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公孙丑上

【评述】本篇基本是孟子第二次游齐时的一些言行记录，但上下篇的分工似乎非常明显，上篇都是孟子与学生的对话或直接对学生的宣讲，下篇则有各方面的内容。

本篇上篇凡九章，除了第一、二章是与弟子公孙丑的对话外，其余七章均是孟子的语录，听者的对象似乎是孟子的弟子，具体是谁已不得而知。在这九章中，孟子主要谈了“王霸之辨”“养气”“知言”，以及作为“仁政”之所以能够成立的思想基础，即“不忍人之心”和“四端”说。这些内容在孟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3.1 公孙丑[209]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210]？”

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211]？’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212]。’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213]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

曰：“以齐王，由反手[214]也。”

曰：“若是，则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

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215]，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216]，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217]、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疟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218]。’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译文】公孙丑问道：“老师如果在齐国当政，管仲、晏婴的功业能复兴吗？”

孟子答道：“你真是个齐国人，只知道管仲、晏婴而已。曾有人问曾西：‘您与子路哪个更贤能？’曾西不安地说：‘子路是我先人所敬畏的人啊。’那人又问：‘那您与管仲哪个又更贤能呢？’曾西怒形于色，说：‘你怎么竟拿我和管仲来相比呢？管仲得到国君的信赖是那样的专一，主持国政的时间又是那样的长久，可成就的功业却是那样的微不足道，你怎么竟拿我和他来相比呢？’”孟子又说：“管仲是连曾西都不愿效法的人，你以为我愿学他的样吗？”

公孙丑说：“管仲辅佐齐桓公建立了霸业，晏婴辅佐齐景公使他名扬天下。难道管仲、晏婴这样的人都不值得效法吗？”

孟子说：“以齐国这样的条件来称王天下，就像手掌翻个转一样容易。”

公孙丑说：“您这样说，学生就更不明白了。像周文王那样的德行，又活了近百岁才去世，都还没有做到天下一致；周武王、周公继承他的事业，然后才使王道政治大行。现在您把实行王政说得那么容易，难道文王还不足以效法吗？”

孟子说：“怎么可以与文王相比呢！从商汤到武丁，共有六七个圣贤的君主兴起，天下人归服殷商已经很久了，时间一久，要变就难了。武丁使诸侯来朝见，一统天下，就像在手心里转动东西一样。商纣王与武丁相隔没多久，那些勋旧世家、传统习俗、良好作风、善政德教，当时还存留着；又是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和胶鬲这些贤德君子共同辅佐，所以过了很久才失去天下。那时，没有一尺土地不是殷王所有，没有一个民众不是殷王臣下，然而文王凭借方圆百里的国土起事，所以是很艰难的。齐国人有句俗话说：‘纵然有聪明，不如趁形势；纵然有锄头，不如待农时。’现今的时机容易称王天下。夏、商、周三代最盛时，国土都没有超过方圆千里的，而齐国却有那么广阔的辖地；（三代极盛时）鸡鸣狗叫的声音，从首都直到四方边境，处处可闻，而齐国就有那么多的民众。（在齐国目前这样的条件下，）土地不必再开辟了，民众也不必再增多了，如果推行仁以称王天下，那是没有谁能阻挡的。况且，称王天下的贤君不出现，时间没有比现在更久的了；民众被暴政的摧残迫害，没有比现在更厉害的了。饥饿的人不挑剔食物，口渴的人不苛求饮料。孔子说过：‘德政的推行，比驿站传递政令还要迅速。’现在这个时候，一个拥有万乘兵车的大国出来推行仁政，那民众的高兴，就如一个倒挂着的人被解救下来一样。所以，只要做古人一半的事，必定获得比古人多一倍的功效，这也只有现在这个时候才做得到。”

3.2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219]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

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220]远矣。”

曰：“是不难，告子[221]先我不动心。”

曰：“不动心有道乎？”

曰：“有。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桡，不目逃，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222]。孟施舍[223]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224]。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225]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226]；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

“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227]。’”

“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

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228]，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敢问夫子恶乎长？”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229]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230]，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231]！’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何谓知言？”

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232]。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233]；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

曰：“恶！是何言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234]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

曰：“姑舍是。”

曰：“伯夷、伊尹[235]何如？”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236]？”

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曰：“然则有同与？”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

曰：“敢问其所以异。”

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汙不至阿其所好[237]。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238]，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有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译文】公孙丑问道：“老师如果官居齐国卿相，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即使成就霸业和王业，也不足为怪。如果这样，您是否会动心呢？”

孟子说：“不会。我四十岁时就做到不动心了。”

公孙丑说：“如此看来，老师比孟贲强多了。”

孟子说：“这并不难，告子不动心比我还早。”

公孙丑说：“做到不动心有方法吗？”

孟子说：“有。北宫黝培养勇气的方法是：肌肤被刺不退缩，眼睛被刺不转睛，别人动了他一根毫毛，他便看作如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人鞭打一样；他既不愿受普通平民的侮辱，也不愿受大国君主的侮辱；他把刺杀大国的君主，看成和刺杀普通平民一样；他不畏惧国君侯王，谁骂他一句，他就一定要回敬一句。孟施舍培养勇气的方法，据他自己说：‘我对待不能战胜的敌人和对待能够战胜的敌人一样。如果估量对方的力量后才前进，考虑有必胜的把握才交锋，这种人见了数量众多的敌军是会畏惧的。我孟施舍怎能够稳操胜算呢？我只是能够无所畏惧而已。’孟施舍有点像曾子，北宫黝有点像子夏。这两人的勇气，我也说不准到底谁更强，但孟施舍的方法较为简约。从前曾子对子襄说：‘你爱好勇敢吗？我曾经在老师孔子那里听到过关于大勇的论述：自我反省，自己不在理上，哪怕对方是普通平民，我也不能去恐吓人家；自我反省，自己有理，哪怕面对千军万马，我也勇往直前。’孟施舍所守的是无所畏惧的勇气，这又不如曾子所守的原则来得简约。”

公孙丑说：“我斗胆问一声，老师的不动心和告子的不动心，能说给我听听吗？”

孟子答道：“告子说：‘对对方言语的意思有弄不清的地方，不要再在心里反复琢磨；对于某事的道理心里没底，不要再去求助于气。’对于某事的道理心里没底，不要再去求助于气，这是可以的；而对对方言语的意思有弄不清的地方，不要再在心里反复琢磨，那是不可以的。志是气的主帅，气是充满人身体的。志到哪里，气也随之到哪里，所以说：‘应该坚定自己的志，不要滥用自己的气。’”

公孙丑说：“您既然说‘志到哪里，气也随之到哪里’；又说‘应该坚定自己的志，不要滥用自己的气’，这是什么道理呢？”

孟子说：“因为，志如果专一了就会影响到气，气如果专一了也会影响到志。现在我们看那些摔倒和奔跑的人，这都只是气，可是却反过来影响了他们的志（使他们心浮了）。”

公孙丑说：“我斗胆地问老师擅长什么？”

孟子说：“我善于分析了解别人的言辞，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

公孙丑说：“我再斗胆问一句，什么叫作浩然之气？”

孟子说：“这个很难说清楚。它作为一种气，是最大最刚的，用正直去培养而不伤害它的话，它就会充满于天地之间。它作为一种气，与义和道是紧密配合的，否则，就会软弱无力。这种气是积累了义而产生的，不是靠偶然用义突袭一下就能取得的。只要行为使自己感到问心有愧，这气就会变得疲软了。我之所以说告子从来不懂得什么是义，是因为他把义看成是外在的东西。一定要在平日有所作为时自然合乎义，而不要故意做作，每时每刻都不要忘记此事，但也不要勉强去帮助它成长。不要像宋国人一样：有个宋国人，担心他的禾苗长不高，而把苗拔高了，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中，对家里人说：‘今天累坏了！我帮助禾苗生长了！’他儿子赶快跑去一看，禾苗全都枯萎了。世上不帮助禾苗生长的人实在很少。那些认为培养工作没好处而放弃的，就是不锄草的人；那些不按照规律硬去帮助生长的，就是拔苗的人。这非但没有好处，而且还害了它。”

公孙丑又问：“什么叫作善于分析了解别人的言辞呢？”

孟子说：“听到偏颇的言辞，我知道哪里片面了；听到过分的言辞，我知道哪里失误了；听到邪僻的言辞，我知道哪里背离正道了；听到躲闪的言辞，我知道哪里理屈词穷了。这四种言辞，如果从内心产生，便会在政治上产生危害；如果体现于政治举措上，便会妨害国家各种事务。即使圣人再出现，也必定会赞同我说的这些话的。”

公孙丑说：“宰我、子贡擅长讲说言辞；冉牛、闵子和颜渊善于阐述道德；孔子兼有他们的长处，但他还是说：‘我对于辞令，并不擅长。’那么老师（既知言，又善养浩然之气）已经是圣人了吗？”

孟子说：“哎！这是什么话！以前子贡问孔子道：‘老师已经是圣人了吗？’孔子说：‘圣人，我还不能做到，我能做到的只是学习不感到满足、教人不知疲倦罢了。’子贡说：‘学习不满足，那是智的表现；教人不知疲倦，那是仁的表现。既仁又智，老师已经称得上是圣人了。’圣人的称号，孔子都不敢自居。你这是什么话！”

公孙丑说：“过去我听说过，子夏、子游和子张都各有孔子一方面的长处，冉牛、闵子和颜渊大体接近于孔子，但比不上他博大。请问老师自居于哪一种呢？”

孟子说：“暂且不谈这个。”

公孙丑说：“伯夷和伊尹怎么样呢？”

孟子说：“他们处世之道不同。不是他认可的君主不侍奉，不是他认可的民众不使唤，世道太平就出来做官，世道昏乱便退而隐居，这是伯夷的处世态度。什么君主都可以侍奉，什么民众都可以使唤，世道太平也做官，世道昏乱也做官，这是伊尹的处世态度。应该做官就做官，应该退隐就退隐，应该长久就长久，应该短暂就短暂，这是孔子的处世态度。他们都是过去的圣人，我没能做到他们那样。至于我个人的愿望，则是要学习孔子。”

公孙丑问：“伯夷、伊尹与孔子，他们能相提并论吗？”

孟子答道：“不。自有人类以来，没有能比得上孔子的。”

公孙丑又问：“那么他们有相同的地方吗？”

孟子说：“有的。如果他们得到方圆百里的国土而成为君主，他们都能使诸侯来朝见，天下统一。要他们做一件不合道理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来得到天下，他们都不会干。这是他们相同的地方。”

公孙丑再问：“请问他们的不同在什么地方？”

孟子说：“宰我、子贡和有若，他们的智慧足以了解孔子，即使夸张一点，也不至对所喜爱的人虚加赞扬。宰我说：‘以我来看老师，比尧、舜高明得多。’子贡说：‘见到一个国家的礼制，就了解这个国家的政治；听到一个国家的音乐，就了解这个国家的道德。哪怕从百世以后来评价百世以来的君主，没有一个能违背孔子的主张的。自有人类以来，没有能比得上孔子的。’有若说：‘难道只有民众如此吗？麒麟相对于走兽，凤凰相对于飞鸟，泰山相对于土堆，河海相对于路上的那些小水潭，都是同类。圣人相对于众民，也是同类，但却远远地超过了他的同类，大大高出他的同类。自有人类以来，没有哪一个能像孔子那样伟大的。’”

3.3 孟子曰：“以力假[239]仁者霸[240]，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241]，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242]。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243]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244]之服孔子也。《诗》[245]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译文】孟子说：“凭着自己的实力，假借仁义之名者，可以称霸于诸侯，称霸一定要凭借国家实力的雄厚强大；依靠道德的力量，推行仁政者，可以称王天下，称王天下不一定要求国家强大，商汤以方圆七十里，周文王以方圆百里（都实行了王道）。倚仗势力来使人服从的，别人并不是从心里服从他，只是因为自己实力不足。依靠道德来使人服从的，别人就会心悦诚服，就如孔子门下七十个左右的贤弟子拜服孔子一样。《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中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无不心悦诚服。’说的正是这层意思。”

3.4 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246]？’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247]，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248]。’《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249]。”

【译文】孟子说：“国君如能施行仁政就会有荣耀，不施行仁政就将遭屈辱。现在这些人既厌恶屈辱，可仍然安于不仁的现状，这好比讨厌潮湿却甘心居住在低下的地方。如果真的厌恶屈辱，不如以德为贵而尊重士人，使贤德的人治理国家，让有才能的人担任官职。国家安定，趁这个时机，修明政教法典，哪怕是大国，也一定会对此感到畏惧了。《诗经·豳风·鸱鸮》中说：‘趁着天还没阴雨，剥取桑根上的皮，把那门窗修理好。那住在下面的人，又有谁敢欺侮我？’孔子说：‘作这首诗的人，懂得治国的道理啊！能治理好他的国家，谁还敢欺侮他们？’现在国家安定，趁这个时机，追求享乐，怠惰游玩，这简直是自取祸害。祸和福没有不是自己找来的。《诗经·大雅·文王》中说：‘应该念念不忘与天命配合，自己去多寻求点幸福。’《尚书·太甲》中说：‘天降祸害，还可以躲避；自己作孽，逃也没法逃。’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3.5 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250]，法而不廛[251]，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252]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253]，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254]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译文】孟子说：“尊重有道德的人，使用有能力的人，让杰出的人为官来治理国家，那么天下的士人都会高兴，愿意到这样的朝廷里来做官；市场上，提供藏货的货栈而不征税，遇上货物滞销按法定价格征购，不让它们长期积压在货栈中，那么天下的商人都会高兴，愿意把货物存放到这样的市场上；关卡上，只稽查而不征税，那么天下的旅客都会高兴，愿意取道于这样的国家；耕田的人，只须帮着耕种公田而不必另交租税，那么天下的农民都会高兴，愿意到这样的田里来耕种；居民不必交纳额外的赋税和服额外的徭役，那么天下民众都会高兴，愿意到这样的地方来居住。要是真能做到上面五点，那么邻国的老百姓，便会对这样的国君像对父母般的仰慕了。（邻国之君如想侵犯这样的国家，就好比）率领儿女们去攻打自己的父母，这种事从有人类以来，还没有谁成功过。这样，就是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的人，就叫作‘天吏’。做到这样而不能称王天下，还从来没有过。”

3.6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255]之心。非所以内交[256]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257]，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258]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259]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260]，泉之始达[261]。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译文】孟子说：“人人都有怜悯他人之心。古代帝王有这种怜悯别人的心，这样才有怜悯百姓的仁政。拿这种怜悯别人之心，去施行怜悯百姓的仁政，治理天下就像在手掌上转动一件小东西那样容易。我之所以说人人都有怜悯他人之心，（譬如）现在人们突然看见小孩将要掉入井里去，都会立即产生一种惊惧同情之心。这不是为了想跟孩子的父母攀交情，不是为了要在邻里朋友中获得好名声，也不是由于厌恶孩子的啼哭声才这样做的。由此看来，（任何一个人，）没有同情之心，不能算是人；没有羞耻之心，不能算是人；没有礼让之心，不能算是人；没有是非之心，不能算是人。同情之心，是仁的开端；羞耻之心，是义的开端；礼让之心，是礼的开端；是非之心，是智的开端。人有这四个开端，就如同他有四肢一样。有这四个开端却自认不行的人，是自己损害自己；说他的国君不行的人，是损害他的国君。凡是具有这四个开端的人，要是知道把它们都扩充起来，那就会像火刚开始点着，泉水刚开始流出一样。如果能够扩充它们，就足以安定天下；如果不去扩充它们，那就连自己的父母也无法侍奉。”

3.7 孟子曰：“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262]？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巫、匠[263]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264]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265]。莫之御[266]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267]也。人役而耻为役，由弓人而耻为弓，矢人而耻为矢也。如耻之，莫如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译文】孟子说：“造箭的人难道比制甲的人更不仁吗？造箭的人唯恐自己造的箭不锋利而不能射伤人，制甲的人却唯恐自己制的甲不坚固而让人受伤。专为人求福的巫人和专为人制棺材的匠人也一样。所以一个人选择职业不可不谨慎。孔子说：‘居住的地方要有仁厚之风才算美好，选择住处而不知选有仁厚风俗的地方，怎能说是明智呢？’仁，是上天最尊贵的爵位，是人们最安逸的住宅。没有什么阻碍却不去行仁，这便是不明智。不仁、不智、无礼、无义，这种人只能做别人的仆役。当了仆役又以供人役使为耻，那就像造弓的人以造弓为耻，造箭的人以造箭为耻一样。要是觉得可耻，就不如去行仁。行仁就好比射箭一样：射箭的人都是先端正自己射箭的姿势然后发箭，如果射不中，不去埋怨胜过自己的同行，只是反回来从自身去找原因罢了。’”

3.8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268]，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269]，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译文】孟子说：“子路，别人指出他的过错他很高兴；禹听到有益的话就向人拜谢。大舜比他们两个更伟大，他愿与别人一起行善，能舍弃自己的不足，听从别人对的，乐于吸取别人的优点来行善。他从种田、制陶、打鱼一直到被推举为领袖，没有一项优点不是从别人那里吸取来的。吸取别人的优点来行善，就是与别人一起行善。所以，君子的所作所为没有比与别人一同行善更伟大了。”

3.9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270]。推恶恶[271]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272]去之，若将浼[273]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274]不羞汙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275]而不怨，阨穷[276]而不悯。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277]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由由[278]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279]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

【译文】孟子说：“伯夷，不是他认可的君主不侍奉，不是他认可的朋友不结交；不在恶人的朝廷里做官，不与恶人讲话；在恶人的朝廷里做官，与恶人讲话，（他认为）就像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坐在污泥和炭灰上。把这种憎恶坏人的心思推广开去，他感到和一个乡下人站在一起，要是那人帽子没戴正，他便会愤然离去，就像自己会被玷污似的。所以，当时各国国君尽管用好言好语来聘他去做官，他却不接受。他之所以不接受，就是由于他（认为那些国君不干净而）不屑于接受。柳下惠却不以侍奉肮脏的君主为耻，也不嫌弃做小官；进到朝廷不隐瞒自己的才干，但一定根据自己的原则办事；不被上面任用也无怨言，困于贫穷也不忧伤。所以他说：‘你是你，我是我。哪怕你在我旁边赤身露体，你又怎能玷污我呢？’因此他怡然自得地与他人共处而不失常态，别人挽留他叫他留下，他便留下。他之所以被挽留就留下，就是由于他（认为自己能洁净自好而）不屑于离去。”

孟子说：“伯夷狭隘，柳下惠不够恭敬。狭隘和不恭敬，君子是不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