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会忘记——论“中国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编撰是“抢救保护”的基础

内容摘要：编撰、出版集成志书的巨大功绩有四：（一）继承发展了中国历代采风的文化传统；（二）全面展示了中国民间文艺的总体风貌；（三）积累丰富了中国民间文艺的保护经验；（四）大大促进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全面发展。它向世界宣告：中国不仅是一个历史悠久、经济繁荣、民族文化灿烂辉煌的文明古国，而且在科学进步、国力日趋强盛的今日，其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将会得到全力的保护并发扬光大！其辉煌成就，是目前正在全面启动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程的坚实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审美价值、应用价值以及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集成志书 抢救保护工程 基础

 

摆在君前的洋洋巨著——10大卷本，400多册，字过五亿，音谱同步，图文并茂。展页逐读，似乎可以听到各民族民歌民乐依次交响的繁音，见到各地域戏曲舞蹈翩翩歌弄的画面，还有琵琶三弦伴奏的曲艺，乡民儿童口传的歌谣、谚语、故事、神话以及琳琅满目的剪纸、皮影，石雕、木刻、年画……闻赏间，你能不惊魂振腑，啧啧称叹么？你能不向数以亿计的演唱者、收集者、整理者、撰稿者、编辑者、审稿者、排版者、印刷者，发行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热烈的祝贺么？

“若欲穷，搞集成”“如要苦，编志书”……这些被千万个“集成专业户”成员慨叹万分的口头禅，言及编纂者穷苦潦倒，却还要硬着头皮干下去的窘境。我道是：为保护民族文化遗产而战，是为而有道，为而且乐，为而不悔。

历史是不会忘记的！

我极理解以周巍峙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文艺家为抢救、保护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而发表的宣言的深刻含义，也极敬佩周巍峙、钟敬文、贾芝、吕骥、张庚、李凌、孙慎、吴晓邦、罗扬等一大批老者寻觅后继者的灼急心态，更对他们的理想追求，虎胆卓识以及为国为民同忧共喜、为继承弘扬中国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先进思想和艰苦朴素、孜孜追求、坚持不懈的工作作风，表示由衷的折服。

在十部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完卷之际，我崇敬他们，同时也崇敬所有为此书的完卷做出奉献的人！

联想到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启动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程，深觉此项德昭后人、功映千秋的浩大而艰巨的工程，的确是“抢救的先声，保护的基础”。其丰富经验和丰硕成果，对目下从事抢救保护工程的后继者来说，很值得珍惜和借鉴。

集成志书的出版，也向世界宣告：中国不仅是一个历史悠久、经济繁荣、民族文化灿烂辉煌的文明古国，而且在科学进步、国力日趋强盛的今日，其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将会得到全力的保护并发扬光大！

集成志书出版的功绩何在？我看有四：

1．继承发展了中国历代采风的文化传统；

2．全面展示了中国民间文艺的总体风貌；

3．积累丰富了中国民间文艺的保护经验；

4．大大促进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全面发展；

继承发展了中国历代采风的文化传统

中国有着持续不断、一脉承传的采风的优良传统。

早在3000多年前，中国就有了采风的制度和采风的实践。《礼记·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春秋·公羊传》何休注：“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采诗。”说明中国早就有采风之制和采风之举。据《汉书》说，这种“行人振木铎徇于路”的“采诗”之举，是王者为了“观风俗，知得失”，但客观上也使流传在广阔民间的大量诗歌得以保留和保护。含有相当数量民歌的《诗经》，就是通过采诗、编诗的过程得到保存并流传后世的。不然，我们何以能见到西周中期到春秋中叶这500年间（公元前1006—前541年）流行在秦、豳、郑、卫、王、邶、鄘、陈、檜、齐、曹、魏、唐、周南、召南十五国（今陕西、河南、山东、山西、河北、湖北等地）的民歌呢？

至秦、汉、魏、隋、唐、宋、元、明、清诸朝，采风之举，日盛一日，其编撰结集，亦年复一年。如汉魏之“乐府”“百戏”，隋唐之“雅乐”“宝卷”，以及宋词、元曲、明清之戏剧、话本、民歌等，均有其记载、录实或专著（如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等）。

这个传统，一脉相承，一直延续至今。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的土地革命时期，为宣传之需，就曾记录整理过流传在群众中的口头创作——革命歌谣和广泛传唱的革命民歌。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以及1937年抗日战争以后，各苏维埃区、边区革命根据地，均有收集、整理、创编革命民歌的活动。

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一个有理论指导、有领导、有组织、有目的、有措施的采风活动及秧歌运动从此时开始。从“采风学”的角度看，这一活动，具有深刻、深远的、划时代的意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次采风活动，使中国式的“采风”，起了质的变化，并步入了一新的历史阶段。从采风理论上讲，也可以说是步入了一个理论升华的阶段，一个关系到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基础建设（关系到文艺方向、方针、决策的制定）的阶段。在当时先进理论指导下，蓬勃开展的“采风”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一大批新的文艺工作者走出“小鲁艺”，走向广阔民间的“大鲁艺”，收集、整理民间歌谣（练子嘴）、歌曲（信天游）、器乐乐曲（大唢呐）、社火舞蹈（秧歌、跑旱船）、戏曲曲艺（秦腔、道情、曲子、陕北说书）、民间美术（剪纸、木刻、石雕）等，获得了大丰收。鲁艺编辑油印的《陕甘宁边区民歌集》（分第一、二集）、《迷胡道情集》《河北民歌集》《审录》《秧歌》《秧歌锣鼓点》（延安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延安鲁迅文艺学院干部、师生收集，马可、刘恒之等整理，其中记录最早的是周巍峙在1937年记录的民歌）和后来集册出版的《信天游二千首》（李季编，上海杂志公司刊行）、《陕甘宁边区老根据地民歌选》（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整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1953年成稿，1957年音乐出版社出版）、《陕北民歌选》（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编，何其芳、张如松选辑，1962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秦腔音乐》（安波记录整理，1950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等，就是集当时各地民歌、戏曲音乐之大成的重大成果。而民歌《东方红》《刘志丹》《兰花花》《赶牲灵》《拥军秧歌》《翻身道情》，小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做军鞋》，大型歌剧《白毛女》，以及秦腔《穷人恨》《血泪仇》，曲艺《刘巧团员》（陕北说书），快板剧《刘二起家》等创作和演出，也都是文艺工作者通过“采风”向民间文艺学习的创作成果。至于李卜（曲子艺人）、李有源、李增胜（民歌手）、韩起祥（说书艺人）以及专业艺术家李焕之、刘炽、马可、柯仲平、马健翎、王大化、李波、石鲁、古元等，都是从此而名声大振的。

就采集和编辑民歌而言，当时就已从实践中总结出一套科学的记录、整理以及分类、编辑的体例、规范，为后来的民歌分类学的建立以及《集成》编辑体例、规范的制定，打下了先期的基础。

以《陕甘宁边区老根据地民歌选》（其前身实为鲁艺油印的《陕甘宁边区民歌》第一、二集）的编辑为例，以内容与形式结合的分类法，已基本形成。该书将民歌分为五大类：即生活类、爱情类、传说故事类、新词类、杂类。生活类，是依次大致按号子、夯歌、船夫曲、揽工歌、脚夫调、采茶、踩场、耕田、采摘、纺织、播种、收获、闹灾、调兵、闹社火以及反映尼姑、煙花、光棍、寡妇、少女、小姑子、小媳妇生活，还有装束、定亲、送亲、害娃、生育、劝郎等。爱情类，将最富地方特色的“信天游”排在最前边，然后按其他内容依次排列。就民歌曲调来说，是在按类分列的前提下，再依音乐形式排列，相同、相近的曲调排列在一起，用（一）、（二）、（三）等序列号区分。

最可贵处是，其编辑思想特别强调记录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其体例规范特别强调其科学性。如编辑目录中有曲名、采录者、采录地、采录时间（年月）、页数等五项。

由此可以看出，经过采风实践的音乐前辈们，通过下乡听歌、记录、整理、探讨、研究等田间作业的流程，总结出了一套较完整的记谱方法、规范和编辑体例。这对自60、70、80年代启动的“音乐集成”记谱规范、编辑体例的制订、修改和完善，起到一个先期导向的作用。

其他诸如民间戏曲、曲艺、舞蹈、美术、歌谣、故事、杂技等各门类学科，在延安鲁艺时期都有其实践和理论上的建树和功绩。这些实践经验和理论，都有力地影响着后来十部集成志书的编辑出版。

十部集成志书，经策划、规划、组织、制订体例规范以及普查、采录、整理、编目、辑册的全过程，历经20余年，终于完稿问世。这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承自周、秦、汉、唐、宋、元、明、清，特别是自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以来的采风集诗、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优秀传统、弘扬中国民族文化的空前的大行动、大举措、大收获。也是对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理论的大发展。

其突出的理论贡献有三：

1．从宏观指导到微观展示，发展并完善了“中华民族采风学”的科学理论。

十部文艺集成志书的编撰，是在一批民间文艺学专家大力保护、弘扬民族文化的思想指导下的自觉行动。从策划、规划到具体实施，从宏观指导到微观展示，始终是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的。它是在党和政府早就制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引导下，立足于对我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而采取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必须紧急构建的文艺工程。

如果说，古代的采风集诗活动是具有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也有其进步性）的话，那么，集成志书的编撰就是为维护中国多民族文化和全体国民利益而采取的一种保护手段了；如果说，过去各历史阶段的有关民间文艺的编撰基本上是属于自发的、局部的、零散的保护的话，那么，集成志书的编撰就是自觉的、全面的、整体的保护了。这就从继承此类传统中发展并完善了“中华民族采风学”的科学理论。

2．从普查记录到整理成书，创建并确立了“民间文艺分类学”的理论体系。

集成编撰与志书等编撰不同，它具有微观展现的特点，主要是把散播在民间的各类民间艺术归类成篇，予以全面的、客观的、集中的展现。如此，“民间文艺分类学”的分量便加大了。民间文艺的分类，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也一直是很有争议的问题。集成编撰，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研究手段，创建并确立了“民间文艺分类学”的理论体系，基本解决了“分类”上的难题。

3．从编卷实践到人文研究，开拓并扩展了“中国民族民俗学”的理论范围。

随着集成编撰研究工作的深入，开拓并扩展了“中国民族民俗学”的理论范围。如人类学、人文学、社会学、哲学、美学、历史学、语言学等。这些多种学科的研究，不仅大大促进了集成编撰，而且，也促进了每个学科研究的深化，对文艺学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全面展示了中国民间文艺的总体风貌

尽管数千年来，蕴藏在中国民间的文艺品种很多，资源丰富，浩如烟海，但到底有多少，很难说得清，通过全国范围自下而上的普查、收集、整理、研究、编撰、出版的全过程，基本上理清了我国民间文艺的品种、藏量以及资源分布的状况。

这些品种属集成的有民间歌曲、器乐曲、舞蹈、戏曲音乐、曲艺音乐、故事、歌谣、谚语，属志书的有戏曲志和曲艺志，共十卷。

每卷以省区立分卷，每卷前有前言、综述（概述），中有类述（分述）、注释，后有索引、后记，又有标示其品种、收集量、编选量的文字、数字、照片和图表，属音乐的均附有录音带，属舞蹈、戏曲的均附有录像带，使人一目了然，心中知底。既全面，又精湛；既直观，又生动。看（听）了，使人有如身临其境、目赏其容、耳听其声之感。

编撰者依“范围广，品种全，质量高”的编辑方针和各不同卷本的编辑体例、记录规范以及文字表达上的“真实准确”“清晰朴素”“述而不论”“文风统一”“音谱同步”“不留硬伤”等一系列严格要求完成初稿，并经过专家初审、复审、终审，几易其稿，多次校对后，才付梓排印。由于如此，才使得这些卷本全面展示了中国各民族、各省市地区民间文艺的总体风貌。

这400多卷（册）集成志书，无论从内容、篇幅、容量、内涵、质量、分量，还是从体例、规范、照片、图表、排版、设计、装帧来说，都是空前的，是历史上所有同类著作所无法比拟的，也是世界上少有的。

集成志书的出版，生动而富有说服力地表明了：在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其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资源是极为丰富的，其历史的文化积淀是相当深厚的，而创造这些灿烂民族民间文化的各民族的十多亿劳动人民的智慧是伟大的。

若论其功绩和贡献，有以下几点：

1．大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母文化、根文化的地位，使现代文明与古代文明接上了轨。

民间文化是民族文化之母、之根，这是历代人们所公认的。但在封建制度长期的统治下，并没有它真正的地位。最典型的例子是所有“正史”一类的专著，很少有比较翔实的记载。集成编撰中，为了考证某个文艺品类的渊源，很难找到其史料根据，逼得你不得不在“野史”“杂书”里去搜罗。多数地方志里，也少有记载。集成志书，给了民间文化以很高的地位，明确展示出，它是一切文化之源，而且让你从品味大量的民间文艺精品的“原汁原汤”中，去确定它的审美价值。每件民间文艺精品，不知经过了多少代、多少人之口头（或表演）的创造加工而雕琢成。就此为据，可以这样说，这些精品都保留有历史的痕迹。如同今日所常用的“心不在焉”“怨天尤人”“心悦诚服”“忧心忡忡”“优哉游哉”“逃之夭夭”“万寿无疆”等词汇，是来自两三千年前的《诗经》《论语》一样，后来的楚辞、乐府、古体、绝句、律诗、词、曲、戏、舞等艺术形式都是从“邪许”（呼号）、傩、巫、诗、歌、变文、钵头、角抵、百戏等古代的（原始）艺术形式一代一代承传、融合、衍变、发展而来的。这样，便使现代文化文明与古代文化文明接上了轨。

2．基本上摸清了中国民族民间地域文化的家底，使埋藏很久的地下文化重见天日。

由于历史、地理、经济、交通、科技、交流等诸多因素，许多民间艺术基本上都是在一个地域范围内以纵向承传为主、横向传播为伴的方式发展着，因此，有着很大的封闭性，犹如地下珠宝一样，被埋在土里，“集成”的出版，使它露出地面，重见天日。这种“重见天日”，不是一角一隅，而是整个中国。如此，就基本上解决了长期以来民间文化“家底不清”的难题。

3．极大地充实了中国文化的宝库，使历史悠久、无比丰富的中国民间文化得到了比较妥善的保护，为今后长期的保护工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范围广”“品种全”的集成专著，囊括了流行于全国的所有歌种、乐种、舞种、剧种、曲种以及歌谣、故事、谚语等文学品种，而且分门别类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色彩纷呈，琳琅满目，光芒四射。尤可贵者，是发现了许多历史上很少见或为人不知的珍品。如骨哨、傩戏脸谱、秦乐府钟、曲项琵琶、宋代瓷埙、宋代俗字谱、宋元戏楼、明代木版年画、明清戏曲脸谱、明清皮影以及许许多多濒于失传的民间艺术品种（劳动号子，哭嫁歌曲，祭祀歌曲，祭祀舞蹈，宗教歌曲、乐曲，稀有剧种……），还有散见于各种野史、杂记、家谱等资料的具有很高价值的史料、文献，极大地充实了中国文化的宝库，使历史悠久、无比丰富的中国民间文化得到了比较妥善的保护，为今后长期的保护工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积累丰富了中国民间文艺的保护经验

针对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启动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程而言，集成志书的编撰与出版可以说是“抢救的先声，保护的基础”。其经验，是很值得珍惜和借鉴的。

经验何在？有以下四点。

1．培训骨干组织队伍的经验。

参加这支队伍的骨干少说也人逾一万，其中既有各艺术门类著名的老一代学者专家，又有各不同年龄层次的后起之秀；既有全国最高学府研究机关的一批研究者，又有省、地、县各级文化单位的业务干部；既有各级政府部门的领导者、组织者，又有各级专家学会的会员、各级艺术院校的师生、各有关文艺团体的文艺工作者。他们都是早就接受正统的民族文化传统教育，且多年下乡采风、受过民间文艺感染熏陶、受过专业培训、有一定民间文艺工作经验和成就的民间文艺的热爱者、收集者、实践者、保护者和创造者，是一大批难得的民间文艺的人才资源。在他们的周围，还有为数更多的追随者和后继者。

各卷编辑部，犹如一座座高等学府，培育了成千上万的文艺人才！

2．摸底普查田间作业的经验。

正因于此，他们有着极其丰富的“田间作业”的知识和经验，这些宝贵的知识和经验，的确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由于时代环境的变迁，经济科技的发展，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异，依附农村生产生活而生存的民间文艺土壤的改变，特别是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些知识和经验更显得尤有价值，且恐怕是失而难得的了。

3．以集成编撰促学术研究，以学术研究促集成编撰的经验。

20多年前开始的集成编撰（准确点说，应该始于40年前——1961年中国音协开始编撰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程。编撰者在长期编辑实践中总结的“以集成编撰促学术研究，以学术研究促集成编撰”的经验，十分珍贵。这只要看看全国各地琳琅满目的研究成果，便一目了然了。若果每省区以百卷（篇）的专著或论文计，那么，全国该是拥有三千卷（篇）的研究成果了。岂不惊世！

令人欣喜的是，透过这些研究，解决了集成编撰中遇到的许多难题。如历史学上民间文艺的源流问题；分类学上剧种划分的标准问题；音乐学上旋律调式的鉴别问题；语言学上土语词汇的字音标记问题；民俗学上婚丧嫁娶的仪式程式问题；宗教学上教种教义的渊源流布问题；哲学美学上审美观点及欣赏习惯问题等。

4．充分利用、开掘发展的经验。

据知，陕西、山西、甘肃、新疆、宁夏、四川、广东以及西南、东北等地，早就捷足先登地利用开发其民间文艺的成果了。西部民间艺术的创新演播，东北二人台创作演出的火爆，西安鼓乐研究热的兴起，京剧、秦腔、豫剧电视大赛的热烈，中央10、11、12台演播收视率的惊人，各地民间锣鼓、社火舞蹈的表演，民间艺术节的举办，民间戏曲、杂技、歌舞的出访，民间音乐、民间戏曲唱片的出版发行，民间工艺品的展销……无不打有“集成志书”的标记。

如果借鉴这些经验，对现在正在运作的“抢救保护工程”来说，可以避免走弯路，避免人力、财力、物力的浪费，于工程的建设是有益的。

当然，集成编撰，也有缺憾。其不足之处是：

1．民间美术（属民间工艺的剪纸、皮影、木偶、雕塑、布艺、刺绣、面花、编织、建筑艺术等）未能列入计划而整理出版。

2．对民间音乐、民间曲艺、民间故事、谚语、歌谣等缺乏现场录像资料。

3．就广义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而言，还有没有纳入的项目，如方言、谱牒、民居建筑、民居装饰实物、生活生产用品、自然文化生态保护等。

大大促进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全面发展

毛泽东同志早在数十年前，就精辟地论述了“革命的内容，民族的形式”的深刻的哲理，强调：“越是民族的，越是具有世界性的。”这一论点，被许许多多的文艺精品所证实。如果说延安鲁艺时期是实践“以革命的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民族艺术形式相结合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初步阶段的话，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50多年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集成编撰开始以来就是实践这一理论的成熟阶段了。各类体育运动会群众性广场的演出，那么多的民间锣鼓、民族民间歌舞节目，是从哪里来的呢？可以肯定地说，绝大部分都是从挖掘的民间艺术品类中筛选并加工而来的。以陕西为例，打得异常火爆的安塞腰鼓、韩城行鼓、洛川蹩鼓、宜川胸鼓、黄龙猎鼓、陕北信天游、榆林踢场子、韩城耍神楼、旬邑唢呐等音乐歌舞都是集成的成果。正因于此，于80年代成立了一个“陕西打击乐学会”和“陕西打击乐艺术团”，没花国家一分钱，一切开支，由该团筹措并通过出访、演出、讲学等市场运作手段，活跃在国内外，享誉于各大洲。据该会会长安志顺讲，中国锣鼓已打到了法国、荷兰、日本、新加坡、新西兰、菲律宾等国和港、澳、台等地区，已演出600多场，举行讲座100多次。榆林民间艺术团是在“集成热”掀起之后的1983年成立的，该团与陕西省杂技团联合组团，于1995—1996年在德、法、荷、奥、比、瑞等国的商业演出中，行程数万公里，连演近200场，被誉为“精湛的艺术，美好的使者”，说“壮观”“神奇”令人“吃惊”，“使他们开始了解到完全陌生的中国人民的文化史，习俗、需求、风光、人们的音乐……”，是“最精彩的表演”。评论说：“中国文化发祥地的陕西省，有资格称为古老和文明，在艺术方面也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民间舞蹈，在唢呐声的伴奏下，真是好看好听至极，欧洲人享受了从来未有的欢乐。”陕西省歌舞剧院，吸收西安鼓乐、唐代壁画、民间艺术等素材创作演出的《仿唐乐舞》《唐·长安乐舞》结合旅游，从80年代起，连演两万多场而不衰，创造了省内外演出收入之冠。据我所知，甘肃、四川、广州、福建、云南、北京、上海等地，类似的情况皆有。这是“集成”的收获。

集成志书的出版，不仅抢救保护了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遗产，而且大大促进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全面发展，增强了各民族的凝聚力，振奋了民族精神，同时也促进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

“集成”成果，无比辉煌！“集成”精神，永世传扬！它的确为继承发扬我国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个比“集成志书”范围更大，内容更丰、项目更多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程，已通过政令的形式在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土地上全面启动了。这是继上世纪40、50、60年代和70、80、90年代对我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程之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民族文化多元化面临严重挑战的时代背景下的一项具有承上启下意义和长远战略意义的十分艰巨的工程。

国家提出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方针，它一定会调动一切有助于抢救保护工程的社会力量，全力以赴地投入并完成。

 

一群清贫士定下了铁石志，满田育花人立下了千般誓。为整枝手剪了多少次？为花艳水浇了多少日？您晓得也么哥，您晓得也么哥？这一层累累辛苦何人知？

满园鲜花艳迎来了春风识，漫天红硕果累坏了负重枝。侬为你费尽了多少力？侬为你等待了多少时？您晓得也么哥，您晓得也么哥？但愿采撷人莫要负情痴。

 

特以早在数年前所写的《撷果·仿 [叨叨令]》（苦著）这首拙诗作结，表示我对参与集成志书编辑的所有同事的敬重之情。同时，也祝愿后继者们继续努力，为更大范围、更广阔领域内的抢救保护工程的建成，做出更大的贡献！

2004年4月15日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