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时期的收藏面貌

蒙元少数民族入驻正统中原不足百年，因根基不牢、执政经验欠缺、传统文化价值观偏差和腐败蔓延等导致了其灭亡的必然结果。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一方面减轻农民负担，恢复社会的经济生产，另一方面，改革元朝留下的糟糕吏治，惩治贪污的官吏，确立里甲制，配合赋役黄册户籍登记簿册和鱼鳞图册的施行，落实赋税劳役的征收及地方治安的维持。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史称“洪武之治”。朱元璋平定天下后，虽然大封功臣，但由于性格多疑，对许多有功之臣有所猜忌，设立最强大的“锦衣卫”特务机构，进行一系列监视活动和诛杀，中央集权程度达到历史高点，从而保障了皇权的稳固。

明代时期，文物的收藏和研究没有间断。朱元璋北上灭掉元朝，当时由徐达亲自率兵查封元代内府书画典籍，全盘接受元末未曾带走和未销毁的文物。洪武时内廷有稽察司监管文物，由太监掌管，凡是俘获或献缴的法书名画，统归稽察司保存，传世书画在右下角钤稽察司半印者，都是明廷收藏过的明证。明宣宗朱瞻基酷爱绘事，延揽各方艺士，风气为之一振。而明朝中期的几个皇帝大多无鉴藏书画的嗜好。嘉靖以后，因为军饷不足，甚至把内库珍品出卖给富商豪强。明代内廷书画的装裱，看不出有一定明显的式样。

明早期藏品钤“稽察司”半印，自宣德之后，或者上钤“广运之宝”,“万历之宝”也偶尔一见。但此后明内府对于书画收藏的管理却远不如前朝。首先，明代并没有一个像元朝“奎章阁”这样的以鉴藏书画为职责的机构。其次，在不同阶段，内府收藏都有不同的原因，以不同形式流散出去的文物相当严重。明初时皇帝以内府收藏赏赐功臣和蕃王也非常频繁。比如，晋王朱棡、鲁王朱檀、黔宁王沐英家族的收藏中都有不少文物是皇帝的赏赐物。到了中期，明宣宗和明神宗虽然重视文物收藏，但宦官猖獗盗取内府书画的情况时有发生。据沈周《客座新闻》里记载“成化末，太监钱能、王赐在南都，每五日舁书画二柜，循环互玩”便是例证。

而嘉靖、万历朝由于库银空虚，又出现了以内府藏书画充当俸禄分发给朝臣的所谓“折俸事件”，又一次致使大量书画流向民间。在明代统治的280多年中，收藏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皇室不太重视，民间私藏比较重视的局面。与此恰恰相反，权臣中私人收藏则以严嵩、严世蕃父子最为著名，士大夫阶层中，杨士奇、沈周、姚绶、吴宽、文徵明、韩存良、项子京、董其昌、王世贞等大家名族，大有其人讲求鉴藏之学，对流传中的书画讲求鉴别保藏。明代社会上的收藏根据沈振辉先生《明代私人收藏家百例辨析》一文中统计有100多位，其中最著名的有以下诸位。

收藏和研究古陶瓷，元末明初的曹昭是必须提及的人物。曹昭，字明仲，松江人。其父曹真隐博雅好古，收藏大量法书、名画、彝鼎尊壶以及古琴、古砚等。他幼年随父鉴赏古物，并悉心钻研，鉴定精辟，后撰有《格古要论》三卷，对古铜器、书画、碑刻、法帖、古砚、古琴、陶瓷、漆器、织锦和各种杂件，论述其源流本末，剖析真优劣，古今异同，共13类。此书成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为存世最早的文物鉴定专著，历代文物鉴赏家均甚重视。明景泰年间，经王佐增补为13卷，名为《新增格古要论》。曹昭最大的贡献就是对古代收藏鉴赏及辩伪方面进行不同程度的整理和论述，可以说是明代之前真正意义上的一部全面的鉴赏指导著作，被后世一直引用和推荐。

明代早中期的杜琼（1396～1474），字用嘉，自号鹿冠道人、东原耕者，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书画家和收藏家，晚年居于东原（今山东东平一带）。当时书画界和收藏界称杜琼为“东原先生”。他博学古今，能诗文，工画山水，笔墨苍秀遒劲，开吴门画派先声。杜琼性情淡泊，即便荐举也皆辞不就，算是“博综古今”的清雅志士。因喜好收藏，并具备一定的收藏规模和鉴赏能力，他享有明初“南原俞琰、笠泽虞堪、庐山陈继先、东原杜琼”四大收藏家盛名。人们评价他“自景泰以后，俊民秀才、汲古多藏，以杜东原为首”。杜琼家有藏室“三友轩”，交友、藏书、藏书画，并研究和作书画自得其乐。

明成化至嘉庆年间的华夏，号中甫、东沙子、东沙居士，江苏无锡人，明代中期著名鉴藏家，斋名“真赏斋”。华夏鉴定书画的能力很强，有“江东巨眼”之称。其书画收藏品级之高、质量之精，在当时收藏领域中都是屈指可数的。华夏钤盖在其书画收藏品上的印记主要有：“补安居士”“锡山华氏”“补安家藏印”“华夏”“宜子孙”“华氏剑光阁珍藏印”“真赏”和“真赏斋鉴”等印章。

明代中期的项元汴（1525～1590），字子京，号墨林，别号墨林山人、墨林居士、退密庵主人、退密斋主人、惠泉山樵、墨林嫩叟、鸳鸯湖长、漆园傲吏等，浙江嘉兴人，历代书画界和收藏界名气很大。为项忠后裔，著名收藏家、鉴赏家。家以善治生产而富。工画墨竹、梅花、兰草，颇有逸趣。精于鉴赏，好收藏金石遗文，法书名画，其“天籁阁”藏书皆精妙绝伦，每遇到宋刻，即邀请文彭、文嘉兄弟共同鉴赏。当时越中藏书家，当以嘉兴项元汴、鄞县范钦为首。收藏书画钤有“世济美堂”“墨林山房”“传家永金”“神游心赏”等。项元汴曾获一古琴，上刻“天籁”两字，故将其储藏之所取名天籁阁、并镌有天籁阁、项墨林等印，经其所藏历代书画珍品，多以“天籁阁”等诸印记识之，往往满纸满幅。项氏以天籁阁名传后世，阁早已毁。今城区建设街道天籁里即以天籁阁命名。如今被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国宝唐李白“上阳台帖”，即经他当年收藏，并加盖“墨林项季子”藏印。在他所收的伊英《秋江独钓图》上，还钤一白文闲章“西楚王孙”，自诩楚霸王后裔也。常见主要印记有“项元汴印”“子京”“李项氏世家珍玩”“神品”等。其部分藏品为睢阳袁枢（袁可立之子）递藏。清代初期，清兵南下后攻取江南，项元汴的藏书，被汪氏乘人之危所掠夺用作其兄笃寿，汪氏其兄非常富有，也喜好收藏，家有“万卷楼”藏书阁。

明代的沈云鸿，字维时，明书画收藏家，长洲人，著名画家沈周之子。因家学渊源，故有藏书万卷，名画收藏百轴之巨。沈云鸿主要收藏古籍善本，求购和搜集名家书画更是倾囊以购。所藏之书，校雠尤勤。他告诫后人：“勿以藏书、画弃货财，必不易散，若能读之，则吾所遗产厚矣。早逝，先于父而卒。”这则告诫，普遍反映收藏家的心声，对后世“藏不为财不易散，藏而研究修性情”起到很大的启示。

明代晚期的汪砢玉（1587～?），字玉水，号乐卿，自号乐闲外史，收藏家、书画家，古秀水（今嘉兴）人，一说为徽州（今安徽歙县一带）人。寄居秀水。崇祯时期，官至山东盐运使判官。自幼受父亲影响，喜好收藏。其父汪爱荆也爱好收藏，与明代著名收藏家项元汴交往密切，并为同道好友。家中建“凝霞阁”，收藏古籍善本、字画和其他。史料记载“藏富于一时”。汪砢玉继承家业后，更又广为搜罗古籍和字画，另外置“莲登草堂”“韵石阁”等。并在闲暇之余，就其所藏所闻，收录并评记所见书画之得失等撰写而成《珊瑚网》，于崇祯晚期成书刻印，朱彝尊称其堪与《清河书画舫》和《真迹日录》并驾齐驱。

明代晚期的孙承泽（1593～1676），字耳北，一作耳伯，号北海，又号退谷，一号退谷逸叟、退谷老人、退翁、退道人，山东益都人，世隶顺天府上林苑（今北京大兴人），政治家、收藏家。明崇祯四年（1631）中进士。官至刑科给事中。清顺治元年（1644）被起用，历任吏科给事中、太常寺卿、大理寺卿、兵部侍郎、吏部右侍郎等职。著有《春明梦余录》《天府广记》《庚子消夏记》《九州山水考》《溯洄集》《研山斋集》等40余部著作，多传于后世。其故宅为今“后孙公园25号”，寓号“研山堂”，内有“万卷楼”。孙承泽喜好收藏，精于鉴别书画。他的收藏活动，是与他的宦海生涯并行的。在退居以前，政务之余，就开始收集和研究书画。他所收藏的书画名作，有的在明朝灭亡后得自于明朝大内流出的藏品，有的为朋友相赠，但大多数为自己倾尽财力所购求。他的收藏印记，在流传至今的书画作品中，仍可见到20余方。目前所见姓名章有7种：孙氏、孙承泽印（5种）、承泽。隐居西山退谷后所用的收藏印记有8种：深山闭户、退翁（2种）、退谷、退谷老人、退谷逸叟等。孙承泽在自己喜欢的书画上，多作题跋，叙之流传或记之由来，抑或抒发感慨。这为作品的流传提供重要的历史证据。

明末的胡正言，字日从，书画家、收藏家。原籍安徽海阳（今休宁），迁居金陵（今南京）鸡笼山。官至武英殿中书舍人。对“六书”有精深的研究，并精于篆刻、绘画、制墨等各类技艺。因住宅中有绿竹数株，名其书室曰“十竹斋”。刻有《六书正伪》《千六六书统要》《牌统孚玉》等10余种。又嗜好藏书与刻书，所刻书版本极为精美。收藏书画作品很多，著有《十竹斋雪鸿散迹》《印存初集》等。天启七年（1627）辑《十竹斋画谱》，创造彩色版画版型，为中国出版史上一大成就。崇祯十七年（1644）辑《十竹斋笺谱》。鲁迅、郑振铎称《十竹斋画谱》为明代士大夫“清玩”的代表之作。

明末的梁清标（1620～1691），字玉立，号棠村、蕉林、苍岩，直隶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人，明崇祯十六年进士，清顺治元年补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历任宏文院编修、国史院侍讲学、詹事府詹事、礼部左侍郎、吏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刑部尚书、户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等职。著有《蕉林诗集》《棠村词》等。徐世昌对其的评价在《大清畿辅先哲传》曰：梁清标雍容闲雅，宏奖风流，一时贤士大夫皆游其门。每退直，日抱芸编，黄阁青灯，互相酬唱。搜藏金石文字书画鼎彝之属甲海内，明时睢阳袁枢（袁可立之子）家藏《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等精品尽入其藏。领袖词林数十年，岿然为距人长德。教子弟，家法醇谨，虽步履折旋进退，必合规矩。梁清标之诗，枕籍经史，不以一家名，庄而不佻，丽而有则。其作于明季者，多感慨讽刺之言，及入清朝，则飒飒春容之音，为台阁中钜手。尤工倚声，论者比之吴伟业。申涵光更是在《蕉林集诗序》这样说道：“吾读大司马玉立先生之诗，盖真善折中而无所偏者。先生累世卿相，早年谢策，为近贵臣，可谓得志通显矣。乃一切无所好，好读书，牙签万轴，手自雠校，时时引我辈布衣为文字之饮，耳热剧谭，纵横千古。然叩其集，辄唯唯，间出一二篇，皆高浑壮丽，如盛唐早朝诸作。叩其全，复唯唯，以为先生拒我欤。已而有知，先生实未始刻其集。嗟乎，即是而先生之人之诗皆可知矣。……先生以诗名二十年而全集未出，其退然若不足，非有道者能之欤。今秋来都下，始示我蕉林集，盖亦简十之二三而刻之者。……滹沱恒岳之间多伟人，其诗文莽莽汩汩，得山川之助，读蕉林诗，亦可以得其概矣。”

明末的袁枢（1600～1645），字伯应，号环中，又号石。中国明代书画家、收藏鉴赏家、诗人。他的父亲是兵部尚书袁可立荫官户部郎中，官至河南布政司右参政、大梁兵巡道，崇祯末于其父故袁尚书府第开府治事。曾藏有董源的《潇湘图》，上有袁枢跋一，钤“袁枢私印”“袁枢之印”“睢阳袁氏家藏图书记”“明袁枢鉴赏书画印”等，自跋“崇祯十五年十一月得于董思白年伯家，原值加四帑焉”（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南宋拓本《松桂堂帖》，为宋刻法帖精品，钤“明□台袁伯应家藏图书”“袁赋谌鉴赏印”,1995年经日本人捐献，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夏山图》中缝钤“袁枢收藏印记”（今藏上海博物馆）;《溪岸图》（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巨然《萧翼赚兰亭图》钤“袁枢之印”（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层岩丛树图》钤“袁枢收藏印记”，上有王铎为袁枢所作跋语（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秋山图》上有王铎跋语，钤“袁枢明印”“石收藏印信”等（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王维《山阴图》上有王铎为袁枢所作跋语（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及宋《淳化阁帖》（2003年上海博物馆以450万美元从美国回购收藏，见王铎《跋淳化阁帖》）。董其昌为袁枢的父亲袁可立所绘《疏林远岫图》（今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袁节寰大司马像》（今藏商丘），及王铎为其所写《赠袁枢诗册》（今藏美国杨思胜处）；王铎为袁枢所绘《雪景竹石图》已收录在《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中，成为山东济南市博物馆的收藏精品。袁枢与明末大家多有交往，与年伯董其昌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董其昌卒后，一生最喜爱的“四源堂”四幅名画多归袁枢所有。至今尚藏于安徽省博物馆的16幅《董其昌纪游册》，为董其昌早年作品，世所罕见，也是睢阳尚书袁氏家藏旧物。崇祯乙亥（1635），袁枢为父在家里守孝，遭遇到从商丘败退下来的李自成流民攻城，睢阳卫不堪一击。袁枢破家散财两千金募勇杀敌，擐甲登陴，倡先固守，力战七昼夜，至目生疮，睢州城得以保全。可以说袁枢是明末文人志士的代表性人物。

从明成祖朱棣时期开始，收藏文化逐渐抬头，到明代中期盛行。即便是晚明时期，也有大批文人收藏家涌现。比如董其昌、项元汴、倪瓒、张修羽、朱之赤等。几百年后，这些人依然是无数人顶礼膜拜的对象。他们对当时传世和出土文物的研究与保护，提倡的正确的收藏体系和收藏理念，对后世影响深远。尤其在传世的《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等国宝名作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明代先贤留下的鉴藏钤印，可见他们对传统文化收藏的继承和保护上做出巨大贡献。也为后来大量的清宫旧藏提供重要的藏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