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鄘风

墙有茨

墙有茨，[240]不可埽也。[241]中冓之言，[242]不可道也。[243]所可道也，[244]言之丑也。

墙有茨，不可襄也。[245]中冓之言，不可详也。[246]所可详也，言之长也。[247]

墙有茨，不可束也。[248]中冓之言，不可读也。[249]所可读也，言之辱也。[250]

【品评】这是一首讽刺贵族荒淫无耻的诗，言宫廷中贵族们的丑事，简直说不得。《诗序》说：“《墙有茨》，卫人刺其上也。公子顽通乎君母，国人疾之而不可道也。”《左传·闵公二年》说：“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齐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生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昭伯即顽，卫宣公庶子。宣姜即惠公之母。当代有的学者认为把父亲的后妻或妾收作自己的妻子，也就是“烝”，为“收继婚”，是春秋时期家长制家庭的婚姻形态之一，在当时是常事（顾颉刚、童书业等学者有论述）。而就诗本文来看，也看不出与宣姜之事有关联，宋人王质《诗总闻》说：“左氏昭伯之事，寻诗皆无见。”《诗序》牵扯《左传》之说是汉儒“以事证诗”解诗之法。当然《诗序》所谓“卫人刺其上”之说，还是符合诗意的。

诗以“墙有茨，不可埽也”兴起，《毛诗传笺通释》说：“《左氏传》云：‘人之有墙，以蔽恶也。’诗以墙茨起兴，盖取蔽恶之意。以墙茨之不可扫，所以固其墙，兴内丑之不可外扬，将以隐其恶也。”兴意隐约。“中冓之言，不可道也”，先写结果；“所可道也”，再写原因。这自然比先原因后结果的平写更显曲折，也更有意味。牛运震《诗志》：“正申明不可道之义，却用转语，意味便自深长。”诗人似乎有所顾忌，欲言又止，但宫廷生活之丑恶，在这欲言又止中已经揭露出来了。朱熹《诗集传》解释第二章“不可详也。所可详也，言之长也”说：“详，详言之也。言之长者，不欲言而托以语长难竟也。”实际三章为互文见意。说讲述“中冓之言”的语言不雅、“中冓之言”说不完、连讲述“中冓之言”的人都觉得羞耻，正把宫廷生活之丑恶作了高度概括。因而，此诗看起来表达很克制，实际讽刺很辛辣。又每章六句，其中五句都以“也”字煞尾，舒缓的语调中表现出激越的情绪。故牛运震评此诗：“平词缓调，深文毒笔。”

诗共三章，从表面上看来是复沓的形式，实际上程度不断加强，“埽”“襄”“束”和“道”“详”“读”都有意义上的递进，同样“丑”“长”“耻”从程度上看也是不断加深的。这可以使读者体认到诗人对宫廷荒淫无耻生活的不满、义愤情绪越来越激越。

桑中

爰采唐矣？[251]沬之乡矣。[252]云谁之思？[253]美孟姜矣。[254]期我乎桑中，[255]要我乎上宫，[256]送我乎淇之上矣。[257]

爰采麦矣？沬之北矣。云谁之思？美孟弋矣。[258]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259]沬之东矣。云谁之思？美孟庸矣。[260]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品评】这是一首写男女幽会的诗。诗人梦想能与一位美丽的大家女子密期幽会、同游共处。此诗古今论者皆认为是写男女幽会之事，分歧只在于是言自还是言他、纪事还是写思。其实，此诗为诗人自言其所思，三人、三地并非实指。方玉润《诗经原始》说：“是诗中人亦非真有其人，真有其事，特赋诗人虚想。所采之物，不外此唐与麦与葑耳；所游之地，不外此沬之乡、沬之北、沬之东耳；即所思之人，亦不外此姜之孟、弋之孟与庸之孟耳。而此姜与弋与庸，则尚在神灵恍惚、梦想依稀之际。”此诗为《诗经》中的名篇，古人以为“郑、卫之音”的代表，多有指斥，皆为封建思想观念作祟。诗反映了微妙的恋爱心理，确实是《诗经》中的佳作。

诗共三章，前两句以采摘植物起兴。《诗经》中吟咏爱情、婚嫁、求子等内容多以采摘植物起兴。从全诗来看，兴辞是从声音和情绪上为下文作铺垫，与内容则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云谁之思”，曰“孟姜”“孟弋”“孟庸”，好像是美女的典型代表或者符号，说明他所思者如当时出名的贵族大姓女子一样，非常美丽。由此似乎可见男子身份亦为贵族。“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乃悬想之词。这显然是在写梦想，诗人期望自己的恋人如贵族大姓女子，美丽、有地位、有情调——她可以与我在“桑中”约会，她可以邀请我到“上宫”去，她还可以在“淇之上”送我。清人孔广森《经学卮言》卷三：“《孟子章句》曰：‘上宫，楼也。’桑中，亦杨柳可藏乌之意。”正是男女幽会之所，正可设想为所经历之处。

诗虽然有三章，于三处采摘三种植物、提到三个女子的名字，所写实为一件事，一个梦想。而诗分三章，朱自清说：“我以为这三个女子的名字，确实只是为了押韵的关系，但我相信这首歌所以要三迭，还是歌者情感的关系。”（《中国歌谣》）情感的表达需要一定的形式，这也表现在句式上。这首诗每章后三句都是句中含“乎”字的句式，元人卢以纬《助语》：“句中央着‘乎’字，如‘浴乎沂’之类，此‘乎’字与‘于’字、‘夫’字相近，却有咏意。”读起来有一种舒缓、悠远之致，用来表现玄思之幽邈正贴合。

诗将幽会之事写得朦胧、迷离，正与后世所谓“无题诗”同一情调，故方玉润说：“此后世所谓无题诗也。李氏商隐诗云‘来是空言去绝踪’，又云‘画楼西畔桂堂东’，使真有其人在，则又何必为此疑是疑非、若远若近之词，使人猜疑莫定耶？”有人称此诗为“无题诗”之祖，不无道理。

鹑之奔奔

鹑之奔奔，[261]鹊之彊彊。[262]人之无良，[263]我以为兄。

鹊之彊彊，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

【品评】这是卫国的公子抱怨、讽刺国君的诗。

“鹑之奔奔，鹊之彊彊”正兴起下文“人之无良”，自然物事的美好恰与社会上的丑恶构成鲜明对比。郑玄《笺》：“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飞则相随之貌。”也说是自然物事的美好，不过乃出于道德比附。此两句只是写鹌鹑在跳跃、喜鹊在盘旋，其轻盈、闲雅，正足以激发诗人内心的喜悦。而“人之无良”，情绪急转直下，仿佛“兄”“君”的秽行破坏了这美好的画面，不得不痛言直斥。

此诗可与《墙有茨》合观。两诗皆揭露卫之宫廷生活的荒淫，但《墙有茨》是欲言又止，显得较为克制，而此诗直言不讳，几为怒骂。方玉润《诗经原始》：“且其词意甚率，未免有伤忠厚。《墙有茨》一章，虽曰直言无隐，而犹作未尽辞；此则直唾而怒骂之，尚可为诗乎哉？”此诗当然不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含蓄之作，不过正因为其率真、坦露，才更具情感力度。方玉润囿于儒家“温柔敦厚”之诗教观，诋其非诗，自非的论。因为过于含蓄的诗是无法表现强烈的感情的，而有些内容如用含蓄蕴藉的风格来表现，实际上等于抑制、削弱了诗人的情感，也削弱了作品的力量。《诗经》在孔子以前已成书，孔子对它只做了个别篇目归属、个别国风顺序的调整，删去结构和内容上不必要的重复，及订正文字的错讹，于诗篇并无删除，故只是在解说中体现了其“温柔敦厚”的诗学思想。本篇同后面的《相鼠》和《小雅》中的《巧言》《何人斯》《巷伯》都体现出传统诗歌风格的多样性，对后代诗歌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264]作于楚宫。[265]揆之以日，[266]作于楚室。[267]树之榛栗，[268]椅桐梓漆，[269]爰伐琴瑟。[270]

升彼虚矣，[271]以望楚矣。望楚与堂，[272]景山与京。[273]降观于桑，[274]卜云其吉，[275]终然允臧。[276]

灵雨既零，[277]命彼倌人。[278]星言夙驾，[279]说于桑田。[280]匪直也人，[281]秉心塞渊。[282]騋牝三千。[283]

【品评】卫为狄人所灭，文公徙居楚丘，营建宫室、劝农课桑，诗人作此诗以美之。卫懿公九年（前660），北方狄人侵入卫国，卫懿公死，卫国灭亡。宋桓公迎接卫国遗民渡河，立戴公于漕邑。戴公即位当年即死，其弟文公继位。鲁僖公二年（前658）齐桓公率诸侯为卫筑城于楚丘，文公乃由漕邑迁于楚丘，卫国逐渐复兴。这首诗即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

此诗纯用赋法，可视为纪事诗。其赋事条理井然。第一章写营建宫室。先总括写，而后不写如何营建，却写测量日影定方位，再写种植树木。如此避实就虚，给读者留下想象的余地。第二章写营建前的观测和占卜。先写地形，再写地宜。《诗集传》解释“降观于桑”说：“观之以察其土宜也。”再写占卜。有条不紊。第三章写文公勤于政务，重视农桑畜牧，也颇有层次。而从整篇看，第一章写营建宫室于楚丘，第二章补叙当初之所以选择楚丘的原因，第三章写宫室建成之后的一些事。叙述有远有近，富于变化。虽然在叙述中打乱了惯常的时间链条，但脉络依然清晰。之所以如此，一则全篇围绕营建宫室来写。二则善于呼应：“爰伐琴瑟”已在说未来，“终然允臧”也可谓是“騋牝三千”的伏笔。三则详略得当。故整首诗叙事严谨，富于变化，细致而不显累赘。宋人王柏《诗疑》卷一说此诗：“最善赋其事。”牛运震《诗志》说：“筑室、树木、测量、问卜、课农以及主德、马政，点叙错综却自有伦有体，不板不乱，章法绝精。”

此诗赞美文公，仅“匪直也人，秉心塞渊”直言之，其他皆涵于事实之中。郑玄于“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下笺曰：“言豫备也。”在“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望楚与堂，景山与京”下说：“慎之至也。”第三章“灵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驾，说于桑田”，是说文公在雨还下着时就命令赶车的小臣备车，天刚放晴，一大早就赶到了桑田。以两个细节来表现其对生产的重视。透过这些具体事实，我们知道文公是一位有远见、处事慎重、勤于政务的贤明君主，亡国之后，短时期内就达到“騋牝三千”的地步，国力得以迅速恢复。此亦可由《左传·闵公二年》的记载得以印证：“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诗以叙事来表现人物，故“匪直也人，秉心塞渊”就不显得虚美，是中肯的评价。而整首诗也显得特别平实、有说服力。

相鼠

相鼠有皮，[284]人而无仪。[285]人而无仪，不死何为？[286]

相鼠有齿，人而无止。[287]人而无止，不死何俟？[288]

相鼠有体，[289]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290]

【品评】这是一首刺骂时人不遵礼仪的诗。

周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建立起一套符合贵族利益和需要的礼仪制度，体现在贵族的丧祭、射御、冠婚、朝聘等社会生活之中，也体现在个体的人身上，这就是威仪、礼节、礼仪。《大雅·抑》曰“抑抑威仪，维德之隅”“敬慎威仪，维民之则”。《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北宫文子曰：“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君有君之威仪，其臣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有其国家，令闻长世。臣有臣之威仪，其下畏而爱之，故能守其官职，保族宜家。顺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可见威仪为“君子”的主要内涵之一。《诗经》赞美君子也多关涉到威仪，《大雅·烝民》称赞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古训是式，威仪是力。”《小雅·湛露》周王赞美诸侯：“显允君子，莫不令德。”威仪与德同等重要。威仪、礼节、礼仪既为贵族特别重视之修养，无威仪、无礼节、无礼仪自然为贵族深恶痛绝。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左传》所载列国君臣不敬之事，多以死决之。”故此诗对无礼仪者，一则说其空有人之形状，实不具备人之内涵，连贪食苟得的鼠辈也不如；再则咒其速死，不配活在世上。

此诗情绪激越，在《三百篇》中绝无仅有。程颐《程氏经说》卷三：“相鼠之为物，贪而畏人，举止惊攫无体态，故以兴人之无礼仪。”更说人连鼠且不如，可谓厌恶至极，而厌恶之中更有谴责、痛斥。而下面直接咒其死去，曰“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以反问语气凸显情绪。第一章说“不死何为”，第二章说“不死何俟”，第三章说“胡不遄死”。诗人一刻也不能等待，盼其速死而其心方能平。此诗情绪的激越可以与《鹑之奔奔》比较而看出。《鹑之奔奔》谴责卫之统治者说“人而无良，我以为兄”“我以为君”，由憎恶而否定其血缘关系、君臣关系，情绪也颇为激越；而此诗则诋其不足为人、咒其速死，憎恶之情更胜一层，情绪更为激越，故牛运震《诗志》说：“痛呵之词几乎裂眦。”

载驰

载驰载驱，[291]归唁卫侯。[292]驱马悠悠，[293]言至于漕。[294]大夫跋涉，[295]我心则忧。

既不我嘉，[296]不能旋反。[297]视尔不臧，[298]我思不远。[299]既不我嘉，不能旋济。[300]视尔不臧，我思□[301]

陟彼阿丘，[302]言采其蝱。[303]女子善怀，[304]亦各有行。[305]许人尤之，[306]众稚且狂。[307]

我行其野[308]，芃芃其麦。[309]控于大邦，[310]谁因谁极？[311]大夫君子，无我有尤。[312]百尔所思，[313]不如我所之！[314]

【品评】许穆夫人念故国覆亡，不能往救，赴漕吊唁，又为许大夫所阻，因赋诗以言志。

此诗为《国风》中唯一一篇作者明确的作品。《左传·闵公二年》：“许穆夫人赋《载驰》。”故许穆夫人应该为我国可知的最早的女诗人。《左传·闵公二年》：“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齐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生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是许穆夫人为顽与宣姜所生，据学者推测，她大概生于公元前690年。《左传·闵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及狄人战于荧泽，卫师败绩，遂灭卫。……文公为卫之多患也，先适齐。及败，宋桓公逆诸河，宵济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立戴公以庐于曹。”戴公立之不足一月而亡，文公即位。许穆夫人听到故国覆亡的消息，快马加鞭赶往卫国吊唁，但遭到许国大夫的阻挠。因为按照礼制规定：“国君夫人父母在则归宁，没则使大夫宁于兄弟。”（《邶风·泉水》郑玄《笺》）许穆夫人愤而为此诗。

许穆夫人是否到卫国，古今论者有分歧，《诗序》：“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认为人并没有到卫国，此后论者多从之，认为诗中所写“载驰载驱”“驱马悠悠，言至于漕”“我行其野”等均为设想之词。但王先谦于《诗三家义集疏》中说：“服虔注《左传》云：‘言我遂往，无我有尤也。是夫人竟往卫矣。’或疑夫人以义不果往而作诗。今按‘驱马悠悠’，‘我行其野’，非设想之词，服说是也。如夫人未往，涉念即止，乌有举国非尤之事？若既已前往，则必告之许君而决计成行，亦无忽畏谤议，中道辄反之理。惟其违礼而归，许人皆不谓然，故夫人作诗自明其行权而合道，且其忧伤宗国，感念前言，……”王说有理。但许穆夫人最终是否到了漕邑却不得而知。

此诗构思巧妙，以赴卫途中受许国大夫阻挠结撰全篇。第一章先言赴卫之目的，再言奔赴的具体目的地。“大夫跋涉，我心则忧”，为何而忧，暂不说破。但此两句实际为本诗的筋骨，陈奂《诗毛氏传疏》曰：“下章云‘视尔不臧，我思不远’‘视尔不臧，我思不□’，末章云‘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皆本此意而申说之。”第二章承“大夫跋涉，我心则忧”而言，许国大夫不赞成自己“归唁卫侯”，急匆匆赶来阻挠，但我绝不会回去。两个相同的结构形式，把决绝的态度表现更加突出。第三章之“采蝱”，亦写忧。因忧之阔大，诗人几不能承受，故希望疗忧。也可看作故意荡开一笔。“女子善怀，亦各有行”，为自己辩解，但也有责怪许国大夫“稚且狂”的意味，故下面两句明言之。宋人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众稚且狂’，非真指许人以为稚狂，盖言我忧患如此之迫切，彼方且尤我之归，意者众人其幼稚乎？其狂惑乎？不然，何其不相体悉、不识缓急，一至于是也！”故“众稚且狂”正是情急之语，正可见诗人内心之焦急。第四章开始又荡开一笔，写麦之茂盛，虽为即目所见，但也暗示自己内心忧之盛大，实际仍然在写忧。“控于大邦”，是许穆夫人的打算，似是有希望的事，但“谁因谁极”，无处赴告，又是失望。而结尾两句是请求，则态度坚决。故牛运震《诗志》评此诗说：“控于大邦以报亡国之仇，此一篇本意，妙于卒章说出。而前则吞吐摇曳，后则低徊缭绕，笔底言下真有千百折也。”

此诗或明志、或写忧、或嗔怪、或请求，感情特别丰富，也特别感人，近人陈延杰《诗序解》说：“此篇写其伤宗国之灭，苦语真情，颇微婉动听，千载下读之，亦不绝悲怆生于心。”《左传》载齐桓公率领诸侯为卫文公建城于楚丘，陈奂说：“《左传》称齐侯使公子无亏戍曹系在赋《载驰》之下，意者诗有以感发乎？”此说不能说无谓，可见此诗在当时已为人们所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