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深度融入国际经济新格局
经济全球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阶段。西方国家靠巧取豪夺、强权占领、殖民扩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基本完成了对世界的瓜分,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二是两个平行世界市场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诞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世界形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在经济上则形成了两个平行的市场。三是经济全球化阶段。随着冷战结束,两大阵营对立局面不复存在,两个平行的市场随之不复存在,各国相互依存度大幅增加,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演化。
与之相对应,中国同世界的关系也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从闭关锁国到半殖民地半封建阶段。先是在鸦片战争之前隔绝于世界市场和工业化大潮,接着在鸦片战争及以后的数次列强侵略战争中屡战屡败,成为积贫积弱的国家。二是“一边倒”和封闭半封闭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在向苏联“一边倒”和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文化大革命”时期基本同世界隔绝。三是全方位对外开放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充分运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实现了中国同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革。
1978年,中国GDP约为3680亿元人民币,按照当年汇率折算,约为1480亿美元,占全球GDP的1.7%。中国出口额为98亿美元,占全球出口总额的0.7%,出口依存度(出口额与GDP之比)约为6.6%;进口额为109亿美元,占全球进口总额的0.8%。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世界经济变动对中国的影响也基本可以忽略。1978年年底,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伊朗发生政局变动,引发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西方国家经济出现全面衰退,但危机并没有波及中国。中国反而在1978年以后通过改革开放走上了一条快速发展的道路。
2016年,中国GDP达到了74.4万亿元人民币,按照市场汇率折算,约为11.2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15%,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货物出口额为20974亿美元,占全球货物出口总额的13%,为世界第一大货物出口国。货物进口额为15875亿美元,占全球货物进口总额的10%。其中,进口原油3.8亿吨,合计1165亿美元,占世界原油进口总量的18%,是世界第一大原油净进口国。另外,中国铁矿石进口量占世界进口总量的71%,大豆进口量占世界进口总量的67%。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1260亿美元,是世界第三大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701亿美元,是世界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拥有海外资产头寸6.5万亿美元,其中外汇储备3万亿美元,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可的五大国际储备货币之一。如今,世界经济的变动对中国有显著影响。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导致中国进出口总额增长率从2007年的23.5%下降到2009年的-13.9%,中国GDP增长率从2007年的14.2%下降到2009年的9.2%,在沿海地区就业的农民工不得不大规模返乡。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变动也对世界经济有较大的外溢作用。国内需求变动成为原油、铁矿石和大豆等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变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外汇储备资产变动对国际金融市场各种资产和货币价格具有重要影响力,人民币汇率受到主要贸易伙伴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密切关注。中国与世界经济已经相互依存,高度依赖。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新格局是中国下一步开放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推动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新趋势和国际经济新格局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到中国对外开放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主要表现为两个特征。
一是中国出口优势和参与国际产业分工面临新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踏步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国际市场的充分有效利用。建立在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和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机会基础上的大规模出口和外向型发展,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1979—2012年,中国货物出口保持20%左右的年均增长率,快速成长为世界贸易大国。
中国出口快速发展,也得益于西方国家黄金增长期释放出来的大量有效需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西方国家结束黄金增长期,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有效需求下降,再工业化、产业回流本土的进口替代效应增强,直接导致中国出口需求增速放缓。西方国家等强化贸易保护主义,除反倾销、反补贴等传统手段之外,在市场准入环节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劳工标准、绿色壁垒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苛刻,由征收出口税、设置出口配额等出口管制手段引发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中国多年来连续成为世界上受到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较快,东盟等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凭借劳动力成本和自然资源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产业和订单向中国周边国家转移趋势明显,导致中国出口竞争加剧。
全球贸易发展进入低迷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态势。据统计,过去几十年,全球贸易增速一直保持快于经济增速的态势。近年来,贸易增速明显下滑,连续4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日本都经历了出口快速增长期,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从它们的实践看,当货物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10%左右,就会出现拐点,增速要降下来。中国货物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改革开放之初不足1%, 2002年超过5%, 2010年超过10%, 2016年达到13.1%。这意味着中国出口增速拐点已经到来,之后再要维持出口高增长、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高比例就不大可能了。
二是中国对外开放进入“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加均衡的阶段。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比较典型的储蓄短缺和外汇短缺并存的“双缺口”格局,吸引外资可以同时弥补这两个缺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采取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弥补双缺口,加速资本积累和就业增长。通过外国直接投资而不是外债来获取外部资金,能够避免过高的还债压力可能形成的对外依赖和引发的政治经济风险,避免短期外债快速流出所引起的金融风险。外国直接投资还能带来先进技术和先进的组织、管理和经营方法。中国吸引外资的政策常常被当作中国经济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的“双缺口”格局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得到改变,到21世纪初期已经完全变成了储蓄过剩和外汇过剩的“双过剩”局面。因此,中国逐步减少甚至取消了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从依靠优惠政策转向了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壮大,中国企业开始逐步加大对外直接投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从2003年的29亿美元迅速增加到了2016年的1276亿美元,历史上第一次达到并略微超过吸引的对华外国直接投资规模。中国从一个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为主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大体平衡的国家。未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将超过外国对华直接投资规模,且直接投资净流出规模会越来越大。实际上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就已经大幅度超过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规模。
同时,也需要注意到,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格局也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也表现出了两个特征。
一是世界经济长期增长率下降,并“处于新旧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
美国金融危机以前的10年(1998—2007年),世界GDP年均增长率为4.2%;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的8年(2008—2016年),世界GDP年均增长率下降至3.2%。长期的平均世界GDP增长率下降,是世界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一个重要体现。各主要经济体为了应对危机和增长率下降,采取了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刺激政策以及以量化宽松和负利率为主要代表的货币政策。这些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在危机爆发初期,为稳定世界经济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但是长期使用的效果不佳。长期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将会带来政府债务负担过重和财政可持续性不足的问题,长期使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将会带来金融市场不稳定的问题。短期宏观经济政策不是应对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正确处方。
世界经济走到了一个新的关键当口。科技进步、人口增长、经济全球化等过去数十年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都先后进入换挡期,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上一轮科技进步带来的增长动能逐渐衰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尚未形成势头。主要经济体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增长率下降,给各国经济社会带来压力。经济全球化出现波折,保护主义、内顾倾向抬头,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冲击。金融监管改革虽有明显进展,但高杠杆、高泡沫等风险仍在积聚。在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下,世界经济虽然总体保持复苏态势,但面临增长动力不足、需求不振、金融市场反复动荡、国际贸易和投资持续低迷等多重风险。如何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是世界经济当前面临的重大挑战。
二是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全球政治经济版图。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08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GDP占世界GDP的份额达51.1%,这是历史上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GDP占世界GDP份额首次超过一半。此后,该份额稳步上升,至2016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GDP占世界GDP的份额已达58.1%。与此同时,我国按现价美元计算GDP,于2009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于2014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016年,世界前十大GDP大国中,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有五个是新兴经济体国家;按照现价美元计算,有三个是新兴经济体国家。新兴经济体群体崛起正在改变世界经济力量对比。近年来,虽然俄罗斯和巴西的经济有所衰退,新兴经济体总体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是中国、印度等仍然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整体上仍然以高于发达经济体的速度在增长,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仍将持续上升,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也将随之逐步增强。
与新兴经济体群体崛起相伴随的是,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成为一种大趋势。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出现变革迹象,但争夺全球治理和国际规则制定主导权的较量十分激烈,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政治、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尚未改变,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形成依然任重道远。
正如习近平主席2013年3月23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所说,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对的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这个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旧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冷战时期的集团对抗不复存在,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再也无法单独主宰世界事务。这个世界,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十几亿、几十亿人口正在加速走向现代化,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区逐渐形成,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发展。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个世界,人类依然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明显升温,地区热点此起彼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军备竞争、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在这样一个世界,要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新趋势和国际经济新格局,必须从在国内推动对外开放和在国际上推动合作两方面入手。
在推动对外开放方面,要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主动,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建设开放型经济强国。
推动对外开放,还要加快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更加积极地促进内需和外需平衡、进口和出口平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平衡,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实现开放型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扩大开放中树立正确义利观,切实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国家安全,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在推动国际合作方面,需要和世界各国一道,共同做好三件事情:第一,共同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第二,共同构建合作共赢的全球伙伴关系。第三,共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