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廷和一生仕途经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成化十四年（1478）考中进士，时年二十岁，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成化十六年授翰林院检讨。

弘治朝是明代几个政治清明的时期之一，史家总结明代三百年历史云：“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明史·孝宗本纪》卷15）

“成化十一年，帝召张敏栉发，照镜叹曰：‘老将至而无子。’敏伏地曰：‘死罪，万岁已有子也。’帝愕然，问安在。对曰：奴言即死，万岁当为皇子主。于是太监怀恩顿首曰：敏言是。皇子潜养西内，今已六岁矣，匿不敢闻。帝大喜，即日幸西内，遣使往迎皇子。使至，妃抱皇子泣曰：‘儿去，吾不得生。儿见黄袍有须者，即儿父也。’衣以小绯袍，乘小舆，拥至阶下，发披地，走投帝怀。帝置之膝，抚视久之，悲喜泣下曰：‘我子也，类我。’使怀恩赴内阁具道其故。群臣皆大喜。明日，入贺，颁诏天下。”（《明史·孝穆纪太后传》卷113）

宪宗朱见深自从悼恭太子死后，经常郁郁不乐。一日，宪宗召太监张敏梳发，张敏伏地说：万岁有子。太监怀恩在侧叩头说：皇子养西宫，今六岁。宪宗大喜立刻去西宫，派人到安乐堂迎皇子。纪妃给皇子穿上小红袍，乘小轿抬至宫廷，还留着长长的胎毛，宪宗抱置膝上悲喜泣下取名朱祐樘，立为皇太子，这就是后来的孝宗，臣子们纷纷朝贺。

宪宗十八岁时莫明其妙宠爱一个三十五岁的万贵妃，带来不少麻烦。“恭肃贵妃万氏，诸城人。四岁选入掖廷，为宣宗母孙太后宫女，及长侍宪宗于东宫。机警，善于迎合帝意。”（《明史·后妃传》卷113）“万氏美貌而丰满，每逢宪宗出游，必戎服佩刀侍立左右。帝每顾之，辄为眉飞色舞。其后，挞一宫婢，怒极，气咽痰涌而死。帝辍朝七日。”（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3）

成化二十三年（1487）八月，明宪宗驾崩，皇太子朱祐樘即位，改元弘治，是为孝宗。

弘治皇帝朱祐樘的生母是瑶族土著纪氏，他六岁时其父皇明宪宗才知道他的存在，六岁时生母纪氏被万贵妃毒死，自幼在躲藏中长大，饱受压抑之苦，颇知人世的艰辛。

十七岁，年轻的孝宗皇帝即位后，反其父宪宗优柔容忍的作风，采取一系列行动，整饬腐败的朝政。

孝宗勤于政事，任用一大批正士名臣，常召于内廷暖阁赐茶，论政事，尊重老臣。马文升年高重听，孝宗朱祐樘说话常高声重复使其听清。刘大夏入御榻前议事，跪久欲起不能，即命太监李荣扶送下阶。弘治君臣鱼水成为一时政坛佳话。孝宗也能关心民间疾苦，尝问刘大夏：“天下何时太平？朕如何得如古帝王？”知弊政未革除自责曰：“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称为人主？”（《明史纪事本末》卷42《弘治君臣》）

孝宗节用恤民，曾多次削减朝廷奢侈品的消费，撤掉许多宦官管理的采购机构，与民休息，恢复生产。他自奉甚俭，终身鲜近嫔御。登基前几个月与张氏结婚，即位后立为皇后，琴瑟专一，为明代历史上唯一“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皇帝”。

大臣们感念皇帝的殊遇，竭精尽志协心辅治，朝政清明。朱祐樘尊奉儒家学说，关心百姓疾苦。明孝宗共在位十八年，史书对其多有誉语，与汉文帝、宋仁宗相提并论。明代皇帝太祖、成祖之外，可称者只有仁宗、宣宗和孝宗，弘治皇帝被誉为“中兴之令主”。

弘治元年，孝宗即位整顿朝纲，斥逐奸邪，并下令汰传奉官，右通政任杰等二千余人被罢免，罢遣禅师、国师、真人等一千数百人，处以江夏僧人继晓死刑，道教术士李孜省谪罚戍边后逮捕入狱而死，佞竖梁芳、陈善发往孝陵司香，番僧国师领占竹等悉被革职，先朝妖佞之臣，放斥殆尽。太监梁芳“中旨授官累数千人，名传奉官，有白衣躐至太常卿者。谪居南京，寻下狱。”（《明史·梁芳传》卷304）

万安，四川眉州人，成化五年（1469）入内阁参机务，“安无学术，既柄用，惟日事请托，结诸阉为内援，时万贵妃宠冠后宫，安因内侍致殷勤，自称子侄行”。巴结万贵妃当上阁臣，孝宗在宫中查得一箱万安进房中术奏章，遂罢免其官职，万氏家族成员及其爪牙皆罢去。“帝一日于宫中得疏一小箧，则皆论房中术者，末署曰‘臣安进’。帝命太监怀恩持至阁曰：此大臣所为耶？安愧汗伏地，不能出声。”（《明史·万安传》卷168）

弘治元年三月，吏、兵二部把两京文武大臣、在外知府守备以上官员姓名贴在皇宫文华殿墙壁，“有迁罢者，易以新除。”吏部、都察院，“考察进退人才，务得实迹以闻。”（《明通鉴》卷38）

弘治时期形成了“明多君子”的盛况，李东阳、王恕、马文升、刘大夏、刘健等人堪称名臣。

李东阳，湖南茶陵人。四岁便有神童之名，能写直径一尺大字。景帝闻之召见，过门限，太监云：“神童脚短。”李答：“天子门高。”当面试之，工整写大字“龙凤龟麟”，笔力遒劲。“四岁能作径尺书，景帝召试之，甚喜，抱置膝上，赐果钞。后两召讲《尚书》大义，称旨，命入京学。天顺八年，年十八，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侍讲学士，充东宫讲官。”（《明史·李东阳传》卷181）

王恕，陕西三原人，“侃侃论列无少避，应诏陈言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皆力阻权幸。天下倾心慕之，遇朝事有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则又曰‘公疏且至矣’。时为谣曰：‘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孝宗即位后，致仕家居的王恕被召入为吏部尚书，以身任国事，“先后以灾异条七事，以星变陈二十事，咸切时弊”。弘治六年，王恕引荐人才有耿裕、彭韶、何乔新、周经、李敏、张悦、倪岳、刘大夏、戴珊、章懋等，“皆一时名臣。他贤才久废草泽者，拔擢之恐后。弘治二十年间，众正盈朝，职业修理，号为极盛者，恕力也。”（《明史·王恕传》卷182）

马文升，湖广均州人，“有文武才，长于应变，朝端大议往往待之决。”弘治二年，任兵部尚书。弘治十四年，任吏部尚书，凡十三年。“尽心戎务，于屯田、马政、边备、守御，数条上便宜。国家事当言者，即非职守，亦言无不尽。”（《明史·马文升传》卷182）

刘大夏，湖广华容人。成化初，“除职方主事，再迁郎中，明习兵事，曹中宿弊尽革。所奏复多当上意，尚书倚之若左右手。”弘治六年，任右副都御史，治河东西南张秋。弘治十五年，拜兵部尚书。“大夏每被召，跪御榻前。帝左右顾，近侍辄引避。尝对久，惫不能兴，呼司礼太监李荣掖之出。”（《明史·刘大夏传》卷182）

孝宗即位后，广开言路，臣子纷纷上书。史载，“是时上更新庶政，封章旁午，言路大开”。（《明通鉴》卷36）封章，明代大臣凡上皇帝奏章皆开封，如有言机密大事则用皂囊封包。旁午，交错纷繁。

正统以来，皇帝与大臣见面很少，对大臣的了解“未免以直为枉，以枉为直”。弘治元年，吏部尚书王恕上疏“日御便殿，宜召诸大臣，与之讲论治道，谋议政事，或令转对，或阅其章奏。”（《明通鉴》卷36）遂增“午朝”，每日左顺门召臣。都御史马文升陈时政十五事云：“节费用以苏民困。一应供应之物，陛下量减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嘉纳之，悉施行。”弘治二年十一月，左侍郎倪岳上疏：“当今民日贫，财日匮，宜节俭以为天下先。”“减斋醮，罢供应，省营缮。”明孝宗“俱采纳焉”。（《明史纪事本末》卷42）

弘治十年，孝宗游玩后苑，侍讲学士王鏊“进讲文王不敢盘于游畋，反复规切，上为动容”。孝宗曰：“讲官所指，殆为若辈，好为之！”（《明史·王鏊传》卷181）

弘治十四年八月，大学士刘健等因缺军饷上言：“光禄岁供增数十倍，诸方织作，务为新巧，斋醮日费数万，太仓所储，不足饷战士，而内府取入，动四、五十万。宗藩、贵戚之求土田、夺盐利者，亦数千万。”“财安得不匮！愿陛下绝无益之费，躬行节俭，为中外倡。”成化年间，光禄寺增加坐家长随八十余员，传添汤饭中官百五十余员。“天下常贡不足于用，乃责买于京师铺户。”物价却并不及时支给，商人负累不堪。明孝宗即减光禄寺供奉，恢复弘治元年的标准。兵部尚书刘大夏求改革，明孝宗乃下令“裁减中官，岁省银八十余万。”（《明通鉴》卷39）

弘治十八年三月，户部主事李梦阳上书指斥弊政，揭发张皇后两个弟弟张鹤龄和张延龄仗势，“骄肆，纵家奴夺民田庐，篡狱囚，数犯法。（弘治）帝遣侍郎屠勋、太监萧敬按得实，坐奴如律。敬复命，皇后怒，帝亦佯怒。已而召敬曰：汝言是也。赐之金。”（《明史·张峦传》卷300）孝宗支持所奏，严惩张皇后弟弟犯法。

杨廷和在弘治朝开始崭露头角。弘治二年（1489）任检讨满九载，升翰林院修撰，参预修撰《宪宗实录》。副总裁史学家丘濬，对杨廷和所录选大章奏名臣传“以为良，不能易也。”弘治四年，《宪宗实录》修成，升杨廷和翰林院侍读。

皇太子朱厚照生于弘治四年（1491）九月二十四日，为张皇后所生第一子，叫嫡长子。明朝最重立嫡制度，故此子一生下来就具备了做皇太子的资格。弘治七年，张皇后又生第二子朱厚炜，可惜此子不过三岁便夭折了，朱厚照变成独生子。“皇太后张氏以弘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生，孝宗之在东宫也。皇太后已册为妃，上生论者谓前此三朝皆非立嫡，而上乃出自椒寝庆钟轩龙，其生所值支辰为申，酉，戌，亥，连如贯珠，又与圣祖高皇帝类，莫不欣欣相贺。曰：吾君有子矣。”（《明武宗实录》卷1）

朱厚照所生支辰顺序连贯，此子降生有天子之命，生亥年，生申月，生酉日，生戌时，正好与明太祖朱元璋一样，申、酉、戌、亥，连如贯珠，臣民欢欣鼓舞。

弘治五年三月初七日，敕书赐皇子名厚照，初八立为皇太子，大赦。杨廷和受皇帝青睐平步青云，逐年高升，任“经筵讲官”。（明·熊过《杨少师石斋先生墓表》）

弘治八年（1495）二月，皇太子出阁就学，按照明朝皇家惯例，要从翰林院众学士中选择太子的老师。御史郭维奏选正人为太子师，首荐杨廷和等七人，孝宗传令必得其人。

弘治九年，杨廷和“进左春坊左中允”。“壬子，充经筵讲官。”（明·焦竑《国朝献征集录》卷15）

弘治九年三月二十一日，皇太子已到加冠年龄，是日行加冠礼于文华殿。

明代皇帝学习有两种：一种是“日讲”，另一种是“经筵”。又称大小经筵。大经筵，正统初，所定一月三次。小经筵，又称日讲，皆常服从进讲。必于圣贤经旨，帝王大道，以及人臣贤否，政事得失，民情休戚，讲之明而无疑，乃行之笃而无弊。举行日讲时，只用讲读官和内阁大臣侍班。春讲自二月至端午，秋讲自八月至冬至，一般逢单日举行。

大经筵“会讲礼仪：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会讲，先期司礼监官陈设御案如前，至期候上御文华殿，侍卫、侍仪执事进讲礼同，但各官止行叩头礼。是日各官俱青素衣服供事，侍班官内阁、六部、都通大詹事府、翰林院、国子监、光禄寺、五府、锦衣卫、鸿胪寺、六科、太常寺、讲书官、詹事、祭酒、学士、谕德、侍读、编修、展书官、翰林院修撰编检等官八员、写讲章并起止官（两班轮流）、中书等官八员、执事官、鸿胪寺堂上官一员、锦衣卫堂上官一员、侍仪御史二员、给事官二员、鸣赞序班八员、侍卫将军二十员。”（明《礼部志稿》卷64）

弘治十一年三月初三日，《明孝宗实录》载皇太子出阁讲学情形：

一 是日早，内侍设书案于文华殿内东，礼部鸿胪寺执事官于后殿行四拜。礼毕，鸿胪寺官请皇太子升文华殿导引至殿升座，三师三少并宫僚以次序于丹陛上行四拜礼，从殿左右门入分班东西立，通事舍人以书案进，内侍展书侍读官进读。读毕，侍讲官进讲。讲毕，通事舍人撤案各官叩头退。

一 每日讲读常仪。早朝后，皇太子出阁升座，内侍以书案进不用侍仪执事等官，惟侍班侍读等官入，行叩头礼毕分东西向立，内侍展书先读《四书》，则东班侍读官向前伴读十数遍退复原班。次读经书或史书，则西班侍读官向前伴读亦然，务要字音正当句读分明。读毕，内侍撤案各官退。至巳时，侍班侍读讲及侍书官俟皇太子升座毕，入仍东西向立，内侍展书先讲早所读《四书》，则东班侍讲官进讲一遍退复原班。次讲所读经史之书，则西班侍讲官向前进讲亦然，务要直言解说明白易晓。讲毕，内侍收书讫各官叩头退。

一 习字，春、夏、秋月，每日写一百，冬月每日写五十，笔法点画务要端楷。

一 每日午膳后，从容游息或习骑射。

一 每日夜读本日所授书各十数遍，至熟而止。

一 凡读书三日后一温，须背诵成熟。遇温书之日，免授新书，讲官通讲须晓大义。

一 每日授书起止，预先一日，校书官开写帖子进呈。

一 凡遇朔、望及大风雪雨、隆寒盛暑，暂停讲读、写字。

一 每日合用侍班官二员、讲读四员、侍书官一员、校书官一员。（《明孝宗实录》卷135《皇太子出阁讲学仪注》）

弘治十一年，皇太子已八岁应就学，叫“出阁讲学”。三月初三日，皇太子在文华殿正式出阁讲学，即出阁读书。首次仪式颇为隆重，孝宗于文华殿门外之西耳房赐御酒珍膳，宴劳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三师，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三少，并讲读官等，于文华殿门外西耳房，各赐宝钞有差。

皇太子乃是储备皇帝，称为“国本”，如何修德进学，关系日后治道甚大。皇太子读书侍从之官皆经严选，左中允杨廷和、右中允张天瑞、左赞善费宏等充讲读官，其余编修兼校书靳贵等俱更直供事。大学士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提调各官讲读，这些人多是明经行修之士，堪为太子之傅。

讲读的内容是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和《孟子》，及经、史。一般上午先读，下午再讲。除读书之外，皇太子还必须练字，有专门的侍书辅导，春、夏、秋三季每天写一百字，冬天每天写五十字。因此，汇集天下之英才对皇太子进行教育，武宗从八岁出阁讲学到十六岁即位，接受了八年非同寻常的教育。

“每日早、午安坐讲筵，细听讲官授书，容仪庄重，未尝随便，讲官退下，则必作礼致敬，次日掩卷诵所授书皆熟。不数月，凡左右讲读官，都能识其姓名，讲读官偶然不到，必询问左右，某先生今日安在？若遇孝宗来到讲所，即率官僚趋走迎送，举止有度，问安视膳，恭谨无失，孝宗深为欢心。”（《明武宗外纪》）

杨廷和讲书深入浅出，引用不少事例，很适合儿童口味，朱厚照听得专心。杨廷和升为左春坊左中允，担任皇太子的老师，这是他一生中一个难得的机遇，也是日后升迁的一个重要契机。并不是太子的老师在太子即位后都可以获得高位，但最高的职位往往在自己老师中选任。

孝宗皇帝勤政，无日不视朝，遇雨雪传免，体恤臣下，仍令有事衙门堂上官，由廊庑升奉天门奏事。或召二三大臣参决政事。一时得人甚盛，正人满朝，政事多所兴革，有“治世”之称，“比隆三代”。自己也善于颐养，体稍不适，即诵诗云：

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还将心自医。

心若病时身亦病，心生元是病生时。

（明·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1）

弘治十年（1479），杨廷和任《大明会典》总裁官。《四库全书总目》云：“《大明会典》，一百八十卷，弘治十年奉敕撰，十五年书成。正德四年重校刊行，总裁官李东阳、焦芳、杨廷和，副总裁官吏部尚书梁储。”（《四库全书总目》卷81《史部》）

弘治十一年八月，杨廷和“戊午，主试顺天，所录多名士，刊文至今名之。”（明·焦竑《国朝献征集录》卷15）杨廷和主持顺天府乡试，所取多名士，天下至今程其文。四川射洪杨最为该科“诗魁”。

弘治十二年（1481），潼川府遂宁县重修学宫告竣，户部郎中王勤、监察御史黄珂、余本邀请杨廷和撰文记之。遂宁位于四川盆地中部，涪江中游地区，古蜀国繁盛地区。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前316），灭蜀国建蜀郡，遂宁为蜀郡所辖。西汉时遂宁属广汉郡，唐代为遂州，北宋为遂宁府，明洪武属潼川府遂宁县。遂宁广德寺开山阐教，高僧辈出，主领川、滇、黔，获历代帝王敕封，誉为西来第一禅林、观音文化之乡。

杨廷和《遂宁重修学宫记》：

遂宁在唐、宋为府为州，废置不一，其改为县则自国初始。学宫之设，亦自唐以来有之。初建城南，既改而东。宋嘉泰中，又迁之书台山下，今礼殿遗迹尚存，胜国时创建讲堂及稽古阁，既而残于兵。洪武四年，知州事者复之，历宣德、景泰间修葺者，再至于今弘治己未，又几五十年矣。治之不时，日久于蔽，诸生私忧之。因教谕戴显、张彬、梁性以白于巡按御史曾君禄令改为之。仍许以公帑余材给其费，会武陵丁侯护以乡贡、进士来知县事，概然以为己任曰：是邑令之志也。不得以厉民为辞，复请于巡按御史姚君祥得报。如曾之初，丁侯以公帑不足办，亟捐俸为之。倡参佐以下而攻木者。某山石可础可甃，以属而砖攻石者。某土可陶，某林可薪，以属而砖埴者，取于官则优其力，取于民则优其直，心画指授如营其家。乃饰礼殿及于庙庑门于其前棂星、岩丽、复饰、讲堂翼以两序舍于其旁。师有安宅稽古之阁，尊经之亭，增卑为崇，廓隘而宏，亦再逾年。予不佞不敢为他辞，请征诸遂之故，因指堂下之柏而言曰：是遂之先正、张九宗实亲植之，以遗于今者也。夫一草木之微，于学事无或损益者，徒以其贤者之手泽也。然且爱之不忍去也。况今日之所诵说者，孔氏之遗经，圣贤传授心法之所在，用之修己治人，无往而不为益者。而徒假之以取荣，而终弃之可乎。遂之先正又有传公耆者，常受业濂溪之门与闻性命之说，晦翁亦有慕焉。而属其门人度正以访于其子孙，今其流风余韵，或者尚在也。顾无有闻之而兴者乎？凡此皆圣贤之所以为教，而诸生之有事焉者，若徒以科第而已，则自唐以来遂之题名于石者，毋虑数十百人，而何其声烈之不尽传于后也。于是遂之仕于朝者，户部庚聍王君勤、监察御史黄君珂、余君本实具述其兴事本末，并丁侯之言以告我，请书于石，遂为之记。（清《四川通志·学校》卷78）

学宫，古代地方政府举办的学校，官学。学宫与孔庙结合成为文庙庙学，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场所。杨廷和高度评价遂宁：“之设学宫，亦自唐以来有之。”

弘治十二年正月，杨廷和原配黄氏夫人卒于京，赠一品夫人，其子升庵年十二，极大悲号，废食骨立。二月其父杨春致仕，三月归至丰都，夫人叶氏道卒。廷和闻讣，即携升庵驰驿而归，回乡守制。弘治十四年杨廷和服阕，携升庵北上复职。弘治十五年廷和以侍讲满考，适修会典成，吏部拟升左春坊大学士。孝宗遣中使问，非辅位不系是衔，且虚久矣，今吏部拟官误也。大学士李东阳向孝宗推荐杨廷和，说：“其人资望两隆。且东宫侍讲，启沃有年，纂述之功，亦异流辈。”孝宗说：“朕亦久知其人。”遂升为日讲官，命阐经论政，对其恩宠有加，赐予多逾常礼。“一日，上御膳罢，即以御前馔颁赐。”（明·杨志仁《杨公廷和行状》）

杨廷和的才干和官声在弘治时已誉满朝堂。“修文讲读，声誉茂藉，时辈视之，若麟角凤毛然。”（明·赵贞吉《杨文忠公神道碑》）

弘治十三年（1482）秋，成都杜工部草堂重修落成，杨廷和应成都府同知吴延举之请，为文记之。草堂位于成都浣花溪畔，为唐代大诗人杜甫流寓成都故居，曾在此居住近四年，创作诗歌240余首。唐末诗人韦庄寻得草堂遗址重结茅屋，宋元明历代都有修葺扩建。建筑古朴典雅、园林清幽秀丽，为最具特色的杜甫行踪遗迹，中国文学史上的圣地。

杨廷和《重修杜工部草堂记》：

成都草堂，唐杜子美旧居之地也。堂楼废矣，辄新之者，重其人也。子美出处，具在本传，堂之兴废，亦各有记载，不复以云。今日之举，则巡抚都御史钟公蕃倡其议，巡按御史姚公祥主其成，而郑公弘协其谋也。既成，成都府同知吴君廷举以书与图来，属予记之。盖翘然而起临于官道者为门。门之后为祠三楹，遗像俨然，春秋之所有事焉者也。祠之改作，钟公实委郡僚任之。祠后为书院，楹如祠之数，屋其左右各称是。引水为流，横绝其后，桥其上以通往来，于其前门焉榜曰：“浣花深处”。进于是则草堂也。堂故在院之前，来游者杂然欢哗，弗严也，姚公乃合易置之，院后隙地尽以属之堂，而规制益宏矣。堂之左右，亦各为屋三楹：其东则选释氏之徒居之，以奉祠之香火；其两则礼神之器与延宾之具皆贮焉，缭以周垣，廉隅有截。又其东偏为池，引桥下之水注其中，菱莲交加，鱼鸟上下相乐也。名花时果，杂植垣内，盆池楚楚，离列其间。其外则树以桤柳，像子美之旧也。经始于弘治庚申之春，断乎于其年之秋。财不费而功侈，民不劳而事集。凡此皆吴君图之，而受之姚公者也。夫世称子美者概以为诗人，愚尝不满于是，以谓诗道之成极于子美，而子美之重于人者则不独诗也。

唐三百年间，文章之士毋虑数十百人，而祠于后者仅可指数。李白之于采石，韩愈之于潮州，是其表著者。他若襄阳之孟亭、建州之梨山之类，则有知者有不知者矣。而子美之草堂，夫人皆知之，是独以其诗而已哉？蜀自先秦以来，上下数千年间，古人通祀者才数人，若秦之李冰，汉之文翁、孔明，宋之张咏，皆以功德流远，比于甘棠，是以蜀人若是其慕之也。至若许身稷契，则亦自其所能为者言之。观其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之语，则其出处亦略可知。史家不能得其所存，而疑其议论，漫谓之高而不切。志其墓者亦不过称之为文先生耳。呜呼！此何足以知子美哉。不知于当时，乃知于后世，一世之短，百世之长，子美之名若草堂，虽与天壤俱存可也。今日诸公之举，尊贤厉俗，其于风教，岂曰小补之哉！诸公之蜀，皆卓有风烈，可传于后，记为草堂作也，故不具述，董是役者，自成都府检校崔塘而下，其姓名皆列于碑阴。（明天启《成都府志·艺文志》卷43）

《杨文忠公年谱》：“弘治十三年庚申，按《全蜀艺文志》，是年公撰《重修杜工部草堂记》。”杨廷和称赞重修草堂“尊贤厉俗”，有益社会风化。“而子美徒以羁旅困穷之人，轩然与之并，是诚不独以其诗也。盖子美之为人，孝友忠信，大节具备，读其诗，考其素履，一一可见。”杨廷和长子杨慎《草堂寺》诗云：“劫毁栾巴火，碑失周颙字。试问坐禅僧，犹记梁朝事。”（明天启《成都府志·艺文志》卷43）

“弘治十六年三月，杨廷和升左春坊大学士兼侍读学士。”（《明孝宗实录》卷197）“仅杨廷和一任之后，不复设。”（《明史·职官志二》卷73）

弘治十八年（1505）二月，杨廷和同太常卿张元贞主会试，举人崔铣考卷分于刑部主事刘武臣名下，疑其深沉未录取。杨廷和子杨慎见而奇之以呈廷和，遂擢诗魁。崔铣得知，称升庵为“小座主”。“弘治乙丑，杨石斋主考礼闱，子升庵与俱。时崔仲凫铣试卷，分刑部主事刘武臣，疑其深刻未录，升庵见而奇之。以呈石斋，遂擢诗魁。崔以小座主称焉。时年十八。”（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7）

弘治十八年“五月，帝不豫。庚寅，召大学士刘健等受顾命。健等入乾清宫，至寝殿，上便服坐榻中，健等叩头，上令近前。健等直叩榻下，上曰‘朕承祖宗大统，在位十八年，三十六岁矣。乃得此疾，殆不能兴，故与诸先生相见时少。’健等曰：陛下万寿无疆，安得遽为此言？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强也。’因呼水漱口。掌御药太监张愉劝上进药，不答。上又曰：‘朕为宗祖守法度，不敢怠荒，然亦诸先生辅助之力。’因执健手，若将永诀者。上又曰：‘朕蒙皇考厚恩，选张氏为皇后，生东宫，今十五岁矣，尚未选婚。社稷事重，可即令礼部举行。’皆应曰：诺。时诸内臣罗跪榻外，上曰：‘受遗旨。’太监陈宽扶案，季璋捧笔砚，戴义就前书之。上曰：‘东宫聪明，但年幼，好逸乐，诸先生须辅之以正道，俾为令主。’健等皆叩首曰：臣等敢不尽力。诸臣出。翼日，上崩。”（《明史纪事本末》卷42《弘治君臣》）

弘治十八年五月初七日，孝宗召皇太子至前，面谕再三，勉励太子务守祖宗成法，孝奉两宫，进学修德，任贤使能，节用爱人。孝宗望子心切，谆谆告诫，一片苦心，无奈为时已晚，是日午刻，孝宗驾崩。孝宗发病至死仅八天，祈雨立庭受风寒感冒而已，不料数日便高热鼻血，遂成不治之症。一代英主朱祐樘病逝于乾清宫，得年仅三十六岁。

明人徐学聚《国朝典汇》载：弘治十八年五月，明孝宗“以祷雨斋戒偶感风寒，命有司礼监，太监张瑜与太医院议方药。瑜私与文泰和不请诊视，辄用药以进，继与钦及院判方叔和医士、徐吴等进药，皆与证乖。上遂崩。时太监李荣审录，瑜等俱以误用御药系狱，荣承内意，谓可矜疑。”

明史学者谷应泰曰：“孝宗之世，明有天下百余年矣。海内乂安，户口繁多，兵革休息，盗贼不作，可谓和乐者乎！而孝宗恭俭仁明，勤求治理，置亮弼之辅，召敢言之臣，求方正之士，绝嬖幸之门。却珍奇，放鹰犬，抑外戚，裁中官，平台暖阁，经筵午朝，无不访问疾苦，旁求治安。当是时，冰鉴则有王恕、彭韶；练达则有马文升、刘大夏；老成则有刘健、谢迁；文章则有王鏊、丘浚；刑宪则有闵珪、戴珊。上所好者，下有甚焉。雍雍济济，斯为盛矣！”“闻帝与张后情好甚笃，终身鲜近嫔御，琴瑟专一，出自掖庭。玄鸟呈祥，遂在中宫，尤古今仅事云。”（《明史纪事本末》卷42《弘治君臣》）

弘治中兴之光照射十八年，这时期政治比起前后几朝，相对来说要清明得多。《明史·孝宗本纪》赞曰：“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易》曰：‘无平不陂，无德不复，艰贞无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

弘治朝君臣的励精图治，共襄国是，社会矛盾得到缓和，出现了一个相对安定的时期，在明代前期发展的基础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都呈现出兴盛景象。

明代弘治皇帝朱祐樘统治的十八年与“仁宣之治”并称，誉为明代三百年历史的辉煌时代，史称“弘治中兴”。（《明史·孝宗本纪》卷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