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带一路”经济合作的背景和形势
（一）世界经济处于低迷期
自2010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速已连续五年（2016年数据尚未发布）下行，这是近20年来第二次出现这种情况。第一次发生在1988—1993年，当时，世界经济政治危机迭出。1989年年中，日本银行突然加息，收紧货币政策，1990年1月，日本股市崩溃；1989年东欧剧变，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化；1991年苏联解体，世界政治体系动荡不安；1990年后，美国也因高赤字和高负债等问题经济出现衰退；1992年9月和1993年8月，中欧发生两次汇率危机。诸多因素导致了世界经济增速连续下行，直到1993年后，美、日等国均启动了信息技术网络建设计划和进行了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世界经济才有了新的动力。一般情况下，经过1～2年经济即可恢复较高增长，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亦是如此，经过2008年、2009年两次连续下探，2010年出现高速增长，但随后便进入下行通道。虽然近五年来没有发生像20世纪90年代前后那样大的政治局势动荡，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并未根除，“去泡沫”“去杠杆”在降低了风险的同时导致需求萎靡，大范围、大力度的货币量化宽松又不断积聚了金融风险。近两年美国的加息政策又引领政策分化，使诸多新兴经济国家面临资本外逃压力，也进一步打压了大宗商品价格，使一些能源产出国雪上加霜。虽然近期石油价格有所回升，但受能源革命和地缘政治经济裂化的影响，低油价将是常态。世界经济要走出低迷增长，需要加强合作，共同寻找新的动力（见图1-1）。
图1-1 世界经济增速变化（1985—2015）
数据来源：IMF数据库。
（二）国际贸易增速大幅下滑
过去20年世界出口贸易的平均增速达5.7%，比世界GDP增速高出2.1个百分点，而近四年（2012年至2015年），出口贸易增速均低于GDP增速，呈现出低迷状态。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大幅弱化。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的原因有很多，如经济减速导致需求下降，国内产业萧条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多边贸易机制建设受阻等，概括起来，是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共同叠加、传统贸易驱动力弱化的结果。经济萧条是周期性因素，全球分工的再调整则是结构性因素，如中国生产比较优势的弱化驱动对外直接投资由出口商品转向出口“生产能力”，实施本地化生产和供应。美、日、欧在先进技术支持下的“再制造化”运动也会对进口产生部分替代。能源资源等大宗商品价格下跌，降低了经济活动成本，但经济放缓、需求下降导致了生产能力大量过剩，成本的降低并不能明显驱动产出增加，因而也不能带动大宗商品销售收入增长，甚至无法弥补价格下跌带来的损失，对资源型国家摆脱困境帮助不大。国际分工深化进入滞梗期，唯有推进贸易自由化和海关程序便利化，摒弃贸易保护主义，帮助欠发达国家发展生产能力，充分发挥其相对优势，优化区域乃至全球的分工格局，国际贸易才能彻底走出萧条低迷期（见图1-2）。
图1-2 世界出口增速变化（1985—2015）
数据来源：IMF数据库。
（三）中国持续崛起
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尤其是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即使在两次大的危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GDP占世界的份额仍保持稳定上升势头。近10年，中国经济占世界份额平均每年提升1个百分点，与美国经济总量的差距越来越小。“十二五”期间，虽然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与全球相比仍表现突出，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均超过了1/4，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更加凸显（见图1-3）。
图1-3 中、美GDP占世界GDP的份额（1980—2015）
数据来源：IMF数据库。
相较经济地位，中国在全球中的贸易地位上升更快。中国出口占世界份额在30多年里一直保持快速增长，2001年加入WTO后出现加速，2007年超过美国、2010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2014年中国出口占世界份额为12.3%，据商务部数据，2015年中国出口市场份额进一步升至13.4%左右；中国市场的吸引力也不断增强，2001年后，中国进口与美国进口占世界的份额表现出“一升一降”态势，中国进口占世界份额从2001年的3.8%升至2014年的10.3%，而美国则从18.2%降为12.6%。中国已是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和13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数量上远远超过美国（见图1-4）。
图1-4 中、美贸易占世界贸易的份额（1985—2014）
数据来源：WTO数据库。
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也逐渐从输出产品向输出资本转变。2015年，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到1180.2亿美元，连续两年超过千亿美元，连续13年增长，年均增幅高达33.6%。2015年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也首次超过万亿美元。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投资合作进展良好，2015年，中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相关的49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合计148.2亿美元，同比增长18.2%；与“一带一路”相关的60个国家新签合同额926.4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44%。
中国经济地位的显著增强产生了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是对相关国家的吸引力上升，它们期待与中国合作，依托中国的大市场和高性价比商品的制造能力加快自身发展，分享中国发展的机遇；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对中国崛起变得更加警惕，采取竞争、遏制甚至对抗策略。
（四）国际秩序正经历大的调整
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有利于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倡议和举措仍受到广泛欢迎。欧盟持续实施且不断改进的睦邻政策，美国力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日本强化的经济伙伴协定（EPA）建设，俄罗斯着力建设的欧亚经济联盟、东盟建设共同体等，均将“发展”作为重要目标。与此同时，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和一些关键领域的重大技术突破，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正发生深刻变化。美国页岩气技术日趋成熟，成本大幅降低，“能源独立”取得重大进展，中东地区的战略意义相对弱化，加上伊拉克、阿富汗等地的“维稳”成本只增不减，亚太地区中国强势崛起，迫使美国在中东等地区进行战略收缩并向亚太地区转移。美国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其战略调整引发一系列矛盾的发生，中东地区的回撤留下权力真空，各种矛盾集中显现，恐怖主义活动迅速蔓延；其高调重返亚太，为盟友提供战略担保和依托，致使中美大国关系和中国周边形势复杂化。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要求全球治理做出相应变革，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经济体，对现有机制都产生了“不满”。发展中国家经济地位和义务上升，积极寻求相应的话语权，要求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治理体制做出变革调整；而发达经济体认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长期“搭便车”，实现了快速发展，对其主导地位的威胁越来越大。这种双重“不满”导致新一轮体制构建和规则制定竞争加剧，并推动国际秩序深刻调整和经贸规则加快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