2012年2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总第151期）。但是，前者在论证《益世报》文学副刊的鲁迅形象建构时提及，后者在介绍王森然《鲁迅先生评传》的特色时提及，均非具体分析朱自清此文的独特价值，故仍有专门讨论的必要。

2014年5月3日补记

曹聚仁港版著作举隅

曹聚仁1950年夏离开上海到香港，直至1972年夏在澳门谢世，二十多年时间里，在香港出版了四十多部书，可谓著作等身。即便他在1930年代中国文坛上藉藉无名，他后半生的文学成就也足以骄人了。

我初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时，对曹聚仁的印象并不好。原因是1936年初为编辑出版文学杂志《海燕》，曹聚仁与左翼文坛的胡风、聂绀弩等人先合作后龃龉。鲁迅也被卷入，鲁迅1936年2月21日致曹聚仁函中表示“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或成仇的人”，被认为是两人的“绝交信”。鲁迅有名的《半夏小集》之五，也被胡风解释为是影射讥讽曹聚仁。当时我对左翼文学心存敬畏，对曹聚仁自然不会有多大好感。后来才逐渐明白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错综复杂，绝非后人想像的那么简单。每个作家作为独立的个体，经历不同，处境不同，性格不同，应对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就各不相同。曹聚仁当时或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不能强求一律。

我开始注意搜求曹聚仁的作品，特别是他南下香港后的各类著述，下列三种即为收获之一：

《书林新话》1954年10月香港远东图书公司初版

《文坛三忆》1954年10月香港创垦出版社初版

《山水思想人物》1956年9月香港开源书店初版

这三部散文集问世距今都已半个世纪了，书品仍然完好，也算难得。《书林新话》1987年12月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以下简称北京三联）重印，《文坛三忆》1999年11月也由北京三联重印，都容易得到，这两种港版初版本似乎只有收藏价值了。但若细究，又不尽然，港版初版本与北京三联重印本相比还是有所不同的。

《书林新话》是一部文笔隽永的书话集，所评点的书刊中外古今都有。初版本“下卷”里有《天风》《梅兰芳传》《人间》三篇，北京三联重印本失收。《天风》批评1950年代初林语堂在纽约主编的文学杂志《天风》，有赞有弹，肯定的是《天风》的文字比林语堂以前主编的《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更典雅得多”。《梅兰芳传》对许姬传记录整理的《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推崇备至，誉之为“没有一句不是珠玉，不是经验之谈”。《人间》高度评价同在香港的“东北作家”李辉英的长篇小说《人间》，认为这是“以抗战为素材的最好小说”。我以为这三篇书刊评介都很有意思，可北京三联重印本为什么失收呢？我注意到重印本书末有曹聚仁作于“一九六四年春天”的《后记》，也就是说《书林新话》在香港至少重印过一次，这《后记》是在重印时新写的。那么，北京三联重印时失收的《天风》等三篇文字，到底是在香港重印时作者本人抽去的，还是北京三联重印时编者抽去的？一时还无法判断，这个疑问必须等将来有机会见到香港重印本时才能水落石出。

《文坛三忆》是部以作者个人经历为线索的交游录，从学界、报界、文坛以迄政界，涉及范围甚广，包括鲁迅、弘一法师、朱自清、郁达夫、陈望道、夏丏尊、陶行知、陈子展等师友知交，曹聚仁尤其注重人物的轶闻趣事，读来鲜活生动。北京三联重印本与初版本在正文内容上并无二致，只是“目录”有细微的变动。但初版本书前有一则“题词”，却为北京三联重印本所无，照录如下：

本书叙写为文坛故实，亲见亲闻，不取耳食之谈，曾以《火网尘痕录》书名刊行，今值再版，恢复旧名，增补篇佚，亦脍炙献曝之微意也。

这则“题词”虽然短小，却颇重要，它交代了此书写作旨趣和版本源流。原来《文坛三忆》曾名《火网尘痕录》，据李伟先生著《曹聚仁传》（2004年7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初版）记载，此书1953年由马来亚周刊出版社出版，大概印数极少，一年后恢复原书名并略作增补后改由曹聚仁自办的创垦出版社推出。所以，北京三联重印本删去这则“题词”是有点可惜的。

犹记1980年代搜集新文学作品，许多民国版本又旧又破，因此只要有新印本，我就弃民国版而取新印本。不久就发觉自己在版本选择上犯了大错误，新印本往往有删节有改动，民国版（初版本当然最佳，不是初版也无妨，有时再版本、三版本等等也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反而更可靠。基于这种认识，我在搜集港台版书时，也采取同一策略，大陆已有印本的，仍不轻易放过港台原版，曹聚仁这两部散文集就是有说服力的例证。

至于《山水思想人物》，是一部集山水游记、人物评骘和杂文熔为一炉的别致的散文集，用曹聚仁自己的话说，都是“不受拘束的文字，都可以说是从心曲中吐出来的”，“是近十年比较得心应手的文字”。曹聚仁很坦率，他喜欢日本作家鹤见祐辅的散文集《思想山水人物》，就借用来作为自己这部散文集的书名，只是把“思想”和“山水”的位置颠倒一下而已，因为此书主要是状写山水。喜欢鹤见祐辅的不止曹聚仁一人，鲁迅也很喜欢，《思想山水人物》就是鲁迅翻译的。我爱读曹聚仁的游记，尤其写他熟悉的浙赣一带的山水人文，融会古今，触景生情和借题发挥都恰到好处。私心以为《山水思想人物》比之后来颇受关注的《万里行记》并不逊色，《万里行记》已有两个内地重印本了，《山水思想人物》何时也能在内地重印呢？

2005年10月

倪贻德的《艺苑交游记》

翻开一部现代文学史，不难发现创造社是个著名的影响深远的新文学社团。创造社中，除了留日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创社元老外，还有中期的一批新秀，其中三位不仅文笔出众，又都与美术结下不解之缘。一位是风格酷似郁达夫的叶鼎洛，一位是后来成为书话大家的叶灵凤，还有一位就是倪贻德。

倪贻德（1901—1970）是浙江杭州人，1922年6月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留校担任助教。当时新文学风靡，1924年11月《创造》季刊第2卷第2号发表了倪贻德的小说《花影》、新诗《故乡》和《湖上》，他由此登上新文坛，一手弄美术，一手弄文学，相得益彰。

应该说倪贻德在随后的岁月里对新文学的迷恋一度超过了他的本行西洋画。紧接着在《创造周报》上，小说《玄武湖之秋》《归乡》和《黄昏》，散文《秦淮暮雨》《太湖落日》……倪贻德的佳作源源不断，广获好评。成仿吾当时在《中华新报·创造日》的《终刊感言》上就已指出：创造社后起之秀中，“周全平和倪贻德二君为最有望。二君是半年以来最杰出的新进作家”[4]。十多年后，郑伯奇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在所写的《导言》中也给倪贻德以中肯的评价：他的“作风相当是一贯的。他始终保持着他的感伤情调。他也带着欷歔叙述自己的身世，有时还带点低调的愤慨”[5]。擅长新文坛掌故的赵景深后来更有深情的回忆和独到的解析：

曾经有过一个时期我沉醉于贻德的作品，他的《玄武湖之秋》在我的心中获得最高的地位。那时是十几年前，诗人我爱好刘延陵，小说家我独爱好贻德。……当时我只有二十一岁，因此也就特别喜欢贻德的作品，他不像沫若那样的热情，却有孩子一般的心；他不像资平那样的随意写作，却每篇都是完整的艺术品；他不像达夫那样的灰色，却常是做着玫瑰色的好梦；他不像全平那样的锤炼，却像流水一样的畅达——这样年青的作品正对了我这年青人的胃口。[6]

1927年秋，倪贻德东渡日本深造美术。1931年重回母校上海美专出任西洋画系教授。从此以后，他的主要精力就投放在美术上面，但他对文学并未完全忘情，直到1937年1月，他还在上海《时事新报》上连载小说《江南五月》。这部稍早出版的散文小说集《艺苑交游记》又是一个明证。

这一时期，倪贻德与刘海粟、傅雷、庞薰琹、张若谷等合作，于1932年8月创办摩社，主编《艺术旬刊》。稍早时候，他在1931年9月已与庞薰琹、陈澄波等画家议决成立决澜社，后来王济远、张弦、周多等画家也加入。1932年10月，轰动一时的《决澜社宣言》发表。“新兴艺术团体”决澜社的创立，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后人称之为“一个真正自觉的现代主义美术社团”，“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现代艺术的先声”[7]。

决澜社存在时间仅三年余，举办过四次各具特色的画展，发表了一系列有强烈论战色彩的评论，以先锋的姿态，认同西方现代艺术，呼吁中国美术界的革命，“要用新的技法来表现新时代的精神”[8]，既在西洋画中国化之路上作出了新的探索，也陷入过新的困境。作为灵魂人物之一，倪贻德在决澜社时期的努力可圈可点，自不待言。[9]

然而，长期以来，决澜社被打入另册，直至改革开放后才重新进入美术史研究者的视野。但史料的匮乏和残缺，又制约了决澜社研究的深入。倪贻德这部《艺苑交游记》或可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此书写下了倪贻德与决澜社同人和其他有才华的画家或深或浅的“交游”，作者虽自谦为“零碎的印象”，却是迄今为止关于决澜社的最为完整的回忆，而且文采斐然，颇具可读性。其中，《画像的故事》《号外新闻》二篇严格来讲应该是小说，但这并不影响《艺苑交游记》整体上的重要史料价值。

《艺苑交游记》1936年6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初版，初版即绝版，存世不多。《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著录了倪贻德的另一部散文集《画人行脚》（1934年10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初版），却漏收了此书。尽管书中一些篇什已入选各种倪贻德文集，但首次以全书本来面目完整重印，拙见自有其意义。附录的三篇，一为《决澜社宣言》，二为《虞山秋游记》，虽已编入《画人行脚》，但文中追忆与决澜社重要成员张弦的画缘，正可与《艺苑交游记·决澜社的一群》对照阅读。第三篇《画室漫步》作于抗战爆发前夕，反映了倪贻德对于中国现代绘画出路的新思考。

决澜社风流云散以后，倪贻德的画家生涯跌宕起伏，一言难尽。但对倪贻德而言，1920年代的创造社，1930年代的决澜社，这是他为文学为艺术一生中两个最大的亮点，至今仍为后人所不断评说，这就已经够了。

（原载2012年6月北京海豚出版社初版《艺苑交游记》）

注释：

梁实秋与胎死腹中的《学文季刊》

《出版博物馆》2010年第1期刊出梁实秋1935年3月16日写给王平陵的一封信，信仅一页，毛笔所书，梁实秋的书法清逸潇洒，颇有看头，重要的还是信的内容：

平陵先生：

惠示敬悉。《学文》出版事宜，蒙代介绍，至以为感。不知正中书局编辑事务，主持者何人，能见告否？兹另草计划一纸，附上备览，并盼鼎力玉成。《读书顾问》已收到一册，多谢！惟《文月》则久不见。哥戈尔小说译稿，现译者另有他用，屡函来索，敬请先生检还，务希见谅！

弟梁实秋顿首三月十六

附函乞转

梁实秋当时在北京大学外文系执教。王平陵时任南京《文艺月刊》和《读书顾问》主编，还是正中书局出版委员，属于右翼文人群。梁实秋为何致函于他？信中开宗明义，提出拟创办《学文季刊》，请王平陵绍介正中书局出版，还希望其“鼎力玉成”，信末并附有《〈学文季刊〉计划》两纸。可见这信虽然只有三言两语，却并非文人间的普通应酬，而是透露了1930年代中国文坛一件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的秘密。

既说梁实秋，当然必须提到他是“新月派”的中坚，他当年与鲁迅的论战，至今仍为论者所探讨辨析。“新月派”同人在1933年上海《新月》月刊停刊前后陆续“北上”青岛和北平。1934年5月，“新月派”新刊物《学文》月刊在北平创刊。《学文》不再公开亮出“新月”的招牌，但正如叶公超晚年所回忆的：“《学文》的创刊，可以说是继《新月》之后，代表了我们对文艺的主张和希望。”[10]“主张文艺自由”的《学文》其实文艺和学术并重，不但保留了《新月》几乎所有的主要人马，后期《新月》推出的新秀中书君（钱锺书）、卞之琳、曹葆华、孙毓棠、吴世昌等也继续在《学文》大显身手，《学文》上还出现了季羡林、莲生（杨联陞）、徐芳、赵萝蕤、陈江帆、包乾元等新面孔。但梁实秋只在《学文》月刊上发表了一篇译文，也许你想象不到，那是卡尔·马克思的《莎士比亚论金钱》！

《学文》月刊自第4期起因叶公超出国而由“闻一多、余上沅、吴世昌三先生代行负责”，梁实秋并未参与其事。《学文》月刊总共也只出了四期，就在1934年8月关门大吉。因此，梁实秋在1935年春计划再办《学文季刊》，表明“新月派”同人打算在文学创作和出版上再出发。

梁实秋亲拟的《〈学文季刊〉计划》证实了这一点。《计划》多达八条，关键是第一、二、八条，第一条系办刊宗旨：

学文季刊社现拟出版季刊一种，内容专载文学作品，对于左倾理论釆坚决反对态度，与生活书店版之《文学季刊》态度不同。

梁实秋的态度很鲜明，一则《学文季刊》“专载文学作品”，不谈理论；二则他对“左倾理论”“坚决反对”，认为郑振铎和章靳以主编、在北平出版、由生活书店代售的《文学季刊》对“左倾理论”持同情态度，为他所不取。第二条宣布：“季刊由梁实秋任编辑，负全责”，换言之，这次是梁实秋亲自出马主编《学文季刊》了。第八条开列了“季刊约定撰稿人”，更有意思：

胡 适 杨振声 余上沅

闻一多 叶公超 陈梦家

饶子离 林徽音 谢冰心

梁实秋 赵少侯 沈从文

朱光潜 李长之 陈铨等

这份名单确实耐人寻味。胡适、闻一多、余上沅、叶公超、饶子离（饶孟侃）、林徽因、沈从文、陈梦家和梁实秋本人都是公认的“新月派”代表人物，杨振声、谢冰心和陈铨也都在《新月》上发表过作品。这些作家的“新月派”色彩是如此强烈，其中除了谢冰心一位，也统统都是《学文》月刊的作者。朱光潜并非“新月派”中人，但叶公超的回忆无疑值得注意：“《学文》同人，除了《新月》的原班人马，新人中有个朱孟实（朱光潜——笔者注）先生。那时他刚回国不久，在北大教文艺心理。书教得很好，很叫座，北大师生很多自动去旁听他的课。我们邀请他加入我们的阵容，他自己也很乐意。他是生力军，有他参加，使《学文》增色匪浅。”[11]可是，遍查《学文》月刊，并无朱光潜的作品。尽管叶公超的回忆有所出入，这次朱光潜愿意加盟《学文季刊》该是真的了。赵少侯是翻译家，李长之后来被文学史家视为“京派”文学评论家，他们都与梁实秋个人过从甚密。《学文季刊》如若办成，朱、赵、李三位也许可能被文学史家归入后“新月派”，或者还可能把《学文季刊》的“约定撰稿人”统名之曰“学文派”？

《学文季刊》有主编，有强大的作者阵容，有明确的办刊宗旨和具体设想，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东风”还是没有吹到，《学文季刊》最后未能办成。可能正中书局因办刊经费问题未能接受，也可能梁实秋和“新月派”同人后来又改变了想法，其中原因不得而知。但幸存的梁实秋此信和《〈学文季刊〉计划》白纸黑字，终于在时隔75年之后使这段不为人知的现代文学史实浮出水面。文学史家一直以为，随着《学文》月刊停刊，“新月派”已经风流云散。然而，事实是《学文》月刊停刊半年后，梁实秋创意新办“专载文学作品”的《学文季刊》，“新月派”同人力图东山再起。

有必要补充的是，《学文季刊》虽未办成，梁实秋还是办了一个《学文周刊》。1935年3月4日，也即梁实秋致王平陵信发出前十二天，他主编的《学文周刊》作为北平《世界日报》的副刊之一创刊了。创刊号上刊出了他以“编者”名义写的《〈学文〉的意义》，特别对“学文”作了一番解释，强调“把‘文学’二字颠倒过来成为‘学文’”，“我们注重的是‘学’字，表示我们是在学习着，学习着写诗，写小说，写戏剧，写批评研究翻译的文章”。不过，《学文周刊》与“新月派”同人的关系似不密切，作者以梁实秋的友人、学生和自由投稿居多，当时才14岁的吴兴华就在4月15日第7期上发表了新诗《露》。《学文周刊》只存活了三个月，同年6月3日出至第14期后就寿终正寝了。

胎死腹中的《学文季刊》成了梁实秋和“新月派”同人无法实现的梦想，也留给后人以想象的空间。两年又两个月以后，朱光潜主编的“京派”代表刊物《文学杂志》在上海创刊，《学文季刊》“约定撰稿人”中有一半包括梁实秋自己都成了《文学杂志》的作者。不过，那已是另一个现代文坛故事了。

（原载2010年6月27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注释：

冯雪峰编《郁达夫选集》

1959年6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郁达夫选集》。全书共分三辑，第一辑收入《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迟桂花》等7篇小说；第二辑收入《钓台的春昼》《马六甲记游》等四篇散文和《〈民众〉发刊词》《“天凉好个秋”》《政权与民权》等17篇杂文；第三辑收入《文学上的阶级斗争》《忆鲁迅》等文艺论文和文学回忆录5篇。书前又有《出版说明》一篇，文中高度评价郁达夫及其创作，推崇郁达夫“在五四新文学史上是一个重要作家”，强调郁达夫“对五四新文学的贡献和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磨灭的”。同时也认为“郁达夫有不少作品，在艺术上有卓越成就和内容上有进步意义的同时，也掺杂着许多不健康因素和杂质”，并且指出：由于“这个选集是为着一般读者的需要而出版的”，所以入选的作品“是从他一些比较没有上面所说的杂质的作品中选出来的”。文章接着对各类入选作品从思想艺术上作了提纲挈领的评介，持论中肯，不乏独到的见解。

这是一本颇有特色的郁达夫选集。如果与该社1954年11月据开明书店版重印的那本《郁达夫选集》相比，尽管出于某种考虑，抽去了文学史上早有定评的《沉沦》《过去》等名篇，未免令人遗憾，但总的说来，不论是入选作品的体裁还是篇目，都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郁达夫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多姿多彩的创作风貌。譬如，历来的选本，几乎都忽略或故意不选郁达夫的杂文，这本选集就与众不同，编选者独具慧眼，一下子选入那么多尖锐泼辣的杂感政论，包括首次与国内读者见面的郁达夫南游后写的《岁朝新语》等三篇抗战文字，不但使读者欣赏郁达夫精湛的杂文艺术，更使读者领悟到郁达夫确有慷慨激昂的一面，他的政治态度在许多时候都是明朗而积极的。毫无疑问，这本选集在郁达夫作品出版史上占着一个重要的地位。

人们也许会问，这本选集的编选者是谁呢？时隔二十七年，我终于在最近查实，编选者不是别人，正是我国现代杰出的文艺理论家、作家冯雪峰。书前的这篇《出版说明》当然也出自冯雪峰手笔，它既未收入三卷本的《冯雪峰论文集》，也未收入四卷本的《雪峰文集》，是一篇新发现的冯雪峰集外文，弥足珍贵。

1957年的那场“反右”大风暴，使冯雪峰蒙冤受屈，身处逆境，然而刚强、坚韧的雪峰并未因此消沉，而是以一个普通编辑的身份，默默无闻地埋头工作。从1958年到1960年他以认真严肃、一丝不苟的态度，搜集郁达夫作品，考订郁达夫生平，着手编辑《郁达夫文集》。他不顾身体有病，亲自抄录好几十万字的郁达夫作品，其中有不少是尚未编集的佚文，“单是郁达夫日记则至少抄了五六万字，订成厚厚的一册”。而这本《郁达夫选集》就是雪峰这个时期研究郁达夫的最初成果，他自己在《出版说明》中已说得很清楚：“为着了解他（指郁达夫——笔者注）创作上的全部情况及其矛盾和复杂的现象，我们将整理他的作品，准备将来出版他的文集。但在目前，我们还只能出版这个选集。”在此前后，雪峰还撰写了《郁达夫生平事略》和《郁达夫著作编目》，前者简明扼要地介绍达夫献身文学、忠于艺术的一生，突出达夫在各个重要历史关头的表现；后者除个别书因条件限制未找到外，已将达夫生前出版的各种作品集悉数列入，展示了达夫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可惜雪峰生前仅仅看到这本《郁达夫选集》的出版，《事略》和《编目》都是迟至打倒“四人帮”才得以发表，至于文集书稿，虽然经过不断的辛勤努力，到“文化大革命”前也已大体编就，却因“文化大革命”而无法付梓，“文化大革命”中又难逃失散的厄运，实在令人痛心。

雪峰研究鲁迅著作、编注《鲁迅全集》的功绩早已为人们所熟悉，但他整理研究郁达夫作品的贡献至今鲜为人知。其实，雪峰对达夫其人其文感兴趣决非偶然。他俩早在1920年代初就建立了文字交，收有雪峰诗作的湖畔诗社第一本诗集《湖畔》出版后，郁达夫就曾写信倍加赞赏和鼓励；在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论争中，雪峰和达夫都站在鲁迅这一边；他们两人还一起参与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上海“一·二八”战事期间，雪峰和达夫又共同在反对日本侵略的《上海文艺界人士告世界书》和《中国著作者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上签名；特别是当左联决议开除郁达夫时，雪峰据理力争，坚决反对。诚然，雪峰一贯倡导“革命现实主义”，达夫则长期服膺浪漫主义和“表现自我”，两人的文学观是有距离的，正如鲁迅在评价郁达夫时所说的那样，“对于文学的意见，我们恐怕是不能一致的罢”。这一点，从这本《郁达夫选集》所选的小说大部分是郁达夫现实主义成分较强的中、后期作品，即可得到印证。但是，作为一个成熟的有远见的文学理论家，雪峰对达夫始终是宽容、同情和尊重的。他在国内“左”倾思潮严重，郁达夫研究差不多成了“禁区”的时候，在自己处境最为困难的时候，出于对亡友的思念，毅然冒着风险，承担起搜集整理郁达夫文学遗产的重任，也就显得更为难能可贵。

今天，雪峰的遗愿终于得到实现，相当于全集规模的十二卷本的《郁达夫文集》已经问世，国内的郁达夫研究也已达到了新的水平。捧读雪峰留给我们的这本薄薄的已很少见的《郁达夫选集》，不禁感慨万千。在共和国的郁达夫研究史上，雪峰筚路蓝缕，功不可没，后来者应该铭记并感谢雪峰。

（原载1986年6月香港《读者良友》第24期）

孔另境的《秋窗集》

《秋窗集》，署另境著，小32开本，平装，1937年6月上海泰山出版社初版，“上海生活书店特约经售”。

另境者，孔另境（1904—1972）是也，浙江桐乡人，原名孔令俊，字若君，笔名东方曦等。孔另境出身显赫，不是一般的显赫，而是“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七十六代“令”字辈。然而，时代不同了，孔另境对弘扬儒家学说已无兴趣。他早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后参加过共产党，又对新文学情有独钟。不过，通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是没有他的名字的，他毕竟不是“著名”作家。但他作为散文家、剧作家和编辑出版家，对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编选的由鲁迅作序的《现代作家书简》（1936年5月上海生活书店初版），保存了鲁迅、周作人、钱玄同以降58位现代作家既有“文艺的价值”“更有社会的价值”的书信，是研究这些作家创作和“私生活真实情态”（孔另境《〈现代作家书简〉钞例》）的珍贵资料。

我所藏《秋窗集》签名本1980年代初得之于“上海书店”，书的前环衬左上角有孔另境用黑钢笔所书：

云卿女士惠存

孔另境 一九三七 六 十九

在《秋窗集》出版当月，孔另境就题赠“云卿女士”，速度很快。“云卿”是什么人呢？我曾请教孔另境女公子、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孔海珠，她也不知道。孔另境时任上海华华中学教导主任，也许“云卿”是他的女同事或女学生？这只是猜测，有待证实。

《秋窗集》是孔另境的第一本杂文集，也是一部特别的1930年代文坛论争文献集。1937年11月16日，孔另境以“东方曦”的笔名在上海《大晚报·火炬》发表《秋窗漫感》。尖锐抨击“文坛禁地闲人莫入主义”和“‘明星’主义”两大他认为的文坛“恶劣倾向”。接着他又在《炉边偶论》中继续抨击“介绍主义”“集体创作问题”和“‘猜测’之风”等文坛现象。但《炉边偶论》第二篇论“壁垒森严的门户主义”因涉及“两个口号”论争，当时未能发表，也未收入《秋窗集》，幸好手稿存世，现已编入2006年12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初版《秋窗晚集》以成全璧。

孔另境这一系列批评文字引发了上海文坛的一场不大不小的论战，持续三个月之久，若英（阿英）、何典（陈子展）、周钢鸣和远在日本的郭沫若等均不同程度地卷入。“东方曦”的批评者怀疑“东方曦”是茅盾笔名或受茅盾指使。孔另境确是茅盾小舅，但他发表这两组批评文字与茅盾无关。《秋窗集》的“论争之部”，编入了“这一段‘公案’”论战各方的全部文章。一卷在手，对这场论战的来龙去脉和论争焦点就可一目了然，有助于我们对1930年代上海文坛“文学场”的认知。

有意思的是，孔另境在《秋窗漫感》中不点名地批评《今代文艺》“为要号召读者，把某名作家的一副数十字的戏联登了进去，而且还大事铺张”，是“迹近无耻的欺骗”，“也可见文坛的‘明星’主义确已发展得很极端”。不料刺痛了“某名作家”郭沬若，写了《漫话“明星”》反驳，阿英也发表《关于沫若的戏联》助阵。郭沫若这副“戏联”确实十分有名，是嘲讽“两个口号”论争中鲁迅和茅盾的：

鲁迅将徐懋庸格杀勿论，弄得怨声载道。

茅盾向周起应请求自由，未免呼吁失门。

郭沫若透露，金祖同1936年8月到日本（后来他陪同郭沫若秘密回国，以“殷尘”的笔名写了《鼎堂归国秘记》一书），一次与他“偶尔谈到了文坛上的口号战，一时兴发便草下了那三十二字的短章”。而阿英也证实他得到金祖同同年9月2日函，要求“代送出发表”郭沫若此联手迹，他就代拟《戏论鲁迅茅盾联》题目交《今代文艺》，在同年9月19日出版的创刊号刊出。郭沫若得到阿英通报此事的信后，焦急得连发两函给阿英。要求“遏止”发表，但是为时已晚。郭沫若在《漫话“明星”》中又表示：“我拟了那对联，自然是没有发表的意思的，——老实说，不是不想发表，是不敢发表”，大有弦外之音。

在“两个口号”论战中，郭沬若的态度当然以他正式发表的《国防·污池·炼狱》《蒐苗的检阅》等文为准，发表这副戏联只是一个意外的小插曲，却无意中公开了郭沫若当时更真实的想法。郭沬若这篇《漫话“明星”》、阿英这篇《关于沫若的戏联》以及他另三篇相关的论战文字《例子并没有说完》《欲罢不能的再说几句话》和《请看东方曦的最后法宝》，均未收入他们的全集，《郭沬若全集》文学编和《阿英全集》实在不全（阿英这四篇仅在2006年5月安徽教育出版社初版《阿英全集附卷》的《阿英散篇文章目录》中有所著录，不知何故，全集不收）。真要感谢孔另境，在《秋窗集》中保存了这些“原生态”的文学史料。

《秋窗集》“散什之部”中的《我的记忆》也很值得注意。孔另境1931年10月在北平被捕，经鲁迅出面营救始得脱险。鲁迅逝世后，他写过多篇纪念文字，以这一篇内容最为丰富，感情最为真挚，也最具史料价值。他虽然感激和敬重鲁迅，但该文对鲁迅是“平视”而不是“仰视”，是直言不讳而不是一味赞扬，且录一节以示一斑：

先生有两个超于常人的特点，其一是恩怨观念十分着重，只要这个人被他骂过（自然为他所骂过的人大多毕竟是要不得的），他会永远地记住，像陈源教授，事情已经隔十多年了，但他还常常要带到他，不只谈天中会带到，而且在写文章里也还会带出来；要是这个人确实和他有感情的呢，那末即使这人现在已十分落伍，他也不肯骂他，倘有人故意提起，他也只是笑笑，不过并不高兴，因为在他的意思，最好把这人的影子完全从他的脑筋中消灭。他这个观念自然不免偏了一些，不过从这事里也可见他感情的丰富和热烈，对于朋友间道义的重视。

（原载2007年11月23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书人茶话》）

穆时英写“中年”

说到中年，香港和内地的读者应该都不会忘记董桥的名文《中年是下午茶》。其实，多位现代作家写过中年，包括周作人、俞平伯、沈从文、梁实秋等大家。只是中年是个宽泛的年龄段，周作人写《中年》时45岁，梁实秋写《中年》时44岁，以“平屋杂文”著名的夏丏尊写《中年人的寂寞》，翻译了《飘》的傅东华写《春与中年人》也都年过四十。他们都跨过了“四十而不惑”的年龄，真正进入中年了。但俞平伯写《中年》时才31岁，沈从文写《中年》时更年轻，只有28岁，还没有“三十而立”，都已在对中年大发议论了。可惜的是朱自清，他32岁时也写了《中年》，却未能发表，这篇“《中年》，是一个朋友要办杂志教写的。杂志没办成，稿子也散失了，算是没见世面”（朱自清《〈你我〉自序》）。

最有趣的是“新感觉派”圣手穆时英，竟然写过两次中年。他1934年9月在上海《小说》半月刊第7期发表《中年》，刚刚22岁，还是“少年听雨歌楼上”，离“壮年听雨客舟中”相距尚远。他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虽然文中开始就说：“我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年华的跫音，在窗前悉悉地走了过去，而中年是已经悄悄地到了。”但在文末还是不得不承认自己只是“精神地到了中年”：

中年是消沉的季节，没有回忆，也没有希望，只有沉默，中年是悄悄地来的，蹑着脚尖偷走进来的，而我是不知不觉间精神地到了中年的人了。

穆时英以小说《上海的狐步舞》《白金的女体塑像》等崛起于1930年代上海文坛。1936年4月，他离沪赴港。不久他又写下了《中年杂感》，发表于1938年8月30日《星岛日报·星座》，开头就笼罩在感叹年华易逝的惆怅之中：

晚上，坐在露台上，对着半海亲切的渔火，静听山草间的虫声，中年的感觉便固执地，悠然地，不肯休止地漂浮上来。

穆时英认为，“如果人类的寿命平均只有五十年的话”，他作为一个已经“二十七八岁的人”，在“三十到五十中间，至少还有五年是消费在驱逐民族敌人上面，有五年是消费在建筑被炸毁了的城市和焚烧了的乡村上面，生活刚开始，死亡便跟着来了”。他同时检讨了自己当时越来越浓重的“只想安定，只想躲避”的“中年人的气质”。

在《中年杂感》之前，穆时英已在香港写下了《飞机翼下的广州》《怀乡小品》《血的怀念》《疯狂》等一系列抗战文字。他明确宣告，“情愿流尽我的血”去驱逐日本侵略者。而在《中年杂感》之后，穆时英又戏剧性地突然回到上海，于1940年3月出任新创刊的具有汪伪政权背景的《国民新闻》社长，三个月后死于国民党军统特工枪下，时年28岁。他的中年其实尚未真正开始。

更戏剧性的是，穆时英离世32年之后，又有署名康裔者撰文为他辩诬，力证他实为国民党中统地下情报人员，为军统所误杀。如此，穆时英的“中年”毕竟还是有声有色，与众不同。

（原载2015年3月15日香港《明报·世纪》）

王佐良的新文学观

2016年2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12卷本《王佐良全集》。王佐良（1916—1995）是杰出的英国文学研究家、英语教育家、翻译家和诗人。全集第11卷收入他1930年代至90年代的“逸文集”，其中一篇Trends in Chinese Literature Today特别引人注目。9月，北京《国际汉学》秋之卷刊出《今日中国文学之趋向》（以下简称《趋向》）中译文（王立译），以纪念王佐良百岁诞辰。

《趋向》之英文小册出版于1946年，系王佐良在抗日期间应邀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而作，列入为来华盟军编印的关于“中国与中国的事物”英文宣传册丛书之一种。王佐良撰写这篇《趋向》时不到30岁，还是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的青年教师，却以独到的眼光、洗练的文笔，概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约25年间中国新文学全景式的发展路径，十分难得。

王佐良指出，现代中国的“道路是崎岖的，充满了喧嚣、骚动和炽热的问题”。面对历史和现实，中国青年一代力图表达自己真实的心声，“其成果就是我们所说的新文学”。不过，王佐良并不一味夸大新文学的成果，恰恰相反，他指出：

但是当面对这个新文学时，我们发现它没有很多值得夸耀的名字，也没有几部真正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其实这也不足为怪，因为：首先，它只有短短廿五年的历史，主要体现了1919年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成果；其次，因为其非常新奇，所以它不得不抛弃中国古典传统，而致力于模仿各种西方文学。

接着，王佐良较为全面地梳理了新文学最初25年的历程。按出现先后，他论及的作家有严复、林纾、胡适、鲁迅、周作人、徐志摩、闻一多、张资平、成仿吾、郁达夫、郭沫若、林语堂、冰心、沈雁冰（茅盾）、丁玲、沈从文、巴金、施蛰存、杜衡、穆时英、戴望舒、叶公超、朱光潜、卞之琳、李广田、何其芳、萧乾、芦焚（师陀）、废名、萧军、田汉、曹禺、李健吾等；他提到的作品有《阿Q正传》《野草》《尝试集》《我所知道的康桥》《死水》《沉沦》《剪拂集》《在黑暗中》《春蚕》《子夜》《幻灭》《动摇》《追求》《边城》《激流》《宝马》《八月的乡村》《终身大事》《原野》《雷雨》《日出》《放下你的鞭子》等；他介绍的文学刊物则有《新青年》《语丝》《小说月报》《现代》《文学》《大公报·文艺》《水星》《论语》等。从上述统计可知，王佐良此文的文学视野何等广阔，虽然个别重要作家有所遗漏，全文仍不啻一部浓缩的中国新文学史。

不仅如此，王佐良的分析也是独具慧眼，或扬或抑，均能自成一说。他无疑给予鲁迅很高的评价，甚至认为鲁迅“在杂文中发出的那种强劲的讽刺，光芒所及，使他的小说黯然失色”。他肯定闻一多在“新月派”中贡献最大，同时强调“郭沫若在新诗中的地位甚至更高，恕我直言，他是第一个真正伟大的新诗人”。他批评“田汉和他的追随者在戏剧的建构方面漫不经心”，也指出曹禺《日出》第三幕“存在问题”，“与主要情节缺乏联系”。凡此种种，都表明王佐良对新文学有自己的评判标准，他的结论同样足资启迪：

概括地说，从25年来的发展中，我们发现新文学首先是彷徨和实验，然后获得了一定的政治色彩，与此同时证明了自身的优势与不足。虽然许多新文学作品是粗放的、无定形的，但是我们在这四分之一世纪中的进步是巨大的。我们经历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和当前的现实主义……

（原载2016年12月17日上海《文汇报·笔会》）

司明写上海人

读《异乡猛步：司明专栏选》，饶有兴味。此书为香港中文大学卢玮銮教授主编的“旧梦须记系列”之一，熊志琴编，2011年11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初版。

内地文学研究界恐无人知晓司明（1918—2006）。此公原名冯元祥，又名冯凤三，祖籍宁波慈溪，生于上海，1950年移居香港，一直以替港报撰写专栏为生。其实他在上海时就是颇具代表性的专栏作家，有“放胆文章拼命酒”之美誉，笔名想必很多，最有名的是为《万象》撰长篇连载《大学皇后》与《镀金小姐》的冯蘅，后专为小报写作，自称“曾是上海最多产的文人”。上海文学史专著中已提到冯蘅，定位为“四十年代后半期上海的通俗文学小说作家”，认为其作品的基本风格是“宽厚”（参见陈青生《年轮：四十年代后半期的上海文学》第2章第3节，2002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但是，又有谁能想到冯蘅抵港后，除了仍用此名写文言艳情小说，又改名换姓司明，成为香港五六十年代风头甚健的专栏作家呢？司明“有一个时期日写长短十八篇”，实在惊人，而时间最长的则是为《新生晚报》写“小块文章”专栏，从1956年写到1975年，一写就是20来年，90年代以后才淡出。

司明的专栏以“上海人写上海人”为鲜明特色，他的上海记忆是如此强烈，吴侬细语是如此流畅，从“扎台型”写到“劈硬柴”，从“拆烂污”写到“刮刮里格叫”，对1940年代上海都市生活的形形色色描述甚详，使当时到香港“避风头”的各界上海人读了仿佛时光倒流，往日再现，备感亲切。当然，他文中常“暴露上海人之短”，也引起过在港上海人的微词。

同时，司明对在港上海人的生活也给予很大关注，“走在英皇道上，上海人听到处处都是乡音，荣华酒楼底层的茶座上的主顾，上海人占什之九，最有‘小上海’之目”（《小上海与小台湾》）。更有趣的是，上海话“名件”，司明用来形容1950年代在港的上海名人，荣鸿庆、孙麟方、孟小冬、李丽华和钱穆，还有已离港的“京菜大厨李占山与当代第一号国画家张大千”，上海商界、学界、戏剧界、电影界、美术界和饮食界的“名件”统统有了（《“名件”名事》）。

（原载2012年6月3日上海《文汇报·笔会》）

沈苇窗说“倾城”

浙江桐乡梧桐阅社编《梧桐影》2015年第1期是“沈苇窗纪念专辑”。沈苇窗这个名字现在知道的人越来越少了，纪念专辑选录张大千、梁实秋、郑逸梅等沈苇窗生前友好，以及包立民、钟桂松、徐重庆等沈苇窗研究者的诗文，向这位奇迹般地以一人之力创办了香港《大人》和《大成》的文史掌故大家深致敬意。

沈苇窗祖籍浙江桐乡，1918年生于上海。他1995年中秋前夕病逝香港时，大洋彼岸，独居多年的张爱玲也离开了人世。“祖师奶奶”谢幕，海内外华文文学圈同声哀悼，被称为“走得孤寂而热闹”。但沈苇窗的离去却几乎无声无息，“走得更寂寞”（穆欣欣《寂寞的告别》），令人唏嘘。其实，比张爱玲大两岁的沈苇窗早年与她是有过文字交的。

1944年12月16日，张爱玲根据自作小说改编的话剧《倾城之恋》在上海新光大戏院献演。此剧由朱端钧导演，大中剧艺公司演出，罗兰主演白流苏，舒适主演范柳原。大中剧艺为这次演出编印了特刊，特刊刊出张爱玲的《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和《罗兰观感》两文，以及苏青、柳雨生（柳存仁）、麦耶（董乐山）、实斋（何永康）以及张爱玲姑姑张茂渊等人的推荐文字，沈苇窗以“苇窗”之名写的《倾城之恋》也赫然在矣。此文是特刊中最短的一篇，不到一百字，却颇有意思，照录如下：

张爱玲编，朱端钧导演之《倾城之恋》，即将于新光演出，女主角流苏一角，由罗兰承乏。曾看过《传奇》，以为此中人多有影子，此剧事实泰半有所本而加以渲染者。大中为此耗人力财力物力殊多，届时出演，观众当必有倾巷来观之盛。

文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曾看过《传奇》，以为此中人多有影子，此剧事实泰半有所本而加以渲染者”这句话。沈苇窗读《传奇》读得很用心，读出了这部小说集有“本事”，《倾城之恋》也有“本事”。当时也的确流传类似的说法，有人就说过：张爱玲“在敌伪时期的作品，无不有因，如《倾城之恋》是写她的一个表姐”（丁丁琳《张爱玲浪漫有法国风味》，1946年7月28日上海《海晶周刊》第22期）。

张爱玲本人1971年6月在洛杉矶接受水晶采访时，也承认“《传奇》里的人物和故事，差不多都‘各有所本’也就是她所谓的documentaries”，并进一步透露《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男女主人公，“佟振保和白玫瑰，这两个人她都见过，而红玫瑰只是听见过”（水晶《蝉——夜访张爱玲》）。

后来张子静写《我的姊姊张爱玲》，也在第九章“故事——《金锁记》与《花凋》的真实人物”中详细讨论《金锁记》的故事和众多人物脱胎于李鸿章次子李经述家中，而《花凋》的故事和人物则脱胎于张爱玲舅舅一家。最近宋以朗先生又在《宋淇传奇：从宋春舫到张爱玲》中援引张爱玲1982年12月4日致宋淇信中说的《殷宝滟送花楼会》“是写傅雷的”，考证出这篇小说影射傅雷情史。由此可见，当年沈苇窗是慧眼独具。

（原载2015年5月3日香港《明报·世纪》）

集诗人、文评家和翻译家于一身：《林以亮佚文集》编后

长期以来，林以亮，也就是宋淇的名字，是与张爱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知道他是张爱玲的好友，他与张爱玲合作编写电影剧本，他推荐张爱玲的作品给皇冠出版社出版，他担任张爱玲的遗嘱执行人，等等；人们还知道他写过不少回忆和研究张爱玲的妙文，是“张迷”和张爱玲研究专家。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林以亮自己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家、翻译家、诗人和编辑家，他在文学乃至文化领域里建树甚多，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特别是香港文学史上，林以亮理应占有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

林以亮（1919—1996）是浙江吴兴人，原名宋淇，笔名宋悌芬、欧阳竟、余怀、杨晋等，林以亮是他最常用的笔名。乃父宋春舫是中国现代著名戏剧家、藏书家，可谓家学渊源。他先后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北平燕京大学西语系，获荣誉文学士。抗战期间在上海从事话剧和学术活动，编有舞台剧《皆大欢喜》，与傅雷、钱锺书等过从甚密。1948年移居香港，先后担任美国新闻处书刊编译部主任、电懋影业公司制片部主任、邵氏兄弟影业公司编审委员会主任。主编过颇有影响的《美国诗选》《美国七大小说家》《美国文学批评选》等，创作了脍炙人口的电影剧本《南北和》等，是香港作家中“触电（影）”最早的，成为一名出色的“拜银（幕）的人”。他1972年创办《文林》杂志。1968至1984年间，又执教香港中文大学，筹组翻译研究中心并任主任，主持出版《译丛》（Renditions）中译英半年刊，他还是香港翻译学会发起人之一。退休以后，林以亮仍阅读笔耕不辍，直至谢世。

尽管痴迷文学、翻译和电影，写作生涯伴随生命始终，林以亮生前出版的著作并不很多，据笔者所见，计有下列七种：

《前言与后语》 1968年7月香港正文出版社初版，同年十一月台北仙人掌出版社再版

《林以亮论翻译》 1974年3月台北志文出版社初版

《林以亮诗话》 1976年8月台北洪范书店初版

《〈红楼梦〉西游记——细评〈红楼梦〉新英译》 1976年9月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初版

《昨日今日》 1981年5月台北皇冠出版社初版

《文学与翻译》 1984年12月台北皇冠出版社初版

《更上一层楼》 1987年5月台北九歌出版社初版，1998年3月增订再版

另有《诗与情感》（1982年台北大林出版社初版）一种，笔者未见，录以备考。

其实，林以亮还有不少诗文，由于各种原因，早期散见于内地、中后期散见于港台报刊，未曾结集，也未曾引起文学史研究者和林以亮作品爱好者的注意。本书就是林以亮集外文的首次结集，共分上下二编，均为上述各种著作所未录者，现略作说明如下：

上编为林以亮1949年以前的创作，收入他的散文、新诗和评论，评论文字则涉及文学、艺术、哲学和翻译众多领域。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青年林以亮的艺术趣味和爱好，可以明晰地把握青年林以亮心智成长的轨迹，浓郁的诗情，纤丽的文笔，不时闪现的文学感悟，以及深受西方学术思想特别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是林以亮这些自娱遣怀的优美作品的共同特征。

下编为林以亮1949年以后，特别是七八十年代的作品，包括古典诗词、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评论、影评、文学回忆，以及他在主编《文林》期间发表的文艺随笔，等等。范围更为广泛，内容也更见精彩。这些作品充分体现后期林以亮对文学艺术的严肃思考，不乏独到的心得，精辟的灼见，无论在学术研究还是写作技巧上，都达到了更高的层次。他的古典诗词分析深入细腻，妙绪纷披；他的“张学”“金学”和对其他现代作家的探讨既切中肯綮，又颇具史料价值；他的外国小说和影视品评中正平和，卓识迭出；他的文艺随笔也是熔知识、见解、机智、幽默于一炉。学贯中西，温润浑成，是林以亮这些后期作品的显著特色，堪称“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朱熹句）。从而展示了一位文坛大家的追求、成熟和与众不同，为浸淫五四遗风又回归文化传统的一代知识分子清澈敦厚的艺术心灵作见证。

予生也晚，与林以亮先生未谋一面。1990年初首次到港访学，他已在病中，深居简出，当然不便打扰。但有幸与他通信，请教宋春舫“褐木庐”藏书的下落等问题，承他详细解答，至今衷心感铭。本书的编成，也是笔者作为后辈对前辈学人创作和研究成果的一种敬怀，前后历时三载，广为查考，甘苦自知。承邝文美先生惠允，夏志清先生赞许，颜纯钩先生介绍，在目前文学低迷，前辈学人著作尤其难以问世的情况下，香港皇冠出版社麦成辉先生慨然接受出版，李碧如小姐细心操作，谨此一并深致谢忱。

有必要说明的是，林以亮也是“一位难得的清醒的红学家”，他关于《红楼梦》的论述甚丰，已由他的“私淑弟子”梅节、陈庆浩先生汇编成《〈红楼梦〉识要——宋淇红学论集》（2000年12月北京中国书店初版）行世，故不再重出。笔者见闻有限，这部《林以亮佚文集》的遗珠之憾在所难免，期盼高明不吝指教，以便将来重印时增补。

2000年12月18日于香江

（原载2001年5月香港皇冠出版社初版《林以亮佚文集》）

略谈木心的《文学回忆录》

一

木心先生1994年1月9日在纽约陈丹青兄家讲了《文学回忆录》的“最后一课”，在丹青兄记录稿《最后一课》的开头，先生这样说：“这是我六十七岁时讲的课，等你们六十七岁时，可以看看。”

我不认识木心先生（这话或有语病，如果说阅读作者的作品就可以视为“认识”作者，我早在1985、1986年间就“认识”先生了，或可称为与先生神交已久），无缘聆听先生讲文学，但我今年虚岁六十六岁，已到“可以看看”《文学回忆录》的年龄了。

因此，元旦假期，一直在看《文学回忆录》，津津有味，好像先生就在面前，耳提面命一样。研究文学的，往往会被一系列的概念、术语所束缚，自以为理论高深，学问超群，我对此虽早有警惕，但读了《文学回忆录》，才进一步理解文学竟可以这样讲，才觉得这样讲文学，岂不更好更有趣，也才意识到这样讲文学，才可能会使听众真正明白：“文学是可爱的！”

先生其实是在讲“世界文学史”，讲“中西文学比较史”，讲“文学与音乐、美术的关系史”，一言以蔽之，他的文学史观是开放的、包容的、前瞻的。在他眼里，文学艺术各种门类，其精神内含都是相通的。他大致依据郑振铎的《文学大纲》讲，却兴之所至，古今纵横，发挥、修正和补充比比皆是，又往往结合自身的经历，因而，他之所讲就更具诉诸听众心灵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完全自成一家之说。

《文学回忆录》洋洋五十万言，几乎每一页都值得细细品味。先生的视野是何等开阔，先生的眼光又何等明锐，先生的见解更何等精湛，但先生娓娓道来，又何等亲切，那怕是复述作品梗概，也独有会心，与众不同。你或许不会认同先生的某个具体结论，但你不能不承认他所讲的会给你带来莫大的启示。

当然，《文学回忆录》这么一部大书，我的阅读还只是初步的，粗浅的，但已深深感受到它的沉甸甸的分量，却是再真切不过。此书岂止“可以看看”，简直非看不可，应该一看再看。

在木心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即将来临之际，《文学回忆录》的问世，无疑给喜爱木心的读者带来了意外的惊喜。原来在散文、诗歌和美术创作之外，还有一位讲授中外文学史的博大精深的木心，正待我们去深入认识、领会和研究。

2013年元月3日急就于海上梅川书舍

（原载2013年2月广西师大出版社初版《温故·木心纪念专号》）

二

主持人将我的军，按照他定的规矩，以年龄顺序发言，施正东先生比我大半岁，应该施先生先谈。

我算是搞文学研究的，第一次接触木心散文，感到很惊奇，有人用这样的中文写散文。但是，也感到很悲哀，因为他的散文当时不能跟大陆读者见面。从1984年7月起，台湾《联合报》副刊陆续刊出木心的散文。同年11月，《联合文学》创刊号又以“木心，一个文学的鲁滨逊”为题，推出木心专卷，木心从此登上台湾文坛，首先在台湾引起第一波反响，这本身就是很有趣的文化现象。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文化现象？值得思考。

到了1990年代后期，《上海文学》开设“时间·回忆”专栏，选编前辈作家学者感怀上海的文章，我就想到了木心先生。他那篇《上海赋》，上海人一定要读，不读是不可以的，我就推荐了。虽然这篇文章他没有写完，但就像曹雪芹的《红楼梦》，像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乐》一样，早已成为经典。

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我就一直注意搜集木心先生在台湾出版的著作，也向各方面推荐。很多人一开始不能认识木心的价值，坦率地说，我到今天也未必完全认识，这个价值要通过读者自己慢慢来体会，来发现，来感受。这样的作品，才有味道。你一览无余，看一遍就什么都懂了，可能不是好作品，而木心先生的作品是值得反复回味，反复研讨的。

《文学回忆录》，我把它看作一个人的文学史，木心先生的文学史。当年他在纽约给陈丹青他们上课的时候，一开始好像有点拘谨，但后来越讲越放松，天南地北，古今中外，从文学到音乐到绘画。有一条很重要：搞文学的人只懂文学是搞不好文学的，搞美术的人只懂得美术是搞不好美术的，这是我的看法，未必对。但是我坚信，大家一定是融会贯通的。看《文学回忆录》是一种精神的享受，我没想到木心先生的视野那么开阔。我不把它看作是教科书，而是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在跟我对话，在敞开他的心灵，发表他对文学、对艺术、对人生、对社会，对整个20世纪地球上发生的很多事情的见解，很了不起。他通过文学这个媒介侃侃而谈，很多看法超越了文学。

当然，我们也要承认：这是木心先生一个人的看法，未必十全十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洞见和偏见往往联系在一起。比如说其中有一条，他说徐志摩这个人“没有点，没有面，没有线”。这样的评价，我个人未必赞同。但没有关系，它至少提示，木心先生对徐志摩是这样的看法，这就够了。他的看法可以引发我们进一步的思考。今天的话题是“木心的困难”，实际上，这不是木心的困难，是我们的困难，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接受木心？

（原载2014年2月广西师大出版社初版《温故·木心逝世两周年纪念专号》）

刘大白的《桃花几瓣》

写下这个题目，并不是要公布一个新发现，好像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代表诗人之一刘大白（1880—1932）生前还出过一本不为人知的诗集《桃花几瓣》。其实，这本薄薄的《桃花几瓣》只不过是刘大白新诗的一个选本，一个普普通通的选本。但是，由于这本诗选是1950年代在台湾出版的，十分难得，私心以为可向现代文学爱好者作些介绍。

《桃花几瓣》为“刘大白诗集之一”，1957年4月台北启明书局初版，小32开竖排本，正文82页，封面系淡红的底色上绽放着几株鲜艳的桃花，环衬则借用闻一多当年为新月书店出版物设计的“月下苦读”图案，简洁大方。全书收《桃花几瓣》《读〈慰安〉》《我悔了》《再造》《梦》《未知的星》《罗曼的我》《月和相思》《花间的露珠之群》《流萤之群》等新诗，共30题49首，大部分是缠绵悱恻的情诗，又《撕碎了〈旧梦〉》文一篇，附录沈玄庐作新诗《慰安》一首。

经核对，所有入选诗作均从刘大白的两部代表诗集《旧梦》（1924年3月商务印书馆初版）和（再造》（1929年9月开明书店初版）中选出，编选者未署名。

值得注意的是，《桃花几瓣》书前有刘大白生前友好蒋梦麟的序和《刘大白先生小传》两文。现代著名教育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是浙江余姚人，刘大白是浙江绍兴人，余姚属绍兴府，两人堪称同乡，关系密切。蒋梦麟这篇序文既情真意挚，又风趣生动，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因此不怕贻献芹之讥，全文迻录如下：

刘大白先生是一位对诗学、文学、佛学、史学、行政、政治都有兴趣的人。这种人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他和我的认识在民国六年，他当时任浙江省议会的秘书，那时的议长是沈安一（字玄庐，别号剑侯）。民国八年，我到北京大学教书去了，后来，他到复旦去教书，但是我回南的时候，总要和他聚会常谈。

民国十七年，我回浙江承乏教育当局，当时我把他从复旦拉了出来，任我的秘书，我对他的请求是很直率的：

大白，有人不敢请教你，有人不配请教你，我也敢，也配，你来不来？

他的答复是一样直率的，只说了一个字：

来！

后来我到教育部承乏部长，稍迟他也被任为次长。在浙在京，他对我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大白先生深于日文，他对于西洋文化的认识是从日文来的，所以他虽不习西洋文，我们两人谈到西洋文化的时候，彼此颇能自由交换意见。

在旧科举时代，他是拔贡，这个功名在当时是颇为士子所欣慕的。在他求学的时期，他的父亲督促甚严。有一日，他愤而自缢，因索断复苏，可知他的国学基础，是从刻苦用功中得来的。

他深于佛学，观察事物，能超脱而不着相。故目光透彻，能见人之所未见。

他患肺病二十余年，到无可救药的时候，他对我说，别人害了肺病早死了，因为他们怕死，他一直不死，因为不怕死。

他和戴季陶先生甚友善，但两人思想与见解常常是相反的。

大白有一首诗，季陶先生常欣赏背诵，这首诗是：云心每妒天无垢，风力常教水不平；寄身是非功罪外，英雄毕竟误苍生。

民国四十六年春蒋梦麟叙于台北

作者未署名的小传也是言简意赅，小传认为刘大白的新诗“由宋、元词曲蜕化而出，别具风格”，认为刘大白“能融旧诗的音节入白话，又能利用旧诗里的情景表现新意”，认为刘大白“不怕冒犯人们底指摘而赤裸裸地写出来的”“白话情诗在中国近世的诗坛上也可说是独树一帜”，都很有见地，至今读来仍具启发性。

小传最后向台湾读者交代了编选《桃花几瓣》的宗旨，那就是“眼前的台湾，刘先生的作品除初中国文教本中有选读外似乎不见流传而近于绝迹了。现在我们把大白先生的诗、诗话等，先行搜选出版，贡献给喜爱文学的读者”。从此书扉页背面的出版预告可以知道，《桃花几瓣》只是启明书局出版的《刘大白文集》的“诗集之一”，还有“诗集之二”《相思子》、“诗集之三”《邮吻》、“诗话一集”《白屋诗话》、“诗话二集”《旧诗新话》和“诗话三集”《白屋说诗》，不知后来都出版了没有。而且从此书封里所刊预告还可知道，启明书局当时还有一个庞大的出版计划，印行一套汇集了“文坛的珍宝 新文艺经典”的“新文艺丛书”，除了《刘大白文集》外，还有《落华生文集》五种、《郁达夫文集》六种、《朱自清文集》十种、《徐志摩文集》十种、《庐隐文集》四种、《谢六逸小品》二种和《王世颖散文》等，颇有声势，也不知后来是否都付实施。

1950年代的台湾，文网森严，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学作品绝大部分是禁区，不能出版，也不能研究，鲁迅、沈从文、钱锺书等人的作品都只能地下偷偷流传。启明书局在可能的条件下公开向台湾读者推介新文学作品，确实难能可贵。而今这个启明书局早已不复存在，但若要研究新文学作品在台湾的传播史，启明书局应有其一席地位，恐怕是无可怀疑的了。

临了，需加说明的是，这本《桃花几瓣》是前年在香港访学时，于中环一家僻静的小旧书店偶然检得，仅港币五元而已，快何如之！

（原载1996年1月上海《书城》第22期）

徐志摩三题

徐悲鸿说徐志摩

昔日读陈从周《〈徐志摩年谱〉谈往》，注意到其中一段话：

（《年谱》）结集时已快面临解放了，朋友劝我不要干这蠢事，请赵景深先生作序，他不肯写，徐悲鸿先生要我搞鲁迅，但都扭转不了我这颗“无缘无故的爱”的心，硬着头皮干下去了。

陈从周“硬着头皮”，于1949年秋自费印行《徐志摩年谱》，为徐志摩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赵景深未写序，只能以他的旧文《志摩师哀辞》“代序”。但徐悲鸿具体如何要求陈从周不搞徐志摩“搞鲁迅”？一直不知其详。直到读了上海图书馆编《中国尺牍文献》（2013年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所收徐悲鸿致陈从周的一通信札，才找到了部分答案：

从周同志：

得书，藉悉一切。敝院中国美术史，现聘清华大学王逊先生讲授，大约是用讲义，俟一查。胡蛮著《中国美术史》有数处须改正（如说王维一段，友人启功便作文与之商讨）。总之，立在历史唯物观点参考可搜材料，便不难讲。来纸摺断，俟便中挥成再寄。志摩年谱鄙意出版后欢迎者恐不甚多，盍用精力从事其他工作乎？我在1939至1940被太戈尔翁聘至圣地尼克坦，知翁对于志摩印象甚好，但他到中国讲学，我尚在欧洲，完全不明白。我与志摩相识在1922德国柏林，过从并不密，我们对于美术看法亦不一致（他主张时髦的形式主义），其人确甚可亲。大千先生至印度，恐系无可如何。我们希望他来北京，与我们同样生活，若照他已往之豪华情况，则不可能矣。如通函，希为致意。此祝

百益

悲鸿顿首

十月廿一日

此函内容丰富，最重要的还是对徐志摩的回忆。信中透露两人1922年在柏林结识，“过从并不密”。其实何止“并不密”，两人1929年还有过一场激烈争论。是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沪举办第一届全国美展，徐志摩担任《美展》三日刊编辑。徐悲鸿致函徐志摩，不但拒绝参展，还对“现代派”绘画大加挞伐，指责马奈“庸”，雷诺阿“俗”，塞尚“浮”，马蒂斯“劣”，而凡·高“彼等之画一小时可作两幅”，他们的画犹如“吗啡海绿茵”。徐志摩将此信以《惑》为题刊于《美展》第5期，同时在第5、6期连载他的回应之文《我也“惑”》，态度鲜明地批评徐悲鸿的主张，赞扬塞尚等均是西方艺术界“殉道的志士”。这就是徐悲鸿信中“我们对于美术看法亦不一致”之由来。“二徐之争”影响深远，时至今日，徐悲鸿的偏执和徐志摩的开放都应已尘埃落定。

但是，徐悲鸿不能不承认徐志摩“确甚可亲”。争论之后，二徐仍有所交往。1930年徐悲鸿还画了一幅猫送给徐志摩重修旧好。这是现存徐悲鸿猫画中最好的一幅，他在画上的题词耐人寻味：

志摩多所恋爱，今乃及猫。鄙人写邻家黑白猫与之，而去其爪，自夸其于友道忠也。

庚午初冬悲鸿

尽管如此，时过境迁，当陈从周1949年10月致函徐悲鸿请教关于《徐志摩年谱》诸事时，徐悲鸿就对其工作表示怀疑和反对：“盍用精力从事其他工作乎？”虽然并未明说，陈从周将之理解成转“搞鲁迅”，也就并不奇怪了。幸好陈从周没有听从徐悲鸿，而是固执己见，坚持印出了《徐志摩年谱》。

（原载2016年1月24日香港《明报·世纪》）

徐志摩纪念馆

2016年8月9日，徐志摩纪念馆在杭州诞生。

徐志摩是中国现代诗人，以他的诗、以他创办的新月社和他主编的《新月》杂志而名扬海内外。奇怪的是，他的故乡浙江海宁、与他关系密切的北京和上海，均无他的纪念馆，反而是他短暂攻读大学的天津立起了他的雕像，他飞机失事的济南设立了他的研究会。而今，他的第一个纪念馆终于在他中学求学地杭州落成。

由企业家罗烈洪先生创立的徐志摩纪念馆陈列徐志摩生平、著作（包括各种早期版本）和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留影，既可供徐志摩爱好者欣赏，更可供徐志摩研究者参考。其中不乏稀见资料。徐志摩发起的国际笔会中国分会，1930年11月16日在上海成立，当年我只在《时事新报》上查到了相关报导，而纪念馆首次公开陈列当时《申报图画周刊》刊登的一幅颇有历史意义的成立会照片，胡适端坐长方桌一头，徐志摩、邵洵美等坐在两侧，弥足珍贵。他们三位都是国际笔会中国分会的发起人。

纪念馆还首次公开陈列徐志摩“飞去”后，社会各界像雪片般发给胡适的电报。陆小曼1930年11月20日下午2时35分的电文为“志摩到否？乞复。曼”。陈小蝶11月20日下午4时30分的电文为“徐志摩无恙否？电示华龙别业陈小蝶”。张歆海11月20日下午6时45分的电文为“北平景山米粮库胡同4号胡适：志摩不在，昨天济南飞机失事，生活中最让人难过的消息，罗莎琳德 歆海”。杨振声11月20日的电文为“得济电称，志摩早八在党家庄□礁身故，请通知其家。声”。邵洵美11月21日中午12时50分的电文为“转胡，志摩，国人悲恸。小曼将来，当共善后。美”。张慰慈等11月22日下午4时10分的电文为“胡适，摩体尚完整，昨晚已殓，今晚九时南里，由安□、从文在此。禹九今晚到。成、慈、若”。当时沈从文、梁思成、张慰慈、张奚若等都赶到济南，满怀悲痛参与徐志摩罹难的善后工作。

徐志摩纪念馆开张之际，徐志摩的老师梁启超书赠他的一幅集宋人词长联和有胡适、杨铨、邓蛰存等多家题跋的陆小曼所绘山水长卷，也正好在浙江省博物馆武林分馆展出。这两件珍贵的字画，陆小曼1965年临终时郑重交付陈从周，陈从周后捐赠给浙江省博物馆，得以躲过十年浩劫而幸存。尤其山水长卷当年徐志摩随身携带上机，因外盒牢固而奇迹般完好无损，正如陈从周晚年所感叹的：“历劫之物，良足念也。”这也是浙江博物馆入藏这两件珍品整整半个世纪后首次公开展出。

梁启超所书长联全文如下：

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环碧。

吴梦窗《高阳台》姜白石《点绛唇》陈西麓《秋霁》

此意平生飞动，海棠影下，吹笛到天明。

辛稼轩《西江月》洪平斋《眼儿媚》陈简斋《临江仙》

集宋词制楹贴，此颇隽逸，写似志摩，想见陪竺震旦泛西湖及法源寺丁香树下一夜也。

甲子七月既望，启超作于北海松馆

甲子当指1924年，那年春泰戈尔首次访华。此联朱丝格北魏体，不仅书写工整，而且上下联每句出处也一一注明，又与徐志摩陪泰戈尔游览西湖和曾在北京法源寺丁香树下吟诗一夜的“今典”相切合，所以梁启超自己颇为看重，他曾表示：“我所集最得意的是赠徐志摩一联”，“此联极能表出志摩的性格，还带着记他的故事”（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附录》）。

徐志摩纪念馆的地址是杭州上塘路97号大院内。

（原载2016年8月14日香港《明报·世纪》）

徐志摩的全集

徐志摩大概是出版全集最多的中国现代作家，全集种数已经超过了鲁迅（至2005年止，《鲁迅全集》才出版了四种）。1969年也即他飞机罹难38年之后，第一种《徐志摩全集》由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共6卷，其好友梁实秋主编，并得到了其前妻张幼仪的支持。

14年之后，新的《徐志摩全集》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印行，共5卷。其实这是最早编竣的《徐志摩全集》，由其夫人陆小曼主其事。遗憾的是，全集清样打出后迟迟未能付梓，后清样和纸型交还陆小曼。陆小曼1965年逝世前托付《徐志摩年谱》编撰者陈从周，陈从周将它们捐赠北京图书馆得以保存，改革开放之后才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印就。1988年起，香港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吴宏聪、胡从经编订的《徐志摩全集》增订版4卷。此版《徐志摩全集》又有内地上海书店引进版。

第三种《徐志摩全集》由赵遐秋、曾庆瑞、潘百生合编，共5卷，1991年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第四种《徐志摩全集》由《徐志摩传》作者韩石山编订，2005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共8卷。

最新一种《徐志摩全集》由长期从事徐志摩作品搜集整理工作的顾永棣编订，2015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共6卷。

每种新出的徐志摩全集均对前编有所增补，韩编和顾编全集是迄今为止搜集最为齐全的《徐志摩全集》。改革开放以来陆续发现的许多徐志摩集外诗文，尤其是历经战火得以奇迹般幸存的徐志摩早期日记《府中日记》《留美日记》，均已编入，从而为更为全面地研究和评价徐志摩，提供了新的可能。

然而，虽然徐志摩只有短短二十余年文字生涯，他的著译却十分丰富。在上述五种《徐志摩全集》相继问世前后，还有不少徐志摩集外诗文尽管已经发现，却由于各种原因，至今未能编入全集。其中，包括原名徐章垿的徐志摩最早以徐志摩笔名在他就读的上海沪江大学校刊《天籁报》发表的文言文《祀孔记盛》《记骆何堃全谊事》等，以及仍用徐章垿本名发表的文言文《渔樵问答》《论臧榖亡羊事》《说发篇一》《贪夫殉财烈士殉名论》等，时在1916年；包括他在《政治学报》第1卷第2期发表的长文《社会主义之沿革及其影响》和书评《乐土康庄》《自由国家之社会》，时在1920年；还包括他致刘海粟、江绍原、丁文江和《致〈罗宾汉〉主撰》等佚简，时在1925—1929年间。我考定的徐志摩1923年5月18日在北京《晨报》第6版发表的欢迎奥地利小提琴家克勒斯勒的《为什么不？》，也未能编入。

按照《鲁迅全集》编辑体例，不仅书信、日记应该编入全集，题词之类也应编入全集。那么，徐志摩的题词也应编入他的全集而未编入。且举一例。徐志摩1925年自费印行他的第一本诗集《志摩的诗》，交中华书局代售。此书线装，以至出版后引起新文学界一场争论，姑且按下不表。有意思的是，此书题词页印有“献给爸爸”四字。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的一册此书题词页反面，又有徐志摩的毛笔题词：

幼仪，这小集，是我这几年飘泊生涯的一帖子果实，怕还没有熟透，小心损齿！

志摩 九月上海

这段题词可题为《题〈志摩的诗〉赠张幼仪》。当时徐志摩与张幼仪早已离异，但这段话何等生动有趣，徐志摩的天真坦率充溢字里行间，全集如不收这样的文字，岂不可惜？由此可见，编纂一部收录更为完备的徐志摩全集仍任重道远。

（原载2016年8月21日香港《明报·世纪》）

孙大雨和泰戈尔

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诗哲”泰戈尔与中国现代著名诗人、新月派祭酒徐志摩的亲密友谊，早已为文学史家所津津乐道，但是，另一位新月派重要诗人孙大雨与泰戈尔的关系却至今不为人知，值得一说。

1924年春夏之交，发生了一件引起中国文学和文化界轰动的大事，那就是泰戈尔应邀访华，这次访问是徐志摩一手促成的，虽然出面邀请的是“讲学社”。而且，不少文学史家认为，1923年由胡适、徐志摩等筹组的“新月社”之所以取名“新月”，也与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有关。应该说明的是，孙大雨当时只是北京清华学校高等科的学生，与“新月社”还没有什么瓜葛，孙大雨加盟新月派，被徐志摩戏称为“大雨元帅”，则是1930年夏留美归国以后的事了。

不过，孙大雨那时已是闻一多、梁实秋、顾毓琇等人创办的清华文学社的成员，他在1922年秋加入清华文学社时，远在美国的闻一多在致梁实秋的信中还特别表示了“无量的欢迎”[12]。更值得注意的是，孙大雨当时已在新诗坛上崭露头角，成为有名的“清华四子”（子沅——朱湘、子离——饶孟侃、子潜——孙大雨和子惠——杨世恩）之一。当时，冰心首创的泰戈尔式的小诗风行一时，孙大雨也在小诗创作上作过有益的尝试。1922年5月《小说月报》第13卷第5号就以较大篇幅发表了孙大雨的一组共50首小诗《滴滴的流泉》[13]，如第45首：

伟大的星河

是微渺的星儿的集汇

所以不深伟的小灵魂

建立了个深伟的世界

又如第53首：

司春的神，燕子，

他细小的脚上，

系着生命的珍珠

再如第60首：

少年人！

只要你小心着意，幸福的芥子

随地都是

还有第84首：

只一枝笛儿，

在月朗风微之夜，

吹到高音欲绝处，

已诉尽了人间的惨淡

这些小诗抒发对自然、人生、青春的思索和感受，均如飞瀑流泉，晶莹可爱，清新可诵。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泰戈尔式的小诗对孙大雨早期诗作的影响。当然，孙大雨后来另辟蹊径，潜心探索“音组”理论和实践，开创了中国现代十四行诗的新天地。

泰戈尔于1924年4月23日自上海抵达北京后，接连参加欢迎会和祝寿会，还作了6次公开演讲，日程紧凑，活动频繁，但孙大雨还是寻机单独拜访了泰戈尔。时隔71个春秋，泰戈尔会见他的具体日期和谈话详情，孙大雨已不复记忆，他只记得当时以一个爱好诗歌的文学青年对“诗哲”仰慕的心情到清华园荷花池畔的泰戈尔下榻处[14]求见泰戈尔，受到了泰戈尔的热情接待。他们用英语交谈，谈到了诗，谈到了如何写诗。这次时间不长的会面留给孙大雨一份极为珍贵的纪念，那就是泰戈尔的一纸亲笔题词，上面用孟加拉文和英文写着同一句话：

Insult not truth when courting man.

Rabindranath Tagore

April 5. 1924

孙大雨将其间译成中文：

当真理降临于人时，荣耀它吧。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一九二四年四月五日

这里有一个疑点需略加考析。题词落款“一九二四年四月五日”，但所有关于泰戈尔访华的报道，都明明白白的记载着泰戈尔是该年4月23日才抵北京的，他不可能“四月五日”在北京会见孙大雨。5月5日倒完全可能，也许是泰戈尔一时笔误？另一种合乎情理的推测就是这张题词泰戈尔早在来华途中就已写好，会面结束时应孙大雨之请才赠送给他。不管怎样，这是泰戈尔与孙大雨，一老一少，一中一外两代诗人友谊的一个生动的见证。我们以前只知道泰戈尔为徐志摩的纪念册题写过活泼有趣的诗和画[15]，而今却是无独有偶，互相辉映了。

泰戈尔书赠孙大雨的题词虽只短短一句话，却是哲理闪烁，意味深长。尽管孙大雨后来远涉重洋去了美国，返回故土后又辗转奔波，经过烽火连天的八年全面抗战和三年内战，1950年代以降更两度身陷囹圄受尽折磨，身外之物几乎荡然无存，这张题词却仍奇迹般地存留下来，实在令人庆幸。不久前，孙大雨静悄悄地度过了他的90岁华诞，这位创作了《诀绝》《回答》《老话》《自己的写照》等名诗的大诗人，翻译了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和屈原《离骚》等名著（孙大雨译《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即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豪华合订本，《屈原诗选英译》也即将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翻译家，他漫长的一生所经历的曲折坎坷，不正是基于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良知，不正是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和荣耀吗？

（原载1995年3月《香港文学》第123期）

注释：

附 记

泰戈尔1924年4月访问北京时下榻清华园何处，90高龄的孙大雨先生已不复记忆。笔者最近查到1930年代知名作家、翻译家毕树棠的一篇回忆录《工字厅——忆旧游之一》（载1957年5月8日《文汇报》副刊），文中回忆清华园工字厅当年系人文荟萃之地时，特别提到了泰戈尔：“你也许记得，这西客厅是五间，西头连着一间耳房；前后走廊。后廊门经年不开，前厅往东经过秋叶扇面式的灯窝短墙，直通后工字厅的西角门，出去就是荷花池，这个角门现在不开了。印度诗人泰戈尔在这后厅上住过一个星期，‘水木清华’额下，白石栏干台上，举行过诗酒晚会；当时朱颜皓发，钗声鬓影，如辜鸿铭、张歆海、王文显、徐志摩、林徽因，一代诗哲才媛，转眼风流云散，大半已为异物，为人间所遗忘。”这个问题终于有了圆满的答案。

1996年3月15日

刘荣恩：迷恋古典音乐的新诗人

刘荣恩这个名字，不要说一般读者感到十分陌生，就是海内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专家学者，恐怕大多数也不甚了然。他是新诗人、书评家、翻译家，又擅绘画，更是西洋古典音乐爱好者，却长期以来很少被人提及。

不过，这也是事出有因。刘荣恩无论写诗还是写书评，都特立独行，与众不同。他生于杭州一个基督教家庭，自小随父母移居上海。1930年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英文学系，即执教于天津南开大学。沦陷时期执教于天津工商学院，抗战胜利后又执教于南开大学西洋文学系。1948年赴英国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访学，后定居英国，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出版过《六出元杂剧》等书，更对水彩画创作入迷。关于他和他的家人在英国的生活，友人陈晓维在《好书之徒·刘荣恩诗集》中已介绍颇详。

刘荣恩最初受到新文坛关注是由于他的书评。萧乾1935年7月进入大公报社主编《大公报·小公园》，同年9月接替沈从文主编《文艺副刊》与《小公园》合并的《大公报·文艺》，大力提倡书评。从1936年2月至次年6月，刘荣恩撰写的书评频频出现于《大公报·文艺》，总共有七篇之多，清一色评论英文文学作品和译文集，包括“吉卜龄的《金姆》和《吉卜龄自传》、勃克夫人（即赛珍珠）的《流犯》、爱克登和陈世骧合译的《现代中国诗选》、日本小钿重良英译《李白诗集》、T.S.爱略脱的《礼拜寺中的谋杀》和《赫斯曼诗拾遗》”等书，俨然成为《大公报·文艺》书评的主要作者之一。难怪萧乾后来回忆说，他编《大公报·文艺》，“组织起一支书评队伍：杨刚、宗珏、常风、李影心、刘荣恩等”。[16]

诚然，刘荣恩的文学成就主要还是在新诗创作上。他曾在沦陷时期的天津组织新诗社，创办并主编《现代诗》季刊。从1938年到1945年，他先后印过6本新诗集，即《刘荣恩诗集》（1938）、《十四行诗八十首》（1939）、《五十五首诗》（1940）、《诗》（1944）、《诗二集》（1945）和《诗三集》（1945），一律“私人藏版限定版”，每种印数仅百册，非卖品。换言之，这些诗集都是自费少量印刷，秘而不示众人，赠送同好以博一粲而已。而且，这些诗集的书名与大多数新诗集不同，朴实无华，好几种只标明这是诗集、集中收录了多少首诗而已，这在众星灿烂的中国新诗人中也绝对是个异数。

尽管如此低调，不求张扬，只对自己和友人“说着古老的故事”，但刘荣恩的诗还是获得了文坛的关注和好评。其同事、小说家毕基初就曾在1944年8月《中国文学》第1卷第8期发表书评《五十五首诗》热情推介。1990年代《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问世，刘荣恩有《十四行》《江雨中》《长安夜》等五首新诗入选，编者认为刘荣恩的诗“讲求新鲜的意象、独特的色彩、深沉的哲理，力图探索使新诗摆脱对音乐、图画等艺术的依附而表现诗独立的艺术价值，用现代人的观点重新审视诗的内容与形式，受废名诗歌观点的影响较大。其诗作在当时华北沦陷区诗坛上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17]

然而，笔者对刘荣恩最感兴趣的是他咏赞西洋古典音乐的那些诗作。不久前，笔者有幸购得他的《诗二集》，版权页作“《诗二集》私人藏版 限定版壹佰本 此本为第陆拾柒本”。“陆拾柒”为小楷毛笔书写，题词页印有“给荫”两字，即题献给夫人程荫。在书的前环衬有原收藏者的铅笔题词：

抗战期间于天津工商附中听过刘荣恩先生的英语课（刘先生还举行过个人画展）赵令谦1961.1.25西单

在《诗二集》卷三和卷四中，我欣喜地发现了刘荣恩咏赞肖邦、德尔德拉以及《马赛曲》的三首小诗。第一首题作Nocturne in E minor（Chopin，op.72），全诗如下：

那夜，肖邦，

你想的是什么？

无穷的温柔，忧郁，

无穷尽流浪的黄昏凄凉。

轻轻微微，

偷偷摸摸的

藏在Nocturne里。

今黄昏

伴着流浪人的黄昏凄凉，

我难受极了

想找一个人说说。

“钢琴诗人”肖邦（1810—1849）的《夜曲》系列是其迷人的钢琴世界中的精华，是“浪漫派一代人的梦幻和叹息”[18]，充满优雅的感伤，晶莹剔透。这首肖邦身后才出版的被列为“op.72 No.1（遗作）”的E小调《夜曲》是肖邦的早期作品，在《夜曲》系列中“并不出色”，虽然也自有其特点。刘荣恩为这首相对较少受人注意的肖邦《夜曲》写下这首诗，触景生情，赞叹肖邦把“无穷的温柔，忧郁”“轻轻微微，偷偷摸摸的藏在Nocturne里”，说明他是懂得肖邦的。

第二首题作Franz Drdla：Souvenir，全诗如下：

回忆像

鱼在音乐底湖面上

蹦着。

像用刀

把鱼鳞

倒片下来。

今夜听

Souvenir

铁针在脸上写。

弗朗兹·德尔德拉（1868—1944）是捷克作曲家、小提琴家，在19世纪后期的西方音乐家中算是高寿了。他虽不是大家、名家，但也写过轻歌剧、钢琴曲和艺术歌曲，也有一些作品传世，最有名的就是《小夜曲》和这首《纪念曲》。刘荣恩为这样一位较为冷僻的作曲家写诗，抒发夜深人静之时聆听《纪念曲》的感受，全诗九行才三十多个字，用字极为简练，意象更是奇特，令人过目难忘。此诗既可见刘荣恩对古典音乐的入迷，也可见他诗艺的别具一格。

第三首题作《星星》，全诗如下：

天津乙酉年冬钢琴独奏会终

法兰西老音乐家弹法国国歌

在北国听见异国人弹她

故国的情调——

只有一股气

来塞住嗓子口，

泪包着眼的

负着冬天的

星星

回来；

路上散着

星底希望

同一天的星星

照着两地的

情调。

何苦

在北国替

异国人

忍着泪回家。

这首《星星》在三首诗中最长，刘荣恩在诗前有段文字说明，清楚地交代了写作此诗的缘由。“乙酉年冬”当为1945年冬，在天津的一场钢琴独奏会上，来自法国的女钢琴家（诗中写的是“她”）弹奏了足以代表其“故国的情调”的法国国歌，即著名的《马赛曲》。《马赛曲》出自法国诗人、作曲家鲁日·德科尔（1760—1836）之手，作词谱曲都是他。此曲音调铿锵有力，洋溢着争取民主自由的热情，两度被定为且至今仍为法国国歌，绝非偶然。即便德科尔没有写过其他音乐作品，单凭这曲《马赛曲》就令他在西方音乐史上永垂不朽。刘荣恩显然被钢琴弹奏的《马赛曲》深深感动了，以至演奏会散后“泪包着眼的/负着冬天的/星星/回来”，因为他与异国的演奏家心有灵犀，“同一天的星星/照着两地的/情调”。

这三首小诗只是刘荣恩咏赞古典音乐新诗的一小部分。据笔者所知，他还写过许多，单是已经收集的就有《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维也纳森林故事”》《圆舞曲》《Tchaikovsky：Symphony No.4、Sonata in F Minor（“Appas-sionata”）、《莫扎特某交响乐》等多首，涉及莫扎特、贝多芬、柴可夫斯基、施特劳斯等古典音乐大师。因此，若说刘荣恩是中国现代诗人中写诗咏赞西洋古典音乐成果最多的一位，大概是没有问题的。

刘荣恩当年在国内聆赏西洋古典音乐，大概主要只能借助于老式的慢转唱片，而仍能独有会心，化作精美的诗句，殊为难得。他晚年定居英伦，欣赏古典音乐的条件已今非昔比。但据说中文“诗歌创作，是基本上停止了……有兴致的时候也零零星星写过几首英文诗”[19]。那么，其中有没有咏赞古典音乐的乐章？笔者好奇，也有所期待。

（原载2013年7月21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收入本书时有增补）

注释：

自由，爱情：殷夫译裴多菲诗杂谈

这几天同济大学正在隆重纪念建校一百周年，缅怀同济历史上卓有成就的教授和学生，我不禁想起了殷夫。同济校史是应该而且必须镌刻这位左翼青年诗人的大名的。

鲁迅有两篇怀人名作给我印象最深，百读不厌，一篇是前期的《纪念刘和珍君》，另一篇是后期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在后一篇感人至深的纪念文中，鲁迅着墨最多的两位左联青年作家，一位是写了《为奴隶的母亲》《二月》（改编成电影时名《早春二月》）等名作的柔石，另一位就是殷夫。

殷夫的文学成就，有被鲁迅誉为“东方的微光，林中的响箭”，“有别一种意义在”的新诗集《孩儿塔》名垂左翼文学史，《血字》《别了，哥哥》等诗更是真正的“红色经典”。但我在这里要说的是他的译诗《自由，爱情》。

这首诗原作者是匈牙利伟大诗人裴多菲。诗作于1847年元旦，是裴多菲婚后所作的大量爱情诗中最富于革命激情最著名的一首。殷夫的译文用钢笔写在1897年维也纳出版的德译《裴多菲诗集》中《格言》（德译本所改诗题）一诗旁边，以浅显的文言出之，仅五言四句：

生命诚宝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

译诗无题目、标点和落款，标点是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首次公布这首译诗时参照德译本添加的。从此殷夫这首五言格律译诗不胫而走，脍炙人口，读者过目即能背诵，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名诗名译。

应该补充的是，在这首五言格律译诗之前，殷夫以白莽笔名翻译的《彼得斐·山陀尔行状》（奥地利Alfred Tenies作，载1929年12月20日《奔流》第2卷第5期）中，首次以七言试译裴多菲这首名诗：

爱比生命更可贵，

但为自由尽该抛！

短短两句，虽然也已达意，却不如五言格律传神，以致现在已很少有人知道殷夫这个试译了。大概殷夫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后来改用五言重译，果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有趣的是，裴多菲这首诗远不止一人翻译过。最早翻译裴多菲这首名诗的不是别人，正是鲁迅之弟周作人。周作人1907年10月在《天义报》第10期以“独应”笔名发表《裴彖飞》一文，文中说：

裴彖飞为诗，其大本有二。尝自题诗集，今述其意曰：

欢爱自由，为百物先。

吾以爱故，不惜舍生。

并乐蠲爱，为自由也。

读此可见其人。

周作人用四言古诗形式首先译述这首诗，应该是从英文转译的，当然功不可没。到了1922年10月，新文学的另一位倡导者茅盾在《欧战给与匈牙利文学的影响》（Bela Zolnai作，署元枚译，载同年11月《小说月报》第13卷第11号）“译者附注”中也意译了这首诗：

他（指裴多菲——笔者注）的话只说两个字，一是恋爱，一是自由，但为了自由的缘故，恋爱也当退一步。

两个月后，茅盾又撰写了长文《匈牙利爱国诗人裴都菲百年纪念》（署名沈雁冰，载1923年1月《小说月报》第14卷第1号），文中再次翻译了这首诗：

我一生最宝贵：恋爱与自由，

为了恋爱的缘故，生命可以舍去。

但为了自由的缘故，

我将欢欢喜喜的把恋爱舍去。

与殷夫不同的是，茅盾的译诗虽同为四行，却是以白话出之。殷夫的译诗是从德文转译的，茅盾则与周作人一样，是从英文转译的。

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秦邦宪（博古）在1925年8月25日《无锡新闻》以则民笔名发表的《革命与恋爱》中也译有裴多菲这首诗：

匈牙利激情诗人Ahia曾说：

我生最宝贵：恋爱与自由。

为了恋爱故，生命可舍去。

为了自由故，恋爱可舍去。

这诗我每次环回讽诵，爱不能释。我完全同意于他，为了恋爱，我们不妨舍去生命；可是为了自由，却不容不舍去恋爱。

这段话显然存在疑点。首先，裴多菲全名裴多菲·山陀尔（Petofi Sandor），何来Ahia之名？但既为“匈牙利激情诗人”，又写下了这首“我生最宝贵……”，作者非裴多菲莫属也。也许这是秦邦宪的误记。其次，译诗内容与茅盾所译何其相似乃尔，只是在形式上改为整齐的五言六句。是秦邦宪的译诗与茅盾的不谋而合，还是他在茅盾译诗基础上改写（从发表时间推算，完全可能），已不可考。不管怎样，这是裴多菲这首名诗的又一个译本。

后来，以翻译裴多菲享誉文坛的孙用直接从匈牙利文翻译了《自由，爱情》（收入1954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裴多菲诗选》），也是白话出之：

自由，爱情！

我要的就是这两样。

为了爱情，

我牺牲我的生命；

为了自由，

我又将爱情牺牲。

我终于知道裴多菲这首名诗原作有六行，殷夫和茅盾转译时都改成四行了。尽管如此，把殷夫和周作人、茅盾、秦邦宪以及孙用所译加以比较，我仍认为殷夫译得最好！虽然周作人和茅盾都是新文坛大家。周作人所译太古奥，茅盾、孙用和秦邦宪所译，无论琅琅上口还是富于韵味，也都明显不如殷夫。殷夫的五言格律译诗凝炼隽永，意味深长，又晓畅易懂。如何对待生命，如何对待爱情，如何对待自由，殷夫的翻译，更重要的是他体现了译诗精神的短暂的人生历程，给出了最好的答案，至今仍掷地作金石声。

殷夫1927年秋入同济大学预科德文补习乙组求学，翻译《自由，爱情》约在三年以后，1931年春殉难时年仅22岁！

2007年5月

艾青的《土地集》

2013年7月7日，艾青研究会与安徽师大举办“艾青与世界”学术研讨会，因事不能到会，却想起了艾青鲜为人知的诗文合集《土地集》。

三十年前，香港新文学藏书家陈无言先生寄我一册《土地集》影印本，告诉我此书未见艾青著译书目，嘱我设法请艾青本人辨认。于是我冒昧致信艾青，没想到他很快回了信。原来他一直以为此书未能出版，现在像找回了失散多年的亲生子女，感到莫大的高兴。他还寄赠我俩刚问世的《域外集》以示感谢。

《土地集》连作者本人也在很长时间里不知道，奇怪。此书小32开本，仅68页，列为“黎明丛书·甲辑之一”，扉页署“微光出版社出版 桂林挂号邮箱一六八号 香港大道中洛兴行二楼”，版权页则署“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初版1—2000”。印数二千不能算少，但而今国家、上海、重庆三大图书馆均未藏，新文学藏书大家唐弢也未藏，可见陈无言藏本虽还不能断定系海内孤本，颇为稀见是无可怀疑的了。之所以如此难得，推测其原因恐在于《土地集》是在香港出版的。所谓“桂林挂号邮箱一六八号”很可能只是虚设，“香港大道中洛兴行二楼”才是真正的出版地，以至出版后因漫天战火而未能进入内地流通。

当时艾青在重庆，《土地集》应该是他编就寄往香港的。书共三辑，第一辑“迎”和第二辑“哀巴黎”是诗，作于1940年；第三辑“忆杭州”是散文和散文诗，作于1937—1940年。赞美大好河山，讴歌抗日救国，是这部诗文集的基调。且录《低洼地》的最后一节：

马在嘶鸣着人在劳动着铁与木的声音在响着

稀少的行人在石板铺的路上走着又走着

阳光在照着雾在蒸化着香气在喷发着

我在沉思着感激着终于从爱情唱出了土地之歌……

最短的《无题》只有四句，却也是情深意长：

有时我也挑灯独坐

爱和夜守住沉默

听风声狂啸于屋外

怀想一些远行人

艾青1949年以前出版的作品集中，《土地集》是唯一的诗文合集，也是唯一在香港出版的集子。我1990年代访港，曾在无言先生寓所翻阅过《土地集》。无言先生作古后，他的藏书散出，珍贵的《土地集》不知落入谁人之手，但愿仍安然存在于天地间。

（原载2013年7月14日上海《文汇报·笔会》）

陈梦家的《梦家诗集》

《梦家诗集》是诗人陈梦家的首部个人新诗集，1931年1月上海新月书店初版。此书是毛边本，版式装帧也朴实大方，封面毛笔题签“梦家诗集 志摩署”，扉页毛笔题签“梦家诗集”四字无落款，不知出自何人手笔，也许是作者自署？而前后环衬的绿色装饰画则出自闻一多之手，闻一多自己诗集《死水》环衬也使用了这幅千军万马弓箭鏖战的装饰画。

新月派两员主将徐志摩和闻一多，一为《梦家诗集》题签，一为《梦家诗集》作环衬，由此应可窥见他俩对陈梦家的器重。闻一多曾称“梦家是我的发现”，陈梦家的近作使他“欣欢鼓舞”，足使他“自豪”（1930年12月10日致朱湘、饶孟侃信）。徐志摩也认为《梦家诗集》所收的《悔与回》诗是“难能的一时的热情的奔放”（1931年1月《诗刊》创刊号《序语》）。而且，徐志摩去世太早，为他人题写书名甚少，这个“梦家诗集”题签是十分难得的。

也因此，新月书店对推出《梦家诗集》十分重视。1930年12月《新月》第3卷第3期刊出《〈梦家诗集〉出版》广告，对这部新诗集评价颇高：

新诗是在沉默期中，这里有一点火星告诉我们寂寞里的光明。形式与内容表现作者在此时代里一个转变的方向，那种谐和迥异于一般死的技巧及无规律的杂乱，看出新诗渐渐巩固在基础上。陈梦家的诗，是以认真态度写的，有着纯粹的好处。作者最近选出四十一首诗，由新月书店发行，将或有所影响于诗的新风格。全集共分四卷，大部分是抒情诗，末了有几首值得注意用另一方法写的长诗，均系作者最近的创作，未曾发表过的。

有趣的是，1931年2月《新月》第3卷第4期再次刊登新的《梦家诗集》出版广告，用更热情洋溢的语言推荐此书：

这是一册最完美的诗。其影响一方在确定新诗的生命，更启示了新诗转变的方向，树立诗的新风格。这集诗的特长，在形式与内容的谐和，是正如德国哲人斯勃朗格尔所说：最高的形式即是最圆满的表现。这诗集将是最近沉默期中的一道异彩，是一册不可忽略的新书。

《梦家诗集》问世后，胡适也于1931年2月9日致函陈梦家大表赞赏，肯定集中的《自己的歌》《迟疑》《你尽管》《雁子》

等短诗“都是很可爱的诗”，而“最喜欢《一朵野花》的第二节，一多也极爱这四行。这四行诗的意境和作风都是第一流的”。胡适又对集中几首诗的具体字句提出批评，尤其认为《序诗》“意义不很明白”，“我细看了，不懂得此诗何以是序诗”（《评〈梦家诗集〉》，1931年4月《新月》第3卷第5、6期合刊）。以至《梦家诗集》同年7月再版时，不仅校正了不少错字，抽换上《给薇》等三首诗，增补进第五卷“留给文黛”《白马湖》《潘彼得的梦》等十二首诗，还删去了这首初版本的《序诗》。初版本《序诗》就此成了陈梦家诗作的游子，八十多年来一直在集外游荡，连吾友蓝棣之兄编的搜集较为齐全的《梦家诗集》（2006年7月中华书局版）仍然遗漏，现在应该让其重见天日了：

我走遍栖霞

只看见一片枫叶；

从青天摘下

一条世界的定律。

尽管有我们

自己梦想的世界；

但总要安分，

“自然”是真的主宰。

人生是条路，

没有例外，没有变——

无穷的长途

总有完了的一天。

十九年十一月南京小营三〇四

笔者所藏的这册《梦家诗集》初版毛边本，可谓流传有绪。该书扉页右下角有钢笔“展谟 1931.3.17 南京书店”等字样，左上角钤阳文“李育中”印并钢笔签名“韦陀”。由此可知《梦家诗集》出版二个月后，一个名“展谟”的人成了此书的第一位读者。后来此书又归李育中所有。李育中（1911—2013）并非无名之辈，他是广东新会人，笔名韦陀、李航等，为现代诗人、翻译家和文学评论家。他年轻时在香港走上新文学之路，曾先后主编《诗页》《南风》《中国诗坛》《文艺新地》等文学杂志，著有诗集《凯旋的拱门》。所以，他购读《梦家诗集》就并不奇怪了，完全是情理中事。值得注意的是，此书书末空白页上有一段钢笔题词，落款时间“55”，当为李育中1955年得到这册《梦家诗集》毛边本后所写，照录如下：

梦家的诗，在二十多年前，是看过了的，那时颇有印象，所谓新月的押轴诗人，洵不为过。可是梦家早已放下诗笔而改行了，搞的却是一点也没有诗意的文字学，似殊出他人意外，然而安知不是一条更妥当的路哩？解放后再来翻一翻它，许有隔世之感吧。读者已如是，何况乎作者？梦家还有《歌中之歌》译诗，和小册散文，都已没有重逢的机会了。

这段题词写于1950年代，从读者接受的角度考察，颇有意思。其中所透露的作者当时的复杂心境耐人寻味，也表明作者知晓陈梦家从文学走向学术的人生追求，由此应可进一步证实作者就是李育中。《歌中之歌》是陈梦家所译《圣经·雅歌》小册的书名（1932年11月良友图书公司版），“小册散文”则指《不开花的春天》（1931年9月良友图书公司版），前者的译序和后者全书半个世纪后均已收入拙编《梦甲室存文》（2006年7月中华书局版），其时李育中尚健在，已是耄耋老人，虽还有机会，恐仍未与陈梦家这两种早期小书“重逢”，令人遗憾之至。

1930年代初正是毛边本大行其道之时，新月书店也不甘落后。笔者藏有新月书店版毛边本数种，这册《梦家诗集》初版毛边本，除了作者，竟不同程度与那么多现代作家关联，堪称其中最为别致的一种。

（原载2016年11月14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书人茶话》）

《吴兴华全集》出版引起的思考

吴兴华文学身份多种多样，说他是诗人、评论家、翻译家、学者、英美文学教育家，等等，都对，都不错。若从中国现代文学史角度考察，他是有自己鲜明风格的新诗人，才最为重要。但他又是写了许多新诗却在生前没有出过一本新诗集的诗人，这在现代文学史上颇为少见。对与吴兴华一起在1940年代诗坛崛起的穆旦，他在1947年12月26日给宋淇的信中就明确表示：穆旦“从许多角度看起来，可以说是最有希望的新诗人”，生前毕竟已出过《探险队》《穆旦诗集》《旗》三本新诗集，而吴兴华却一本也没有。1949年以后的三十多年时间，这位新诗人几乎被遗忘了。只在1957年昙花一现，在《人民文学》8月号上发表了《咏古事二首》。时光流转，一直要到消失37年之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2期推出“吴兴华专辑”，他的名字和诗作才开始进入中国新诗研究者的视野。这种情形与张爱玲重新“出土”，庶几类似。1988年12月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吴奔星先生主编的《中国新诗大辞典》，吴兴华以一首《西迦》入选。1998年12月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钱理群先生主编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诗歌卷》，吴兴华入选18题20首之多，成为入选作品最多的沦陷区新诗人，可见研究者已越来越重视吴兴华。2005年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推出了《吴兴华诗文集》（以下简称《诗文集》），分诗卷和文卷两册。这是第一部吴兴华文学创作、评论和译文集，虽然缺漏在所难免。

之所以简要回顾1949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吴兴华的出版和接受史，无非是要说明对吴兴华这位杰出的诗人，出版他的全集是完全必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年伊始，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五卷本的《吴兴华全集》（以下简称《全集》）是一件值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和广大文学爱好者欢迎的大事，是建立吴兴华研究文献保障体系的极为重要的一环。从篇幅而言，《全集》诗集共收164题，两百多首新诗，而《诗文集》仅收63题，八九十首诗；《全集》文集收其对中外文学的评论和散文共25篇，而《诗文集》仅收16篇。特别是文集还收录新找到的吴兴华的大学毕业论文《现代西方批评方法在中国诗学研究中的运用》，十分难得。《全集》新增单独的译文集，译作莎翁的《亨利四世》又单列一卷，这样，译文部分在《全集》中占了五分之二的比例，由此也进一步凸显了翻译在吴兴华文字生涯中所占的重要位置。两相比较，显而易见，《全集》展现了一个更丰富更完整的吴兴华，为研究吴兴华打开了一个更大更深广的文本空间。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全集》“首次公开吴兴华写给挚友宋淇的书信六十余封”，这是吴兴华研究的一个重大发现。犹记张爱玲《小团圆》出版前后，我数次拜访香港宋以朗兄，翻阅过他出示的吴兴华致宋淇的这批手札和吴兴华诗稿，还有傅雷和钱锺书致宋淇的大批信札。而今吴兴华致宋淇的信札终于整理问世，实在令人高兴。“全集”是一个作家毕生文字成果的总汇，所谓“全”就是“完全”“全部”“完整”之意。现代文学研究界目前的基本共识是，“全集”不仅应该收入作家已经公开发表的各类作品、作家留下的创作手稿，还应收入研究作家生平和创作无可替代的他的书信和日记，哪怕由于这样那样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复杂原因，一时不能全部收入至少也应收入部分，否则称之为“全集”难免引起质疑。证之以鲁迅、巴金等的全集，莫不如此，最近出版的《冯雪峰全集》甚至把他各个历史时期所写的交待和“揭发”材料都收入了。这才是真正的尊重作者，尊重历史。因此《全集》把吴兴华致宋淇的信札完整收入，单列一卷，使“全集”名副其实了。

这批自1940年7月18日起，至1952年7月19日戛然中断的信札，时间跨度长达12年，我们虽然不能确定一封不缺，但吴兴华致宋淇信札的绝大部分，应该都在了。这批信札之所以吸引人，不仅在于吴兴华视宋淇为挚友、畏友，推心置腹，无话不谈，更重要的是几乎每一通都是论学书简。吴兴华在信中向宋淇畅谈读诗写诗心得，交流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名著的看法，……因为是私人通信，没有顾虑，所以他在信中不断臧否当代作家和诗人，赞弹分明。他毫不留情地批评许多新文学家，虽然他自己也一直写新诗。他1942年6月29日信中明确表示：“现代这些文学史家真使人哭笑不得，连李健吾也在内，读过一点外国东西，便趾高气扬。事实上他们学问更比起古人最浅陋寡闻的也不过是太仓一粟。怎能对他人妄加讥评？人家一句话有多少书作后盾，他们的话后面就有一本胡适，与他的‘白话全好派’。”同年11月23日信中又提醒对方：“我劝你不要太为一班新文学家所迷，看不起古人。”1943年7月8日信中又对此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想起来也可笑，我们现在不得不pay for the folly of那些‘五四’的博士们，他们胡乱的推翻打碎，结果责任落到我们晚一辈的肩上来再作挽救工作。此外我还有些咏古诗也是纯粹以一种‘就像不知世上有胡适与新文学运动’的态度写的。……我绝没有把那认为现代文学唯一出路的意思，我是想既然新文学想要‘拔戟自成一军’，就得表示出来它也能容纳过去的文学，特别是其中一些不可否认的美——要完全推翻过去，结果不管它的好丑完全置之不顾，这原是很容易的事。新文学现在处处露出完全与过去不发生关系的模样，同时有好些人，bless their hearts，还觉得这是新文学足以自傲的地方。我深信这样下去绝对不行，如今要争执的只是接收融化过去文学的程度问题，这是一条必须采取的路径，我想没有人会否认的。”吴兴华这样一再向“亲爱的朋友”阐述自己的观点，在于他敏锐地看出了当时新文学所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他在新诗创作上所作的从题材到形式都向中国古典文学汲取资源的尝试，又与当时张爱玲在小说创作上的努力异曲同工（有趣的是他1949年10月13日的信确实提到了张爱玲的小说）。吴兴华虽然是自负的，他在信中对李健吾、梁宗岱、冯至、林庚、周煦良等不同程度的批评即是明证，但他对自己的诗作也有深刻的反思，1947年12月26日的信中在上引充分肯定了穆旦之后，又接着说：“他的语言是百分之百的欧化，这点是我在理论上不大赞成的，虽然在实践上我犯的过错有时和他同样严重，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他的诗只能给一般对英国诗熟悉的人看，特别是现代英国诗，特别是牛津派，特别是Arden，这种高等知识分子的诗不知在中国走得通否？”这段结合自己创作中的问题对穆旦早期诗作的批评我认为切中肯綮，颇有分量。

此外，吴兴华这批信中还多次提到了他早年的文坛交游，如1943年12月11日信中提到毕树棠、常风等“念英文的老前辈”称钱锺书为“国宝”，1944年10月13日信中提到与姚克等人在北平相聚，1947年1月23日信中写到他与夏氏兄弟一起游览颐和园等等，都是难得的史料。遗憾的是，《全集》对这批书信的整理还不如人意。1943年12月11日信中的“华树棠”应为毕树棠，1947年10月28日信中的“庞董琴”应为庞薰琹。更不应该的是，编为1943年12月21日的信系年有误。此信开头即云：“悌芬，信及《新语》剪页收到，周煦良先生的介绍言之过重，很叫我惭愧，所选的诗不大惬意，我自觉较好的诗是如《荆璞》《吴起》《贾谊》《岘山》诸篇，及十四行，那些零碎短诗实在当不起承前启后的话。”傅雷、周煦良主编的《新语》半月刊1945年10月5日在上海创刊，吴兴华怎么可能未卜先知，在1943年就与宋淇讨论《新语》发表自己的诗？而1945年12月5日出版的《新语》第5期正是吴兴华诗作专辑，周煦良关于吴兴华诗那篇有名的也即吴兴华在信中认为“言之过重”的《介绍吴兴华的诗》就发表在这一期。合理的推断是，此信写于1945年12月21日，宋淇在《新语》出版后立即把“剪页”寄给吴兴华，才引出了吴兴华这一段议论。

与书信集的个别失误相比，《全集》诗集分量最重，问题也最大。诗集所收两百多首诗，明确注明出处的仅40多题50多首，加上诗末注明写作时间的16题20多首左右，总共约80余首可知发表或写作时间，其余一概欠奉。作为一部作家全集，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甚至令人深感失望的。当然，可以说其余诗作均来自吴兴华家人保存的手稿本和宋淇珍藏的手稿本，但诗集并未作任何明确的交代，唯一的例外是《无题十二首》，注明了“自吴兴华手稿录之”，那么其他许许多多首诗是根据什么“录之”的呢？哪些首是从家人保存的手稿本中录出，哪些首是从宋淇珍藏的手稿本中录出，或者两者互见的，《全集》编者理应作出必要的说明。这个许多诗作不明出处的问题在《诗文集》中已然存在，《全集》更严重更突出了。

从《全集》各集看，似乎是所收诗文按发表或写作时间先后编排，虽然也未明确交代。以此标准查对诗集，仍令人费解。前述吴兴华在1957年8月号《人民文学》发表了《咏古事二首》，诗集在这两首诗之后，竟然还编排了约占总数一半多的诗作，难道这一大批诗作都是吴兴华1957年以后所写？更奇怪的是，紧接着《咏古事二首》就是吴兴华作于1941年的两首Sonnet（这两首Sonnet《全集》只注明“1941年1月”，其实均刊于1941年1月《燕京文学》第1卷第4期），而在《咏古事二首》之前已编排了不少吴兴华1945年发表的诗了。或者编者认为《咏古事二首》也是吴兴华的“少作”，发表于《人民文学》只是旧作重刊？这种可能性并非不存在，但仍无丝毫说明。总之，诗集到底按什么原则编排的？莫明所以，我们不能不得出编辑体例混乱、前后矛盾的结论。

另一个重要问题也不得不提出。《全集》前勒口的“作者简介”中明确告诉我们，吴兴华“笔名梁文星、钦江等”。钦江这个笔名，《全集》文集所收《现在的新诗》文末注明“（原载《燕京文学》，1941年11月，第3卷第2期，署名‘钦江’）”，已得到落实。那么，笔名梁文星在哪些诗文发表时使用过呢？《全集》又一概欠奉。这又是一个重大疏漏。众所周知，“梁文星”是吴兴华的被笔名。1952年之后，吴兴华与宋淇联系被迫中断。宋淇后来选出吴兴华先前寄给他的一些诗文以梁文星的笔名交香港《人人文学》、台北《文学杂志》等刊发表，所以港台文学界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只知梁文星不知吴兴华。不妨仅以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第1卷刊登的吴兴华作品一览表为例略加说明：

岘山（诗） 梁文星 1956年9月1卷1期

黎尔克诗三首 邝文德译 1956年11月1卷2期

谈黎尔克的诗 邝文德 1956年11月1卷3期

有赠二首（诗）梁文星 1956年11月1卷3期

现在的新诗 梁文星 1956年12月1卷4期

黎尔克诗二首 邝文德译 1956年12月1卷4期

给伊娃（诗） 梁文星 1957年2月1卷6期

《文学杂志》第1卷共6期，只有第5期无吴兴华作品，有时一期竟连发二篇，可见他是该刊十分看重的作者，虽然他至死不知。而且，发表时的笔名除了梁文星，还有邝文德，这也是不大为人所知的。以梁文星笔名在港台发表的众多吴兴华诗文，虽然有的是重刊（如刊于《文学杂志》的《现在的新诗》《给伊娃》等已在内地发表过），但对研究吴兴华作品的海外传播史和接受史不可或缺。可惜《全集》对上述七篇著译，只有《岘山》一诗注明出处，其余仍一概欠奉。《岘山》虽然注明了出处，却又不注明至关重要的署名梁文星。

1944年12月，北平中德学会发行了吴兴华编译的《黎尔克诗选》，列为“中德学会对照丛刊第三种”。我认为，这是吴兴华前期翻译的代表作，《诗文集》未能收入是件憾事。这次《全集》收入了，无疑是个亮点。正好，手头有这本小册子，稍加对照，不禁大吃一惊，《全集》译文集所收竟然是删节本，删去了单行本的“目录”及《回忆》《预感》《歌者在一个王室后裔的孩子面前歌唱》《乞丐的歌》《橄榄园》《天鹅》六首诗，以及全书的《附注》。吴兴华墓木早拱，难道删去这六首译诗是他自己生前所为？但谢蔚英先生在代序《忆兴华》中早说过“他留存的诗稿大都丢失，只有在‘文革’后经吴晓铃先生交代我从戴望舒遗物中清理出来的两本”。退一万步讲，即便是吴兴华生前删定，译文集理应作出必要的说明，但译文集毫无片言只字解释，还说是“全面收录吴氏经典译作”。《黎尔克诗选》是一个整体，这六首译诗不管译得怎样，不能随便删除的，“目录”和《附注》也是应该保留的，“全集”应该“全”。《黎尔克诗选》正文前又有吴兴华的《译者弁言》，被移到了文集里，“身首异处”，而《亨利四世》的译序和正文却放在一起，体例上又自相矛盾。

还需要补充的是，全集不全几乎是所有现代作家全集的宿命，吴兴华《全集》焉能例外？《全集》问世不到一个月，就有论者发掘出吴兴华1935年4月15日在北平《世界日报·学文周刊》发表的诗作《露》，其时作者年仅14岁，这就把吴兴华发表新诗的时间又提前了一年。但早已编入《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诗歌卷》的原刊《燕园集》（1940年5月北平燕京大学燕园集出版委员会出版）的《群狼》《在黄昏里》《“而从高处落下的水——”》三首和刊于1941年1月《燕京文学》第1卷第4期的Sonnet一首以及《燕园集》所收入的《沉默》《无耶的歌》二首均失收，却是不应有的疏漏。

总之，《吴兴华全集》的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20年前，我访学东瀛，一位学者对我国刚出版的某位颇具代表性的现代诗人的全集提出批评，他认为收入这部全集的绝大部分作品没有出处，无法提供学术研究之用。因此，对《吴兴华全集》指出上述不足，并非吹毛求疵。现代作家全集的编订是一项复杂而又细致的学术研究工作，涉及手稿、版本、校勘、目录、笔名等众多文献学领域，应该与古典作家全集的编订一样，建立必要而又完备的学术规范。《鲁迅全集》的编订，《废名集》的编订，以及其他不少较为成功的现代作家全集的编订，都已证明了这一点。《吴兴华全集》的种种美中不足，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现代文学研究界应该重视这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原载2017年2月24日上海《文汇报·文汇学人》）

宋春舫的《从莎士比亚说到梅兰芳》

1918年10月《新青年》第5卷第4号发表了署名宋春舫的《近世名戏百种目》，这是宋春舫的名字首次出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刊物上。该期《新青年》是“戏剧改良专号”，还发表了胡适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傅斯年的《戏剧改良各面观》等。在此前后，又有胡适、罗家伦译《娜拉》，陶履恭（陶孟和）译《国民公敌》和胡适作《终身大事》等在《新青年》揭载，这就把“戏剧”也纳入了“文学革命”或“文学改良”的轨道，与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领域的提倡白话批判文言同步了。在此背景下，宋春舫此文的出现非同一般，这不仅是一份较早较为完备的西洋近世名剧目录，也似乎预示着未来中国话剧运动的兴起必将借鉴西洋戏剧，透露了宋春舫与现代戏剧的密切关系和多重身份，他是独特的西洋戏剧收藏家、研究家、翻译家，以及话剧作家。

宋春舫（1892—1938）是浙江吴兴人，国学大师王国维表弟，后来王氏后人印行《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宋春舫即为作序者。宋春舫家学渊源，13岁即在清末最后一次科考中考取秀才，后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于旧学新学都有所涉猎。接着远赴瑞士日内瓦大学攻读政治经济，掌握了法、德、英、意、西班牙和拉丁文等多种语言。在巴黎游学期间，宋春舫迷恋上了戏剧和文学，终生不渝。

回国以后，宋春舫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等校执教，讲授戏剧和比较文学。在此期间有三件事不能不记。一是他先后出版了法文版的《海外劫灰记》和《现代中国文学》等，后者是已知的第一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法文著作。二是1920年英国作家毛姆访问中国，在北京与宋春舫见面，探讨中西戏剧之异同，后来毛姆在游记《中国屏风》[20]中专门写了《戏剧学者》这一章，生动地记述了他与宋春舫这场有趣的谈话。三是他1932年在青岛建造了藏书楼“褐木庐”。他二十余年苦心搜集的西洋戏剧书刊，“图府之秘籍，私家之珍本”，均“聚书其中”，奠定了他国际著名戏剧藏书家的地位。后来梁实秋在《雅舍小品三集·书房》中特别写到“褐木庐”，称“我看见过的考究的书房当推宋春舫先生的‘褐木庐’为第一”。[21]

1932年10月，宋春舫入上海银行，主编《海光月刊》，在其上连载欧洲游记，后结集为《蒙德卡罗》出版。他又经常为林语堂创办的《人间世》《宇宙风》等杂志撰稿，还出版了翻译和创作小说集《一个喷嚏》。

当然，宋春舫最大的功绩是在戏剧研究、翻译和创作方面。他生前出版了《宋春舫论剧》（共三集，第三集书名《凯撒大帝登台》）和翻译剧本《青春不再》（意大利贾默西屋等著）。他是研究现代戏剧的先行者，对西洋戏剧的评论和推介不遗余力，而且几乎是全方位、不断跟踪的，表现派、未来派、象征派戏剧和小剧场运动等，大概都是他第一个介绍到中国来，直至逝世还留下了《研究戏曲最低限度的英文目录》《光与舞台》等遗稿。戏剧史家赵景深后来有如下的回忆：

宋春舫先生是戏剧（尤其是话剧）的先知先觉或老前辈。我最早读的戏剧理论书就是《宋春舫论剧》第一集，这是民国十二年出版的，离现在已经将近二十年了。因了这本书，我才知道戈登格雷、来因赫特、小戏院、表现派、未来派等等，像我一样对于这本启蒙运动的书的感谢的人，想来不少吧？[22]

宋春舫在话剧创作上也作过有益的尝试。有《一幅喜神》（三幕剧）、《五里雾中》（独幕剧）、《原来是梦》（三幕剧）等剧本行世，后来结集为《宋春舫戏曲集第一集》。这三部话剧都是讽刺喜剧，而且都属于他所谓的“短剧”。他还写过一部极短的“未来派三幕剧”《盲肠炎》。宋春舫创作的剧本虽然很少演出，但他探索话剧形式的努力仍然值得注意。

我国早期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王哲甫著），在讨论“新文学创作第一期”的戏剧创作时，就把宋春舫与田汉、侯曜、熊佛西、洪深、欧阳予倩、丁西林、郭沫若等戏剧家相提并论，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

宋春舫——宋氏为未来派的戏剧家，对于新剧的提倡，亦有相当的劳绩。所著《宋春舫论剧》（中华书局出版）参考欧美戏剧家的意见，并加入个人的见解，作为有系统的论文，在中国戏剧不发达的文坛上，要算是不可多得的文章。所著剧本如《早已过去了》《朝秦暮楚》《枪声》等作，均有特殊的风格，然在舞台上却没有得到相当的成功。[23]

可是，宋春舫的名字后来不明不白地从文学史家的视野中消失了，原因虽然很复杂，但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著述的一种缺失。

1996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欧游三记》中收入了笔者提供的宋春舫的《蒙德卡罗》，这是宋春舫的作品在睽隔六十余年后首次与读者重见。现在这册《从莎士比亚说到梅兰芳》，则选录了他关于中国戏曲、西洋戏剧和现代话剧的并不过于专门的论述，以及序跋和若干回忆性散文，以期对这位中国话剧史上值得纪念和研究的“先知先觉”引起必要的关注。譬如，青岛早就把康有为、闻一多、老舍等文化名人的故居加以保护，但宋春舫的“褐木庐”而今安在？这可是有国际影响的啊，理应恢复和很好地保护。

经宋以朗先生同意，书末附录宋春舫之子宋淇（笔名林以亮）的《毛姆与我的父亲》，此文详细考证毛姆与宋春舫的那段文字交，并对宋春舫的戏剧观作了精彩的阐述。有了这篇珠玉，笔者这些话其实已是多余的了。

（原载2011年3月北京海豚出版社初版《从莎士比亚说到梅兰芳》）

注释：

陈楚淮其人其剧

读《瓯歌二集：〈温州读书报〉文选》（2014年12月上海远东出版社初版），有篇游修龄先生的《陈楚淮老师》，颇有意思。游先生这样写他1935年间在温州中学高中时的英语老师：

楚淮老师是中国式的才子，能诗，能导演话剧，又懂中医，本行英语的精通更是有口皆碑。解放后调往浙江大学外语教研组，同事们都称他活字典，凡是字典上查不到的字问他，他都能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陈楚淮（1908—1997），笔名蘅子、秋蘅等，“新月派”后起之秀，也是长期被人遗忘的现代剧作家、诗人。他系浙江瑞安人，1927年在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求学时，得时任外文系主任的闻一多赏识，开始新文学创作，尤对话剧创作情有独钟。1928年3月，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编辑的《新月》月刊在上海创刊，陈楚淮的话剧处女作三幕剧《金丝笼》就由闻一多推荐，在同年7月《新月》第1卷第5号以显著篇幅发表。从此陈楚淮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在《新月》上发表了独幕剧《药》《桐子落》《浦口之悲剧》《骷髅的迷恋者》、四幕剧《韦菲君》等，正如梁实秋后来所回忆的：“一多负着编辑人之一的名义，给《新月》写了一些稿，也为《新月》拉了一些稿，例如费鉴照、陈楚淮几个年轻人的稿子，都是他介绍来的。”（《谈闻一多》）

《新月》上发表的话剧，除了欧阳予倩的《潘金莲》、丁西林的《北京的空气》、余上沅的《塑像》等名家新作，除了徐志摩、陆小曼夫妇客串的《卞昆冈》，就数陈楚淮创作的最多，可见《新月》编者对陈楚淮的倚重，也可说陈楚淮是《新月》培养出来的。《金丝笼》写在国民党“清共”的大背景下，C省省政府委员杨荣藻一家两代人的矛盾，保守的父亲与激进的长子茹心冲突，茹心又追求婢女小苹，两条主线交织纠缠，推动剧情的发展。如此贴近现实的话剧作品当时并不多见，《新月》能够发表也是一个异数。《韦菲君》写小学青年女教师到大上海拟圆电影明星梦，结果酿成悲剧；《浦口之悲剧》则写军阀争战导致兄弟残杀，均情节曲折，各具特色。而《骷髅的迷恋者》仅诗人、仆人、歌女和死神四个人物，全剧铺陈四者之间的对话，不断叩问生命、死亡、情感和艺术的意义，颇有现代派戏剧的况味。

除了话剧，陈楚淮也写新诗，尽管数量实在不多。从已知的陈楚淮寥寥数首新诗中，可以看出他颇得闻一多倡导的新格律诗的神韵，不妨照录他1941年1月在《温中校刊》第9期发表的《那也是天》以见一斑：

望着树，望着树外的天，

是痴子，独自站在桥边；

象石柱，耸立在暮霭里，

怪有趣，那屋上的炊烟。

那太阳，脸上红得象火，

喝醉了，低头靠在山尖。

望水底，叫，那红的是酒，

不是的，一笑，那也是天。

80多年过去，虽然《陈楚淮文集》已于2008年6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推出，但陈楚淮研究至今乏善足陈，应该有人认真研究陈楚淮的文学成就了。

（原载2016年5月7日上海《文汇报·笔会》）

辑二 怀旧之什

胡愈之印象记

胡愈老逝世以后，我很悲痛，几次想写点什么纪念他老人家，却迟迟未能下笔，写什么好呢？我与胡愈老仅见过两次面，他是德高望重的政治活动家，我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我与他之间似乎根本沾不上边。这次《胡愈之纪念文集》征稿，我不能再拖延了，我要写下他老人家对我的热诚指导和帮助，尽管这支笨拙的笔无法表达我对他的感激和哀思于万一。

记得那是1977年初夏，我经全国工商联冯和法先生的介绍，在北京政协礼堂休息室首次见到胡愈老，我是因注释《鲁迅全集》书信的需要，特地去向他老人家请教的。他的大名我当然早已知道，因此有点忐忑不安。可是见面之后，我就发现自己的顾虑是多余的，胡愈老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忠厚长者，没有一点架子。他耐心地倾听我就鲁迅与生活书店的关系所提的几个问题，由于耳朵重听，还不时要求我重复一遍，然后一一作了仔细的解答，大概看到我笔记不快（那时还没有录音机），他故意说得很慢，说几句就停顿一下。为了使我能掌握更多的有关史料，他还建议我去拜访生活书店的另一位老前辈徐伯昕先生。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就这样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结束了，临别时，他老人家又叮嘱我，注释《鲁迅全集》意义重大，如有问题，可再去找他。这次谈话给我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至10年后的今天追忆，胡愈老的音容笑貌仍然宛在眼前。

3年以后，我与王自立先生合作编注《郁达夫忆鲁迅》一书，自然地想到应请胡愈老题签。这倒不是攀附名家，自高身价，因为他既是鲁迅的高足，又是郁达夫的患难之交，这样一身而兼二者的前辈，实在找不出第二位，所以私心以为很有意义。正好我那时有北京之行，就再次去拜访他老人家，不巧那天胡愈老外出，我只能在门口值班室留下一张字条失望而归。没想到两天之后，我就收到了他老人家的复信和他亲笔书写的“郁达夫忆鲁迅”横、竖条各一幅，信中谦虚地说，你们编这本书，很有必要，但我毛笔字写不好，很少为别人题字，勉强写了两条，能不能用，由你决定。这信，这字幅，怎不使我欣喜万分？后来选用了胡愈老竖写的那幅题签，书在花城出版社出版后，引起海内外同好的注意，算是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的一片盛意。

最近几年，考虑到胡愈老年事已高，又忙于国是，我尽可能不再去打扰他老人家，不过有时在研究中碰到无法解决的疑难，仍忍不住去信，他总是有求必应，及时作复。现检出两封，照录如下：

陈子善同志：

二月三日来信收到。

秋白同志牺牲后，鲁迅先生很可能邀集一些党内和党外同志开会商谈过出《海上述林》等事。但是我是否参加那一次的会，全不记得了。捐款可能是有的，但我也记不得了。如果是在郑振铎家开会，是有可能的。我生平唯一一次和秋白同志见面，也是在郑振铎家，当时是商量文学研究会事，但那是1923年前后的事了。我只记得《海上述林》出版后，鲁迅先生曾送我一册，这本书（上下册）现在我还保存着，在抗战时，我所有的书籍文件都丢失了，唯有《海上述林》是由我的现已过世的兄弟仲持代我收起来，所以至今保存着。特复，祝

春节愉快！

胡愈之 二月七日

子善同志：

兹九转来信收到。

承询洪、黄、胡、韩情况，我都不清楚。只有韩槐准我是相识的。他是研究一种药用植物，即红牡丹起家的。在新加坡搜集中国古瓷器，献我国博物馆。约在六十年代回北京定居，任故宫博物院顾问，不久即去世。其余的我就不知道了。

匆复，祝

健康！

胡愈之 二十一日

第一封信写于1980年，当时我正在查考鲁迅与瞿秋白的交往，向胡愈老请教鲁迅编印秋白遗著《海上述林》的经过；第二封信则写于1982年，当时我正在研究郁达夫旅居星洲的活动，向胡愈老了解其星洲友人黄孟圭、胡浪漫、韩槐准诸位的情况。这两封信不仅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今天重读，更使我深深感到胡愈老的诚恳和热情。

为了纪念郁达夫殉难40周年，我和自立同志又合作编订一本《回忆郁达夫》。征稿期间，我无意中在达夫先生的侄女、画家郁风同志处发现胡愈老于1947年郁达夫被害两周年时在他自己主编的新加坡《南侨日报》上发表的《关于纪念郁达夫》一文，不禁大为惊喜。文章虽仅短短千余字，却颇为重要，文中强调：“达夫可算得近代中国少有的一个天才诗人，他的作品应当在中国文艺史上，永远保留一个地位。”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国内一直无人知晓。为慎重计，我立即复印一份寄请胡愈老过目审定。他老人家十分高兴，亲笔在影印件上加了两个说明寄还我，同意收入重新发表。对文中提到的当时星洲的“文化比椰粕和香蕉皮更不值钱”这句话，胡愈老唯恐现在的读者看不懂，还特地加了一句注释：“日占领新加坡时缺粮食，一般食用椰子的糟粕和香蕉皮，在市上出售。”他的认真和细心，由此可见一斑。这一切，无疑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和宝贵支持。而今，几经周折，拙编终于问世，胡愈老却不及亲见了。

众所周知，郁达夫在南洋失踪之后，海内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说惨遭日寇暗害的，有说为印尼游击队所杀的，更有别有用心者，说他死于共产党友人之手，还有说他已遁入空门的，等等。胡愈老的长文《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首次揭开了郁达夫失踪之谜，在郁达夫研究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但是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这篇文章也存在不足之处。文中说郁达夫1945年8月29日晚失踪，9月17日被害。根据当时日寇已宣布投降的形势，似乎不大可能把郁达夫关押半个多月再下毒手，因此，我对郁达夫死于1945年9月17日说产生了怀疑。1983年下半年，日本研究郁达夫的著名学者铃木正夫先生到复旦大学访问，我有机会与铃木就这个问题多次交换意见。铃木透露他已找到当年下令杀害郁达夫的日本宪兵队头目，并掌握了关键性的证据，只是这个头目不敢公开承认。这个消息非同小可，我马上写信向胡愈老和郁达夫的另一位好友楼适夷先生汇报。

翌年夏天，楼先生到上海，打电话约我见面，说是胡愈老要他传话给我。我赶到楼先生住处，看了胡愈老的信，始知他老人家非常关心此事，他把我的信转给楼先生，并要楼先生转告我，他坚信郁达夫为日本宪兵所害，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进一步探讨郁达夫被害的详细经过，他要我与已经回国的铃木保持联系，敦促铃木利用他的有利条件，把郁达夫被害真相搞个水落石出。显而易见，胡愈老并不因为日本学者和我对他文中所说有不同看法而感到不快，而是尊重事实，欢迎争鸣，以实际行动提倡学术自由，这种宽容、豁达的态度尤其使我感动。

于是，我遵照胡愈老的嘱托，在与铃木通信时多次提到此事，希望他能进一步调查。铃木经过再三努力，终于说服那个宪兵队头目正式承认是他下令在1945年8月29日晚或30日凌晨秘密绑架杀害了郁达夫，虽然仍存在不少疑点。铃木的调查报告在1985年9月富阳郁达夫学术讨论会上宣读后引起海内外轰动，会后我把协助铃木整理的调查报告中文稿寄给胡愈老，让他老人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在1985年8月29日召开的北京郁达夫纪念会上，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胡愈老。他在会上以清楚响亮的声音对郁达夫其人其文作了崇高的评价，首次提出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流的作家。会议进行中，胡愈老还不时与坐在一起的李一氓、夏衍等几位前辈谈笑风生。由于人多，我在会上没有趋前向他老人家问候。万万没想到不到五个月，胡愈老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胡愈老是我国新文学的先驱之一，可惜为他政论家和编辑出版家的盛名所掩，他在文学方面的功绩一直鲜为人知，迄今各种现代文学史和文学家辞典几乎都不提他的名字。其实，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也是最大的社团文学研究会的元老（会员登记第48号，如果排座次，还在俞平伯、朱自清、冰心诸位大家之前）。只要翻阅一下当年的《小说月报》《文学旬刊》《东方杂志》等刊物，你就会发现他用愈之、化鲁等笔名发表的大量文艺评论和翻译，他的《新文学与创作》《形式和实质——对于近时文艺界的一个感想》等文在当时文坛上有较大的影响。他积极介绍俄、德、法、意大利、丹麦和东欧弱小民族的作家作品，还先后出版了《受罗先诃童话集》（与鲁迅合译）和《东方寓言集》。完全可以这样说，如果他在文学这条道路上继续奋斗，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而且，他后来也并未忘情于文学，1940年代流亡南洋期间，他就用沙平笔名创作了独具一格的长篇小说《少年航空兵——祖国梦游记》，抗战胜利后，又在上海《联合晚报》开辟专栏，连载散文《两斋废话》，而《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不也是一篇文情并茂、感人至深的优秀散文？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已经出版了他的《怀逝者》和《流亡在赤道线上》两书，使我们有机会领略他的回忆性散文的风采。但是，还远远不够，要是有人把他各个时期有意无意地在文学园地里辛勤耕耘所收获的各种成果，大的，小的，光彩夺目的，朴实无华的，分门别类，陆续整理出版，那该多好！我以为这是对胡愈老最好的纪念。作为一个受过胡愈老关心和扶掖的普通后辈，我向文学出版界发出这个呼吁，我殷切地期待着！

1987年12月于上海

（原载1989年2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初版《胡愈之印象记》，据原稿编入本书）

纪念许钦文先生

许钦文先生以87岁的高龄溘然长逝了。凡是稍微了解一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都不会不知道许钦文的名字。许老与鲁迅先生是同乡，在文学创作上也长期得到鲁迅先生的指点和帮助，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故乡》就是由鲁迅先生花费了大量心血，亲自编选、校对并出资付印才得以问世的。他的反映石作工人悲惨命运的短篇小说《石岩》也曾得到鲁迅先生的推崇。鲁迅先生还在1924年2月“拟许钦文”的小说《理想的伴侣》的笔法，写了一篇《幸福的家庭》，更使许钦文声名大震。作为新文学重要流派“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许老在1920年代新文坛上占着较为重要的地位，这已为文学史家所公认了。

我曾有幸聆听许老的教诲。那是1977年的春天，我参加《鲁迅全集》书信卷的注释工作，与同事一起到杭州拜访一些与鲁迅先生有过交往的文坛前辈，受到许老的热情接待。他那时已经是80岁的耄耋老翁了，而且视力大为减退，却仍然精神矍铄，谈锋甚健。在西湖边上他那幢别致的小屋里，许老与我们交谈了整整一个下午，他深切怀念鲁迅先生和他的挚友、著名美术家陶元庆，对“四人帮”打着鲁迅旗号糟蹋鲁迅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对我们这些年轻人则颇多勖勉之词。他还兴致勃勃地向我们出示了香港鲁迅研究专家张向天先生的几部新著，使我们大开眼界。我们告辞时，许老一直送到小园门口，还一再叮嘱，有什么问题可再去找他，欢迎我们再去。

但是，考虑到许老毕竟年事已高，鲁迅书信中关于他的一些疑难问题又基本上得到了解决，所以我们后来就没有再去打扰他。只是在三年后的浙江文学学会成立大会上，我与许老又见过一面。那天他老人家不辞年迈体弱，亲自到会祝贺，在主席台上正襟危坐，使全体与会者大受感动。

尤使我终生难忘的是，许老在1983年应自立兄和我之请，为我俩合编的《回忆郁达夫》一书撰文的事。当时郁达夫先生惨遭日寇毒手已快四十年了，国内至今没有出版过一本回忆、纪念达夫先生的专集，而在国外，早在50年代，新加坡就已经印行过《郁达夫纪念集》，日本学者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富有意义的工作。有鉴于此，我俩不自量力，决心合编一本《回忆郁达夫》来填补这个空白。许老在了解了我们的编选意图以后，虽然已在病中，还是高兴地答应我们的请求，很快就写好《悼念郁达夫氏》一文寄来了，并在信中谦虚地说，不知文章是否合用，如有不妥之处，尽管删改就是。

许老二三十年代与达夫先生时相过从，还在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上发表过一篇《郁达夫丰子恺合论》，针对当时有不少人“一提到郁达夫就要摇头大骂”，提出了“要是郁达夫先生，真在一天到晚的喝酒打牌跟女人，那末，那里还有功夫读书做小说呢”这样颇有见地的看法。不过，许老这篇大作没有全面回忆与达夫先生交往的始末，而是截取了一个非常时期，即上海“八一三”战事前后，两人患难与共的情景。郁达夫当时如何热心介绍他去福建师范任教，两人如何结伴同赴福州被阻，到福州后郁达夫又如何关心和帮助他，都追述得真切动人。朴实的文字中，流露出作者对达夫先生的衷心感激，对达夫先生热爱祖国、憎恨侵略者的高尚品德，作者更表示了他的钦敬。文章最后，作者深情地说：“时光已经流逝了半个世纪，郁达夫先生的遗体还埋在南洋。不过，可以告慰达夫的是，他的诗集和文集已经先后出版，他和他大哥的双烈亭也已在他们的故乡富阳鹳山落成。郁达夫的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总将永远为人们所赞颂。”这真是道出了我们大家的心里话。近几年来，我们已经很少读到许老的文章了，这篇文情并茂的回忆录，很可能就是他的绝笔。遗憾的是，他老人家未及看到拙编《回忆郁达夫》的出版，就已离开了我们。

许老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对新文学发展作出很大贡献的老作家，一位德高望重的忠厚长者，令人十分悲痛。为了检阅许老半个多世纪在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主要成就，浙江文艺出版社已经出版了收集较为完备的《许钦文小说选集》《许钦文散文选集》，许老如果泉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的吧？至于作为后辈的我，将永远铭记许老的宝贵支持。

1984年11月30日

（原载1984年11月30日香港《文汇报·笔汇》）

历历前尘吾倦说：琐忆俞平伯先生

1990年10月15日，俞平伯先生走完了他91年漫长而又历尽坎坷的人生旅程。之后的两个多月，几次想写文章纪念他老人家，却不知怎样下笔。论交往，与俞先生仅一面之缘，论治学，更无法窥其堂奥，难以评说，写什么好呢？思来想去，还是从那次有点尴尬的见面说起吧。

1988年冬，我到北京参加郑振铎先生诞辰90周年学术讨论会，会后与上海书店出版部负责人刘华庭兄一起去钓鱼台南沙沟公寓专诚拜访俞先生。俞先生年高体弱，深居简出，除了1986年11月那次引人注目的香港之行外，已很少与外界接触。我此次冒昧求见负有一项重大而自知也是艰巨的使命，即请俞先生撰文回忆知堂老人。知堂老人被誉为“‘五四’三巨人”之一，也是现代散文开一代风气的代表人物，但由于他在1940年代的“失足”，又成为争议最多的作家。编集一部同代人及其门生故旧回忆老人的文集，无论就保存史料还是促进研究，都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俞先生与知堂老人订交近半个世纪，有极其深厚的师生之谊，居知堂“四大弟子”之首（另三位是废名、江绍原和沈启无）。俞先生自己也有诗为证：“曲巷经过熟，微言引兴狂。流尘缁客袂，几日未登堂。”（《京师坊巷诗——八道湾》）当年俞先生是知堂八道湾寓所的座上常客，“几日未登堂”可见关系之密切。因此，在我看来，俞先生虽已很少动笔，但撰文回忆知堂，于情于理似乎都不容推辞，何况还有华庭兄同行。华庭兄主持上海书店出版部多年，影印“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百种，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工作。他先后重印出版了俞先生的《燕知草》及乃曾祖俞曲园、乃父俞陛云的著作，俞先生十分高兴。所以我对此次拜访还是抱有信心。

华庭兄告诉我，平时有一位保姆照顾俞先生起居，有客来，必由她先通报。不料那天下午保姆上街购物，以致我俩在俞先生门口站了足足两个小时，才得以进入那间陈设简单、悬着曾国藩手书“春在堂”横匾的客厅。俞先生尚未起身，等到他颤巍巍扶着椅背桌角走出来与我们握手相见时，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俞先生的确衰老了，要不要再提约稿的事？我曾有一阵犹豫。但既来之，不提不甘心，寒暄过后，我马上切入正题，恳请他老人家拨冗为拙编《回忆知堂》撰文。没想到俞先生沉吟片刻，只说了三个字：“我不写。”我不禁着了慌，连忙搬出一大堆理由，企图说服俞先生，甚至退而求其次，俞先生不必亲自动笔，只需口述，由家人记录整理，哪怕谈一二件琐事也可以，总之雪泥鸿爪，留点史料给后人就好。华庭兄也帮我说了不少话。但俞先生丝毫不为所动，态度很坚决：“我已停笔，不写了，此事不要再提了，请你们谅解。”当时的尴尬情景可想而知。幸亏华庭兄灵活，岔开话题，气氛才逐渐活跃起来，大家谈上海古籍出版社刚出版的《俞平伯论〈红楼梦〉》，谈上海书店将影印俞先生的最后一部散文集《燕郊集》，俞先生的兴致越来越高。我们告辞时，他老人家还正襟危坐，愉快地与我俩每人合影一帧留念。

这次拜访虽未达到目的，但见到心仪已久的俞先生，亲聆俞先生謦欬，毕竟令人难忘。只是俞先生为什么坚持不肯撰文回忆知堂，是真的停笔，还是仍然心有余悸，或另有难言的隐衷？我觉得还是个费解的谜。后来读到俞先生80岁后得句“历历前尘吾倦说，方知四纪阻华年”，不禁有所领悟。俞先生才华超群，却半生风雨，华年受阻，往事不堪回首，到晚年不但不写自传，也不写任何回忆录，对所有的请求一概回绝，正如他的外孙韦柰先生在《俞平伯的晚年生活》（1990年11月《新文学史料》第4期）中所说的：“他倦了，不想说，也懒得说了。”这可以看作痛定思痛，愤极无言，又何尝不可看作对人生沉浮已经豁达超脱？其实，俞先生对知堂老人一直遵“有事，弟子服其劳”的古训。40年代后期，俞先生先是致函胡适之，后又与沈兼士、邓以蛰等名教授联名呈文国民党政府，要求对知堂从轻发落，“俾就炳烛之余光，完其未竟之著译”（1990年8月北京中华书局初版《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被士林誉为古道可风。50年代中期，又是俞先生向全国文联建议组织知堂和王古鲁、钱稻孙一起到西安旅行，这是老人晚年唯一的一次出游，身心大快。到了“文化大革命”浩劫，俞先生在惨遭“红卫兵”抄家批斗、受尽折磨、自顾不暇之际，仍偷偷向学生吴小如打听知堂老人的消息，其笃于风谊由此更显得可贵。因此。尽管俞先生未能留下关于知堂老人的片言只语，他已用往昔的实际行动作了说明，我们后辈就不必苛求了。

关于俞先生，我还有一件事可说。1987年秋，我到北京与一家出版社商谈书稿，工作之余到闻名海内外的琉璃厂海王村“淘书”，在一大堆杂乱无章的旧期刊中，发现一本1948年无锡佛学会印行的佛学杂志，怀着好奇打开一看，竟有一篇俞先生说佛的文章，原来俞先生也精于此道。但此刊索价不菲，我又阮囊羞涩，再加当时孙玉蓉女士所编的《俞平伯研究资料》已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文想必已经列入“俞平伯著译系年”，因此也就轻轻放过了。待到回沪后检出孙女士赠我的这本研究资料一查，恰恰漏收此文，我才后悔不迭，却已无法可想。时间一长，连这本佛学杂志的刊名和俞先生佚文的题目也忘了。

后来读到俞先生在北大执教时的学生张中行先生所作《俞平伯》（1990年7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初版《负暄续话》），始知张先生40年代后期主编佛学研究月刊《世间解》时，俞先生曾应约惠稿。这无疑是一条重要线索，急忙去查阅原刊，《世间解》创刊于1947年7月15日，发行人兼编辑人署名“续可”，该刊宗旨在《发刊辞》中说得很明白：“世间解是佛的另一称号，其意义是佛对于世间出世间皆解了悟，本刊取此为名……就是要显扬佛理，或说是研讨人生之道。”而作者阵容之强大，也使人刮目相看。除熊十力、任继愈等研究佛学的大家外，现代著名作家学者朱自清、废名、赵景深、金克木、南星、顾随、吴晓铃等也都是撰稿人，这当然与编者交游广阔有关。

俞先生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同年7月6日在北平居士林的演讲稿《今世如何需要佛法》，9月15日出版的第3期又刊登俞先生的另一篇《谈宗教的精神》，两篇都是佚文，《俞平伯研究资料》未见著录。我依稀记得无锡佛学会刊物所载俞先生文即为两篇之一，很可能是转载，可惜已记不确切。不管怎样，而今人们只知道俞先生是“红学大师”，他对佛学也有很深的造诣却鲜为人知，这两篇佛学佚文的“出土”是值得重视的。现把较短的《谈宗教的精神》照录如下：

谈宗教的精神

古代的文明是宗教，近代的是科学，如何会通二者我们应当细想的。

古代的文明确是宗教，近代的文明不一定是科学。科学，文明的片段而已，它帮助文明的发展，加速地进行，但它还不够算做文明的本身。

“提倡科学，打倒迷信”，人人都会说，但不一定对。宗教信则有之，迷与不迷，尚在两可。这一顶不合式的帽子，是你给它戴的。

再说，在这时代我们的言与行，假如都对，我们正应当快乐康健幸福安全。但我们能够保证这快乐康健幸福安全吗？当然，这并不由于上述的错误，但安见得这里没有错呢？或曰，我不懂你的真意了，你莫非反其道行之，在想着提倡宗教（算他信而迷）打倒科学吗？我不则声。

那末，你是不敢吗？我或者不敢，我或者敢，但这问题，不是敢与不敢，乃是可与不可。假如可，当然敢。假如不可呢，也无所谓敢与不敢。

我真有一点这个意思。古代的宗教难再生，他的精神实在应该复活的（自然我不指它的仪式），它的崇高的奉事精神即我们的光明的蕲求，然而我们不如古人远矣。空空的蕲求光明，光明不因之而来；诅咒黑暗，黑暗不因之而去。殉道者的生平，即一切志士仁人的榜样也。

若说科学，更十足的外行，科学当然无止境，不能任意教它在某一点上站住。我也不愿提起原子能原子弹，这些话，老说，多贫气。我们能否改变它的方向，使它与人道主义相配合，而免却人类终趋于幻灭的壑？科学界的先生们朋友们怎样想呢？

说到这里，有一点似乎已经自然分明的在那边跳着要出来，即极端的唯物必与极端的唯心在某地会合，握手言欢，真正的近代文明史，这方才开始写。现在我们只留在无边的黑暗里，凡怀孕这光明的，必须受种种苦，亦惟有受罪，才能保证这光明。此是前定，或曰命定，人不能违也。

我对宗教缺乏研究，但我从俞先生阐发的古代宗教精义中，分明看见一个深长的悲天悯人之心。张中行先生推崇此文“所见深而透，文笔还是他那散文一路，奇峭而有情趣”（见《俞平伯》），我想凡是读过此文的人都会有同感的吧？

1990年10月

（原载1991年3月香港《明报月刊》第303期）

最长寿的新文学作家章克标

20世纪的中国作家，历经坎坷，命途多舛，夭折、英年早逝和非正常死亡的，可以列出一份很长很长的名单。然而，期颐高寿的也有人在。郑逸梅和林庚享年97岁，包天笑享年98岁，冰心、施蛰存、臧克家享年99岁，顾一樵（毓琇）享年100岁，巴金享年101岁，苏雪林享年102岁，都是德高望重的文坛人瑞。刚刚驾鹤西去的章克标先生，享年高达108岁，到了“茶寿”了，堪称最长寿的中国新文学作家。

我认识章克标先生早在1985年秋，那时候我到浙江富阳参加郁达夫遇害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与研究鲁迅史料著名的陈梦熊先生同行，特地到海宁去拜访章克标，谈了些什么，而今已不复记忆，但85岁老人的豁达、机敏乃至俏皮，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时章克标还未在中国文坛“复出”，知道他大名的还不多，他的散文集《文坛登龙术》和长篇小说《银蛇》还未重印，他在改革开放后新撰的第一本文学回忆录《文苑草木》问世，也要到整整10年之后。

近年人们提到章克标，总要说他是金庸的老师，这当然千真万确。但即使不是金庸之师，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章克标的名字也是不应该被遗忘的。章克标早年负笈东瀛，学的是数学，但为当时的风尚所吸引，迷恋新文学。他回国后与滕固等联手组织狮吼社，协助邵洵美编辑《金屋月刊》，接着又参与林语堂主编的《论语》的创办等等，都是有声有色。据章克标晚年回忆，《论语》这个雅俗共赏的刊名的确定，也是他灵机一动的绝妙主意。他还是黎烈文主编的《申报·自由谈》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署名“岂凡”的杂文不失辛辣幽默。作为小说家、杂文家、编辑家和日本文学翻译家，章克标在1930年代文坛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章克标与当时上海滩的许多文学社团和派别友善，并无大的过节，但与左翼文学阵营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查阅《鲁迅全集》，就不难发现鲁迅对他的不满和嘲讽，虽然其中有着历史的误会。

章克标的小说代表作无疑应推《银蛇》（1929年1月金屋书店初版），但这是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以轰动一时的“郁（达夫）王（映霞）热恋”事件为主线，铺陈当时新文学作家的生活、创作、交游和情感纠葛。小说中的男主人公“邵逸人”影射郁达夫，女主人公“伍昭雪”影射王映霞，“作新社”就是影射创造社了。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和情节都有蓝本，写得较为生动有趣。据说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孽海花》（这部名作也是以影射著称）的作者、文坛前辈曾孟朴读了《银蛇》原稿，还“很赞美”。有论者据此把章克标归入“中国现代言情小说作家”之列。章克标本人在《世纪挥手》中则是这样解释的：“《银蛇》叫做长篇，其实只开了个头，是以郁达夫追求王映霞的事情为线索而写的，因为大家知道了模特儿是这两人，所以不好意思再写下去了。”

第二次拜访章克标已到了1998年11月7日，同行者是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的彭小妍女史，还请了现已不复存在的嘉兴秀州书局主持人范笑我兄引领。那天我的日记是这样记载的：

上午与彭小妍赴海宁。范笑我在嘉兴上车，陪同至海宁拜访九十九岁的章克标，请其谈邵洵美、狮吼社、鲁迅等，颇多不刊之论。请章克标先生在《文坛登龙术》再版本上签名留念。

《文坛登龙术》评说1930年代文坛的形形色色，时有针砭，具体而恰切，是章克标的又一代表作。书中披露的笔会《缘起》，还是徐志摩的佚文，我在考证国际笔会中国分会活动时引用过。此书上下两册线装，扉页署“绿杨堂藏版”。章克标在《九十自述》一书中回忆《文坛登龙术》是“自费出书”，“让时代书店为发行的总经售”，为此“造出了无中生有的‘绿杨堂藏版’来”。《文坛登龙术》1933年5月间出版，初版两千部很快销售一空，再版又印了三千部。我所藏的就是同年10月的再版本，1990年代初得之于北京中国书店。章克标见到此书，如见久违的故人，欣然挥笔题字：

见此六十多年前的老书，如同见了老朋友一样的欣快，谢谢！

章克标于一九九八年十一月识

我今年百岁欠一

还郑重其事地钤印两方，一方是他的名印，另一方是闲章“百岁劳开”。其时他正好虚岁99岁，所谓“百岁劳开”，又所谓“百岁欠一”是也。越年就是100岁，他就发表有名的百岁征婚广告了。

章克标百岁征婚，曾引起不小的轰动。这是上海《申江服务导报》编者的创意，1999年1月13日，章克标“征伴求侣启事”就大幅刊登于该报。“一石激起千层浪”，为章克标的勇敢叫好者有之，批评章克标老不正经者更有之。如果我没有记错，两个月前访问章克标时，已谈及征婚启事。他相依为命多年的老伴谢世，生活顿时颇感孤单，有位女子不请自来，说是要照顾他的起居。老人立即予以婉拒，只招待她在二楼住了月余，最后把她恭送出门。我好奇地问其原因，老人的答复令我又惊又喜：“她不合适，她想‘控制’我。”年届百岁，头脑还如此清醒，实在不多见。

对待两性关系，章克标一直持开放的诚实的态度。他在《世纪挥手》中就不讳言年轻时偶涉风月场的荒唐。他百岁征婚，也不是哗众取宠，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固然期待有人作伴，“开口说话”以慰“孤独寂寞”，对世俗的婚姻观念其实也是一种挑战。相比之下，杨振宁先生的“黄昏恋”是小巫见大巫了。可以想见，当时应征者如云，老中青都有，各种目的都有。经过慎重挑选，章克标终于找到了情投意合的“另一半”，比他小四十三岁的刘女士，他为她改名林青（上海话所谓“灵光”“煞清”）。我有幸参加老人的婚礼，见证了20世纪中国文坛唯一的百岁作家的“百年好合”。1999年8月25日日记记云：

晚至延安饭店参加申江服务导报社为百岁老人章克标新婚举行的喜庆宴会。同席除章老夫妇外，还有石虎、王富荣、赵丽宏、蒋启韶等。席开两桌。章老妙语如珠，在答记者问时称，找理想伴侣，找了整整一百年，终于找到了她！颇为机智。金庸在贺信中引用袁枚诗句：“老尚风流是寿征。”得章老题赠《世纪挥手》。赠以新鲜（长白山）人参两枝以为祝贺。

日记的记载还是简略了。记得当时有记者问老人心情如何，是否高兴。章克标笑答曰：“我高兴不高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你们记者高兴。”真是思路敏捷，对答如流，对媒体的认识可谓深刻而超前。

章克标先生的生命力是如此坚韧顽强，在百岁婚礼之后又与新夫人相濡以沫8年之久，才溘然长逝。随着章克标的离去，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成名的新文学作家，除了当时刚崭露头角的杨绛先生、季羡林先生、徐芳先生、徐中玉先生和贾植芳先生等仍健在外，其余都已隐入历史，一个灿烂的文学时代终于要接近结束了。

古人云“寿则多辱”，章克标却不然。他晚年不但出版了带有总结性质的《章克标文集》（两卷本），留下了大量颇具史料价值的文学回忆录，包括对他自己当年“落水”的忏悔，也以百岁征婚再次证明他的特立独行，与众不同。正如我在《世纪挥手》序中所指出的，章克标以漫长而又曲折的一生，“为自己曾参与其事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做见证，为20世纪中国大陆所遭遇的多灾多难做见证，举世能有几人”？

2007年2月8日急就

我与夏公的交往

如果不是王自立先生整理旧物检出这封夏公（夏衍）给我的信，旧时月色早已变得模糊不清了。幸亏这封信的重新出现，泛黄的纸页，真实的触感，具体的内容，使往昔的一切顿时清晰起来，也勾起我一系列温馨的记忆。

这封信是夏公1978年2月24日对我同月20日去信的答复，用钢笔批复在我去信的右侧：

来信及记录稿今日收到，因内容记录有一些出入，同时我最近又查阅了一些资料，故要作若干修改，但今日起开“政协”，所以要三月初才能把记录稿寄回，乞谅。

夏衍 二，二四

按当时的邮程，夏公的答复不可谓不及时。

1977年7月29日，为注释鲁迅后期书信，我在北京北小街一座幽静的四合院里拜访了夏公，话题围绕1936年左联的解散和“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的发表而展开，我作了较为详细的记录。夏公身边那只可爱的小黄猫也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我没想到这样功名显赫的革命前辈也喜爱小动物，也如此富有人情味。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夏公。

半年以后，我所在的上海师大（现华东师大）中文系鲁迅著作注释组计划编印一本研究鲁迅书信的参考资料，拟收入夏公的这次访谈记录，于是由访问者的我写信征求他老人家惠允，才有了夏公的上述答复。夏公的态度认真而慎重，经他修改定稿的《夏衍谈“左联”解散事及其他》1978年秋在以“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名义编印的《鲁迅研究资料》中刊出，可惜这本资料集是“内部发行”，流传不广。好在夏公对解散左联的看法后来在长篇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中作了更为详尽的阐述，这篇简明的访谈录未能收入新出版的《夏衍全集》（2005年12月浙江文艺出版社），也就不是什么重要的遗漏了。

从此我与夏公断断续续通起信来，夏公曾耐心解答了我对于《上海屋檐下》版本的询问，夏公也对我指出《懒寻旧梦录》最初发表时的个别疏漏表示了感谢，这些我已在夏公逝世后写的《我与夏公通信》（收入1998年8月上海教育出版社版《生命的记忆》）中作了记述，不必再赘言。

1982年8月，潘汉年冤案正式平反。自立先生和我立即着手编选潘汉年文学作品集。我们认为潘汉年虽以中国共产党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名，杰出的情报工作者名，但他早年的新文学生涯同样有声有色，多姿多彩。虽然其局限和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譬如王元化先生批评过的他当年大力提倡的“新流氓主义”。作为“创造社小伙计”，作为左联首任党团书记，潘汉年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是“左翼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潘汉年文学作品集费时三载，即将编竣之时，我想到应请夏公作序。夏公是潘汉年的亲密战友，潘案真相大白后，他写了情深意挚的《纪念潘汉年同志》。夏公却建议序文请李一氓老写。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李老是后期创造社成员，当年潘汉年编《幻洲》和《战线》，李老编《流沙》，互相配合，互为奥援。两人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李老曾有仿李商隐体诗纪念潘汉年：

电闪雷鸣五十春，空弹瑶琴韵难成。

湘灵已自无消息，何处更寻倩女魂。

我喜欢这首七绝，后来请又是书法名家的李老书写了条幅，至今悬挂在书房里，晨夕相对，也可时时缅怀前辈风范。但当时我与李老没有联系，不敢冒昧求序，也是夏公出面把我介绍给李老，代我向李老约稿。

我至今保存着当时夏公和李老围绕这本潘汉年文学作品集的通信，相隔二十多年，读来仍备感亲切。由于夏公的热情推荐，李老在规划古籍整理的百忙之中很快拨冗撰就了序文。当时我恰好有北京之行，从范用先生处得知李老住址（李老住所与范用先生家很近，步行几分钟即到），就斗胆登门索序。可能他老人家当时正有重要的事需处理，三句话就把我这位不速之客打发了：序我已写，已交给夏衍同志了，书名我就不题了。整个谈话不超过五分钟，连茶都没喝上一口，李老就起身送客。说老实话，我当时的感觉是这位文坛前辈的架子好大啊，到底是大官，与我接触过的一般的老作家、老文化人不一样。后来我才知道，这最初的印象是不确的。三年后李老到上海小住，约我和张伟兄等几位小朋友到“湖南别墅”聊天，一聊就是一个上午，李老其实是和蔼可亲，可以与之长谈深谈的。

我回到上海后就收到了夏公挂号寄来的李老的序文手稿和信，信是写给夏公的，从未公开过：

夏衍同志：

一、潘序缴（交）上，请正。二、陈子善已来京，但序为你约，应送上你处。三、同时我拟送上海《解放日报》发表。四、书名应为《潘汉年文集》，只称《潘汉年集》，不好。五、书名我不题了，我想用笔一挥即可，表示交情所在就是了。

一氓 三月十一日

这是1986年3月初的事。我拜读了李老的序文之后，又斗胆提了两条意见请李老酌定。信仍由夏公转，李老3月31日作了具体答复：

陈同志通讯处我没有，仍退原处，请将此信仍寄回上海。我的答复如下：（一）五辑，序文作五卷不算错，卷非本也，行文若如此，一本，一册，可以有若干卷，不必改。（二）《战线》位置可改为“又主编《战线》及从创造社编……”。

夏公同时在此信上用红笔批复，显然希望我一定要遵照李老的意见办：

子善同志：

大札转李公阅后，他的意见如上述，请按他的意见处理。

对我的建议，李老接受了一条，作了修改；另一条坚持己见，同时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

潘汉年的文学作品集，原来分为五辑，小说、散文、杂文、诗词和文艺评论各一辑。可惜后来书印出时只剩了三卷，散文和文艺评论两卷被删掉了。书名也未能听从李老的意见，而是用潘汉年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牺牲者》代之。更糟糕的是，出版社方面担心读者误解，对老李序文第一句“今天我们知道的潘汉年，不能算是一个文学家，因为文学对他一生的历史命运并不是很重要的”提出异议，希望李老修改。我只好硬着头皮再写信给夏公，请夏公转达。这次夏公没有照办，而且似乎是有点生气了：

子善同志：

四月十四日来信收到已久，迟迟未复，也想了很久，对于编辑部提出要更改李老序言中第一句话的事，我认为不妥当的，只考虑到“订购”份数而不尊重作者，我看也不好，所以我不敢把这个意见转告一氓同志，转告了会碰钉子，是可以肯定的。假如编辑部一定要改，那么让他们自己向李老写信就是了。

敬礼！

夏衍 四、二四

我把夏公的看法如实转告了出版社。出版社方面大概也没有敢再去打扰李老，印在《牺牲者》卷首李老序文的第一句，一字未改。

李老的看法是完全对的。文学对潘汉年的一生来说，只是一个“引子”，虽然也很辉煌，但与他的传奇式的政治生涯相比，毕竟微不足道。当然，潘汉年始终未能忘情于文学，也是不争的事实。否则，我们就难以理解他晚年身陷囹圄时何以以诗词为寄托了。还是李老说得好：“以汉年的文学气质，要是不受历史命运的摆弄，一直埋头于诗歌小说的创作，屈指计之，今恰满六十年，其所成就，岂仅止此笺笺一册，决不让当代的一些杰出的文学家，而当出《潘汉年全集》若干卷。”

日月如梭，《牺牲者》问世也已整整十八个年头了。回想当年为了此书出版而与夏公、李老频繁的书信往还，仿佛还是昨天的事。1988年6月5日，夏公在致我的信中再次提到《牺牲者》：

潘汉年作品选能够出版，已经可以告慰死者了，我们对您付出的心血和辛若是十分心感的。

这“我们”无疑包括了夏公自己和李老。文坛前辈对后学的肯定，对后学的鼓励，溢于言表，不能不使我深受感动，也不能不促使我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漫漫长途上继续奋力前行。而今李老和夏公已先后驾鹤西去，展读他们的遗札，我的心里仍然充满了感激之情。

（原载2006年12月6日《文汇报·笔会》）

我与巴金老人的四次见面

2005年10月17日，作为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巴金老人终于走完了他一百年漫长、曲折而又辉映20世纪中国文坛的人生旅程，与世长辞了。在现代文学史定格的这一悲痛时刻，我不禁想起了与巴老的四次不寻常的见面。

回想首次见到巴金老人真是富于戏剧性和荒诞。那是1966年冬或1967年春，记不确切了，“文化大革命”风暴正如火如荼，巴老早已被打成牛鬼蛇神中的“黑老K”，正在接受无休止的批斗。我那时才读高中二年级，却已迷恋文学，也知道巴金是《家》《春》《秋》的作者，偷偷从中学图书馆偷出这几本小说如饥似渴地读过，虽然不可能完全读懂，却对作者充满了好奇。那天与两位趣味相投的同学一起去巨鹿路上海作协看大字报，没想到作协大厅里一位正在悬挂揭发“黑老K”大字报的老人正是巴金本人！他是那么认真、那么专注，目不斜视、面无表情的一张一张挂着，挂着。我们三人远远望着他，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多和蔼可亲的一位老人啊，怎么会是罪行累累的“反党作家”呢？中学生的我实在想不明白，当然也无从体会老人家当时内心的痛苦。二十多年后，我已成为上海作家协会的会员，多次到早已修缮一新的作协大厅开会，脑际还会不时浮起当年在那里首次见到巴老的情景。

待到第二次与巴老见面，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了。我已是大学中文系教师，为注释鲁迅书信，有些问题要向他老人家请教。记得那天上午按约定时间到武康路巴老寓所，老人家已在客厅等候我们了。谈话进行了近一个小时，巴老说话声音不大，缓慢而有力，但因四川口音重，十句中总有三四句听不大懂，以至事后整理的谈话记录必须经他本人审定后才发表，否则就很可能曲解了他老人家的原意。这份题为《访问巴金同志——谈〈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起草经过及其他》的访问记后来刊于《新文学史料》创刊号。这次拜访巴老日记中有明确记载，1977年4月29日巴老日记云：“（晴）七点后起。上午师大黄成周、陈子善来谈鲁迅书信注释事，坐了大半个小时。”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他为好友黎烈文辩诬，严肃指出把因私人原因而去台湾大学执教的黎烈文说成是投靠国民党的“反动文人”，完全是诬蔑不实之词。巴老十分重视友情，后来还专门写了《怀念烈文》，进一步回忆和评介这位著名翻译家、散文家和文学编辑家的功绩。

从第二次见面到第三次见面，其间相隔了十多年，因此，我与巴老之间还有几件事可以一说。

香港摄影家水禾田兄是巴老作品的爱好者，曾为巴老拍过好几幅极为传神、足以传世的肖像照。他编了一本图文并茂的《巴金文选：序跋、散文、杂文、随想录》（1989年9月香港专业出版社），不但装帧素雅，而且是小巧玲珑的64开本，十分别致。水禾田兄在送我的《巴金文选》环衬上写了这样一段话：

陈子善先生指正

编排、相片，好吗？

这本小册子，

想是巴金先生最小

最小的一本作品。

水禾田

4/6/1990香港

我很喜欢这本开本“最小最小”的《巴金文选》，就央请巴老在水兄的题词旁签名留念。

同时送请巴老签名的还有他老人家的《回忆》台湾版（此书原名《回忆》，初版改名《巴金自传》，台湾版恢复原名），此书原是1934年1月由邵洵美主持的第一出版社出版的。当时邵洵美雄心勃勃，计划出版一套现代知名作家的自传，实际出版了张资平、庐隐、沈从文和巴老的等数种，现在都成了研究这些作家的重要史料。到了1980年代末，台湾龙文出版社出版颇具规模的“中国现代自传丛书”，巴老这部“自传的一部分”的《回忆》自然被选中重印。此书书前原有巴老的《小序》，出版社找到我，希望能请巴老赐一新的《后记》。我只能勉为其难。值得庆幸的是，巴老给了我很大的面子，不但亲自校订了《回忆》，还欣然撰写了新的《后记》。新《后记》不但印在了台湾版《回忆》书末，且已收入《巴金全集》，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向巴老约稿。

第三次见巴老是在1993年12月21日。台湾春晖影业公司拍摄中国现代文学大师传记纪录片，巴老实至名归地与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从文、曹禺、萧乾、张爱玲等一起首批入选。那天我陪同导演雷骧兄一行拜访巴老，商议拍摄事宜，受到巴老和他女儿李小林的热情接待。巴老那时已身患帕金森症，讲话已不太连贯，声音也更低沉，但与来访者相握的手是温暖的，眼光是亲切慈祥的，听来访者谈话的神情是专注的，你在他身边坐一坐，聊一聊，就会感受到一种精神的感召，一种人格的力量。那时已是初冬，室外寒意阵阵，室内却是暖意融融。也就是在这次为时不长的拜访中，留下了我与巴老第一枚珍贵的合影。

最后一次拜访巴老是1997年9月21日，在杭州。秋风送爽、桂子飘香的时节，我与研究巴金的专家李辉兄、现为九久读书人文化公司董事长的黄育海兄一起到“汪庄”拜访正在那里疗养的巴老。记得巴老住在“汪庄”五号楼，我们是下午四时以后去的，巴老午睡刚起，精神不错。聊天以后，夕阳西下前，我还推着轮椅陪巴老在绿草如茵的西子湖畔散步，李辉兄的照相机及时按下快门，又留下了我陪巴老散步这张最后的合影。就在这次与巴老的交谈中，李辉兄大胆提出整理出版巴老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写下的大量交代和“揭发”材料，以警示后人。巴老端坐在那里，沉思了足足二三分钟，才一字一句地回答道：“这事等我走了以后，可以做！”这斩钉截铁的回答，对我而言，真是振聋发聩。

后来读到李辉兄的《〈随想录〉就不如〈思痛录〉？》（2005年11月3日《南方周末》），发现他的回忆与我的略有出入。李辉兄是这样追述的：

巴老在“文化大革命”里写的检讨书和揭发信，我当时都看到了，有一大包，我估计有二十万字。

“文化大革命”之后，政府把这些材料退给他了。可以说，这些材料和他后来提出建“文化大革命”博物馆是很有关系的。

我当时就问巴老，你看过这些信吗？他摇摇头说：“我不敢看。”我接着问他，这些东西可以发表、出版吗？他沉思了一会，过了两三分钟，说：“等我死了之后再发表、出版。”我说不要紧，我们可以开始整理，他回答说，那我想想看吧。

为这些检讨书和揭发信，从一九九六年到一九九七、一九九八年，我连续三年为这个事情问他，希望能够先整理完放着，最后出版。最后一次是在巴老病重之前，我当时在上海，连续两天去他家。我对他说，要不先写个序放着，然后再出版。那个时候巴老已经很不好了，已经九十三四了，他对死看得也很淡，在他面前我也并不隐讳说他死。第二天，我去问他：“巴老你想好了吗？”他回答我说：“你怎么这么急啊？”我笑了：“你的性格不是比我更急吗？”他当时想了一会，没有回答我，一会说：“我想想看吧。”

巴老在1997年那次回答李辉兄时，我正好在座。也许我的记忆有点偏差，但我认为，如果我没有理解错，巴老的基本态度还是明确的。尽管还要“我想想看吧”，这些“检讨”和“揭发”还是可以而且应该“等我死了之后再发表、出版”。我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我不是专门研究巴金思想和文学创作的，但我尊重巴老，深知晚年的巴老有许许多多重要的事要做，所以决不轻易去打扰他老人家。与巴老的交往，举其大端，也就仅限于此。但冥冥中似乎注定，我与巴老的因缘，竟是自“文化大革命”始，至“文化大革命”终，首次和末次见面，都直接与“文化大革命”有关，实在是始料未及。巴老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批判是全面的、深刻的、彻底的和不留情面的。他提出并坚持的“说真话”“没有神”“自我忏悔”和“把心交给读者”，充分显示了中国文学的良心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将永远给我们以宝贵的启示。

2005年10月21初稿

2006年10月17日巴老逝世周年祭改定

鲁迅称楼适夷为“适兄”

1981年9月23日，为纪念鲁迅诞生100周年和重新注释的《鲁迅全集》出版，《人民日报》副刊发表了笔者发现的宋庆龄、茅盾、郁达夫和景宋（许广平）1937年初为日本改造社出版《大鲁迅全集》而撰写的感言，以及笔者与王自立先生合作的《评价鲁迅的四篇重要佚文》一文。这些“感情真挚，论述精当”的感言，除了郁达夫直接用日文撰写，其余三篇都是由鲁迅的日本友人、后来成为日本鲁迅研究专家的增田涉译成日文的。《人民日报》重刊时，我们特请“思一”先生将它们回译成中文。“思一”先生的译笔精练老到，较准确地传达了原作的神韵。但“思一”到底是谁？我们一直没有透露。值此楼适夷先生百岁诞辰即将来临之际，是到了揭晓这个笔名之谜的时候了。原来“思一”并非别人，正是楼适夷先生，“思一”即“适夷”的谐音。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的记忆力开始呈现下降趋势。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首次见到适夷先生的，已经了无印象。但有一点是确切无误的，1977年夏，为注释《鲁迅全集》书信卷，我在北京虎坊桥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住了一月余，与自立先生等走访了许多老一辈的与鲁迅有过这样那样交往的左翼作家，很可能就是那个时候结识适夷先生的。

后来书读得多了，进一步知道适夷先生决非等闲之辈。作为左联成员之一，他在1930年代不遗余力地投身左翼文学运动。当时上海文坛上时见他的活跃的身影，他作诗，写散文，搞翻译，都很有一手。他的文坛交游也十分广泛，与鲁迅、郁达夫、潘汉年、傅雷等人的关系都在现代文坛上传为佳话，鲁迅在书信中曾多次亲切地称他为“适兄”，为他的被捕而“亲如家人，爱同赤子”地表示关怀。特别是适夷先生在《文艺新闻》上发表的评介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一路“新感觉派”的文字，已成为研究这一新文学流派的重要历史文献，“新感觉派”这一名称大概也是最早由适夷先生引入中国的。

适夷先生那时住在苏州胡同，好像离北京站不远。北京胡同景象，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意味无穷。像我这样在南方长大的年轻人，更对胡同充满了好奇。犹记好几次晚上到苏州胡同拜访适夷先生聊天，在昏暗的街灯下走过树影婆娑的小巷，踏进适夷先生住的四合院，自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温馨的感觉。只要有合适的谈资，适夷先生常会手舞足蹈，逸兴遄飞。30年代文坛掌故，在他是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我听得入神，往往不知不觉中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

我接触过的左翼作家中，堪称性情中人的，只有两位，一位是绀弩先生，另一位就是适夷先生。适夷先生是率真的，率真得近乎天真。1957年揭批冯雪峰时，他开始真有点相信冯是“反党”分子，在全国作协批判大会上突然号啕大哭。但一旦证实冯的冤屈，他后来所写的忆念文字，真是感人至深。适夷先生没有左翼作家常有的“革命气”，其实是一种霸气，自以为一贯正确，真理就在我手中（即便真理真的全在你手中，不也应该谦虚和宽容吗？），对非我“族类”一概轻蔑之，排斥之，批判之。他敢于承认今是而昨非，敢于重新认识自己走过的道路。当然，他同时也有自己的原则，“四人帮”倒台后他所写的一系列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义正辞严的文字就是一个明证。他有位后辈亲属，当时在文坛上“左”得出奇，一次偶尔与他谈起这位仁兄，适夷先生一脸不屑，毫不掩饰对他的不满，又是一个明证。

请适夷先生翻译宋、郁、茅、许四位的感言，不是没有犹豫的。他老人家年高事多，未免打扰。但考虑到他是翻译日文的前辈高手，又与郁、茅、许等位都有过交往，再恰当不过了，所以最后还是恳请他勉为其难。我至今保存着他的亲笔翻译稿，确是反复斟酌，一丝不苟，决非当今那些粗制滥造的翻译可比。宋庆龄那篇标题，适夷先生译作“关于鲁迅的伟大性”，又加旁注云“也可译作‘谈鲁迅的伟大性’”。他在1981年5月6日有一封信专门谈到此事，不妨抄录如下：

子善、自立同志：

去承德避暑山庄开会十天，昨晚归来。见到一大堆信件。今晨起来，为了使精神宁静下来，先把嘱译三篇，匆匆译出寄奉，对我也是很好的学习。所抄原文稿，我留下参考了，谢谢。此三篇显然是从中文原作日译的，连同前译达夫之作，原文既不可得，我的译文，已仅能达意，无法体现原作风貌了，发表时译者的名字，即署“思一”笔名可也。

6/5

适夷先生迁居团结湖后，我也很少进京了，无法经常恭聆謦欬，但还时有通信，仍然是不断打扰他老人家，他仍然是有求必应，检出一封1987年4月25日的来信，虽稍长，却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故也照录如下：

子善同志：

十五日手书收读。《回忆郁达夫》早已收到拜读，编得很好，想见搜订之劳，甚为钦佩。纪念达夫之诗，所见不多，我没有写过，只在七四年与从弟及儿子初游钓台，留诗志念，中间提了对达夫的怀念。承嘱拙书，昨天就将此诗写了横幅二张，都没有写好，自己看看不满（意），就撕掉了，而无力再写，只好再等有兴致，重写后寄你求政。现在先将诗抄奉：

游钓台

达夫南游竟不归，傅雷有约已成灰。

我今始来江山改，登攀深嗟岁月催。

七里泷前空逝水，断碑残碣埋荒隈。

澄江寂寂遥岑碧，对此不觉久徘徊。

自念衰朽羁北国，终老乡山愿终违。

弟亦迈矣儿远别，如此同游能几回。

古人已去清凤在，今我凭吊亦痴哉。

纵有纶竿长百尺，也难垂吊（钓）子陵台。

适夷 一九八七年四月廿五日

1985年9月，我与适夷先生和汪静之、许杰、柯灵等我所尊敬的前辈作家在浙江富阳参加了郁达夫遇害40周年纪念会暨学术研讨会，至今仍保存着那时的珍贵合影。会后不久，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与自立先生合编的《回忆郁达夫》，书中收录了适夷先生应我之请所写的情深意切的长文《回忆郁达夫》，对郁达夫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颇多不刊之论。适夷先生在信中对拙编大加肯定，我在高兴之余，也深知这是前辈对我的鼓励和鞭策。当时我又在努力搜集“纪念达夫之诗”，还斗胆向适夷先生求字，所以他在信中对此两点作了回答。收到回信，我才意识到自己给老人家添了麻烦，深悔自己的孟浪。但值得庆幸的是，横幅大字虽未写成，适夷先生在信中抄录的《游钓台》一诗仍用毛笔小楷书成，这幅珍贵的墨宝我一直珍藏着。经核对，这首诗已收入《适夷诗存》（1983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此次为我重录有两处小修改，其一为第二句，《适夷诗存》原作“傅雷有约亦尘埃”；其二为倒数第二句，《适夷诗存》原作“纵有竿纶长百尺”。诗作于1975年2月，适夷先生还未“解放”，触景生情，当时的复杂心境在诗中已表露无遗矣。

我现在能够找到的适夷先生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是1992年3月16日写的，也不短，仍照录如下：

子善先生：

手示聆悉。我刚发了一次病，到医院急诊，很快恢复了，勿念。回家收到你的信，金梅同志写“傅传”，很重要，看了目录，许多前期资料，我是不熟悉的，虽友好甚深，但习惯相互间少谈往事也。此书一出，受益必多。写序言事，乞恕未能轻诺：（一）顾亭林说“人之患，好为人序”，今后拟戒；（二）我的名字在台湾恐有违碍；（三）身体虽稍稍恢复，但仍须充分休息，执笔尚需时日。乞为向作者婉谢，谢谢。此书为何寄台出版，可能印制较好，出书较速，但大陆普及必有困难，可否在大陆另出简体（字）版？闻傅雷著作文字早已编集交三联，而压积经年，不知何意。

又，先生仍治达夫研究否？新加坡姚梦桐先生，长期专治郁研，有著述，近来信托搜罗郁公手迹，去函其孙女嘉玲，竟然置而不答。前之郁在老家藏少作手稿日记等不少，天民不肯出而示人，临死犹遗嘱勿出而公世，不知何意。先生对此不知能否协力否？

文祺

楼适夷 三月十六日（九二）

当时我正和陈思和兄合作，为台湾春晖出版社编选一套“中国现代文化名人传记丛书”，《傅雷传》由天津金梅先生执笔。脍炙人口的《傅雷家书》是适夷先生作的序，《傅雷传》自然又要央请他老人家赠序以光篇幅。可是，适夷先生刚刚病愈，精力已不如前，在信中婉言谢绝了。他的态度是严肃的，理由也是充分的。可以告慰适夷先生的是，他所建议的《傅雷传》大陆简体字本早已问世，期待已久的20卷本《傅雷全集》也终于在2002年出版了。适夷先生还在信中关心我的郁达夫研究，对如何妥善处理尚未公开的郁达夫遗作（包括早期小说、日记和书信等等），从研究者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值得注意。

依稀记忆中，1980年代后期适夷先生来上海，我还陪同他去拜访郑超麟先生。郑老先生是他“入共青团时党课老师，坐国民党牢时的难友”，也是出色的诗人、翻译家。适夷先生的一位堂兄弟是“托派”中人，他大概也间接受到过牵连，所以想去见见大名鼎鼎的“托派”领袖、几乎把中国的牢底坐穿的郑老先生。他与“托派”的这种奇特关系，后来写过一篇《炜弟，你得了金牌》有所提及，记得发表在《新民晚报》上。可惜当时适夷先生与郑老先生谈话的情景已十分模糊，不复详述了。

我在撰写这篇回忆小文时，面前摊开着适夷先生亲笔题赠的《适夷诗存》《话雨录》等书，重读着他这些热情如火的诗文，仿佛适夷先生就坐在我对面，他的令我感到亲切温暖的音容笑貌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

（原载2005年1月9日《新民晚报》“记忆”版）

怀念林淡秋

听到林淡秋先生逝世的噩耗，我不胜悲痛。作为一个青年文学研究者，我有幸两次面聆林老的亲切指教，那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我第一次见到林老是在五年前的阳春三月，当时我正和另两位同事为注释鲁迅书信到杭州调查访问。在那之前，我已读过林老的短篇小说集《散荒》（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书中对弱小者的同情，对反动者的憎恨，以及冷峻、简洁的艺术风格，深深打动了我。因此当我们听说林老就住在杭州大学教工宿舍时，真是喜出望外，但又听说他还没有“解放”，不知能不能去拜访。

于是，我们试请杭大同行代为接洽，谁知林老一口答应，欢迎我们去。那天下午，林老和蔼可亲，和我们侃侃而谈。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左联后期的革命活动，特别对两个口号论争，从产生论争的政治背景、具体经过到历史根源，都一一作了解答，还坦率地谈了他自己当时的思想和后来的认识。两个口号论争的问题，在十年浩劫中被“四人帮”搞得混乱不堪，林老以当事人之一的身份回忆提供的许多情况，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同时，林老认为只有重视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才有可能注好鲁迅著作。并且提醒我们，许多老同志年事已高，必须抓紧时间抢救史料，把鲁迅著作中牵涉到的人和事搞清楚。林老建议我们访问住在他隔壁的孙席珍先生，访问许钦文、黄源、陈学昭等前辈和当时还戴着“反党分子”帽子的陈企霞先生，并再三表示自己与鲁迅没有直接接触过，有些问题无法解答，有些问题因时隔多年，也可能记错了，而这些老前辈都与鲁迅有过这样那样的交往，应好好向他们请教。

当时离打倒“四人帮”仅半年，还是乍暖乍寒的时节，而我们在林老家中却如坐春风，林老谆谆的教导，殷殷的鼓励，使我愈发感到自己从事的工作责任重大，时间紧迫。而今，注释《鲁迅全集》的工作虽然已顺利结束，林老那些语重心长的话，仍不时在我耳边回响。

前年4月下旬，我随同许杰等先生到杭州参加浙江文学学会成立会，在开幕式前，再一次见到了林老。与上次见面已相隔整整三年，没想到林老还认识我，同我热情握手，关切地询问我们注释工作的进度。我那时正在研究左联的最后一个机关刊物《时事新报》副刊《每周文学》，想到林老是左联后期三名执委之一，我在谈话中就把一份《每周文学》目录呈交林老，向他请教。林老高兴地边翻看目录，边回忆说：《每周文学》是左联为适应“《新生》事件”发生后的新形势，委派周立波和王淑明去办的，得到了鲁迅的支持，徐懋庸、何家槐也经常关心该刊。《每周文学》出版时间虽不长，在当时文坛上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我提到林老也曾在该刊上发表过文章，他却谦虚地表示：这些东西都很幼稚，不值得提了。经我催问，他才证实除了署名林淡秋的文章外，还在该刊上用过林彬的笔名。临别时，我请林老在百忙中再抽空看看目录，回忆该刊上一些署名文章是谁的笔名。林老考虑了一下，同意了。他最后还对我说：今天没时间多谈了，以后如有问题，可写信给我。

回沪后过了一段时间，杭大的同行转告我说，林老由于体弱事多，更由于时隔多年，虽经一再回忆，仍难以记起一些老同志的笔名，因此向我致歉，请我谅解。我这才明白林老当初为什么没有立即答应我的请求的原因。林老对回忆文坛往事，态度是认真的慎重的，尤其是对别人的笔名这种问题，如无确切把握，不愿随便推测，以免贻误后学。但为了不使我失望，尽可能地作了回忆，在实在无法确认的情况下才托人转告我。这种对访问者负责、对后人负责、对历史负责的严肃态度，使我深受感动。我领悟到我们搞学术研究，不正迫切需要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吗？

我原以为今后还有机会接受林老的教诲，谁知那次分别竟成了永诀。我痛惜失去了一位良师，一位令人尊敬的前辈。林老谦虚谨慎、实事求是、关心后学的长者风范，永远值得我怀念，永远给我以启示和鞭策。

（原载1982年7月《随笔》第22期）

附记

现在的读者，哪怕是年轻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恐怕都会对林淡秋先生感到陌生。不过，如果提起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风行一时的两部译制电影《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相信会有很多人知道。这两部电影文学剧本的译者不是别人，正是林老。林老不但是小说家、编辑家，同时也是颇有成就的欧洲和前苏联文学翻译家。

对林老的人品和文品，王元化先生的《记林淡秋》（收入2006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人物·书话·纪事》）有恰切的评价，他称林老是“一位尊敬的友人，一位在我青少年时代引导我走上文学道路的兄长，一位平易近人，率直、热情、质朴的革命者”。

据元化先生回忆，林老生前对他说过，是“左联五烈士”之一的现代优秀小说家柔石引导林老走上文学道路的。众所周知，柔石终生服膺的引路人是鲁迅，而林老又是引导元化先生“走上文学道路的兄长”，从鲁迅到柔石到林淡秋到王元化，中国新文学的左翼之路就是这样薪火相传的。

2006年2月12日补记

葛岭之忆

1977年盛夏的一天，为了注释《鲁迅全集》，我到杭州葛岭拜访文坛前辈黄源先生。葛岭，绿树匝天，空气清新，我拾级而上，敲开了黄先生寓所的门。那天下午具体谈些什么，已不复记忆，反正是讨论鲁迅给黄先生的那么多信，我问他答，从此开启了一老一少并不短暂的文学交往。

前些年，上海鲁迅纪念馆举行黄源先生纪念会，我发言，说到他给我的一些信。但寒舍书刊杂乱无章，信一直未能检出。日前整理旧物，黄先生给我的三封信竟奇迹般地出现了。睹信思人忆事，他指导我研究郁达夫的情景重现眼前。

那时，我的研究重点已从鲁迅转移到其好友郁达夫，正在搜集、考证达夫的作品，对1930年代文学杂志《文学》“社谈”中一些署名“达”或未署名的随笔是否出自达夫手笔无法考定，写信向黄先生请教，因为他当时是《文学》编辑。他在1982年1月28日的信中说：“《暴力与倾向》，我肯定不是茅盾所作，是谁的作品，我还是回想不起来，现在你找出《闲书》中有此文，那肯定是达夫所作了。《查尔诞生百年纪念》肯定是达夫所作，因为《文学》所来往密切的作家中，通德文者不多。《在圆圈子上前进》，署名为达，但我未读原文，不能断定。一卷《文学》（社）谈里，未署名的，我大部分可肯定，但也有少数几篇，不敢肯定。”

于是，我把《在圆圈子上前进》一文抄件寄给黄先生，他在2月7日给我的信中判断此文确为达夫所作，对如何考证也作了详细的说明，让我这个入现代文学研究之门不久的初学者受益匪浅：“2月6日信及录文均收到。读《在圆圈子上前进》短论，他的论点‘文学也还只在圆圈上前进’，鲁迅、茅盾的观点是‘左联五六年来领导和战斗过来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运动’，已经打破了圆圈子，所以肯定不会是他们写的。而此文注名为‘达’，又写得简短扼要，文体颇如《暴力……》，同时在《文学》论坛中写文者，都属编委之列，估计为达夫所作，我看是对的。但这类文章，一篇篇孤立的看，很难断言。”

同年6月2日，黄先生又给了我一信，虽短却很重要：“示悉。达夫回忆，可以写一点的。排在十一二月内。文章不长。如想起有约稿者再函告。”从此信可以确定，早在1982年五六月间，我就起意编选《回忆郁达夫》一书了。黄先生是我首批约稿的，他还答应帮我物色作者。除了鲁迅，黄先生对郁达夫也充满感情。

此后，我和黄先生一定还有不少通信，而且应该围绕他对郁达夫的回忆文而展开，但不知放到哪里去了。直到1983年9月19日，黄源先生终于完成了他的回忆，我保存着这篇情真意切的回忆录手稿。文章并非“不长”，而是整整25张稿纸共六千余字，一气呵成，还有多处红笔修改补充。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黄先生就滔滔不绝，不能自已了。此文题目也不短：《在〈蜃楼〉描绘的葛岭追念前辈郁达夫》。《蜃楼》是郁达夫的一篇以杭州为背景的未完成的小说。文末则署“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九日中秋前一天黄源于杭州西湖葛岭”。

（原载2012年8月31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书人茶话》）

钱君匋与《钱君匋艺术随笔》

一

编选《钱君匋艺术随笔》，钱君匋先生的音容笑貌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

记不清与钱先生首次见面的时间了，大约是1970年代末80年代初吧。他与鲁迅通过信，他为鲁迅和郁达夫的书设计过封面，而鲁迅和郁达夫正是我当时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两个重点。因此，我有充分的理由去拜访钱先生。

那时他刚搬回落实政策发还、现已不复存在的上海重庆南路166弄4号寓所，那所小楼我去过许多次。时光流转，当年和钱先生每次见面都谈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但有几次至今记忆犹新。

一是钱先生有次在聊天时说到，他以前写过不少文章，经过“文化大革命”浩劫，几乎荡然无存。我记起在翻阅旧刊物时确实见过一些，于是就自告奋勇为他去查阅，记得《陶元庆论》《书本的装饰》等篇就是这样找到的。他1986年出版《书衣集》，《前记》中还特别提到我：“承陈子善同志为我找寻发表文章的各种什志，并且复印……他们都出了很大的力，在此一并道谢！”[24]

二是为编选《回忆郁达夫》一书，我当面请他赐稿以光篇幅，他一口答应。为了写《回忆郁达夫》一文，他多次与我鱼雁往还，反复讨论，并嘱我核实史料。他不仅借我他为开明书店版《达夫全集》设计的装帧图，当我得寸进尺，请求他再为《回忆郁达夫》一书设计装帧时，他又欣然同意。装帧设计完成之后，他通知我去取，当场向我解释他的设计构思。钱先生告诉我他把刘海粟先生的书名题字置于封面正中长方形紫红色底框之上，而紫红色底框下方是接连不断的淡灰色波浪纹，象征着达夫的墓碑永远矗立在南太平洋的滔滔海浪之上，寓意深长。

三是我有次到他家，正值江南梅雨时节，他客厅里悬挂着几幅古画正在“晾画”，他说你来得正好，一起看看。我知道他是大收藏家，所藏明清和近现代大家的字画及印章印谱价值连城，名扬海内外。但我对古人国画是外行，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什么名堂。不久我当面向他索画，他问：要字还是要画？我只能给你一幅。我答曰：字、画都要。他笑了，说：你胃口不小。一周后，我去取时，果然只有一幅，上面字、画都有。画是可爱的牵牛花，字则曰：

红颜含笑胜吴娃，攀依窗前语晓霞。

记得梅家花碗大，扶疏叶蔓压篱笆。

甲子五月梢录旧作应

子善老弟属

豫堂君匋时年七十有九

倚误作依，老悖之态可笑也 君匋又记

后来我查到这首七绝是钱先生《题朱屺瞻花卉册》十二首之十，比对他1987年出版的线装诗词集《冰壶韵墨》所收，“晓霞”又作“碧霞”，“记得”又作“犹记”。

二

钱君匋先生（1907—1998）是浙江桐乡人，原名玉棠，学名锦堂，字君匋，号豫堂、禹堂等，室名无倦苦斋、新罗山馆、抱华精舍等，笔名宇文节等。

钱君匋自幼喜读书写字刻印，1923年就读上海艺术师范学校，师从丰子恺。1926年在浙江台州省立六中执教时结识陶元庆，开始对书籍装帧设计入迷。1927年入上海开明书店任音乐、美术编辑和书籍装帧设计，所设计的《新女性》杂志封面和周作人《两条血痕》、谢六逸《文艺与性爱》等书籍装帧广获好评。接着商务印书馆“五大杂志”《小说月报》《东方杂志》《妇女杂志》《教育杂志》和《学生杂志》的封面也请他设计，“钱封面”的美称由此不胫而走。

从1928年到抗战爆发，钱君匋一直在上海从事书籍装帧工作。丰子恺、叶圣陶、夏丏尊、陶元庆等在1928年特地为他制订《钱君匋装帧画例》，称其“长于绘事，尤善装帧书册。其所绘封面画，风行现代，遍布于各书店的样子窗中，及读者的案头，无不意匠巧妙，布置精妥，能使见者停足注目，读者手不释卷”[25]。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则也是唯一的一则书刊装帧润例。他还先后兼任神州国光社、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美术编辑。他装帧设计的新文学作品的作者可以排列一个长长的骄人的名单：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郭沫若、茅盾、叶圣陶、郑振铎、夏丏尊、刘大白、欧阳予倩、朱自清、鲁彦、汪静之、顾一樵、丰子恺、柔石、叶灵凤、戴望舒、丁玲、夏衍、巴金……几乎涵盖了大半部中国现代文学史。

与此同时，钱君匋的文学创作也颇有建树。1929年3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他的新诗集《水晶座》，1931年10月又由上海春雨书店出版了散文集《素描》，前者由赵景深、汪静之、叶绍钧（圣陶）、章克标、汪馥泉五位作家作序，足见钱君匋文坛交游之广。

抗战初期，钱君匋辗转长沙、武汉、广州、香港等地，积极从事抗日文化宣传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他为茅盾主编的大型文艺刊物《文艺阵地》设计装帧，并于1939年12月在重庆烽火社出版了散文集《战地行脚》。

1938年7月，钱君匋回到上海与友人合作创办万叶书店，以出版文学、美术、音乐和少儿读物为己任。这是钱君匋一个新的可圈可点的文化事业。在此后数年时间里，他与锡金等合作主编孤岛时期颇有影响的《文艺新潮》，出版连环画巴金的《家》，出版“文艺新潮小丛书”，还不断推出丰子恺的各种著作。沦陷时期，钱君匋潜心钻研篆刻，由万叶书店出版了《钱君匋印存》线装本。抗战胜利后，万叶书店又不断推出各类音乐教育书籍而享誉文化教育界。钱君匋主持的万叶书店在1940年代上海出版史上写下了坚实的一页。

1949年以后，钱君匋一方面参与主持新音乐出版社、音乐出版社和上海音乐出版社，另一方面继续埋头他心爱的书籍装帧和篆刻。他先后为《收获》《新港》等文学刊物设计装帧，1963年出版《君匋书籍装帧艺术选》，为中国书籍装帧艺术家最先出版之选集，不能不特别提到。同年又在香港出版与叶潞渊合著的《中国玺印源流》。

改革开放后，钱君匋的文艺创作焕发第二春，佳作源源不断。《晦庵书话》《西谛书话》等书的出版，充分显示他作为书籍装帧大师，宝刀不老；《鲁迅印谱》《钱刻鲁迅笔名印谱》《钱君匋刻长跋巨印选》等的先后问世，进一步奠定了他作为篆刻大家的地位；而在文学领域里，《书衣集》《春梦痕》《钱君匋艺术论》和旧体诗词集《冰壶韵墨》等陆续推出，也蔚为大观。当他以92岁高龄谢世时，人们称其“以艰辛的努力，遍涉书籍装帧、音乐、新诗、散文、书法、绘画、篆刻、艺术理论以及教育、编辑、出版、收藏等诸多领域，并取得了高度的艺术成就，成为20世纪中继李叔同、丰子恺之后艺兼众美、才情卓越的艺术家之一”[26]。这是实至名归的恰切评价。

三

在我看来，钱君匋先生的艺术生涯，涵盖书籍装帧、篆刻、书法和绘画四大领域，或可用“艺兼四绝，承前启后”八个字来形容。因此，这本《钱君匋艺术随笔》也就从这四个方面来展示他的文字论述。

目前所能见到的钱君匋第一篇关于书籍装帧的文字是写于1932年的《书本的装饰》，他在此文中提出“书本的书面也须装饰”，以求“能够合乎我们的美的观念”，而“书面的装饰既美，就是在读者的案头陈列时也觉得有一种新鲜的趣味”。他强调他和陶元庆的书籍装帧都“富于图案趣味”，“竭力主张以图案作为一切事物的装饰，而排斥以自然画作为一切事物装饰”，并把这种艺术主张努力贯彻到自己的书籍装帧中，从而形成了个人的独特风格，而不与当时“其余的人同调”[27]。到了1960年代初，他又为《人民日报》副刊写了一组“装帧琐谈”专栏文字，从线装书的装帧一直写到鲁迅早期的书籍装帧实践，还探讨了《新青年》杂志“立意新颖”的装帧设计，都不无启迪。

到了1990年代初，钱君匋以86岁高龄为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钱君匋装帧艺术》撰写了长文《论书籍装帧艺术》，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书籍装帧艺术观。在简要回顾中国书籍装帧的历史之后，钱君匋指出：“现代书籍装帧艺术的兴起，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也是与新文化的诞生和发展分不开。”[28]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判断。钱君匋接着结合自己丰富多采的创作实践，着重分析了何为书籍装帧设计，如何在书籍装帧中体现中国民族气派和时代气息，尤其推崇对中国古代精美的石刻艺术的借鉴，还探讨了绘画、书法、篆刻、诗词乃至音乐等“元素”在书籍装帧中的运用。此文以及《书籍装帧生活五十年》《我的书籍装帧》等文是钱君匋作为20世纪中国首屈一指的书籍装帧艺术家留给后人的宝贵的经验之谈。

除了书籍装帧，钱君匋在篆刻艺术领域取得的成就同样令人瞩目。他不仅一生篆刻印章二万余方之巨，博采众长，自成一格，还收藏晚清印坛三大巨擘赵之谦、黄牧甫和吴昌硕的印章均在百方以上，称雄当世。他如此钟情于中国印章艺术，对中国印章艺术的研究也是游刃有余，别开生面。本书第二辑中讨论印学诸文，对玺印源流的爬梳，对赵、黄、吴三大家不同风格的阐释，以及他自己治印的心得体会，无不视野开阔，见解精到。

钱君匋的书法也甚是了得，他诸体俱工，行楷清新俊逸，饶有碑意；又擅汉隶，刚健秀美兼而有之。他讨论书艺的文字虽然不多，却篇篇精彩，对赵之谦、李叔同、于右任等书法大家的解读独有会心，对自己与书法不解之缘的回顾也在在真切。

本书最后一辑是钱君匋的画学研究。他自己的画以写意花卉见长，用笔疏朗，墨彩清雅。他的画艺论述自明清陈洪绶、华嵒以降，直至当代的黄宾虹、张大壮，都有所论列，有所阐发。无论对他由衷喜欢的齐白石，还是对他敬重的老师丰子恺，他的品评都是深入细致，强调画品人品的格高韵远。

钱君匋先生多才多艺，他的艺术论述范围颇广，还有专著《中国古代跳舞史》《中国玺印源流》等行世，可惜限于篇幅，这本小书只能割爱。

书比人长寿。钱君匋先生虽然已经远去，但他留下的众多作品，包括他这些具有真知灼见的艺术评论文字，却一直给我们以多方面的启示。明年是钱先生诞生108周年，就以这本《钱君匋艺术随笔》的出版作为一个小小的纪念吧。

甲午冬至于海上梅川书舍

（原载2015年3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初版《钱君匋艺术随笔》）

注释：

记忆中的赵萝蕤先生

与赵萝蕤先生聊天是一种精神享受。19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我多次拜访赵先生，在北京美术馆后街22号她那座现已不复存在的四合院（据说是陈梦家先生用《殷虚卜辞综述》的稿酬购置的，幽静舒适，与院外的车水马龙仿佛隔世）的客厅里，我向赵先生请教，和赵先生随意畅谈，度过了很多愉快的下午。她老人家话匣子一打开，不紧不慢，细声地叙说着文坛往事，很快就会把你带入那个已经远去却令人神往的年代。

赵先生说得最多的是她的老师叶公超。对这位“新月派”重要人物、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赵先生十分尊敬。她所说的叶公超，比她笔下的叶公超还要生动，还要有个性，更具文人气质。但当时没有而今流行的录音机，赵先生的许许多多妙言隽语就这样随风而逝了。

赵先生写叶公超是我和台湾学者秦贤次兄提议的。1979年9月，台湾洪范书店出版了秦贤次兄编订的《叶公超散文集》，其时叶公超还健在。1988、1989年间，贤次兄来大陆学术交流，见面畅叙时我提及《叶公超散文集》收录不全，还有许多遗漏，他即建议与我合作再编叶公超佚文集。于是有了请赵先生撰文回忆老师之议，由我出面恳请赵先生拨冗命笔，她老人家果然写出了《怀念叶公超老师》一文。如果我没有记错，此文先刊登于《读书》1989年6、7月合刊号，后收入叶公超之妹叶崇德先生主编的《回忆叶公超》（1993年8月上海学林出版社初版）。文中起首就说：“陈子善和秦贤次两位先生约我写一篇回忆叶公超老师的小文，我太高兴了。”

遗憾的是，由于出版风向转变，我和贤次兄合编的叶公超佚文集一直无法在海峡彼岸问世，我们深感愧对赵先生。后来李子云先生和赵长天、陈思和兄合作主编“世纪的回响”丛书，拙编《叶公超批评文集》被纳入丛书“批评卷”，我就把赵先生这篇《怀念叶公超老师》作为此书的“代序”，算是一个弥补。可惜《叶公超批评文集》1998年10月由珠海出版社出版时，赵先生已经于十个月前的1998年元旦在北京溘然长逝，无法亲见了。

赵先生出身书香门第，父亲赵紫宸是著名的神学家，多卷本的《赵紫宸文集》目前正在出版中。她是清华才女，22岁在清华外国文学研究所当研究生时，就在叶公超主编的继《新月》之后代表了“新月派”“对文艺的主张和希望”的《学文》第4期上发表长篇译文《诗的名称与性质》（A. E.郝思曼作）。译文末尾注明：“文中所引诗没有全译，理由是：有的太难译，有的在原文中只为英文的韵律而引的，无法译出。”（萝蕤《〈诗的名称与性质〉译者附记》，北平《学文》1934年8月第1卷第4期）。显示了赵先生做学问老老实实的认真态度。

约自1935年起，赵先生对英国大诗人T.S.艾略特的诗“发生了好奇的兴趣，后来在仔细研读之余，无意中便试译了《荒原》的第一节”。一年多以后，主编《新诗》杂志的戴望舒得知此事，欣赏这位年轻的女诗人（其时赵先生已在燕京大学西语系执教，并在《新诗》上发表诗作）竟敢翻译《荒原》这部“冗长艰难而晦涩的怪诗”（赵萝蕤：《艾略特与〈荒原〉》，重庆《时事新报》，1940年5月14日），热情邀请她译出全书。叶公超又欣然为此书作序，对《荒原》的世界文学史意义颇多阐发，被赵先生称为“真正不朽的序”。赵先生译的《荒原》是此书第一部中译本，1937年6月列为“新诗社丛书”第一种由上海新诗社出版。但这个译本印数奇少，版权页显示仅“普及本三百册 豪华本五十册”而已，现已成为凤毛麟角的珍本书了。

为了帮助我搜集叶公超佚文，赵先生1989年6月寄我一册她保存的《荒原》普及本。此书书品完好，但扉页左侧已裁去一长条，想必赵先生当时已经题字准备送人，后来因故未及送出，把书检出寄我时就裁去了题字。我后来问赵先生她原拟送给哪位前辈，她笑而不答，成了一个永久的谜。此书我一直未归还，记得1992年还是1993年贤次兄在北京饭店宴请，在座除了赵先生，还有吴组缃先生、姜德明先生、孙玉石先生等，赵先生开玩笑地说：“《荒原》怎么还不还我？你想吞没吗？你是想逼我送你啊。”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这册珍贵的《荒原》连同赵先生寄我时手写的信封，我都完好地保存着，作为我与赵先生“忘年交”的见证。

除了《荒原》初版本她有点舍不得，赵先生送我不少她翻译的书。如惠特曼名著《草叶集》及《中国翻译名家自选集丛书·赵萝蕤卷》等。1991年春，她在寄赠我的惠特曼诗选《我自己的歌》扉页上题字：

子善同志留念

谢谢你经常寄我好书读。

萝蕤 1991年2月28日北京

赵先生晚年仍好学不倦，不断要求我介绍新出版的值得一读的“好书”给她阅读。1992年末，她在寄我的贺年信上又说：

子善同志：

收到来信。年关将到，你给我哪本好书看？企盼收到一本。去年是费正清，今年呢？秦贤次先生有消息吗？何时来京？

萝蕤1992.12.7

赵先生真是如饥似渴！她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是《我的读书生涯》（1996年11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初版），书名多好，不正是赵先生教学五十多载、读书七十余载的恰切写照吗？

当然，与赵先生聊天不可能不谈到陈梦家先生。我孤陋寡闻，开始只知道陈梦家是“新月派”后起之秀、古文字学和考古学大家，著作等身，后来才知道他还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明式家具收藏家。拜访时就不揣冒昧提出要参观劫后幸存的明式家具，她笑指着我坐着的那把椅子说：“你坐的不就是明代的椅子吗？”同时告诉我大宗的明式家具都存放在四合院的厢房里，以后领我去看，不巧的是直到她谢世，我也没等到合适的机会开开眼界。据说这批价值连城的明式家具已归上海博物馆，以后如举行特展，我一定要去补课。

赵先生显然不愿多提陈梦家先生在十年浩劫中惨死的伤心事，但当我建议为陈梦家先生编订较为完备的诗文集时，赵先生显然很兴奋，但她马上又表示了自己的怀疑，现在出书这么难，谈何容易啊，而且她年事已高，已无精力具体过问此事了，说着说着就不愿再说下去。值得庆幸的是，她的担心或者确切地说她的这个遗愿，在她去世六年之后开始得到实现，中华书局陆续推出“陈梦家著作集”系列，拙编陈梦家佚文集《梦甲室存文》也已出版，应可告慰陈梦家先生和赵先生在天之灵了。

然而，赵先生自己的著译集还没有着落。赵先生不仅是翻译家，还是外国文学特别是现代派文学研究家，更是诗人。她是富于诗人气质的。她的诗颇具现代诗风，含蓄亲切，意味深长，譬如发表于1936年11月《新诗》第2期的《中秋月有华》：

今天我看见月亮，

多半是假的，

何以这样圆，圆得

无一弯棱角。

何以这圆满

却并不流出来，

在含蕴的端详中，

宛如慈悲女佛。

岂不是月外月

月外还有一道光，

万般的灿烂

还是圆满的自亮。

静静的我望着，

实在分不出真假，

我越往真里想，

越觉得是假。

难怪新诗研究家蓝棣之兄23年前编选《现代派诗选》，就入选了赵先生的两首诗，她可是这本较为权威的现代派诗选中唯一入选的女诗人，与卞之琳、戴望舒、废名、何其芳、金克木、林庚、曹葆华、侯汝华、玲君、路易士、南星、施蛰存、辛笛、徐迟等中国现代派著名诗人并列！他们都早已载入文学史册，可赵先生呢？

因此，我以为以赵先生的诗名和文名，应该有有心人来搜集整理她的作品，编辑出版并加以深入的研究。文学史家不应忘记赵萝蕤先生。

己丑秋日于海上梅川书舍

（原载2009年11月10日《文汇报·笔会》）

唐弢先生关于《〈申报·自由谈〉杂文选》的通信

1982年夏，我与王锡荣兄参加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在山东烟台举办的鲁迅研究讲习班。当时国内许多鲁迅研究专家到班上授课，我们见到了唐弢先生。

讲习班期间，我们常到唐先生房里小坐请益，鲁研动态、文坛往事，无所不谈。唐先生是1930年代《申报·自由谈》的重要作者之一，他提到上海文管会方行先生建议他主编一本《申报·自由谈》文选，询问我们有无兴趣参加。两大册《申报·自由谈》合订本（1932.12—1935.10）已于1981年5月由上海图书馆影印出版。稍后，《〈申报·自由谈〉目录》也由上海鲁迅纪念馆编订出版。但两者都是供专家研究之用的，一般读者难以见到。编选一本供一般读者阅读的《自由谈》选本自然另有意义，再加又是唐先生吩咐，能在他指导下从事这项编选研究工作当然是求之不得。

没想到编选工作一波三折，费时费力。将近五年之后，由唐先生主编、锡荣兄和我编选的《〈申报·自由谈〉杂文选》才于1987年3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唐先生撰写了感人至深的《纪念一个友人》（友人指改革后的《申报·自由谈》主编黎烈文）作为代序，另一位《自由谈》作者廖沫沙先生题写了书名。按照唐先生最初的设想，出版此书为纪念鲁迅逝世50周年，书印出时，鲁迅50周年忌日已过去了半年，但终于问世，总算功德圆满。

时光飞逝，《〈申报·自由谈〉杂文选》出版至今已经整整25个年头了，唐先生谢世也已20年矣。日前翻查资料，不意竟检出唐先生《纪念一个友人》手稿，以及1984年4月至6月间致我手札4通，均与编选《〈申报·自由谈〉杂文选》直接有关。

犹记唐先生1992年1月驾鹤西去后，为编集十卷本《唐弢文集》（1995年3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初版），我提供了唐先生历年致我信札7通，这4通信札并不包括在内，想必放在另一大信封中遗漏了。唐先生写给我的关于编选《〈申报·自由谈〉杂文选》的信札肯定还不止这4通，但目前只找出这些。现在把它们公之于世，全信照录，个别笔误则用[]标出，并略加说明，借以纪念我所敬重的唐弢先生。

一

子善同志：

《郁达夫文集》第八卷收到，谢谢。

上次上海鲁迅纪念馆有两位女同志来京，带来方行同志一信，谈拟印鲁迅收藏汉唐碑头图刻一事，我表示完全赞同（此事尚在商洽中），同时提起《自由谈》文选一事，大约她们两位回去汇报了。我后来因古碑事直接写信时又提及，方行同志意思是照旧进行，如老丁不愿出版，可给别家出版，我回信请其转请姚庆雄同志抓一抓（估计此信你来信时尚未收到），解决些困难。

我为此事，总觉得很对不起你，而又鞭长莫及，现在有这个答复，当可照常进行，逝世50周年总可出版的吧。

上次来信似乎也曾问及《幻洲》1—2期，我因未查，也许没有答复，以后查了，我有的，不过其中一期（现在又忘是哪一期了）丢失，从别处复制配齐的。另两刊也要查一查，《飞鸟》我写文章时查过，已借失，《青年文艺》待查后再复。

匆复，即颂

编安！

唐弢 84.4.17

近来忙乱极了，信也写得十分草率，不成字，乞谅！

“《郁达夫文集》”，指我与王自立兄合编之12卷本《郁达夫文集》，当时正由广州花城出版社与香港三联书店联合出版，每出一卷即寄呈唐先生，请他正编。

“老丁”，指当时主持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丁景唐先生。

“姚庆雄同志”，当时上海鲁迅纪念馆负责人。

“《幻洲》1—2期”，当时我又与自立兄合作编选潘汉年早期文学作品选《牺牲者》，因潘汉年1926、1927年间与叶灵凤合作组织“幻社”，出版64开本的小型刊物《幻洲》，故请唐先生代为查阅复印其所藏《幻洲》上的潘汉年作品。如此麻烦唐先生，浪费他的宝贵时间，现在想来，实在唐突。

二

子善同志：

5月7日来信收到，我因政协报到前要处理一些事务，迟复勿罪。方行同志和姚振[庆]雄同志都来北京开会。为了别的一些事情，我们见了两次面，通了好些电话，他已将《自由谈》初选目录交给我，并对你们两位工作表示赞扬。他的意思是，如果上海文艺出版社没有意思出，可以给别的出版社，希望继续搞下去，争取86年逝世50周年时出版。这样也好。但需于85年夏季完工，并让姚振[庆]雄到时再问一问上海文艺，然后给别家出版。

政协开会，我住京丰宾馆（在丰台），离家甚远，不能每日往返，要住到本月底大会结束。我将目录带到宾馆，会议紧张，这两天偷空翻了一翻。我为影印本写序时，书尚未出，只凭鲁迅纪念馆编的目录复写草稿。文章内容未读，只赖记忆。现在书已影印，但未带在手头，有些文章，不看内容，无法判断。恐怕还得等回家时翻阅后决定，现在初步有些意见，先奉告：

一、以杂文为主，我想对的，因为这正是《自由谈》的特点，但其它小考证、散文等各种门类，似乎也要兼顾一下，这个副刊也是以杂出名的。

二、现在看来，作家面尚广，如章太炎、吴稚晖、章克标、林微音、穆时英都有了，我想这是好的，是否还有遗漏，但以不掩过“左联”为限。

三、笔名必须再作仔细考订，这方面下的功夫看不出来，有点只是想当然，靠不住的。这方面必须下较多较大功夫。有些人我也说不出：比如“谷春帆”是谁，声明不是邮局的谷春帆（他是研究经济的，也不写短文），是胡风吗？我未研究。还有，单个字的有些可以不选（因为查不出何人执笔，除非文章特别好或知道是谁）。写得较多的如“小雪”“欧碧”“日生”“元固”“黄农裔”“尊慧”“洞若”“大野”“师孟”“棱磨”“孟加”“尤其”是谁，我也不清楚，“寒峰”“凤吾”似是阿英，但我也确不定。有些是真姓名，但化名的还是不少。“高平”“致立”“余扬灵”是徐懋庸，“南宫离”是我，“达伍”是廖沫沙。倘使不查清（偶有几个查不清可以，多了就不行），我们就没有资格说选了多少家，是不是？请你和王锡荣同志多化些功夫。

四、不要凑合我写的序文，要有独立见解。

五、我回家后翻一翻（似乎你们没有留底），当将目录寄还，希望作者化名的注上真名。

《幻洲》回家后当找出复制。《晦庵书话》初[再]版送过你没有（略有改正，但图版更差）？如未送，回家后当补送。匆复，即颂

教安！

唐弢 84.5.15夜

“以杂文为主”，“但其它小考证、散文等各种门类，似乎也要兼顾一下”，这是唐先生对《自由谈》文选选文的最初设想，后来由于篇幅关系，《自由谈》文选改为《〈申报·自由谈〉杂文选》，唐先生的设想未能完全贯彻。

唐先生在此信中着重讨论《申报·自由谈》作者的笔名，很值得注意。笔名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深入的一个难点，研究《自由谈》同样如此。

《自由谈》上的笔名五花八门，不少莫明所以。此信中说到的寒峰、凤吾后来确认是阿英笔名，小雪也是阿英笔名，但更多的唐先生拈出的笔名，至今无法查考出作者原名。

“《晦庵书话》初[再]版”，唐先生的《晦庵书话》是现代文学书话的“经典”，1980年9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初版，1983年7月再版，此信所说当为再版本。查寒斋所藏这两种版本，均无唐先生题字，可见《晦庵书话》初、再版出书后，我都及时购买了。

三

子善同志：

五月十五日信及寄下《文艺理论研究》三本，收到谢谢。这里传说此刊已停，原来仍出版，那么除缺期须配购外，以后的另寄麻烦，代订一年也好，款几何，请示，当汇至陈福康同志处，由他代转。

方、姚来京，带下《自由谈》选目一份，我因急于到政协报到（京丰宾馆，在丰台），就将目录带至宾馆，阅后曾奉一信，寄至金沙江路新址，来信未提及，不知曾收到否？你于5月7日给我的信是收到的，我那封信谈的主要也是《自由谈》文选事，方行同志主张编出来，上海文艺不出给别家出，争取纪念逝世50周年，我在前信中已详细述及。

回家后，又将目录翻了一下，与影印本对照几月，我觉得大体上合适。我选的话，也会这样。有些原则，如能将《自由谈》特点选出来、以杂文为主，照顾散文、小品、速写等等，可以不变。对照之下，有些具体想法，如用编者名义发表的《笑》《哭》《怒》《骂》等等，似可不选，第一天的《幕前致辞》倒是应该选的，所谓开宗明义第一章也。如第一天选得太多，谢六逸的那篇可以不选，选他以后写的即可。“星”“星子”是否杨幸之，我记不清楚，这要查明，他开头的太多，后来写的用真名发表的如《“不忍池”与“莫愁湖”》很好。他是留学日本的，对日本情形较熟。鲁迅、郁达夫的选目也需斟酌一下，鲁迅的不宜太少，但也不宜太多，多了就成为《伪自由书》《准风月谈》的复本了。如《“逃”的合理化》必须选，因为题目不同。郁达夫写得好的短文很多，《说死以及自杀情死之类》太长，可以不选。我写序文（影印本）时未见原文，只凭鲁迅纪念馆编的一份目录，所以你们选时，不要太多参考序文，应有独立的新见。面广些，中心要突出。除了前信已谈及各点外，现在想到要做的有：

一、译文一般不选，个别的短文如金仲华的《蚁》（32.12.15）和施蛰存译的短而隽永的，似可稍选几篇，以见一斑。

二、连载的（哪怕只连载二三天）一般不选，个别可以例外。

三、杂文、随笔为主，适当照顾其它文体，如小考证，科学小品（写得艺术性强的）也应有一些。

四、论争文择要选一些。文艺短论（后期）不宜太多。

五、最麻烦的是笔名。你们也许认为我知道，其实我知道的不会比你们多。上次信中说过“致立”“高平”“扬灵”“余扬灵”“晔子”是徐懋庸。“阳春”“阳秋”“凤举”“古明”“欧碧”“棱磨”是谁，我也不清楚（“达伍”是廖沫沙，“达一”似是陈子展）。我希望你和王锡荣同志能就入选的人名单编一个真名、笔名对照给我，这要费些功夫，但听说上海鲁迅纪念馆编过一些，已有基础。

六、我将目录附奉，请在这个基础上，再作些补充和修正，再寄给我。

七、选目定后，恐怕要请人抄，剪存不仅两面不便，而且字太小，工人不会肯排，我也看不清。此事我给方行同志信中已提及，请和姚振[庆]雄同志具体商量一下，能否请人（出抄写费）抄一下，将来编辑费中扣还就是。

《晦庵书话》再版图很差，如我未送过初版，请告（我已忘记），当寄奉一册。如已送过，则再版未必佳于初版也。出版社答应我将来重铸，不过也许是一句空话。《简编》“文学爱好者丛书”已出，正式（教材用的）未出书，前者不好意思送人。

你要的《幻洲》编后记，已复制。我请人配（复制）的第一期重新复制，倒很清楚，原有的第二期纸色变黄，风化厉害，复制极为糊涂，用放大镜细看，还可以。兹寄上备用。

匆匆，即颂

教安！

唐弢 84.5.29

唐先生在此信中根据我们所拟的初选目录，对如何编选《自由谈》杂文选，进一步提出了许多卓有见地的意见，十分具体，绝大部分后来都照办了。但施蛰存所译“短而隽永的”文字未选，选了他有名的引起争议的《〈庄子〉与〈文选〉》，以及《读报偶得》等。

关于笔名，唐先生在此信中再次提醒我们“最麻烦”，要求我们“费些功夫”，努力查考。后来查明，“阳秋”是茅盾笔名，其他唐先生所列出的笔名仍无法确定。

“《简编》”，指唐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列为“文学爱好者丛书”之一，1984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这是唐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压缩修订本，唐先生虽然说“不好意思送人”，但他后来还是送我了，环衬钢笔题字：“子善同志指正 唐弢 一九八四年六月”。

四

子善同志：

6.3信收到，已详一切。有两件事急于告诉你，方行同志又有信来：一、他说老丁从外地回沪，接谈之下，又表示愿意出《自由谈》文选了；二、他认为抄写太麻烦，费钱而易错，主张复制，我不知是否能放大些？否则工人怕不肯接受，这两件请你和姚振[庆]雄同志面谈解决。

笔名是麻烦事，但你和锡荣同志得花点功夫精力，主要的最多的人要弄清楚，偶有几篇不详，那没关系。古明是徐诗荃，我原来也有此疑似[问]，但问他自己，却说什么都记不清了，到时我当再和他谈谈。《文艺理论研究》是登载这方面文章的主要刊物之一，反映了一个时期的情况，所以我想配齐它，将来有用。目前福康同志处有些余款可以应付，当再汇。

我为李大钊、瞿秋白、刘半农、陈毅等编书提供过篇目，郁达夫却记不清了，赵老如此说，当有了解。忘记告诉你一件事，《屐痕处处》初版应为现代书局现代文艺丛刊之一，以后就归北新出游记了。铁流[路]分局似是偷印或老板化名变相印的，似非正式，可能现代倒闭后纸版在他们手里。

匆匆，即颂

教安！

唐弢 84.6.7清晨

唐先生在此信中第三次提出笔名问题，强调决不能掉以轻心，继续要求“得花点功夫精力”。后来入选《自由谈》杂文选的作品，凡署笔名的，大部分考证出作者原名，包括徐诗荃以“张恢”“了然”等笔名发表的《天道》《古怪》等。然而，也有个别当时未能考定，书出版后才弄清楚的，如《文坛登龙术要》署名林翼之，其实是楼适夷笔名；《不关宇宙或苍蝇》署名维敬，其实是茅盾笔名，等等，但已无法补救了。毕竟还是我们功力不够，愧对唐先生。

“赵老”，指赵景深先生。我当时为编选《回忆郁达夫》一书，向赵先生约稿，他写了长文《郁达夫回忆录》。此文第三部分《达夫全集》里，赵先生在详细介绍了1949年初北新书局拟编辑出版《达夫全集》的经过后，写道：“唐弢看过我所编的《达夫全集》全部校样后，曾经细心地替我补了不少篇目，都是散见在《北斗》《文学》《太白》《宇宙风》等刊上的作品。计有《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忏语独白》《新年试笔》《怀鲁迅》《两浙漫游后记》《雪夜》《徒然草选译》《闽游滴沥》《北平的四季》《日本的文化生活》《从鹿囿传来的消息》《福州的西湖》《小品文杂感》《回忆鲁迅》等篇。”我把赵先生这段话写信告诉唐先生，唐先生才在信中表示：“郁达夫却记不清了。赵老如此说，当有可能。”

2012年7月23日急就

（原载2013年5月北京《新文学史料》第139期）

侧写“听风楼主”

上周到新落成不久的上海图书馆参观“纪念茅盾诞辰一百周年生平图片展览”，见到一封茅公给“听风楼主”冯亦代先生的亲笔信，很有意思。茅公此信写于1970年代末，大意谓：据姜德明同志介绍，你在40年代出过一本《书人书事》，记录了不少中外文坛掌故，我一直不知道有这本书，如你手头有书，能否借我一读？茅公想读的这本《书人书事》确实是一本令人爱不释手的书话集，不知后来他是否如愿以偿。因为我知道，经过十年浩劫，冯先生藏书几乎荡然无存，80年代初我在北京灯市口的中国书店买到一本冯先生翻译的《守望莱茵河》沪版重印本，寄给冯先生，他很高兴。后来冯先生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书人书事》增补本，“后记”中就有“《书人书事》只印了二千册，甚至在自己的知友间也很少知道”这样的话，这些“知友”应该包括茅公在内。

茅公未曾见过的《书人书事》1949年8月由上海潮锋出版社初版，小32开平装，列为“文学者丛刊”第8种。我收藏的这本是1995年初到新加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时在“百胜楼”的一家旧书店中淘到的。犹记80年代初的上海旧书店里偶尔还能见到《书人书事》，但我几次失之交臂，不免怅怅，没想到能在新加坡无意中得之，正应了“礼失求诸野”这句古话。

在现代文学史上，以书话著称的作家并不多，阿英、唐弢、赵景深、叶灵凤等几位之外，就数冯亦代先生了。须知，尽管唐弢写作书话的时间比冯先生略早，但他迟至60年代初才以“晦庵”笔名出版《书话》单行本，比《书人书事》足足晚了14年，即此一端，就可见《书人书事》的价值。当然，出版得早未必就是好，但《书人书事》点评路翎的小说，品赏夏衍的剧本，铺陈域外的文人趣事，均娓娓而谈，中肯独到，今天读来仍引人入胜，那是难能可贵的。

我与冯先生见面不多，对这位“听风楼主”的认识主要是通过他的作品。他近年出版的《书人书事》（增补本）、《龙套集》《西书拾锦》《听风楼读书记》《撷英集》等书，我都有购藏，有的还是他的热情馈赠。认真拜读之后，我真是得益匪浅。在我看来，冯先生写的欧美书评书介，不但是《书人书事》的继续，在内地老一辈作家中，也无人能出其右。这些年来，冯先生为中国广大读者打开了一扇又一扇领略欧美文学新知识的窗户，实在功莫大焉。

前年春末，冯先生来沪小住，由安迪兄引领，我去拜访他，与黄宗英先生一起畅谈了一个晚上，具体谈起什么，我已经记不真切，不外是当代的书人书事吧。但我竟忘了检出《书人书事》初版本带去，请他签名留念。冯先生当时虽在客途之中，仍念念不忘为《读书》撰写书评，急需参考最新出版的《纽约时报书评周刊》，遗憾的是敝校图书馆因经费紧缺，早已不再订购此刊，无法满足冯先生的需要。为此，我一直对冯先生感到抱歉。

匆匆两年过去了，不知冯先生近来可好？这篇小文也该结束了，谨此遥祝“听风楼主”身健笔健，再写新的《书人书事》续篇。

1997年3月12日于华东师大

（原载1997年3月21日《东方文化周刊》第11期）

附 记

1997年6月初，冯先生再度来沪小住，我终于携《书人书事》初版本去见冯先生，他欣然在封面里页题词如下：

此书出版于一九四九年秋，国内早已绝版。子善于一九九四年春，在新加坡旧书店中偶得，其缘乎！并嘱题数字，乐而书此，距出版期已将半个世纪矣，能不慨然。

亦代题一九九七年六月二日于上海小屋招待所

我所知道的金性尧先生

“时光真是毫不留情的迅疾”（金性尧《我与书》），金性尧先生辞世已快一年了。

记忆中我是由周劭（周黎庵）先生引见金先生的。周先生与家父是好朋友，他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获释回沪，常来我家喝酒聊天，我叫他“周伯伯”。改革开放之后，他进入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操旧业”，重新与金先生共事了。

早在1930年代末《鲁迅风》时期，金先生就与周先生是文友，交谊不浅。著名的以刊登杂文、散文和文史小品为主的《鲁迅风》是金先生实际主编的，从组稿、改稿、写稿到校对、发行，全由金先生一人包揽，当时他年仅23岁，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这几天重读《鲁迅风》，相隔近七十年，仍感到这份文学杂志叱咤风云，虎虎有生气。不但源新（郑振铎）、剑先（王统照）、齐明（陈望道）、巴金、萧红、景宋（许广平）等文坛大家名家纷纷为之撰稿，而且形成了以巴人（王任叔）、风子（唐弢）、柯灵、辨微（周木斋）、吉力（周黎庵）和文载道（金性尧）等六位杂文家为代表的“浙东杂文作家群”。民族危亡之际，他们倡导并坚持“鲁迅风”杂文传统，针砭现实，抨击侵略者，在中国现代杂文史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应大书一笔。

这批“鲁迅风”杂文家后来出版了两本杂文合集《横眉集》（此书作者除上述六位之外，还增加了孔另境）和《边鼓集》，进一步显示了1930年代杂文创作的实绩，也为研究30年代杂文留下了宝贵的资料。1980年代末，我把自己收藏的《横眉集》请还健在的四位作者签名留念，金先生欣然与唐弢、柯灵和周黎庵先生一起签了名，此书我至今宝藏着。

我收到的金先生的第一封信是1988年5月31日写的，他在信中说：

惠教敬悉，迟复为歉。难得您想到我们这些过了时的人物。《知堂（杂）诗抄》早由黎庵交我，未及答谢，甚以为疚。岳麓、上海书店等都出了几本知堂集子，他地下有灵，当甚感幸。他的文章自有公论，我都收全，却付于“文革”一炬。还有《雨天的书》《泽泻集》等也盼能重印，能全出更好。

金先生称自己是“过了时的人物”，当然是他的过谦之词。他喜爱知堂老人的作品，倒是事实。拙编《知堂杂诗抄》送请他过目正编，自是再合适不过。“浙东杂文作家群”中，除了周黎庵，就数金先生与知堂老人关系最为密切了。他后来应我之请撰写了长文《叶落归根》，回忆与知堂老人交往始末，对知堂后期小品艺术特色的分析深得我心，他特别指出：

知堂之谈鲁迅著作及早年生活，自不同于一般学者，因为有些资料，除了知堂之外，别人无从知道，要说知堂晚年对文坛的贡献，这应当是最重要的。这些文章，皆写于鲁迅逝世后，尽管字面还是冲淡平和，但一死一生，生者也已入暮年，给予读者的感受便不同些。在鲁迅逝世不久，他的两篇发表于《宇宙风》上的纪念文，其实也写得好的。

金先生对知堂论鲁迅的看法也是我所认同的持平之论。这篇《叶落归根》着实使拙编《闲话周作人》增色不少。

如果读过金先生在《鲁迅风》杂文之后的散文小品，包括《风土小记》和《文抄》两书中文，恐怕都不会否认金先生受到知堂老人的影响，真的是“时出古谈，篇篇皆有思致”（朱熹语）。知堂老人在《〈文抄〉序》中称赞他的文字“文情俱胜”，确是的评。而且，知堂老人首次把他和当时北方的另一位文史小品高手纪果庵相提并论，从此“北纪南文（载道）”之说就不胫而走了。我曾把自己收藏的《风土小记》一书请金先生题词，他在扉页上写道：

此为旧作，原可覆瓿，子善厚谊，略志数语。

星屋 丁丑夏日。

“星屋”是金先生的笔名，也是他的书斋名，他晚年有《星屋小记》等文记之。文学史家对金先生的散文成就也是看重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入选他的《关于风土人情》，《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更入选他的《关于风土人情》《夜读》《谈郁达夫〈闲书〉》《重读〈论语〉》和《读〈浮生六记〉》诸文，就是明证。

1940年代沦陷时期，金先生留在上海，为《古今》撰过稿并参与《古今》的编辑，后来又主编《文史》。这段历史曾为人诟病，却值得文学史家探究。我读了金先生晚年写的《〈文史〉琐忆》，才进一步理解历史真是复杂，非常复杂，历史真相的揭示是一个长期的甚至是无尽的过程，是非曲直，决非像某些人所想象的那么简单明了。金先生擅长谈古论今，但当时“论今”已无可能，他只能“谈古”，借古喻今，以古证今。而他当时所用的笔名“撞庵”，取谚语“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之意，也道出了在历史激变关头，一部分沦陷区知识分子苦闷彷徨的心态。我很喜欢《风土小记》中《忆家槐》《忆若英》《忆望道先生》等文，金先生对当时远在国统区和新四军中的左翼文坛前辈陈望道、阿英和友人何家槐的深情回忆，其实也十分曲折地表达了他当时的真实心声。

可惜我这些想法未及在金先生生前与他交流。金先生晚年重返文坛，心情淡定，埋首于《唐诗三百首》《宋诗三百首》和《明诗三百首》新注工作，问世后大获好评。他同时笔耕不辍，出版了《清代笔祸录》《炉边诗话》《伸脚录》《饮河录》《不殇录》《土中录》《一盏录》和《闭关录》等八九本杂文随笔集，见解精湛，文笔老到，名副其实地著作等身了。他1990年代与我的通信，就大都集中于找书刊、查资料诸事。1995年11月14日致我信中说：

前荷惠允借王尘无《浮世杂拾》事，此书在上图必有收藏，弟无熟人，商借不易。兄通过单位关系，不难借得。我只要借三四天即可，也即写一篇一二千字文章。所有费用，概由弟承担，专肃布恳，伏祈鼎助。

金先生到底是老派风范，命后辈借一本书，还那么客气。我当时在华东师大图书馆副馆长任上，正可“近水楼台”，很快为金先生借到了书。这篇《尘无的〈浮世杂拾〉》后来发表于1996年1月20日《文汇报》，对亡友王尘无，这位左翼文学的“鬼才”，影评、散文和诗词“能手”，金先生表示了由衷的怀念，同时“很希望”重印王尘无这本“传世的唯一遗著”。十多年过去了，金先生的愿望还未实现。

1990年代中期，有四五年时间，由陆灏兄安排，每月有一次文人雅集，金先生几乎每次必到，经常参加的有周黎庵、唐振常、邓云乡、鲲西（王勉）和钱伯城先生，黄裳先生也到过好几次，偶尔来一坐的还有何满子先生和刘绪源兄。唐、邓两位先生好口才，酒酣耳热，往往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逸兴遄飞，滔滔不绝。我是叨陪末座，洗耳恭听。金先生耳背，虽戴了助听器，竖耳细听，仍听不真切，很少参与，只偶尔插一二句话。周先生经常与他开玩笑：“你听不清却偏要听。”金先生往往一笑了之。有好几次，兴尽席散，我雇车送金先生回寓，他在车上对我说：老友能够相聚已很难得了，我虽然听不大清楚，还要认真听的。后来唐、邓两位先后谢世，雅集就难以为继、风流云散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恍如隔世。

如何为金先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定位，有待文学史家深入研究，细加评说。当务之急是应该把金先生留下的大量已收集和未收集的文字加以整理出版，这是一笔很有价值的文学遗产，期待这项工作早日提上议事日程。

（原载2008年5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初版《文以载道——金性尧先生纪念集》）

附录 本书评论作家籍贯一览

刘大白（1880—1932），浙江绍兴。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

周越然（1885—1967），浙江吴兴（今湖州）。

宋春舫（1892—1938），浙江吴兴（今湖州）。

茅盾（1896—1981），浙江桐乡。

胡愈之（1896—1986），浙江上虞。

郁达夫（1896—1945），浙江富阳（今杭州）。

徐志摩（1897—1931），浙江海宁。

许钦文（1897—1984），浙江绍兴。

丰子恺（1898—1975），浙江桐乡。

朱自清（1898—1948），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

俞平伯（1900—1990），浙江德清（生于江苏苏州）。

曹聚仁（1900—1972），浙江浦江（今兰溪）。

章克标（1900—2007），浙江海宁。

夏衍（1900—1995），浙江杭州。

倪贻德（1901—1970），浙江杭州。

梁实秋（1903—1987），浙江杭县（今杭州，生于北京）。

冯雪峰（1903—1976），浙江义乌。

巴金（1904—2005），浙江嘉兴（生于四川成都）。

孔另境（1904—1972），浙江桐乡。

楼适夷（1905—2001），浙江余姚。

孙大雨（1905—1997），浙江诸暨（生于上海）。

黄源（1905—2003），浙江海盐。

戴望舒（1905—1950），浙江杭州。

邵洵美（1906—1968），浙江余姚（生于上海）。

林淡秋（1906—1981），浙江宁海。

钱君匋（1907—1998），浙江桐乡。

徐訏（1908—1980），浙江慈溪。

陈楚淮（1908—1997），浙江瑞安。

刘荣恩（1908—2001），浙江杭州。

殷夫（1909—1931），浙江象山。

柯灵（1909—2000），浙江绍兴。

艾青（1910—1996），浙江金华。

陈梦家（1911—1966），浙江上虞（生于江苏南京）。

赵萝蕤（1912—1998），浙江德清。

穆时英（1912—1940），浙江慈溪。

唐弢（1913—1992），浙江镇海。

冯亦代（1913—2005），浙江杭州。

苏青（1914—1982），浙江鄞县（今宁波）。

金性尧（1916—2007），浙江定海。

王佐良（1916—1995），浙江上虞。

沈苇窗（1918—1995），浙江桐乡（生于上海）。

司明（冯蘅，1918—2006），浙江慈溪（生于上海）。

宋淇（林以亮，1919—1996），浙江吴兴（今湖州）。

吴兴华（1921—1966），浙江杭州。

李君维（1922—2015），浙江慈溪。

董鼎山（1922—2015），浙江宁波。

木心（1927—2011），浙江桐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