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早年的生活与奋斗

忧患的童年

1900年10月30日，夏衍（原名沈乃熙）出生于浙江省杭县庆春门外严家弄的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

严家弄是一条南北向的小街，全长不到一里。它的南面是庆春门，北面是艮山门，与杭州旧时的这两处城门各相距三里光景。西面靠近华家池，向东四五里便是浩瀚奔流的钱塘江了。沪杭公路就在东面不远处平行而过。这公路原先是钱塘江大堤，由于历年泥沙淤积，人们不断围垦江涂，遂使陆地逐渐向东延伸，这条曾经阻挡汹涌江潮的堤塘，竟变成远离江岸的通衢大道，严家弄离钱塘江也就越来越远了。离开了喧闹的市廛，这条狭长的街弄显得异常僻静。街的两端各有一座寺庙，街面上除了一家出售日用杂货的小店铺和一家酱油坊外，几乎没有什么店家了。严家弄既非村落也非集市，居住在这里的二十来户人家，多数是在丝绸机坊里摇丝织绸的手工工人和养蚕种菜的农民，也有少数以捕鱼为业的渔家。小街四周是田地和村落。葱茏的桑园、麻地、菜畦阡陌交错，澄碧的鱼塘闪烁着明亮的光辉，在远处隐隐的翠黛的峰峦映衬下，真是一片山清水秀、如织如画的优美风光。清代文学家、杭州人厉鹗在《艮山门外远眺》一诗中描绘过这一带的景色：

吴天入时凉似水，裌衣山城四三里，

城角远山青半环，分得浓岚落渔市。

由于幼年僻处乡间，淳厚的农村生活，孕育了夏衍质朴、恬淡、勤恳、坚韧的个性。从小他就不爱热闹，不善社交，偶尔穿了一件新衣，买了一双新鞋，也唯恐被大家注意，尽可能避开人走动，因而母亲给了他一个戏称：“洞里猫”。以后“年纪大了，也只想做一个不为别人注意的常人，夹在人丛里面。我不注意人，人不注意我，就觉得心安理得，畅适无比，从这种习性出发，在人多口杂的地方，我就尽可能的少作惹人注目的行为，不发引人注意的议论，积习既久，遂成癖性。”

给夏衍性格以重大影响的，主要还是那个不景气的时代和他的日趋凋零的家庭。

夏衍出生的时候，正是中国社会发生急遽变化的年头。资产阶级戊戌变法运动刚刚宣告失败，帝国主义列强又发动了八国联军侵华之役，攻占北京，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处于末世的封建帝国，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国家民族的命运更加濒于风雨飘摇的境地。

在浙江杭嘉湖一带，沈姓是一个大族。严家弄沈家有一座五开间七进深的庄院。这座被几丈高的风火墙团团围住的深宅大院，犹如一头巨兽，雄踞街弄，对比之下，四邻贫家小户的茅屋，就显得更加矮小荒陋了。不认识的人出城打听沈家，附近的人们多不细说，只答“墙里”二字，可见这所宅第曾是何等显赫。跨进沈家那扇深重的大门，迎面就是宽敞的轿厅，专供停放自家或来客的轿子之用。入内每一进除坐北朝南的正房外，还配有东西厢房。天井里铺的是一色的青石板，平坦坚实；内室则水磨方砖铺地，雕花窗棂，轩亮开阔。除了天井里的花坛，宅后另有一个栽着花木果树的花园。那时，全家人住在城内的骆驼桥，而这里只不过是沈家春秋两季下乡祭祀的歇脚处。然而，到了夏衍的祖父和父亲手里，沈氏家族已经迅速地衰败下来，这里已经成为他们的住家。夏衍便诞生在这敝旧古老的大屋子里。

夏衍的父亲沈学诗，字雅言，是个落第秀才。有一点学问，也懂医道，还写得一手好字。他颇爱读书，书房的橱架上堆满了各种书籍，这些书的很大一部分后来就成了少年夏衍最初的课外读物。沈学诗一生没有固定的正式职业，他当过家庭教师，教过私塾，还行过医。这位落第秀才身体羸弱，整天面呈忧色，心事重重地只是捧着根长长的竹烟管，闷闷地吸旱烟，很少讲话。曾经显赫富有的祖辈给他留下的并不是深厚的福泽，而是无穷的忧虑和凄凉。家族的迅速凋败，虽然没有使这位书香门第的少爷立即沦为一贫如洗的穷汉，但毕竟使他成了一个凄苦自甘的平民知识分子。家庭的破败，科举的失意，使他饱尝了世态炎凉的苦味，承受着精神的困厄。他在私塾教书时，来上学的都是附近穷苦人家的孩子。他不收学费，只在逢年过节时收受家长送来的一点鱼虾、鸡蛋之类的礼物。这或许是由于他生性善良，但更多的可能是家道中落的境遇，使他对穷人产生了更多的同情心吧。

在夏衍刚满三周岁的那年除夕，家里按风俗请神“散福”。当沈学诗正在给神灵们跪下叩头时，突然扑倒在地，再也站不起来了，到半夜里便断了气。原来他得了“痰中”，死时才四十八岁。这件事给全家以很大的刺激，从此家里每逢过年就再也不给菩萨烧纸了。沈学诗的不幸遭遇，是他那个时代、社会里大多数正直善良却又过分软弱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沈学诗还不可能成为沈氏家族及其阶级的叛逆者。这个角色将要由他的儿子，当时只有三岁的夏衍来担任。父亲亡故时，夏衍年纪很小，因此很难说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但从“夏衍”这一取自父亲表字“雅言”的谐音的笔名来看，他对于父亲这个在旧社会抑郁一世的善良正直的读书人，是怀有深厚的同情与尊重的。而父亲的人生遭际和悲剧命运，对于后来夏衍人生道路的抉择，也不可能不烙下一定的印痕。

真正给童年夏衍的性格以深刻影响的，是他的母亲。母亲徐绣笙，浙江德清县人。娘家开过酱园和当铺。她识字不多，但勤劳能干，很有主见，又富于同情心，宽厚待人。夏衍回忆起自己的母亲常常带着虔敬的心情。他写道：

在那个时代里，她算得是一个性格奇特的人，四十五岁死了我父亲之后，从不念过一句佛，从不烧过一次香。出嫁了的姐姐送她一串念珠，她都丢在抽斗里从来不去理会，不佞佛，当然不信耶稣，反对中医，有什么毛病专服西药，从这种性格推衍开去，她是一个富于民主精神的人，她从不讨厌邻近的穷孩子到我家里来，也从不禁止我和这些野孩子在一起，把自己吃用的东西省下来送给邻近的穷人，是她惟一的愉悦。

父亲猝然死去，丢下兄妹六人。当时大哥乃雍还没有职业，几个姐姐也没有出嫁，生活的重担完全压在母亲一个人的肩上。在那个时代，这对一个新丧夫主而家里内囊早尽的女人来说，是多么作难啊！然而她没有在生活的厄运面前低头，而是倔强地面对现实，作了开源节流的安排：辞掉了原先雇着的一个长工，除了一日三餐、缝补浆洗等日常家务一应自己承担之外，还揽来钉纽扣、绕边头、绣花、摇丝、磨锡箔等手工活计，以微薄的收入充作家用。后来几个女儿逐渐地开始能帮着母亲做活了，她也仍然从不歇息。在那样沉重的家务和手工劳作的重压下，母亲的心境是惨苦的。但她并不怨天尤人，或者打骂孩子出气。夏衍只记得有一次，因为他练习写毛笔字不认真，母亲忍痛打了他的手心。然而这只是为了鞭策孩子刻苦攻读，而且也是仅有的一次。母亲对子女是温厚慈爱的，而对生活却是坚忍倔强的。后来在五十几岁时，一次到河埠头去洗衣服，她不小心滑了一跤，把腿骨跌断了。限于经济条件，也不延医求治，只是买了几张膏药敷上，待略有好转，便又支撑着下床操劳了。腿是再也走不成路了，只得用双手撑着一张凳子一步一步往前挪动。接踵而来的灾难并没有使这位坚韧的母亲屈服，她决不躺倒，而是仍旧带领她的儿女们在生活的崎岖道路上艰难地跋涉，恪尽做母亲的职责。直到1937年初夏，抗战爆发前夕，这位饱经忧患的母亲终于离开了人世。她活了八十岁。毋庸置疑，这个具有“近代性格”的女性，对于夏衍性格的形成发生了良好的影响。

夏衍是母亲四十二岁时才生下来的。母亲奶水不足，又雇不起奶妈，便找到附近一个姓杨的裁缝那里，讲好三块钱一月，一天三顿，由他的妻子“兰生娘娘”帮着喂奶。每天，二姐云轩便抱着小弟弟去裁缝家吃奶。这样延续了近一年时间。等夏衍略大一点，总是二姐云轩和四姐明轩陪着他玩耍，在一起折纸，做各种游戏。到六岁时，母亲决定让夏衍到私塾里去“破蒙”。这私塾设在严家弄唯一的那家商店——邬家店后进一间小屋里，只有三张板桌，几条板凳，先生也坐在一张骨牌凳上，前面用一个破旧的柜子当作书案，其简陋可怜可以想见。入塾这一天，母亲陪夏衍到邬家店买了一包点心，用红纸包了一块“鹰洋”，作为孝敬先生的“束修”，然后要他向先生叩了头，这样入塾“典礼”就算完成了。读的书是《三字经》，还有描红和写字。在这样的穷私塾里就读，对于沈家这样的书香世家来说，是太不相称了，因此不到两年，城里的大姑母便说服了夏衍的母亲，让他转学到“新式学堂”——正蒙小学就读。在这里除了《论语》《孟子》外，还学到算术、体操、修身等新科目。那时学费、膳费全由姑母供给，连身上穿的长衫、鞋袜等也都是表兄弟们穿旧的。到十二岁由母亲送到德清舅父徐士骏家中，进了德清县立高小读书，费用全由舅父负担，在那里一直读到高小毕业。

了解夏衍日常生活的人，都知道他很爱猫，养猫几乎成了他的癖好。这种习惯就是在德清读书的这段时间养成的。尽管有舅父的照拂，毕竟是少年离家，寄居在外，处处感到陌生和孤独。在寂寞的时光，常常来与他做伴的是舅舅家中的小花猫。白天，与猫逗耍是他唯一的游戏。夜晚，猫就蜷缩在他脚头的被子上打盹。在严冬的寒夜，这多少也给他增添一丝温暖吧！久而久之，自然便对这灵性的动物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好感。

夏衍在开始他的读书生活时是艰难的，然而他在学校里的考试成绩，在全班却总是名列前茅。他刻苦好学，求知欲非常强烈。早在私塾读书时，每当放学回来，他就喜欢钻到父亲的书房里去，将一本又一本的线装书从高高的书架上取下来，《水浒传》《三国演义》《七侠五义》等旧小说都被他读得滚瓜烂熟。读书之外，他还喜欢跟随母亲去看旧剧、听评弹。每年重阳节，“水路班子”或者“绍兴大班”到乡下来了，在庙里要演两日戏。一演就是半天，从午饭后出去一直要到日落西山才回家。那时年轻姑娘是不能抛头露面出去看戏的，因此每当夏衍看完戏回来，姐姐们便听小弟弟讲戏文，如《双珠凤》《文武香球》《再生缘》等。夏衍的记性好，又能把故事讲得活灵活现，他的二姐沈云轩至今还能记起其中孟丽君、文必正等人物的名字和大致情节。这些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恋爱故事，掺杂着各种因果报应等糟粕，但又多少反映出人们对爱情自由的渴求，对黑暗专制势力的憎恶，带着反对封建礼教的鲜明色彩，加上传统戏剧艺术在表现形式上的质朴与细腻，因而使小夏衍着了迷。可以说，夏衍后来对戏剧事业的爱好和精湛的艺术修养，最早便是从这里开始孕育的。

就在夏衍在小学读书的这几年，家境更加窘困。屋子周围的田地、池塘，渐渐地被哥哥押卖了，一些好的家具、瓷器、锡器等也都拿到当铺里去典当了。隔不多久，大哥为了要将屋子改作屯茧的仓库，还将后园里两株尺把粗的枣树和橘树砍倒，并且准备将祖坟上的几株百年以上的香樟树卖掉，以致引得母亲生了气，最后还是大哥将二姐从婆家接回为之讨情才算了结。旧屋已一片颓败。夏天的黄昏，会从蛀烂了的空楼里飞出成千上万只白蚁，没人住的空房里，白天也可以看到黄鼠狼和狐狸……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夏衍何尝没有这样的体会！他的祖父曾被太平军俘虏，因为读过书，后来当过太平军将领陈玉成的记室（秘书）。陈战败后，即派一个十多岁的亲兵陪送他回到杭州。这个亲兵原来连姓氏也很渺茫，夏衍的祖父给他取名沈应才，留在家里帮工。后来他买了田地，成了家，逐渐发迹。当夏衍的父亲在世时，沈应才还常来“请安”；而当沈家衰落后，沈应才的儿子不仅不再像以往“恭顺”，反而想吞没沈乃雍典租给他的三亩坟头地了。为此，夏衍的母亲很生气。这件事使童年的夏衍最初觉到了人间的势利与社会的冷酷。

然而，在这段时间里，夏衍同大墙外穷苦人家的孩子们的来往增多了。这些农家孩子常常带着篮子到墙里来挑荠菜，嬉戏，幼年的夏衍同他们相处得很融洽，常常一道抲鱼，捉麻雀，网蜻蜓，采野果，背着竹筐到乡间去拾枯柴，到沪杭铁路边去看奔驰的火车……夏衍在回到故乡时，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农颤巍巍地来到夏衍面前，叫了他一声“和尚哥”，问他：“还认得哦？”夏衍仔细打量一阵，惊喜地答道：“认得，认得，是春芳老弟，你属虎，比我小三岁。”经过七十余年的悠长岁月，夏衍还能记起儿时伙伴的名字、年纪、生肖，可见当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何等亲密！

夏衍后来在《走过来的道路》一文中说：

从小吃过苦，亲身经历过农村破产的悲剧，也饱受过有钱人的欺侮和奚落，因此，对旧社会制度的不满和反抗，可以说在少年时代就在心里扎下了根子。

旧家的凋零，香樟树的风波，沈应才儿子的骄横……这一切在童年夏衍的脑海里构成了一幅二十世纪初农村破产，旧家衰落的图像。家境的变迁，生活的困顿，使夏衍很早就体验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以及下层人民的凄楚和辛酸，这便成为他日后走上反抗黑暗社会，为劳苦民众求解放的革命道路的契机。

夏衍高小毕业后回到家里，这时家中已到了几乎断炊的地步，连母亲的几件“出客”的衣服和一床备用的丝绵被也当掉了。夏衍瞒着母亲，天天进城去找工作。一天，在艮山门车站附近看到一张招收徒工的招贴，当即按地址去应招，不久便在太平桥的泰兴染坊当上了学徒。

这是一家老式作坊，设备十分陈旧，没有任何机械，染色时要加热，就在锅下面砌了一口灶，工人一个在下面用柴烧，一个在上面染。碱粉溶在锅里，煮滚了，把丝浸下去练。没有手套、眼镜等任何防护设备，工人们就在沸滚的烧碱溶液里操作。作坊低矮，是建在泥地上的，又无照明设施，因此，染工在绸布退浆加热时蒸发的气体弥漫全屋，相互间很近的距离也看不清。夏衍在工专毕业时写的一篇报告中写道：“我很奇怪，那些工人，在滚的强碱性液里，不用手套和机械，在那里从容不迫地工作。”不久前夏衍还对笔者说起，那时染工的生活同日本电影《啊，野麦岭》里的缫丝女工异常相像，他至今还忘不了染工皲裂的结着像蜂窝似的老茧的手！由此可见，当年工人们劳动条件的恶劣和生活的苦痛，给少年夏衍留下了多么难忘的印象。

在这样的染坊里“学生意”，母亲是放心不下的。一天，母亲派人通知夏衍，要他回家去看看。没想到在家里，大哥带来了意外的消息：在丝绸工业复兴中发展起来的浙江甲种工业学校即将招收新生。母亲、大哥要他立即离开染坊，赶紧补习功课。由于他以前在德清高小刻苦攻读，深得校长曹绪康赏识，因此，1915年夏天，夏衍便被母校以“品学兼优”保送进了这所新兴的工业学校，从而开始了他的中学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