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在人生的重要阶段上把握住自己

问：作为中国的文学大师，你觉得当代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陈忠实：先纠正你的“大师”的误传。我不是大师，不是谦虚，是远远不及大师的格。我只认我是个作家，这是一个职业符号。

无论说中国文学落后世界文学多少年，都是很难具体计算的，说落后30年或落后50年，都很难作出确切的论证，更难作出具体数字的量化比较。文学作品比不得某项科学技术，后者完全可以得出具体的量化对比，文学作品就难了。依我从媒体上获知的信息形成的印象，近年间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翻译到国外的数量已有起色，然而与我们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的数量，几乎构不成一个比例；有幸翻译成外文出版的小说很难畅销欧美国家的图书市场，不能成为这些地方读者争相阅读的读物，也和我们国内不断形成的某个外国作家某部小说畅销且热读的现象形成鲜明的对照。可见，在世界文坛上，我们仍然是一个“输入国”，一个很大的“输入国”, “输出”和“输入”几乎难以构成比例。

你说的“位置”，我难以作出具体的排位，“输出”和“输入”的文学作品的不成比例，大体上就可以看出其格局了。

问：你对当代中国文学，包括陕西文学创作的现状有何忧虑？对前景有什么期待？

陈忠实：没有忧虑。没有发生过任何忧虑。

不是我天性乐观，也不是无所用心，是出于我对文学创作现象的理解，也许偏狭。一部优秀作品的出现，总是让世人意料不及，这部作品的作者也就从无名到著名了。人们通常的想法是他会越来越成熟，体验会越来越深刻，笔法会越来越老辣，这样发展的作家不少见。然而，似乎逆反这种通常现象的作家也不在少数。肖洛霍夫很年轻时写成了史诗《静静的顿河》，后来又写成了《被开垦的处女地》，当年也算得佳作，似乎与顿河难以比肩，现在几乎销声匿迹。之后几乎再没有稍大规模的作品面世。出人意料的是，在他的晚年，一部大短篇或者可以叫小中篇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却震撼了当年的苏联文坛，也传播到世界很多国家。类似的作家的创作现象起码不属个别。我就能理解，一个作家的出现，创作的发展，是很难预料的事，远远比不得今天的天气预报的准确度，甚至连作家自己都难以自主操控……我忧虑有何用？没有必要。

同样的道理，一个地区一方地域在一个时期文学创作的发展，也是很难实现主观操控以期如愿的。某个时期，突然涌现几位令人瞩目的作家，难以预料。某个时期，相对比较平淡，没有引起广泛关注的作品出现，也难以预料。更难以采取立竿见影的措施扭转局面。在我理解，一部作品的品相完全决定于作家体验的深或浅，这是很难以外在因素促成的事……我即使有忧虑发生，也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我相信会有惊世佳作出现。

问：目前，更年青一代的写作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比如90后。你能结合自己的写作经历谈谈对这些后起之秀的建议吗？

陈忠实：90年代以后出生的小孩写小说写诗歌，我觉得很正常。就我所知，绝大多数作家的文学爱好和写作兴趣都是从少年时代就发生的。我对这种现象有自己的一个小小发现，作家和其他专业人群的差别，就是与生俱来一根对文字尤为敏感的神经，这是父母给的。在有机会接触文字，尤其是文学作品的文字时，这根神经便会兴奋起来，便会发生人生喜好的兴趣性倾向，就会喜欢读文学作品，就会动手写诗或者小说，是很自然的现象。有些具备对文字敏感的神经的人，却没有机会接触文字，几乎是文盲，然而那根敏感的文字神经也不仅不闲置，也不萎缩，而是发生着一些纯自然的释放，我对那些生动传神的民间诗人就是这样解读的。如果他们起码能接受高中教育，完全可能成为一位卓有建树的诗人。这样的人在我生活的地区几乎每个村子都有一个，可惜大都是文盲，他们见事就顺口而出有韵律的民歌民谣来，传诵一时。

人和人的个性差异，就在于具有一根对什么物事敏感的神经。有一根对色彩敏感神经的人，很自然地倾向于绘画；有一根对着音响敏感的人，也就从少小年纪倾向于音乐；有一根对于数字敏感的神经的人，不仅数学课学得轻松，且有乐趣，而且有可能成为数学家，如此等等。人群中那些生有一根对于文字敏感的神经的人，多是从少年时代便发生兴趣性倾向，不仅喜欢读文学作品，读着读着便动手写作了，时下涌现的不少的少年作家就缘于此因。即如中国当代作家，人皆共知已故的刘绍棠，20世纪50年代上中学时就发表小说作品了，被誉为神童。那个时候，和刘绍棠同代的少年文学爱好者写作者到处都有，不过不及刘绍棠杰出罢了。所以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少年作家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现象，有勇气写长篇也很好，即使失败，也是一种磨炼。

具有对文字敏感的神经的人中，未来创作的前景和成就很难作出估计，各个喜爱文学创作的人，生活阅历的差异，阅读的差异，接受社会和家庭影响的差异，更有个性的差异，等等因素，都影响着各个少年写作者创作的发展。可以说，那根对文字敏感的神经能发挥到怎样的状态，全在个人后天的努力。

一般的也是普通的现象，作家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积累会更丰富，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会更深刻，艺术以至笔墨会更老到。然而却不尽然，国外国内都有这样的创作先例发生，即某个作家恰恰是20岁左右的时候完成了惊世之作，也造成了他一生的艺术创作高峰，不说别人，自己在随后的许多年创作中也难得跨越，像肖洛霍夫和他的《静静的顿河》。

我向来很畏怯对青年作者“建议”一类的事。以我的体验，任由多人去摸索，去闯荡，即使某些导致失败的弯路，体验一下也不无好处。

我所说的那根对文字敏感的神经，是我对“天才”这个太多神秘色彩的词汇的物质化解读。

问：写作者们通常都是在不断地阅读，好的创作一定离不开丰富的阅读，在这方面，陈老师有什么特殊的阅读喜好么？能给读者推荐一下你认为优秀的作品么？

陈忠实：你说得很对，截止到今天，我还没遇到也没有听过不读书的作家。阅读开阔视野，阅读启迪智慧（即开启那根对于文字敏感的神经），阅读也丰富艺术天地，阅读更深化思维……说不尽的好处。所以人说开卷有益，以创作为乐事的人更如此。

我不好向人推荐作品，因为各人的意趣差异很大。由各人去选择，即使买了读不出兴趣的书，放下不读，再换一种，总会找到爱不释手的书的。我往往就是这样选择读书的。

现在读书倒是没人限制了，但时间却太有限。只有那些在文坛上口碑极佳的作品，自己才会抽时间去专门阅读。现在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为写序和开研讨会的阅读上了。要写序就不能不读作品而信口开河，为他人作品开研讨会，不读作品根本就无法张嘴。我把它当作一个很严肃、很庄重的事情，去认真思考并付诸笔端。不管作者年龄大小，也不管名气大小，我都认真对待，将其视为对作者艺术创作、艺术探索的一种尊重。这样一来，读书时间就很少了。但是，多年的阅读惯性还是让我一有空就想看书。有时也不一定非要读多高深或多有名的书。即使写得不好的书，读过之后仍会有所收获——会明白其缺点所在。总之，要多读书读好书，哪怕是随便翻翻。

问：你是一个很谦和、很亲切的人，你保持着说关中话，比如你经常说“乡党”这个词，乡党是个什么样的意思？你觉得陕西方言有些什么韵味？

陈忠实：乡党就是乡亲，泛指老乡，一个村子的人称为乡党，出了省界整个陕西人都可以称乡党。

陕西方言太过宽泛，陕西因差异甚大的地理坏境分为三大块，陕北有游牧乃至匈奴的较为奔放的生活习性，秦岭南边的汉中和安康又类近于南方的风情了，渭河流域的关中是我的家乡。三大板块的人群生活习惯差异明显，说话的口音也相去甚远，方言也自成一体。我说的是关中话。我原以为关中话很土，后来却渐次发现许多方言的无可替代的韵味。文学写作的表述语言中掺进方言，有如混凝土里添加石子，会强化语言的硬度和韧性。我后来渐次明确，从字面上让外地读者猜不出七成意思的方言，坚决舍弃不用，用了反倒成了阅读障碍。

近年间，我收到几种关中方言的考证文本，许多看似土得掉渣的方言俚语，竟然被语言学者在古籍文章中一一考证出来。我便感知到关中方言土语，当属中国语言的活化石，还存放在这方地域当代人的口语中。

问：你曾说作家不应淡泊名利，你如何看待名利？

陈忠实：所谓淡泊名利，我的理解是清高，不在乎所得，包括影响。这在历史上是传统文人经常吊在嘴上的一句话。但真正考察历史，毫不在意名和利的，能数出几个人来？陶渊明是一个，但是他是对官场失望之后才归隐田园的。所以，我们今天谈这个实际是个空话，具体到个人身上数不出来几个，所以我索性就不说这个话。

一个人成就了自己的事业，甚至给人类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名利自然会来的，譬如钱学森、陈景润、袁隆平等科学家，他们为自己的事业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突出成就，你即便再不讲究名利，名利也是会随之而来的。问题关键是人在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智慧的时候为了什么？为了一个国家一个事业，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那就不是个人名利的问题，而是影响着一个时代生活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那么人民对他们发自内心的敬重和热爱，那是必然的。所以我觉得首要的应该把自己的智慧和精力，集中在社会需要自己所选择的事业探索中去。追求事业的成就可以促进国家民族，甚至社会的发展，起码不是障碍，你即便不追求名利，名利也是推不掉的。我觉得是做自己的事，这个事对社会是有利的，不仅要坚持做，还要在自己所选择的事业上能够做得最好，尤其是在富有创造性上的，名利是会自然而来的。如果仅仅是为了名利，恐怕很难持久，也很难坚持下来。

富有创造性的劳动，一般都不会一帆风顺的，需要有超人的毅力和超人的智慧。有超人的智慧而没有超人的毅力，很难把智慧发挥到最好；光有超人的毅力，而缺乏智慧也很难成就。单纯去追求名利一般都很难坚持到最后。

问：最后再请教一个问题。我看到你的一段话，说“人生简单如蒸馍”。我理解，是不是说人生就如蒸馍一样，要有耐心，急不得？这是不是你的人生感悟？

陈忠实：你这个说得都对。蒸馍，蒸到一半，最害怕啥？最害怕揭锅盖。因为锅盖一揭，气就放了，所以馍就生了。我是一个偏于保守的人，向来不敢说大话，说狂话，更不敢吹牛。写作的事，是走过一步，再选择下一步；在下一步尚未踩踏稳当之前，我不敢宣言说一定会踏上下一步的那个台阶。

这些年来，多种媒体和多路记者几乎无一不问及我的人生感悟和文学创作的感悟。我也几乎无一例外地首先向他们解释，我不大使用感悟、悟道一类词，我喜欢启示。即人生历程中得到的启示，文学创作中思想和艺术的启示。正是这些启示，提升着我对历史和现实的思想穿透能力，也提升着我对文学和艺术本真的体验，完成一次又一次创造理想。在这个漫长的艺术探索过程和人生历程中，有两次自我把握和两次反省成为关键性的选择和转折。

一次是在1978年之初，当中国文学复兴的春潮涌动的时候，我正在灞河水利工地任副总指挥。我在完成了家乡的这个工程之后离开了，调入文化馆。我那时候对我的把握是，文学创作可以当作事业来干的时代终于出现了。第二次把握是1982年。这一年我从业余写作进入专业写作。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过当时的直接的唯一的感觉，即进入我的人生最佳生存状态。我几乎在得到专业创作条件的同时，决定回归老家，一是静下心来回嚼20年的乡村工作和生活，进入写作；二是基于对自己知识的残缺性的估计，需要广泛读书，需要充实，更需要不断更新，这都需要一个可以避免纷扰的安静环境来实现。我选择了老家农村。直到《白鹿原》完成，正好十年。这两次把握，一次是人生轨道的转换，一次纯粹属于自身生存环境的选择。

两次反省。一次是1978年秋天。当新时期文学如雨后春笋般从解冻的文坛发生时，我很受鼓舞也很冷静。冷静是出于对自身具体情况的判断。我以为排除“文革”中那些“极左”思想不难，而要荡涤自有阅读能力以来所接受的“极左”的非文学的观念不易。我选择了读书，借来了一些世界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以真正的文学来摒弃思维和意识中的非文学观念，目的仅仅只有一点，进入文学的本真。这次反省大约持续四个月，到1979年春天，我获得了文学创造和艺术表现的强烈欲望。我把文学当作事业来干的行程开始了。

第二次反省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即《白鹿原》写作的准备阶段。我那个时候的思维是最活跃的一段。尤其是文学创作理论中的人物心理结构学说，引发了我对自己以往创作的颠覆。自我的不满意以至自我否定，同时就孕育着、膨胀着一种新的艺术创造理想。这种痛苦的反省完全是自发的，发生在《白鹿原》的准备和后来的整个写作过程中，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关键。

多年以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在人生的两个重要阶段上，我把握了自己，主要是以自身的实际作出的选择。在艺术追求的漫长历程中，在两个重要的创作阶段上，进行两次反省，对我不断进入文学本真是关键性的。如果说创作有两次重要突破，首先都是以反省获得的。可以说，我的创作进步的实现，都是从关键阶段的几近残酷的自我否定自我反省中获得了力量。我后来把这个过程称作心灵和艺术体验剥离。没有秘密，也没有神话，创造的理想和创造的力量，都是经过自我反省获取的，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