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阿Q含冤死去，但作为阿Q典型的性格特征却活了下来，以其无比深邃的历史内容，震撼了无数被压迫群众的心灵。

我们知道，作为文艺作品的典型形象，它是人物的精神、性格及他的命运和遭遇的一个完整的“整体和统一体”“需要有内在的丰富多彩性”。评价、分析一个杰出的典型形象是必须从整体上加以全面而细致的把握的。在阿Q性格中应该包含屈辱和反抗，落后和革命这样两个方面的因素。它们相互渗透、交织在一起，使阿Q性格呈现出极其丰富复杂的面貌。仅仅强调其中的某一方面而抹杀另一个方面，就会肢解和割裂人物形象，从而作出片面的错误的判断。就阿Q形象来看，落后面自然是主要的，占据了最突出的位置。这集中表现为精神胜利法。只要读过鲁迅在五四前后的杂文的人都知道，他对这种不争气的消极的人生哲学是何等憎恶。“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是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则一天一天的坠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精神胜利法是阻碍人民大众前进和走向革命的绊脚石，是消蚀革命斗志的毒剂，这是鲁迅深切认识到并为之痛心疾首的。作为一位伟大的革命启蒙主义者，鲁迅在《阿Q正传》中对这一顽疾是彻底否定并加以挞伐的。这对于唤起群众的觉醒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毋庸置疑，反抗的因素在阿Q性格中居于次要位置。然而，次要却不等于可以不屑一顾。恰恰相反，对于雇农阿Q来说，这毋宁说是他性格中根本的，甚至是更为本质的东西。尽管即使到小说结束，它也没有上升到矛盾的支配地位，可是透过种种浑噩的外壳，我们不难看到阿Q缓慢地却又明显地走向觉醒的征兆。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决不是凝固不动的。阿Q性格的发展是这两方面激烈反复的冲突过程。它构成了小说整个情节发展的动力，并体现出比较一般的“暴露国民性的弱点”远为广阔深远的思想内涵。

茅盾晚年著文说：“不可否认，鲁迅在描写阿Q的精神胜利法时，其讽刺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而且他是“联系那时的实际”，可以说是指着那时士大夫（所谓正人君子）的鼻子指斥的。然而，从阿Q这个典型看来，精神胜利法只是其一端——农民落后性；而在阿Q身上还有相反的东西，即要求革命的愿望，即在浑噩的外衣之下的乐观主义精神（不少人只看到他的浑噩的外衣，而忽略了他的乐观主义的内核），以及他的勤劳、朴质等等。如果只有精神胜利法这一特征，那么，阿Q就不是农民的典型而是那些所谓正人君子的典型了。”此文还原了原作长期以来被遮蔽的本意，提供了当下少有人论证的视角。阿Q生活在中国几千年漫长的封建制度行将最后崩溃的前夜，同时也是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风云卷涌的时代。从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人民进行着疯狂的侵略和掠夺，极端腐败的满清朝廷对外奴颜婢膝，对内则加紧榨取和奴役。重重压榨迫使濒于破产境地的农民不能再照原样生活下去了。各地农民运动酝酿并逐渐高涨起来。群众采取各种形式直至用武装暴动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反动统治者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尽管这些斗争没有能得到当时居于领导革命地位的资产阶级的重视和支持，然而农民群众反抗斗争的洪流，仍然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向了前进。阿Q是一个落后的尚未觉悟的流浪雇农，他同那些斗争坚决勇敢的先进农民是有区别的。但他不断滋长着的反抗现存社会的意向，不能不是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当时农民阶级改变自己生活命运的顽强追求。阿Q在他所处的特定环境——那个几乎窒息了的未庄所发出的“造反了”的叫喊，不能不说是体现了辛亥革命到来时多数农民要求革命的普遍愿望。鲁迅后来说，阿Q参加革命，“不算辱没了革命党”, “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事实表明，像阿Q这样受到统治阶级思想观念严重禁锢和毒害的农民，都在自己特定的生活范围中表露了不可遏制的革命要求，那么整个农民阶级对于推倒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残酷统治，争求自己的翻身和解放，是怀着怎样热烈的希望和迫切的心情，那不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么？

问题还不仅在于此。如同很多评论者指出的，鲁迅在《阿Q正传》中提出了农民问题。然而，反映在小说中的这个重大问题的具体内容以及它所达到的深度究竟怎样，却是应该加以深入发掘的。固然，通过集中地解剖阿Q精神上的麻木状态，来启发群众的觉悟，激发他们奋起抗争，《阿Q正传》具有着震聋发聩的巨大作用。但是农民们怎样才能走向革命呢？而革命，又怎样对待农民群众呢？这是一个十分尖锐而不能回避的问题。

阿Q的性格和命运表明，尽管由于统治者的血腥统治和精神奴役，造成了农民群众怎样的愚昧、麻木、保守、落后，——犹如阿Q那样，但是他们依旧期求反抗，向往革命，特别是当阶级矛盾日益激化时，这种要求便越来越强烈而不可阻挡。然而，他们并没有能真正获得民主主义革命的觉悟，——正像阿Q未能最后完成他那性格的转化那样。因为，促使这种转化的条件尚未成熟。这首先表现在，阿Q的反抗是纯粹自发性的，因而显得脆弱无力。事实表明，对于农民阶级来说，他们不可能自发地获得民主革命的意识和自觉的革命倾向，依靠自己的力量找到一条推翻封建买办阶级统治的道路。那么，他们依靠谁呢？辛亥革命曾经给走投无路的阿Q透过来一线光明和希望。在未庄那个动荡的秋天里，他急急地找人领他去革命，结果却被“革命党”推之于门外。当他被假洋鬼子赶出来后，他满心愤恨地想：

“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妈妈的假洋鬼子，——好，你造反！造反是杀头的罪名呵，我总要告一状，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满门抄斩，——嚓！嚓……”

这段话不能简单地看作是阿Q原始报复心理的复活，或者好像回到了开始时对革命的盲目反对。实际上，这里正好道出了广大农民对扼杀他们革命愿望的资产阶级的愤激的抗议，反映出当时群众要革命而不得的绝望心情。革命没有给阿Q带来任何一点好处；并且阿Q连给“革命新贵”当“苦力”也不能，而是作了他们的牺牲。雇农阿Q最后仍然死在豪绅地主阶级的屠刀之下，这对资产阶级向封建势力投降牺牲农民利益，是一个多么辛辣的讽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经济上薄弱、政治上软弱的阶级。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他们把人民群众排拒于所谓“民主政治”的视野之外，根本漠视农民的革命要求和革命力量。革命不多久，便与封建势力相妥协，使政权落入豪绅地主阶级之手，广大群众陷于更加悲惨的境地。阿Q“大团圆”的触目惊心的悲剧结局是对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的历史性判决，它雄辩地证明，资产阶级不可能满足农民阶级强烈反抗的要求，实现中国农村根本性的革命变革。以后革命历史的进程表明，只有新兴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才是农民争取解放的唯一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当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帷幕揭开以后，亿万农民便在自己英明的领路人的指引下，彻底摆脱一切因袭的思想重担，朝着解放自己的大道迅跑，从而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演出了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历史场面。这些是当时的鲁迅没有能明确意识到并加以预示的。但《阿Q正传》以生动无比的艺术形象而展现的辛亥革命中阿Q不准革命的悲剧，极为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最根本的问题和最本质的方面，富有说服力地向人们提供了珍贵的历史教训，这对于广大被压迫人民，对于革命的政党，无疑具有极其深远的教育意义。

由此可见，对于阿Q性格中的反抗性的探讨不是没有意义的。阿Q性格中的落后性也好，反抗性也好，都是真实、典型的辛亥革命前后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农民阶级的生活状况和思想特征的映现。这个深刻丰满的典型性格，在广阔的范围和巨大的历史深度上，提出了如何提高农民觉悟，领导帮助农民走向革命这一民主革命的重大课题，从而成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面镜子，有力地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动和发展。《阿Q正传》便是这样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时代对处于黎明期的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历史使命，而阿Q也就成为我国新文学史上一个最生动、最深刻，具有最丰富的社会历史意义的艺术典型。

一九七九年十月于杭州

（原载《现代文艺论丛》198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