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影响后形式思维的变量

一、年龄

许多学者（Kramer, Kahlbaugh, Goldston, 1992；邱文彬，2002; Labouvie-Vief, 2009）认为，个体从形式运算思维发展到后形式思维，主要有以下几个动力因素：①个体意识到许多事情是不稳定且持续在改变的，这种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得形式运算思维的封闭性难以适用；②个体开始意识到主观性会无可避免地影响知识的获得，主观与客观的整合变得重要起来；③打破形式运算思维平衡状态的因素是日趋复杂与多元的社会环境，由于个体所接触的社会层面扩大，使得个体面临许多不同的观点，因此也体会到形式运算思维的客观逻辑性在了解自己和他人方面受到许多限制。此外，随着社会角色的增多，如何协调多重角色之间的冲突以及角色内的冲突也是打破形式运算思维平衡状态的动力。鉴于以上几方面因素，他们认为后形式思维开始出现和发展的时间应该是青少年后期和成年早期（Pasupathi, Staudinger, Baltes, 2001; Wainryb, Shaw, Laupa, et al., 2001; Paul, David, 2008）。

这一推断得到了许多研究结果的支持。在一项横断研究中，研究者按照年龄将被试分成了四个组：大学生组（17～20岁）、成人早期组（22～39岁）、中年人组（40～58岁）和老年组（60～83岁），分别测量这四个组被试的后形式思维，分析后形式思维的发展趋势。结果发现相对思维的得分在大学生组与成人早期组呈现上升趋势，而在中年人组和老年组呈现下降趋势。辩证思维得分在成年早期组之后随年龄的增长呈现上升趋势（Kramer, Kahlbaugh, Goldston, 1992; Hood, Deopere, 2002）。这一结果验证了青少年后期、成年早期是后形式思维开始发展的时间。一些追踪研究的结果与横断研究的结果也是一致的（Labouvie-Vief, Chiodo, Goguen, et al., 1995; Labouvie-Vief, Medler, 2002）。Labouvie-Vief主持的一项追踪研究结果表明，形式运算思维向后形式思维发展是在青少年后期和成年早期发生的，年龄大约是18～30岁，其发展的进程与自我构建的进程是一致的（Labouvie-Vief, Diehl, Jain, et al., 2007）。中国台湾学者邱文彬（2000）在台湾地区调查了644名16～80岁的被试，所得结果也支持后形式思维开始发展的时间是在青少年后期和成年早期的观点。为了缩小后形式思维开始的年龄范围，他的另一项研究又调查了402名大一至大四的大学生，发现大二和大三学生的后形式思维人数比例显著高于大一学生，再一次验证了关于后形式思维发生时间的论断（邱文彬，2002）。有些研究也发现了不一致的结果，他们没有发现后形式思维在青少年期与成年期的年龄差异（Pratt, Diessne, Hunsberger, et al., 1991）。我国学者调查了成年期个体后形式思维的发展，没有发现年龄差异。陈勃和申继亮（2006）把被试分成了五个年龄组：25～34岁组、35～44岁组、45～54岁组、55～64岁组和65～74岁组，考察这五个组的后形式思维发展趋势，结果没有发现年龄差异。然而这个研究没有涉及青少年时期，特别是青少年后期的个体，本书实证部分研究将扩大被试的年龄范围，考察从青少年早期至成年后期这个阶段的后形式思维发展趋势。

二、性别

我们在前面关于后形式思维发展的动力中提到，一些学者认为，个体进入成年期后会经常面临各种角色的转换，如何协调多重角色之间的冲突以及角色内的冲突是促使个体从形式运算思维向后形式思维发展的动力之一。从社会角色的差异而言，女性要比男性面临更多的角色冲突。对于男性来说，职业角色占据重要地位，是其主要考量的角色，因此其角色选择倾向性会较明显，角色冲突也因而减少。但对于现代女性来说，家庭与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其面临的角色冲突会更多，也更难抉择。这些角色冲突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女性后形式思维的发展（Kramer, Melchior, 1990）。此外，一些关于情绪的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善于表达和调节情绪，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后形式思维的发展应存在性别差异（Carstensen, Pasupathi, Mayr, et al., 2000）。

关于后形式思维发展之性别差异的实证研究结果却呈现出很不一致甚至矛盾的情形。有些研究发现了后形式思维的性别差异，例如，Blanchard-Fields（1986）的研究发现女性的后形式思维得分显著高于男性。在一个以大学生为样本的研究中发现，男性后形式思维的得分高于女性（Kahlbaugh, Kramer, 1989）。有些研究者在分析后形式思维的性别差异时认为，言语能力会影响研究结果，因此在研究中排除了言语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排除了言语能力的影响后，男性的后形式思维优于女性（King, Kitcheneer, Davision, et al., 1983）。许多研究得出了与上述研究不一致的结果，即没有发现后形式思维的性别差异，在Kramer本人的另一项研究中也没有发现性别差异（Kramer, Woodruff, 1986）。虽然研究的性别主效应不显著，但Kramer和Woodruff在进一步分析各年龄组后形式思维得分的平均数时，发现成人早期组的女性比男性得分要高，其余各组的得分则没有男女差异。为了验证后形式思维的性别差异是否只出现在青少年后期和成年早期，Kramer等人又抽取了14～15岁、18～20岁、21～23岁三个横跨青少年期和成年早期的样本进行研究，在控制了言语能力的作用之后，发现女性的后形式思维得分高于男性。尽管如此，此后仍然有不少关于后形式思维的研究没有发现性别差异（Orr, Luszcz, 1994；李茵，申继亮，1999；邱文彬，2002；陈勃，申继亮，2006），有些研究甚至只选取处于青年后期的大学生为被试，仍然没有发现后形式思维的性别差异（邱文彬，2000, 2002）。

三、教育水平等其他变量

有学者认为，大学教育能够促进个体后形式思维的发展。大学教育强调独立、自主与自由化的特色，在这种氛围下，想法与价值观的多样性是必然存在的现象，大学生不仅要面对这种多样性，还必须学会去适应，这有利于后形式思维的发展。一些研究验证了这一猜想（Hood, Deopere, 2002）。King和Kitchener（1994）后发现，后形式思维的发展水平与个体的教育经历有关，随着教育水平的上升而上升，但是达到反省思维最高水平的那些被试却并不是教育水平最高的被试。Orr和Luszcz（1994）的研究也发现教育水平能够预测个体的后形式思维得分。然而，也有一些研究发现后形式思维得分与教育水平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邱文彬，2000）。还有一些研究关注工作经历对后形式思维的影响，但均没有发现工作性质或职业等级对后形式思维有显著影响（邱文彬，2000; Markoulis,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