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智慧机器会拥有类似于人的大脑功能吗？

你知道吗？机器人2017年要参加高考啦，而且还要冲一本！

2017年的文科高考生即将迎来一位特殊的竞争对手——高考机器人。该款机器人包括三个独立的人工智能程序，分别应考数学、语文和文科综合（文综）。研发团队立下目标，将在全封闭环境中，在有监考老师和公证员的情况下，让它和全国文科高考生同时考试、同时交卷，并力争考上一本。据了解，“高考机器人”已被列入国家科技部863计划（又称“超脑计划”）的首要任务。“这款让人期待的机器人还没有昵称，目前对外的称呼是高考机器人。”

高考机器人可以说是人工智能水平的试金石，其技术关键在于语言理解和知识推理。机器人参加高考带给我们很多深思，我们可以说，以“人机协同活动的非现场化”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智能生活”模式的时代已经到来。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也许这不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可是我们站在了时代的转折点，面对未知的人机共生的新纪元，人们既满怀好奇和期待，又充满迷惘和恐惧。进入21世纪，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不断深入，以互联网和数字产品为主导的数字化，以出乎人们意料的速度使人们的生活转向了智能型模式，并迅速地展现出了一种“智能技术”的集成优化态势。这种智慧科技成果的集成，把人们从固定的办公场所、交易场所、事件现场、资源现场以及定点PC等特定时空环境的制约中解放出来。大工业革命把劳动者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高度智能环境下的“充分感知与应用”与“充分自由”，则使劳动者和生产力再次获得解放，并呈现出了劳动与生活的非现场化趋势。

这里，“特定的环境限制中的解放”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信息经济借助于固网及其应用技术，实现了人们信息交互的便捷，开始启动从固定劳动时间和固定劳动场所向固定的PC转移，使非现场生活和非现场劳动初步成为可能；第二阶段是信息经济的高级阶段，借助于智能技术，特别是移动互联技术、物联网技术和智能移动终端技术及其综合应用，不仅实现了人们从固定劳动时间和固定劳动场所束缚中的解放，更是把人们从固定的或定点的PC中解放出来，真正使时空自由的非现场生活与非现场工作成为可能。

这是一个新时代智能技术的共享机制，一个由高度发达的智能综合技术与人类特有的智慧文明结合的智慧共享体系。在这里，我们的思维不再是单纯的个体主张，也不再是以个体评判为前提的分享式思维，而是群体借鉴型的共享式思维。这种智慧共享体系下的新文明共同体成就了一种新的“主体”，一个人机协同的共同体。此时，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越来越与人们投入的工作时间无关，而是取决于人们的智慧性、原创性以及智慧共享体系的参与性。越来越多的人将在非固定工作岗位上，把劳动和知识产品转化成数据，转化为智能服务产品。这种不直接挂钩劳动时间的价值体现，依靠的是借助于智慧共享体系来敏锐发现新问题、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并加以灵活应用的综合能力。这种新能力就是新时代人们的智慧劳动能力。这是一种借助智慧共享体系的劳动，它不需要离开它的原始占有者就能够被买卖和交换，其价值的增加通过智慧或智慧应用来实现，而非通过直接的劳动时间长短来实现。工业社会劳动文化的两大基本支柱——固定劳动时间和固定工作岗位，将退居次要地位。

也就是说，此时的劳动经济效益与劳动工作地点、工作时间之间的直接关联度越来越松散。这种劳动与经济效益由“直接关联度”向“间接关联度”转变的结果便是，各种非现场智慧劳动的基础面日趋成熟，非现场经济的“智慧劳动”顺势产生。这是一种借助于智慧共享体系放大功能的劳动，特别是其可以借助智慧共享体系这个社会大脑，非现场地实现机器智慧的人机协同劳作。

物理世界转向数字世界，变孤岛为节点。工作革命产品的功能性、美观性，属于交付产品的思维导向，而非现场经济产品的智能性，则属于交互产品的思维导向。数字化财富分配也转为入口第一，以后项收益为主。后项收益主要来自于共有数据与自有数据之间的平衡，其实质是各方隐私数据的置换。

1964年12月的一个夜晚，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Englewood Cliffs），约翰·柯川（John Coltrane）和他的四重奏乐队完成了专辑《真爱至上》的录制。这张爵士专辑被视为柯川的巅峰之作，大卖了上百万张。大约50年后，2014年4月初，同样是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大二学生Ji-Sung在他的卧室里，靠喝着能量饮料苦战12个小时后，写出了一个教电脑玩爵士乐的算法。这一被称为“深度爵士”（Deep Jazz）的神经网络项目在Git Hub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甚至在Sound Cloud上获得了10万多的点播量。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计算机音乐和计算机视觉艺术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

当然，计算机艺术的“玩家”可不止Deep Jazz一个，它们玩的艺术也不只有音乐，还有视觉艺术。计算机算法在这一邻域的应用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1966年，也是在新泽西州，工程师利昂·哈蒙（Leon Harmon）和肯·诺尔顿（Ken Knowlton）就曾利用算法创作了也许是世界上第一幅裸体艺术——“对知觉的研究”（Studies in Perception）。这幅作品还曾于1968年在现代艺术馆展出。

在针对计算机艺术的众多评论中，斯图亚特·普雷斯顿（Stuart Preston）的评论或许最能引起人们的深远共鸣：“将来计算机可以生成任何形式的艺术，人类艺术家将很难再在艺术创作中寻得一席之地。当这天来临时，艺术将意味着只是通过一堆数学公式来摆弄一组又一组的点，聚散出我们想要的图案。从此，机器就是画家，人类将会从纷繁的绘画技艺中被解放出来，只需‘创’，而不需‘作’。”2016年，由雅马哈和日本Crypton公司共同开发的“初音未来”（寓意“来自未来的第一声”）在万众瞩目之下开启了她的北美巡演，粉丝们都愿意支付75美元一睹这个通过全息技术成像的偶像的风采。她甚至登上了大卫·莱特曼（David Letterman）主持的“夜间秀”（Late Show）节目。

很显然，计算机艺术已经不是我们往日在学术期刊上读到的几篇文章了，它已经切切实实地走进了我们的生活。近期，Google Brain团队宣布了一项新计划“Magenta”——通过深度学习实现音乐和艺术创作。该项目可以看做是Google神经网络绘画应用Deep Dream的延续。计算机艺术的蓬勃发展，究竟会把人类艺术引向何方呢？

智能科技发展至今，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是：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的思维观念也必然跟着进步。新文明社会的复杂性不是确定性所能支配的，共享智慧的“演化”在时间长河的每一个节点都在发生，这种不断演化的智慧最终将催生出不同于自然的人机智慧。伴随着智能技术的爆炸式增长，人机智慧正朝着超越自然人直接控制的“人工智能”的奇点迈进。越临近这个奇点，人类恐怕越难探知届时的机器在“想”些什么。

那么，智慧共享体系是否使得机器群体也开始拥有了类似于人的大脑功能呢？显然，正在发生的事实证明，智慧共享体系确实存在着某些类人类大脑的功能。那么，面对越来越智慧的机器（不再是自然人直接控制的人工智能），我们是否会变得束手无策？智慧机器群体的发展是否存在失控的风险？

具备类似于人脑功能的社会大脑也开始出现，上述问题的回答首先取决于我们能否发现社会大脑及其演化机理和如何解释它们。

人类文明面临着人机共生社会秩序重构的巨大挑战，这需要“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学科协同”的人文社科未来学研究。这种未来学研究就是要研究在信息（低于30%）不足以判断未来的状态下，我们如何洞察及决策人们的生理、心理、文化、艺术、交往、伦理等方面的变化趋势，以使人文社会科学家与自然科学家一起做好准备，从容应对由高智能科技快速发展引发的未来社会经济秩序的变革，共同找出人类以集体善意（人机集体灵魂）来充分利用智能机器，促进人机共生社会的和谐有序的大发展。

约翰·阿克顿（John Acton）试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语境下找到自由、信仰、政治和权力之间的平衡。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也在其现代性理论中提到：“人们的现代观随着信念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此信念由科学促成，它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改良无限发展。”于是，我们遇到了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当我们进入社会大脑调控下的无疆界非现场化社会环境时，权力必将被再度分散，自由将不再是现场化的自由，权力也将不再是地域性的权力。那么，人机共生社会环境下的“信念”与“改良”将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又将迎来怎样的人机共生的集体向善的自由与信仰？

现在我们想知道，社会大脑与自然人大脑的主要区别在哪；就像人脑为什么会产生意识的问题一样，社会大脑在形成的过程中又是如何产生新智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