憧憬与追求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郭沫若等著名作家，在二十世纪初叶，都曾抱着救国救民的宏愿东渡日本留学。在那个军阀专权的岛国里，他们亲身体验了由于祖国积弱不振而受到帝国主义压迫和凌辱的苦处。“眼看到故国的陆沉，身受到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所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郁达夫这番话表达了他们当时共同的心境。

夏衍到达日本时，祖国黑暗依旧，但日本的情形却有了变化。这几年，在日本近代史上正是左翼运动的鼎盛时代。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恐慌。陷于危机的资本家用降低工资、解雇职工等残酷手段将其损失转嫁到工人阶级头上，于是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及普选运动。在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下，各种左翼团体先后崛起，工会、农会、无产妇女团体、进步文化社团以及各种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风起云涌，进步刊物层出不穷。

对于曾经受到五四洗礼，努力探寻民族出路的夏衍来说，这一切具有多么强烈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

1920年9月下旬，夏衍搭船抵达东京，旋即和蔡经铭、毛文麟三人报名进了神田区中国青年会附近一所专为中国学生考入正式的专门学校而设立的补习学校。这里补习的主要是日文。在“甲工”虽然已上过一年日文课，但是只读不用，到东京只得从头学起。日本一般大学都是春季开学，在阳历二月底报考，其间只有六个月工夫准备，时间十分紧迫，东渡时“甲工”给出洋留学生的经费只有二百元，这是不能容许一试不中、再等来年的。因此，在这半年中，夏衍心不旁骛，集中精力攻读日语和温习数学。当时，政府规定一定得考取国立大学，才能得到官费，但向以严格著称的九州福冈户畑町的明治专门学校（现为九州工业大学）例外。报考“明专”的达一百多人，而录取者仅五名。由于夏衍作了充分准备，这次“背水之战”居然成功。“明专”学制是本科四年，中国学生有一年预科。他从这年4月入该校电机科，1925年3月卒业。

近年来在日本发现的夏衍在明治专科学校的成绩登记表表明，他在该校读书时的学业成绩是逐年下降的。据夏衍说，这原因就在于他这时关注的并不是所学的电机专业，而是社会科学，是政治。他常常出入于图书馆，在那里仔细地寻觅和阅读各种进步的哲学书籍和文学作品。他参加了日本进步同学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会，热心地研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幼稚病》，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及《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他还接触了日本左翼运动的著名领袖人物，结识了“水平社”负责人松本治一郎和“劳动农民党”委员长大山郁夫。这两位民主主义的政治活动家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从封建制过渡到资本主义，以至发展为帝国主义国家都深为不满，积极领导了被压迫下层人民的解放运动，为确立民主制度而进行不倦的斗争。夏衍从他们的行动与言论中间受到启发，对于“工业救国”这个在他的生活与学习中曾长期发生过作用的虚幻观念，终于产生了怀疑以至厌恶。

从二十世纪初到二十年代，我国在日本的留学生是很多的，他们的政治态度也是形形色色的。除一部分探索救国之道和寻求革命真理的知识分子外，还有一批所谓“国家主义派”“反共产派” “国粹派”，他们有时也以“富国强兵”相标榜，但终日学跳舞，打麻将，过着荒唐无聊的生活，把国家民族的命运完全置诸脑后，一心只想着在国外“镀金”之后，一旦回国，就可以“做技师，做官，讨老婆，造房子”。从市侩主义立场出发，他们惧怕革命到了十分荒谬可笑的程度：“将多数看作过激，将共产解作 ‘大家要来分他的家私’，所以恨不得将整理交通的左侧通行改作右侧，见了女人的红色腰卷儿也要倒退三步。”对于这种丑恶的现象，夏衍流露了极度的憎恶与鄙视。他在投寄给创造社《洪水》杂志的《从日本来的消息》一文中作了辛辣的讽刺，指出：

我们须得想一些，供给我们学费的农民的苦楚！这是帝国主义给我们的礼物。在学时代，请在书本子外面，注意一些社会的事态，回国去之后，请不要恩将仇报，帮了资本家（中国和外国的）去虐待你的学资供给者。

这篇文章呈现了夏衍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鲜明革命立场，从中亦透露了他对“实业救国”之类的决绝态度。

夏衍思想发生更明显的变化，是在八幡实习期间。在明治学校毕业后，为了取得“官费”，他进入九州帝国大学。那时，日本的工业大学规定每年必须有两个月到工厂或矿山实习。夏衍作为帝国大学的学生到了八幡制铁厂。这里是日本重工业的中心地带，是进步力量很强大的地方。他曾与日本左翼分子一道，投入了工人运动的实际工作。尽管这当中多少还掺杂着托尔斯泰式的“忏悔贵族”的心情，然而，与近代产业工人的接近，使他开阔了眼界，深切体会到工人群众受剥削受压榨的痛苦生活，看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他后来在《<母亲> 在中国的命运》一文中回顾到他在这期间思想感情的变化，是值得注意的。他说：

那时候我以一个工科大学生的身份，在日本九州著名的八幡制铁厂实习，在隆隆的发电机旁边，我耽读了契诃夫、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作品。一个暑假之后，我对于那些软弱，懒散，而又充满了哀愁的人物，渐渐的感到厌倦了。当时我开始知道了一些苏联大革命中的英勇出奇的英雄，于是我很想追觅一些介在这两个时代之间的俄罗斯人民的典型与性格，我找到了高尔基，读了《夜店》，读了《太阳儿》，终于读完《母亲》而深深地感动了。一年半之后我被逐归国，在简单的行囊中我把村田的日译本《母亲》带回来了。

我们知道，夏衍在“明专”读书时即很喜欢史蒂文生、狄更斯，为这些大师的作品所着迷。到帝大以后又耽读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的作品。这些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与腐朽，表现了对被损害、被污辱的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然而，这时夏衍对他们越来越淡漠了。一种对于新的生活真理的追求，甚至使他在一段时间里对他们的作品感到厌倦。他希望从文学上看到进步人类的未来，看到创造新世界的新兴无产阶级的力量。这样，他便找到了高尔基，从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大师那里获得了投入革命战斗的勇气与信心。这里，明显地标志着他的思想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夏衍后来成为著名的“左翼作家”，与他在日本一段时期的生活关系是很密切的。日本的左翼运动无异于一所革命的大学校，使夏衍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从而对他一生的事业和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现代文学史上，有些杰出的作家，当他们开始文学生涯的时候，还是一些爱国主义者和民主革命者。他们勇敢地反叛旧有的一切，艰难地探索着使祖国摆脱落后与贫弱的道路；然而，他们还很少或几乎没有接触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因而往往不了解逐渐壮大的新兴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历史前进的方向。这样，在变乱动荡的时势下便会因看不清出路而寂寞、孤独与失望，甚至在历史的风波中迷失道路。夏衍与他们不同，他在进入文学领域之前，便接触了马列主义著作，并有了初步的革命斗争实践，相对而言，思想的起点是比较高的。鲁迅就曾在与夏衍的一次谈话中说过：“从社会科学走向文学的道路是顺的，从文学走向社会科学的道路是逆的。”由于有了先进的社会科学知识和思想的指导，夏衍后来一开始文学活动，便能自觉地把文学与革命联系起来，坚定不移地通过文学去推进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就这点来说，夏衍以后成为左翼革命文艺运动的重要骨干是毫不奇怪的。自然，这也可能带来另一方面的问题，即由于思想经历上的曲折、反复较少，也就容易较多地从理性概念上教条式地看待问题，而不善于深入地把握复杂多样的社会现象和文艺规律。随着夏衍前进的足迹，在涉及三十年代文学活动时，我们对此将会有具体的了解。

在留学期间，对祖国的思念和热爱，对于压迫、奴役弱小民族的暴力的鄙夷和仇恨，经常地袭击着年轻夏衍的心。他在《创造日汇刊》发表过一篇速写《船上》，文中叙述从上海驶往日本的轮船上，中国平民百姓和朝鲜人民所遭受的种种歧视和虐待。他满怀激愤地发出了种种疑问：“为什么单有三等船客要隔离（上海有时疫须得隔离一夜才放行）呢？坐了一二等，便不至于染疫了么？——为什么朝鲜人，可任意地被逮捕呢？他亡了国了！那么我们能够不被逮捕，是不是还要感谢我们那残破不全，干戈遍地的祖国么？……”这些诘问，实质上就是对于侵略者、压迫者的沉重抗议。在“明专”读书期间，他还有过两次难忘的旅行。当时官费生每月有六十日元的生活费，在1925年的暑假，他拿了这笔钱游历了朝鲜和祖国的北方。他攀登过金刚山的高峰，凭吊过牡丹江的战迹，在泰山之巅看过日出，在八达岭上听过驼铃。这些地方的雄伟壮丽的景色使他陶醉，而处于日本军国主义者控制下的中朝人民的深重苦难，尤使他难以忘怀。在去东北的途中，他亲眼看到日本宪兵为了夸示他们的威武而纵马践踏菜市，在奉天车站，日本路警任意把中国的苦力推下正有火车急驶的轨道。在这种场合，夏衍对于周围群众没有反抗的表示而感到困惑和痛心，以为人们在长期压迫下，已不知不觉地学会了顺从压迫的习性。然而，在另一个场合，他很快便纠正了自己的偏颇。在从釜山到平壤的火车上，一位朝鲜女学生开始误认他是日本人，严峻地拒绝与他谈话，但后来当她发现他是中国人时，便立即改变了态度，对他笑脸相迎，亲切异常。

她，我记得非常明白，还不过是十五六岁的年纪吧，在她开始懂得世界的时候，那一幕“日韩合并”的血腥悲剧也该早已经是历史上的事件了吧。但，从她那不经意的一憎一喜之间，何等深刻地表露了一个和平民族对侵略者的仇恨！

夏衍后来回忆到这件往事的时候，还是那样激动不已，表明这段经历给他的印象是多么深刻。被压迫的群众不会甘心作奴隶，人民是不可征服的——这个朴素的真理，后来成为夏衍毕生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

夏衍在日本求学的后几年，国内的政治形势起了很大的变化。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毅然对国民党实行改组，与共产党人携手合作。大会以后，工农斗争和各阶层人民的民主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革命形势逐渐高涨。夏衍身处异邦，但对国内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无限关切。1924年11月，孙中山先生应冯玉祥的邀请，到北京商讨召开国民会议。途经日本门司，夏衍随同中国在日留学生代表前往谒见。当他将一叠载有报道孙中山北上新闻的报纸交给这位敬仰已久的民族领袖时，中山先生十分高兴，当场指定李烈钧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不久又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海外部直属驻日总支部常务委员、组织部长（该总支负责人为中共留日学生支部书记何恐）。此后，在从“明专”毕业以后的两年中间，夏衍虽然考进九州帝国大学，但大部分时间却是在东京总支部，并经常到日本各地活动。他在广大的爱国华侨中间宣传“打倒列强，除军阀”，联络同志，发展组织，壮大革命力量。北起北海道的札幌，南到九州的鹿儿岛，都曾留下过夏衍的足迹。为了配合和支援国内北伐的革命进军，他四处奔走，热情高涨，长途跋涉的种种艰辛，开展工作中遇到的种种阻难，都没有难倒这位年轻的革命战士。

正当夏衍为北伐战场上频频传来的捷报欢欣鼓舞的时刻，1927年春夏之交，蒋介石窃取了国民革命的胜利果实，在帝国主义指使和支持下，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以“清党”为名，丧心病狂地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这时，东京的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砸烂了左派的驻日总支部，夏衍被列入了通缉名单。日本警事厅在他的寓所附近安置了警探，借口“保护”，监视他的行动，随时准备施加迫害。形势的骤然逆转，使夏衍对国民党右派燃烧着满腔的愤火，但他对革命并未感到幻灭和沮丧。经过海外七年的学习与锻炼，他已明确地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对创造新世纪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光明的未来充满着热烈的向往和坚定的信念。因此，在暴力的打击和威吓面前，他沉着镇定，矢志不移。他决心投入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行列，向旧制度展开更持久、更顽强的斗争。1927年5月的一天，夏衍机智地躲过警探的耳目，怀里揣着一份东京左派组织全部成员的名册，到达门司，悄悄登上了长崎丸号客轮，踏上归国的海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