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轮扁之问

《庄子·天道》记述了一位工匠质疑齐桓公的故事：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斲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斲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墨子从工匠需要规矩准绳，比拟治国需要法，轮扁则从斲轮之事出发，质疑古人为政之心得经验是否可以传承。事实上，儒家认为治国精神可以传承，伪古文《尚书·大禹谟》讲“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论语·尧曰》讲先王传中，都是讲儒家型政治传承的内在心法，即后人所论的道统。何以会产生这样的分疏？笔者以为，这也可以从政治文化类型的角度去理解。

从工正传统来讲，轮扁的问题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工正为国尚法，法由神定，所需传承的其实是克己守法的精神。至于道法之间的疏离，是一个如何立好法的问题，与神秘心法的传承并不相关。轮扁的工作在工匠中是少见的，圆轮的制作不是一般的工程技术，确实需要日积月累的心得经验，并且无法传递给他者，但工正型政治并非如此。从轮扁的问题出发，只能导向神秘主义。

儒家型政治为什么特别强调传中，中又何以得到传承？表面上看，传中同样具有神秘主义色彩，但儒家型政治的原点原本就不是法，而是仁明之心，在文明发展有限之时，虽然只能将制礼希望寄托于一人，但人心相通，当传中之人不再中正时，别人可以鉴别。“中”其所以能够传承，实际上必须依赖于联盟政体。上古的中国不是今天的中国概念，指的只是联盟政体中的居中之国，居中之国负有传承中的责任，反过来能够传承中的邦国也就是中国。联盟政体保证了传承中的人不能实行偏离中的政策，用今天的话讲，中的传承其实是靠民主制约实现，并不是真的诉诸神秘主义。

如所周知，周人推翻商纣，其话语就是天命转移。天命是整个联盟意志的体现，当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时候，实际上天命就发生了转移。小邦周能够克大邑商，不是商周两邦之间的较量，而是联盟多数成员对一夫纣的较量。所以，当周取代商成为天下共主之时，它也只能采取联盟政体。

在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这个模式发生了新的变化。时代进入到战国，儒家思想发展到孟子，良心良知之说得以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过去的一人传承变成了群体的自省，过去的一人立法，变成了人人心中皆有一杆秤，过去的天命变成了民命。这其实是对过去联盟政体中民主精神的继承与重新表述。也因此，革命在传统政治文化中是具有合法性的行为。

儒家一直存在着批判政治的传统，这种传统其实是其政治类型所决定的。既然政治的核心在于人心，政治行为的变化取决于人心的变化，这是他人可以察觉的，如果这种变化背离了政治的核心价值，那么政治也失去了合法性，其就应该受到批判。只不过，当联盟政体逝去，集权政体建立，这种个人或小群体即所谓朋党的批判并不能真正影响政治。

真正需要传中的是工正型政治。工正型政治一般情况下是稳定的，这是法治政治的特点。但法不可能永远不变，并且，不同地区也不能行用一种法，如何保持现实之法的公正性，是立法者的大问题。集权体制，法的制定也应该集中于少数人，皇帝体制下应该就是皇帝本人。这种体制在古代既可能是最稳定高效的体制，同时又可能是最危险体制。皇帝能够传中，始终保持立法的公正性，那么它就是最稳定体制；如果皇帝不成器，法权为他人僭夺，那就是最不稳定的最危险的体制。秦之强在于此，其覆灭亦在于此。

轮扁的问题代表的不是工正传统的主流，循其前进，会坠入神秘主义。本章初提及的《管子·内业》也是神秘主义文本，只不过其云天仁地义，明显偏向于儒家。所谓《管子》四篇，笔者将其分为两类，《心术上》与《白心》为一组，《心术下》与《内业》为一组。《白心》主要是谈政治，谈神秘主义并不很多。笔者曾将《心术上》《白心》视为庄子后学的发展，轮扁的问题自然也可以视为庄子后学的问题，准此，《心术上》《白心》谈论法的内容可以得到解释。轮扁是工，工的主流讲法，只不过在制轮上，法不是很明确，所谓得乎心，应乎手，与《心术上》讲的“缘理而动，非所取也”，意趣很相近。《心术上》又讲，“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也，故杀僇禁诛以一之也”，这与工正传统的观点完全相同。庄子后学中的这一支，是不是非主流的工匠传统的学说呢？

墨子在有些问题上与南方道家的认识相通，刘师培曾指出，墨子明鬼，却又主张薄葬，其显然不重视身体，更重视灵魂。南方道家的神秘主义也讲隳形体，贬黜欲望，也不重视身体。非主流之工与庄子后学合流，并非没有根据。

前文曾提到奏乐女工也属于非主流之工，这让我们想到《乐记》中关于礼的论述，“礼也者，理之不可易也者”，将礼与理联系起来。篇中又谈天理、人欲之辨，看起来很特别，与南方道家的有些观点接近。《心术上》也谈到礼，“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二者之间观点也一致。这些是否也是非主流之工的认识呢？《乐记》由多种文献组成，其出现非主流之工的观点并不为怪，当然，非主流之工本身也可以与儒家结合，就像可以与道家结合一样。乐主通神，其于上古一直为古帝王所重视，其学说与儒家结合也在情理之中。乐主通神，也意味着它可以为神秘主义所关注，其相关观点出现在庄子后学的神秘主义文本中，也同样符合情理。

不管归属问题，非主流之工容易坠入神秘主义，应无疑义，而他们的观点也内在相通，即重理，明分。这让我们想起中国古代对圆周率以及十二平均律的探索过程，这都与前揭两种非主流之工的工作有关。而古人在这两个问题上的探索，遵循的确实是重理明分的技术路线。重理明分也是法家的观点，而墨子讲法，内在的传承关系很清楚。

用分的观念讲礼，令人想起荀子的学说。一般认为，荀子阐述的是臣正传统，笔者判断其“礼者，法之大分也”的观点是受法治思潮的影响而提出，如果考虑到荀子曾游学于齐，三为稷下祭酒，其学说的来历就比较容易看清楚了。也就是说，荀子其实是融合了两个传统的学说的思想家。斯文重建结束时产生的新儒学，其实也可以认为是融合了两个传统的学说，只不过荀子紧紧抓住了法，新儒学紧紧抓住了理，一是两个传统主流的融合，一是两个传统的非主流的融合，新儒学不喜荀子，良有以也。

综上所述，五千年的政治文明史，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臣正传统与工正传统互相角力的过程，或者说是儒家型政治与墨家型政治的角力。工为半巫，工正传统体现的是巫统精神；而臣正传统，则以血统精神为主导。两种政治传统，政治的优先原则不同，墨家型的工正传统的政治，法治优先，用宇宙论的话语表述，则是天义地仁。儒家型的臣正传统的政治，以仁与智为优先，是君与臣共治的政治，用宇宙论的话语表述，就是天仁地义。天优先于地，地由天所生，儒家型政治强调对为政者的培养，没有好的为政者，就没有好的法制；墨家型政治强调公义法治，没有好的法治，就没有真正的仁爱。好的臣正传统，以联盟政体为基础，上古政治以此为主流；好的工正传统，以中央集权体制为基础，秦汉政治以此为主流。仁主生，臣正传统的政治以正为其首要关切；义主杀，工正传统的政治以治为其首要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