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评罪
八股定罪已久，还有什么可以评说？
自从本世纪初清朝廷废科举以后，八股文销声匿迹。明清两代五百年间汗牛充栋的八股文选本和《闱墨》（考卷刊印本）以及为作八股用的入门书参考书忽然之间消灭干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更是“臭名远扬”，“永世不得翻身”了。何必再提？
八股文从前称为“时文”。名家的文集都不收容。刻印“时文”稿也另作一集。乾隆皇帝钦定官修的《四库全书》只将明朝的八股文选出一集作为标本，其他一概不收。可见最高主考皇帝并不认为八股文是上等文学，名义上尊崇，实际上鄙视。奉诏编这部选集的方苞是清朝“时文”一大家，又是“古文”一大家，桐城派的开山祖师。连他也不重视八股。在搜罗他的集外文的《方望溪遗集》中有篇《李雨苍时文序》，开头便说：“余自始应举即不喜为时文，以授生徒强而为之，实自惜心力之失所注措也。每见诸生家专治时文者，辄少之（瞧他不起），其脱籍于诸生而仍如此者尤心非焉（嘴里不说，心里不赞成）。”他还在别的文中鄙薄八股，明显认为这只是敲门砖，中试“脱籍”做了官以后就该抛弃。此外对八股不满甚至声讨者更多。大学者如顾炎武，在学术著作《日知录》中，大文人如吴敬梓，在小说《儒林外史》中，各自发表了不同的谴责。由此可见，八股的地位表面上极高，实际上极低，所以一旦不用于考试做官立刻便成废物。唐朝人应考的诗，宋朝人应考的论，还能流传，与八股大不相同。八股已成垃圾，还有什么可说？
然而在五百多年的长时期内，无数读书文人为学作八股而花费无穷心力，这岂不是一大文化现象？读文学作品当然选高而弃低，研究文学史都要“细大不捐”见其全貌，以免依据片面便下断语不能恰当。八股本是元朝和明初开始定为考试科目的“四书文”，溯源于宋朝的“经义”考试。创始者的文章据说是政治家、古文家王安石的。为什么八股要请他为祖师？“拗相公”王老先生确曾讲过经义，有新说，但留下的“经义”文大概是托名代撰的。陈言老套的八股为什么要以他为旗帜来标榜？八股是不是“形亡而神在”（借尸还魂）？原形不出世，“元神”未必散，岂可置之不理？
要追查，首先要论罪名。不是洗刷而是定罪量刑。一笔抹杀不是理解的办法而且往往没有实效，甚至适得其反。
八股的罪看来不过这么几条。
一是限制了思想，其实只是限制读书人的思想，限不住文盲。指定《四书》加朱熹的《集注》为标准，不许“越雷池一步”。于是别的书都不读，不知“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卖新科利器。”（徐灵胎《道情》）于是思想不出《四书》，祖师只有朱熹，思想都僵化了。
二是糟蹋了文学，其实糟蹋的是书本上的文学，毁不了口头流传的文学。读书人钻研学习刻板定式的八股文加上同样刻板定式的试帖诗，头脑僵化，不仅不会灵活思考，而且不会写文章。八股文只要调子对，不管语句是否通顺。“天地者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实衷怀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元后即帝王之天子。苍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亿兆民中已非一人矣。……”（见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丛话》亦引）这两股文何尝不对仗工稳音调铿锵？这样堆砌相同词句作花架子，摆气势派头，岂不是“干净彻底全部”的废话？这样的“时文”占了读书人的时间精力，占了文学的上风，诗词歌赋论文小说由八股文人去作，还能有八股老套以外的新发展？
三是害了朝廷，毁了国家。以八股取士，中进士点状元的都是书呆子，会作破题、小讲、对偶，不懂治国安邦，背诵经书，不知实际。朝廷用这样的人做官，怎么能办好事？对外不能抵抗外族，让皇帝安稳坐朝；对内不能振兴经济，让朝廷多收赋税；朝廷用的都是这种书呆子，江山怎么坐得稳？老百姓更不必说，在这样的大小官儿的治下，只有倒霉受苦，有冤无处诉。翻来覆去背诵模仿《四书》和朱《注》文句，一心揣摩皇帝恩威，考官好恶，当时风气，文章作不通，官又怎么当得好？“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徐灵胎《道情》）
一伤思想，二害文学，三毁国家，八股的罪名不外这样三项吧？这都是事实。几乎是从有八股以来就有反对者。他们的说法未必有多少在这以外。现在八股已经“盖棺”，这也成为“定论”，并没有错，用不着翻案。但是我们不应停留在这里。当八股“在朝”行时之际，指出缺点，说它坏话，一针见血，入木三分，都好。当八股已经“入土”或“火化”之时，作“史臣曰”的论断就需要全面一点，客观一点。仍然持一面之词就不妥当而且也不是前进一步深入一层了。判罪之后就要量刑，那就不应该是一律“罪该万死”，“死有余辜”了。不妨摒除意气考察一下八股的罪行究竟有多大。
首先是八股亡国论。这个罪名太大，帽子不合头。文章和书本和以读书求做官的人都没有那么大的本领。中国历代社会中的思想文化不是占人口中极少数的识字读书人能包办的，不是更稀少的哲学家思想家能全部代表的。八股文不过是上骗下、下骗上的蒙混人的工具，负担得了那么大的责任吗？八股四书文起于元朝，是由蒙族皇帝批准推行的；成于明朝，是中期才完成的；以后到清朝，由满族皇帝制定程式体裁，还陆续有小的变动；到道光以后就衰微了。光绪时期，越来越多的读书人无心做八股了，取消八股是顺理成章的了。蒙族、满族以及明朝汉族的皇帝中有哪一位是会作八股的？仅仅是乾隆皇帝喜欢舞文弄墨以配合或粉饰他的“十大武功”，下诏出了些主意，那也是给人家去做，和自己不相干的。对国家兴亡第一要负责的不是皇帝吗？他们都不是八股文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决不应当把匹夫之责和帝王将相之责等量齐观混为一谈。
明朝八股兴盛，汉族朝廷亡于满族，所以明清之际的读书人把明亡的罪责一归之于王阳明（守仁）的讲“良知”的哲学，二归之于八股文章。读书人总喜欢过于看重书本，不读书人又对书本有神秘感，所以书本不是被吹捧得过火，便是被咒骂得难听。书本力量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是有限度的。不是书本自身起作用，更不会突然见效。明朝之亡是亡于皇帝太监的腐败。崇祯皇帝吊死于煤山，他自己应负最大责任，不能怪八股。洪武、永乐两位开国皇帝是雄才大略得天下，残暴统治定天下，不是仗八股文。永乐皇帝的得力军师是和尚姚广孝，与八股无关。不上朝而修定陵的万历，刚愎自用又多疑残杀大将的崇祯，游江南的风流少年天子正德，信任乳母客氏及其“对食”配偶太监魏忠贤的天启，这些皇帝和另一些多半年纪轻轻只知玩乐把国家事推给太监和大臣的皇帝之中，有哪一个是会作八股的？恐怕连《四书》也不会读。刘瑾、魏忠贤等掌权太监未必认得多少字。严嵩和张居正等大臣会作八股，他们为自己和为朝廷搜刮老百姓的本领是八股教的吗？ 《四书》说“省刑罚，薄税敛”（《孟子·梁惠王》），他们照办了吗？明朝之亡是亡于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起义。这些起义军人不但不会作八股而且是痛恨八股文人的，因为文人是做官的胚子，欺压农民的预备队和啦啦队。起义军中的文人如牛金星、宋献策也不是八股好手，未必奉《四书》为宝典。明朝之亡又亡于满清。入关的摄政王多尔衮，率兵南下灭明屠城占地的豫亲王多铎，帮助清兵得天下的吴三桂、洪承畴、范文程，哪一个是八股文人？反过来，八股文人中效忠皇帝死而不悔的书呆子倒不少。例如拼去十族来多管朱家皇帝的家务事的方孝孺，谏皇帝而惨死的杨继盛、杨涟、左光斗以至于清朝的大时文家大古文家方苞都是。方望溪（苞）老先生只因文字狱中犯人戴名世的《南山集》内有一个方孝标被认为是他而下狱，几乎处死。皇帝知道了，不但不平反，反而“加恩免死”，叫他到“旗下”去给满人当奴隶。他能教王子念汉文书，却又好多嘴管闲事，得罪了几位王爷。幸而皇帝知道他的为人，免了奴籍，还给官做。他仍然“直言敢谏”乱出主意，终于归老林下，算是逃得了一个“善终”。究竟他对于乾隆朝的治或乱起过什么作用？不过是一句评语：呆里呆气好多讲话，不过还是为皇上好，是忠君的。如此而已。这些俱见全祖望给方苞作的神道碑，大体事实不会假的，否则怎么能堂而皇之在墓前竖碑。何况全祖望是黄宗羲一派的史学家？方苞命途坎坷，除文章外并无什么建树，对清朝的武功和内忧外患说不上影响。
总而言之，八股对国家社会有害，害处首先在读书人身上，对于不读书不识字的人，占多数的人民全体，为害没有那么大。八股的兴盛时期，起作用大的年代，不过是从明中期（成化、弘治）到清中期（道光、咸丰），即十五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四百年左右，明清之间还中断了一段。这时期民间文学发达，反八股的一部分文人异常活跃逐渐形成了极有力的新思想、新风气。这已是现在人的常识就不必多说了。“老门生三世报恩”,“钝秀才一朝交泰”，写的不就是这时期的八股书生，不就是描绘他们的文学作品吗？朝廷皇族的更迭不等于国家的兴亡和社会的变革，书本及文人也不等于国家与社会，这还用说明吗？用不着了吧？若是国家兴亡由于八股，那么，清末八股消灭了，中国怎么不见兴盛起来呢？其影响所及不过是文事而已。对于其他只可能有间接影响。
八股误国论的又一方面是说朝廷以八股取士做官以致大小官员都是书呆子，所以皇帝亡国社会退化。这也有事实为凭，但说法很不确切。由八股考取做官的并不全是书呆子。忠臣奸臣能干人废物都有。八股只是敲门砖，不能限制人做官以后抛弃八股发展才能。方苞说过，唐宋古文八大家中除苏洵一人以外都是早早考中做官的，所以可以在做官以后抛弃时文作古文。（苏洵是苏东坡的父亲。《三字经》中说“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这种说法还不能减轻多少八股之罪，因为毕竟是读《四书》学八股的书呆子比聪明人多，做不成官的比做成官的多，坏人和无用之人比好人和能干人多，用八股敲开朝廷之门以后发展才能的人少。要定罪大小需要考察中国两千多年来帝王将相和道府州县“父母官”统治机制及其运转的实际。为什么明清几百年乃至秦以来两千多年用书呆子废物做官的多，而居然一代又一代能机制不变，照样维持统治，而且农民起义成功以后还是照样不改变机制只换人呢？不说原理，只看事实。原理普遍适用，事实是中国自有特色，非罗马帝国可比。
从秦始皇到清宣统，高踞统治全国宝座的帝王将相并不是科举出身，像明朝张居正那样的极少，这不必说。重要的是直接治民的地方官。这些官中糊涂的多，精明的少，能为老百姓办点好事如开封府尹包拯和海瑞、况钟的“清官”更稀罕，但是统治仍旧能长期巩固，为什么？有人埋怨中国老百姓太老实，软弱可欺，有人以为由于孔子老子教导了文盲而其他圣贤如墨子等没起作用。不知那些只靠耳闻目睹和传说及习惯生活的不识字人并不知道圣经贤传那一套。把责任推到受害人一边，不说是为害人者开脱，至少是不合事实。官是只知捞钱，对上“多磕头，少说话”，对下多讲话少办事的，例外很少。统治不能只依靠他们。在统治机制的运转中起作用的也不是他们为主。还不可忘记，汉朝有藩王，唐朝有节度史，宋有藩镇，明又封王，亡国时有福王、唐王、鲁王、桂王，这些都是地方官管不了的。清朝中央集权不封王类似秦朝，但人口增多，社会复杂，所以统治机制也复杂化了。地方上汉人巡抚位高责重而权小，藩司理财，臬司秉刑，大权在统领“旗下”军队的满人总督“制军”手里。各处重地的“旗下”驻军是地方官管不了的。到太平天国时，汉人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是在已被或者将被起义军占领的地区活动起来的。清军统帅本是满人胜保和蒙人僧格林沁。洪秀全和曾国藩从不同的地方在十几年间削弱了满清朝廷的原来统治力量。太平天国亡后，汉人掌了军权，当上了有名有权的总督。淮军接替了湘军，李鸿章继承了曾国藩，又培养了袁世凯练“新军”，终于乘民军和新军起义之机代替了清廷。无数的地方小皇帝公然出面代替了从西周以来的天子。事实上，不论有没有一统的皇帝，从周秦汉以来就是这样的实际统治机制。书生贾谊上《治安策》所“痛哭流涕长太息”的就是天子统一的还不够。他想恢复秦始皇的一统中枢独治江山而以“仁义”为方略。这是地道的书生之见。汉文帝知道实际，所以称赞他而不用他，派他到长沙去了解藩王真相。汉景帝用晁错削藩国失败了。直到清初废三藩，还和吴三桂打了一仗，才去掉了高层的土皇帝，但并没有改变机制。要动摇这个政治体系非有更大得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并储备足够的人才不可。这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是办不到的。因此，把帝国王朝的几千年传下来的统治要科举出身的八股书生文官全面负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皇帝在上面靠周围的后妃太监大臣，在下面是倚仗什么人统治的？其一是官，文官武官大官小官都在内。其二是僚，是官的辅佐，也是实际起作用的。三是吏，是无官之名而有官之权的执行者。四是差，名为“役”而实是老百姓头上的顶头“父母”。所以官中的读经书作八股的书呆子只是这官僚及官吏加官差机构中的一小部分。他们离不开僚吏差出主意办实事。他们难得行善而作恶多端，但不能把罪恶都要他们承担。责有大小，罪有轻重，八股书生占的一份不会很大。
文官的“出身”，汉代是经地方绅士名流推荐，考核在其次。唐代是经过科举考试，还要加上大官推荐。宋元明清都是以科举为正途出身，但旁门邪道不少。明清考八股而捐官不断。不能说当文官的个个会作八股。所以八股有罪，但不可扩大，扩大了，就减少其他罪犯的负担了。
两千多年的帝国统治机制以人为主。人在机制中的地位关系推动其运转。可列简表如下：
这些人中多半读书识字，所以老百姓很容易把书生和“官家”等同起来。治国和做官需要用文字通信息，但主要依靠的不是文字，一看《尚书》便知，越古越是这样。春秋战国时言语和文字并行，“言语”仍比“文学”优先，由《国语》、《国策》、《春秋》三《传》可见。孔门四学科的排列是：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论语·先进》）。
在这样的政治机制的运转中，无论采取什么方式作升官途径，实质不变。文字上考什么体裁，用赋，用策，用诗，用论，用八股，形式变化，实质效用变动很小。会作诗赋比会作八股四书文讲经义究竟哪样好些？对于做官和进行统治都一样，差别有限。不过诗还可以作为交际应酬工具，对个人说比较优越些。会作策论，会讲治国安邦大道理，讲经论史头头是道，难道就能治国家管百姓？他去做官还是得依靠幕僚、胥吏、差人，还不能得罪那些管辖不了的地方霸主，少不了“护官符”。汉代萧何本来是吏，后成为宰相。《水浒》的宋江也是“郓城小吏”出身。京剧《四进士》里的宋士杰是被开革的小吏，会打官司，告倒了几员大官。包公也得有王朝、马汉当差抓人。张良是幕僚。李鸿章也当过曾国藩的幕僚。张之洞的幕僚中更有些近代名人。僚、吏、差都是专业化的，世代相传。差是奴隶，入另册，不能应考。僚是要学的。清代书中常有考不中便去“学幕”的话。“绍兴师爷”天下闻名。他们是“刑名”师爷，是问案子“司法”的，不但要懂得“律例”，还得有机谋，会从案子中为官为自己谋取利益。秦汉开始要人“学律”。“刑名”之外，以清代为例，还有“文案”师爷，是起草公文，当秘书兼参谋的。“钱穀”师爷是收赋税造假账的能手。这三类师爷都是要学习多年，有门户，有帮派的。除极少数能干的官以外，“官”总是以“僚”为灵魂，以“吏”为手足的。明是官使用僚和吏，实是僚和吏操纵官。秦始皇规定学律准备当官吏的“以吏为师”。“吏”（当时包括官）是官中之官，是官的老师。这一行是秘传的，没有课本。官出缺，有僚和吏可以“署理”代行，衙门不会垮。光杆子官，没有僚，没有吏，再没有差人、随从，那就什么事也做不成，衙门不能发挥任何统治机能了。
八股时文不过是明清两代考试做官的工具。要说清楚其政治机能不能不从明清上溯到秦汉的做官途径，亦即统治者维持其统治机制运转的人事新陈代谢方式。由此才可以定八股的“助纣为虐”罪的大小。八股里虽然包含着官和僚的秘诀，如揣摩题意，分析圣言，讲漂亮空话，装腔作势之类，但一般读书人学不到，起的作用不大。至于八股本身对文学及思想所犯下的罪行是一言难尽，但也不妨略察数例，只看清代前期。
清初蒲松龄是《聊斋志异》作者。他屡试不第，至古稀之年才得一贡生，相当于秀才。这是八股之过吗？八股影响他做官，并未影响他作文。《聊斋》是叙事为主。八股不叙事。他会作骈文。《聊斋》的《自序》中说：“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八股是和骈文通气的，“八比”对偶即为骈体。《聊斋》中仿《史记》“太史公曰”体的“异史氏曰”和八股的“小讲”往往类似，一句一转，有起承转合。在《司文郎》中说到有趣的“破题”。不少篇涉及科举，对考试及考官颇致不满。从这些可以看出，他作八股文应当是同样有才华的。他应县考、府考可以高中，到省考即落第，说明决非八股文章作得不好，也不能全归之于命运不济，而多半是他的文章才华外露不合时宜，主司不肯或不便录取，甚至不能欣赏。《聊斋》中已有牢骚，书外另有一故事可证。
相传明万历时有一次试题是《不能死，又相之》。题出于《论语》，是有人批评管仲说，他本是公子纠的臣子，公子纠被齐桓公小白杀了，他没有殉节，反而归降了小白，当宰相，辅佐他成为五霸第一名。考生中有一人自认文章好而落第。领回考卷一看，原来有一段对偶被一位房考官点断了句子。这人见“也”字就点断为一句，成了“既为纠也，臣则宜为纠也。死既不为纠也，死亦不宜为桓也。相……”在上面批了“费解”二字，只说难懂，还没说不通。其实这两股“起比”应当读作：“既为纠也臣，则宜为纠也死。既不为纠也死，亦不宜为桓也相。”明白如话。古时在考卷中和记这故事的《丛话》中都是不圈点断句的。
如我看的不错，这段文实在不难。“也”字当作衬字，不在句末，《论语》里就有“柴也愚”“回也不愚”等等，所以并不难读，而考官竟不懂。蒲松龄若屡次碰上这样的考官，分在他的“房”里，他的不同寻常的骈文和拟人的笔调不中式是可以理解的。这不是八股文体之过。他的屡不中还屡赴考也可以理解。据说明朝有个唐皋也是屡考不中。他自己在书斋壁上题了几句话，也是对偶两股。“愈读愈不中，唐皋其如命何！愈不中愈读，命其如唐皋何！”后来竟中状元。（《丛话》）蒲松龄的赴考大约也有这种不服气之意。倘若他中了状元，做了大官，也许就不会写《聊斋》，至少很难写出《司文郎》那一类的妙文以及许多牢骚和谴责了。即使考试不用八股，他不作八股，也未必就能多写好书好文。这不是空谈，可举一例，蒲松龄的朋友王士祯，即清初有名的诗人王渔洋。
渔洋山人王士祯中进士，当尚书，还有谥号王文简公。他当时是诗坛盟主，提倡“神韵”的诗论，看过《聊斋》加批语，也写过类似的《池北偶谈》。他的八股文怎么样？引一段为例。题目是《考诸三王而不缪（谬）》，出于《中庸》。原来的上下文是讲“王天下有三重焉”。朱《注》引吕氏说，“三重谓议礼、制度、考文”。题的上下文是“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这是《中庸》的语调，口气很大。《大学》说“平天下”。《孟子》还在讲得天下，定天下。《论语》说“天下”指的是周朝的天下，仿佛现在说世界。《中庸》说“王天下”和《孟子》不同，好像是天下既已定了。也不是《论语》中的周朝天下，周已归入“三王”成为过去了，此时至少已到战国末期，甚至是秦朝，已经是“车同轨，书同文”了。此题只是中间一句，“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这三朝也是“三统”。王士祯的文中结尾两“比”如下：
夫监于有夏，监于有殷，古之人垂以为训焉；而君子之不缪顾如此，则道之隆也。道之所在，三王治其先，君子治其后，合三统以成三重，而知《谟》《诰》不必相袭，统以至人之学问而适见其同。
乾道资始，地道代终，古之人效以为则焉；而君子之不悖固如此，则道之至也。道之所在，天地为其隐，君子为其著，合三重以立三才，而知坛圻所以报功，配以王者之功名而不以为僭。
这里一点“神韵”也不见，只是贯串全章之意去阐发这七个字的一句题，其实是重复述说。他是中式做官的，不必天天忙于练习八股去应考了，有充分精力作诗写笔记小说。然而他的八股既不见才气，小说又赶不上《聊斋》，诗的理论虽高，作品却不见高超，轰动一时，随即与一般诗人为伍。唱和很多的名诗《秋柳》，开头是“秋来何处最销魂？残照西风白下门”。很像“破题”。不过以“白下”（南京）隐指南明之亡，暗示遗老之不幸。这就是《秋柳》的“神韵”所在吧？可见八股作得多少，官运是否亨通，与诗文成就高低没有必然联系和重大影响。说不定蒲的不中反而比王的中式做官为幸运，当然这只是指文学成就而言，生活上就差得远了。
再举一例是袁枚。这是个风流才子，早早考取进士，做了一任知县以后便辞官不做逍遥自在。他的诗名很大，比他的前辈渔洋山人似乎还传得较久。这也许要归功于他的《随园诗话》。他的诗论是将王渔洋的“神韵”改为“性灵”。两人都好像是针对八股文和试帖诗而发议论。袁和王一样是诗作比不上诗论。他也写笔记小说《子不语》，记“怪、力、乱、神”，仍赶不上《聊斋》。他会作骈文，也作“古文”。他的两段八股和王的那两段一比，笔调不同显而易见。一个拘束，一个流畅。王渔洋作《中庸》题，原来上下文及全书都是向有天下者献策，而王只拘守题目。袁作《论语》题《宽则得众》，讲帝王要对臣下及黎民宽厚，不要苛刻，这样才可以得到众人，使“天下之民归心”。袁文有两股如下：
当缔造之年天意苍茫，谓帝王之自有真，亦群雄所不服。乃数年而刻诈者败，又数年而失事机违民情者亦败。后舞前歌而登封受禅者仅一人焉。夫用人不过爵禄，杀人不过兵刑，何足消磨豪杰哉？及父老携杖而谈王风，史官援笔而为实录，不得不推本于豁达为怀，推心置腹，当机立断，正直无私，以为有此数大德而当年足以平矣。
在委裘之日宝箓初膺，谓中兴之自有期，亦官家所乐闻。乃误于刑名法术者半，误于宦官宫妾者又半，风雨下通而馨香上奏者仅数君焉。夫前有祖宗之忠厚，后有子孙之经营，此际尤征学问哉！乃诏诰之事已颁，起居之注已定，莫不叹为法网何疏，嫌疑何寡，早朝宴罢，
笑皆严，观其行此数十年而太平不必问矣。
袁不显用典而露才，王用经典语以炫学，两文正像两个人（不一定是两作者自己）。题目不同并非主要。一题“三王”，一题按上文也是讲夏、商、周。王拘泥于经。袁纵横于史。王的两股有点“合掌”重复。袁的两股，一说创业之君，一说中兴之主。他把汉高祖的“豁达为怀，推心置腹，当机立断”都装进去了，又把“刑名法术”和“宦官宫妾”等不是上古三代的事也装进去了。当然，王的题点出“三王”，袁的题没有明说主语，所以王不能讲以后历史而袁可不顾时代，但文章的语调不同不能说是只由于题目。袁用“委裘”，指先帝已逝，新君将立，典出《汉书》，不能望文生义，此外都好懂。全段文暗指一些史事，不知道也可以读下去，如同说话。王的文不然。读“监于有夏，监于有殷”，就得知道《论语》里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读《谟》《诰》就得知道《尚书》中有《大禹谟》《皋陶谟》以及周朝的《诰》。还有“乾道”“地（坤）道”又得知道《易经》。“三重”见上文。“三才”是天、地、人。所有这些在当时是常识，在今天便会成为读文的障碍。古人诗文不用典的极少，越到后世越近于不可能不用典故和成语。有两种用法。一种是明显用典，不知典故就不能懂。一是暗中用典，不知典故也能读下去，不过可能误解。前者典雅，后者流畅。像八股这样死板拘束的文体中仍然有这两派，可见文体不能完全拘死活人。正如同词曲字字都考究音韵，仍然可有各种风格出现一样。汉文古典除了《诗》《书》《易》《春秋》、三《礼》及较早的诸子因为前无古人或少古人而大致不定文格以外，以后便由这些作品树立文格。虽有变化如诗体变为五、七言以至长短句词曲，文分出四六言骈体及散体，但格式总是越来越繁越严，到八股而登峰造极，只有僵死的结果而别无出路了。说这是汉文文体发展的结果之一可以，说这是八股之罪也无不可。同时，从前面引的一些八股中可见词句总有别扭不通顺处，这是八股的通病，只讲腔调和字句格式不顾文法。例如袁文的“何足消磨豪杰哉”很顺。对句“此际尤征学问哉”就显得勉强。有人说文“不通才得中”，虽是激言，并非虚语，所以考卷“闱墨”少有好的，不如平时“文课”。
八股，甚至古代汉文文体的多数，有一重要情况是用于考试或上下对话。八股和《四书》流行几百年本身不会有多少对国家社会的功罪问题，但对人说，用以应考就不同了。蒲松龄的考卷看不到了。上面引的王渔洋和袁随园两位诗人的八股是否能中，那就要看一时的风气和主考官（代表皇帝）的好恶标准了。“房考官”是否看中推荐也很重要。有人喜此，有人喜彼，这在古时叫做命和运气，今人可以叫做机会或“随机性”，佛家称为缘分，是难以预定的。《聊斋》里这类故事不止《司文郎》一处，蒲老先生想必是有感而发。倘若他做了大官就不知会怎么写了。王尚书士祯的《池北偶谈》中有什么这类例子，我记不起来了。
为了显出僵死的八股文体在有些人笔下也能发挥一种心情，多少有点“言志”的气息，再抄两段。
袁枚有一篇八股，题是《学而优则仕》。这出于《论语》，是孔子的门人子夏（卜商）说的，现在人还知道这句话。其中有两股，一说不学而仕不行，一说学不优而仕也不行。必须照说题意，又可借题发挥。
岂无豪杰之流不学而亦多事业？不知：有才不学，则仓猝立功，纯杂与古人分半。无才不学，则奉行故事，功名与胥吏争长。君子以为，不学而仕与不仕同，学而不仕与不学同，故辞僚友而不疑，当大任而不动。其一仕也，上以报国家养士之恩，下以雪处士虚声之耻。
岂无迂阔之士信学而反多拘执？不知：误以为优，则得诸野者必失于朝。不待其优，则贫于身者岂富于国？君子以为，吾甚爱学，尝愿不优以留其学，吾尤爱仕，尝愿不优以重其仕，故郑重以赴功名，即酝酿以成雷雨。其一仕也，大则竹帛表生平之经济，小则文章抒黼黻之英华。
这不需要解说，更不需要注译，略知文言就可以读懂意思，熟悉文言更能够欣赏其笔调。当时未必讥讽，但现在若用口头语说出来说不定会引人发笑，还是在板面孔的文言中见笑意为好。题只有一句，所以只针对为学而当官的。再加一句“仕而优则学”，自然还会是强调学，又针对当官不学的了。子夏的原话可以有各种讲解。应考当然只能照朱熹的《注》，自己写文章就可以和骈文散文一样发挥。两股文中有些句子是本身相对所以和另一股中的本身相对的句子字数不同。这是八股允许而四六律赋所没有的。这是紧中有松，便于发挥。
总而言之，从文体方面说，八股有罪可分两股说。一是这文体集中了汉文作文传统中的一些习惯程式又固定下来，达到极峰，因而僵死如木乃伊，不能再有发展。二是它成为中国科举传统中最后的限制最严的工具，又重腔不重意，不顾词句通不通，只准代言，不许露出己意，在狭隘天地里捉摸转圈子，于是重复说空话废话，对皇帝说假话，成为习惯，出现定式，永恒不变，因而也成为木乃伊。可惜人是活的，人活了，八股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