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列宁指出：“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但是每个民族里面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大多数的民族里还有黑帮和教权派的文化），而且这不仅是一些 ‘成分’，而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这是指“现代民族”而言的，但“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却是阶级社会里各个民族文化的共同规律。我国的文艺遗产中，同样存在着优秀的、进步的部分，和反动的、落后的部分。因此对待文艺遗产，“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这就要求对于文艺遗产作具体的、阶级的、历史的分析，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态度。鲁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以后，一直强调对于文艺遗产要“占有，挑选”，而后采取“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的不同态度。因为不“占有”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不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文艺遗产加以“挑选”和改造，就不能完成建设无产阶级新文艺的任务。鲁迅在占有详细材料的基础上，坚持全面地一分为二地分析文艺遗产。对于在长期封建统治下劳动人民所创造的民间文艺，鲁迅非常珍惜，怀着高度的热情予以肯定，认为它们“刚健、清新”，具有反封建的战斗内容和朴实健康的艺术风格。当“旧文学衰颓”时，往往给文人作品增添新的血液，使之“起一个新的转变”，从而对于各个时代的文艺的发展发生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有些隶属于统治阶级的作家，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倾轧，或社会发生激烈的动乱，在一定程度上和人民群众有所接触，他们的一些优秀作品也在某种程度上揭露了社会上的阶级对立，体现了反抗黑暗势力统治的思想倾向。这些作家作品也受到鲁迅的重视。如唐代罗隐的《谗书》，皮日休的《皮子文薮》，陆龟蒙的《笠泽丛书》，其间包含着“抗争和愤激”，具有一定的反抗性和战斗性。鲁迅指出，“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对后代散文的写作有着不少启示。对于著名的长篇小说《红楼梦》《儒林外史》等，鲁迅更是给予高度的评价。他热情地赞扬《红楼梦》是中国小说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这就简截地揭示了小说的重要社会意义在于表现了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和残酷性，暴露了封建制度吃人的本质。“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 ‘无常’觌面……悲凉之雾，遍被华林”。贾府这个贵族家庭不可救药的堕落和衰朽，正是整个封建社会无可挽回的没落和崩溃的历史命运的真实写照。鲁迅对这部具有丰富生活内容和深刻思想意义的杰作的认识，确实是很精到的。鲁迅评价《儒林外史》，特别着眼于小说“洞见所谓儒者之心肝”，对孔学的解剖达到了剔肤见骨的程度。“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 “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给这部小说以很高的历史地位。后来，他针对有些文人对这部小说的贬抑，愤慨地指出：“《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这些事例充分说明，鲁迅对祖国灿烂的文艺遗产是十分珍惜和无比热爱的。这同胡适等人全盘否定文艺遗产的虚无主义态度是泾渭分明、截然不同的。这些优秀的古典文艺作品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展现了一幅幅我国古代社会丰富多彩、激动人心的历史画卷。它们具有重大的认识价值和历史借鉴作用，人们从中可以吸取历史经验，学习艺术技巧，对于推动当前的革命斗争和文艺运动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那么，对那些在历史上曾经起过进步作用的比较优秀的作家、作品，是否就可以一概肯定，而不必加以鉴别和批判呢？回答自然是否定的。我们知道，过去时代的进步文艺作品，由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影响，作者本人的阶级局限和时代条件的限制，在作品中往往掺杂了剥削阶级落后甚至反动的思想观念。因此，即使是对于文艺遗产中这些优秀部分，仍有一个取其精华、舍其糟粕的问题，而不应不分轩轾，无批判地继承。正如鲁迅所说，“古文化之裨助着后来，也束缚着后来”，这就需要加以仔细的分析和正确的批评。我们既要指出这些优秀作品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意义和作用，又要指出它们在今天条件下对于人民的意义和作用，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和批判态度。以屈原为例，鲁迅充分肯定了他对浑浊世俗的愤懑和反抗，热情赞扬他“怨愤责数”“九死未悔”的战斗精神。鲁迅称颂他的诗歌“逸响伟辞，卓绝一世”, “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屈原不愧为我国第一位伟大诗人，他的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但屈原对昏庸的楚怀王却表现了忠君思想，对此，鲁迅批评说：“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这就深刻地指出了屈原思想上地主阶级君权主义的严重弱点，从而把他的反抗同人民群众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斗争区别开来。

我们还必须看到，有些古典作品在历史上曾经起过进步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它们所宣扬的思想观点，有的已经不适用于今天，有的甚至变成消极反动的东西了。列宁曾经指出：“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指马克思——笔者）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这就是说，要从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来确定古代作品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又要指出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消极甚至反动作用。如《红楼梦》中贾宝玉的爱情悲剧，原来包含着反封建礼教的思想内容，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因此，鲁迅说他对宝黛爱情有“异样的同情”。但他又以为看此书决不能自己钻入书中，“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脚色”，反对青年“以宝玉、黛玉自居”。宝黛的叛逆性格打上了封建贵族阶级的烙印，其反抗性十分脆弱，一遇到封建礼教的压迫，就悲观失望，消极颓废。宝玉出家当和尚，鲁迅认为这是“败亡的逃路”，是遁世绝尘无所作为的“小器”。事实表明，鲁迅是用完整的历史的观点来研究文艺遗产的，因而避免了片面性。如果研究文艺遗产，不考虑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不划清非无产阶级思想同无产阶级思想的区别，也是不足为法的，那样就会走上厚古薄今，颂古非今的邪路。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优秀的民族文艺遗产，不但可以作为我们创造新文艺的借鉴，而且它的进步的思想内容也可以为我们所继承。毛主席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鲁迅也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 ‘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种光荣的民族传统，在古典作品中都曾得到不同程度的艺术反映。这些作品今天仍然能给读者以有益的教育，使我们从中学习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经验，学习古代人民勤劳勇敢的优良品质和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以及爱国主义传统等。屈原、辛弃疾、陆游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诗词，杜甫、白居易、关汉卿、吴敬梓、曹雪芹等敢于揭露封建统治阶级凶残和腐朽的杰作，古代劳动人民歌颂反抗和革命、劳动和自由的民间文学，都能给人以有益的启示和生动的教育。这种对于文艺遗产中进步思想的继承，是“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四人帮”竭力否定这种思想上的继承，只能说明他们对于文艺遗产的无知，暴露了他们极端仇视光荣的民族传统的反动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