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GURE 人物

郎朗以及他的音乐时代

从美国到瑞士，从荷兰到德国，从南美到北美，到中国，再到法国……2013年对于郎朗来说，注定又是一个忙碌的年份。作为一名职业钢琴演奏家，在光纤亮丽的外表之下，郎朗付出了太多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众多的音乐会和社会活动虽然占据了他的大量时间，但这丝毫不影响郎朗对艺术的追求。他对自己的音乐始终保持着极其苛刻的要求，努力使音乐达到至臻完美的境界。对此，指挥家、柏林爱乐乐团现任艺术总监塞蒙·莱托爵士评价道：“郎朗让我们所有人都体验到了音乐撞击心灵的感觉，他能把如此艰深的技巧完成得如此艺术化，在展示无与伦比的技艺的同时，又让我们非常深入地用心去感受音乐，沉醉其中，他简直拥有不可思议的才能！”正是坚持着这种对音乐的不懈追求，使得郎朗成功与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顶级交响乐团合作，并成为中国音乐家中，与世界顶级乐团合作发行录音专辑最多的音乐家之一。可以说，郎朗的名字已经不再只属于他自己，他是中国钢琴音乐的代名词，也是世界钢琴音乐的代名词。当下，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郎朗热潮”，随着这种热潮不断趋向白热化，从某种程度上说，二十一世纪已经成为中国钢琴家的时代，已经成为郎朗的时代。

回顾往年的历程，郎朗的活动主要分成三个板块：其一是在世界各地举办音乐会，其二是录制音乐专辑，其三是致力于慈善事业。这三件大事似乎已经成为郎朗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举办音乐会是音乐家们的必修课，每位成功的音乐家一生都要举办大量的音乐会，这似乎已经成为音乐界的惯例。音乐会上钢琴家们如鱼得水，信手拈来，看似不费吹灰之力的举动，实际都要在台下付出巨大的努力，承受巨大的压力，郎朗也不例外。事实证明，郎朗通过刻苦的练习，在每一次音乐会上都能完美的地驾驭作品，对每一首作品都能很好地诠释，并得到观众一致的赞誉。2013年3月在美国波士顿，郎朗与指挥大师拉斐尔·弗吕贝克·德·伯格斯（Rafael Frühbeck de Burgos）以及波士顿交响乐团合作演释了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音乐会后，美国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的钢琴教授凯萨激动地说：“郎朗每天的音乐会都有不同的感染人之处，他的艺术创造意识值得全世界的艺术家学习致敬，他能在每一天用不同的创作来打动人们的心灵，这种打动是最深层的。他弹奏出的丰富多彩的音响是当今古典音乐最需要的灵感和技法，他是伟大的艺术创造大师！”5月，郎朗在迪士尼音乐厅与指挥家古斯塔沃·杜达梅尔以及洛杉矶爱乐乐团合作，演奏了柴科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音乐会结束后，《洛杉矶时报》艺术文化板块在头版评论道：“这是一场异常精彩的演出！郎朗在柴科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中融入了充满个性的理解，而杜达梅尔也配合得非常默契。郎朗那种开放性思维的创新让人觉得非常奇妙。”“到目前为止，世界上一切顶级的媒体都证明了郎朗非凡的技巧和富有天赋的表演才能。他绝对称得上是一位伟大的钢琴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不懈的努力成就了郎朗，音乐会使他获得了无数的赞誉，持此之外，他所录制的音乐专辑也受到了业界广泛的认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012年10月22日，郎朗在全球发行了新专辑《肖邦》，这张专辑包括了《肖邦练习曲》（Op.25）、《平静的行板与辉煌的大波兰舞曲》，也挑选了他自己十分喜爱的较短曲目，如三首《夜曲》和广为熟知的《华尔兹》（Op.64）。郎朗细腻、深情的演奏为他的这张专辑带来了满堂喝彩。《肖邦》专辑毫无争议地获得了全英古典音乐奖（Classical Brits Awards）年度最佳古典唱片提名， 2013年9月又荣膺德国古典回声大奖年度畅销唱片。《肖邦》这张专辑创造了国人专辑同时获得两项世界古典音乐大奖的传奇。郎朗凭借其在全球范围内古典音乐唱片录制和演奏上的突出成就，被英国唱片业协会授予全英古典音乐奖“年度最佳国际艺术家奖”，成为首位获得该项大奖的中国艺术家。

近年来郎朗每年都会发行新的专辑。2013年郎朗与柏林爱乐乐团以及其艺术总监塞蒙·莱托爵士合作录制了普罗科菲耶夫《第三钢琴协奏曲》和巴托克《第二钢琴协奏曲》。众所周知，巴托克《第二钢琴协奏曲》鲜有钢琴家录制，亦是被誉为钢琴协奏曲史上最难演奏的作品之一，其对钢琴独奏与指挥的默契程度要求非常高。对此，郎朗将巴托克《第二钢琴协奏曲》和勃拉姆斯《第二钢琴协奏曲》、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的技术难度以相同的标准来衡量。

普罗科菲耶夫《第三钢琴协奏曲》是郎朗最钟爱的一部作品，他也在超过十年的演奏生涯中不断挑战此部作品。他说：“我为这两首协奏曲做足了功课，普罗科菲耶夫《第三钢琴协奏曲》练习了十五年，巴托克《第二钢琴协奏曲》也有九年。在三十岁的年纪，自己也有足够扎实的基础来表现这些技巧要求极高的作品。”录音结束后，塞蒙·莱托爵士激动地说：“我从未见过任何一位钢琴家，在保持令人惊异的精准技巧的同时，可以让音乐的乐句尽情舞蹈。这部作品的难度与艺术性自不用说，它能展现演奏者丰富的技巧，也在很大程度上要求美感与精细的表现。它与郎朗的演奏风格相得益彰——这是他与生俱来的态度。”

有意思的是，在录制这张唱片之前，塞蒙·莱托爵士曾经质疑过是否将这两首曲子放在同一张专辑里发行，他说：“这两首协奏曲都写于同一个时期，而且相隔不超过十年，但是，我的上帝，这十年间发生了多么大的改变，产生了如此截然相反的两种个人风格。”对此，郎朗说：“这两部作品都如此具有生命力，节奏充满活力，在我听起来他们完全属于同一个时代。我的确觉得这些协奏曲之间有着音乐性的关联。”最后郎朗还是说服了塞蒙·莱托爵士，莱托爵士表示：“这些协奏曲听起来非常现代，在普罗科菲耶夫的作品中有些乐章就像当今的嘻哈风格一样具有即时性与话语权。巴托克的作品也一样，所使用的音乐语言与当今许多尖端的先锋派音乐之间有不少共通性。尽管他们并不像贝多芬、肖邦或柴科夫斯基的协奏曲一样为人熟知，但我认为巴托克与普罗科菲耶夫的协奏曲在当今会被听众更广泛地谈论。”

在巴托克作品的录制上，塞蒙·莱托爵士回忆道：“我控制了节奏，因为管弦乐队如何配合钢琴这件事情非常重要。而在录制普罗科菲耶夫的作品时，更多的则是钢琴家主导节奏，而我们只是跟随他的需要。”“技术上非常困难，但如何进行控制也同样困难，”郎朗补充道，“和巴托克《第二协奏曲》类似——你在一张宏大的蓝图下演奏这些十分细腻的音符，你有非常多的细节需要控制，非常多的事情要做，但你仍然需要在演奏缓慢的乐章时达到100%的控制。”

相信郎朗的新专辑一定会再次创造奇迹。

郎朗的音乐给人们带去了幸福与希望，除了开音乐会、录制唱片以外，他也不忘记资助有天分的儿童去美国深造，不忘记帮助身处困境中的人们。2013年4月20日，中国四川雅安突发地震，郎朗同全国人民一样心系雅安，当即决定捐款五十万元，支援灾区人民。4月25日，在南美的巡演上，郎朗与杜达梅尔各自手持白花，用柴科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诠释生命的真谛，表达对雅安人民的慰问。

郎朗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他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在一次又一次的音乐会上，一张又一张的唱片中，我们都能感觉到他的进步，感受到他独特的个性，感知到他细腻、柔美、富有张力的音色，他不仅用心灵去演释音乐，用生命诠释音乐，更是用音乐感化人们。二十一世纪当之无愧是中国钢琴家的时代，是郎朗的时代！

●－本刊 ○ －郎朗

●作为一个中国人，中国的文化对你艺术风格的形成起到了什么样的影响？

○艺术是无国界的，尤其音乐，是一种普世的语言和沟通方式，在全球巡演过程中我不断发现各种文化的人都可以在音乐中找到共鸣，这是我觉得音乐最吸引我的地方。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风格，和个人的成长环境及文化背景都有很大关系。我的青少年在中国成长，又在相对年轻的年龄到西方学习音乐，因此可以说东西方文化对我都有很大的影响，这是一种很好的组合。

●你在录制普罗科菲耶夫《第三钢琴协奏曲》以及巴托克《第二钢琴协奏曲》这张专辑时，面对众多的音乐版本，是如何把握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的？

○其实不光是不同版本，和指挥、乐队的每一次合作也都是一个学习和创新的过程。这一次的录音很荣幸合作的是当今最优秀的乐团和指挥，整个合作的过程让我受益匪浅。

●你怎么看待塞蒙·莱托爵士的指挥风格？

○塞蒙·莱托爵士可以说是古典音乐界的又一位传奇指挥，他是个喜欢挑战又非常有激情的指挥，这一次的曲目选择也很有挑战性。他指挥反应机敏，有很活跃的思路，在带乐团过程中尽显大将风范。每一次与他合作都是一种淋漓尽致的享受。

●你每年在全球都有很多场演出，支持你走下去的动力是什么？

○支持我走下去的是我从幼年时代开始的艺术梦想，在很多人眼里我已经登上事业的顶点，但其实我要做的事情还很多。除了关注于我自己的演奏事业外，近年来我花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培养下一代。我在纽约成立了郎朗国际音乐基金会，在深圳创办了郎朗音乐世界，都旨在培养年轻艺术家，倡导音乐教育。不管巡演走到哪里，我都尽可能抽时间与当地的孩子们在一起交流艺术，看到他们对音乐感兴趣，我就仿佛看到了古典艺术的未来。能尽力所能及的努力为古典音乐做点事情让我觉得非常欣慰。

郎朗获“联合国和平大使”殊荣

2013年10月28日联合国基于郎朗在过去十年当中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际亲善大使，致力于对全世界儿童的生活质量改善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任命郎朗为联合国和平大使。郎朗因此成为了历史上最年轻的“联合国和平大使”，同时也是获得该项殊荣的第一位中国人。

目前现任的联合国和平大使共有十一位以及一位联合国亲善大使。联合国和平大使皆为从艺术、文学、音乐和体育领域精挑细选的杰出人士，他们同意协助联合国将全球的注意力集中到联合国的工作上来。他们通过参与公开活动、联系国际媒体以及从事人道主义工作，来加深人们对联合国需要每个人予以关注的理想与目标的理解。这是秘书长授予全球公民的最高荣誉。

联合国和平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