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司马迁进步的女性观

中国古代社会是以男权为主导的父系宗法社会，男尊女卑的原则在夏商周三代就确立了。《诗经·小雅·斯干》就写了妇女一生下来，受到人们不公正待遇的情况：“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褐，载弄之瓦。”这反映出当时人们头脑中的男尊女卑观念。孔子说过：“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则不孙（逊），远之则怨。”周武王说，他有十个治国能臣，孔子说：“有妇人焉。九人而已。”儒家的纲常伦理，不允许女人与男人平起平坐。一些妇女完全失去了自我，成为男人们政治、外交斗争的工具或骄奢淫逸的玩物。这些在《史记》中记载了许多活生生的事例。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正推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师事董仲舒，对孔子更是崇拜敬仰。但在许多问题上，他并不盲从，如妇女问题，司马迁就与前人及同时代的人有较大的不同，具有进步意义和超前性。司马迁进步的女性观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肯定妇女的独立地位和积极作用

在我国历史文化典籍中，记载妇女人物生平事迹的非常少。《左传》、《战国策》、《国语》等先秦史书中女性人物记述较先前多，但人物的言行事迹大多分散在事件发生的各个年代，很少对某一人物集中描写，只有把同一人物在不同年代的事迹联系起来，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史记》虽然大多数女性人物的塑造仍然像先秦史书一样，人物的言行事迹大多被分散在不同事件中，或作为男性传主的附属一次性出场，但已经有了更多的进步。《史记》第一次为女人单独立传，而且不是一般的列传，是列入了本纪。司马迁把吕后列入本纪人物，后世刘勰《文心雕龙》为此批评司马迁：“及孝惠委机，吕后摄政，班史立纪，违经失实。何则？庖牺以来，未闻女帝者也。汉运所值，难为后法。牝鸡无晨，武王首誓；妇无与国，齐桓著盟；宣后乱秦，吕氏危汉；岂唯政事难假，亦名号宜慎矣。”刘勰认为司马迁为吕后作本纪有违经书的教训又不符合事实。司马贞、梁玉绳等史学家就批评指责司马迁。他们的批评、指责，恰恰反映出司马迁在对待妇女问题上的思想的进步与超前。司马迁没有因为吕后未正式称帝而取消其进入本纪的资格，更没有因为她是一位妇女人物，而降低或抹煞她的社会历史地位。在《史记》中，司马迁为妇女单独立传的还有《外戚世家》。在此篇中，司马迁记述汉高祖至汉武帝五代汉朝皇帝的后妃及后妃亲族的兴衰，以皇后及皇后的亲族为主。司马迁把她们列入“世家”之中，与男性诸侯比肩。

其他妇女司马迁虽未给单独立传，但对她们的事迹和精神风貌的描写，较先秦史书要详细生动。许多女性人物因为《史记》的生动记载，成为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如：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把一位发家致富的女实业家巴寡妇清推到了与众多男性名商巨贾同样的地位。司马迁记述了巴寡妇清的非凡的经济活动历程：“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又说：“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因为司马迁的记述，巴寡妇清这个守业自强的女性形象成为流传千古的传奇。因为司马迁尽可能地发现女性在社会中的作用这种进步的观念，为世人保存了可贵的女性参加经济活动的史料。此外，其他女性如甘愿与儿子过隐居生活的介之推母、施恩并不图报的漂母、舍身为弟扬名的聂荌、敢于追求爱情的卓文君。这些女性都因为司马迁的描写，她们的事迹与人格魅力为后世广为传诵。

中国古代社会，由于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人们往往忽视女性的作用和贡献，不仅如此，还时常对女性进行污名化，如“红颜祸水”、“重色误国”等。周武王是有为的开国之君，但他对女性非常歧视，曾讲过“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与管仲的君臣遇合传颂久远，但他也曾与诸侯盟誓说：“毋使妇人与国事。”司马迁客观公正地看待妇女社会作用。对妇女所起的积极社会作用，司马迁或明确发表议论给予肯定，或寄予赞美于如实叙写之中。如在《外戚世家》中他就说：

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娀，纣之杀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

这里司马迁指出，历史上国君掌权治国，不仅是依靠他们自身的才能，而且还要依靠身后的“内助”。“内助”好的就起正面积极作用，“内助”恶的就起负面消极作用。在《史记》中，司马迁记述了许多帮助丈夫成就家国大业的贤内助。如：发明了养蚕和纺织的黄帝正妃嫘祖；丈夫治水三过家门不入而毫无怨言的大禹妻涂山氏；与舜一起共渡难关、贫贱不移的娥皇和女英；古公亶父的妻子太姜，随着古公亶父与族人一路跋山涉水，由豳迁到岐山下的周原，建立新的家园，奠定周族强盛的基础；季历施行仁义，诸侯归附，为文王、武王灭纣奠定了基础，这其中定有妻子太任的内助之功；晋文公重耳流亡路上的几位贤明妻。等等。

这种不以性别作为评判标准，而是根据历史实际情况，评说某些女子的社会作用，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又如司马迁对吕后这一人物，司马迁对她弄权女主极端自私丑陋的本性予以揭露，对于吕后为人凶残做了深刻的批判，但并不掩盖她的影响、作用，如实写出她与刘邦同甘共苦一起打天下的功劳，以及安邦治国的政治才干。对吕后执政时期所采取的政治经济措施，对社会生产恢复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季布栾布列传》、《匈奴列传》中写她忍受个人所受的侮辱，以大局为重，正确处理了汉与匈奴的关系，避免了战争的爆发，使国家能够有机会继续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司马迁对吕后这一妇女人物，既揭露了她恶的一面，又非常客观公正地肯定了她所起的积极社会作用。在《扁鹊仓公列传》中，司马迁肯定赞扬了缇萦这一下层女子，写她一个弱小女子用自己小小的力量与勇气，改写了中国的法制史，对社会文明进步起了巨大推动作用。

二、以“实录”精神记事论人，惩恶扬善

我国史学有秉笔直书，“无征不信”的良史传统，讲求忠实地记载历史事实。史家把忠实地记载历史事实视为自己的天职，必要时甚至不惜以身相殉，以捍卫“史德”。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给“实录”下过十分完整的定义：“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实录。”上起炎黄，下至汉武，《史记》将3000多年的历史形象地展示在我们的眼前。无论在写人还是叙事上，司马迁都坚持爱不溢美，恶不毁功的实录原则，不管帝王将相、圣人贤者，也不管酷吏佞幸、游侠策士，是其功，坚决写出；非其罪，决不无故添加。他以巨大的勇气和坚强的意志力，深入历史，正视现实，不为感情所左右，如实地写出历史的真相，即使内心感到不理解，不舒服，即使所写的历史现实与自己的感情有矛盾，他也要强制自己如实地把事实写出来，让读者自己进行分析研究。司马迁写妇女与写男性一样，根据历史实际情况记人论事，不因人物地位高而隐讳其恶德恶行。以《吕后本纪》一文为例。就个人感情而言，司马迁对吕后的恶劣人品和凶残行为非常厌恶，在传记中特别强调了她为人残忍丑恶的一面，憎恶之情自然流露，但是，司马迁又不被自己的情感所左右，在揭露挞伐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吕后的治国功绩。如对一些身居高位、灵魂龌龊的贵妇，他也予以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讥讽，鞭挞不遗余力。

《郦生陆贾列传》：辟阳侯幸吕太后，人或毁辟阳侯于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诛之，吕太后惭，不可以言。

《齐太公世家》：二十七年，鲁泯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于鲁公子庆父，庆父弑泯公，哀姜欲立庆父，鲁人更立厘公。桓公召哀姜，杀之。

《陈杞世家》：十四年，灵公与其大夫孔宁、仪行父皆通于夏姬，衷其衣以戏于朝。

《匈奴列传》：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

《梁孝王世家》：李太后亦私与食官长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乱，而王与任王后以此使人风止李太后，李太后内有淫行，亦已。后病薨。病时，任后未尝请病；薨，又不持丧。

《淮南衡山列传》：太子女弟无采，嫁弃归，与奴奸，又与客奸。太子数让无采，无采怒，不与太子通。

《齐太公世家》：四年，鲁桓公与夫人如齐。齐襄公故尝私通鲁夫人。鲁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时嫁为鲁桓公妇，及桓公来而襄公复通焉。鲁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齐襄公。

同时，司马迁也如实地记载了许多出身高贵的女子在男权社会里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悲剧人生，对封建统治者的荒淫无度、穷奢极欲给女性带来的深重灾难，进行了无情地鞭挞：

《卫康叔世家》：初，宣公爱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为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为太子取齐女，未入室，而宣公见所欲为太子妇者好，说而自取之，更为太子取他女。

《鲁周公世f家》：初，惠公嫡夫人无子，公贱妾声子生子息。息长，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夺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为夫人。

《管蔡世家》：四十九年，景侯为太子般娶妇于楚，而景侯通焉。

《楚世家》：平王二年，使费无忌如秦为太子建取妇。妇好，来，未至，无忌先归，说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为太子更求。”平王听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更为太子娶。

以上记载的四位女子，虽为贵族女性，但在婚姻上依旧像精致的玩偶一样听人摆布，没有任何自主权。司马迁对于这种诸侯间屡屡发生的丑闻进行辛辣的嘲讽和揭露。在《外戚世家》中，他记叙了汉武帝为消除主少母壮致外戚干政的政治隐患而杀害钩弋夫人的史实，揭露汉武帝的残忍冷酷。正是因为有了司马迁“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史记》才多方位地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女性无法摆脱的悲剧命运。

对品德高尚的中下层女性，司马迁予以热情歌颂，如漂母雪中送炭救济困窘中的韩信，缇萦勇救身陷囹圄父亲，晏子御之妻长着一双识人的慧眼，等等。对她们身上所展示的睿智、善良、仁慈和勇敢等美德，太史公点点滴滴加以记载，热情赞颂。

三、赞颂妇女追求婚姻自由的行为

春秋后期至秦汉，是中国古代生产关系深刻变革和国家体制、礼教法规以及社会家庭结构发展定型的重要时期，也恰恰是强化妇礼和贞节观念的重要阶段。《易·恒》中说：“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礼记》云：“信，妇德也；壹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孟子》：“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蹄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这些都是旨在束缚女性的自由。司马迁对妇女追求婚姻自由的行为，没有像前人和时人那样“贱之”，而是给予热情的赞颂。司马迁颂扬忠贞的爱情，主张情爱是婚姻的基础，肯定女性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这在当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氛围中，是具有超前性的进步思想。司马迁在《史记》中用赞颂的口吻，生动地记写了一些妇女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而与所爱者终成眷属之事。《史记》中的“世家”本来是记写各诸侯国之大事的，但司马迁在《齐太公世家》中却用较多的笔墨写太史敫女与法章的自由结合，其对此事的赞颂态度是不言自明的。在《司马相如列传》中，司马迁又写了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的故事。司马迁详细地写了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终于取得胜利的全过程，而且重点写了卓王孙前后态度的变化，这其中所寄寓司马迁对卓文君私奔之事的肯定赞颂态度是非常明确的。由于司马迁是以赞颂的态度，将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写入正史，使得他们的美名千百年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卓文君更成为一个争取婚姻自主的光彩照人的妇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