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仇外宣传

中国有句古话，叫“风吹草动”。我们在这里提及它，不是为了澄清这一自然规律，而是为了说明一种现象：中国民众对国君和为官者一味顺从，效仿他们，对他们的旨意也几乎是一呼百应。究其原因，一来是因为中国民族历来单一，二来是因为民众对为官者向来崇敬有加，认为他们代表着国君和天意，是国君和天意的化身。

中国文人历来夜郎自大，出于种种原因，认为西方文明不能与中华文明相媲美，洋人的东西总是逊色不少，因此如果听闻有人要引进西学，他们或一笑了之，或鄙夷不屑，或心有愤慨。如果发觉有人企图向基督国度引入伊斯兰教，并欲加以替代，我们也会有同样感受。这种态度对他们来说算是平和的了。一旦有人挑拨唆使，他们便会情绪失控，不容洋人在华传播西学，布道传教。同样，即使是洋人，只要受过良好教育，也不会容忍有人在自己国家鼓吹无政府主义思想，宣扬虚无主义邪念。

天津大屠杀爆发前后，有一本名曰《辟邪纪实》的小册子在华流传极广，引发洋人恐惧，威胁他们在华福祉，因为这本读物集中体现了中国文人对洋人的偏见与仇恨。而事实上，他们对洋人几乎不闻不问，知之甚少。尽管此书有排外之嫌，但是并未因此遭禁。相反，还屡屡再版，不断流传，毒害了民众，加剧了民间排外情绪。

1890年春，传教士大会在上海召开。会上，李提摩太牧师（Rev.Timothy Richard）提请与会者注意一套新近出版的关于中国问题的书籍。这些书出版于1826年，后于1888年增订，数量翻倍，达到一百二十本之多。这套书在官方书店有售。它涵盖面极广，既有大量当年洋人呈递给政府高官和皇上的请愿书，也有一些论及公众关心问题的文章，当然还附有诸多评论，因此这套书的出版意义重大，非同寻常。李提摩太先生甚至称之为“中国的蓝皮书”。这个比喻不够准确，容易误导他人，因为书中内容并非官方报告。后来增补的书目中有两本专门论及在华基督教教会这一话题，李提摩太先生在其文章中也做了简要说明。书中指出，民众之所以对基督教大肆诽谤污蔑，心怀敌意，是因为民间盛传洋人教士会剜去被迷惑的信徒的双眼，而且在教堂内男女通奸，以及法国牧师用心险恶，等等，不一而足。当然也对基督教教义做了极为拙劣的歪曲，附带提及婆罗门教、佛教、伊斯兰教甚至一些中国邪教的教义。该书的真正用意出现在附录部分，其中详细讲述了在中国两省发生的排洋暴动。该书指出，两起事件一个是由一名业已卸任的清朝法官组织的，另一个是由一名翰林召集的，他们都号召乡绅，要将洋人邪教赶尽杀绝。

后来，有人召集一批文人学士，撰写了大量公然排洋反洋的书籍，并在湖南省会刊发，随后迅速在湖南全境传播。1891年，在华洋人报刊报道了这一现象，引起了广泛关注。当时，身在汉口的杨格非（Griffith John）牧师竭其所能，对这些书籍，追根溯源，保留副本，甚至翻译成英文，为在华洋人立了大功。此后多年，他一直是这方面的权威，最具发言权。也正是因为他的努力，洋人最终找到了对他们进行口诛笔伐、大肆污蔑的幕后元凶。此人名叫周汉，湖南宁乡人，官居道台。

在距汉口二三十英里的一个小城里，一本名为《洋人邪教末日》的书流传极广，且数量惊人。该地有七家当铺，在其中六家可以免费索取该书。中国人有出“善书”传统，意在积善积德，所出书籍要么免费提供，要么售价极为低廉。虽然这本书也被冠以“善书”名号，但是其用心之险恶，难以言表。我们在此引用杨格非博士（Dr.John）对此书所做的简单描述，便足以说明这一问题。他曾给位于上海的《每日新闻报》去信，论及该书以及诸多关于湖南的问题：“在湖南流传的诸多书籍，都无一例外对基督教大肆污蔑，说耶稣信徒放荡不羁，纵欲无度；上帝被丑化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一只猪，周围满是男女信众，他们或跪着，或在交媾。汉字中，他们有意利用谐音把‘天主教’写成‘天猪教’，把‘洋人’写成‘羊人’。因此书中频现的‘猪羊鬼子’，有时是指在华所有外国人，有时专指传教士，有时指中国的基督徒。中国信众也常被称为‘洋鬼子的儿孙’。”

与此书一同浮出水面，为人所知的还有大量流传甚广的告示。其中一条名曰“齐心协力，歃血为盟”，要在湖南全境张贴，其中包括七项内容。第一条规定，任何人只要为洋人妖言所惑，皈依了基督，便应在宗祠悔过；如若不然，便应逐出家门，而且要将其姓名公之于众，让其在全省无藏身之处。另一条规定，任何家族庇护任一“猪羊鬼子”，一经发现，就将被冠以“猪羊鬼子家族”之恶名，遭到唾弃。还有一条要求严格盘查所有过路人员，如果发现其在盘问中含糊其辞，或有可疑之处，应众人协力，将其驱逐。告示后面条款宣称，如遇猪羊鬼子入侵湖南，各地应自愿组建民兵抗敌；甚至要求大的郡县要达到两万人，中等大小的郡县要达到一万五千人，小的则应达到一万人。“我们会合力资助这些部队，提供武器；我们也会请求政府出兵，抵抗洋人。”颇让人惊奇的是，该告示最后规定，不准焚烧洋人教堂。其原因可能有二：其一，焚烧可能会殃及周边民房；其二，这些应该上交官府变卖，以增加税收。

除了出版书籍，张贴告示，发表宣言，他们还发行了一种称为“画廊”（Picture Gallery）的读物，以图片的形式对洋人和基督教进行最为卑鄙的指控。因为内容直观易懂，所以流传极广。这些“画廊”是儒家思想的再现，后来被洋人重印，私下流传，因为他们想要通过这些材料，了解那些排洋文字的写手们的真实想法和感受。出版方为了澄清目的，做了如下说明：“重印‘画廊’，是为有识之士提供史料，而并非为了在大众中传播，因此对原文原图未做任何修改，也无意掩饰其嚣张龌龊的本来面目。毕竟，这并非庸人所作。在湖南出版的这些反洋教书籍，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由文人学士操笔，这是毋庸置疑的。既然如此，我们认为在重印中最好保留原貌，甚至保留其中的卑鄙无耻之言。唯有这样，才能彰显中国人攻击基督教的不合情理和亵渎神灵之恶，才能彰显中国文人学士的道德低下和丑恶嘴脸，才能彰显中国各阶层民众对少数人要摧毁的基督信仰的迫切需求。”

这些读物犹如业已播下的毒种，1891年初期在中国中部广为散布，很快便造就恶果。5月初，在扬州，流言四起，污蔑天主教教士，说他们在育婴堂内虐待中国孩童，甚至说有牧师曾用开水为一小孩沐浴，致其死亡，有人便蓄意图谋，要对当地耶稣会发动攻击。然而他们并未得逞，因为官府携众多士兵，粉碎了他们的阴谋。5月10日，在芜湖，暴动原因与扬州如出一辙。暴民涌至教堂辖地，开挖位于此地的中国人的坟墓，掘出业已难以辨认的尸体，并诬陷这些人为洋人所害。暴民见此个个怒不可遏，一发不可收拾。他们将携带的燃油四处泼洒，纵火焚烧，很快教堂便浓烟滚滚，面目全非。虽然英国领馆和海关也受到攻击，但是遭到了海关志愿者的顽强抵抗。直至官府派来舰船，事态才得以控制。在南京，教会领地及医院遭暴民侵袭，但是一名传教士挺身而出，以非凡的勇气，暂时吓退了暴民。后来，官军赶到，才使此地躲过一劫。同样，在安庆，洋人教会由于法德舰船先后抵达施以援救才侥幸逃过此难。在丹阳，6月1日当天，暴民对天主教领地发动全面侵袭，辖内所有建筑要么被烧毁，要么被夷为平地，所幸无人遇难。仅仅四天后，在湖北武穴，暴民出其不意，对洋人洋教堂发动了更为猛烈的攻击。一位初来乍到的名叫阿金特的卫理公会派传教士和一位名叫格林的海关官员被无辜杀害，并且尸首不整，极为残暴。究其原因，是因为有人捏造事实，诬陷洋人教士在华绑架孩童。在无锡，6月8号那天爆发了类似的暴动，为首者显然是湖南人。他们特意带来了燃油和火药，在教堂领地大肆纵火焚烧。与此同时，在九江，正当暴民行将摧毁天主教堂之时，被及时阻止。因为，此时当地道台携重兵来平息事态，洋人舰船也已靠岸。

英国海关的护卫和志愿者

在当年的诸多暴动中，最为离奇的发生在宜昌。此地是长江口岸，距汉口三百六十五英里。民众极为狡猾，密谋造反。他们首先将一个小孩送到当地一家专门收养女孩的育婴堂，交由天主教女修道院管辖，双方签订了相关文书。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修女们发现这个孩子竟是男儿身。第二天，民众就以此为借口，污蔑教堂绑架了小孩，要求归还孩子，并将此汇报给官府。官府随即派来一名武官，身后跟随着众多民众。随后发生的事可想而知，却又有点出乎意料，有别于其他暴动。一些教会房屋被毁，另一些却丝毫无损。一些苏格兰传教士所租住的本地民房被焚烧殆尽，但有一位苏格兰教士居住的自己购置的房子虽被洗劫一空，却未被纵火，因为他在此地已经生活长达十年之久，且屡有善举。后来，由于暴民主谋们随身带有煤油和火药，这座房子终未能逃过此劫。另外，暴乱并未殃及英国人所有的且用作领馆的房子，倒是在建的新领馆被摧毁。这次暴动就像闪电一样，来势突然，让人猝不及防；但破坏严重，损毁彻底，实属空前。另外，虽然仅有不足五十暴民，整个过程也仅历时二十分钟，但是破坏目标明确，行动快捷，明显得到了官府授意，而且是事先经过密谋的。

同年8月，在满洲里省府吉林，在此传教行医的格雷格医生遭到满族总督贴身侍卫的侵袭。他被指控偷窃孩童，并被关押三天，其间饱受牢狱之苦。

几个月后，满洲里全境爆发了更大规模的针对天主教教徒的暴动，他们破坏教会财产，杀戮数百信徒。这些暴动后来逐渐演化成起义，要推翻清朝政权。后来虽得以平息，却付出了极高的代价：据说两万叛民丧生，当地官员也因未能及时辟谣而遭惩罚。1893年，在距离汉口六十英里的一个名叫宋埠的小镇，两名瑞典传教士被暴民围攻，惨遭杀害。随后官府为了彰显司法，严惩了凶手。但是洋人对此裁决颇为不满。民众对此颇为震惊，因为对凶手的惩罚过于严厉，所以他们怒气冲冲。他们抵制洋人，并四处张贴告示，要断绝同洋人的一切来往。次年，J.A．伟列牧师在辽阳被当地士兵杀害。他们得到了上级官员授意，因此而得到庇护。而这些官员，对洋人来到满洲“境内”，感到颇为愤怒。这种现象在中国各地屡见不鲜。

1895年，在福建古田，史荦伯（Steward）牧师一家和几名随从，遭到当地斋会暴民残害，十人被杀。这是新教教会在华所受到的最为惨烈的打击，全世界为之震惊。当地动荡不安，必须召集官军，才能恢复社会秩序。后来是在传教士的斡旋下，事件才得以平息。

因为这些事件，洋人在远东地区多次召开会议，探讨中国排洋暴动的性质和影响。但是由于英国政府并未要求清政府各省要员为暴动负责，所以只是惩罚了少数名不见经传的官绅，没有达到长久强力威慑的效果。1899年6月，在福建建宁，民众以同样借口，发动暴动。其结果与前面如出一辙：教会财产被毁。但所幸传教士们得以保命。

同年，在四川，民众排洋情绪高涨，社会混乱不堪。一位名叫弗罗莱的天主教教父被暴民捕获，并被关押数月。在全省多地，教会房屋被拆，教士被迫四散逃命。在与重庆一江之隔的江北，暴民突袭了洋人新开的一家药店，杀死了一名学徒。在四川的邻省贵州，中国内地会的傅朗明（Fleming）先生在途中被害。虽然人人皆知凶手是谁，但是严惩他却是难上加难，最终也是不了了之。

我们已经论及的民众排洋暴动，虽远非全部，却皆有代表性。它们都因洋人结识中国人而起，随后不断扩展，直至遍及中国十八行省和满洲。暴动就像十一月份的流星雨一样，也有时间间隔，时断时续。1900年5月，上海的《每日新闻报》发表社论，称“暴动季节”业已来临，各方应做好应对准备。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自1842年以来所发生的三十四起大规模暴动，只有四起发生在11月至次年2月间，3月甚至从未有过。5—6月是高峰，有一半的暴动发生在这两个月间：6月总共十一起，其中九起发生在1891年。

描述至此，中国民众仇视洋人的原因也逐渐明朗。这些原因极为普遍，而且根深蒂固。这些暴动都一致将矛头指向洋人洋教甚至他们的财产，而且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受到中国官绅阶层的煽动指使。其主要根源还是在于民众的无知，一种程度极深且难以教化的无知。在启蒙民智的过程中，遇到了诸多偏见，甚至怨言愤怒，而且一触即发，引发灾难。面对当前危机，清王朝昏庸无能，无力处置，于是将其交由西方诸国处理，希望确保民众不再因情绪失控和无名之火而加害洋人洋教，民间不再爆发暴动，使中国蒙羞。这是一个机会。如果西方诸国能抓住机遇，履行义务，承担责任，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民众的排外情绪会日渐消融，民间的排洋暴动也会销声匿迹。或许，在新世纪的开端，中国会开启新的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