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歩いても 歩いても
步履不停
那是距今七年前的事了。当时的我刚满四十岁，虽然已经称不上年轻，但如果把人生比作一场马拉松，也还没抵达折返点。至少，当时的我是这么想的。
那年春天我结了婚。在成为丈夫的同时，我也成了一个小学五年级男孩的父亲。也就是说，我的结婚对象是带着她和前夫的小孩跟我结婚的。这也没什么不一般的。顺带一提，“一般”，正好也是那个男孩——名字叫作淳史——的口头禅。
“已经很不错啦，你还配不上人家呢！”姐姐说。
就算被如此揶揄，我也没有感到不是滋味。虽然姐姐只大我两岁，但她从小就爱把我当小孩子看，而后遗症至今还留在我身上。至于父亲，则没有对我的婚姻表达任何意见。基本上除了婚姻之外，关于我的任何事情，他也几乎没有表达过什么意见。恐怕他是对我的事情没兴趣吧。而母亲，与其说在意我跟怎样的女性结婚，不如说她更在乎我总算结婚了这个事实，终于让她放下多年以来肩上的重担。不过认真说来，我猜她心里也不太认同这桩婚事吧。
虽然当时父母都已超过七十岁了，但那时他们都还健在。我当然知道，他们迟早有一天会走，但那也只是“迟早”，我还无法具体地想象失去父母到底是怎样的状况。而关于我接下来要讲的那一天，其实也没有发生什么决定性的事件，我只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许多事情已经在水面下悄悄酝酿。但即便如此，我却故意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直到我真的搞清楚的时候，我的人生已经往后翻了好几页，再也无法回头挽救什么。因为，那时，我已经失去了我的父母。
感觉从那之后已经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当初若是这么做的话”或是“如果换成现在的我就能做得更……”之类的感伤，至今仍会不时地袭上我心头，感伤伴随着时间沉淀、混浊，最终甚至遮蔽了时间的流动。在这段不断失去的日子中，如果说我还得到过一点什么，应该就是：人生总是有那么一点来不及——这么一种近似于认命的教训吧。
“还是坐最后一班电车回去吧。只要八点从那边出门的话就一定赶得上。”
周六上午，我在摇晃的电车车厢内，将手机上的换乘信息给由香里看。
“已经说好要过夜了啊，而且换洗衣服什么的我也都带了……”
她有点不满地拍了拍抱在膝上的包。坐在我们俩中间的淳史从刚才就沉迷于手上的游戏机。他今天穿着白色短袖衬衫，黑色的七分裤，配上黑色的皮鞋。这是昨晚由香里想了半天后终于选出来的“重要场合才穿”的衣服。
昨天中午，我不经意地在母亲打来的电话中答应她说会过夜。
“哦？是吗？”
母亲在电话那头拉高音调惊讶地回答。听到她的反应，我不禁觉得要是刚刚说当天来回就好了，但一时也找不到好的借口，就这么挂了电话。顺着眼前的状况随波逐流，事后却反悔不已……这是我的坏习惯。
坐在从品川站发车的京滨急行电车中，电车每过一站，我心中的反悔就大一些。窗外不断向后退去的大楼玻璃，反射着被切割成四方形的蓝天白云。虽已进入九月，但今年炎热的暑气依旧。晨间新闻说，上午的气温将会超过三十摄氏度。想到从公交车站到老家门前的那段上坡路，我就不禁却步。
在我久里滨海岸附近的老家中，是不管多热都不会随便开空调的。
汗流浃背对身体是有益的。
父亲用他这套哲学逼着全家人实践他的健康法则，这习惯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光是这个理由，就足以让极度怕热的我不想返乡。最近甚至连一年一次的年假，我都会极力找借口不回去。我们搭的电车与反方向的来车错车，车厢剧烈地“嘎嘎”作响。
“不然就说是学校突然要开家长会，你觉得怎样？”
听我这么随口一说，由香里慢慢地伸出食指，指着自己。
难道你现在是要叫我想办法？
她用充满疑虑的表情看着我。
“嗯，不行吗？”
我猜，我当时是用哀求的眼神看着她的，她深深叹了一口气。
“你就是这样，每次都推给别人。”
的确，会变成这样都是我造成的，我知道是我自作自受。但未必非得用我的事来当不过夜的借口，到了紧要关头，我甚至想说干脆请淳史装病也是一种方法。
电车过了两三条河后，绵延窗外的大楼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广阔的天空。
对面的座位上坐着看来像是要去游乐园的一家人。两个男孩子翻着母亲的包，从里头拿出了饭团，是便利店卖的那种。可能是还没吃早餐，兄弟俩抢着饭团。看上去还不到三十岁的父亲对于小孩的吵闹视若无睹，专心看着摊开的体育报，上面报道着一个资深职棒[1]选手退役的消息。我记得他和我差不多是同样岁数的人，于是忍不住追着标题看了下去。想起在电视前兴奋地看着他打甲子园[2]的情景，一切仿佛昨日。
“就算回去也不知道要聊什么，我爸甚至到现在都还以为我在迷职棒呢。”
“职棒”一词吸引了淳史的注意，让他首度停下手中的游戏抬起头来。
“小良你喜欢棒球吗？”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在说：你竟然会喜欢棒球那种运动，混杂着某种惊讶与轻蔑的语气。
“以前啦，很久以前。”我像是否定自己的童年似的，慌张地回答。
“嗯哼”了一声后，淳史又埋首于手中的游戏机。这一代的男孩中流行的运动都是足球或篮球。淳史今年春天也参加了小区的篮球队。每当我问他“好玩吗”，他总是回答“一般吧”，每次都被由香里骂。淳史的班上似乎有很多小孩从来不曾打过棒球。这么说来，我最近也很少在街头看到玩丢接球的小孩了。但如果去看我小时候的照片，则会发现班上大半的男生都戴着棒球帽。
“话说在前面，我可比你还紧张呢。不过你也不会懂吧。”
由香里一边压着淳史睡乱的头发一边说。
“我知道，我知道啦。”
那是理所当然的。她是要以媳妇的身份去面对家里的公婆。况且她是再婚，而我是第一次结婚，要她不紧张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才跟她说了好几次“不用勉强自己”。
“但也不能老是这样吧？”她自己则坚持要去。虽然我现在很想跟她说“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但最后还是作罢。我不认为继续刺激她是个好主意，于是把手机放回了胸前的口袋中。大约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父亲曾带着大哥和我到还没改建成东京巨蛋的后乐园球场看球赛。被水银灯照亮的鲜绿色草皮，回荡其上的打击声、欢呼声。十二局上半场，我们支持的横滨大洋鲸队[3]终于逮到机会准备一举反击时，我们却为了要赶最后一班电车而不情愿地离开球场。就在我依依不舍地走向出口的那一瞬间，突然听到一声干瘪的打击声，接着欢呼声响彻云霄。我们互看了一下，身旁那些原本要回家的观众一时间全部掉头涌向了球场。父亲二话不说也跟着掉头，转眼间已经推开人群向球场走去。我和大哥则是手牵着手，拼命地追着父亲的背影。结果那一天我们是搭计程车回久里滨的。虽然我已经不记得最后到底是哪一队赢了，但那个时候父亲喜滋滋的背影，以及如顽童般闪烁着光芒的双眼，至今都还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跟平时在病患或家人面前充满威严……不，应该说是坏脾气的“老师[4]”的表情，可以说是判若两人。
那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但直到现在，只要我们之间陷入尴尬的沉默，父亲仍旧会聊起棒球。
“不知道今年的海湾星队怎样了……”
“我哪儿知道，我早就不看棒球了。”
如果可以这样决断地回答，也许对彼此都会是一种解脱。但我从不曾这么做。
“是啊……怎么样了呢……”我总是不断给他如此模棱两可的回应。
久别了一年，车站前的景象变了许多。出了南出站口左转，有通往公交站牌的楼梯。途中有间立食面店[5]，门口多了一台餐券贩卖机，并加了玻璃门。原本挂在墙上脏兮兮的手写菜单已不见踪影。而出租车停靠站旁卖鲷鱼烧[6]的小店面，如今也换成了便利店。虽然站前的景象被开发得更加现代，但总好像少了那么一点所谓的街町气息。再加上车站前新盖了一座环岛，害得我都找不到往老家方向的公交站牌在哪儿。我只好提着在车站水果摊买的西瓜四处寻找，好不容易找到站牌时，我们三个人已经全身是汗了。
我们确定了发车时间后，走进了一间咖啡店。这家店在我高中时是一间供应不辣的咖喱饭和黏稠稠的意大利面的破旧咖啡店，如今则整了整形象成了家庭餐厅，还摆设了无限畅饮的饮料区。淳史刚刚一直站在那前面，嘴里衔着杯子，想着要喝什么饮料。看他那样子，还真像是个无处不在的“一般”的十岁男孩。
“要好好地跟姐姐问清楚哟。”
坐在我对面，正在给吸管包装纸打结的由香里又跟我提起昨晚谈的事情。什么事？我故意用没听懂的表情装蒜地看着她。
“搬家的事情啊。”
“哦哦……你是说那件事啊。”明明知道，我还是这么回答。
“大家一起商量不是比较好吗？况且还要顾虑到爸爸……”
“那种事情让姐姐自己去操心就好了吧。”
我一吐为快，那是跟我们不相干的事情。
姐姐他们一家目前住在姐夫公司位于三鹰的员工宿舍。因为两个小孩都长大了，现在住的地方已经略嫌拥挤，于是她把脑筋动到了老家那间不再营业的家庭诊所，想拆掉它将老家改建成二世带住宅[7]。她的先生信夫虽不是入赘，但因为在家里排行老三，也没有义务照顾住在福岛乡下的双亲。恐怕姐姐的如意算盘若是实现了，她就会搬回老家，并且把小孩交给老妈照顾，自己则忙碌于网球或旅行之类的玩乐吧，就像她年轻时那样。
“事到如今我也不想再搬回去住了，如果姐姐可以照顾他们，也算是帮了我一个大忙。”
那真的是我的肺腑之言。如果可以从父母的束缚中解放，逃离那个家，土地和房子全让给姐姐我也不觉得可惜。
“不能这么说吧，好歹你也是长子啊。”
“我是次子。”
我又不是不知道……像是在这么说似的，由香里露出无奈的表情。
由香里并不是在惋惜财产（如果称得上是财产的话）全部被姐姐占有。她是在责怪我身为家族的一分子，却对家里的事情完全不想负责任的态度。她是正确的，我完全无从反驳。但对我这种人来说，她的那种正义感有时候会让我觉得很烦。我宁愿她跟我说“你也拥有这房子一半的权利呢”这类的话，我还落得轻松些。现在我如果插手搬家的事，只会让事情更复杂，这时什么都不管才是上上之策。姐姐那么精明，一定会拉拢老妈，进而让事情顺利进行的。
我喝了一小口咖啡。只有酸味，没有苦味，跟以前一样难喝的咖啡。
淳史终于从饮料区回来，坐在由香里旁边。他小心翼翼地把装得满满的杯子放在桌上，避免饮料溢出来。杯里的可乐颜色略嫌淡了些。
“那是什么啊？”由香里皱着眉头问他。
“可乐兑姜汁汽水。”淳史得意地说。
“干吗不分开喝呢？明明是无限畅饮。”
由香里沉着脸，小声地念了他一句“穷酸鬼”，然后拎着化妆包起身。
我猜她是要去补被汗水溶化开的妆吧。
座位上只剩我和淳史。店里的音乐声突然变大了。不，应该只有我感觉变大了。
店内有几个家庭吃着早午餐，好像是在电车上见过的面孔。中间那桌，一个五岁左右的男孩子正吃着巧克力圣代。他母亲伸手拿了圣代上的樱桃要吃，结果被他生气地抢了回去。“你明明又不喜欢。”他母亲抱怨着。小男孩像是故意要气她似的，把抢回的樱桃放一边，汤匙却插入香草冰淇淋中。
关于巧克力圣代，我有一个苦涩的回忆。很久以前，在搬到久里滨现在这个家之前，我们一家五口住在东京的板桥区。虽然是木造的老房子，但也算是独栋平房。离家最近的车站是东武东上线的上板桥站，当时的车站前还没有什么商店街，我们要逛街购物就要到池袋才行。虽然我们不算穷，但父亲并不喜欢带着小孩到西餐厅这种高档的地方。说到在外头吃午餐，大多是在地下商场一家叫“帝”的中华餐厅。父亲一定会在那里点汤面和饺子，我则喜欢点加了伊达卷[8]的什锦面。偶尔我们也会到百货公司八楼的一家西餐厅吃。说是西餐厅，但其实就是买了餐券后跟其他客人在广场一起用餐的大众食堂。即便如此，这也足够令当时的我雀跃不已。通常我会在那里点汉堡肉或蛋包饭等填得饱肚子的东西，因为我父亲不喜欢看到男生吃一些松饼之类的甜食。但是那一天不知道怎么了，父亲心情特别好，竟叫我们“喜欢什么就点什么”。我再三犹豫之后，点了巧克力圣代。细长的汤匙和叉子并排摆在我眼前的白色餐巾纸上，光是这样就已经让我很兴奋了。
没想到，可能是因为周日店里人潮汹涌，我们点的东西等了好久都没来。父亲的脾气逐渐烦躁起来。最先感到不安的是点了焦糖布丁的姐姐。我记得当时她上小学五年级，只见她拼命地跟父亲讲学校发生的趣事，好转移他的注意力。大概过了四十分钟吧，原本双手交叉在胸前听着姐姐讲话的父亲，突然拿了餐券站起来，向店门口快步走去。已经对同样的事情习以为常的大哥认命地跟上父亲，姐姐则拉着母亲的袖口，像是在说再等一下吧，你们先走也可以似的抵抗着。但母亲无力地笑笑说：“下次再带你们来吃吧。”然后拉起姐姐的手也向外走去。在那期间我一直盯着厨房的门口，父亲则是在柜台吵着还我钱来。桌上的纸巾、汤匙和叉子原封不动地摆在那儿。“现在还来得及，请马上出来。”我在心中努力地向神明祈祷着。结果并没有任何人从厨房走出来。那一天，是我最接近巧克力圣代的一天。之后虽然又去了百货公司的餐厅几次，但父亲再也没有说过喜欢什么就点什么吧。在那段日子里，父亲对我们家来说，代表的是所谓的“绝对”。
听到“噗咕噗咕”的声音，我回过神来。淳史正用吸管对着可乐的底部吹气。也许是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好喝吧。如果由香里看到这一幕，一定会骂：“不可以这样，没教养。”他明明知道却还这样做，难道是在试探我？希望我生气地骂他吗？就像一个父亲应该有的样子……可是我还没有做好表现得像一个父亲的心理准备。
“学校怎样？”
犹豫过后，我问了一个无关痛痒的问题。
“一般。”
他的回答正如预期。虽然这又是由香里最不喜欢的事情之一。
“一般啊……”
“嗯。”
淳史满不在乎地点点头，视线仍旧停在杯子里。
“那个……关于兔子的事情，昨天我听你妈妈说了。”
“……”
淳史用吸管玩弄着杯子里的冰块，看不出他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据由香里说，淳史班上饲养的小白兔病死了，放学后他们举行了葬礼。当大家边哭边和它道别的时候，只有淳史小声窃笑着。这种事情在现今的学校会被立即报告给家长。
“为什么它死掉了你却要笑？”
“因为很好笑啊。”
“为什么？”
“因为怜奈说要大家写信给小白兔。”
“有什么关系？那就写呗。”我刻意开朗地说。
“写了要给谁看？”
他反问我后，终于抬起头看我。我光是要接受那个视线就快招架不住了。不，准确地说我并没有接受，只是无法撇开视线而已。我知道它一定会在天堂读的这类骗小孩的话不会管用。我在他的眼神中感受到比大人还要看透现实的人生观。是的，眼前这位少年，在这个年纪就经历了丧父之痛。哀伤的深度和年龄是无关的。他所失去的不是我能轻易理解的。所以当时的我尽量不去触碰到这个话题。如果换作是现在，我想我应该可以更直接地和他一同面对失去父亲这件事吧。
先撇开视线的人是淳史。我虽然松了一口气，但仍求救似的看向洗手间。由香里还没出来。我背上的汗已经干掉，甚至有些凉意。然后我们聊了篮球之类的话题，总算安然度过了由香里回来前的这段时间。
在海边的小站牌下车后，还要爬十五分钟的上坡路才会到家。背对着海走在上坡路上，眼前出现了一片杂树林。树林里有一段陡峭的石阶路笔直地通向上方。现在简直无法相信小时候我可以扛着脚踏车上下这段石阶。“好！”我重新提起西瓜，给自己打气。现在应该刚过上午十一点吧，感觉到夏天即将结束的蝉死命地叫着。我在这绿色隧道的包围下走着，仿佛有种走上通往天堂的楼梯的错觉。我走在他们俩稍微前面一点，打电话给我大学学弟。在美术大学同社团的户波，现在就职于和美术完全不相干的大出版社。前天晚上，我拿着简历去拜访他，并且请他介绍书籍编辑部的上司给我认识。也就是为了再就业去面试。说实在的，我想都没想到过了四十岁，还会有写简历这一天。
“不要直呼他小良好不好？”透过如大雨般的蝉鸣声，我隐约听到由香里这么对淳史说。
“就算只有今天也好……算是帮一个忙……”
“可是小良就是小良啊。”
“哎，你明明知道我是什么意思还……”
由香里深深叹了一口气。
拨通音效响了十声后转到了语音信箱。我停住脚步，等待他们跟上。
“户波那小子不接。”
“出版社周六放假吧。周一再打就好了啊。”
我含糊地回应她后，将手机收进口袋中。
“我找工作的事，到了家里，记得保密……”
以防万一我提醒道。
“好……”
她的尾音上扬，似乎有些不情愿。
“拜托啦，过了今天之后，暂时也不会再见到他们了。”
“父子间有什么好顾面子的？”
“就因为是父子啊，打死我也不想跟那个人说我失业了。”
“真是的……每次说到爸爸你就那么意气用事。”
我很感谢由香里不催我去找工作。但因为她取得了馆员资格，目前在美术馆领的薪水远高过我以前在油画修复工坊领的钱，所以有时候我会感到不安，似乎她不需要依赖我的收入，甚至是我的存在。算了，那只是不足挂齿的旧时代的男性尊严。但话说回来，一把年纪的男人还得吃软饭，无疑是父亲最瞧不起的一件事。
每次见面父亲总会问：“工作如何？能糊口吗？”这句话仿佛是在指责我的人生似的折磨着我。而且每次见面，我的工作都不一样。美术大学毕业后，我有一阵子在补习班和美术馆打工。虽然也想过要画画，但我自己最清楚，我既没有靠绘画维生的才华，也没有这个觉悟。过了三十岁我才开始去上修复油画的学校，学费是瞒着父亲偷偷跟母亲要的。当时我跟他们几乎可以说是失联了，所以我有求于她，她反而很开心。毕业后学校的教授让我在他的工作室工作。我想不是因为我技术好，而是因为他同情我，认定我是最有可能因为找不到工作而苦恼的学生吧。我和由香里就是在那里认识的。但靠那边给的薪水只能勉强养得活自己，所以我就趁着结婚辞掉了工作。只是，一个没有任何证照，也没有任何资历的四十岁男人要找工作，远比想象中困难得多。
父亲视工作为人生的一切。他甚至觉得不这么想的男人是没有价值的。对他这种人说人生不是只有在事业上追逐成功而已，只会让他觉得是输不起的丧家犬在嘴硬乱吠罢了。反正怎么跟他说他也不会懂，今天一整天我打算就装作我还在油画修复工作室工作。过年之前我应该会找到下份工作吧……不，应该说如果没找到我就真的完了。
爬完坡后，眼前是一片葱郁的青山。那是我从小就看惯了的风景。感觉离太阳近了一些，本来干掉的汗水，不知不觉又浸湿了背。
“一百四十八。”
爬完最后一层石阶后，淳史说。他是一路数着阶梯爬上来的。
真搞不懂他究竟是大人还是小孩。
我一边对着他微笑，心里一边这么想。
老家门前停着姐姐他们家的白车。我虽然完全不懂车，但看得出来那是方便全家人出去露营的那种大车。我记得电视广告上确实是这么说的。每次看到那则广告我都会纳闷，哪里会有这种和小孩相处得像朋友般融洽的爸爸？但我姐夫就正好是这种人。
我姐夫信夫在汽车经销商的营业部工作，个性随和，就算对方不是顾客，他脸上的笑容也从来不停歇。简直是理想中的居家好男人，和我父亲是完全相反的类型。我在见到他的那一瞬间，就了解了我姐姐结婚后想要建立的是怎样的家庭。昨晚姐姐自己一个人先回来帮母亲准备料理，所以姐夫应该是今天一早带着两个小孩出门的。想到今天一整天都要在他那没有任何阴影的爽朗笑声中度过，我就提不起劲来。因为我的家庭相较之下显得更加阴沉，我更不想为了配合他们勉强自己装得阳光灿烂，现在才要我去演这种戏已经太迟了。
被车挡住一半的“横山医院”的白色招牌映入我的眼帘。父亲停止看诊已经三年了，但还是挂着招牌，想必是认为只要维持旧貌，邻居就会继续称呼他“老师”吧。我猜他是这么想的，十分像他的作风。我撇开视线，按了玄关上的门铃。
确认屋里的电铃响了之后，我开了门。母亲和姐姐千波从走廊的尽头小步跑过来。
“你好。”
我充满精神地说。
“什么你好？是‘我回来了’才对吧？这是你自己的家啊。”
母亲摆了摆手，像是在说“这孩子真是的”。
“打扰了。”
由香里从我背后发出比平常略为高亢的声音。她因为紧张所以不自觉地拉高了音调。平时她是个女强人，从来不曾在人前紧张过。小我三岁但更有胆量的她，看来今天也免不了会紧张。
“欢迎欢迎，很热吧外面……”
母亲很迅速地跪坐在地板上，双手摆在膝盖前面规规矩矩地行了礼。
“您好。”
淳史发出小孩应有的声音鞠了一躬。
“哎呀，真是懂事的小孩。”
母亲夸张地赞叹后，开始摆给我们三个穿的拖鞋。
“啊，这是上次忘掉的。”
由香里递了一顶帽子给千波。暑假的时候她们一起坐信夫的车去台场玩，结果我外甥阿睦把帽子忘在了餐厅。
“真不好意思。那个笨蛋只要出门就一定会丢三落四，真是的。”
姐姐用指尖旋转着帽子笑着说。
在我不知不觉间，她们俩的感情好像变好了。
“车站前变化太大，害我迷路搞得一身汗。”我说。
“太久没回来变成浦岛太郎[9]了吧。”
母亲把对我不常回家的责难不着痕迹地放在字里行间，我则装作听不懂，继续我的话题。
“那间狭长的书店也不见了。”
“老板搞坏这里住院了，又没人可以顾店。”
母亲把手放在胸口皱着眉头说。站前弹珠游戏厅旁的老书店，曾经是我放学后常去翻阅漫画、杂志的地方。那家店有着我苦涩的回忆：有一次我在翻阅架上一本叫《GOR》的杂志的裸照内页时，刚好被班上的女生逮个正着。老板总是坐在柜台前，表情严肃地一边看着围棋书一边抽烟。
“这个，先放在浴室里镇凉吧。”
我穿上拖鞋，提起带来的西瓜，然后看向后面说：“还有就是……”
“这是您喜欢吃的泡芙。”
由香里像是练习过似的，以完美的时机接上我的话，递上蛋糕盒给母亲。
“真是贴心。那我先供在佛龛拜一下……”
母亲膜拜似的收下蛋糕盒，站起身来边推着淳史的背边往走廊里去。我瞄了一眼玄关旁的候诊室，想必在诊室门另一头的父亲，正竖起耳朵偷听我们刚才的对话。可是他从来不会在这种时候一边开门出来一边寒暄说“外头很热吧”，我也从来不会打开诊室门跟他若无其事地说“好久不见”之类的话。
“好漂亮啊，妈妈，这是叫什么流派来着？”
由香里看着摆设在玄关旁的插花大声地说。
“哪有什么流派，自成一派啦……”母亲害羞地说。看来被夸奖是暗爽在心里。
昨晚，由香里问我我母亲插花的流派，我说：“你是指里派或表派？”结果反而被她嘲笑道：“那是茶道吧？你们男生真是的。我是在问，她是属于小原派还是池坊派之类的。”
由香里是想要一进家门就在媳妇的表现上加分吧。不过最后还是不知道什么流派就来到这里了。但以结果来说，应该算是幸运的高飞球落地安打吧。
“妈妈你真是的，我进公司学了之后才知道原来你教的完全不对。”姐姐说。
“管他什么流派，好看就好了嘛……”
母女之间的对话声还回荡在候诊室，她们却已走进了起居室。
我记得从我小时候起，家里就一直摆着花。有的放在玄关或厨房的桌上做装饰，有的是供在佛龛前的季节性花卉。我母亲虽然对吃的和穿的是能省则省，但对于花却特别不一样。想起母亲插花时的表情，似乎散发着少见的祥和气息。
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当我收到母亲病倒的通知，慌忙赶回老家时，玄关也已经摆好了过年的应景花卉。因为很久没在老家过年了，原本计划三十一号带着家人回来一起在老家过年的。我记得那时摆的是菊花、水仙和康乃馨，还用了类似南天竺的红色果实点缀。后来问了姐姐才知道，原来那叫朱砂根。虽然用的种类很少，但简单利落，确实散发着过年的气息。冰箱里已准备好我最爱的火腿、锦蛋[10]，小小的镜饼[11]也已经摆在电视上头了。看得出来她是满心期待地等着我们回来。
逢九的日子不吉利。
母亲总这么说，然后把所有过年的准备在二十八号以前就办妥，那年想必也是如此吧。结果我们的新年，是在母亲住的医院和空空的老家之间往返奔波度过的。就算过了初三，过了初七，玄关的花已经枯萎了，我们还是舍不得丢掉。也许是因为我们心里已隐约感觉到，那将是母亲最后插的花吧。
会对她这样的准备心存感激，是在很久以后了。曾经，母亲的一举一动，都只让我觉得她好施小惠而令我心烦。
母亲将泡芙供奉在起居室的佛龛前，点了蜡烛。我就着蜡烛的火点了香，敲了铃[12]，闭上眼。由香里和淳史也坐在我旁边，双手合十。佛龛供的是白色和浅紫色的小菊花，在花的旁边，照片中的大哥露着自在的笑容。看他穿着白袍站在医院的中庭，应该是结束实习后，开始在医院任职时拍的。可能是他即将结婚的那段日子吧。
在余音缭绕的铃声之中，突然传来小孩的笑声。庭院的底端和隔壁公寓的停车场紧邻，刚好成为一个不错的游憩场，千波和阿睦应该是在那里玩丢接球了。现在他们一边传着球，一边跑回来。
“嘿，好久不见。”
从两人后面追上来的信夫看到我，跟我打了招呼。
“你好！”
在我回话以前，长女纱月用不输她父亲的音量和我打招呼。
“你好。”
由香里笑着回应她。
大概是去了日晒沙龙或是哪里，信夫的肌肤晒得黑黑的。
“晒得不错嘛，是去夏威夷了吗？”
“没有没有。”
信夫夸张地挥了挥手。
“没时间出去玩，只好在附近的公园。”
“只穿着一条海滩裤在公园里走来走去，你们说讨不讨厌？”
被姐姐这么一说，信夫反而开心地搔了搔头。在信夫旁边的纱月也笑着。她笑起来和我姐姐小时候实在太像了，不禁让我小小地错愕了一下。
“咦？纱月是不是又长高了？”
“这个暑假长了一点五公分。”
纱月边踮脚边比出V字手势。
“感觉快要比我高了呢。”由香里在佛龛前说。
“她吃得多啊。”
姐姐也无奈地笑着。
“阿睦还在练剑道吗？”
我用右手模仿出挥刀的动作。我记得今年过年时，听说他朋友约他一起到附近的体育馆学剑道。
阿睦低头不语。
信夫摆出惊讶的样子，嘲弄他似的弯腰窥视他的表情。
“他不学了，明明连护具都买了。”
阿睦似乎是做什么事都缺乏恒心，姐姐的话语中隐含着责怪的意味。
“太热了啊，又那么臭……”
不知道是借口还是抱怨，这句话逗得大伙儿哄堂大笑。
“啊，爷爷出来了。”
这时，坐在檐廊的信夫突然大声说，并站起身来。
被信夫这么一说，起居室的每一个人同时转头看向厨房，看见父亲站在那里。
“疏于问候，失礼了。”
由香里急忙将坐在底下的坐垫移到一旁，双手放在膝前，低下头打招呼。
“哦……你们到了啊。”
父亲像是现在才发现似的，举起手打了招呼。
“好啊……”我也在形式上打了个招呼。其实他应该是听到笑声才跑出来看的，但不好意思承认，于是演了一出刚好经过起居室要到和室[13]拿东西，却被我们叫住的无聊戏码。
果然如我所料，他不但没进和室，也没走进起居室，而是又走回了刚刚从那里出来的诊室的方向。
“明明早就知道了……”
姐姐似乎也跟我想的一样，故意用我听得到的声音喃喃自语。
“不好意思，他比较难相处……”
母亲一边对由香里低头，一边帮她倒麦茶。
“哪里的话，家父也是这样的个性。”
由香里如此回答，喝了一口麦茶。
“纯平第一次带新娘子回家时，他也躲到诊室里了呢……”
母亲的表情同时掺杂了对父亲的责怪和对大哥的爱怜，然后拿起佛龛上的照片瞧着。我像是要逃离那样的母亲似的，起身出去抽烟。
我提着西瓜打开洗手间的门时，第一个映入眼帘的是摆在洗衣机上的一排牙刷。一支是蓝色，一支是粉红色，还有一支略短的儿童用青蛙造型的绿色牙刷摆在中间。应该是昨天我打完电话之后，母亲匆匆忙忙跑去买的吧。
我抱着西瓜，打开玻璃门走入浴室。
浴室已经颇为老旧了，阴暗得让人在白天都想开灯。在我没回家的这段时间里，浴缸已经有些黝黑变色，墙壁和地板的瓷砖裂的裂，剥落的剥落，碎片就堆在排水孔旁边。
清扫浴室是很累人的，特别是到了冬天，非常伤腰。
母亲把父亲从来不帮忙做家事当成家里凌乱的借口。可是现在的问题应该不只如此。房子建造至今已经过了三十年，本身都已经不再稳固了。
我感觉像是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匆匆将西瓜放进洗脸槽，用力扭开水龙头。
小时候住的家没有自来水，在厨房后门附近有一口共享的井。以昭和四十年[14]的东京来说，那算是很少见的景象。到我上小学之前洗澡都是烧木材，甚至在有了燃气之后，也要用铁桶去取井水倒进浴缸中，可说是一份辛苦的工作。到我哥上小学前，据说都是我妈一个人在做这件工作。要冰西瓜时就拿个脸盆到井边，装满水冰西瓜。到了夏天，附近两三家邻居的西瓜一起放在脸盆中镇凉的景象，光是看就能感到清凉畅快。最近吃西瓜常常都是买已经切好的，体积较小也放得进冰箱。要不是像今天这种机会，很难享受到一大帮人吃整个西瓜的奢侈乐趣。
我把水放得溢出来了一些——不过那程度还称不上浪费——随后站起身来。就在那时，我瞥见了不曾见过的银色物体，那是装在洗脸镜旁的扶手。可能是装上去没多久，只有那扶手和四下老旧的颜色格格不入，显得闪闪发亮。看到那光辉时，我心中突然一阵躁动。
以前除夕大扫除的时候，大哥负责浴室，而我负责玄关。我会先把家里所有的鞋子摆在玄关前，然后一只一只细心地擦拭。至于姐姐，则是四处巡视，到处挑毛病，然后趁人不注意时溜去厨房和母亲瞎扯。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刻我忽然回想起那样的除夕。我用右手握了一下扶手。
金属光滑而又冰冷的触感传进了我的手心。
时针走过了十二点。我们三个人围在厨房的桌子旁，帮母亲做炸天妇罗的准备工作。我们帮忙用牙签在青椒上穿洞，还有剥下玉米粒好做成天妇罗。淳史手忙脚乱地剥玉米粒，满手都是玉米汁。
“你看，靠大拇指的根部发力，就可以很轻松地剥下来了。”
我给他示范起如何将一粒粒玉米粒从玉米芯上剥下。
“好熟练啊！”由香里佩服地大声说。
“只有这个……一直都是我的工作。”
我有点得意地说。
从小到大，在我们家说到天妇罗，就一定要有炸玉米。“比烤的或煮的更有甜味。”母亲老是这么说。
在流理台旁边，玩累的信夫父子开着冰箱门喝着麦茶。看到阿睦学他爸手叉着腰喝麦茶的模样，不禁令人莞尔。
“还是外婆家的麦茶最好喝！”
信夫露出不输电视上广告明星的清爽笑容。晒过太阳的皮肤让他的牙齿显得更加洁白。
“那就是超市卖的茶包泡的啊。原来家里倒是会自己泡……”
“是吗？那就是用的水很好咯。”
信夫盯着手中的杯子看。
“只是普通的自来水啦。”
两人的对话一直没有交集。
“真是无所谓啊，你那张嘴……”
在流理台和母亲并肩清理虾的姐姐转头说。她常说信夫从小吃垃圾食品长大，不懂味道，所以不管做什么料理对他来说都一样。她把这当作做菜时偷工减料的借口。像这种地方真是母女一个样。
“算啦，他说好喝不就好了。”
母亲背对着他笑着。
“就是说嘛。”
如此搭话的信夫又倒了第二杯麦茶。
“你们昨晚吃了什么？”
姐姐这么一问，她的孩子们就异口同声地大声说道：“寿司！”
“喂！”信夫瞪了他们两个一眼。看来这是他们之间的秘密。
“等一下……我不是说过今天要吃寿司吗？”
姐姐不悦地瞪他。
“昨天吃的是会转的那种……回转寿司啦，对不对，嗯？”
信夫拼命地找借口。看来他们家的钱包完全掌握在姐姐手里。
“我怕不够吃还叫了寿司呢，既然你们昨天已经吃过了，那……”
母亲看着餐桌上的炖猪肉、糖炒白萝卜和红萝卜丝，以及马铃薯沙拉说。
“没关系，我还没吃到呢。”
姐姐意气用事地反驳。她从小就爱吃寿司。
“若是寿司，我天天都愿意吃。”信夫说。
“天天都愿意吃。”阿睦模仿信夫，更大声地说。
“那家松寿司啊，到了儿子这一代用料就变差了。”
母亲皱着眉说。
“可是啊，那里的海胆寿司，外面不是用海苔，而是用切成薄片的黄瓜卷的。我可喜欢吃那个了。”
“我就叫了个‘上’[15]……不知道有没有海胆。我打去问一下好了。”
母亲一边用围裙擦手，一边走向玄关的电话。
“不用麻烦啦。”
喝完麦茶的纱月和阿睦争先恐后地窥视冰箱，开始物色起冰淇淋来。一桶Lady Borden牌[16]的冰淇淋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快吃饭了，只能吃一杯哟。”
姐姐简短有力地吩咐道。
“没关系啦，本来就是给他们买的。”
母亲对这两个外孙永远是这副德行。
“真好，在外婆家都不用被骂呢。”
“我最喜欢外婆家了！”
阿睦又大声说道。虽然跟淳史只差一岁，但在他身上还留有小孩子的天真无邪。
“哎呀，真可惜，如果你刚刚少说一个‘家’字，我就会多请你吃一杯冰淇淋了。”
母亲开心地边说边笑。
“弄好了。怎么样？”
我把剥下来的满满一篮玉米粒给母亲和姐姐看。
“好漂亮啊……”
看着那金黄色的光芒，由香里忍不住说。
“对吧？”
我感觉像是自己被夸奖似的得意起来。我上下摇动筛子，玉米粒发出干瘪的“沙沙”声。
“好怀念啊。”
听到那声音姐姐说道。母亲也站在姐姐旁边，微笑着倾听起那声音。
“嘭！嘭！”油锅中的玉米粒发出巨大的声音。
“噢。”
“烫！”
母亲也跟着发出热闹的声音。
“很少见吧？”
在远处看着的姐姐问旁边的由香里。
“每个人家里都会做吧。”
母亲抢在由香里回答前，开心地插嘴道。
“才不会吧。”姐姐说。
“我也只看过烤或者煮玉米……”
由香里歪着头说。的确，我从来不记得在别人家里吃过玉米天妇罗。
“这是谁教您的呢？是奶奶吗？”
“是谁来着……”
“是自己发明的吗？”
“一定是啦，跟她插花一样。”
对于由香里的疑问，姐姐耸耸肩代答。母亲一边避开溅出的油，一边用料理筷将天妇罗一片片夹出油锅放到盘子里。
“快要出来啦，他虽然眼睛不好，但鼻子很灵的。”
就在姐姐这么跟由香里咬耳朵时，父亲正好走进厨房。两人相视而笑。父亲走到我和淳史坐的桌子附近，然后顺手捏起刚炸好的玉米天妇罗，站着吃起来了。
“总是等不及到晚餐，一听到这声音就从二楼溜下来，炸好一个就吃一个……”
母亲面对着锅喃喃自语。由香里看了我一眼，意思是问我她在说的是谁。
“那是我哥最爱吃的东西。”
“哦哦……”由香里点点头。
“淳史君喜欢吃玉米吧？”母亲问。
“一般……喜欢。”
面对母亲温柔的问话，想来淳史也不敢怠慢，于是在犹豫过后多加了“喜欢”两个字。
“姑姑其实也是一般喜欢而已。”
“不能告诉奶奶哟。”姐姐小声对淳史说。
“我们淳史可爱吃了，对吧？”
由香里满脸笑意地看着淳史，但她的眼神比生气时还要锐利。
原本在玩钢琴的信夫他们闻到香味，不再玩钢琴，匆匆从洋室[17]里跑出来。
“赶紧趁热吃吧，刚炸出锅的最好吃了。”
母亲用筷子指了指盘子。
“开动了！”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完，便抢着将手伸向天妇罗。
“滴点酱油吧？”
母亲微笑着说。
塞得满嘴都是天妇罗的信夫又夸张地大叫“好甜”。
“在搬来这里以前，板桥家旁边就是玉米田。”
母亲一边放入新的玉米一边说。
“有一次半夜偷偷溜进去……”
“偷摘吗？”由香里惊讶地转头看母亲。
“爸爸去偷的。”
母亲用筷子戳锅里的天妇罗，想着就笑了起来。
“都三十年前的事了，早过了法律追诉期了。”
父亲很难得地加入我们的话题。他偷笑着坐到淳史旁边，将手又伸向天妇罗。
“偷来的隔天就做成天妇罗了。结果正在炸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喊‘打扰了’。”
母亲这时转过头来，看着厨房里的每一张脸，为她的故事卖了个关子。
“结果是那个玉米田的地主，他抱着一大堆玉米说‘今年收成很好，分你们一些’。那时刚好就像现在这样，传来‘嘭嘭’的声音。”
“哎呀呀……”
由香里惊讶地看着母亲，催她赶快说下去。
“她每次炸天妇罗都会讲这故事。”
姐姐开玩笑地说。
“那时还真的被吓到了。”
父亲高兴地笑着。
好久没听到父亲的笑声了。
“那个时候纯平就跳出来说：‘妈，早知道这样我们就不用去市场买玉米了。’”
母亲模仿大哥的语气说。
“他在那种时候脑筋动得特别快。”
父亲也怀念地说，眼中散发出某种温柔的神情。
然后母亲和姐姐就接着说：
“还有那一次也是这样……”
于是关于大哥如何聪明、如何惹人爱、如何机灵的话题便持续了好一阵子。
板桥那个家的南侧有一间六片榻榻米[18]大的房间。房间窗外是晒衣服的地方，再过去就是一大片的田地。那片田地到了夏天就会种满绿油油的玉米，长到透过窗户看都看不到天空那么高。
“这样衣服很难干的。”
母亲常看着天空如此抱怨着，但我们却常在那一片玉米田里玩捉迷藏。不知为何，我总爱看台风过后被吹得东倒西歪的玉米田。当时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街上的空地或稻田总是会突然消失。于是乎，我们的游乐场在瞬间变成了放建材的工地。而那片玉米田也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废车场。
“简直把这里当垃圾场了，真是的。”
母亲晒着衣服，仍旧抱怨着。
实际上，我透过窗子看玉米田的日子大概只有两年多。可是直到现在，一想到那个旧家，第一个浮现在脑海的就是从窗户看到的玉米田。
玉米田的地主抱着一堆玉米分给我们的故事是真的，但其实急中生智说出“早知道就不用去市场买”的是我，而不是大哥。的确，那句话像是我哥而不是我会说的，但也就因为这样，我记得很清楚那句话是我说出来的。这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且我也可以理解母亲为什么要把它记成是我哥说的。所以，每当这种时候我就会默默地装作没听到他们在说什么。
在姐姐的吩咐下，我走上二楼到自己的房间去搬茶几。爬上洋室入口旁边又窄又陡的楼梯后，右边是大哥的房间，而左边是我的。当初我那间房间本来是姐姐想要的，但依照父亲的意思，还是优先给了两个男孩子。姐姐只好在母亲的劝说下，住进玄关旁那间六片榻榻米大、采光较差的房间。对这件事，姐姐似乎到现在都还没释怀。
我打开门，门板撞到了放在门后的吸尘器。我用蛮力推开门，发现堆在房间里的杂物已经多到没地方可以下脚了。除了新买的吸尘器、健身球以及哑铃等家庭健身器材，还有《昭和流行乐大全》及《昭和的纪录》等录像带和DVD，大概是被邮购或登门推销骗去买的吧。那些杂物就这么沿着墙壁摆放，当然其中没有任何一样是我的东西。最夸张的是，房间正中央还有一台骑马机，连防尘套都没拿掉。为何过世的大哥的房间可以保持原状，而活着的我的房间反而变成了置物间？我有股冲动，想要把心里的不平衡说出来。
大哥的房间在这十五年间，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变化，因为母亲不允许。最近，除了母亲以外没有任何人会进他的房间。母亲到现在都还会在打扫他的房间之余，从抽屉里拿出相册，沉浸在回忆中。
“在楼梯底下都听得到她的叹气声。”
姐姐曾偷偷告诉过我。
我靠坐在骑马机上，盯着墙上大洋鲸队的海报回想起这些事。刚好这时姐姐走上来了。我故意用无奈的表情回头看她，然后环视房间。姐姐站在门口耸耸肩，一副我也帮不上忙啊的样子。
“是不是有点老年痴呆了？这应该完全用不到吧……”
我拍一拍屁股下的骑马机，起身。
“太寂寞了吧……”
“寂寞什么？”
“还会有什么……”
姐姐用你明知故问的表情看着我，然后走入房间。我想她的言外之意是在责怪我这个长期不回家的不孝子吧。我们一同抬起骑马机和书桌之间的茶几，将它搬出去。比想象中还要重很多。
“他们俩有提到什么吗？”
我将一直挂在心上的疑问提了出来。
“嗯？什么？”
“新娘子啊。”
“没什么。”
姐姐带着笑意看着我。
“会不会有些介怀啊？对于再婚之类的……”
“不太可能吧？已经很不错啦，你还配不上人家呢。”
她把之前对我说过的话一字不差地又说了一次。
姐姐和我不一样，她的个性开朗，从小就有很多朋友。念大学的时候她尽情地玩乐，进入社会也是工作了三四年就退休当快乐的家庭主妇去了。她小时候虽然学过钢琴、插花等才艺，但没有一项有恒心继续学下去。这种无法持久的个性想必是遗传到她儿子身上去了吧。
“希望至少她的婚姻可以持久。”
母亲曾如此担心，但至少到目前为止她的担心只是杞人忧天罢了。姐姐的脸蛋像父亲，鼻子挺挺的，长得很清秀。从她当学生的时候就很有异性缘，结婚对象也是随她挑，不愁没人要。
“其实应该还有其他选择的……”
母亲和我独处时曾如此纳闷地说。想必我不在的时候她也会跟姐姐说一样的话吧。当我们一家五口还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时，我们曾经讨论过三个兄弟姐妹中谁最有异性缘。不管是情人节收到的巧克力还是情书，都是大哥拔得头筹。那时母亲曾难得地站在我这边过。
“良多在初中毕业典礼时，制服上的扣子也是一个都不剩地被拔走啊。”
“他是被人欺负了吧？”
姐姐开玩笑地说。
“才不是呢，是被人家拔去当纪念的。有很多女孩子排队抢着要呢，不是吗？”
母亲等待着我的附和。
我模棱两可地笑了笑，站起来离开了。我不喜欢被拿来跟大哥做比较，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念书和体育都很强的大哥的确很受欢迎，可以说是个没得挑剔的好青年。虽然对我来说，他没得挑剔这点，就是我这弟弟对他唯一的挑剔。我跟他上同一间初中，我的初中生活可以说是在老师口中不断地提到“那个横山的弟弟啊”这句话中度过的。不管音乐、漫画，还是小说，所有有趣的事情也都是大哥教我的。大四岁的大哥在弟弟眼里看来，已经是个大人了。现在想起来，那算是十几岁的我心中最大的心结吧。所以从某个时刻开始，我就下意识地开始选择和大哥不一样的路。我哥在成绩单上唯一没有拿到满分的是美工课，而我整个小学、初中时期唯一优秀的也只有美工课。
“画画得好对将来有什么帮助吗？”
大哥看着成绩单不太甘心地说。
我没跟任何人商量就报考了东京的美术大学，然后离开了家。那时我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