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前后

1925年，周有光的妹妹周俊人和我是乐益的同学，她小我两岁。进乐益时刚十四岁。两家的兄弟姊妹间常相往来。我们认识后有四年时间彼此并没有来往，我考上中国公学来到上海时，他在上海光华大学念书。他回到杭州后，一次他的姐姐到上海来玩，他借询问姐姐的情况给我写了第一封信。拿到这封信我吓坏了，六神无主地拿给一位叫胡素珍的年龄大一点的同学看，让她帮我拿主意。她看过之后很老练地说：“嘿，这有什么稀奇，人家规规矩矩写信给你，你不写回信反而不好。”从此以后我们开始通信，暑假我回到杭州，再见面时，我和他都没有了以前的自然，一层淡淡的羞涩罩上了脸颊……

（一）偷听的和尚

1931年我在杭州之江大学借读，周有光在杭州民众教育学院教书，这正是我们的恋爱季节。

一个冬日的周末，我们相约在灵隐，天相当冷，我穿了一件式样比较考究的皮领大衣，上山的途中，我们低声交谈，但始终不敢手搀着手。一个老和尚一直跟在我们后边，我们走他也走，我们停他也停，我们的声音越来越小，他和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近。多么不识相！走累了，我们在一棵大树下找到了一块能容下两个人坐的树根休息，老和尚竟也侧身坐了下来，凑近有光低声问：“这个外国人来了几年了？”有光笑答：“来了三年了。”“难怪中国话讲得那么好。”他的好奇心终于得到了满足。

原来我们的悄悄话全被他听去了。

（二）尽头日子

爱情像一棵甜果树，八年花开叶绿该结甜果了。1933年，两个满脑子新思想的年青人当然是要举行一个新式的婚礼，为了让尽可能多的朋友参加，我们选了一个周末的日子。二百张喜帖印出来了，大姑奶奶是张家女眷中最年长的，当然要先送给她。姑奶奶看看帖子上的日子，吩咐让拿过皇历来查，果然出了麻烦：“不行啊，小二毛，这个日子不好，是尽头日子（阴历的月末），不吉利的。”没有办法，我们只能顺从，选了一个远离尽头日子的礼拜六，先不印帖子，把选好的日子禀告大姑奶奶，姑奶奶点着头说“这个日子很好”。我们第二次印了二百张喜帖发了出去，心中暗暗好笑，我们选中的正是真正的尽头日子——1933年4月30日，只不过姑奶奶躲的是阴历尽头，我们选的是阳历尽头。

家里的干干（保姆）还不放心，又拿了我和有光的八字去算命。算命先生说：“这两个人都活不到三十五岁。”

1933年4月30日我们结婚了，我相信旧的走到了尽头就会是新的开始。

（三）佳期

在荒野中行路的人见到马蹄印的激动心情只有很少的人能亲身体验到。马走过的地方就有路，有水，有草，有人，有生命，有幸福……

婚礼的桌椅布置成幸福的马蹄形，在上海八仙桥的青年会，两百多位来宾使这马蹄不再属于荒漠，青春、热情像一匹越起腾飞的骏马，我和有光并肩面对这幸福的马蹄，心中默念着“我愿意”。

证婚人是我的恩师李石岑先生。仪式很简单，但使人终生不忘。一个十四岁的白俄小姑娘哥娜弹奏钢琴；小四妹充和唱昆曲《佳期》，顾传玠吹笛伴奏。

留下吃饭的客人刚好一百位，加上新郎新妇，两元一客的西餐，共一百零二客。

结婚前，周有光在信中有些忧虑地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我回了一封十张纸头的信，只有一个意思：“幸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

我们虽不是“私订终身后花园”，但我总是浪漫地畅想着“落难公子中状元”，相信我自己选中的如意郎君一定会有所作为的。

我从小手快嘴快脑子快，是“快嘴李翠莲”，这次又是我最快，张家十个姊妹兄弟，我第一个披上了婚纱。

（四）长崎丸

父亲疏于理财，对钱、物从不清点，我们结婚时家境已大不如前。从小受父亲的思想品格影响，本来也不准备在婚姻大事上依赖家庭，量力而行，我只是定做了一件婚装，也没有婚纱，配了一条水钻的项链。正巧这时，一位在银行工作的表叔在清理账目时偶然发现父亲在汇丰银行中还存有两万元钱，父亲却早已搞丢了存单忘到五里云外了。有了这笔“意外”的收入，父亲给我两千元作“嫁妆”。

我们没有用这笔钱置办任何家产，婚礼用掉了四百多元，却收到了八百元的贺金。

10月份，用父亲给的这笔钱，我们暂别家人，实现了有光的也是我的留学梦，登上了日本的“长崎丸”。

出发时，上海吴淞口挂了三个球：有大风浪。一路险情不断。我却顾不上紧张，只管翻江倒海，剧烈地呕吐。谁知会遇上更大的危险：船遇大风。一时间船失去了平衡，煤都倒了出来，几乎失火，紧急呼救。本来船应停泊在东京湾，结果在救护船的帮助下，我们在神户下了船。距1912年震惊世界的泰坦尼克号冰海沉船事件刚好二十一年，人们心有余悸，这几乎又是一场惨剧，只不过不是豪华客轮，注意它的人要少得多。

在陆地上，我仍是不停地一塌糊涂地吐，全然不知道是一个新的生命，我的小宝宝陪我受了这一场惊吓。

第二年的4月30日，我们的儿子周小平顺利地降临人世。多少年来我总爱骄傲地说“我结婚那天生的孩子”，大家笑我，我才想起忘了说“第二年”。

附：温柔的防浪石堤

蓝蓝的天、甜甜的水、飘飘的人、软软的石头

那是秋天，不是春天；那是黄昏，不是清晨；倒是个1928年的星期天。

有两个人，不，有两颗心从吴淞中国公学大铁门走出来。一个不算高大的男的和一个纤小的女的。他们没有手挽手，而是距离约有一尺，并排走在江边海口。他和她互相矜持地微笑着。他和她彼此没有说话，走过小路，穿过小红桥。经过农舍前的草堆。脚步声有节奏地弹奏着和谐的乐曲。

吴淞江边的草地，早已没有露水。太阳还没有到海里躲藏。海鸥有情有义地在水面上飞翔。海浪不时轻柔地拍击着由江口伸入海中的防浪石堤。这石堤被年深日久的江水和海浪冲击得成了一条长长的乱石堆，但是还勉强地伸入海中。没有一块平坦石头可以安安稳稳地坐人。

周围是那么宁静，天空是那么蔚蓝。只有突突的心跳、淡淡的脸红在支配宇宙。

走啊走，走上了石堤。她勇往向前。他跟在后面。谁也不敢搀谁的手。长长的石堤只剩下三分之一了，才找到一块比较平坦而稍稍倾斜的石头。他放下一块洁白的大手帕，风吹得手帕飘舞起来，两个人用手按住手帕的四角，两个人坐了下来。因为石头倾斜，不得已挨着坐稳当些。她坐在他的右边。

这里是天涯海角，只有两个人。是有风，风吹动长发和短发纠缠在一起。是有云，云飘忽在青天上偷偷地窥视着他们。两个人不说一句话。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本英文小书，多么美丽的蓝皮小书，是《罗米欧和朱丽叶》。小书签夹在第某幕、第某页中，写两个恋人相见的一刹那。什么“我愿在这一吻中洗尽了罪恶！”（大意）这个不怀好意的人，他不好意思地把小书放进了口袋。他轻轻用右手抓着她的左手。她不理会他，可是她的手直出汗。在这深秋的海边，坐在清凉的大石头上，怎么会出汗？他笑了，从口袋里又取出一块白的小手帕，塞在两个手的中间。她想，手帕真多！

半晌，静悄悄地——其实并不静悄悄，两个人的心跳，只有两个人听得见。他两人听不见海涛拍打石堤有节奏的声音，也听不见吴淞江水东去的滔滔声音。他放开她的左手，把小手帕擦着她的有汗的手。然后他擦擦自己的鼻子，把小手帕放回口袋里。换一个手吧，他小心握她的左手，希望她和他面对面，可是她却把脸更扭向右边，硬是别过头去不理他。他只好和她说悄悄话，可是没有声音，只觉得似春风触动她的头发，触动到她的耳朵，和她灼热的左边面颊。可是再也达不到他的希望的部位。

她虽然没有允许为他“洗净了罪恶”，可是当她的第一只手被他抓住的时候，她就把心交给了他。从此以后，将是欢欢乐乐在一起，风风雨雨更要在一起，不管人生道路是崎岖的还是平坦的，他和她总是在一起；就是人不在一起，心也是在一起。她的一生的命运，紧紧地握在他的手里。

以后，不是一个人寂寞地走路，而是两个人共同去探索行程。不管是欢乐，还是悲愁，两人一同负担；不管是骇浪险波，不管是风吹雨打，都要一同接受人间的苦难。更愿享受人间的和谐的幸福生活！

这一刻，是人生的开始，是人类的开始，是世界的开始，是人生最有意义的一刻。

这一刻，是两个人携手跨入了人生旅途。不管风风雨雨、波波浪浪，不管路远滩险、关山万重，也难不了两个人的意志。仰望着蓝天，蔚蓝的天空，有多少人生事业的问题要探索；面对着大海，无边的大海，有多少海程要走啊！

这一刻，天和海都似乎看不见了，只有石头既轻软而又温柔。不是没有风，但是没有风；不是没有云，但是没有云。风云不在这两颗心上。

一切都化为乌有，只有两颗心在颤动着。

写于1988年，时年80

附：“流水式”的恋爱

我与张允和从认识到结婚的八年时间里，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很普通的往来，主要在苏州；第二个阶段，到了上海开始交朋友，但是还不算是恋爱；第三个阶段，我在杭州民众教育学院教书，而她本来在上海读书，正好赶上浙江军阀与江苏军阀打仗，苏州到上海的交通瘫痪了，于是她就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借读。在杭州的一段时间，就是恋爱阶段。

我跟她从做朋友到恋爱到结婚，可以说是很自然，也很巧，起初都在苏州，我到上海读书，她后来也到上海读书。后来更巧的是我到杭州，她也到杭州。常在一起，慢慢地、慢慢地自然地发展，不是像现在“冲击式”的恋爱。我们是“流水式”的恋爱，不是大风大浪的恋爱。

她们家跟我们家距离不是太远，因为她们家跟学校是连起来的，一早我们就到她们家去玩了，所以她们家长一早就见过我，不是特意去拜访。她们父母对我很好，她的父亲当时应当说是很开通的，对儿女是主张恋爱自由，许多人用旧的方法到她们家说亲，他的父亲说：“婚姻让他们自由决定，父母不管。”她的父亲的思想在当时非常先进，这是受蔡元培他们的影响。他的学校办得也很好，也是受蔡元培他们的影响。他的学校也是自由主义，请来的老师只要教书好，政治背景不管。当时也不知道，共产党在苏州第一个机构就在他们学校成立，他也不管。

我们真正恋爱是在杭州，在苏州、在上海是朋友而已。开头我一个姐姐也在上海教书，那么我写了一封信给张允和，我记不清内容了，大概是她们家托我姐姐带什么东西给她，我写信大概是问她收到了没有。很普通的一封信，可是我们在一起应该是好多年的老朋友了，收到第一封信，她很紧张，就跟她一个年纪大的同学商量。她的同学一看，这个信是很普通的，你不复他反而不好，就开始通信。那封信可以说是有意写的，也可以说是无意写的，很自然的。

和张允和认识之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因为我读书跟她读书不在一个学校，我工作时她还在读书。但是从前放假的时间很长，暑假都在苏州，常常在一起玩，特别在杭州，我在工作，她在那边读书。杭州地方比较小，又方便，风景又好，我们周末到西湖玩，西湖是最适合谈恋爱的。杭州后来也是破坏得厉害，原来庙的规模大得很，庙在古代就是旅馆，《西厢记》中，相国夫人和家人住在庙里，庙里招待得特别好。庙是谈恋爱的地方，庙是看戏的地方，庙是社交的地方。佛教能够兴旺，是跟社会结合起来的。

有一个趣味的事情，有一个星期天，我们一同到杭州灵隐寺，从山路步行上去。灵隐寺在当时规模很大，环境优美，现在只剩下了当中几间房子。当时恋爱跟现在不同，两个人距离至少要有一尺，不能手牵手，那时候是男女自由恋爱的开头，很拘束的。有趣的是，有一个和尚跟在我们后边听我们讲话，我们走累了，就在一棵树旁边坐下来，和尚也跟着坐下来，听我们讲话。听了半天，和尚问我：“这个外国人来到中国几年了？”他以为张允和是外国人，可能因为张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我就开玩笑说：“她来中国三年了。”和尚于是说：“怪不得她的中国话讲得那么好！”

张允和的嘴比较快，什么要隐瞒的话，她一下子就讲出来了，人家说她是“快嘴李翠莲”。张允和学历史，她研究历史有条件，因为古文底子好，从小读古书，《孟子》能从头到尾背出来。她小时候古文比我读得多。她常常跟我讲读书的情况，她的读书时代比我晚一点，因此比我更自由。老师是鼓励学生自己读书，她读了许多翻译的外国文学，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比较大。可是另外一方面，她又受昆曲、中国古代文学影响。音乐方面，她喜欢中国古代音乐，我喜欢西洋音乐。她大学还没有毕业时，我毕业了，大概是1927年或1928年，我跟她交朋友时，夏天请她到上海听贝多芬的交响乐，在法租界的法国花园，一个人一个躺椅，躺着听，很贵，两个银元一张票，躺了半天她睡着了。这是一个笑话。她对西洋音乐不像我这么有兴趣，我对中国音乐不像她那么有兴趣。结了婚，她听中国音乐我去参加，我听西洋音乐她去参加。

她的时代比我更自由开放，她是中国第一批进大学的女子。张允和从小就学风琴，那时候早期没有钢琴。我的姐姐喜欢图画，我的大姐姐是日本美术学院毕业的，她的图画很好。可是我没有学图画，我学拉小提琴，我不想做小提琴家，就是学着好玩，学了再听小提琴就懂得什么是好坏。在日本，我跟一个老师学小提琴，老师要求我一天拉四个小时，我说：“不行，我是业余玩的，我有我的专业，没有多少时间。”我不想在音乐上花太长时间。

我和张允和谈恋爱时，社会上已经提倡自由恋爱，特别张允和的父亲完全采取自由化。可是当时恋爱不像现在，那时候和女朋友同出去，两个人还要离开一段，不能勾肩搭背，还是比较拘束。一种社会风气要改变，是慢慢地一步一步来的。

周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