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管子》是战国诸子中的重要著作。大家知道,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最了不起的文化现象就是“百家争鸣”。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农家、名家、兵家等学派,横空出世,异彩纷呈,争奇斗艳。各家的学说主张,都对后世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一大批具有原创价值的经典著作,历久弥新,熠熠生辉。《管子》即是其中之一。
《管子》一书,是否可以顾名思义地认为,是春秋时管仲的著作呢?研究表明,不是。这是一部托名管子的著作,也有学者称此书为“管子学派”之作。管子即管仲、管夷吾,春秋早期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政治家。就是这位春秋早期的政治家,当北狄入侵邢国之时喊出“诸夏亲昵”的口号,率先张起华夏意识的大旗,在精神上统一当时的诸侯邦国,抗击外敌入侵。《左传·闵公元年》记载狄人侵邢,邢向齐国求救,管仲言“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堪称齐桓公“尊王攘夷”事业的精神纲领。这在一个民族的精神历程上是有其地位的。对管仲的历史贡献,《论语·宪问》记载孔子的评价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是说他凝聚诸侯不以武力。又说:“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 是赞美他辅佐齐桓公抗击外敌入侵,捍卫了华夏文明的生活方式。正因如此,孔子特别以“如(乃)其仁”评价管子的功业。管子的功业是非凡的,他留给后世的一个重要遗产,就是在辅佐齐桓公争霸中所采取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经济政策。《史记·管晏列传》记载管仲治国:“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又说:“贵轻重,慎权衡。”在这样的政策背后,是一种堪称伟大的政治哲学,那就是大家熟知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一平实而深邃的思想洞见。其价值就在于承认社会精神文明的提升以物质生活的保障为基础,因而与法家不要社会精神文明的统治逻辑相异,也与过分注重教化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治民主张不同。无疑,管子这样说是正确的。也正是在这样的管理国家的理念下,管子治理齐国,重视“通货积财”,重视“轻重”之术等。这样做,是因为这位有智慧的政治家能够“与俗同好恶”,这与“仓廪实”的语句意蕴相通。所谓“俗”,是民俗、民情;趋利避害,是普天下一般人共同的追求,因其普遍,因而“俗”。利在远途,民追求;利在深海,民追求。既然如此,政治家先讲究的应是如何顺应这一点民之“俗”,而不是像一些思想家如荀子等,将人性的趋利避害视为“性恶”(如此即须加以管教矫正)。承认民众求利是发乎人性(管子并不称此为“恶”),政治上就要顺应这一点,于是就有管子辅佐霸业的“通货积财”。尽管管子还不是完全的“富民”论者,其经济上的首要目标还在于“富国强兵”,但终究因为正视民性的特点,而承认经济上“富民”的作用。《治国》篇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小问》篇也说:“富上而足下,此圣王之至事也。”这些见诸《管子》的言论,虽未必出自管仲手笔,却与管仲的政治精神相通。这是应当予以正视和肯定的。
管仲身后整理他的言论,就现有考古发现的资料看,可能从春秋后期就开始了(郭丽:《<管子>文献学研究》,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39页)。而大量的“管子”篇章的出现,则要在更晚一点的战国时期。人们高度重视管子,还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声名显赫,更主要的原因是《管子》篇章的作者们有意要追寻、总结管子辅佐齐桓公称霸的历史经验,从理论上帮助当时的战国雄主成就新的霸业。换言之,《管子》是一部阐述“霸政”的大书。这就涉及《管子》成书的背景:战国时齐国的争霸。
从西周到春秋晚期的齐国君主为姜姓,经过“田(陈)氏代齐”到战国时齐国君主则改为了田(陈)姓。田齐历经了桓公、威王、宣王、湣王、襄王、王建各代,其霸业的顶峰在威、宣之际。从西周的姜太公时期起,齐国就利用自然条件,广开渔盐之利,是一个经济发达的邦国。管子辅佐齐桓公称霸,除《史记》记载的“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之外,还有《国语·晋语二》所说的:“轻致诸侯而重遣之,使至者劝而叛者慕。”诸侯来齐国时带来的礼物少,走的时候得到馈赠的礼品多,归顺的诸侯对齐国更加尽心,没归顺的诸侯则心生羡慕。这样来维持霸主地位,国家不富裕是办不到的。而管仲就有这样的能力,既能带兵打仗,管理国家经济,也是盘盘大才。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不以兵车”,也是说齐国凝聚诸侯,不是靠武力杀伐,而是靠政治经济等各种手段。
到“七雄并立”的战国时代,齐国的争霸,还是那样自有特点。很明显的对比是,它不像商鞅在秦国变法那样,主张“重农主义”,主张“利出一孔”(百姓要获得土地,只有去为国家打仗一条路,叫做“利出一孔”)以控制全国民众。一个老牌贵族国家,“渔盐之利”搞了几百年,如何可能只重农业?经济发达、百业皆兴,又如何可以“利出一孔”?田齐霸业自有特点,那就是在政治、军事、经济强盛的同时,学术也极端繁荣。与商鞅极力禁绝民众读书、求学相反,田齐君主多对学问、对有学问的先生们大感兴趣。《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大宅高官地给七十多个士人以优厚待遇,便是齐国特有的霸主气派。正是这样的气派,给非凡的学术兴旺提供了条件。稷,齐西门之称,学宫设在稷门附近,称稷下。稷下学宫最盛时,学生就有三千多。各家各派的学者,还远不止《史记》所述的士人。据学者钩沉,活跃于稷下的人物,还有许多,举其大者,如儒家的孟子、荀子,都先后到过稷下,荀子还曾为学宫的祭酒。举目望去,稷下学宫的规模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
学者、思想家们在学宫的话题是无拘无束的,各家各派都在发表自己的主张,处士横议,议论生风,思想的风云际会之中,有冲突、辩驳,也有吸收、融合,形成了学术的交融。按当代学术界的看法,在稷下的这些学者中,就有一些人士,对管子如何辅佐齐桓称霸的经验感兴趣,并写出了相关的著作,这就是《管子》一书。当然,《管子》一书,还包含着其他内容,如黄老道家的文献、儒家思想等等。《管子》为数众多的篇章,就产生在田齐争霸的时代。
学术交融的大背景,决定着《管子》一书的特色。不同于道家的《老子》《庄子》,儒家的《论语》《孟子》等等,《管子》的显著特色,是它思想的融通性。可以说,它是一部汇聚百家学说的著作。在《管子》中,可以看到儒家的思想,如《牧民》篇称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称“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可以看到道家的思想,还是《牧民》篇,称“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顺民也”,与《老子》“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颇为相符;可以看到法家的思想,如《权修》篇称“法者,将用民之死命者也”,颇似《商君书》的口吻;还可以看到阴阳家的思想,如《幼官》和《幼官图》两篇,其努力将人事行为限定于顺守时令的用心,正是阴阳观念的硬核;此外,墨家的非攻言论,农家对地利的筹划,兵家的战事计谋等等,都能在《管子》中分明地嗅到它们的气息。因此,《管子》一书的学术性质难定,说它是道家,它有儒家的内容;说它是法家,它又有黄老的思想。它的统一性,不表现在思想内涵的一致,而表现在成就霸主、帝王目标的确定。为了这一点,什么学术思想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然而,这决不意味着《管子》是一部杂凑的书。《管子》的融通百家,是为齐国打造一个帝王、霸主的学术,这正是统领全书的中心。书中关于帝、王、霸等等的言论颇多,就是明证。那么,这是否就可以说《管子》只是融汇,就没有属于它自己的新内容了呢?不是。在融汇中,《管子》作者也发展了某些思想。例如道家思想,在《管子》的《白心》《内业》和《心术》诸篇之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道家思想由《老子》向“黄老道家”的转移。举例言之,《老子》中的“我无为而民自化”之类的言语,在上述黄老诸篇中,已变成“君主无为而臣下有为”式样的言论。《老子》是“君”与“民”相对而谈,在黄老则是变成“君”和“臣”的相对,其间的变化不是很大的吗?这也恰恰可以看到《管子》帝王术的特质。
在《管子》诸多思想的表述中,最具有特色的是它的“富国”主张。这部分内容,一般称为“轻重”理论,简单地说,就是利用市场物价波动的规则,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例如粮食与货币,当年成好的时候,粮食丰收,同样的钱能买好多粮食,如此就可以说,粮食为“轻”,货币为“重”;相反,若粮食歉收,则货币就“轻”,粮食就“重”。孰轻孰重,变动不居,国家的统治者应当顺时而动,把握时机,争取在这样的波动、变化中成为最大利益获得者。类似的观点曾流行于战国东方一些国家,但像《管子》这样集中深入地加以论述,则实属罕见。说到《管子》的经济思想,它的一些观点真有些出人意料。例如《侈靡》篇说:“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鸡蛋雕一雕花再煮了卖,木柴刻纹后再卖了去烧,这样的说法,直到很晚近的时期,人们才意识到,原来是在表达一种消费可以刺激就业的经济论。多少年人们读不懂它,是因它与古代主流的节俭的经济观念差异太大。
战国时期在当时中国的东部和西部,分别形成了两大经国理念系统:一是西部商鞅变法所形成的以“重农主义”,具体说是以重小农经济为核心的法家治国主张;一是《管子》所表现的以“轻重”之术为核心的治国方略。前者表现为绝对“富国强兵”的政治取向。据《商君书》表达的政治逻辑,小农穷困懦弱,就便于利用;利用的手法就是“驱农归战”,其具体路数即:利用国民获得土地的欲望,以军功爵位吸引农民投身战场,以“首功”换取土地。为达到这一目的,国家必须严厉实施“利出一孔”的政策,即严厉禁绝民众从事其他可以致富的生业。后者,即《管子》的所陈述的经国理念,强调利用市场、利用粮食盐铁等重要物资的价格波动,使政府在财政上获得最大利益。《管子》也强调“富国强兵”,可是,《管子》的“轻重”之术毕竟是要利用市场、利用市场的价格波动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允许民众获利。请看《轻重乙》篇这样一段文字:
“请以令断山木,鼓山铁。是可以毋籍而用尽。”管子对曰:“不可。令发徒隶而作之,则逃亡而不守。发民,则下疾怨上。边竟有兵,则坏宿怨而不战。未见山铁之利而内败矣。故善者不如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十(当为“七”),君得其三。”
这种与民“三七分利”的设想,是将国家的富强与工商业者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因为《管子》的作者认识到,若没有生产者的积极性,社会财富就不会真正的增长。因此,《管子》中的“富国”论是一个兼顾民间利益的“富上而足下”的“上下俱富”论。这是《管子》学派与法家治国言论的重要不同。因此,可以称《管子》的政治经济主张是“有限的富民论”。然而,历史的实际却是,从秦汉开始,王朝政治主要采取的是法家的“富国强兵”理论;如此,后世的人们对《管子》的“轻重”之术陌生,对“雕卵然后瀹之”不解,也就很自然了。然而,《管子》政治思想的出现,正显示了春秋战国时代历史文明进展所达到的广阔与深厚。
强调以“轻重”之术经营国家的《管子》,在战国这样一个铁血杀伐的时代,还提出了征服天下的另一种设想,那就是“商战”之说。在《轻重甲》篇中提到“战衡,战准,战流,战权,战势”等“五战”之说。在《轻重戊》篇中,《管子》学者曾设想以“绨”的市场价格的变化,在经济上打垮“鲁梁”之国,令其无条件“请服”。战国实际发生的征服是军事,是扩展“土地”与“人民”,《管子》的“商战”之说,则着眼于市场的大胜。这样的说法在当时固然只是设想,然而却是与铁血杀伐完全相异的想法,显示的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思想活跃。
“轻重”的治国之术,还是主张“无籍”的,即主张政府不要向一般小民直接征收赋税。《国蓄》篇说:“夫以室庑籍(纳税),谓之毁成;以六畜籍,谓之止生;以田亩籍,谓之禁耕;以正人籍,谓之离情;以正户籍,谓之养赢。”马非百说:“养赢”一词,与《盐铁论》“养强”一词同义,是对大户有利的意思(见马著《管子轻重篇新诠》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243页)。《管子》此段文字内容亦见于《海王》篇和《轻重甲》篇。《管子》的作者很清楚,各种直接税收,会严重影响生产积极性,这是他们不主张“以室庑籍”等的原因之一。《管子》的学者们对此还有更精彩的洞见,《国蓄》篇说:“今人君籍求于民,令曰十日而具,而财物之贾(价)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九。”直接向民众征税,要求的时限越短,民众卖出产品时价格则越低。从国家的角度说,是“轻重”之权操在富商手里,从小民角度说,是财物凭空被商人剥夺。两千多年的时光,因直接的赋税而导致丰收了的小民不能因丰产而获利,不是古代一个恒久的现象吗?如此,《管子》的“无籍”主张,不就是那个思想活跃时代的一个很有价值的说法吗?
在《管子》“轻重”之术的言论中,有许多有趣的说法。如《山权数》篇中那个“御神用宝”的故事,初看似戏言,细思则不然。该篇说有人在齐北郭挖出一只龟,管仲教齐桓公利用政治与金钱的手段将这只龟神秘化,其做法是声称此龟为东海神灵之子,以此令其身价无量。几年之后,齐国伐山戎,齐桓公就用这只被神秘化了的龟,从齐国富豪丁氏家换得整个战争所需的军费。故事看上去荒诞,可是细想,其合理的内核就是今天所谓的“炒作”。在我们这个时代,若干年前不是曾有这样的现象:一盆君子兰经过一番喧嚣蛊惑之后,价值竟可以高达十几万吗?类似的现象其实还有不少。就《管子》所言的“御神用宝”而言,其赚取的矛头指向的是国内的富豪。而经济上斗豪民,也是《管子》“轻重”之术的内容之一。
《管子》一书,因有银雀山汉墓出土的文献,可知其中最早的篇章可以追溯到春秋晚期。《韩非子·五蠹》篇说:“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据此《管子》的篇章在战国晚期颇为流行。汉代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更可据知《管子》该书在西汉同样流行。西汉中晚期刘向负责整理皇室藏书,整理《管子》,综合数百篇同类文章,去其重复,定为八十六篇(若干篇今已佚失),以“经言”“外言”“内言”“短语”“区言”“杂言”“形势解”“轻重”等八部分编排。这是《管子》最早的定本。此后,唐、宋的各种类书等对《管子》也是多有征引。同时,在唐代早期也出现了《管子》注释的著作,那就是尹知章所注释的《管子》。此后研究《管子》者也不乏其人,其中如中唐大理财家杜佑就摘录《管子》章句,成《管氏指略》(今佚)。
目前所知《管子》最早的刻本为南宋时期的两个版本:一是浙刻本,前有杨忱序,后附张嵲《读管子》;二是南宋绍兴年间瞿源蔡潜道墨宝堂本(到民国时下落不明)。两个版本都源于尹知章注本。明代刻本较早时有刘绩的《管子补注》本,晚期万历年间有赵用贤刻本。赵本改正了南宋浙刻本的一些错误,又吸收了刘绩刻本的成果,因而影响较大。后来明凌汝亨本《管子》,清浙江书局的《二十二子》本和崇文书局的《百子全书》本,均题据赵用贤本。有学者称,赵本之后的各种版本,“形式没有很大的变化,只有细枝末节的修订而已”(郭丽:《<管子>文献学研究》,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7页)。
历代《管子》研究著作也不少,如南宋叶适《习学记言》、黄震《黄氏日抄》和王应麟《困学纪闻》中都有研读《管子》的内容。明代朱长春《管子榷》,清代洪颐煊《管子义证》、王念孙《读书杂志》、宋翔凤《管子识误》、戴望《管子校正》,近代以来郭嵩焘《读管札记》、何如璋《管子析疑》、梁启超《管子传》、尹桐阳《管子新释》、李哲明《管子校义》、石一参《管子今诠》、郭沫若等《管子集校》、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黎翔凤《管子校注》等,还有日本学者猪饲彦博《管子补正》、安井衡《管子纂诂》等,都对研读《管子》文本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先秦部分)、巫宝三《管子经济思想研究》等,对理解《管子》的经济思想很有帮助。近年来疏解白话今译《管子》的,有赵守正《管子注译》等。
此次注译《管子》,正文主要依据中华书局出版的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的《管子校注》。此书列入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丛书,于2004年出版。《校注》以宋浙刻本(书中称“杨本”)为底本,前有杨忱序,后附张嵲《读管子》之文。此书出版编校严谨,可为依据。个别地方也参照了其他版本。另需说明的是,此书的注译,轩新丽博士注译了前六卷,其他主要由笔者完成。其间博士研究生赵云涛、蒲帅、张少辉、朱军、李喆等也做了一些工作,最后书稿的改定由笔者完成,因而书中所有错误都由笔者来负责。
《管子》一书历来号称难读,尽管有许多的研究,一些篇章中的文句理解,还是很有疑问。此书借鉴了许多前人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致谢。至于书中不尽人意的地方,就要敬请读者不吝赐教了!
李山
201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