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鄜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一 争取驻鄜县的东北军联合抗日

1935年7月，蒋介石发动了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9月12日，东北军67军第107师侵占鄜县城。13日，其619团侵犯羊泉塬，后留第3营驻守羊泉镇，与驻甘肃的东北军57军相呼应。从10月初到11月初先后到达鄜县的红15军团和中央红军，接连取得了羊泉塬上的两次战斗以及榆林桥战役、直罗镇战役等一系列重大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围剿”，使包括鄜县在内的西北苏区，成为各路长征红军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一）优待俘虏

毛泽东在总结直罗镇战役的报告中指出：“对俘虏军官的政策，一经缴了枪，不但一概不杀，而且要优待他们，不要捆绑（除必要时），不剥衣，不打骂，经过政治部保卫局大批地放出去，影响白军官兵同我们联合抗日。至于俘虏士兵，则要十分优待，不论在战场上打得如何激烈，一经缴枪就要把他们当兄弟看待，严止报复行动。”遵照毛泽东的教导，战斗在鄜县的红一方面军指战员，每次作战都认真地执行优待俘虏的政策，以此激发东北军官兵的民族感情，使他们认识到红军是自己的同胞兄弟，应当团结起来，共同抗日。

1935年10月上旬，红15军团78师和81师分别在羊泉塬的郭丰和钳二村击溃了东北军619团、620团对羊泉塬的侵犯。这两次战斗所俘虏的东北军官兵，分别带到钳二上塬的卜巷、李家窑科等村，经过说服教育，除少量主动要求参加红军外，其余每人发给3块大洋作路费全部释放。

10月25日，红15军团在榆林桥战斗中，俘虏了东北军619团团长高福源、文牍副官叶元超等营以上军官6名和大批营以下官兵。战后，红军和鄜县群众就地掩埋了阵亡的东北军官兵，教育释放了大批俘虏。将营以上军官送到中央机关驻地瓦窑堡，经过耐心教育，叶元超等人自愿留下参加了红军。高福源被释放回到东北军，主动承担了中共与张学良等商谈联合抗日的牵线联络工作。

在劳山、羊泉塬、榆林桥几次战斗中被俘后参加了红15军团的一些东北军官兵，在军团长徐海东的带领下，与红军战士一道，从11月7日至10日参加了攻克张家窑科寨子、张村驿寨子、东村寨子的战斗，接着又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劳山战役被俘参加了红军的东北军士兵徐鸿祥，在直罗镇战场上看到红军的排长牺牲了，他满腔怒火涌上心头，大声喊道：“为排长报仇！”奋不顾身地逼近敌人，正准备向敌群投掷手榴弹时，身边的王连长拉住他的手说：“等一等！”接着，王连长大声喊道：“东北军兄弟们，你们现在全被包围了，缴枪不杀，红军欢迎你们调转枪口，打日本鬼子！”这时，他想起了程子华政委在动员会上的讲话，压住满腔怒火，也大声喊道：“东北军兄弟们，我们的家乡被日本鬼子占领了，打回老家去，不要替蒋介石卖命。我原是110师的，在劳山缴了枪以后，红军像亲兄弟一样对我。我们穷哥们不打穷哥们，应该和红军一起打日本鬼子。”他一看敌人还在犹豫就火了，又喊道：“再不缴枪，咱就不讲情面了！”接着，大部队赶上来，把敌军团团围住，100多名东北军士兵全部缴械投降。

（二）宣传动员

鄜县广大党政干部、游击队员和人民群众与红一方面军指战员相互配合，通过给东北军唱歌曲、写标语、送书信、派人谈判、喊话劝降等方式，形成了强大的政治攻势。苏区群众经常在夜深人静时，到东北军驻地附近高唱抗日的歌曲《九一八》等争取东北军联合抗日。黄甫店村的妇女看到红军押着被俘的东北军官兵路过本村，就动情地唱起：“张学良不抵抗，节节退到陕北上，日本占了东三省，为什么到陕北来打仗”等歌曲。被俘军官高福源和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在黄甫店乡，晚上听到群众唱《义勇军进行曲》，高福源激动地说：“我们东北军官兵都不敢听这个歌，听了哭的人可多啦！”

直罗镇战役前，中共鄜县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带领县区乡干部帮助直罗镇及其附近群众在坚壁清野的同时，沿街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宣传联合抗日。11月20日，当东北军闯入直罗镇时，只见到处张贴着标语：“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们的敌人是日本鬼子！”“我们帮助你们打回老家去！”等。这些新贴的标语糨糊还没有干，就对激发东北军士兵的爱国热情起到了一定作用。

11月21日，直罗镇战役打响，战场上，枪炮声、喊话劝降声，震撼山川。喊话人中有许多是过去战斗中被俘投诚加入红军的士兵，还有的是刚从战场上投降过来的东北军官兵。刚投诚的东北军109师士兵戚贵兰大声告诉他的战友：“当俘虏还受优待，谁也别打。”李得胜对东北军喊话：“红军冲上来咱只要把枪托一举就行了”，接着再喊：“红军同志们！我们缴枪，我们缴枪！”

当东北军109师师长牛元峰被包围在直罗镇寨子内，待援无望时，红军让一个刚被俘的626团的士兵给牛元峰送了一封信，写道：“葫芦河边、老人山上，望远镜中看到你的官兵，均已厌恶内战纷纷投降，我们北上抗日，是帮助你们打回老家去，你们东北军没有什么理由到西北来打内战。现在你师大部被歼，最好你投到我们这边来，共同抗日，这是光明的道路，否则玉石俱焚，悔之晚矣。”牛元峰不听劝告，在逃亡中被击毙。106师在败逃中，毛泽东指示聂荣臻释放了几名被俘的东北军军官，让其给师长沈克捎话，希望他联合抗日，与红军停战，所俘人枪均可如数归还。但沈克不听劝告，毛泽东认为再追无益，命部队撤回，沈克侥幸逃命。

直罗镇战役中，鄜县游击队和群众抓获的俘虏甚多，东北军官兵中，主动缴械投降的也不少。战役后的一天早上，有十六七个东北军士兵全部武装，扛着一挺机枪，跑到新窑子干沟边走边喊：“白匪缴枪哩，白匪缴枪哩！”与胡家坡群众一起在干沟隐蔽的游击队姓曹的伤员站起来说：“跟我来，我带你们去找红军。”他先带了1个东北军士兵上山找红军，一会儿山上下来30多名红军战士，把这些东北军兄弟带走了。这十多名东北军兄弟，弃暗投明走上革命的道路。

榆林桥战役和直罗镇战役结束后，中共鄜县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组织群众把东北军伤员一一送到东北军驻地进行治疗，用实际行动教育感化了东北军官兵，他们伤愈后，纷纷要求参加红军。

（三）沟通协作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主张国共两党联合抗日。中共陕甘省委和中共鄜县县委坚决贯彻执行这一策略方针，把争取东北军联合抗日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抓紧抓好。1936年2月24日，乔凤鸣率领鄜县独立营在羊泉太宜设伏，将驻防羊泉上立石寨子的东北军副营长关荣万俘获，送到驻地在北道德的鄜县苏维埃政府。关荣万曾是三次被俘释放的东北军军官。这次被俘后，又经教育后释放回羊泉上立石寨子。随后，中共陕甘省委派鄜县苏维埃政府保卫队第二分队队长王忠富给关荣万送去了红29军军长萧劲光的一封信，信中表示只要东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愿将被俘的官兵和枪支归还他们，关荣万十分感动，表示愿意为沟通红军和驻鄜县城的东北军107师的联系搭桥引路。不久，经关荣万牵线搭桥，中共陕甘省委派巡视员王英，以红29军参谋长的名义到鄜县城和东北军107师进行和谈。王英一行在关荣万的联络下，在鄜县城里住了6天，先后与107师参谋长和师长刘翰东进行谈判，气氛和谐，进展顺利，双方达成了协定。主要内容是东北军和红军互称友军，应在各自范围内活动，如双方军队和武装人员相遇时都应主动脱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如要开枪，枪口向上，不得瞄准目标伤人；其次在边境上设立集市贸易，双方人员不准携带武器，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易，来往商人允许通行，并成立集市贸易委员会，由双方派员组织集市贸易等工作。此协定一式两份，双方带回签字盖章生效，协定很快得到双方认可。随后，红军将被俘的东北军官兵和装备全部归还。从此，驻鄜县的红29军及鄜县地方武装和东北军107师和平相处，秘密往来。

二 统一战线的形成

（一）和平谈判

1936年11月，鄜县游击队在大申号油坊塬与国民党第17路军38军王劲哉旅的一个营，发生武装冲突，双方均有伤亡，中共陕北省委派孙作宾、申力生进入鄜县县城妥善处理这一事件，经过与王劲哉旅长的和谈，双方达成了互相谅解，互不侵犯，并在鄜县设立红军秘密联络点的协议。协议规定：一是驻防鄜县、甘泉的17路军38军王劲哉旅，凡与游击队接壤地段，各自后撤15至20里，留出缓冲地区，双方严厉约束各自部队，不准到缓冲地区活动，杜绝再次发生摩擦冲突，以免损伤抗日国防力量；二是有事互相通报，友好往来，协商解决；三是互通商贸。同时，中共中央派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与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东北军619团团长高福源，赴洛川与国民党东北军将领张学良、王以哲和谈，途经鄜县时，也反复做国民党东北军107师联合抗日的工作。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达成联合抗日的协议，驻鄜县的东北军和17路军相继撤离鄜县。国民党县长乔廷谨令县保安大队封城固守，各基层联保主任、乡丁、土豪等也退守山寨，不敢轻举妄动。中共鄜县县委、鄜县苏维埃政府率领红军、游击队控制了县城以外的广大地区，并将驻地由大申号区罗家塔村迁到太安塬曲里村，以便有效地占领人口众多的中心部位“五指”塬面。同年12月下旬，中共陕甘省委统战部部长杨一木、副部长黑志德来到鄜县，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中共鄜县县委也派刚到任的县委组织部部长张育民秘密进入鄜县城，在城内给一个卖硬面馍的周彦清家打短工，担水做杂活，秘密开展建党和联络工作。

中共鄜县县委于1936年12月下旬设立统一战线工作部（简称统战部），田玉成担任统战部部长（继任邓晴辉）。县委统战部紧密配合省委统战部加强了对国民党县政府官员、国民党军队军官及各界非党人士的统战工作。与此同时，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爱国民主人士杜斌丞奉张学良、杨虎城之令，撤换了陕北各县国民党原任县长，任命能与中共合作共事的开明人士任县长。1937年1月1日，开明人士张执庵，接任鄜县县长职务。张执庵一到鄜县就命令县保安大队拆除了城外两个碉堡，撤回了武装，开放城门，在县城东门和北门外张贴布告，布告上写着“如有进城的红军和工作人员，任其通行，一概不得阻止”。欢迎红军将士进城，共商抗日大计。随即，中共陕甘省委任命省委统战部部长杨一木为团长，组成杨一木、黑志德、张育民（中共鄜县县委组织部部长）、李云龙（红军代表）、杨晓春（女，中共党员）共五人的中共和谈代表团，手持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给张执庵的亲笔信进入县城，与国民党县长张执庵，县保安大队大队长杨国栋进行了第一次和平谈判，经过多次协商，双方达成停止武装冲突、相互往来和欢迎红军进城的协议。紧接着，中共陕甘省委秘书长申力生和鄜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郝建堂又进入县城，和张执庵等进行了第二次和平谈判。经过双方进一步和谈，达成了四项具体协议，并公布实施：1．停止武装冲突，实行和平共处；2．开放城门，允许群众自由进出；3．街道工商户开门营业，恢复正常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秩序；4．城内设立红军接待站。这四项协议的签订实施，标志着鄜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同年初，根据毛泽东致杨虎城、孙蔚如“交换情报，互派常驻代表”的建议，国共双方在鄜县城内建立了第一个秘密交通站，对外称“军用合作社”。交通站备有西北军的军衣、臂章、护照等。双方人员通过交通站，秘密往来，畅通无阻。中共过往人员的食宿接待、工作联络等事宜，均由交通站负责。中共中央派中央警卫三团沿途保卫双方来往人员的安全。苏区所需的电台、医药器械及军用物资也通过交通站运往各根据地。

1937年1月19日，鄜甘（鄜县、甘泉）警备司令员张宗逊手持毛泽东给张执庵的亲笔信，率领红军警卫团到达鄜县，接管鄜县城防。临行前，张宗逊向毛泽东请示工作，毛泽东说：“做好进城工作，要注意多交朋友，防止关门主义倾向。”县长张执庵亲自率领县城的民众团体和绅士夹道欢迎，并多次去营房看望红军官兵。张执庵看到红军军纪严明，官兵一致，深受感动，双方相处十分融洽。同年4月，中共鄜县县委书记霍士廉率县委机关进入鄜县城内，以抗日救国会名义开展工作，各级抗日救国会与国民党各级政权民主协商，共图抗日救国大计。从此，鄜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形成了国共合作，双方联合执政、联合抗日的局面，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二）合作共事

1937年3月，全县各界人民联合抗日已形成热潮。3月8日，鄜县各界举行庆祝和平提灯大会。当晚黄昏，鄜县县城锣鼓喧天，人声鼎沸，各商号店铺爆竹如雷，群众簇拥着观看花灯。大会会场的歌声、锣鼓声，部队的口号声，震撼全城，热闹空前。宣布开会后，先是大会主席报告了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重大意义，号召工、农、兵、学、商和各界群众团结起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接着是一个东北军兄弟讲话，到会一万多群众听得感动了。大家忽然喊起口号，七八岁的小孩，七八十岁的老人，都抡起拳头跳起来，高呼：“东北军兄弟，我们要团结起来，掉转枪口打日本鬼子，打回老家去！”随后进行游行示威，队伍的整齐、号声的洪亮、街道两旁群众的欢呼雀跃，更是超过会场的热烈，直到午夜后，沸腾的县城才沉寂下来。

1937年4月，中共鄜县县委书记霍士廉联合国民党鄜县县长张执庵，吸收各界代表参加，包括地方绅士、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内，建立健全了全县各级抗日救国会组织。县委及原苏维埃政府的干部，除参加县抗日救国会工作外，其余都分派到基层，分别担任联保处、保公所抗日救国会分会的主任或副主任，以加强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具体领导。各级抗日救国会与国民党各级政府民主协商，一起组织群众开展生产，治理社会秩序，进行抗日支前活动。

同月，为了检查指导全县抗日救亡工作，霍士廉和张宗逊，与张执庵一起下乡巡视。他们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跑遍全县10个区的主要乡村，每到一处，都要召开群众大会，发表演说，宣传联合抗日救国的道理，发动群众努力生产，搞好春耕，支援抗日，动员红军部队和各级抗救会干部，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困难，使全县人民更加拥护和支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鄜县各级抗日救国会与国民党各级政权组织联合起来，具体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1．抢修公路，确保运输畅通。在霍士廉和张宗逊的协助下，县长张执庵主持召开了有各区抗日救国会人员、区联保主任、绅士参加的县务扩大会议，安排部署了抢修县境内两条主干公路等事宜。动员组织了1000多名民工，并有驻鄜县的红军指战员参加，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修复了县境内的咸榆公路（90多里）和鄜县至宜川的公路（70多里）。保证了抗日支前物资和民用物资的运输。

2．代购粮秣，解决军需粮草。从张宗逊率警备团进驻鄜县后，陆续又有贺晋年率红81师、白子文率陕北红军独立第一师开到鄜县驻防。霍士廉、张执庵召开各区抗日救国会、联保主任会议，布置代购粮秣任务，在县政府前院设立了鄜县粮秣代购站，抽调20多名工作人员进行工作。红军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代购的粮秣照价付钱，在春日青黄不接之季，鄜县群众踊跃交粮、送草，保证了军用粮草的满足供应。

3．减租减息，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在农村，对过去规定的苛捐杂税和地租，实行半数征收。同时向全县农村发放救济金1000多万元，帮助群众调剂粮食，解决贫苦百姓青黄不接的生活困难，使群众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

4．刷新政治，提倡民主自由。允许民选保甲人员参加各种抗日团体。除各级建立抗日救国会外，青年、妇女、工、农、兵、学、商各界都纷纷建立抗救会组织，开展各种有利于抗日的活动。不允许各级保甲、团体，损害群众利益，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

5．帮助群众生产和兴办社会事业，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各级抗日救国会干部和驻军帮助群众耕种、收割、碾打，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兴办小学，提倡群众识字学文化。

通过以上工作，鄜县在陕甘宁边区较早地实现了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局面，各项抗日救亡工作顺利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