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手记
从经典译注到文献整理——刘尚慈公羊学研究与《公羊义疏》点校整理
与《左传》《穀梁传》并列为《春秋》三传的《公羊传》，是一部阐发和解释《春秋》“微言大义”的典籍，皮锡瑞认为“《春秋》为后世立法，唯《公羊》能发明斯义”（《经学通论》），即认为《公羊传》独得孔子真传，其所解释最接近《春秋》经义。然而，这部“能发明斯义”的解经之作，其流传过程却颇为曲折（详见刘尚慈《春秋公羊传译注》中之《春秋公羊传概述》）。汉代统治者为了稳固封建大一统政权，曾一度极为推崇今文经学，以阐发经义、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为旨归的公羊之学受到重视，顺势而起。自汉代“五经”始，直至宋代以后的“十三经”，《公羊传》虽然始终被列为儒家经典，但对它的研究却经历了长时间萧条沉寂，甚至乏人问津，直至清代中晚期，才涌现了一批富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陈立（1809—1869）的《公羊义疏》是其中的佼佼者。陈立曾从梅植之、凌曙、刘文淇等名师学习，精通经史小学，于公羊学用功尤深，所著《公羊义疏》吸收前人训释成果，为集大成式的作品。1982年，中华书局规划“十三经清人注疏”系列丛书时，将该书纳入了出版计划。遗憾的是，由于公羊学专业性太强，点校难度太大，我们一直没有约请到合适的整理者来董理此事，以至延宕三十多年之久，才于2017年11月推出了点校整理本。
《公羊义疏》的点校者是刘尚慈先生。刘先生退休前一直供职于中华书局语言文字编辑室，《王力古汉语字典》即由她担任责编。刘先生是中华书局老一辈学者型编辑的典型代表，她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在学术研究尤其是文献整理领域取得了不凡成就。她的老本行是语言文字，出于对中古汉语的关注，对《世说新语》一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深耕细作，与张万起先生合作撰写了《世说新语译注》，得到了学界的好评。之后，接受了编纂《十三经辞典》中《春秋公羊传辞典》的任务。她深入钻研了《春秋公羊传》，抽丝剥茧，吃得很透。《春秋公羊传辞典》（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辞典》）是从语言到经义全方位的工具书，其编撰体例要求不仅要对全书的字及词、包涵经义的短语及句子给予注释，还要统计出每个字的字频及该字不同读音的音频、义频、含有该字的词或词组的词频，对于包涵经义的短语及句子出现的频率也要做统计。《辞典》正文后附有词条索引及开成石经的拓片，价值极大。如此，出版《春秋公羊传辞典》的同时她也推出了《春秋公羊传译注》，这仿佛是水到渠成之事。说起来，我与刘先生都供职于中华书局，但我入职晚，在工作上与她并没有任何交集，知道“刘尚慈”这个名字，就是2010年我所在的哲学编辑室出版了她的《春秋公羊传译注》，该书被收入“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我心想，能够入选这套丛书，作者的学术造诣定然不凡，于是特别留意了一下勒口处的作者简介。也正因为《公羊传译注》的成功出版，《公羊义疏》的点校整理大任最后落到了刘先生的头上。基于她对古籍整理体例的熟稔以及对公羊学的深入研究，刘先生用了两年多时间，就将七十六卷近二百万字的《公羊义疏》点校稿交给了我们。
《公羊义疏》篇幅长，难度大，无论是点校整理还是编校加工，都很难在短期内一鼓作气完成，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决定将七十六卷书稿按每十卷为一个单元排版、编校，即所谓的“滚动”式推进。随着编辑工作的渐次展开，取稿、送稿、沟通问题等等日渐频繁，与刘先生接触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多了。刘先生家住翠微路2号院，从书局过去，差不多有半个多小时车程。我知道她平常一般都是工作到很晚才睡，为了不影响她早上休息，通常情况下，我会选在下午2点左右到达。见面地点，都是在一间面积不是很大的书房里。书房西侧是一整排书柜，插架图书大多前后两层，经史子集满满当当，东侧则放置着一组沙发和一张办公桌，中间是个不大的茶几，沙发之上悬挂一幅装裱朴素而考究的书法，“澹泊宁静”，与满室书香相得益彰，而茶几旁则摆放着厚厚一摞《十三经辞典》各分卷的样书。落座后，刘先生会问我喝红茶（她知道我肠胃不太好，不宜喝绿茶或咖啡）还是白开水，天气很热时会取来一瓶饮料，或切个西瓜，她的热情周到让我如沐春风。因为我与刘先生同是书局编辑的身份，故而绝无作者与编辑之间因角色不同而容易产生的隔膜。我们一起谈论书稿体例方面的问题、断句标点问题、版式问题、编辑加工时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等等，交流起来很顺畅。而且在书稿之外，还有不少共同的话题。《王力古汉语字典》是刘先生编辑过的图书中的得意之作，获得过第五届国家图书奖、第四届国家辞书奖。她经常提起与当时的编纂团队打交道的故事，不忘向我传授经验，告诉我遇到某某困难该如何解决，该如何整合团队力量，如何解决编著之间产生的摩擦等等，让我获益匪浅。
《公羊义疏》是集释性质的著作，在考证训释过程中陈立极力吸纳前人的研究成果，从而造成书中的引文异常繁复驳杂，且多数引文或明确了作者，而没有给出书名，或者给出了书名的简称；有的只出书名全称或简称而不出作者名，而经学史中同名的古籍大有所在。麻烦的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将书中出现的典籍引文，与原始文本做复核工作会非常困难。况且引文中很多是有书名不具篇章名，这类情况还好办，难办的是只有篇章名而无书名，这需要点校者具备何等的腹笥！多亏如今有电子文库。但即便如此，一一查检起来，仍需要有极大的耐心和毅力。最开始见到刘先生交来的样稿时，编辑室认识到其难度，建议简便处理，引文统一不加引号，这样做可以避免误判引文终止位置而造成错误，可以不必理会原书引文文字不准确这一令人头疼的难题，点校起来会容易很多。刘先生觉得不妥，她认为，如果解决不了该书的引书问题，点校本会大失其色，大减其用。她说：“如果是这样，我就不如不做了。”她不辞辛苦，力主做得精细，我们自然乐见其成。事实上，复核引文工作之巨、难度之大，我想恐怕超出了她的预期。如今，当读者打开《公羊义疏》点校本时，便会发现基本上每面都列有校勘记，多数校勘记都是针对引文而发。在复核引文的过程中，刘先生专门准备了一个文档，考证并记录引用书籍的文献资料，汇总下来竟有十多万字。有些文献，刘先生手头没有，会让我查一下书局图书馆，有的话帮她借用一下，有时我也会从网上下载一些刻本传给她。在书稿即将付型时，刘先生仍不无遗憾地说，有几处引文，实在无从查起，姑且按照自己的理解做了整理，很不放心。
在对待引文这种大的问题上如此，在一些细小问题上亦是不容马虎。比如在夷、狄等少数民族名称是否加专名线的问题上，刘先生区分得非常清楚。通常，我们是将这些名词作为泛称不加专名线，而刘先生则认为，应该区分特指和泛指，凡《春秋》经传中出现的，一般是特指某个地区的少数民族族群，需要加专名线，而陈立义疏中出现的，两种情况皆有。又如书中的按语，我们习惯上在“按”字（另有案、今按、今案等）之后加冒号，而刘先生则认为引文中有“按”，引文外陈立还有他的按语，“陈立的按语或是他对各种说法的总结归纳，或是对所引述观点的肯定或否定，或是一些补充内容，一般是陈立带有总结性的意见”（见《公羊义疏·点校前言》）。因此，如果一律用相同的标点，不易区分哪些是陈立的按语，哪些是陈立引书原文的按语，不能突出陈立的态度和观点，故而建议，凡是属于陈立的按语，用冒号断句，属于其他人的按语，则用逗号断句。诸如此类问题，她都有自己的处理办法。
按照正常进度，《公羊义疏》于2016年8月份即完成三校和编辑审读，达到了付型要求，但结合校对提出的一些问题，我和刘先生都觉得有必要再将书稿从头至尾仔细审读一过，于是又分别看了一遍，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留下硬伤。事实证明，虽然这遍审读耗费了很大精力，使出版时间推迟了一年有余，但切实解决了不少断句标点问题及体例不统一问题，是极有必要的。即便如此，刘先生仍不能完全放心。当拿到送检样书时，我在第一时间给先生打去电话汇报情况，正值她身体抱恙，声音有些沙哑，不似平时那般中气十足，她没有过多寒暄，开门见山地问我检查样书时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不久后我送去作者样书，闲聊时，她仍十分诚恳地说，这么大部头的书，里面的问题肯定不少，希望读者发现后能够及时反馈，帮助提高。
（原载2018年3月7日《中华读书报》，作者系中华书局古籍整理出版中心哲学编辑室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