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丙申春节刚过，节日余温未褪，然新工作已接踵而来。包柱红同志在聊完工作后还郑重地透露了一件“私事”：他首次与人合作耗费多年心血的研究课题“宁波方志文献史”业已完成，行将付梓，并邀我为该书作序。这是一个须掂量的行当。作为同事，我为能分享其成果高兴，也为他的成长喝彩，于情于理应该接受。然方志文献史研究毕竟是一项专业性、学术性都很强的课题，本人虽在方志办主政多年，个中奥秘略涉皮毛，然要为该部专著作序，还真有点惶恐忐忑，但此作触及的确是与我们本行有关的同类命题，于是，我还是应允了，权当是一次“洗礼”。
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瑰宝，自隋代形成官修制度以来，代有编纂，间有佳志，形成蜿蜒多姿的民族文化续脉，蔚为大观。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方志修编更是以空前之势频掀热潮。一些有识之士和方志工作者怀着“修志问道”的史学情怀和为“民族文化续脉”的历史担当，投身编史修志的洪流，耕风沐雨，呕心沥血，并作出了卓著的业绩。这座由精英推动并悄然崛起的“历史高原”，遂成为华夏地平线上一道别样的文化风景线，他们无愧为历史的楷模、时代的脊梁。
修编地方志是一项涉及面很广且庞杂的系统工程，又是一项思想性、学术性、知识性很强的工作。综观历代上乘志书的修编，我们不难发现，每部精品佳志的背后几乎都站着几位抑或一批有情怀、有担当、有学识的能人。他们是整部志书的“魂”。我区近年来启动的“旧志再造工程”，如陆续影印再版的乾隆《鄞县志》、同治《鄞县志》和民国《鄞县通志》等，之所以被誉为一代名志，除了必备的主客观因素以外，专家、精英修志恐怕是其最主要的特征。1996年出版的《鄞县志》，同样秉承了这一修志理念。时任主编周时奋及其团队，凭着对这块土地的深情和修编业务的娴熟，几度春秋，遂成志业，同样确立了此部志书在方志界的应有地位。而启动于2009年的《鄞州区志》，虽起步较晚，然定位准、格局大、起点高，本着“政府主导，专家参与”的修志理念，力争修成一部上品志书。并兼而在编纂实践中重视人才队伍和基础建设，致力于人的“政治素养、道德涵养、文化学养和史学修养”的培植，努力锻炼一支有情怀、有学识、有担当的专家型编纂队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氛围中，一批有志于史志工作的青年才俊风云际会，集聚在鄞州这块有着2200多年历史积淀的土地上，演绎着一部至简大剧——编史修志，而伴随修志成长的包柱红同志无疑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十余年来，尤其是二轮修志开编以来，他以方志办和编辑部为平台，积极投身方志实践工作，自觉履职，兼顾行政管理能力与学术研究能力的同步提升。在区志修编日常工作中，逐步学会抓主体和顾统筹，从个人做事转变到团队干事，行政协调能力明显增长，研究能力也随之提高。同时，认真学习钻研方志理论业务知识、收集、积累相关资料素材，并加以整理研究，撰写成文，成果颇丰。多篇学术论文和研究文章发表或获奖，获宁波市首届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被确定为省地方志系统人才梯队培养对象，负责宁波文化研究工程课题“宁波方志文献史”，其研究扎根鄞州，立足宁波，放眼浙江，并逐步形成系列，业已成为我区乃至省内外方志研究的青年才俊，备受瞩目。这本方志专著是包柱红与宁波市图书馆万湘容携手完成的学术研究课题，费时费力费心，在现时尤属不易，不由地对他们那种刻苦钻研的精神和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肃然起敬。
宁波作为“方志之乡”，方志文献众多，门类齐全，涵盖广泛，品类繁盛，卷帙浩繁，博大精深，然这些珍贵的方志文献因篇幅较大，如何使用，却是修志用志者所困惑的问题。系统梳理宁波方志发展历史脉络及现存方志文献的具体情况，尤为迫切，以切实为读者利用方志文献提供指引。此书的编纂出版，除了能强化方志文献的“存史、资治、教化”功能外，还将极大地方便读者使用方志文献，并填补宁波方志文献研究的一个缺项，此乃方志界之幸事矣！
是为序。
2016年5月
（作者系宁波市鄞州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