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精英不再:大学生的身份认同危机
第一节 大学生的自我认同困境
一、大学生的由来?
“大学生”是称呼在高等学校中接受教育的一个群体,在中国科举考试的传统被打破后,这一群体是中国近代政治精英群体的主要来源和重要部分,在我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大学”这个词汇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特有的意义。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大学”一词除了指儒家经典四书之一的《大学》外,还指聚集在特定地点整理、研究和传播高深领域知识的机构。根据文献记载,大学作为一种具有高等教育职能的机构,可以追溯到五帝时期的成均和上庠。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学曰成均,则虞痒近是也。”虞舜时成立上庠,“上庠”即“高等学校”的意思,郑玄:“上庠为大学,在王城西郊。”
在近代,“大学”的意义则更偏向于培养人才的高等教育机构。1895年清光绪皇帝御笔钦准,成立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后更名为北洋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命名为“大学堂”的高等学校。1898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它既是全国最高学府,又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1903年,张之洞、荣庆、张百熙以日本学制为蓝本,制订颁布了《癸卯学制》,说明高等学校的目的是培养行政官吏,学校奖励毕业生“出身”与科举无异,并规定相应的授官品级,如高等学堂毕业生为举人,可授内阁中书、各部司务、知州、知县等官职。这意味着大学在我国近代出现时具有培养官员的功能,而大学生则具有官员准入资格,是具有老爷式身份的学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全面接管大学事务,1950年7月,政务院发出《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强调“高等学校以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为原则”,高教部制订的高等教育建设计划、财务计划、人事制度、教学计划等,全国高校都必须遵照执行。在大学生管理方面,也建立了一套全国统一的管理模式,包括招生、分配、学籍管理等制度。1953年院校调整结束后,中国大学全部成为公办大学,大学成为培养国家干部的机关,而大学生自一踏进大学校门,就成为“准国家干部”,成为“公家的人”,不仅不需要交学费,而且还享有生活补助。新中国最早的一批大学生充满了身为新中国成员的自豪感和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奉献的革命激情。
“文革”十年,整个教育系统包括大学系统陷入瘫痪状态。招生、教学、科研工作全面停止,大学生努力向党中央提出的“接班人”标准看齐,“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大学校园中的学生们充满了革命的使命感和激情,他们成为走与工农兵相结合道路的大学生。
1977年末,中国恢复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中断的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高等教育重新进入正常发展的轨道。20世纪8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到4%,进入大学学习的都是精英。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内,学生“一进学校门,就是国家人”,大学生没有学费、生活费的负担,也没有就业的压力,他们可以“诗意”地生活在宁静的大学校园。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被视为社会的宠儿。1978年以后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进入大学意味着较高的职业地位和较好的职业轨道,因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巨大的权力真空需要将大量的大学生补充进入政权体系,这使得当时的大学生显得尤为珍贵和稀缺,其主要标志是大学生毕业后统包统分,包当干部,从而形成了中国大学生特有的身份定位——天之骄子,这种观念深入人心。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学生在过去通常被视为准精英,因为他们具有“干部身份”,比别人更易获得行政级别,同时也就意味着更容易获取更多资源。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通过积极运用自身的文化资本等优势,可以实现向上流动,与其他未入大学学习的群体相比,大学生获得社会职位明显具有优越性,不会为找工作发愁,大学生被赋予了具有更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的回报。这一阶段的大学生,在经过了大学教育后,因掌握了一定知识,而具有了“知识权力”,或按照中国传统观念来看,承袭了“道统”,这赋予了他们成为“准精英”的资格。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学生自己,都把大学生看成是祖国各项事业的接班人,社会环境仍然赋予大学生准官员的身份和角色。
这一时期的大学生成长在逐渐进行的改革开放中,处于更为广阔的国际化视野下。与革命年代走过来的父辈们不同,从阶级斗争、政治身份中解放出来的新一代大学生们,对成为“精英”有着更加强烈的心理预期。社会对大学生地位、作用的无限推崇也为大学生提前设定了标准很高的行为规范,并赋予了他们特殊的社会地位。社会希望大学生具有整体意识,能够肩负起人民的重托,做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家庭对大学生的期望也非常高,期盼他们给家庭带来良好声誉,带来更为丰厚的物质回报。大学生由于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预期,所以在地位、职位、待遇、声誉、发展机会等方面,有着极高的预期,大学生成为被羡慕和崇拜的群体,这一时期的大学生不需要自己主动彰显大学生的社会身份。
1995年开始执行的取消大学毕业生分配制度,意味着大学生与国家干部身份相分离。至2000年,毕业分配制度基本上已被取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大学生毕业时发放的派遣证,此时被改为就业报到证,这宣告了计划、分配、派遣的毕业分配就业制度的终结,意味着社会正从以身份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过渡到一种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大学生必须在市场中进行双向自主择业了。
1999年,国务院批准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适龄青年的15%。新出台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提到:“扩大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规模,拓宽人才成长的道路,减缓升学压力。”实行大学生扩招政策,使得大学生入学率急剧上升,进一步加剧了大学生自主择业的竞争激烈程度。当市场经济体制对高素质人才提出更多要求时,大学生人数的激增和就业分配制度的改革,使大学生逐渐失去了准精英的身份。
而当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到大众化阶段之后,其培养目标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高等教育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同时,需要兼顾满足社会成员获得生存技能的要求。谋生手段在这一阶段被独立出来,成为培养目标。更多的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大学生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稀缺,接受高等教育与仕途看似顺理成章的连接已断裂,越来越多的人把接受高等教育看成是谋生的手段和途径。在各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大学生恢复了他们普通平民的身份,所谓的“国家干部”身份消退了。
二、从天之骄子到就业困难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鲤鱼跃龙门”等都在讲述着“读书人”的优越身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进入大学意味着未来较高的职业地位和较好的前程,尤其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巨大的权力真空需要将大量的大学生补充进政权体系,这使得当时的大学生显得尤为珍贵和稀缺,其主要标志是大学生毕业后统包统分,包当干部,从而形成了中国大学生特有的身份定位——天之骄子,这种观念深入人心。教育选拔制度使“知识改变命运”这一命题的合法性得到了重新的确立,而后的一系列制度也为此种合法性提供了有效的支撑,大学生包当干部的政策或者制度,使他们整体进入社会权力、财富和社会声望的优势阶层,成为社会精英。“读书改变命运”成为中国社会大多数人的共识,“大学生”身份被赋予“天之骄子”的光环,是国家的栋梁之材,也被看作“准精英”“准干部”。
伴随着社会体制改革而进行的教育体制改革,从1999年扩大普通高校本专科院校招生政策开始,高校招生人数逐年递增,招生规模的扩大加剧了大学生的群体危机感,近年来的统计数据显示出上述情况的严重性。高等教育的人数,从1999年的100万人左右,扩大至2009年的600万人以上,全国本专科和研究生的平均毕业数量大约翻了5倍。截至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当时所预想要达到的适龄青年的15%的标准,按照美国社会学家马丁·特罗的观点,我国高等教育已由精英教育进入大众教育。高等教育进入大众教育阶段,意味着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这被当作我国教育改革的一个巨大成果广为宣传。可在这宣传的背后,有关大学生的负面新闻也在不断地刺激人的眼球:毕业即失业、蚁族、蜗居、知识民工等。
近几年来的大学生就业状况不容乐观,2013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699万人,比2012年多19万人,创历史新高。以往高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在70%以上,按照这个数字,加上往年未就业的学生,预计2013年会有超过300万的大学生不能实现初次就业。2012年大学生就业报告(麦可思)显示,2010年大学应届毕业生的月平均初始工资为2153元。而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给出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为1670元。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0年全国城镇非私营企业在岗职工的月平均工资为3096元。大学生的月平均起薪2153元正好介于两者之间。虽然绝大多数毕业生的工资高于农民工工资,但在整个社会的工资层级中,仍为中等偏下水平。正如浙江省农业厅经济管理处处长童日晖所说,大学扩招之后,大学生从“天之骄子”和社会精英变为普通劳动者,社会称之为“收费精英化,就业普通化”,大学生的经济回报预期不断下降。
《重庆晨报》2010年3月2日报道称,山东济南有5名大学生应聘某处的掏粪工,通过6个月的考核、试用,正式与该处签订了聘任合同,并正式上岗工作。这几名被录用的大学生是通过层层选拔、严格考核挑选出来的,当时报名的人数达到了391人,录取的大学生中包括本科生4人、专科生1人。《广州日报》2012年10月24日报道的《三千本科生争当环卫工,大学生争扫大街为哪般》同样刺激人的神经:哈尔滨市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编制环卫工,尽管此次计划招聘的457名环卫系统员工全部为工勤技能岗位,却吸引了11539人报名,最终报名成功的7186人中,近半数为本科学历,并且还有29名硕士研究生。而在我国最优秀的学府也频频出现“北大才子陆步轩街头卖肉”“北大毕业生武小锋待业在家做糖葫芦”,还有“北大毕业生高健摆摊当‘陪聊男’”等现象,这样的新闻似乎在给我们传达这样的信息,无论是普通大学毕业生还是重点大学的大学毕业生似乎都面临着相同的一种状况,那就是大学生就业进一步陷入困顿,换言之,大学生的身份进一步下滑。读书无用论的进一步抬头侧面印证了这一结果,一个有力的注脚是全国高考弃考人数的逐年增加。教育部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高考弃考人数达84万人,2010年高考弃考人数接近100万人,2009年到2012年,高考报名人数下降了105万,高考弃考人数超过了300万。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实施而出现的就业困难等问题,将恢复高考时期大学生的精英形象几乎消磨殆尽,大学生是否为精英成为需要证明、确认的事情。
全球化背景下各种价值观的冲突,信息化社会的信息爆炸,毕业即失业的就业难现状等等,使当代大学生有太多的迷茫。高等教育扩招后,大学生数量激增,大学生精英光环渐渐褪去。在我国现行的教育考试背景下,一切围着高考转,使得高中生高考之后目标缺失而产生了整体性的迷茫。在学校所接受的理想化教育与社会现实的巨大反差,让大学生无所适从。市场话语的介入让竞争成为大学生生活中的主要词汇,无论是公共生活或是私人领域都有时刻遭遇强大的竞争对手,面临被淘汰的可能,普遍面临一种危机感、不安全感、无意义感和无方向感。网络时代充满视听感官的诱惑,很多大学生在网络中迷失自己,不能完成学业。在大学生最关注的就业环节中,各种“萝卜”招聘、各种“拼爹”,让未出校园的大学生们切身感受到了社会的真实和残酷,也让他们陷入了某种身份认同的困境。初入大学阶段,发现大学的环境、教学方式与理想中的大学有较大落差,失落感油然而生;大二大三期间,考试不济,与学业优秀者相差甚远,成功成才受挫,人际关系不和谐,都可以让大学生产生无力感、失控感、无安全感;临近毕业,选择就业、考研还是考公务员,这一系列关系人生未来发展的选项摆在大学生面前。另外,我们当前的高等教育对学生心灵成长的关注不足,对学生生命体验的关切较少,更多地转向了外在可评估、可量化的事物(成绩、考研率、就业率等),缺少对学生心灵世界的引领,这样的教育模式下师生关系有隔阂。教师们在很多情况下不了解学生的实际生活状态,使学生与教师产生距离感。大学生产生困惑的时候,也无法从教师那里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大学生们急需一种方式来实现对自己的稳定认同。同时,关于大学生的负面新闻报道不断增加,大学生的媒体形象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香港《文汇报》于2009年12月31日刊登报道:“大学生在公众中的形象已经跌到20年的最低点。”调查发现,公众对当代大学生的评价很不理想。打开有关大学生的新闻链接,“卖淫”“浅薄”“吸毒”“网恋”“性放纵”“急功近利”“自杀”“暴力”等充满负面信息的词语与“大学生”联系在一起,充斥着媒体空间。我们说媒体“妖魔化”大学生可能欠妥,但媒体靠大学生来吸引眼球的行为却是不争的事实。面对“大学生”的污名化,在铺天盖地的信息中却听不到大学生自己的声音。种种迹象表明,大学生的身份、地位、声望都不如以前那样光鲜,进入大众教育背景下的大学生精英身份似乎已经式微。
三、社会信仰危机
现代性意味着一切固化的东西都将被消解,包括自我在内的许多社会领域,不再存在决定性的权威或终极权威,不再存在“永恒”。现代性使得原有的社会结构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以血缘、姻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纽带被割断,情感化的交往也被中立化的契约关系所取代。这样一来,许多人会产生强烈的心理不适感,与这种不适相伴而来的就是风险和怀疑。人们处于一种失衡状态,失去了信仰的根基,本体安全感受到威胁,不能确切知道自身行为规范与价值体系。这实质上意味着自我认同危机的到来。
涂尔干认为,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期间,社会经济结构、价值观取向、文化认同、社会关系等方面均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与变迁,旧有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道德体系已经被解构,而工业社会所需要的相应的社会机制、价值体系、道德秩序等并未建立,因此,社会会处于失范状态。我国正处于涂尔干所谈到的社会转型期,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由商品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社会大变革中。在这期间,原有的价值观念、道德体系受到剧烈冲击,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机制、价值体系、道德秩序并未建立,人们在价值观和道德领域经常表现出无所适从,频频失范。如社会上出现的“老人摔倒,是否需要扶?”这样的问题,我国传统社会在尊老爱幼这一点上毋庸置疑,但是由于“江苏彭宇案”——一个年轻人救助一名老太太反被诬陷的事件影响,“老人摔倒,是否需要扶?”这个问题在社会上展开了讨论。“广东佛山小悦悦事件”——两岁的小悦悦先后被两辆车碾过,18名路人却没有施与援手,也在拷问这个社会的道德底线。这两起事件反映了这个时代的迷茫和伤痕:对道德萎缩的熟视无睹,也都从侧面反映了目前社会道德失范、信任缺失、是非标准界限模糊的现状。
信仰的缺失,也可以理解为权威的缺位,是导致我国社会转型期社会认同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对于处在社会转型前的个体来说,外在的权威系统是学习苏联模式,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马克思主义体系是当时个体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主要来源,是那时的绝对权威。在我国社会转型后,尽管这些仍要发挥国家的权威体系作用,但面临着巨大挑战。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苏联老大哥的解体,给无数的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被奉为圭臬一样引领我们前进的苏联竟然就这样垮掉了,那些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也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在现实中不再能为行动者提供稳定、确定的解释力。个体需要与外部权威提供的价值观之间存在着不确定性,个体预期无法实现,个体行动变得无所适从甚至没有方向。努力、勤劳、奉献等转型前社会倡导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不再是绝对的褒义,在某些语境下,劳动人民、勤劳不再具有荣光而是底层人民的标志。
现代化意味着一种与过去的“断裂”(吉登斯语),中国社会转型意味着向现代化迈进,是向西方标准看齐,实现现代化,获得现代性的一个过程。但是,现代性的一个意料之外的后果也伴随而至,那就是社会生活主体自我认同的迷茫——传统秩序对人生不再有足够的照拂能力。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合法性危机的根源之一在于传统的断裂与崩坏,传统伦理价值观难以通过教育或社会化植入人格之中,人在工业文明的意义之网中迷失自我。传统社会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价值观不断地让位给西方以竞争、个人利益为核心的价值观,在现代的中国社会中只言片语和碎片式的传统价值观,无法系统地承担起对国人的教化功能。
四、青年身份认同危机
身份认同是一个颇具现代色彩的问题,是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和发展的。回顾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我国真正意义上的身份认同危机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凸现出来。如我们前面所言,改革开放之前,由于政治权威和国家权威的整合作用,社会各阶层的人们以集体归属感的获得为身份认同的全部内容,尤其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上的盲目信仰、闭关锁国的时代氛围,使得一切生活方式都趋于同质化,以致人们普遍失掉了个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是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人们对许多以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身份认同危机的发生和发展也就酝酿其中了。如果说由于种种因素的作用,当代西方的社会、经济、文化基本上处于平稳发展阶段,那么,当代中国的情形则处于激烈动荡之中。在这种激烈的社会转型中,个体产生身份认同危机几乎成为一种必然。
在转型社会中,无论是职场青年、新一代农民工还是大学生,其心态和价值观念的变动有着共通的特点与轨迹,如多元化与趋同化相混,理性与非理性相杂,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共享,结构与机制共变等等。正如曼纽尔·卡斯特所说的,“这种多样性不管是在自我表现中还是在社会行动中,都是压力和矛盾的源头”。因为认同本就不是中性的现象,而是带有明显的价值选择和好恶倾向的活动过程。随着影响思想观念的渠道日益增多,青年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与此相应,其社会认同的多样性、分散化趋势益发显见。这就意味着青年社会认同面临的主要挑战有着各不相同的认同核心,由此可能进而引发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矛盾和冲突,威胁本体安全,产生认同危机。
E.李尔指出,社会财富生产过程中快速发展的代价,就是劳动力的流动,也就是职业的不稳定。人员更新与循环的结果是社会负担变得十分沉重,尤其会产生不安全感。对个体来说,各方面(收入、声誉、文化等)的流动以及地位和竞争所产生的心理和社会压力变得更加沉重。在职业稳定的历史时期,大多数青年对社会主流文化不仅心理上认可,行为上也是能够遵循的。这时的他们,是生活的主人,具备主人翁意识。如今进入高风险、高流动的劳动力市场,每个人都面临着各种竞争,相当一部分人就有了身不由己的悲哀,意识到了自己的边缘化或可能被边缘化的处境。这样一来,曾经为他们所信奉的价值观念也就处于动摇之中,“共同理想”“共同目标”失去了感召力。国外的文化学学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在新的社会与文化环境的结构之中,一种新的自我正在中国的年轻一代中间出现。”中国人这种新的自我已不再像传统的自我那样和过去保持连续,而是相较于过去更为自主,对于权威人物则更少迁就与屈从。这种新的自我也不像过去那样强烈地固定于持久的家庭关系以及传统价值,而是更为依赖于那种似乎是建立于功利主义的物质的基础之上的关系。
横向的中国与西方: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人们面临着各种价值观的冲击与挑战。多元一体的社会时空对青年人的生活价值取向的选择产生影响,这一时期又是我国主流价值观逐步失去传统权威,多元化价值观并存的过程。这意味着青年人没有了社会预设标准和传统权威来规范,没有一种绝对不可动摇的声音命令他们去服从。而另一方面,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入,又分解着原有的价值秩序。他们解构一切,崇尚一种“去中心化”“去神秘化”“去合法化”的多元价值规范体系。这样的时代背景一方面让青年人感到迷惘与困惑,他们既难以应对角色失范,又无力与权威相抗衡。在社会目标与自我实现之间产生差距时,青年人的心灵中产生了相对挫折感和相对剥离感,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依据。
纵向的传统与现代: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对立冲突,模糊着青年人的视线,扰乱着青年人对社会角色的扮演。传统权威一度宣扬的中规中矩、思维敏捷、奉献进取的刻板角色模式依然渗透于当今许多家庭的教育理念中。传统文化教育青年们要奉献、克己、守规、淡泊名利,但是,摆在当代青年面前的是社会要求的“成人化”——竞争至上,享受当下。这种以享乐、消费为主的成人世俗文化与固守清贫、追求精神财富的传统青年文化形成对垒。对于青年人来说,成人世俗文化从理性的角度来说太浮躁,不能为观念和情感提供平衡和方向,不能解决他们精神层面的需要。但是传统的青年文化却又太过陈旧,不符合他们喜欢新事物的个性特点,因而不能为他们提供角色扮演的动力。两种角色舞台的错位,促使当代青年人必须穿梭于不同的舞台之间,对自身境遇的难以把握造成了他们面对现实的无力感。他们既无力退出舞台又难以维持角色的正常扮演,既难以合法手段获得成功,也不会轻易尝试非法手段,只好采取逃避现实的态度,沉溺于对世俗快乐的追逐之中。
全球化和信息化是一种时代的变革,具有许多新特点,知识信息爆炸瓦解了旧有的分类概念和原则,原有的世界观也受到巨大冲击。全球化、信息化使社会形成了新型的社会范式,为青年的成长创造了新的环境。无论青年白领、新生代农民工还是大学生群体,他们处于同样的全球化和信息化社会,接受着海量的信息冲击,他们的自我社会化替代了传统的社会化模式。在传统条件下,青年向成年转型的生命过程中,学校毕业、离开父母、成家立业等标志性事件都变得具有多样性、差异性和碎片化。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对风险的承担已成为现在青年生活中的一部分。青年增强了自主性,不再依赖和听命于权威,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实现个体幸福、后物质主义等是青年生活的意义所在。青年独自面临社会风险,通过自我意识加以认识、批判与超越,积累人生成长与发展经验。当代青年有了个体独特的文化心理,他们对政治生活的兴趣减弱。
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环境急剧变化,原有的“亲密关系”(以亲情和道德为核心)的整合机制被打破,新的“纯粹关系”(以互利交换和信用为主)的整合机制尚未充分建立起来,给青年的心理造成一系列冲击。工作与社会的压力、收入差距的拉大、对名利的追求、人际关系的复杂、价值观的多元化、社会信任危机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困扰着青年群体,特别是住房问题,当代青年往往初入社会就要面临高昂的房价,沦为“蚁族”“房奴”早已屡见不鲜。青年白领负担重,青年大学生对未来也倍感压力,第二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也是愈加困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形成并巩固了城乡分立的二元社会结构,随着经济的发展,二元社会结构的弊端日益暴露。落后的户籍制度,直接导致阶层间流动不畅。多年来,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一直影响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农业户口的存在依然在多方面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和就业,新生代农民工长期没有进入主流阶层的通道,而成为一个相对凝固的底层群体,他们会产生失望、绝望的悲观主义心态,引发其对社会的不满。现代社会必须要有社会防护能力,特别是基本的社会安全网,即社会保障制度。然而,与经济发展幅度相比,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明显滞后,这对青年心理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的重点在退休职工的养老和在职职工的福利方面,而失业保险制度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里最薄弱的地方。中国现在的社会保障制度不能有效地确保庞大的失业队伍的基本生活问题,青年人工作不稳定,竞争压力过大,这些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多后顾之忧。他们担心失业,时常感到无助及缺乏安全感。在如此社会环境情况下,整个青年群体的生存与发展举步维艰。
五、大学生的自我认同危机
文凭教育每年产出几百万抱有地位上升预期的高学历者,但社会结构中并不存在现实的位置。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学生在进入社会后碰壁,他们根据自己的身份预期难以结构进位,但文凭教育还在大幅度扩张。对教育产品(学生)而言,上大学已经改变不了命运,他们的事业通道很难仅仅依靠文凭定轨。这种群体性的结构失位现象连年积累,加剧着一类人共同的命运感、受挫感和不公平感,与他们自视应当的地位形成反差对照,当然影响着这一人群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媒体对大学生群体所谓的从“天之骄子”到”就业民工”的宣传,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他们对未来的焦虑和困惑,这使大学生意识到了未来所面临的风险,这些风险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说非常巨大。可是大学生群体对这些风险无法掌控,从而形成一种“无力感”,自我所形成的无力感越严重,也就越难以承受无力感的重压。大学生群体面对就业压力所带来的不可预计的未来,存在相当程度的无力感。
高等教育扩招的另一个后果是高校学生,尤其是普通院校学生精英意识的消解。他们中的小部分人甚至存在自卑意识,认同自己以后可能是蚁族的一员,这些认同自己为蚁族的大学生存在社会边缘人意识。即便是重点大学的学生,在就业压力逐渐加大的背景下,对未来定位日益模糊,其精英意识也被严重动摇。实际上正如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所指出的那样:“所谓的‘蚁族’并不是所有大学生的问题,而是没有资源的穷学生的问题。”对比从前“进了大学门,就是公家人”,“寒门难出贵子”是当下高等教育回报率低的一种反映。
提起大学生是精英这一说法,好多学生认为:“以前提起来应该是的,现在大学生太多了,而且找工作那么难,哪还称得上是精英啊。现在说自己是大学生底气都不足,在下沙高教城走走,一块砖下来,砸的都是硕士,还是“985”、“211”学校的,普通本科高校大学生更是遍地都是。”另外,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太高。有大学生这样算过,在杭州生存,需要6000元以上的月薪,才可以过相对体面的生活,也就是说6000元以上月薪的同学可以归为精英入门级吧,而浙江省大学生初入职场的起薪基本在4000元左右。从物质层面上来看,当代大学生与精英人群相去甚远,处于温饱阶段。
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级权力贪腐导致的就业不公平损害了大学生对未来的稳定预期和美好愿景。“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显示,以毕业后半年为限,毕业生中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有35%未能就业,而管理阶层子女只有15%未就业。”在一些机关事业单位或效益好的企业,各种量身定做的“萝卜招聘”“内部顶岗”等情况层出不穷,本该是对外公开招考的公共就业岗位,被某些人定向掠夺,本来已经享有各种好处的官员子女更是“世袭”就业特权,封堵普通百姓子弟的上升通道。例如遭曝光的山东临邑县电业公司一名职工13岁入编24岁内退,广东省直属监狱单位的面试名单下写满领导备注,合肥烟草行业领导亲属集体霸占烟草就业岗位,江西武宁县事业单位招聘限“正科级干部家属”等就是就业“世袭”鲜明的注脚。大学生通过辛苦努力考入大学,认真学好专业,以期获得稳定的职业生活,但这个预期正受到社会不正之风,特别是“官二代”“富二代”的强烈冲击。面对各种社会潜规则、各种“拼爹”,大学生容易产生被剥夺感、不公平感,生出对未来的困惑和无助。
“前一段时间,二手房抛售潮出现,据传好多都是官员抛出来的。一开始我以为是因为新一届领导上任,要整治腐败,这些腐败官员怕了。后来看看发现,原来是他们提前知道要征房产税,急于出手,真的很失望。”腐败就是千里之堤毁于此的“蚁穴”。“就业现在讲的是关系,我家没什么关系,只能靠自己,有时候想想特别不公平,很努力地学习,很努力地参加各种活动锻炼自己,希望能够找个好工作。可是,临到最后发现,找工作的时候,关系是那么重要。我们寝室有一位同学,平时就是打游戏、挂科,在我们都四处找工作、跑人才市场的时候,他还是很淡定地在打游戏,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了一家一般性的公司,他的家人托人找关系,找个很好的事业单位,薪资待遇很好。我们寝室的几个同学除了感慨不公平之外,也感慨这是个‘拼爹’的时代,互相调侃就业关键不是自己的能力,而是爹的能力。”
大学生来自祖国各地,成长背景各异。不同地域、民族,不同语调的普通话,带着各自的生活烙印。一方面,成长背景和地域文化的不同使得大学生们相互的认同感和群体归属感相对缺乏。另一方面,大学生们离开熟悉的家乡,面对陌生的环境,更容易对外界产生不信任感、危机感,很难形成群体归属感。环境的变化是部分大学生入学之初不适应的原因之一。北(南)方籍的大学生到南(北)方读书,都要面临种种环境的适应,气候环境、语言环境、饮食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等等。一位在杭州高校读书的辽宁农村籍学生曾这样表述过,宿舍里就他一个北方人,他说笑话的时候,其他寝室成员不理解,不觉得可笑,南方同学说话说得快,他经常听不清,一开始他还请同学重复下,时间久了,不在一个频率上,他就不愿意再多说话了。再后来,他经常独来独往,不愿意回寝室,跟同寝室同学的关系非常平淡,不会的问题也不知道问谁,非常苦闷。学习方面,有些老师年纪大,口音重,他上课听着很吃力,慢慢地,课也不喜欢去上了。
人际关系不融洽对大学生个体的生活、学业适应和自尊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大学生关系困境,一方面,是由于同学间团结友爱的传统价值观受到现代社会个人主义的强烈冲击;另外一方面,也源于他们离开了熟悉的场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大学环境中主要的关系纽带不再是血缘关系,而是由全新的师生、同学关系所替代。当师生、同学之间能够为关系各方提供充分的心理回报时,彼此的关系才能得到维系,而一旦有一方感到不适或需要中止,它就能够随时被打破。这种“纯粹关系”远没有传统血缘亲密关系稳固,不能为大学生们的自我提供足够稳定的关系纽带,这种纯粹关系使自我生活在一种不确定的社会关系结构中。大学同学之间的关系蛮脆弱的,好的就不说了,不好的屡见不鲜。前一段时间,准备考研的同学去教室占座位,两名大三的同学为了一个座位差点大打出手。联想到复旦大学同寝室的投毒案,因为种种琐事就要谋害朝夕相处的同学的性命,想想很可怕,也很无奈。大学同学的关系远远没有高中那么纯粹。清华大学同学投毒案、复旦大学同学投毒案、四川师范大学室友因唱歌被杀等案件,不断刺激着人们的神经。曾经那么美好的同窗之谊被戏谑为“不杀之恩”,成为当代高校中最无奈的黑色幽默。
在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大学生们接收到各种各样的信息,这些信息使以往相对平静的高校被那些遥远地方传来的事件信息所干扰。大学生本体安全感的稳定基础被不断袭来的多样的、复杂的、碎片化的开放世界所消解,大学生们的自我卷入无限多的情景,这个情景传递着无尽的信息。他们一方面要保持其得体的行动方式,谨慎地调节“自我呈现”;另一方面,又要在这种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过滤信息,刻画出连贯的自我轨迹。
高等教育中的权威缺位,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大学生们自我不确定感的根源。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仍处于权威位置,但实际的权威感已经被消解,这从大学生们对待“马列”“思想政治”“形势政策”等课程的态度可见一斑。这些理论处于公共课的层面,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层面的影响趋于弱化;大学生在学校中接受的是学院化的、理想化的教育,与现实生活中所见所闻反差巨大,无法在现实中找到可以依赖的理论权威。外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遭到消解,而内在的儒家传统理念也只是在家庭中只言片语的、碎片化中得到传递。曾经强大的儒家教育体系已经无法承担权威体系功能,而我国社会转型后,新的、确定性的权威又尚未确立,大学生在面对矛盾、困惑时,无法寻找到一个可靠的、稳定的应对系统,只能无所适从,形成不确定感。
师生关系的疏离也是大学生感到缺少社会支持的一个主要因素。在中学阶段,全天候的学习、补习及班级活动,学生与教师交流的机会很多,固定的班级和教师配备使得学生可以更多的得到老师的指导。在大学,一方面,老师认为大学生应该养成独立学习的习惯和能力;另一方面,老师们讲授完课程后忙于自己的科研任务和生活,很少有精力与大学生进行更多的沟通。而本应与学生接触较多的辅导员老师也有相似的境遇,平时的日常事务多且细琐,与学生相关的事务基本上都是由辅导员去落实,且目前大学辅导员师生比一般达不到国家要求的1∶200,辅导员与学生沟通的时间、精力有限。出于管理的角度,辅导员一般会更关注两类学生:成绩、社会工作比较出色的学生和成绩较差、内向或有特殊情况的学生,对处于两者间的大部分学生群体关注较少。这些学生的学习活动,包括阅读、选课、实验或者研究,大多只能依赖自己,不会有高中那种一对一的指导和帮助。对于大多数的学生,锻炼独立性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缺少与教师的接触,缺乏来自教师的支持,仍然是他们在大学生活中的一个主要问题,他们在进行自主学习的同时体验到深深的孤独感与疏离感。从小到大被管理的习惯使学生们在进入大学以后,面对可以自由地选择时变得彷徨失措、无所适从,“迷茫”是他们的关键词。
无论在哪一个阶段,大学生总是试图建构一个精英群体。1977年以前,政治出身决定或部分决定了他们通过推荐进入大学成为知识精英。这里的政治出身提供了一个机会,即入学机会。毕业以后,这些知识精英,可以顺利地转化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或社会精英。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大学生的精英认同或者说在不同精英身份之间的转换,一直是顺利的。而这种精英身份之间转化的前提就是政治出身,因此,这个阶段政治化的身份认同是主要的认同方式。1977年末,国家恢复高考,智力资源决定了入学资格。在这一阶段,起点是知识精英(即高中成绩好),然后在大学学习时仍旧为知识精英,毕业后才转化为经济精英、政治精英、社会精英或继续作为知识精英等。在这个阶段里,精英身份相互转化也是很顺利的。但与第一阶段在起点的精英身份是不同的,这个阶段的知识(文化)的认同成为身份认同的主要方式。1998年高等教育扩招以后,虽然智力资源仍旧决定了能否入学,但这一阶段的智力资源范围扩大,也就是那些在以往看来不算是知识精英的高中生,也成为知识精英,进入了各种大学(一本、二本、三本)。这样一来,入学后,他们的知识精英身份与第二阶段相比,给人印象应该是复杂的。或者说,人们对大学生整体的精英身份认同度普遍下降。加之毕业后,他们不能像在第一和第二阶段那样,顺利地转化为经济精英、政治精英、社会精英等,导致整个扩招阶段,大学生的精英身份认同是复杂的。高等教育扩招的另一个后果就是高校学生尤其是普通院校学生,精英意识的消解,他们中的小部分人甚至存在自卑意识,认同自己可能是蚁族群体的一员,这些认同为蚁族的大学生存在社会边缘人意识。即便是名牌大学、重点大学的大学生,在就业压力逐渐加大的背景下,其精英意识也被严重动摇,对自己的未来定位日益模糊。
大学生群体对他们所处的这种状况也是清楚的,他们通过各种戏谑的称谓来调侃自己,也试图寻找途径来保持他们知识精英这一身份。消费是他们可以选择的一个途径,而ICT消费中蕴含的先锋意识、个性意识、自由意识等,可以为大学生的身份认同提供某种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