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隋唐时期宁波的漆器和漆艺

隋唐时期，随着明州港海外贸易的发达，宁波的泥金彩漆、朱漆、朱金漆木雕三大漆器和漆艺流派知名度日增，甚至在国外也颇有名气。唐代高僧鉴真东渡日本时曾从宁波带去了佛像、生活用具、建筑漆饰等泥金作品，对日本民间漆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唐鉴真和尚雕像

隋唐时的宁波漆器多为深红色，以朱漆髹底，雕刻贴金。许多漆艺作品集雕刻、堆塑、绘画、贴金、泥金、罩漆等工艺于一身。朱漆一般以朱砂等矿物质作调色颜料，呈色稳定，器物鲜红明亮。朱金漆木雕以日用装饰木雕为主，装饰内容多取材仙佛人物、民间传说、戏曲故事以及花卉、飞禽、走兽，构图饱满，刀法刚健粗放，饰朱红漆，平面贴金，对比强烈。

泥金彩漆是在木胎或竹胎的漆胚上堆塑、沥粉、泥金彩绘，从制作技艺上来说，可分为浮花、平花、沉花三大类，制作工艺复杂，技艺精湛。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素屏谣》吟诵出了泥金彩漆的华美：“尔不见当今甲第与王宫，织成步障银屏风，缀珠陷钿贴云母，五金七宝相玲珑。”这与宁波和义路遗址唐代文化层出土的实物、日本奈良正仓院保存的隋唐时期宁波产泥金彩漆器物相呼应。

日本虽然与中国隔着汪洋大海，但通过诸多的考古证明资料，我们可以了解到，早在公元以前，中日两国就有了许多的交流与联系。根据文字记载，东汉时，两国就开始了正式往来。此后，交往日益频繁。唐代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高峰期。通过海外贸易、僧侣交流、人民往返，当时先进的中国文化传入了日本，对日本的政治制度、生产技术、文学艺术以及社会风习诸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日两国人民悠久的友好交往史上，双方都有许多著名的活动家。唐高僧鉴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杰出代表。鉴真避开政府的多次阻挠，接受日本僧人荣睿、普照的请求，六次东渡日本，终于成功到达。在天宝二年（743）第二次东渡时，鉴真“出正炉八十贯钱，买得岭南道采访使刘（巨鳞）之军舟一只，雇得舟人等十八口”。从扬州出发后，连遭风浪，船被礁石撞破，鉴真一行被人搭救，暂住鄮县（今宁波市鄞州区）阿育王寺。鉴真在宁波一边频繁开展佛教传播活动，一边打算再次前往日本。鉴真第二次东渡失败后，曾在宁波、越州（今绍兴）、杭州、湖州、宣州（今宣城市宣州区）“巡游、开讲、授戒”2。这就是宁波漆器被鉴真带去日本的一个真实的背景。

第六次东渡是在天宝十二年（753），鉴真一行包括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中国和尚法进、思托、昙静、义静、法载、法成等14人，以及画师、塑像、刻碑各业匠人等乘坐日本遣唐使回国的船，历经艰险，成功到达了当时的日本首都奈良。鉴真到奈良讲经传律、建寺造像、传医治病，把中国唐朝的佛教、建筑学、医学等进一步传播到日本。唐代鉴真东渡，带去了不少宁波的漆器用品，对日本民间的漆艺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日本古都奈良的正仓寺至今还收藏着当时宁波的泥金彩漆制品。除此之外，鉴真在日本佛教塑像方面的漆器艺术传播上贡献也很大。日本的佛像雕塑，在日本天平时代以前已经很发达。就其风格来说，主要是模仿唐代佛教式样。在天平时代以前，雕塑用料只限于铜铸和木雕；天平时代以后，发展到用干漆和砖石，这体现了鉴真及其弟子的作用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