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率红三军转战安康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是以湖北省洪湖为中心的鄂西根据地和湘鄂边根据地为基础发展而成。1930年7月，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形成时，将1927年开辟根据地时建立的红四军（后称红二军）和红六军合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周逸群。从1930年冬起，红二军团利用湖泊水网的有利地势，采用游击战术，给进犯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取得了反“围剿”作战的多次胜利。

1931年1月7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中共中央，决定向全国各地派遣中央代表，建立中央派出机关，改造各级党组织。2月，中央决定派夏曦到洪湖地区组织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夏曦到洪湖地区后，于3月21日将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仍以贺龙为军长，派唐赤英代理政治委员，后（10月）夏曦为政治委员。3月27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夏曦任书记，分局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妇委、军事委员会等工作部门，统一领导整个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工作。1932年1月下旬，中央派关向应到洪湖根据地参加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工作，并担任军委主席兼红三军政治委员。夏曦在领导湘鄂西中央分局期间，否定原根据地负责人取得的成就，执行“左”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方针，听不进贺龙等人的正确意见，从1932年5月至7月，在根据地内发动了大规模的“肃反”斗争，万涛（鄂西中央分局委员、红三军前敌委员会委员、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等大批优秀将领和革命干部惨遭错杀，严重摧残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力量和中坚力量。

1932年6月，蒋介石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7月14日，国民党军以十余万兵力向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由于夏曦先是轻敌冒进，后又采取分兵把口、处处设防的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加上“肃反”扩大化的严重影响，红军部队实力大为削弱。根据地军民苦战三个月，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红军遭到重大伤亡，鄂西北、巴兴归、湘鄂边、洪湖等根据地先后丧失。6月，鄂北根据地（襄枣宜）丧失殆尽。

10月下旬，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枣阳王店召开会议，“估计到敌我力量的对比和自己的损失”，决定放弃洪湖根据地，红三军转往湘鄂边区。湘鄂西中央分局率红三军所属四个师（红七师、红八师、红九师、独立师） 1500余人，从洪湖出发，绕豫、陕、川境，向湘鄂边转移。20世纪60年代初，贺龙在《回忆红二方面军》一文中说：“那时，我们没有作战地图，只有一张从教科书上撕下来的小地图，上面只有几个大的地名，如果我有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图，我们也不走伏牛山绕一个大圈子。这条路线我只是在大革命时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五说过，他是陕南人。过了武关，经过竹林关，从旬阳、安康之间渡过汉水，沿陕鄂川边南下。这个行军路线是有计划这样走的，因为这时部队没有战斗力了，要避免与敌作战。从陕南过汉水，从巴东过长江，皆比较容易。”红三军到大洪山地区时，发现红四方面军的布告，便决定追赶他们，争取两支红军会合。遂绕道豫西南、陕西，转往湘鄂边。于是，红三军在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的率领下，从湖北省（今随州市）以北越过桐柏山，进入豫西伏牛山地区，途径河南省南召，16日又经嵩县合峪，栾川县之三川，痛击尾追之敌，越过皮皮岭之后，19日到达卢氏县梨树坪，于1932年11月21日到达陕西境内，从今丹凤县的桃坪、蔡家店一带进入商洛。湘鄂西中央分局率红三军进入商洛后，经丹凤、商南、山阳、镇安四县，于12月2日从镇安的草家川离开商洛，进入安康地区。

红三军转战安康期间，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为夏曦，委员为夏曦、贺龙、朱盘铭（后被错杀）、关向应。湘鄂西军事委员会主席关向应。红三军军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司令部参谋长唐赤英（后被错杀）。红三军所辖部队领导人：红七师师长叶光吉（后被错杀），政治委员朱勉之（后被错杀）；红八师师长朱（牛）申文；红九师师长段德昌（后被错杀），政治委员陈培萌；独立师政治委员艾逸之（后被错杀）。

一、红三军转战安康的经过

1932年12月2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率红三军经镇安县的茅坪进入旬阳县洛河，顺着小河川道，经小岭、康坪，抵达小河口。这里的小河没有桥，先头部队只好蹚水过河。时届深冬，河水刺骨，加之部队衣着极为单薄，给行军带来很大困难。农民罗应升老俩口，主动将自己的梯子和楼板搬到河边，给红军搭桥。在这两位老人的带动下，罗会成、萧章程、萧平金等也将自家的门板和楼板等搬到河边，帮红军搭起桥来。一时间，小河上架起几座小桥，战士们不再蹚水受冻了。群众这样热心帮助红军，战士们都非常感动，部队给群众赠送了衣服、粮食和猪肉，表示感谢。接着，沿乾佑河南下到两河关，经塘兴、赵湾街，翻越判官岭，到达麻坪河街。12月4日，红三军第七、八、九三个师大队人马翻过关垭子，进入安康县的官店，直取艾家河（早阳）来到汉江边。在当地船工的帮助下，从艾家河、周家河口、二郎滩底三个渡口，顺利渡过了汉江。有个叫艾德润的船工回忆说：“那天，我荡桨，我三爹掌舵，我们撑的船是我四爹艾仕才的。当时，总共有十几条大船，分两路摆渡。我在艾家河摆渡，周家湾的周敬录在二郎滩底摆渡。队伍里的人多得很，马骡从江里过，方法是先把骡马用绳子串起来，人到对岸往过拉。远远望去，汉江两岸人马骡子简直跟蚂蚁牵线一样。队伍从吃早饭一直到天黑才过完。过完之后，来了几个红军给了我一把头号纸伞，给我三爹两块钱酬谢。”

红三军从艾家河渡过汉江，沿江东下，宿营于石梯、八里等地。5日拂晓，红三军再次进入旬阳县汉江南岸，到达吕河街。随后，溯吕河而上，经观音堂入二道河，直抵神河镇。继续溯吕河向东南方向前进，过赤岩，于l2月7日来到旬阳七里关、铜钱关一带。这里与平利，湖北的竹山、竹溪等县相邻。在这里，红军处决了56人（一说69人），分两个地方埋掉。其中除在铜钱关抓的几个土豪劣绅外，其他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当地群众说不清。贺龙对夏曦在行军途中，“还不断杀人”，非常反感。在商洛竹林关时，夏曦曾把贺龙军长和关向应政委的警卫员枪下了。以后两人一直不说话。走到大巴山时，夏曦才对贺龙说：“胡子，不要使气嘛！”贺龙说：“使什么气！你不该这样搞嘛！”据有关史料记载：“红七师师长王一鸣1932年12月在‘肃反’中于陕西被错杀。”在这次长途行军中，被错杀的还有湘鄂西军委参谋长唐赤英以下许多负责人。

红三军从铜钱关向南跨过黄家湾、龙潭沟、七里横牌、懒板凳，到达高桥附近，登上十八盘，进入平利县。穿过小石门、大石门，经双河、双阳（塘坊），宿营陶家庄。再溯长安坝小河东上，由张家店横过入南沟，进入现属镇坪县的曾家坝、茅坪、洪石河。再经李家台子，翻千山垭，过牛头店乡的千牛坡。斜下玉皇庙，沿南江河上行，经水井坪入滴水岩、浪河口、牛头店、甘坪，涉过南江河，翻关帝垭进入竹叶沟抵达竹叶关。

红三军经过的旬阳吕河、平利连仙河，河沟众多，行军艰难。1957年后，担任前卫的红七师二十团二连通讯员张健（原红三军“娃娃队”中队长）回忆说：“我军过了旬阳的坝河后，虽然没有尾追的敌人，每天的行程也只有三四十公里路，但都在河沟里行军。据当地人讲，这里有七十七道湾、七十七道沟。我们遇到一条沟，就要涉一次水或过一次冰河。在数九寒天的日子里，我们的脚和腿冻裂的鲜血直流，稍有不小心，碰在石头上，痛的钻心。这对每个同志来说都是一场严峻考验。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拯救苦难中的父老乡亲，我们仍未停止前进的脚步。”

12月10日，贺龙率红三军主力约8000人，分三路翻过平利、镇坪交界之秋山的三个山口，进入镇坪县曾家镇、洪山乡。次日，从湖北省竹溪县西部鄂坪出发的红三军另一路约二千余人，在牛头店镇境内与主力部队会合。至此，红三军第七、八、九师和独立师约万人全部进入镇坪县。当天，先头部队未放一枪一弹，就占领了陕鄂交界要隘竹叶关。12日，红三军主力经竹叶关东入竹溪县泗水镇。14日，贺龙亲率主力部队翻过鄂陕交界的大风垭，西入镇坪县南部的镇坪县旧城（今钟宝镇）。国民党镇坪县独立营百余人早已闻风而逃。旧城为当时县政府所在地，1933年被四川曾世忠股匪焚毁，已成断壁残垣，仅有几十户人家，产谷不足百担，难屯大军。红三军只在这里住了一夜，次日继续南下，前卫第七师第二十团击溃国民党黄涛部三百余人，控制了陕川鄂交界的鸡心岭。这次战斗很顺利。事后群众唱道：“人说红军会腾云，好似天兵下凡尘。一夜行军百八里，吓得白狗逃回去。”

这时，贺龙从后面赶到前卫二十团，登上“一脚踏三省”的地方，用望远镜往前方看了看，笑着问大家：“谁能说出来，这是什么地方？”指战员你望我，我望你，谁也答不上来，只是一个劲地傻笑。贺龙见没人回答，接着说：“这是一脚踏三省的地方！你们看我们的脚板大不大？”大家都哈哈大笑。好久都没有这样舒心地笑了。贺龙又说：“这里还不是我们落脚的地方。我们还要继续走，走远点，用我们的脚走出一块根据地来，这一天已经为期不远了！”

1932年12月14日，贺龙率红三军全军翻过鸡心岭镇坪县一侧，沿铜灌沟而下，向川东方向前进，进入川东（今重庆市）巫溪县境，15日，后续部队全部离开镇坪县。至此，红三军结束了在安康的转战活动。在安康地区经过33个乡，行程400多公里，历时14天。尔后，红三军沿鄂川边界南下，在四川大昌镇歼国民党川军一个营和保安团一部。接着，翻山越岭，抢渡长江，攻克湖北巴东县城，继续南下。12月30日攻占湖北鹤峰县城，全歼该城守军保安队，结束了长途转移，在湘鄂边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红三军转战安康期间，驻安康的安绥军，是由地方游杂武装拼凑起来的一支地方部队，没有多少战斗力。司令张飞生是旬阳人，他得悉红三军入境，亲率嫡系部队驻守旬阳，取防守姿态。安绥军司令部、沈玺亭团龟缩在安康、平利城内，未敢轻举妄动。红三军所到之处，地方保安队、民团望风而逃。红军只处决了国民党县政府罚款局长、催款委员、团总、区乡保甲长及狗腿子29人，没收12户土豪劣绅粮食、衣被等财产，除供军需外，分给当地穷人。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公买公卖，深得群众拥护。据民国《平利县志》记载：共军贺龙部万余入境后，“轻装疾走，惟杀区长、团总等数人”。

二、红三军在安康的主要活动

红三军在转战安康过程中，沿途除暴安民，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使苦难深重的安康人民，体会到共产党和红军是解放的灯塔，穷苦工农的救星。

首先开展了广泛的宣传工作。红三军既是一支战斗队，又是一支宣传队。他们所到之处，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启发群众的觉悟；宣传红军的性质和政治主张，揭露国民党的造谣诬蔑，使安康人民的耳目为之一新。红军的每个战士，不论是否担任宣传工作，都担负着宣传群众的任务。战士们见到群众就讲，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是为穷苦人民闹翻身求解放的。这种群众性的宣传，灵活生动，立竿见影，常常把一些慌忙逃跑的群众争取了回来。刷写标语口号，是红三军进行政治宣传的重要形式。在安康的14天里，红三军留下了许多标语口号。他们两三人一组，提着红土、锅墨烟、靛脚或石灰桶，在墙壁上、门板上、岩石上，写了大量的标语口号，哪里能写就在哪里写。据在安康县的官店、龙泉，旬阳县的吕河、神河，平利县的小石门、陶园庄，镇坪县的曾家坝等地的调查，红三军写的标语口号就有二十多种内容。主要有：“受苦群众，起来参加土地革命！”“打倒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政权！”“没收私有房屋财产，分给贫苦农民！”“红三军是农民的武装，不拉夫，不扰民，不征粮，不筹款！”等等。六十多年后，在镇坪县竹叶关农民蔡同国房屋的墙上，仍有一条较完整的标语清晰可见：“没收地主和大财主的土地，分给贫雇农耕种，红三军政治部。”这条标语保存下来很不容易。蔡尚功老人说：“贺龙领导的红军是民国二十一年路过这里的。当时队伍住了一条沟，只宿了一夜，第二天就开走了。在好几处写了标语，有的房子垮了，标语给弄没了。蔡家墙上的标语因后来搭了个偏厦子，才保存下来，有几个字脱落，我们给补上了。”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时，陕西党史资料丛书《红军长征胜利到陕北》一书，收录了这幅标语的照片。

召开群众大会，部队首长登台讲话，对群众震动很大。红三军到吕河街，当地群众听说来了贺龙率领的“打富济贫”的队伍，便按照老习惯，在河滩摆桌烧香，跪地迎接红军。为了感谢群众的欢迎，红三军在吕河街上召开了群众大会，先锋部队的首长讲解了红军的性质和政策，并将收缴区公所的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到会群众很受鼓舞。红军大部队到平利县陶家庄，召开了军人大会，许多贫苦农民自动跑去旁听，部队首长讲了红军的纪律和军民关系，旁听的群众感到很新鲜，都说红军真是穷人的队伍。

其次，打击了农村的反动势力。红三军在转战安康地区的过程中，对沿途人民群众震动最大、印象最深的，是每到一地都要抓捕一些作恶多端的区团长、乡保长、土豪恶霸、地主老财之类的地头蛇，公开处决，为民除害，震慑敌人。据调查统计，红三军在转战安康地区途中，处决国民党县政府罚款局长、催粮委员2名，区团长和区、乡、保、甲长14名，地主恶霸9名，师爷、乡保丁和狗腿子4名，共29名。部队还没收了12户土豪劣绅的粮食、衣被等，除少部分供军需外，大部分给了当地的穷苦群众。红军打击这些独霸一方，长期残酷统治农民，横征暴敛，草菅人命，作威作福，十恶不赦的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和他们的代理人，伸张正义，为民除害，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人民群众正是从这些活生生的事实中，认清了红军的革命本质，并热爱他们、拥护他们。

第三，严明的纪律深深感动了群众。红三军对敌人疾恶如仇，对群众倍加爱护，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红三军所到之处都流传着感人的故事。在旬阳县麻坪镇，药铺李发清外出看病，回来检查药物有无损失，发现桌子上有张纸条，写道：“吃了你猪头一个，还你白米三升，老板不要骂。”平利县松杉河农民高俊民发现菜蔸上搁着用笋叶子包的铜币，镇坪县百步梯农民陶玉桂发现菜园里的萝卜坑旁都放着铜币，才知道这是红军吃了菜留下的钱。洪石河有个傅老汉躲避红军时将一只羊未拉走，他想这只羊一定会被吃掉，谁知红军不但没杀，倒给喂得饱饱的。红军走后，傅老汉回家见了羊，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红三军在安康县艾家河渡江时，一万多人集中在江边，但渡口的五家店铺却丝毫没有受到骚扰。公买公卖，也是红军一条铁的纪律。他们买群众的东西不仅付钱，而且付给的价格往往超过正常价格。在旬阳吕河街，红军用了柯挺利的6斤麦面，给留下了30斤麦子。平利松树坪肖大娘烧开水让红军喝，可战士们喝一碗开水，就放一个铜币。肖大娘共收了两半布袋铜币，群众说她发了“大财”。红三军就是这样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教育了安康人民，使安康人民第一次认识了红军，也赢得了群众久久的怀念和满口称赞：“红军真好！”“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军队！”

三、红三军掉队伤病员在安康

红三军转战安康，沿途有不少掉队、生病和受伤的战士。红军走后，这些战士都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关照和保护。据调查统计，红三军在安康地区掉队人员有57名。这些人员在人民群众的保护下，躲过了国民党的搜捕。他们有的重返部队，有的回了家乡，有的在安康组织武装，开展革命斗争。战士张树堂年仅l4岁，在旬阳县麻坪掉队，王福元老汉把他接回家中，养壮了身体。国民党旬阳县政府以“窝藏共党”的罪名，将王福元之子和张树堂抓到县府，又将张树堂押送安康专署。王福元和孤寡老人张茂银花了许多钱，才把张树堂救了出来。新中国成立后，张树堂加入中国共产党，当上了区干部。战士赵长江因病在旬阳县仁河掉队，农民王志余把他背回家养护，怕敌人搜查，又将他背到板凳垭岩屋洞里躲藏疗养，病好后又教赵长江学会了篾匠活儿。后来赵长江在当地结了婚，但他不忘红军的宗旨，秘密组织当地群众，成立了一支30多人的“红军游击队”。后来被叛徒击伤而遇难。

红三军在安康转战时间虽然很短，但在秦巴山间、汉水两岸留下了深深的脚印，播下了红色种子，为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这一支转战安康的红军播下的革命火种，对安康人民后来的革命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