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跋的意义——《学理与学谊：荣新江序跋集》编辑手记
去年秋天，在我的一再怂恿下，新江兄的第一本序跋集编成了。2000年之后，我就没有做过责任编辑的工作，这次决意借机重操旧业。
新江兄在为本书撰写的短跋中说，本书“主要内容是对学术理路的追求，以及和作者之间的友谊”，所以用“学理与学谊”来为这本序跋集命名。本书上编是为他人著作和他主编之书撰写的序文，下编是他自己历年著作的前言、后记，总体而言，既有对自己研究旨趣、治学历程、学术因缘的记述，也有对相关学科的历史、现状和方向的研判，当然还有对每一本书的内涵揭示和得失评鉴。在我看来，序跋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书评，如果将这本序跋集与新江兄历年撰写的大量书评合观，可以说从一个侧面呈现了他的主要学术面向和学术历程，体现了他对学术理想的有意识表达，以及他对具体学科走向的自觉要求和干预，具有非常典型的方法论和学术史的价值。
古人云：序者，序典籍之所以作也。在现代学术体系下，一篇序文最基本的目标，是基于对相关学科内在理路的梳理，对这部书给出恰当的学术评价和学术定位，这就是所谓的“学理”。细读新江兄的这些序跋文字，我体会，所谓“学理”至少应包含四个层面：首先是所在学科的学术脉络和方向；二是所序著作的学术贡献和定位；三是所在课题的学术理路和构想；四是体现基本的著述要求和学术规范。
而所谓“学谊”，显然不是单纯的人际交往和友情，作序的缘由基于此而不限于此。新江兄为之作序的作者，主要是跟随他治学的年轻学者和他的学生，因为学业和学术而交集，因此这里所谓“学谊”，我认为至少包含三个层面：首先是对作者所从事的学术研究的直接参与、构建和指引；二是对作者学术经历和学术传承的体认和梳理；三是基于相互认同的对一个学术共同体的价值追求。每一本书，都有新江兄的影响、参与，甚至主导，就此而言，“学理”与“学谊”是交错的、二而一的关系，与当下时风渐染的吹拂推挽不可同日而语。
本书所收60篇序跋文字，涉及敦煌吐鲁番学、西域史、隋唐史、长安学和中外关系史等多个领域，每一篇序跋各有各的对象和语境，但作者始终都关注的是学术的方向性问题。这里仅以敦煌学为例。新江兄1980年代初就跟随张广达等先生治敦煌学和中外关系史，从手摇缩微胶卷阅读机，到遍访世界各地敦煌馆藏，对文献整理的重要性和资料积累的难度体会深切。“过去，我曾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访查流散在国外的中国典籍，其过程既有不少心酸的经历，也有许多收获的乐趣”（《中华古籍特藏保护展览随想》）。“我从进入敦煌学门槛以后，花费时间最多的是抄卡片，每当见到一本敦煌学的书刊，往往是一边翻阅，一边把何处研究哪一号写本抄在卡片上，日积月累，有十余盒之多。到了后来，这些卡片在研究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申国美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研究论著目录索引》序）。
但是新江兄不囿于文献整理，一直致力于敦煌学的转型与扩展，他在《敦煌讲座书系总序》中说：“敦煌学越是深入发展，也有着题目越来越小、视野越来越窄的倾向，……这样的倾向其实严重影响着敦煌学的发展和进步。在21世纪，敦煌学的发展不仅仅要追求新材料，还要向其他学科学习，进一步更新方法，思考新问题。”
近十几年来海外所藏敦煌文献集中影印，各种分类校录本陆续完成，面对这样一个新的局面，他利用各种机会，呼吁敦煌学的研究要实现“从文献到历史”的转折，希望年轻学者能够根据丰富的敦煌文献，结合某些社会科学的理论，来阐释有关的政治、宗教、性别、医疗等等方面的中古史，以此来说明历史演变的情景（余欣著《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序）。
从敦煌吐鲁番学到中外关系史，所涉及的学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伴随着近百年来新材料的发现而逐步形成，并成为国际显学。但是“不因为新材料而张大其词”（孟宪实著《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序），新江兄对此一直保持清醒的认识，他说：“我们要承认，不论是传统的文献材料，还是陆续发现的文书资料、最新的考古文物，都有各自材料本身的局限性，……必须清楚我们自己的局限，注意自己的方法，尽量多地把各种各样的信息放到一起来研究。”（《粟特人在中国》前言）在《鸣沙集——敦煌学学术史与方法论的探讨》自序中，他说：“面对着突飞猛进、玉石混淆的敦煌学的现状，我们需要利用各种形式的文章，大到一篇专论，小到一个脚注，来表彰先进，黜退陈腐，使敦煌学健康地发展。”
本书所收多篇新江兄主编之书的序跋，涉及历年来他暂时搁下个人研究，投入精力，主持的多项集体项目，包括历时多年的新获吐鲁番文书整理、大唐西市博物馆墓志释读，还有“粟特人在中国”这样的专题研究、向达先生遗著的搜集整理，体现了一个学者的奉献和担当。而这一点更集中地表现在新江兄创办并主编《唐研究》长达23年的坚持中。一个颇有意味的巧合是，本书上编以《〈唐研究〉弁言》开篇，以《〈唐研究〉第二十三卷编后记》收尾。《唐研究》是当下中国学术罕见的清流，为中国学术树立了典范，以学术为业，因学术结缘，“用苦行的方法给别人做前行的路石”（广中智之著《汉唐于阗佛教研究》序），我认为，正是“学理”与“学谊”的一个很好的注脚。
戊戌秋分，中秋节前夜
（原载2018年10月10日《中华读书报》，作者系中华书局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