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第一章 轻商排外

当今世界，只要发生诸如义和团运动此类的影响深远的突发事件，人们就想要透过表层，找寻事件的本质和原因。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迈出下一步，预测事件的未来走向。

中国幅员广阔，外国人纵使穷其时日，也难以真正理解这一国度，这几乎是不争的事实。对于中国刚刚过去的民众起义这一艰深复杂的问题，有人要么错误地诠释，要么避而不谈，更有甚者，在对诸多事件的来龙去脉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企图用寥寥数语对此事件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诚如柯乐洪（A.R.Colquhoun）先生所言，中国历史深邃久远，人口庞不可及，因此能真正理解这个群体的人是少之又少。撇开其他不论，单就此点，对于那些简易肤浅的诠释，我们要时刻提防。

那么何为中国人？中国人口数量庞大，无与伦比，而且种群单一，居住在地球上为数不多的板块上。在历史上，中国的民族成分众多，但在历史进程中逐渐融合，汇聚成一体。另外，中国人似乎与外界隔离，过着独立的生活。中国人无疑源于某处，但究其根源，却众说纷纭；中国人的存在可以上溯四千年前乃至远古时代，因此并没有必要在起源问题上纠结争辩。由西进入中国，中国人占据大江大河流域，一直延伸至现在的山西和陕西；现在人们称呼的长江流域被纳入版图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中国人认为，臣服和“驯化”现居住在福建和广东两省的所谓“南蛮”，只是历史之一瞬（大约一千年左右）。

古代中国与古埃及属于同一时代，两国都与周边国家隔绝。但是，隔离埃及的屏障事实上则是其连接外界的纽带。诸多国家穿梭于埃及的地峡地带，埃及历史也因此与同时代其他帝国紧密相连。相反，中国的天然屏障则并不是摆设。向西，是广袤的沙漠；向东，则是无垠的海洋，护卫着疆土。还有绵延的巨大山脉，犹如卫兵般守卫着肥沃的平原。即便如此，它也没能躲过外敌的入侵，但它却躲过了被同时代人类生活的激流所同化的命运。成吉思汗的铁蹄践踏宋朝国土，建立元朝；但是该王朝气促命短，很快消亡了，古老中国却依然如故。北方有一望无际的草原，延伸至阿穆尔河流域；西边则是中亚的游牧民族，他们的名字在汉字中多使用表示“犬”意的偏旁。纵观人类历史，种族荣耀既非全新概念，亦非无足轻重之因素；倘若民族优越感能成为民族自豪感的根基的话，无疑中国人理应骄傲自豪，而且独领风骚，别无他人。然而，这是最为婉约的谄媚，因此也极为危险。但是，中国人的自豪感并没有因此而有丝毫消退。事实上，除了一段短暂的历史，中国人一直怀揣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而与其国家漫长的历史相比，这一段时间简直不值一提。

同时，还有必要考虑到一点，由于没有明确的现成的术语，我们姑且称之为中国性情。有人认为，一个民族可以在文明开化、教养有加、富于创造和积极上进的同时，并不渴求变更现有条件从而使得现状变得更为理想。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几乎无法达成一致。如今，尚无人有能力描绘中国习俗演变的过程，尽管这些习俗无疑是在不断变更发展的。众所周知，人类历史往往由于先前诸多原因，按照某种不可避免的顺序而不断发展。这一过程能充分体现民众的自由意愿和种种偏好，中国习俗的演变发展也并不例外。

中国人曾经一度踏上发展之路，却一再裹足不前。这是中国历史发展一个由来已久的谜团，西方人坚持要洞察其中缘由。对中国人而言，其中根本无谜团可言，因此也无须赘述其中原因。韦兰校长（President Wayland）曾经对一个班级的男孩子们说过一句精妙之言：“一件事如果业已做到极致，你便无法做得更好。”倘若韦兰博士先于中国众多先贤发出此言，那么这便是对植根于中国国民意识的先决条件最为精当的描述。

说到这儿，我要谈谈中国人的理想。他们虽没有上帝的教化，却凭借自身的智慧，创造出了最为崇高的道德准则。这些凝练的教义已经成为宝贵的遗产，由古至今，代代相传。中国历代文人对此深信不疑，认为这些准则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最完美体系，体现了人的最高智慧。如果感觉等同思想的话，即使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也持有同样观点。文人墨客的感觉因思考而生，下里巴人因无思考而生此感觉，但与前者一致，而且当触及它们的本原时，常常这种感觉也同样强烈。或许，中国之外，这种现象难觅踪迹；然而，中国之内，这一概括可能普遍有效。在西方，天文学上有别于托勒密的哥白尼学说被广为接受；同样，孔子的学说无论作为整体，还是细节，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普通大众的心中，都广受推崇，等同于自然法则。很明显，这样的比较有不足之处，因为时至今日，在美国的一些地方，中小学老师还会按家长的喜好，给学生讲授地球“圆或平”之争；还有人会在公共辩论中公然支持“太阳每日绕地球运行”的学说。先贤所言皆为真理，因此真理皆为先贤所言。中国人认为这两个命题并无出入之处。如今已无圣人，因此中国人的黄金年代只能是在遥远的过去。

这些事实影响深远，与本章论题休戚相关。中国人与历史紧密相连，想要割裂两者势必是徒劳，也是一大禁忌。这已然是不容争辩的事实，是由本能决定的，就像翱翔的猎鹰不会俯冲入水去猎捕可望而不可即的鱼儿一样，或者像鱼儿不会为了躲避天敌铤而走险地游上陆地一样。一千多年前的唐朝，有位国君曾说过一句话，颇为隽永，大意是圣训与民诚如鱼水，圣人与民亦如鱼水，两者相互依存。毕竟，池塘干涸，鱼儿焉存？因此，虽然在中国多数民众并不信仰佛教或道教，但每逢重大礼仪活动，总是会请和尚或者道士来主持仪式。不难看出，他们在本质上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如若有人弃儒家于不顾，那么十之八九是由于受到外来学说的深重影响。此时，他便如脱离轨道的小星星，遭人排挤，受人非议。

中国人爱好和平，憎恶战争，由来已久。但一旦身陷囹圄或遭遇外侵，他们势必会群起而斗争。史实表明，中国人骁勇善战，自古以来多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虽然如此，在他们眼中，战争并非生活常态，无论他们曾经多么英勇无敌，曾经屡建战功，武官地位始终不如文官。众所周知，是中国人发明了火药，但是火药并没有被用来延续习俗，统一民众。可以想象，如果中国人好战动武，他们恐怕早已夷平地球了。但事实是，历代中国上至君王，下至百官，恐无一人怀有踏平世界的野心。如遇朝野叛乱，外敌入侵，他们便会集结部队，平敌维稳。然后，一切照旧，恍如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可以这么说，中国过去历经战争洗礼，并非为改良现有弊病，而仅仅是为了坚守传统习俗。中国文人历来鄙夷军人，认为他们多数是因为科举不中才弃笔从戎，认为打仗作战都是粗活。的确，武官中身居高位者，目不识丁的不在少数。普通士兵则来自下层社会，他们中的多数都是怀才不遇、悲天悯人的厌倦按部就班的家庭生活，急切尝试充满变数却险象环生的生活。因此蠢蠢欲动的他们走进了军营，正是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好男不当兵”。在中国，人们认为军队就是“必要的邪恶”，虽不可或缺，却对其鄙夷有加。他们无意通过主宰军队来革新去弊，这便是他们对军队的看法。考虑先前所述诸多原因，这一看法便不足为奇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遭遇西方列强侵犯，他们发现自己在武器装备上与别人相去甚远，逊色很多。但是，中国人颇为自信，认为如果综合来看，他们仍是中国国民，优势自不待言，非西方蛮夷所能媲美，最后的胜利也自然会归己所有。西方列强逼近，扰乱民众生活，于国于民都是巨大威胁。虽然他们觉得必须对付外敌入侵，但仍然不愿诉诸武力来攘外安内，而是选择隐忍屈尊，任由事态发展。因为中国人始终认为，武力解决争端是下下策。

孔庙，北京

佛教寺庙，北京

如果要说中国人天生擅长某事，那无疑是生产交易。他们知道物尽其用，清楚何时何地才能将自己的产品卖出最好的价钱。哪怕为了些许酬劳，他们宁愿不厌其烦，饱受劳作与跋涉之苦，历经艰险去兜售自己的物品。他们生来便是优秀的工匠，便是极具天赋的商人。即便如此，中国历来轻商却已成传统。过去，中国社会分为四个阶层，即士、农、工、商，商人排在末位。上至朝廷，下至郡县，中国人只要有个一官半职，每每谈及商人，都会露出不屑一顾的神色。

洋人最初来华，只是为了通商，贩售商品。由于中国的轻商传统，因此从一开始，中国人对洋人就有鄙夷之意。多年以来，洋人在华数量不多，交易量也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然而，随着后来交易量与日俱增，洋货开始充斥中国市场，双方获利也随之不断攀升，直至庞不可及。这种情况，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西方商人，都是有利可图的，也实现了双赢。但是，自始至终，中国政府都一如既往地以王者自居，认为是自己屈尊才容忍“蛮夷”来到本国通商，把洋人当成了天朝子民。中国人向来敬畏海洋，虽然他们发明了指南针，也曾经在航海中加以应用，但是他们的舰船陈旧落后，难堪航海之用，这也成了航海史上的笑谈。或许是由于他们的畏海情结，他们很难理解西洋商贩的坚韧，不明白他们为何远渡重洋，一再要求进入中国口岸。对此，能够想象出来的唯一合理解释就是，他们认为洋人出海经商是无奈之举，乃不得已而为之。他们认为，洋人来自地球一隅，那里偏远封闭，民不聊生，而且土地贫瘠，既不产茶，也不产大黄。没有茶叶，如何饮水解渴？没有大黄，如何消化饮食？这对中国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在他们看来，洋人是为了生活才来华经商的，否则他们在中国虽屡次遭到驱逐却仍坚韧折返逗留，就无法解释了。另外，洋人商贩从遥远的地方带来了“象牙、猿猴和孔雀”等新奇物品和动物，虽价格不菲，却华而不实，而且这些动物还不时地吵闹不止，惹得麻烦不断。因此，中国人觉得通商只是好玩而已，对它也并不十足重视。

在十九世纪初的中国，对金发碧眼的洋人持这种看法的人相当普遍。当时，允许洋人经商的地区有限，当地中国人无一例外都以大清子民自许，清高排外。虽然经历长达一百年的启蒙开化，还有很多忠诚子民认为本国地大物博、雄踞东方，占地球面积的五分之四。国土未及之处，散落在各地，要么是海洋，要么就是英国、法国，或者是回族的领土。除此之外，他们全然不知地球上尚有诸多国家。但很快这一情况有所改善，地理知识开始普及，地理课堂甚至开进了衙门，各级官员开始了解世界。他们在“革新”热潮中，热情高涨，从传教士手中大量购进西学书籍。然而好景不长，这种热潮仅仅持续了一年。是年，有一位北京本地官员，他能力出众，学识超群，为了启发引导本国学人，刊发了一本精心编写的小册子，供人们传阅。在这本小册子中，他开宗明义，反复提及前人陈见，认为洋人所居之地，人口众多，民生凋敝；洋人来华经商，是天子开恩。他还列举所谓的事实，指出洋人之地人口密度之高，难以想象；民众生活困顿，虽勤勉辛劳，也只能驱豺狼于门外；留守本国洋人少之又少，只能靠天吃饭，聊以度日。我觉得开明的中国老师在教授学生时不会、也不值得提及这些所谓的事实，同样，它们出现在这本小册子中似乎也显得不合时宜，不甚妥当。

直到十九世纪末，西方世界不约而同认识到并且也坦承，对一个国家而言，与外通商势在必行，必不可少，否则国将不国。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无数的中国民众仍坚信锁国政策，认为将经商的洋人扫出国门，禁止与外通商，对本国有百益而无一害。这种观点的荒唐自不待言，因为上海通商后已从一个鲜为人知的县府一跃成为远东的商业中心，其曾经不值一文的地产现在价值飙升，堪比伦敦；因为烟台以前只是个无名的渔村，现在已然成为繁华喧嚣的港口城市，把手进入内陆的大门；因为二三十年前的天津还是遍地菜叶垃圾，如今却是北方四省的大都会，是仅次于上海的商业重镇。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业已成为事实，都能雄辩地证明通商为中国带来的改变与革新。那么这一切所为何故？于洋人而言，其目的不言自明；于中国人而言，他们鲜有关注。在中国，任何形式的归纳总结都不奏效，因为中国人总是话外有话，心口不一，外国人几乎不可能捕捉到那话外之“音”。但是，观察审视他们的做法与行为不失为一个良策。如果让中国各个阶层的民众，包括士、农、工、商，通过投票决定洋人去留的话，结果将会怎样？在通商口岸，甚至在其他地区，民众的言行已经给出了清清楚楚的答案，难道不是吗？

这种排外情绪在后来的一些事件中显露无遗，但是一些人坚持认为这些事件持续时间短，仅仅是孤立的偶发事件。在天津，洋人遭到屠杀，他们将此归咎于暴民的凶残；在镇江，洋人寓所如旋风般地遭到洗劫焚烧，他们认为这只是漕运船民难以管控所致；在宜昌，洋人在口岸遭到突然袭击，伤亡惨重，他们认为这是不听管教的兵丁所为；在福州，民众造反抗敌，他们戏谑民众为“中国的爱尔兰人”，认为他们只是要捣乱，没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在广东，民众排外情绪强烈，时常对洋人发动袭击，造成破坏，他们认为这些不具有代表性，只是长达百年的误解和仇恨所致；在上海，宁波籍的车夫群起反抗，他们则认为这只能说明中国的劳工在罢工中权力过于集中，说明中国地方性的行会有强大的凝聚力而已。

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都是中国通，非常了解中国和中国人。但是如果客观公正地去审视这些观点，它们难免都有牵强附会之嫌，是站不住脚的。好比在某一群岛发现了很多火山，都处在不同的活动阶段，那么无论这些火山是否同时爆发，我们都有理由推测，在不同的火山喷发之间存在着关联。同样，中国四处爆发反洋人运动，其原因可能并不明显，只能从更深层次去找寻。我们要找的是医生们常说的“易感因素”，而不是“生效因素”。诸多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原因要逐一解开，但是要揭开事件的真实面纱并非易事，单凭一己之力，可能永远也无法给出至臻完善的诠释。尽管如此，本书将通过接下来的章节做一次尝试，来揭晓义和团运动的来龙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