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未庄横在我们面前。
赵太爷、钱太爷们严密地统治着全村。他们拥有大量土地，对失去土地的农民进行着敲骨吸髓的盘剥。同时又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对农民实行着中世纪式的最野蛮、最残酷的阶级压迫。赵太爷姓赵，别人便不能姓赵；说姓赵就得挨耳光。而在未庄人的心目中，除了赵太爷，谁说姓赵便是“胡说”，被打是自己“招打”。人们习惯于这样的信条：“赵太爷是不会错的！”——未庄的精神文明于此可见一斑。广大农民呻吟在地主阶级的淫威之下，不仅生活困苦不堪，社会地位极其低下，而且统治者的愚民政策和长期以来剥削制度所培植的等级观念，又造成了人们怎样的愚昧和麻木！
阿Q的姓氏，籍贯早已“渺茫”，没有家，也无固定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对这样一个一无所有的雇农，未庄的人们“只要他帮忙，只拿他玩笑。”当他“和别人口角的时候”,（自然因这“玩笑”而起）阿Q便瞪眼道：“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这便是阿Q“优胜纪略”的第一章。嗣后，阿Q因“癞”而屡遭侮弄，他便学会估量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然而“总还是阿Q吃亏的时候多”，于是便变换方针，改为“怒目主义。”但“未庄的闲人们便愈喜欢玩笑他，”阿Q只得一反前忌：“你还不配！”然而“闲人还不完，只撩他，于是终而至于打。”挨了打，阿Q却又另生妙计：“我总算被儿子打了……”可是人们以后每逢揪住他时，偏又先一着逼他自己说“人打畜生”，阿Q自认“虫豸”，闲人还是给他“碰上五六个响头”。阿Q竟又一反自尊而为自轻自贱，“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自轻自贱的人，除了 ‘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 ‘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阿Q便以如是等等逻辑克服了怨敌。最后，当银钱被抢之后，阿Q确实“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但他旋即擎起右手痛打自己的耳光，“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于是乎还是转败为胜。
透过阿Q精神胜利的种种可笑行迹，人们最初看到的，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者的灵魂。在统治者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以至肉体上的层层压榨下，处在生活最底层的阿Q，被迫找出各种虚幻的因由来作自我解嘲，自我安慰，这中间分明传出一个被压迫者的无可告语的哀痛。然而，当我们再深入一步，透视这满布伤痕的灵魂的深处，便不能不感觉到阿Q对于不公平命运的愤懑和抗议。这种内心的反抗要求，因了现实中的软弱无力，便只能在阿Q的幻想中展开了。但是，如果到此我们所见到的阿Q的反抗纯然是架空的，那么，在“续优胜纪略”中，我们却仿佛看到了阿Q在现实中的反抗。然而，这是多么可悲，以至令人憎恶的“反抗”啊！挨了假洋鬼子一顿哭丧棒，阿Q竟转而对小尼姑发生敌忾了，反将一腔怨愤倾倒在小尼姑头上。因“这一战”却“似乎对于今天的一切 ‘晦气’都报了仇”，忘记了正面的仇敌，却向同命运的伙伴找寻报复，阿Q的糊涂和麻木达到了多么令人震栗的程度！
到这里，精神胜利法——阿Q性格的这个最明显的特征已活生生地呈现到我们面前。大家知道，阿Q便是以此而为世人所熟悉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说：“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救，以为只要他能在自己的想象中驱除了敌人就算打败了敌人；他总是对自己的未来，以及自己打算建树，但现在还言之过早的功绩倍加吹嘘，因而失去对现实的一切感觉。”
阿Q受到如此残酷的阶级压迫，却长时期地不肯正视这种压迫，甚至感觉不到这种压迫的痛苦，他一味在幻想中去战胜敌人，而不是在现实世界上去寻求摆脱这种压迫的道路。这是不折不扣的阶级失败主义。这种可鄙的性格特点，不仅不能改变阿Q可悲的境遇，反而由此招来更大的逼迫。一次次的蒙蔽自己，也就是一次次地消蚀着反抗的意志，成为他走向真正的斗争道路的牢实的羁绊。
然而，我们同时也要看到，阿Q的精神胜利法并不是“各阶级的各式各样的阿Q主义”的“集合体”。马克思主义历来反对把某种抽象空洞的观念作为认识的出发点，而主张任何一种观念形态，都是由一定阶级的客观存在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决定的。精神胜利法不可能是抽象的，当它具体体现到某些阶级的人们身上时，便必然饱和着属于他自己的阶级的特征。作为一种掩饰缺点或失败的特征，精神胜利法的确在各个阶级人们身上存在过，并且今后还可能存在下去。但是对于反动剥削阶级来说，只是反映了他们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和愚弄欺骗劳动人民的政治需要。而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它只是由于深重的阶级压迫和精神奴役，加上农民小生产者的保守狭隘而造成的思想弱点。阿Q精神胜利法的形成，显然根源于尖锐的阶级对立，根源于未庄“精神文明”的残害。在他“优胜纪略”的每一页上都渗透着奴隶的血泪，记载着阿Q在社会重压下每一次的惨痛失败。
特别应当指出，精神胜利法并非阿Q性格的全部。把阿Q的性格同精神胜利法划上等号并不符合作品的实际。阿Q性格中除消极的、不觉悟的一端外还有另外的一端。这除了他那勤劳、能做、憨直、忠厚这些农民一般素质以外，便是他那潜在反抗意识和革命要求。“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个别 ‘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一些与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阿Q对于为全村所尊敬的赵太爷、钱太爷，“在精神上独不表格外的崇奉。”在众人避讳姓赵的未庄，他敢于直言自己姓赵，“比秀才还长三辈”，这种对于地主阶级人物的蔑视自然并非出于什么明确的阶级意识，然而他在内心有不平、怀愤懑却是不可抹煞的。以后随着压迫的加重，他那幻想中的“胜利”不断地遭到生活本身的嘲弄和践踏。严酷的阶级压迫的事实，再也无法掩盖他那实际上的失败，弥合他那精神上的创痕，因而他性格中要求反抗的因素便有了发展，逐渐表现出挣脱精神胜利法束缚的趋向。小说情节更深入一层地展开，对此作出了更清晰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