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不是名人，也不是早年投身革命的先驱。她一生的丰功伟绩，就是在那动乱的年月里奇迹般地躲过了一场又一场的风暴，没有在这问题上为我和哥哥带来一点影响和牵连，但她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六进精神病医院。
妈妈年轻时就结识的朋友们看见我，没有一个不惋惜地对我啧啧摇头：“你呀，比起你妈妈那阵，差远了！”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我应该比妈妈漂亮，但恰恰在我身上进化论失灵了。
妈妈貌美，这一点在我们家庭的社交圈中，在妈妈的同学之中，在外婆家邻里之中，都是公认的。因为貌美，妈妈很喜欢照相，从十二岁娉婷少女时起即把留影保存下来。我记忆最深刻的一张，是妈妈二十岁生日时照的，她头上戴着一顶绢制的百合花花冠，穿着淡色滚深色镶边的旗袍，微侧着脸，抬眼往上看，一对眼睛晶莹明亮，腮边闪现着一只小酒窝。妈妈的结婚照曾被上海当时第一流的照相馆“光艺”陈列在橱窗里。我记得，照片上的妈妈像一尊洁白的塑像伫立着，双手自然交叉地垂在身前，一领罗纱像一挂瀑布一直垂拖下来，在妈妈脚下形成一团白色的云雾，托着妈妈苗条匀称的身子。妈妈微微笑着，既不失矜持和端庄，也带着新嫁娘的娇羞和甜美……可惜所有的相片都毁于红卫兵手中，连一纸一角也没留下。然而妈妈的美貌一直保持到她中年以后，就是今天，妈妈已经六十七岁了，她依然属她那个年纪的女性中的佼佼者。有一个美丽的妈妈，一直是我童年时代和青年时代的骄傲。直到我恋爱了，深恐自己平平的相貌不足以吸引对方，我会不由自主对我的男朋友说：“别看我长这模样，我妈妈可漂亮了！”少女时由于纯洁无邪，就是傻话也显得十分可爱。
外祖父受欧美教育影响很深，且因为事业上的原因，周游过好几个国家，用现在的行话来说，外祖父属当时的开拓型企业家或新潮人物。他生有一子一女，我不知道他是否已自觉执行了计划生育，但我肯定知道，他是十分热心于智力投资的。在妈妈这一代，很多女性即使出身于豪富之家，也得不到尊重，接受不了高等教育，我婆婆就是一个例子。然而外祖父则例外，他把妈妈送到当时上海第一流的学校——宋家三姐妹都就读过的著名的中西女中，一直读到高中毕业。由于妈妈成绩优异，又送妈妈进第一流的圣约翰大学深造，直至毕业。当时有一种说法，女儿的大学文凭，不过是多一份嫁妆，因此犯不着进这么好的学校。但外祖父认为，既然把他们带到世界上来，做父母的就要尽力培养他们，否则，将来子女会责怪父母的。
妈妈生性好强，因此在学业上始终是名列前茅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妈妈小学里的班主任华先生，一次在路上与外祖父邂逅，此时两人都已八十开外了，华先生还记忆犹新地说：“潘先生，你的小姐佐君，真是美而慧呀！”如今我的老外公已作古，他临终前几天向我说：“我一子一女，儿子承馨在美国，事业与家庭都十分之满意，女儿佐君虽然一世平平，但我已尽力培养造就她，以后是环境所致影响了她，我自己是问心无愧的。”
在中西女中的一次年刊上，赫然登着母亲十七岁时写的一篇演讲稿，妈妈在这次演讲比赛中荣获了第一名。十七岁的我，偶尔在杂物间发现了这本旧年刊，我至今还背得出妈妈这几句话：“……希望将来我们在社会上，仍能听到看到诸位的名字，不是冠以××夫人的头衔而出现，而是因为我们切切实实为大众、为社会服务……”当时的我很惊讶，我一直认为，只有我们这一代人，学校才教育我们为人民、为社会服务的！母亲还说：“我们将来都要当母亲的……”十七岁的妈妈当众讲这样的话不怕人家讪笑呀！就是从那时我才悟到，在我眼中胆小怕事、处世小心翼翼的妈妈，原来也有过热血沸腾的青年时代！不久我又发现，牢牢地盯着我的电话和每一个到我家来玩的男同学的妈妈，过去有着为数不少的追求者。一次，外祖母整理一些杂物时，竟理出几大扎妈妈的追求者的来信。大约从那时起，我开始以另一种眼光——不是女儿看妈妈而是女孩子看女人的目光——来看待妈妈了。
妈妈渴望着当教师，因为她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教育系。无奈因为环境，因为时局，她永远无法实现这个愿望。圣约翰毕业时，妈妈已经二十四岁了，在40年代，这是姑娘举行婚礼的最后期限了。妈妈不愿意走从毕业典礼走向结婚典礼这一条惯路，但又无法违抗这个当时的社会公约。她不是革命先驱，也不是居里夫人式的学者，只不过是一个平凡普通、有意向、有追求的女大学生，尚没有魄力反抗那种舆论压力；另外，当时的经济状况也无须她走上艰难的职业妇女之路。她唯一能自慰的是，在接到母校中西女中校长向她发出的聘书后，她回母校在初中部当了一个学期的英语教员，然后在结婚进行曲中走向另一条生活之路。要是妈妈从那时起就一直在中西执教到退休，无疑会成为一个一级教师，然而也有可能在十年浩劫中备受折磨，因为当时受摧残迫害最厉害的、让无知学生尽情羞辱的，无疑就是中学教师了。因而，这是幸运，也是不幸，妈妈终于未能如愿做一名教师。妈妈领到第一个月工资后，就用这笔钱置了一套银质餐具作为纪念。每次有贵客来，我们就使用这套餐具。我和哥哥都知道，这是妈妈用第一个月的工资置的。1967年妈妈由于紧张的“阶级斗争”，终于发病住进上海市精神病院，在医院里，妈妈反复念叨的一句话就是：“那套银餐具是我劳动所得，凭什么要抄走！”
妈妈这一代知识分子，我太熟悉他们了。他们先天不足，大都没有一个可以夸耀的家庭出身，而且早在少年时代接受的那套想法，已奠定了他（她）们特有的人生观，在成年之后再要进行一番艰苦的思想改造，往往不能脱胎换骨。这注定每次政治运动他们都是被瞄准的目标。他们有文化，有自己的思考能力。记得我念初中那阵，几乎大半中学都开俄语课，但妈妈却坚持认为，生为20世纪的人，不懂英语，是无法想象的。因此妈妈坚持在课余给我上英语课，以至考高中时，我竟考上念英语的班级，而且英语成绩始终在班里名列前茅。教育系毕业的妈妈，一直是我和哥哥的英文补习老师，从我们孩提时代开始，妈妈就习惯性地夹几句英语口语与我们交谈。今天，妈妈又是我女儿和我侄子的英语老师。而且，她的劳动没有白费，她的学生们的英语成绩始终保持优秀。今年2月我赴美访问，由于懂英语，方便不少。我女儿曾获得英语朗读比赛第一名，我侄子的高中升学考试，英语成绩为九十九分，这与妈妈的栽培是分不开的。我感谢妈妈，她虽然未能如愿当一位教师，但她已尽到教师的责任了。
是的，在某些方面，妈妈是我一位最好的老师。在极“左”思潮十分厉害的年月，即使在“文革”前，妈妈仍然关起大门，坚持用经她几十年生活证明是对的那一套教育我们，特别是我。她认为一个女孩子，应当有好的仪表和谈吐、举止，坚持严格地不断地纠正我的坐姿、站姿，吃饭时绝对不许捏着筷子又舀汤，在公众场合不要搔首弄姿，家里有客来，端茶递点心一定是我的事……不少人责怪妈妈要害了我，说她把我培养成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小姐了。妈妈严正地说：淑女和小姐不一样。她说她无法想象，养下儿女并眼看着那么一些明知是不科学的、不文明的观点来影响他们，而不给他们正确的指导。记得我十二岁时，妈妈就带我逛衣料店，先让我挑出我喜爱的衣料，然后她给予评点，哪种确实漂亮，哪种实在一般，如何配颜色、配发式，有意识地培养我的审美观和情趣。自然，我说不上我有很好的审美观，而且各人有不同的审美观，但我能很明白地知道什么是我喜欢的，什么是我不喜欢的。审美观本没一条定律，但你自己心中一定要有一条标准。
说过了，妈妈只是一般小市民，她想不到从小用革命理想来教育我们，她也没有赫然的人事关系可以为我和哥哥的前程铺上一条金光大道，但妈妈教会我热爱生活，教会我如何做一个女人，做一个有修养有文化的知识女性。妈妈的英国文学和外国历史造诣颇深，至今她中学时代的老同学都还为此夸她。法国大革命史和英国皇族家谱派系，妈妈熟稔得很。妈妈喜欢托尔斯泰的小说，她特别喜欢《战争与和平》。妈妈还喜欢音乐，她能用英语哼唱很好听的美国民歌——现在称为乡村音乐。但妈妈中学时学得最差的功课就是烹饪课，她认为花那么多时间在吃上，不值得。我想，把四十年前的妈妈原封不动放到20世纪80年代，她肯定会被冠以“现代化女性”的美称的。
妈妈的经历很坎坷，她原本可以向社会献出更多，她向来是不甘心待在家里相夫教子的。20世纪40年代，由于时局动荡，她带着全家去了香港。据说原先计划是漂洋过海的，但妈妈放心不下已渐入老境的外祖父母——当时舅舅已去美求学，外祖父母膝下没有小辈，很不方便，且生活冷清——因此，最后竟在离大陆不远的香港定居下来。经父母的努力，战后他们在香港的生活已达中产阶级水准。但50年代中期，听说国内稳定、平和，不少旅美旅英的知识分子都在这期间怀着一颗赤诚的报国之心相继回国，我的父母亲以他们的经验认为，香港毕竟是一个孤岛，而大陆地大物博，很有施展的余地，就举家回上海了。
“资产阶级情调”，这一剂压力，就像大气中金属的氧化，一年一年，销蚀着金属的承受力。当一股更大的压力——“文化大革命”降临时，妈妈的神经终于崩溃了，被送入精神病医院！十年中妈妈进了三次精神病院！
当然，如今，一切比原先暗自希望和企求的都要好。我和哥哥都十分争气。哥哥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山西插队，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人事关系网，哥哥至今还在山西大同市，这位当年身为长房长孙的哥哥，现在是大同市轻工业局副局长。他的儿子，即我的侄子，从婴儿时期就在上海寄养，妈妈一身数职，既是奶奶，又是母亲，还是家庭教师，竭尽全力地培养他，使我的小侄子从小品学兼优，现为重点中学的学生。小侄子因为没有上海户口，还有一年高中毕业就得回山西。妈妈不是具有高度觉悟的革命干部，也没有任何门道可以让小侄子留在上海，这几天妈妈正在苦恼，悔恨我们从香港回来得太早，如果现在回来，小侄子肯定可以报入上海户口的。这是回沪近三十年来，历经多次政治运动甚至抄家和靠生活费度日以来，妈妈第一次发出的后悔之言，说到底，这是出自对小辈的爱护之心。再说，妈妈能挺过1958年干部下放劳动和“文革”中在“五七干校”锻炼，对她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知识又得到尊重，外语教师特别是英语教师在社会上十分吃香，妈妈曾想应聘再做一番渴望已久的教师工作，终因神经脆弱，不敢再进入社会与人交往而退却了。“文革”中对她的批判和同事间无情的揭发，已大大伤了她的心。
现在，外貌依然保养得十分年轻的妈妈终于过上盼望已久的安定生活，她把居室布置得舒服又干净，带着浓厚的40年代情调。每次我回娘家，总会感到那40年代的气息是那么浓烈地充塞着每一个角落——连谈话也是，常涉及我尿布时期的生活。我不责怪妈妈，为了追赶我们这个时代，她舍弃了好多，现在，进入新时代了，让妈妈按她的心愿生活吧，这并不妨碍别人。
写下这么一些，心里不免惴惴，怕妈妈读了要生气。但要写，就得写真实，不能躲躲闪闪。妈妈读了一定又会说：怎么这样写？白纸黑字的，将来寻上你怎么办？我们不管了，快七十了，再来次大变动，反正无所谓了。你们还年轻，又有孩子，怎么办？当心，当心呀！
妈妈，我不是政治家，也不是预言家，但我不能为此就瞻前顾后，这样，一件事都干不成了。妈妈这一代唯一的生活目的，就是不在政治上闯祸、平安无事闪过每次运动，从而浪费了整整一代人。我不能再这样了。
此次访美经西雅图，第一次见到舅舅，舅舅一再要我说服妈妈去美国旅游一次，一切费用自然由舅舅出。但回来后我无论如何也说服不了妈妈。妈妈固执地说，等有一天人民币可以兑换美元了，她才去。她说：“我是姐姐，我不愿意在多年未见面的弟弟和弟媳前伸手向他们要零花钱。”我告诉她，如今大家都是这样的，她却固执地回答：“但是我不愿意！”
这就是我的妈妈，偏执、多虑、有修养、郁郁不得志……
幸好，我的路，比妈妈的路宽得多了。
希望我女儿和侄子这一代的路，比他们的妈妈们更宽广。
希望发生在妈妈这代知识分子身上的悲剧，不要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