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综述

“‘身份’这一概念，阐释的是社会结构中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与角色、类别等概念紧密相连，无论是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还是历史学等学科，都非常关注‘身份’这个概念。”“一种社会定位需要在某个社会关系网络中指定一个人的确切‘身份’。不管怎样，这一身份成了某种‘类别’，伴有一系列特定的规范约束……某种社会身份，它同时蕴含一系列特定的特权与责任，被赋予该身份的行动者会充分利用或执行这些东西，他们构成了与此位置相联系的社会规定。”布鲁姆（W·Bloom）指出：“对任何一个人来讲，身份确认都是一个潜在于心的、无意识的行为要求，个人都会努力试图使身份得到确认以获得内心的安全感，也会尽力设法保存、维护和巩固身份以加强这种内心的安全感，后者的努力对于个体的稳定个性与身心健康来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身份的建构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之中得以实现的：你与我，我们与他们。身份可以是多重的，每个个体、群体或社会机构的身份种类取决于每个个体、群体或社会机构与其他的个体、群体或社会机构关系的种类，当个体、群体或社会机构和其他的个体、群体或社会机构的关系发生了改变，该个体、群体或社会机构的身份也随之改变。在社会学领域中，关于身份的研究通常以社会认同理论为视角，研究对象更多地关注一些特殊群体，如农民工群体、白领群体、拾荒者等，而关于大学生身份的学术研究也遵循了这一特点，集中在“宗教大学生身份”“聋人大学生身份”“大学生党员身份”等群体上，较少谈及大学生身份认同本身如何建构。接下来，笔者将对有关身份建构理论、大学生身份的文献予以整理、分析，并进行简单评述。

一、相关理论研究

（一）身份/认同概念的梳理

“认同”源自英文Identity，牛津词典给出它的两种涵义：第一种是“本身、本体、身份”，是对“我是谁”的个人存在感；第二种是“相同性、一致性”，是对与自己相同的、一致性事物的认知。认同可以理解成对“某种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认可，包含统一性自我主体中所具有的内部多样化和特殊性。该事物被认为是保持一致或保有同一性”。认同作为一个过程，同时包含了“求同”和“存异”两种意义。“Identity”的语义中，“认同”有两个相互对立的意思：同一性，即自我归类，与他者共有的素质或者状况；个性，即作为一个长期存在的实体的个人所具有的不同于他人的鲜明的特性。在身份概念的内涵中，认同包含着对我群一致性的认知，同时亦伴随着对他群差异性的认知。因此，对身份的研究也就是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以及群体与群体的关系之研究。现代社会中，每一种身份并不必然产生相应的认同，认同得以建构，有一套特定的运作机制。

身份建构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现代化社会的来临。正如泰勒所说的：“在现代之前，人们并不关注‘同一性’和‘认同’，并不是当时人们不存在同一性的问题，也不是因为同一性不依赖于认同，而是因为那时的‘同一性’和‘认同’根本不成问题，不必如此小题大做。”“我/我们是谁？”是一个恒常性的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对“我/我们是谁？”不停地进行着追问，各种围绕此主题所生发的理论都是对这一问题的尝试性回应。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虽然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都在发生转变，但是更重要的转变体现在个体自身的各种转变。在传统社会环境中，社会环境与人之间的关系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特别的个体化行为很难有存在和展现的空间；在现代社会环境中，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不再那么紧密地交织，个体拥有更多的经济和精神方面的空间，远远超出了原来所属关系的界限。“随着现代现象的发展，社会、文化经济制度乃至个体常常分不清自己所处的位置。”在社会学领域中有以下几条理论脉络为认同的研究奠定了丰富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乔治·赫伯特·米德的符号互动论、舒茨的知识社会学、涂尔干的结构功能主义、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等。

西方关于Identity（认同）的研究最早始于心理学。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最早把认同作为心理学术语加以探讨，他提出认同发生在社会情景之中，个体通过观察、模仿和内化，习得其他个体和群体的态度、价值、观念等，并使本人与他人或群体相同一、一致的心理过程。埃里克·埃里克森深受弗洛伊德影响，且对其理论进行了修正，将“自我认同”作为术语首先在对青少年心理分析中使用，成为将自我认同引入社会心理学的关键人物。他将自我认同的界定表述为一种对自身了解、熟识的感觉，和对未来目标明晰的感受，以及能从他的重要他人处获取被认可的内在的信心和动力。在其后的研究中，他进行了一系列有关认同的发展研究，有关内在认同（inner identity）、认同扩散（identity diffusion）、整体与认同、族群认同、生命过程等。埃里克森认为，人格发展是贯穿个体一生的事情，人格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是由“认同危机”来定义的，稳定的自我认同来自于个体所面临的认同危机的积极解决。在现代社会中，这也囊括了人们对生活的许多基本关怀。

查尔斯·霍顿·库利和乔治·赫伯特·米德是符号互动论形成的关键人物，其中，库利是最早提出自我发展理论的社会学家之一。他指出，自我作为一种社会产物，它的出现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我们感知到我们在其他人面前的表现和行为方式；其次，我们了解别人对我们表现和行为方式的判断；最后，基于对他人对我们行为反应的理解，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行为做出评价。简单地说，就是我们对自我的认识，是对他人如何想象我们自己的反映，库利称这种自我为“镜中我”。库利关于“镜中我”的阐述已经涉及自我认同概念的核心。乔治·赫伯特·米德关于自我产生的论述是他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他认为人从孩提时期开始，就具有一种扮演他人的角色并从他人的角度来观察自身行为的能力，这种能力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而人的意识和自我就产生于这一过程。从这种观点出发，只有当个体对符号的理解同他人的理解相一致时，人类的交流才有可能。他认为，认同是主体选择性与社会关系的互动过程，主体只有融入社会团体并与该团体的其他成员进行交往，才能实现个人的认同。耐尔森·富特在米德理论的基础上，将认同理论进一步推进。他将动机与认同相联系，将个体行为的动机解释为个体对某一群体认同的结果，也将身份认同的概念定义为“对某一特定身份或一系列身份的占有和承诺”。他认为，身份认同是通过命名的一个过程，认同的概念是有关自我的产物，认同特别强调重要他者对个体的认可。个体的认同是在自我和他人的互动关系中得以建构和维持的。

20世纪60年代，随着女权主义者、少数族群和同性恋者等群体争取权利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各种文化群体都要对各自的身份进行认同，这促进了学者们对身份问题的深入思考，身份认同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戈夫曼认为，自我高度依赖和契合于他人的反应，他在《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一书中探究了个体在人际关系中具有某种“丢脸”的特征，这种特征使其拥有者具有受损的身份，这也是群体情景中污名化的自我。在书中，戈夫曼指出被污名化的群体会试图藏匿被污名化的自我。他分别从施污者和被污者的角度进行分析。对于施污者来讲，他们的行动具有一系列的功能和进化上的适应意义，其结果是社会资源、机会和权力的垄断，以及优势地位或权势地位的建构、维持和再生产。而被污者，污名化不仅使他们丧失了作为共同体有机成员正当的权益、福利和生活机会，也会对他们的社会心理产生致命的伤害，其核心是认同威胁（identity threat）和自我耗竭（ego depletion）。而认同威胁和自我耗竭，则会危及行动者动态完整生命的建构，是一种真正的本体论意义上的精神创伤。戈夫曼指出，污名是社会控制的文化机制，它使得人们对一些人予以差别对待。斯特赖克（Sheldon Stryker）发展出一系列的假设，包括身份显要条件，显要序列中位置高的身份对角色行为、尊重的影响，责任担当以及身份变化的特性。他认为，外部事件能侵蚀身份的责任担当。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人们就会倾向采纳新的身份，甚至是新奇的身份。麦考尔和西蒙斯（McCall and Simmons）强调，角色是当个体面临各种各样的目标和计划时，对不同种类习得的临时准备，而角色身份是指“个体为自己所规划设计的，对个体在社会结构中占据的位置所具备的某种特定地位与身份”。角色身份通常包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与社会结构相联系、常规的角色身份，另一个部分是人们通过想象所建构的特殊的角色身份。人们通常会利用某些机制来克服意愿得到和已经得到地位角色支持之间的矛盾。皮特·伯克（Peter J.Burke）沿着符号互动论的传统，发展了一种不同的身份理论。他试图解释当个体尝试将身份与角色相联系时，自我的内部动力策略和机制是什么，而不是关注显要性或显著性序列。沿着米德的观点，所有这些理论都寻求理解个体、角色行为、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他们都主张自我和身份是核心概念，在建构身份时，把个体理解成具有更大的能动范围和自由度。20世纪60、70年代，在某种意义上，身份理论作为符号互动理论的一种明确理论取向，达到了巅峰状态。

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吉登斯分析了现代性对个体自我认同所造成的困境，提出个体需进行反思性的实践。这本书的核心是关注自我认同新机制的出现。这种新机制包含两种层面：一个层面是由现代性制度所塑造，同时也塑造着现代性的制度本身；另一个层面是自我不再只是由外在影响所决定的被动实体。由于行动场景的多元化和“权威”的多样性，在个体建构自我认同和日常生活时，生活方式的选择就显得愈加重要，反思式组织起来的生活规划，通常被假定是与专家知识相接触后所具有的对风险的考虑，成了自我认同的结构化核心。自我的反思性规划还涉及对自身身体和生活风格的决断和协商。

在21世纪初，“信息时代三部曲”陆续出版，这是曼纽尔·卡斯特撰写的对于信息时代的深刻思考。《认同的力量》是其“信息时代三部曲”的第二部，是对全球化与网络化背景下的国家、民族、社区与个人身份认同的阐述。他指出，人们很容易同意所有的认同都是建构起来的观点，身份认同的实现首先要回答这个身份是什么的问题，进而真正的课题是，认同是如何、从何处、由谁以及为什么而建构的。曼纽尔·卡斯特指出：“认同的建构所运用的材料来自于历史、地理、生物、生产与再生产制度、集体记忆及个人的幻想、权力机器及宗教启示等，但是个人、社会群体及社会，根据源于其社会结构及时间、空间架构所产生的社会意志及文化计划，处理了这些材料，并重新安排了它们的意义。”认同的社会建构一般发生在权力关系的脉络里，卡斯特因而将认同的形式与起源阐述为以下几种情况：合法性认同，由社会的支配性制度拓展及合理化它们对社会行动者的支配；拒斥性认同，由那些在支配逻辑下被贬抑或污名化的行动者所产生，他们建立抵抗的战壕，并以不同或相反于既有社会体制的原则为基础而生存；计划性认同，指当社会行动者不管基于哪一种他们能获得的文化资料，建立一个新的认同以重新界定他们的社会位置，并借此而寻求社会结构的全面改造。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身份认同不再仅仅是一个心理学术语，也成为一个广为应用的社会学概念。认同从一个人的心理过程，深化扩展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在社会互动、交往、融合中建构的。身份认同，也就是行动者感知到自我的独特品质，以及对此的积极感知、情感体验与行动承诺，这些是研究者所关注的焦点所在。而这些行动者感知自我所具有的独特品质或情感体验，成为群体资格之所以独特的理解方式。“在多元社会力量形塑背景下的行动者必然具有多元的品质或特性，他们的认同势必是多元的；他们自身所具备的多元品质和特性，是行动者自身在多元社会结构下主观确认的结果，他们的认同也是具有主观性的；行动者的主观确认不是即刻完成的，他们的认同是多元力量之间的制衡与博弈。认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行动者的主观确认是以社会共识、协商为基础的，他们的认同也就具有了共识和协商的特性。也就是说，认同并不仅仅是行动者自身对所具有品质和特性具有的积极感知、情绪体验和行动承诺，也是行动者采用解构和重构策略来建构的认同。包含了建构、解构和重构过程的认同是能动的，同时也为微观社会的变迁提供了基本动力。”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人的所有社会活动都需要的社会“定位过程”中，人们之间的互动过程、角色规定、社会关系建立等都在社会定位的过程中逐渐展开，而且随着社会的运行而不断变迁。现代社会中，每一种身份并不必然产生相应的认同，认同得以建构，必然有其一套运作机制。正如鲍曼所说：“个体没有现成的认同，认同需要个体自身去建构并为之负责。”

（二）身份认同理论

身份认同理论有两种理论路径：认同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认同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关注的是由结构及社会建构的自我认同或社会认同的功能，将自我看作是行动者和社会结构之间的中介物，尤其关注社会结构和行动者自我之间的相互关系。两者都讨论了认同内化的方式和用来界定自我的方式，只是认同理论侧重命名行动者为某种社会类别身份以及承诺的过程，社会认同理论侧重社会自居作用和自我分类的过程。

1．认同理论

许多社会学理论大家对于认同理论都有阐述。其中，符号互动理论对于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阐释贡献了相当多的理论基础。哈佛的心理学家詹姆斯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自我概念的社会科学家，而库利则进一步修正和限定了詹姆斯的自我概念。库利强调自我来自于在群体背景下个体与他人的符号交往，并提出自我源于同他人的交往。个体彼此互动，互相体味他人的姿态，进而从他人的观点中看到自身。他们想象着他人如何评价自己，从中获取自我形象或自我感觉以及自我态度。库利将之定义为“镜中我”，他人的姿态充当了镜子，从中可以看到并衡量自身，正如他们在社会环境中看待和衡量其他事物一样。

芝加哥大学的著名学者乔治·赫伯特·米德在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系列关于自我的理论。米德沿用了詹姆斯最初提出来的两个概念，“主我（I）”和“宾我（me）”。他认为，“主我”指的是个体的能动倾向，而“宾我”则表示行为发出之后的自我形象。他指出自我的发展主要有三个阶段：嬉戏阶段、团体游戏阶段、概化他人阶段。自我在这几个阶段中体味着个体从角色领悟中得到短期自我想象的演变，从而意味着更为稳定的自我概念更加明确化。这三个阶段都是与角色、角色扮演紧密相关的，从单一嬉戏阶段的角色扮演到团体游戏的多角色扮演，到“概化的他人”角色的扮演，只有“概化的他人”的过程被内化之后，成熟的自我才会产生。有意识的自我首先由自然界进入社会关系，然后融化于社会关系之中并形成一个新的自我。随着“他人”总量的不断扩大，角色领会的能力也不断提高，正是这个过程表征着自我发展的阶段。

认同理论基于符号互动理论的基础，认为自我是源于人们在社会中按其显要性和重要性安置在层级序列之中的多重角色的社会建构，每个人的自我概念都不尽相同。斯特赖克论证说，身份是自我的组成部分，是个体在不同社会背景中，与其所占据位置相连称呼的内在化。这样，身份就成了连接个体和社会结构的关键纽带。麦考尔和西蒙斯认为：“角色身份是个体规划给他（她）自身的，作为对某一特定社会位置之占据的特定身份和地位。”相对于社会结构中的各种角色位置，行动者拥有独特的自我内容，即角色认同。角色身份是一种“关于自己理想的想象”，是一种理想化的自我，因而角色身份拥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个层面是与社会结构相连的常规角色，另一个层面是人们想象所建构具有理想意义的特殊角色。认同理论认为，角色认同是关于各种自我感知、参照和自我的界定，个体可以将其作为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占据的角色位置的结果加以运用。作为特定社会环境的成员，他们的角色认同是标定或自我界定的过程。根据林德·史密斯和斯特劳斯的看法，角色认同的意义不仅在于他们提供了具体的角色规范，更重要的是身份认同能够为自我提供意义，而且可以将关联紧密地互补和对立角色进行有效的区分。认同理论家们认为，认同概念在连接社会结构和个体行动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正如斯特赖克所指出，人们拥有一个身份层级，那些在显要序列中高的身份趋于引导角色行为。一方面，社会为各种角色提供了认同和自我的基础，另一方面，自我也是社会行为的积极创造者。

“认同突显”（identities salience）和“承诺”（commitment）是认同理论家们在探讨认同对个体社会行为影响而发展出的两个概念。“认同突显”用于描述自我认同是一个复杂的层级体系，在这一层级中位置较高的那些认同和行为的联系更为紧密，即“具有相同角色认同的人，因为认同突显上的差异，在一个既定的环境中行为方式就可能迥然相异”。“承诺”是对“认同突显”的进一步解释说明，是指一种特定认同的突显程度是由一个人对某一角色的承诺程度决定的。斯特赖克将承诺分为两种：一种是互动承诺，在范围和广度上反映了与某种特定认同相关联角色的数量；第二种是情感承诺，从强度和程度的角度讨论了所涉及的与认同相关联内容的重要性。认同理论认为认同具有反身性的特征，认同概念使社会结构和个体行动联结起来，由此，个体的行动可以通过分析自我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推测。个体的角色认同是认同理论关注的焦点，并且通过个体的自我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解释其社会行为。认同理论的研究主题通过不断的理论发展得以形成，“作为社会的一种反映，自我应该被视为一种多维的和组织化的结构”。

2．社会认同理论

社会学学者詹姆斯宣称“没有社会认同，事实上就没有社会”。泰弗尔和特纳对个体认同与社会认同进行了区分，认为个人所特有的自我参照，是个体运用其独特素质所建构的认同，属于个体认同的范畴，而通过社群成员资格所建构的或是经由某一社会类别全部成员的自我描述属于社会认同的范畴。社会认同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关于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的论述，这种偏好和偏见是个体通过社会分类，对自己所属群体认同的确认。社会认同是根据社会分类、社会比较和积极区分原则建立的。这种有选择的区分带来了相对积极的自我评价，这种评价赋予个体心旷神怡之感，同时也提升了自我价值与自尊。在此基础上，把人类追求群体身份的动力直接归因于自尊的需要。自尊包括对自我积极的认知评价和情感体验。作为一种群体分类标志，社会身份是通过内群体和外群体的社会比较、积极区分的结果。

人们将他人分类时会自动地区分内群体和外群体。自我也会在分类时被纳入其中，赋予自我以符合内群体的特征，这是自我确认、定型的过程。关于社会认同和社会比较的几个基本假设分别是：首先，个体总是试图通过维持或提高自尊来获得积极的自我认同；其次，不同的社会群体及其成员，都与一定的价值内涵相联系，包含着积极的、消极的意义，由此，依据这些社会群体的相关评价，社会认同既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个体的社会认同正是从这些群体的价值内涵中获得的；最后，我属群体的评价，取决于对特定的他群体的参照。个体总是倾向于通过维持、实现积极的社会认同来提高自尊，通过内群体与他群体的有利比较来提高自尊。个体在面临社会认同受到威胁时会采用不同的策略来提高自尊，包括社会创造、流动和竞争。另外，人们也一直试图获取积极的社会认同。这种积极的社会认同通常来源于内群体和与其相关联的外群体的比较。如果无法获得积极的、满意的社会认同，个体会采用不同的策略以实现积极区分，或者离开该群体。区分的策略有很多种，泰弗尔和特纳认为影响群体间区分的因素有三种：个体必须主观上归属、认同他们的内群体；情景必须允许群体间评价性比较；外群体必须是可以充分比较的。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群体资格的负面意涵不能仅仅通过重新定义自我而得到洗脱，只能通过群体策略而得以改变。群体策略的目标是让他人重新评价该群体，并且给予是相对正面的评价。泰弗尔和特纳给出了两种可资利用的策略：社会创造性和社会竞争。群际关系中主观上被认为是安全的，社会创造性的策略就会发生，一般有三种可能的途径：群体在一个新维度上将自身与其他群体比较；群体成员也可以重新定义不同特质的价值；另一个异常有效的策略是选择新的外群与内群进行比较。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社会认同由三个基本过程组成：类化（categorization）、认同（identification）和比较（comparision）。类化是指个体将自己归属、编入某一群体；认同是个体认为自己具有该群体成员的基本特征；比较是将自己认同的群体与他群进行优劣、声誉和地位进行对比。通过类化、认同、比较这三个过程，人们提升了自己自尊。

“认同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都关注了建构自我的社会属性，对于自我独立于社会的观点不予回应。两种理论都将自我分化成了归属于某种特定的实践规范的多重认同，而且它们在术语的使用上具有很强的相似性，虽然这些术语所表达的意义并不相同，例如认同、认同突显和承诺等。”当然，两种认同理论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认同理论倾向于讨论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角色位置以及与角色相关联的种种认同之间的关系，而社会认同理论则倾向于讨论群体之间的关系和群体的形成过程；社会认同理论关注认同理论关注较少的认同认知过程，认同理论则更关注角色及其认同，社会认同理论也更关注社会类别身份；认同理论通常将认同看作具有相对静态角色的特征，关注影响角色建构和再建构的社会动力特征，而社会认同理论又将认同看作一组动态的、可以适应群际关系不断变化且能适应瞬间的动力结构，尤其关注认同过程中的社会认知机制。身份理论与自我归类理论对自我概念进行了论述，认为自我概念包括两个层面：个人身份（personal identity）和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y）。“我（me）”和“非我（not me）”的归类属于个人身份范畴，当情境允许个体与内群体的其他成员进行对比时，个人身份特性才能突显。“我们（us）”和“他们（them）”的归类属于社会身份的范畴，当个体将内群体与外群体进行比较时，社会身份才会突显。个人身份被视作自我分类的最低水平，当启动个人身份时，也就是个体将自身视作具有独立于他人特性的主体，这时，个体将自己的目标优先于群体；当个体的个人身份向社会身份转化时，个体的目标让位于群体目标，个人身份会受到抑制。

泰勒指出，前现代社会认同的起点在人的自身之外，与之相比，在现代社会，认同的起点就在人的自身，自我的特征通过一系列内在的动力、欲望和抱负等进行描述。这时的自我具有后现代的可变性和流动性等特征，呈现出“变化不定的自我”。吉登斯指出，传统社会中的自我认同，通常是运用外在的“仪式”以及其他的规则认证之后自我承认和接受的结果。在自我认同的过程中，个体的角色是被动的，个体几乎没有选择，如果说有，他的选择或许只有一种，那就是去遵从传统。可以说传统社会中的自我认同的方向首先是向外，然后才是向内的。而在现代性条件下，主体在自我认同的路上经历的更多的是“仪式的缺场”“权威的多元化”“自我的两难困境”，个体的生活历程变成了一个内在参照性的历程，自我就是在这样的生活历程中被不断地形塑与建构，甚至重构。个体必须做出选择，这里的选择很少有传统意义上的“遵从”的含义，它更多的是体现了一种主动性和开拓。这与当代大学生社会身份式微，转向内在的、主动的自我身份建构相契合。

（三）消费社会学关于消费与身份认同的研究

消费是社会学研究的一大主题，许多经典社会学家、现代学者的论著中都对此进行过研究，并在消费中探讨个人地位、身份的问题。

卡尔·马克思把经济过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到，消费生产着生产，生产也生产着消费，消费与生产的同一性表现在三个方面：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消费和生产互相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中介；消费与生产互相为对方提供对象，每一方由于自己的实现才创造对方。他认为消费与生产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消费统一于生产，生产统一于消费。马克思还指出，生产者如何获得、获得多少消费品，取决于社会的分配方式。消费品外在于生产者，不再仅仅是一个生产要素，它受到社会分配规则的限制和约束。消费品的外在性呈现了消费者与消费是某种具体社会关系的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化为商品关系，而这种关系通过商品得以展现，资本主义的所有关系最后都转换成商品关系。消费从这当中获取了独立的意义，它在社会结构关系中的存在也得以展示。人的劳动力被转换为可议价的交换价值，与自己生产的物品渐行渐远，有了异化与疏离现象。

社会学的经典大师马克斯·韦伯，他在经济、权力、声望三位一体的社会分层理论中讨论了有关消费与认同的问题。他认为阶级不是一个实体，地位群体才是实在的群体，具有相同经济地位的人未必拥有相同的地位群体。地位群体指的是有着相似乃至相同的社会声望和生活方式的社会群体，地位群体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圈子，在圈子中的人，通过某些特定的生活方式作为准入资格以控制圈外人的进入，并以生活方式作为认同的标志来区分自己与他人。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是相关联的，生活方式的差异会产生不同的消费模式与偏好。韦伯的论述认为消费方式对阶层地位产生影响，并指出阶级并非一个实体。消费方式使得潜在的阶级差别显性化，不同的地位和生活方式形成了不同的地位群体，消费确定了个人的所属阶层。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两位社会学家——德国的齐美尔和美国的凡勃伦都讨论了都市中产阶级的文化消费，分析了当时的新兴生活风格：衣物、个人装饰等享乐追求，成为了生活重心。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出了著名的“炫耀性消费”理论，他的研究对象是那些乍富的中产阶级。他认为，新兴的有闲阶级，在生活方式和风格方面竭力模仿欧洲上层阶级，但与欧洲上层阶级有所差异的是，他们喜欢通过消费来显示自己刚刚拥有的财富，炫耀性消费由此而来。凡勃伦认为，炫耀性消费成了少数人表现地位、身份认同的手段，也是出人头地的标志。对刚刚拥有大量财富的有闲阶级来说，突显和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炫耀性消费或浪费是必要的方式和手段。消费（尤其是对特殊物品的消费）是金钱力量和财物的证明，是消费者身份地位和荣誉的体现。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通过商品需求的满足，展示社会差距来获得和维护自己相应的社会地位。

齐美尔观察和分析了扩张期德国柏林居民以消费为中心的日常生活模式。此时大都会里的人，不再是韦伯所分析的那种，不愿在穿着和装饰等细枝末节上做愚昧开销的卡尔文教派老样板，而是想方设法让自己与众不同、引人注目。他指出，时尚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运作方式，是下层群体借由模仿上层的服装符码与行为方式，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的途径。时尚意味着结交同等地位的人，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较低地位的人会受到整个群体的排斥。地位差别得以实现需要社会群体中人们在生活方式体现出不同，但客观上文化的理性化常常导致生活风格的趋同化，这就形成了一种循环：基于人们对风格孜孜以求的追寻，短暂、频繁的时尚得以形成并流行。人们对消费的欲望永远难以得到满足，总是在追求的路上，因此，要保持和维持风格需要不断的“喜新厌旧”来实现。齐美尔指出时尚是上层精英社会展现自我与下层社会区分的标志，人们面对庞大的社会机制控制，不断地追求时尚，以维持个体的自我认同。齐美尔提出，“现代生活中最深沉的问题来自于，个人在面对压倒性力量时仍宣称要保有自身存在的自主性。”

布迪厄和鲍德里亚在分析现代消费时，都专注于象征与符号的结构。布迪厄进一步丰富了凡勃伦、齐美尔的消费理论，凡勃伦的焦点放在有闲阶级，而布迪厄则关照了整个法国社会。布迪厄想要通过社会身份团体概念，结合社会学既有的消费研究趋向以及象征、符号与一般文化的分析取向。他指出，消费是一组社会与文化实践，它建立了社会团体之间的差异，不同阶层利用各种消费品，来彰显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以表示自己和别人不同。《区分：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一书，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法国不同阶层的消费模式，他的焦点落在区分这个复杂的社会过程上，强调品味的重要性。他的核心思想是：{（习性）（资本）}+场域=实践。他认为，社会群体是品味群体，品味是身份认同的手段，品位必须在教育的环境中被创造、发展与涵养。借由品味，不同身份阶层之间可以产生差别待遇和区分。同时，他认为生活风格是习性系统的产物，通过各式各样的习性图式系统并在它们的关系中理解的生活风格，成为鉴别好坏、高贵与庸俗等社会空间的象征体系。布迪厄根据这种“社会空间的相似位置”，以及由“相似消费实践”导致的“相似性情倾向”，将阶级定义为具有相同习性的生物个体的集合，生活风格便可以作为行动者外界辨识的行为差异，即作为各种区隔、分层抑或阶级的标示了。习性是社会存在和生活经验过程的联合结果，布迪厄把它归于文化资本，并认为，文化资本的两个主要来源是家庭背景和学校教育。生活风格即为“区隔符号”之一。

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不似布迪厄对资本主义的模式有所保留，他彻底摒弃了马克思·韦伯的社会学模式，他认为一切消费都只是象征符号的消费。消费者透过展示自己所买的物品，创造并保持了一种认同感。他在《消费社会》中提到，不能再从生理需要或者社会地位的角度定义和解释消费，也不能把消费看作同积极的生产方式相反的一种消极的吸收和使用方式，消费已经变成了一个主动的过程，牵涉到集体与个人认同感的建构。消费者购买衣服、食物、家具或娱乐，并不是为了表达他们是谁的既存意义，反之，他们是想要透过自己所消费的东西，来创造出他们是谁的意义。消费成为消费者自我与外界进行符号交换的沟通过程，并以此建立自身形象。人们消费商品，以便能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因为他们想象这些消费品有助于创造和维持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形象和认同感，并将消费视为一种积极的建立关系的方式。消费方式之所以与身份认同联系在一起，主要是因为商品通过符号的方式被赋予了社会关系、社会地位的意义。因为曾经为我们提供某种认同感、确定感和归属感的阶级归属或社会地位群体的成员资格，不再能为我们提供某种认同感、确定感和归属感，我们只能通过消费来与客体、集体和世界建立关系，从而获得一种身份认同和建构意义。自我的建构过程在消费的符号交换中得到实现，鲍德里亚将消费定义为“一种操纵符号的系统性行为”，消费成为我们存在的理由。也就是说，鲍德里亚认为，在同其他人的关系中，个体主要不是从他们的工作类型中获得自己的身份，而是从他们展现的消费符号得到身份认定的。认同感的建构，可以说是一种运用消费品的过程。

费瑟斯通指出，“随着生产运行过程中扩大产品多样性与差异性的技术能力的变化，市场分化速度加快，不同阶级之间消费程度一致性有所降低。事实上，个体总是不断消费不同的物品。”此时，品味的群体标志弱化，而变成了个性的自我展示。他是在后现代情景中、消费文化的背景下，发展了布迪厄关于品味的社会区隔理论。布迪厄认为，趣味是一个人所拥有的一切——包括人和物质的基础，也是个人与别人关系的基础，人们正是借此对自己进行定位，也被别人定位。伽达默尔指出，趣味基本上只是一个“修养概念”，即教育和解放所希望达到的理想状态。他也指出，“我们的社会正在迈向一个没有固定身份团体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选择生活风格（体现在选择的衣服、休闲活动、消费品与身体装饰品）不再需要配合固定的身份团体”，消费模式已经成为新兴一代人辨认自己同类的重要标志。

伯科克指出消费取代劳动成为更主要的认同方式，群体的差别更多的通过消费而不是劳动显现出来。并不是阶级的消失、生产、劳动等其他因素不再成为人们认同的来源，而是分析认同的模式发生了转变。“这个转变在于，原先生产和分配活动中的工作角色是创造和维持认同的核心，如今在后现代性的分析模型中，消费实践和渴望便成了认同的社会建构核心。”人们在劳动中无法形成认同，进而转向在消费的过程中寻找认同。正像美国学者戴安娜·克兰所说，“在工业社会中，身份与生产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一个人的身份源于其职业或专业。在后工业社会中，随着休闲时间和活动的大量增加，经济与政治机构价值与文化价值有了脱节。结果，身份越来越建立在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基础上”。

爱德华兹指出：“人们越来越按照他们的消费模式而得到界定，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个体的个性被所消费的商品所建构、加强，尤其是容易辨认出来或者是显而易见的物品。”身份具有流动性和动态性质，不能把它假定为任何固定和单一的东西，社会学和文化研究文献把身份定义为一个反思性的自我实现过程是有所裨益的。“在消费研究领域，坚持我们的身份是通过具体的消费行为获得确证或受到质疑的，换言之，我们是通过我们购买的东西和我们赋予所获得的商品与服务的意义来定义我们自身的。但是在特定的商品和特定的身份之间并无本质的、一对一的对应关系：同样的商品对于不同的个体以及不同时段的同一个体可能有着根本不同的意义。”

与凡勃伦和齐美尔不同，道格拉斯和伊舍伍德都否认效仿、羡慕，以及拼命把别人比下去，是消费背后的动机。他们认为，文化消费并不是一种模仿或排斥，而是一种表现方式，着重表达认同通过商品的消费来区分社会关系。他们认为，我们对商品的消费，部分的与物质需要有关，更重要的是其具有的意义。在现代社会，我们主要通过物的使用来确定意义，我们通过物进行比较、分类，通过赋予我们所拥有和使用的物以秩序，来组织我们的社会关系，从而，物的消费就具有了一种仪式的意义。商品成为提供社会身份信息的来源和社会含义的载体。他们还指出，个体会努力使自己处于某个地位，这样他们不仅可能获得文化意义，而且可以控制文化意义。个体会运用策略，以确保自己不被排斥在文化体系之外。

沃德发现吉登斯、贝克、鲍曼三者的理论表达了一个共同观点，那就是在现在，人们对自己的定位取决于向别人传达怎样的信息，而该信息的内容和传达方式是通过个体加工、展示的物质消费和活动方式所决定的。个体对自我进行各种各样的包装，以此创造和维持个体的“自我身份”。不断丰富的各种消费产品为这个过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物质消费产品日渐丰富的社会，个体身份成为对个人形象选择的问题，这在以往从未如此。个体对自我身份也是不断进行选择的过程。在形成自己的身份时，现代个体也可以或多或少地自由地和理性地运用商品的标志性语言与他人区分开来。

吉登斯将消费看作一个可以选择的领域，是现代社会中不确定性的来源之一。消费是积极的和富有建设性的，它已逐渐成为生产领域以外建构身份认同、形成社会分层的第二场域。在娱乐消费过程中感受“自由”和“自主”的体验，生产之外的消费领域成为“选择”和“自由”的平台。个人的主观意志在消费选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消费包含着快感体验，自我展示、仪式实践、社会实践等诸多意义。

所罗门（Solomon）认为符号的意义已经成为消费者购买或使用某件物品的主要因素，消费者让自己在社会人际关系中，传达自己的角色与定位。Schouten表示，消费活动不仅可以维持，更可以发展消费者的自我概念，即自我（主体）对自己（客体）的看法。除此之外，消费者还可以通过消费来重塑自我。在消费社会中，麦克拉肯所提出的广告系统、时尚系统是非常重要的意义转移工具，将文化世界的意义转移到商品上去。“事实上，我们所渴望得到的根本不是物品本身，而是它们所具有的意义。”

身份认同的哲学基础是同一性，因此，身份认同建构的关键机制就是利用同一性与差异性使人们相信自己在某个重要的属性上与某些人相同而与另一些人存在差异。也就是说，强化类同与夸大差异是身份认同建构的关键。同时，“认同是为了穿戴和展示，而不是为了储藏和保存。身份认同的建构需要找到合适的内容让人们相信自己和某些人属于一个群体。“现代‘消费’是一种用来弥补缺乏有意义之工作的形式”。

消费取代劳动成为更主要的认同方式，群体的差别更多地通过消费而不是劳动显现出来，并不是阶级的消失、生产、劳动等其他因素不再成为人们认同的来源，而是分析认同的模式发生了转变。“这个转变在于，原先生产和分配活动中的工作角色是创造和维持认同的核心，如今在后现代性的分析模型中，消费实践和渴望便成了认同的社会建构核心”。人们在劳动中无法形成认同，进而转向在消费的过程中寻找认同。

文化与经济的融合使消费不仅仅是满足日常生理需求的“消耗”行为，而成为一种文化实践，一种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文化实践行为，并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就消费行为本身来讲，它成为建构和生产文化的实践方式，并将文化内化于自身。消费行为成了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文化实践活动之一，为个体生活中的意义、认同的建构，提供必需的基础。正如星野克美所指出的那样：“消费不再只是经济的行为，更转为在种种符码下，以被差异化了的符码为媒介而如语言活动般的文化行为。”

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方式越来越成为人们建构个体与群体身份认同的方式，它也是个体与群体相互区别的一个显著标志。正如蒂姆·爱德华指出的，身份认同由不断的消费和购物所构成，就是说，人们正按照他们的消费方式得到划分和界定。消费是一种“社会参与体验”的生产活动，即参与某种共同快乐或基本福利的体验。缺乏这种社会参与体验，意味着我们遭遇了某种形式的社会排斥，并因此而陷入某种形式的社会孤立。所以，这种社会参与体验直接影响到自我认同感和社会认同感，影响到自我与群体或社会关系的定义和态度。在这个意义上，消费活动是一种社会语言，一种特定的社会成员身份感的确认方式，消费因此也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整合机制。

二、关于大学生身份认同的相关研究

以大学生身份认同为主题的相关研究较多采用思想政治教育的视角，分析大学生身份认同危机的产生原因、现象及对策，从社会学和文化学角度阐释的文章不多见，根据不同的研究主题可以分为以下几类情况：

（一）大学生群体中的特殊人群的身份认同研究

胡雅梅博士的《聋人大学生身份认同研究》从心理发展与教育学的视角把关注对象聚焦到聋人大学生身上，通过问卷测试聋人大学生的身份认同倾向，进而考察聋人个体对聋人社会、文化的认同的建构。该研究是在国内聋人身份认同理论空白的情况下对聋人身份认同理论进行探讨，通过问卷对聋人大学生的文化身份认同进行研究。研究指出聋人文化的建构特征，即聋健相隔是聋人群体的共同经验，手语是聋人文化的核心，对耳聋的态度和对聋的接受是聋人文化的内容。聋人的身份建构是通过聋人个体对聋人群体文化和聋人身份的承认确认的，聋人身份认同有以下四种类型：健听文化的认同倾向，对健听和聋人文化都难以认同的倾向，聋人文化的认同倾向，对聋人文化和健听文化接近的认同倾向。研究进一步指出，在影响聋人大学生身份认同的社会生活条件当中，教育安置方式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同时，听力损失的程度和听力损失的时间也会影响聋人大学生身份认同的发展，聋人大学生双文化的身份认同倾向与其自尊发展有显著的正相关，聋人大学生对聋健两种文化的接纳和融入有助于提升他们的自我价值感。研究提出，将聋人作为弱势群体，应该得到各方面的关注，社会有责任和义务帮助聋人提高自主意识，争取更多的权利和机会。

华桦的论文《上海大学生基督徒的身份认同及成因分析》主要关注大学生基督徒。研究通过对大学生基督徒的调查，来说明大学生成为基督徒的原因，以及他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对高等教育产生的影响。研究为我们呈现了大学生对基督徒身份的接触、建构和确认的过程。分析发现，身份认同危机是大学生群体接触基督教的一个契机，成为他们接触基督教身份的重要环节。基督教为大学生提供特定组织中的成员资格和典范行为，通过培养大学生基督徒的责任意识，使个人严格服从超越个人利益之上的社会目标，帮助他们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基督教通过一些“终极”的价值、信仰观念的分享，为大学生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认同纽带。在归属感、责任感和价值感的驱动下，大学生基督徒的身份认同逐渐建构起来。同时，大学生基督徒受到的他人评价和认可，也使他们对自我身份得到进一步的确认。至此，大学生基督徒的身份认同建构完成。研究进一步提出了判断个体实现身份认同必须满足三方面的标准：首先，个体明确感知自己为某一群体的一分子；其次，知晓自己在群体中所处的位置，明确自己的角色和地位，以及承担该角色的责任、义务和权利；最后，个体认同该群体的价值观念。研究指出，从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中可以发现，大学生基督徒真正实现了基督徒的身份认同，并拥有宗教情怀。在刚刚接触基督教的时候，大学生动机中或许会存在一定的功利因素。但是，随着接触的增多，外在的功利动机渐渐让位于内在的信仰动机，信仰更多地由内驱动，表现为对救赎的希冀，对罪的认同，在世俗价值与神圣价值中的决战等。这与外界认为中国没有纯粹的宗教是有差异的，至少在大学生基督徒身上已经完成了基督徒身份认同。

吕卫华在《农村贫困大学生的社会认同与社会建构》一文中，探讨农村贫困大学生的社会认同建构及特点。在文中，她指出农村贫困大学生群体具有四类社会认同的基本特点：身份认同的失调，经济认同的失落，制度认同的失衡，政治认同的失意。深入分析其原因，是农村贫困大学生由于本身的资源有限，处于弱势地位，因而对国家的政策和社会组织的依赖心理很强，进入大学之后又受到各种观念的冲击，其不平衡的心理对制度设置、社会组织的期望值进一步提高。社会的政策和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未能对他们的期望予以良好的回应，使他们由期望转为了失望，进一步促成了失衡的认同。贫困生在消极认同方面呈现出一致性和显著性。农村贫困大学生的社会认同是源自于他们自身对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经历所产生的社会意志、群体记忆。吕卫华认为，农村贫困大学生对社会认同的确认，是在一系列的社会因素、力量与个体的互动中产生的。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农村贫困大学生的身份认同困境来得更激烈，失望也会更彻底。因为他们的身份认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的社会因素和社会力量，一旦发生危机，他们质疑的是整个社会。他们无法从外部寻求力量支撑，也无法从内心寻求自我认同以平衡，这是农村贫困大学生身份认同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原因。

（二）大学生社会身份的下降的相关研究

韦永琼在《从“知识精英”到“知识工人”——大学生社会身份整体下移趋势探析》一文中指出，大学生社会身份整体下移趋势的表现为“天之骄子”身份的终结，大学生成为“网络乌合之众”，沦为就业“弱势群体”。韦永琼总结了大学生社会身份整体下移趋势的原因，并阐释了大学生社会身份改变的多方面原因。在学校系统方面，学校教育功能突显了其负向功能的作用；而从社会视角来看，当今全球化、信息化和大众化社会的来临，改变了大学生的日常生活方式。这些因素的合力对大学生社会身份下降产生了影响。另外，对于大学生来讲，消费在他们日常生活占主要地位，网络与消费相互促动，使大学生群体的社会身份整体向下移动，他们成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大众、未来的知识工人。

郭普璞的硕士论文《从“天之骄子”到“知识民工”——大学生身份认同困境研究》也对大学生身份认同困境进行了分析。郭普璞首先对符号互动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从现象到理论对大学生身份困境进行描述和分析，并对其身份认同困境产生的过程进行分析。他提出，大学生的身份认同困境是在三个方面的合力作用下产生的，那就是国家、社会与家庭的共同作用。显现在大学生的心理状态中，表征是对他人的不信任、怀疑，对自己的否定和不认可，而极端的对社会冷漠现象并不明显，但是这一发展趋势是需要引起关注的。从家庭的影响因素出发，郭普璞分析了相比于大城市，城镇和农村出身的大学生更易受到家庭的影响，而这类大学生的身份认同困境的表现内容和形式突显出更多的严重性。他通过个案访谈来展示大学生的身份认同为什么从“天之骄子”到“知识民工”，从时间、空间的角度立体地展示了大学生身份认同困境形成的原因，希望为处于身份认同困境的大学生提供“突围”的启示。

如果说前两篇文章的研究是在理论层面探讨大学生面临的社会身份的下降趋势，那么廉思在《“蚁族”身份认同研究》一文中提出的“蚁族”概念，以及其对“蚁族”的一系列研究，则真真切切让人们感受到大学生这一群体的弱势身份。廉思将“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称为“蚁族”，该群体虽然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阶层，但由于年龄相仿、收入普遍较低，且普遍受过高等教育，因而有一定的同质性。他在文章中指出，“蚁族”的身份认同是这一群体的全体成员自我描述的过程，也是由媒体构建出来的。在形象建构上，基本上沿着“纪实（揭秘）→感慨（情感宣泄）→反思→积极引导→引入其他关联→积极建构”的路径展开。他进一步得出结论：“认同‘蚁族’身份的大学毕业生的外在特征就是低收入聚居群体，他们的内外群体区隔明显，以‘内群体偏好’与‘外群体贬损’形成本群体的特点，对这部分大学生身份认同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是‘户口’和‘媒体建构’。”“蚁族”这一身份认同对于社会具有正向、负向两种功能，社会流动信仰体系对于该群体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陈永杰、卢施羽的《大学生就业困难与“蚁族”的出现：一个社会政策的视角》一文从社会政策的视角对大学生“蚁族”群体的出现进行解读，文章进一步将“蚁族”指代为有就业困难的弱势大学生。文章指出，从表层看“蚁族”的形成，是因为他们的劳动力所得无法支撑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而从深层次的社会政策角度，可以发现问题的核心是当前的福利制度与现行的经济制度相脱节，现行的福利制度无法给予他们必要的保障，使他们无法离开市场而生存。从表层的工资收入到深层次的社会权利，文章运用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来讨论大学生就业难现象，并对“蚁族”的成因进行分析讨论，提出了两个社会政策回应的概念：“去商品化”和“去阶层化”。“去商品化”主要关注的是被排除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之外的大学生，在缺乏充足的经济资源的状态下如何过上体面的生活；“去阶层化”的关注点是大学生出身阶层带来的不平等问题。陈永杰、卢施羽提出，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对策主要应该从社会流动机制畅通与否，是否有助于来自落后地区，尤其是农村子弟的大学生自身地位的提高方面进行思考。文章提出的两个概念都是立足于分析大学生就业困难现象，但是落脚点不同，一个是从作为外来者的大学生，在工作所在地能否获得与当地居民一致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来分析，另一个则是认为社会政策应该提供公平争取工作岗位的机会，为大学生在工作中实现身份认同的确认，深层次的问题是这种身份转变机制的大门是否向大学生敞开。正如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所指出的那样：“所谓的蚁族并不是所有大学生的问题，而是没有资源的穷学生的问题。”

（三）大学生自我认同的相关研究

杨桃莲博士的《大学生自我认同的建构》一文，探讨大学生如何运用博客的内容、方式来建构自我认同的问题，着重从心理层面、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来考察大学生自我的建构、角色的确认、文化的皈依，即大学生如何主动地建构自我认同。大学生在博客中建构的自我是由本我、现实我、理想我三者构成。杨桃莲指出，匿名博客有利于建构本我，实名博客有利于建构现实我，而博客有利于印象管理的特性，又能建构理想我。大学生通过自我揭露来体会本我的快乐，通过自我叙事来再现现实生活中的镜中我，通过印象管理来获得理想我所带来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和自尊感的满足。大学生常常是通过兴趣能力和社会角色预期来自我定位，从而确定自己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大学生利用博客反击王朔的事件，大学生在建构起了自己的年龄认同，从而获得自尊，获得积极的群体认同。虽然在客观层面，大学生的经济地位远够不上小资阶层，但是在主观层面，他们却认同自己为小资，他们通过所具有的文化资本展现自己的品位，从而建构起小资的阶层认同，从而获得一种向上流动的地位荣誉感。作者通过分析大学生的饮食和语言，并通过大学生对汶川地震、北京奥运和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庆典等事件的态度进行探讨，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大学生并没有忘记象征着传统的家乡，对家乡仍然有着极高的认同；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大学生也没有抛弃自己的祖国，对祖国有着强烈的归属感，高度的认同自己的祖国。这表明，大学生的认同是基于传统与现代二者并存的。作者指出，通过博客这一媒体，大学生将外部世界整合进自我的叙述中，不是被动地进行选择，而是主动地在建构。这隐含着作者的一个深层次的观点，传播技术固然能对人产生深刻的影响，但我们不可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确切地说，没有人对技术的使用，技术也是形同虚设。

（四）大学生消费与身份认同的相关研究

林丽妍的硕士论文《大学生的消费行为与身份认同——以沈阳市SN大学为例》，从大学生饮食、外表、娱乐和学习四个方面的消费，通过他人和自己两个角度的描述，分析了大学生的消费行为现象与其所反映的身份认同的关系。首先是大学生的自我认同，林丽妍指出，大学生的认同有二元化特点，既认同大学生身份的行为标准，也认同社会上的做事规则。其次，是对社会认同的分析，林丽妍通过对非大学生群体的调查，给出了社会对大学生的期望是：大量的饮食消费，适当的外表消费，以及应该更重视学习消费并且控制娱乐消费。作者认为，大学生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突，给大学生造成了身份认同困境，并且分析了身份认同困境产生的社会原因：在社会转型时期，大学生的自我认同不仅表现为对目前学生身份的认同，也表现出对其即将扮演的社会成员角色的接受，即大学生的自我认同具有二元特性；大学生的社会认同具有延时性特征，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和大学教育体制改革；大学生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与矛盾，这种矛盾和偏差导致了大学生身份认同困境的出现。大学生缺乏必要的制度规范认同，制度性认同几乎处于真空状态。吕金城在《身份认同背后的情感与理性——大学生炫耀性消费的社会学分析》一文中指出，大学生的消费对象，不仅仅是简单的物品，其消费行为也不再是一个被动的消费过程，更多的是主体主动选择、表达和意义建构的过程。炫耀性消费成为大学生身份建构和认同的一个重要途径，具有显著的区分意义。消费不仅仅在消费领域、经济领域引起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涉及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陈莹的《自我认同与大学生身体消费现象研究》一文便指出，身体消费日渐成为人们“自我表达”“自我认同”的主要来源。身体消费可以最直接地体现个体的自我认同，大学生也试图通过身体消费来标榜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但是关注自我形象资本的大学生只是一部分，而且关注身体消费的部分仅限于服装、脸部，探讨略显不足。大学生通过身体消费成本的增加来巩固和提高自我的认同。刘计峰的《消费与认同：新生代大学生服装消费动机研究——一个消费社会学视角》一文揭示了服装消费与大学生身份认同的关系。文章提出，对于新生代大学生而言，作为人类“第二皮肤”的服装早已突破了其实用功能，具备了美化外表、表现自我的审美功能，以及进行身份认同的社会功能。它紧密地依附于人体，是大学生在社会交往中的“面具”，是最具有社会可见性的物品。

三、对已有研究的评价及其启示

我们通过上述的文献回顾，整理了身份认同理论、社会学的消费与身份认同的相关理论、大学生身份认同的相关研究等文献，对与“大学生自我身份认同建构”这一核心问题相关的文献进行了整理和分析。

身份认同的两种理论路径，不论是以角色认同为基础的认同理论，还是以群体认同为基础的社会认同理论，我们所要讨论都是自我身份认同问题。这些理论为大学生身份认同和他们的身份建构奠定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因为既可以从大学生的角色角度理解，也可以从大学生群体的角度理解。在此意义上，自我（身份）认同与社会（身份）认同是相互统一的，社会认同是自我的社会性维度，并不存在没有社会内容的自我认同，也不存在与个人毫无关系的社会认同。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是身份认同不可或缺的两个维度。就如吉登斯指出的，自我认同并不是个体所拥有的特质，或一种特质的组合，它是个人依据其个人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认同在这里仍设定了超越时空的连续性：自我认同就是这种作为行动者的反思解释的连续性。像其他的存在性活动场所一样，自我认同的“内容”，即个人经历由之建构的特质，也会随着社会和文化的改变而改变。人们对自身身份的认同多源自他们所属的社会类别，而这其实是被社会建构的过程，一旦认同被建构成功，认同就成了个体行动和社会运行的基础。个体身份的形成一方面受社会地位、情境等外在的结构因素所影响，另一方面又由自身行动所建构。大学生身份认同可以理解为大学生在社会结构中谋求地位的需要，随着身份认同的过程，与此相联系的利益、权利、生活方式、文化等各种价值诉求随之展现。关注大学生群体的身份建构，可以丰富身份认同理论的经验研究。

根据文献来看，大学生身份认同问题已经引起有关学者的注意，且有了一定的积累。华桦对基督徒大学生的身份认同研究指出了大学生身份认同的困境是大学生成为基督徒的契机，胡雅梅对聋人大学生身份认同研究考察的是聋人对社会、文化的认同建构，吕卫华对农村贫困大学生的社会认同研究，观察到了他们的身份认同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外部的社会因素和社会力量，无法从内心自我寻求认同。这一系列的研究目标指向是具有特殊性质的大学生群体，这也可以解释我们为什么关注大学生群体。关于大学生社会身份下降的一些研究，特别是廉思、陈永杰、卢施羽对“蚁族”的研究，为大学生身份式微提供了坚实的论证，这也是本研究的社会背景；杨桃莲博士对大学生自我认同研究，指出大学生通过博客这一媒体将外部世界整合进自我的叙述中，是主动地在建构，而不是被动地选择，这为本研究提供了基本的轮廓，即大学生总是试图主动、积极地建构自我身份。这样，也可以理解大学生试图在消费中寻找身份认同的动机。大学生消费与身份认同的相关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素材，为我们通过ICT消费案例进一步探讨身份认同提供了基础。

以往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

从所查阅的文献来看，大学生身份认同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特殊学生的身份认同、大学生社会身份日趋下降、身份认同危机的研究。研究者在关于消费与身份认同的研究中，通常是直接运用王宁的消费与认同理论框架进行讨论，较少对大学生身份认同建构的资源和策略进行探究。

第一，大学生消费与身份认同的经验研究主要集中在消费中的认同危机、大学生中的消费主义倾向，研究者倾向于探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教育引导、教育对策，成人社会的说教意味浓厚，站在俯视的立场。

第二，有部分研究直接通过王宁的消费与认同理论框架，对大学生的服装、身体、日常消费背后的认同取向进行探讨，从自我、社会认同两个角度探讨消费认同背后的价值观，更多关注消费背后的价值观取向，而非行动的逻辑和策略。

第三，研究视角单一。在关于消费与大学生身份认同的研究中，更多从营销学、学校教育学、思政教育的角度给出对策和建议，并未深层次、系统地挖掘大学生身份认同的资源。对大学生消费行为呈现的身份认同更多的是表面的、经验的描述，缺乏理论分析。

第四，对于大学生身份认同的研究更趋向于横向、静止的研究，而对纵向的、大学生身份认同资源及策略的演变，较少涉及。

已有的研究给我们如下启示：

第一，改变研究立场，以平等而非说教的态度对大学生身份认同进行研究。只有平等地对待，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们的生活世界。我们不仅仅要看到大学生的炫耀消费、符号消费的现象，更要关注大学生消费现象背后的意义诉求。

第二，以身份认同理论为框架，以消费现象为案例，探讨建构的资源、机制、策略的产生。

第三，将大学生的消费与身份认同放置于社会结构中，探讨纵向的消费实践、身份认同的演变，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