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 国家的命运

夫人去世

蓬巴杜夫人是战争的牺牲者之一。国家受难期间，国王曾一度被她的魅力迷惑。但在达米安试图行刺国王（1757年1月5日）之后，国王突蒙神启，下令她必须立即离去。不过，国王碍于人情以致失策，又去向她告别。当时他发现蓬巴杜夫人哀伤地悄然收拾着行李，他的心又被往日的柔情蜜意所系，难分难舍，终于又把她留了下来。不久，蓬巴杜夫人重获昔日的种种权势。她与外务大臣和使节们取得妥协，任意升迁贬降大臣和将领。只有阿尔让松的伯爵瓦耶处处跟她作对。她曾设法向他寻求和解，却遭到拒绝，于是她设法撤去他的外务大臣之职，而以贝尼斯神父代之，不久又换上舒瓦瑟尔（1758年）。虽然她对待亲戚和国王仍很柔顺，对待其他的人却相当冷酷无情。一些跟她作对的人被她送进了巴士底监狱（1758年），在那里饱尝了数年的铁窗滋味。同时她不断地营私中饱，粉饰宫廷，更下令在旺多姆宫（Place Vendôme）下面，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富丽堂皇的陵墓。

法军在战争中受挫时，她是众矢之的，获胜时她却得不到任何功绩。在与奥地利那个有失民心的联盟中，虽然她只不过扮演次要角色，却备受指责。她的亲信苏比领导的法军在罗斯巴赫吃了败仗，也使她受到不少责难。批评者不知道——或者根本不考虑到——苏比曾反对这次战役，他被迫从事战役完全是日耳曼将领的鲁莽促成的。假如苏比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假如当局能采取他以进军和弃守的策略来消耗腓特烈的兵力的建议，假如伊丽莎白不是恰好在这时去世，而把俄国交给年轻的彼得掌理，则普鲁士的防线可能瓦解，而法国也可获取奥地利的荷兰，蓬巴杜夫人也一定会受到全国人民热烈的拥护与爱戴。遗憾的是她未能求得机会之神的眷顾。

她因怂恿路易十五忽视国会，而遭到国会的怨恨，又因与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为友而为牧师痛恨。巴黎的主教博蒙特甚至说“真乐意看到她被焚”。巴黎的人民因物价高涨而怨声载道时，人们喊道：“那个把持政权的娼妇会把这个国家毁掉。”图尔尼的一位暴民说：“如果她在这里，我们会让她死无葬身之地。”她不敢在巴黎街道上露面。在凡尔赛，她四面受敌。在写给丰特尼耶侯爵夫人的信上，她说：“处在这群小贵族之间我孤独极了，他们讨厌我，而我瞧不起他们。至于大多数妇女，她们的谈吐真令我头痛欲裂。她们的虚荣、高傲、卑鄙和奸诈，实在令人受不了。”

战火愈来愈炽，法国眼看着加拿大和印度被夺。不伦瑞克的斐迪南把法军围困在海湾里，而巴黎街头出现的军人非伤即残，这时国王才知道他因听信考尼茨和蓬巴杜夫人的话铸成大错。1761年，路易十五另结新欢罗曼斯小姐，她为国王生下一子，即后来的阿贝·布隆（Abbé de Bourlon）。谣传蓬巴杜夫人为了报复而纳舒瓦瑟尔为情人，但事实上她的身体太弱，而舒瓦瑟尔也聪明得不至于会惹上这层关系。她给予舒瓦瑟尔的是权势而非爱情。可能就在这时她沮丧地预言道：“紧随我而来的将是洪荒。”

她的身体一向孱弱，在很年轻时就曾咯血。虽然我们不敢断言她得了肺结核，但我们知道她那痛入肺腑的咳嗽到了40岁时更加剧烈。一度曾感动国王与朝廷人士心弦的美丽歌喉，如今变得既粗又哑。友人们皆为她的憔悴枯槁而大感惊讶。1764年2月，她因高烧和肺炎卧病在床。到了4月，她的病况更加恶化，于是她召来了公证人立下遗嘱。她将所有的遗物分赠给亲戚、朋友与仆人，并附言：“遗嘱中若遗漏了任何亲戚，请我的兄弟代为补偿。”她将她巴黎的爱丽舍宫（Elyseé）遗赠给路易十五。有很长一段时间，路易十五一直陪伴在她床侧，在她临终前那段日子，他几乎寸步不离她的卧室。一向与她作对的太子在给凡尔登主教的信中写道：“她正以人类鲜有的勇气面对死神。她的肺部充满了脓水，心脏扩大并充血。那实在是一种令人难以相信的残酷的死法。”即使在临终与死神的搏斗中，她也一直盛装，深陷的双颊依然搽得嫣红。几乎到最后一刻，她还掌握着政权。朝臣们群集在她的卧榻周围，她分赠赏赐，擢升官员，而路易十五多照她的意见行事。

最后她终于撒手了。4月14日，她满心感激地接受了天主教的临终弥撒，以期平静地离开人世。一直探求哲理的她，如今竟希望能重获儿时的信仰。她如赤子般祷告着：

我将灵魂交付给上帝，祈求他的怜悯，原谅我的罪行，赐我忏悔以赢取他的荣宠，祈能借着我救主耶稣基督圣血的荣耀、荷承圣母玛丽亚与天国诸贤的推许，而能获得上帝的垂怜。

她进入弥留状态之际，她向正要离去的牧师低声说道：“等一下，让我们一起离开这间屋子。”1764年4月15日，她因肺部充血窒息而逝，享年42岁。

若说路易十五对她的死漠不关心，那是不对的，他只是把心中的哀伤掩饰了而已。太子叙述道：“国王极为悲痛，尽管他当着我们及每一个人，尽量克制自己。”4月17日，这位半辈子（20年）陪伴着他的夫人在凄风苦雨中被抬出凡尔赛宫时，他走出走廊送别。当时他对侍从尚普罗斯说：“夫人遭到了恶劣的天气。”那并非戏言，据尚普罗斯说：“国王的眼里充满了泪水，接着说：‘这竟是我能向她表达敬意的唯一方法。'”依照她的遗嘱，将她葬在她的爱子亚历山大的墓旁，墓在旺多姆宫地区的圣方济教堂里，现今已不存在了。

朝廷人士因不必再受她驾驭而欣喜异常。未曾觉察到她的魅力的人民，痛斥过她的奢侈后，很快地就把她遗忘了。曾经受过她帮助的艺术家与作家则因丧失了一位优雅解人的朋友而哀悼。狄德罗则非常刻薄，他说：“那花费了我们如此多人力、物力，而未曾给我们些许荣耀与国力，倾覆了整个欧洲政治系统的女人留下了什么？尘土一把。”伏尔泰却这样记述：

对蓬巴杜夫人的去世，我感到非常难过。我受过她的恩惠，故因感激而哀悼，一个老迈得举步维艰的摇笔杆者仍然活着，而一个事业辉煌的美貌妇女竟然在四十年华去世，这未免太荒谬了。也许，如果她过的是我这种恬淡的日子，她今天还会活着……她有一颗公平正直的心……那真是一场梦的结局。

法国的复兴

一直到拿破仑掌权，法国才完全从“七年战争”中恢复过来。在路易十四治下，苛税摧毁了农业，到了路易十五时情况依然如此。17世纪时耕作的许多农田，1760年被弃置而成了一片荒芜。田里没有操持耕作的牛马，肥料缺乏，土地贫瘠。农民们仍采用旧式笨拙的耕作方法，因为每种农作方法的改善使农人的财富增加，而税也随之提高。许多农人冬日里除了从与他们共处的牲口身上获取温暖外，没有余裕在屋内生火。1760年与1767年异常的风霜破坏了成长中的谷物与葡萄园。一次歉收就会导致一村的饥馑，引起人们对潜伏四处的饥饿狼群的恐惧。

不过和平来到时，经济也随之复原。政府虽然腐败、无能，仍有不少协助农民的措施。政府官员分发种子，修筑道路。农会发行农业报告，举办种种比赛活动，予优胜者以奖励。有些税务员因宽厚而受到普遍爱戴。受了重农主义的影响，许多人开始对改良农耕方法和农产品产生了兴趣。自耕农的数量增加了。1774年，法国人民中具有农奴身份的只有6%。不过，作物的增产也带来了人口的增加。土地肥沃了，但农民的平均所得还是很少，贫穷依然存在。

由于农村人口过剩，许多人涌向成长中的城市，去增大工业的阵容。除少数例外，工业仍停留在家庭手工业的阶段。大规模的资本家组织垄断了冶金业、矿业、肥皂制造和纺织业。1760年，马赛有35家肥皂工厂，雇用1000名工人。里昂则早已因生产织布机而成为转运市场，变得非常繁荣。英国的棉毛纤维梳理机在1750年被介绍到法国，而到了1770年，一次可以转动48个纺锤的纺纱机开始在法国代替了纺纱轮。法国人发明比应用快，因为他们不像英国那样有来自商业贸易的资金，可用于投资工业方面机械技术的改良。1681年，法国就有了蒸汽引擎，约瑟夫·库纽（Joseph Cugnot）1769年用其推动最新问世的汽车，一年之后就被用来以每小时4英里的速度运送重物。可是机件失去控制，撞毁了一堵墙，而且每15分钟必须停下来换一次水。

除了这种怪物外，运输工具有马、两轮马车、四轮马车和船。道路和运河沟渠都比英国的好，但旅馆比较差。正规的邮政服务于1760年成立，不过，通信秘密尚无保障，因路易十五下令邮政局长拆开信件，任何内容可疑的信件都要向政府报告。对内贸易的发展被路税所阻，对外贸易则受战争和殖民地的丧失所碍。然而，法国在这世纪内对欧洲各国的贸易大为增加，从1716年的1.766亿利维尔增加到1787年的8.043亿利维尔。不过，有些贸易额的增加只显示出通货膨胀。与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在糖和贩卖奴隶方面非常旺盛。

渐次的通货膨胀，一方面因为货币的贬值，另一方面因为世界金银产量的增加，对工商企业产生了刺激。商人通常能以比他所花劳力与材料成本更高的价钱卖出产品，所以中产阶级的财富暴增，而低层阶级只有量入为出。通货膨胀使政府发行的货币贬值，国家岁入减少，所以币值低落时税额也提高了。国王竟须依赖像帕里斯兄弟等银行家的资助，尤其是依赖帕里斯·迪韦尔内，他在战争期间以他的财政手腕取悦蓬巴杜夫人，而能左右大臣和将军们的升迁或贬降。

18世纪法国基本的经济发展，是巨额财富由地主手里转移到控制工商业或财政的人手里的一个过程。1755年，伏尔泰这样写道：“由于贸易收益的增加……上层社会的财富比以前减少，而中层社会的财富增加了，其结果是阶级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像拉·波普利尼埃（La Popelinière）之类的商人有能力建造贵族们羡慕的宫殿，可以同最杰出的诗人和哲人往来以增光彩。如今是中产阶级在护卫文学和艺术。贵族们则以紧握住他们的特权和展示他们的样子来自慰。他们坚称高贵的出身是任军职和主教职的必备条件，他们炫耀他们的徽章和家谱，他们试图把平民赶出高级行政机构和法庭，但常不得逞。富有的中产阶级要求让出身任何阶层、有才智的人从事任何适合他们的事业，他们的要求不被采纳时，革命便产生了。

除了农民之外，所有阶级争战的情状在纷乱喧嚣、五光十色的巴黎都很明显地表露出来。法国半数的财富被吸入了首都，而法国半数的贫穷也在那里腐蚀。卢梭说：“巴黎也许是世界上贫富最不均的都市，昂首阔步的富豪与一无所有的穷汉都住在这里。”太子的长子1761年去世时，送葬的行列里，官方护从中有60名是穷人。1770年，2200万法国人中巴黎占了60万人。那里居住着全欧洲最活跃、最精明、最堕落的人。那里铺设有最佳的街道，最豪华的大道和散步场所，繁忙的交通，最好的商店，最巍峨的宫阙，最高尚的住宅，及一些世界上最漂亮的教堂。1762年，哥尔多尼（Goldoni）从威尼斯来到巴黎时，惊讶道：

这么多的人！聚集着这么多形形色色的人！我走近杜伊勒里（Tuileries）皇宫时，我的感觉和内心被这奇异的景象慑住了！我看到那广阔花园的全景，那真是举世无匹，花园的长度非肉眼所能尽览……滔滔大河，上架无数往来方便的桥梁；巨大的码头，拥挤的车群，还有那如过江之鲫的人潮。

成千的商店吸引了有钱和没钱的人，成千的小贩沿街叫卖，成百家餐馆（restaurant一词于1765年首次出现）提供人们填充饥肠的场所，成千的商人收集、铸造或贩卖古董，成千的理发师为一般人甚至工匠理发或做假发。在窄巷里，艺术家、工匠为有钱人作画、制造家具和饰物。成百家印刷厂有时冒很大的风险出版书籍，1774年巴黎的书籍贸易额据估计有4500万利维尔——是伦敦的4倍。加里克（Garrick）说：“伦敦适合英国人，但巴黎适合每个人。”伏尔泰1768年说道：“在巴黎有3万以上的人对艺术感兴趣。”巴黎真是世界文明的首都，其他都市望尘莫及。

重农主义者

在蓬巴杜夫人的庇护下，激起法国大革命、产生19世纪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在凡尔赛的一栋公寓里形成了。

虽然有同业公会和柯尔伯特（Colbert）的规定，及误以黄金为财富的重商主义者点物成金的迈达斯（Midas）神话的严格束缚，法国的经济还是奋力成长着。为了增加输出、减少输入，并对金和银采取“有利的平衡”，以保持政治和军事的实力，法国和英国的国家经济都采用了有助于维持经济秩序的一些规定，却妨害了革新、投资和竞争，以致损及生产。古尔奈、凯奈、米拉波、杜蓬等人士说，这一切规定和限制完全违反了自然。人类有获取和竞争的本性，而假如人的本性能免于不必要的束缚，则他生产的产品的数量、种类和品质的优越将会震惊全世界。因此，这些重农主义者说，让本性统驭，让人们依据他们天生的才能去发明、制造和交易。或者如古尔奈曾说过的“让他自己去做”他认为最好的事。这句名言由来已久。约1664年，柯尔伯特问商人勒让德尔“我们（政府）该如何帮助你们”时，他回答：“随我们自己去做，别管我们”。

古尔奈是法国第一个坚定的重农主义者。毫无疑问，他知道布瓦吉耶贝和沃邦对路易十四在封建政度下加诸农业的严苛限制所做的抗议。他深为蔡尔德爵士的著作《贸易和利润概览》（Brief Observation concerning Trade and Interest,1668年）感动而把它译成法文（1754年），他可能还读过康蒂永（Richard Cantillon）的《商业本质论》（Essay on the Nature of Commerce,1734年）的法文版（1755年）。一些人把这本书的问世视作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的开端——对财富的来源、生产和分配的一种合理的分析。康蒂永说：“土地是获取财富的资源（来源或资产）。”但是“人的劳力是生产财富的工具”。他不是以黄金或钱来为财富下定义，而认为财富是“生活的维持、便利与舒适”。这个定义本身就是经济理论的革命。

古尔奈是一个富有的商人，最初在加的斯（Cadiz）经商。他把业务扩展到英国、德国和荷兰之后，定居巴黎，并被任命为商务总督（1751年）。他旅行法国各地、巡行一番之后，首先观察到同业公会和政府的一些规章对经济投资和交易限制的情况。对自己的见解，他没留下任何成文而有系统的陈述和说明，但他去世之后，他的学生杜尔哥（Turgot）把他的意见归纳编写出来（1759年）。他力言即使不把当时的经济规条删除，至少也要削减。任何人都比政府更了解何种程序有利于他的工作，当每个人都能随意追求自己的利益，则货品将能增产，财富也将增加：

一些仅以自然为基础的、独特而原始的法则，依据这些法则，所有商业中存在着的价值，彼此都能维持均衡，而且有决定性的一定价值。就好像人的身体以其特有的重力维持其本身的重量一样。

也就是说，价值和价格是根据供求之间的关系来决定，而这个关系由人的本性来决定。古尔奈下结论说，政府只有在保护生命、自由和财产时，及以荣誉和奖励来刺激产品的质与量时，才能干涉经济。主持商业的特吕代纳先生接受了这套说法，杜尔哥则给予言论上的支持，并承认它的正直性。

凯奈采取的重农主义路线则稍微不同。身为地主的儿子，他虽然学的是医科，却从未对土地失去兴趣。他以医药和手术的技巧赚了一大笔财富，并成为蓬巴杜夫人和国王的御医（1749年）。在他凡尔赛的寓所里，他聚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异端人物，包括杜克洛、狄德罗、布丰、爱尔维修、杜尔哥等。在那里，他们除国王之外无所不谈，他们异想天开，想把国王变成“开明的暴君”，作为和平改革的力量。沉浸在理性的时代里，凯奈觉得把理智应用到经济学的时机已经来到。在工作上他是一个颇有自信的专断者，却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在世风日下的环境里以廉洁著称。

1750年，他认识了古尔奈，不久对经济比对医学有了更加浓厚的兴趣。他很谨慎地以笔名为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撰写了数篇文章。《农场》（“Farms”）一文中把农场的荒芜归之于苛税和政府的征集。《谷物》（“Grains”）一文则叙说小农场无法有效地使用最富生产力的方法耕作的情形，而赞成由企业家来经营的大规模农耕——我们现在对庞大农业的展望。政府应该修筑道路、河流和运河，免除所有的运输税，并免除所有农作物的贸易限制。

1758年，凯奈出版了一本《经济实况》（Tableau Économique），这本书成为重农主义者的宣言。虽然此书是在国王监督下，于凡尔赛宫中由政府印制，它仍指责奢华是对财富的浪费，而用这种财富本可创造更大的财富。根据凯奈的看法，只有大地的生产才能构成财富。他把社会分为三个等级：一、生产阶级，指农民、矿工和渔夫。二、随意阶级，指可以从军或经营管理事务的人。三、不生产阶级，指将大地的产物制成有用物品的匠人，及将产品转交给消费者的商人。因为加诸第二或第三等级的税终究都落在土地所有者身上（依照凯奈的看法），因此最科学、最方便的税制是加于每块土地每年所获净益的单税制。赋税应由国家直接收取，而不应假手私人金融业者。政府应该是绝对世袭的君主政体。

由于他们低估了劳力、工业、商业和艺术，凯奈的建议在今天似乎失效了，但当时的一些人认为那是极富启发性的启示。他的信徒中最让人信服的米拉波认为，《经济实况》一书是历史上最崇高的发明之一，其价值远超过金钱所能估计。米拉波继承了一大笔财产，生活得像一个王公贵族，以民主主义者的姿态从事写作，他将第一部书取名为《人类之友》（L'Ami des Hommes）或《人口协定》（Traitéde la Population,1756年），从而赢得了“人类之友”的盛名。在出版了这部大作之后，他才受到凯奈的影响，于是他根据所受的影响修订此书，并增订为一部六册的巨著，发行了40版，对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在思想与心理上曾产生重大影响。

米拉波并不像马尔萨斯（Malthus）1798年一样受到人口增加的困扰，他认为国家的伟大决定于人口的多寡，而这必须要“他们获得生存的方法时，则人类增加得有如谷仓中老鼠的繁殖”——这种现象我们在现在仍可见到。他下结论说，对食物增产者应给予种种鼓励。他认为财富的分配不均阻碍了食物的生产，因为富人们占去了可能是肥沃农场的土地。在序言中，米拉波对国王说，农民是：

最富有生产力的阶层，他们看到的只有脚下抚育他们和你的保姆——大地。他们永无休止地做着最累人的工作，每天祝福你，但除了和平与保护外对你别无他求。你用的是他们的汗和血（但你毫不知觉）来赏予那一群百无一用的人，这批人却总告诉你，一个君王是否伟大，在于他所能分给他的群臣的赏赐的价值和多寡而定。我曾亲眼看见一位穷苦的妇人因抗拒强制执行而紧握住家中所剩的最后一件器皿——一只锅——时，一个税吏砍断了她的手。伟大的君主，你作何感想？

在《税理》（Théorie de L'Impôt）一书中，革命性的米拉波攻击向农民收税的人是攫食国家要害的寄生虫。愤怒的财税官员们于是谏请路易十五把他监禁在万塞讷堡（1760年12月16日）。凯奈请来了蓬巴杜夫人调停，路易十五于是将他释放（12月25日），但禁止他离开勒比农的宅邸。米拉波首先适时地研究了农业，然后于1763年印行了《乡村哲学》（Philosophie Rurale），这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之前最精博的经济论文”。格里姆称之为“重农主义派的《摩西五书》”。

他的儿子给他添了不少麻烦，他在绝望之余，为了双方的安全把儿子送进了监狱。但到他死的那一年，他一共写了40本书。像他那个儿子一样，他既蛮横又放荡，为钱而结婚，控告他的妻子不贞，把她送回娘家，然后找了个情妇。他曾指责专制的拘捕状（lettres de cachet）是令人无法忍受的暴政，后来又力劝内阁发了50份以助他训诫他的家人。

处在这一时代，我们很难了解重农主义者的出版物引起的骚动，及他们活动的热诚。凯奈的门徒敬重凯奈有如经济学中的苏格拉底，他们的著作付印之前都要先呈给他审阅，而凯奈对他们的著作贡献意见。1767年，一度为马提尼克岛总督的里维埃发表了亚当·斯密所谓的“最清晰、与学理关系最密切的论述”——《社会政策的自然和基本法则》（L'Ordre Naturel et Essentiel des Sociétés Politiques）。在经济理论中（论述中说），有些法则与牛顿在宇宙中发现的法则一致，由于忽视或违反了这些法则，才产生了经济的弊病：

你希望一个社会能获取最高度的财富、人口和权力吗？那么，把它的利益委之于自由，并使之普遍化。凭借这种自由（那是勤勉的基本因素）和享受这种自由的愿望——由于竞争的刺激及经验和先例的启迪——你可以相信每个人都会为他自己可能获得的最大利益而努力，结果，也就会以他特有的利益致其全力于公众的利益，不仅为统治者的利益，也为社会每一份子的利益贡献出他的特殊才能。

杜蓬概述了给予这个学派以历史名称的“重农主义”（Physiocratie, 1768年）的主张。杜蓬同时把这个学说刊登在两种期刊上，其影响遍及瑞典和托斯卡纳。他在杜尔哥手下担任制造业者的总督察一职，杜尔哥下台时他也跟着下台（1776年）。在承认美国独立的条约上，他曾帮助美国与英国进行商谈（1783年）。他被选为“名人会议和国民大会”的会员（1789年）。为了区别他和会中另一位名叫杜蓬的会员，人们以他代表的市镇地名称之为“内穆尔杜蓬”（Du Pont de Nemours）。因为反对雅各宾党人（Jacobins），在对方得势时他即遭受迫害。1799年他流亡美国，1802年返回法国，但1815年他终于在美国定居，从而建立了美国最有声望的家族。

表面上重农主义的学说有利于封建制度，因为封建领主仍然拥有法国1/3的土地。但在1756年以前，他们几乎未曾付过任何赋税，于是地主对于将必须缴纳所有税款的意见感到非常恐慌，他们也无法接受封地的税转移到他们领土内货物的运输上。日渐具有新的人性尊严思想的中产阶级，在想到他们是国内一群不事生产的阶级时，感到异常愤怒。哲学家们虽然大体上同意重农主义者依赖国王为改革力量的说法，却无法和他们一起行动与基督教谋取和平。1763年拜访过凯奈的休谟，认为重农主义者是“13世纪中叶设立的索邦神学院毁灭以来，今日所能找到的最荒诞不经、最傲慢的一群人”。伏尔泰在《拥有四十个皇冠的人》（L'Homme aux Quarante Écus,1768年）一书中讥讽他们。1770年，意大利人加利亚尼（Ferdinando Galiani）出版了《论货币》（Dialoghi sul Commercio dei Grani），同年狄德罗将之译成法文。伏尔泰曾谓柏拉图和莫里哀的思想对这已成为经济学“灰暗科学”的杰作，一定具有很大影响。加利亚尼与巴黎的机智者嘲笑重农主义者唯有土地才能生产出财富的观念。（他认为）免除谷物贸易的所有规章一定会毁了法国的农民，聪明的商人把谷物输出国外时，一定会在国内造成饥荒。这正是1768年和1775年发生的情形。

一则故事说，路易十五曾经问凯奈，如果他是国王的话，该怎么办。凯奈回答说：“什么也不做。”“那么谁来治理国家呢？”“法律！”于此，重农主义者所指的“法律”，是人类的天性与生俱来并管理供与求的法则。国王同意尝试。1754年9月17日，他的内阁废除了国内谷物——大麦、黑麦和小麦——出售和运输的所有的税赋和限制，1764年除了必须达到某一限定的价格外，这项自由扩展到谷物的输出。由于供与求的经营得法，面包的价格曾一度降低，但1765年的歉收又使它涨得远超出正常价格。谷物的缺乏在1768年至1769年达到了饥荒的程度。农民们在猪圈里挖取食物，吃瘦弱的动物和草。在一个拥有2200人的教区中，有1800人靠乞讨度日。人们抱怨他们面临着饿死的威胁时，投机者却把谷物输出国外。批评家们在《饥饿协定》（Pacte de Famine）中指责政府从这些垄断者的经营中获取利润，而1761年剧烈的变相“饥饿协定”在以后几年仍持续着，以致人们竟指责仁慈的路易十五获取高价面包的利益。很显然，一些官员难辞其咎，但路易十五是无辜的。他曾传令一些商人在丰收之年收购谷物，储存起来，在荒年时再拿出在市场出售。可是出售时的价格往往使赤贫者负担不起，政府的补救措施行动太慢，它进口谷物，再转售给最缺乏的省份。群众要求政府恢复管制谷物的贸易，国会也参与这项请求。就在这时，伏尔泰出版了《拥有四十个皇冠的人》。政府终于让步了，1770年12月23日，准许谷物自由贸易的御令被废弃。

虽然遭受了这次挫折，重农主义的概念在国内外仍然流行着。1758年的一道敕令，确立了羊毛和羊毛产品的自由贸易。亚当·斯密1765年拜访凯奈时，深深地被他的“谦和与简朴”吸引，也更加强了他自己对经济自由的偏好。他批评说：“这个制度的主要错误……在于它指明手工艺者、制造业者和商人全属于不事生产的阶级。”但在结论中他说：“虽然有这些缺点，这项制度可能是目前为止有关政治经济问题中最接近事实者。”重农主义者的见解与英国减低输出和输入税的愿望极为一致——英国当时已是各国中最大的输出者。财富在不受政府对生产和分配加以限制时增加较快一说，在古斯塔夫三世治下的瑞典、利奥波德大公治下的托斯卡纳、查理三世治下的西班牙都得到了共鸣。杰弗逊爱好最不管事的政府，一部分就是附和重农主义的原则。亨利·乔治也承认他赞成不动产单税制，是受了重农主义者的影响。自由企业和贸易的哲学给予美国的商业阶级很大的吸引力，同时刺激了美国工业和财富的快速成长。在法国，重农主义者为中产阶级免除国内贸易和政治发展遭受的封建和法律的束缚阻碍，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凯奈在去世之前（1774年12月16日），有幸见到自己的一位友人当上了财政主计长。假如他能再多活15年，就可以看到，许多重农主义者的理想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获得胜利。

杜尔哥得势（1727—1774）

杜尔哥是一个重农主义者吗？他的财富和特殊背景摒除了所有对他的称谓。他出身于古老的家庭——路易十五称之为“优秀的血统”（une bonne race），他们家有数代人担当了显要的职位。他的父亲是国家顾问兼商会会长。他的哥哥是掌理诉愿事件的大臣，在巴黎议会中也是领导人物。他的父母原希望这个较小的儿子阿内·罗贝尔·雅克·杜尔哥当牧师。他在路易学院、圣叙尔皮斯神学院和索邦神学院通过所有的考试而获得学位，19岁时即成为布吕克尔神父。他研读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德文和英文，而且能说流利的意、德、英三种语言。1749年，他被选为索邦神学院的副院长，以这一身份他发表了许多演讲，其中两则演讲在宗教范围之外都引起了反响。

1750年7月，他用拉丁文在索邦神学院发表演说《基督教的设立所加诸人类的益处》。它使古人脱出了迷信的束缚，保存了许多艺术和科学，并给予人类以超越人类偏见和兴趣的正义法则的解放观念。“有谁能希望从宗教以外的其他任何原理中获得这个吗？……只有基督教……使人们明白人的权利。”在这种虔诚恭敬的信仰中有一种哲学上的呼应。很显然，这位年轻的副院长曾经读过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著作，以致影响了他神学方面的观念。

1750年12月，他在索邦神学院发表演讲，题目是“人类心智历史发展里程”。这对于一个23岁的青年来说，是很不平常的行为。在孔德（Comte）之先——也许是在维科之后——他把人类心智的历史划分成三个阶段：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和科学的：

在人尚未了解自然现象的因果关系之前，很自然地，他认为这些现象是由睿智的、非肉眼所能见但形体类似人的神创造的……哲学家们认识了有关神的这些寓言传说的荒诞后，但还无法洞悉自然的历史过程，他们就想以诸如本质和功能等抽象的措辞来说明这些现象的原因……只是到了后期，借着观察人体交互的机械动作时，才形成了可以用数学来发展、以经验来证实的学说。

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说兽类并不知道所谓进步，它们世世代代相衍不变。但是人类，由于学会积累和传播知识，已能改善他们应付环境和充实生命的工具。虽然有时可能会有自然的灾难和国家变化的阻挠，但只要这种知识的积累和传播，及人类的工艺技术持续着，就免不了会有进步。进步并非一致，也不是普遍的。某些国家进步时，有些国家可能在退步。科学往前推动时，艺术可能停滞不前，整体上却是向前推进的。杜尔哥颇有依据地预言了美国的革命：“殖民地就像水果一样，只有未成熟时才会依附树木；一旦自足了，总有一天美国会步迦太基的后尘。”

受了进步思想的启发，杜尔哥在索邦神学院时就计划写一部文明史，然而他只遗留下一些有关部分的笔记。从写成的这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出他曾打算除了国家的兴亡外，把语言、宗教、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及心理学的历史也写进去。他父亲去世后留给他一笔可观的收入。1750年底，他决定结束教会的神职。一位修道院长加以反对，并答应他很快可以升职，但杜尔哥根据杜蓬所说的话回答：“我不能判定自己戴一辈子面具。”

他只接受次要的职务，而自由从事政治事业。1752年1月，他成为代理首席检察官，同年12月当了国会顾问。1753年，他捐得诉愿主管官员的职位，居此职时赢得了勤勉和公正的声誉。1755年至1756年他与古尔奈到各省巡行，这期间他从和农人、商人及制造业者的直接接触中学习了经济学。由于古尔奈的关系他认识了凯奈，又由凯奈认识了米拉波、杜蓬和亚当·斯密。他从未把自己列入重农学派中，但他的钱财和文章是《星历表》（Ephémérides）杂志的主要支持力量。

同时（1751年），他的心智和优雅的态度使他在若弗兰夫人（Mme. Geoffrin）、格拉菲尼夫人（Mme. de Graffigny）、杜德芳夫人、莱斯皮纳斯小姐（Mlle. de Lespinasse）等人的沙龙中大受欢迎。就是在这些沙龙，他认识了达朗贝尔、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和格里姆。与这些人交往的早期结果是，他于1753年出版了两部《容忍论集》（Lettres sur la Tolérance），他为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提供了《存在》、《语言学》、《市集》、《市场》等论文，可是这一计划受到政府的责难时，他以投稿人的身份引退。在瑞典和法国旅行时，他拜访了伏尔泰（1760年），这段友谊于此开始一直持续到伏尔泰去世。这位“费内圣人”（The sage of Ferney）在写给达朗贝尔的信中说：“我几乎没见过比他更可爱、更有见识的人。”哲人们宣称他是他们的同派人物，并希望借他以影响国王。

1766年，他为两位即将回国的中国学者写了一本100页的《经济学大纲》（Réflexions sur la Formation et la Distribution des Richesses），在《星历表》（1769—1770年）上发表后，被认为是重农主义学说中最简明、最有力的阐释之一。杜尔哥说，土地是财富独一无二的根源，除了土地耕作者外，各个阶层都依赖耕作者生产超出他们自己所需的剩余。这些剩余构成了付给匠人阶层的“工资资金”。下面是我们知道的“工资铁则”（the iron law of wages）的早期说明：

在与同行竞争之余，工人的工资仅能维持生活的基本需要……一个工人除了他的双臂和勤劳外一无所有，除非他能把劳力卖给别人……雇主尽可能付给他最低的工资，因为他可以有很大的选择的余地，所以他喜欢请那要价最低的工人。工人们因此不得不降低工资以与他人竞争。每项工作都难免如此（而事实上也都是如此），工人的工资所得仅限于维持生活的基本需要。

杜尔哥继续强调资源的重要性。有些人在能雇用工人之前必须以他自己的储蓄来供应生产的工具和材料，而在卖出产品补充资金之前，他必须让工人能活下去。因为没有一种企业有绝对成功的把握，因此，利润必须要能平衡丧失资金的风险。“这种资金的不断流转构成了金钱的循环——那种维持社会上所有劳工生命的有用和有利的循环。”这种循环不能受到干扰。收获和利益，像工资一样必须按照供求的情形达到正常的标准。资本家、制造业者、商人和工人都应该免税。税应只加于土地所有者，他们可以提高他们产品的价格，以获取补偿。消费物品的运输和售卖都不应交税。

在这些“评论”中，杜尔哥在劳工的有效组织之前为19世纪的资本主义立下了理论根据。他是那个时代最仁慈、最诚实的人之一，能够看出工人们除了维持生活基本需要的工资外没有前途。这也是他成为忠实的公仆的原因。1761年8月，他被任命为利摩日——全法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的地方首长，为国王钦命的监督官。他估计土地收入的48%至50%缴纳了税款，10%归入教会。地方上的农民面有愠色，贵族则显得很古怪。他写信给伏尔泰说：“当了地方官对于我来说实在很不幸。我说不幸，因为在这个充满了争吵和抗议声的时代，只有在书堆和朋友之间过冷静的生活才可能得到快乐。”伏尔泰回答说：“你将赢得利摩日人民的人心和荷包……我相信地方首长是唯一有用的人。修复公路，耕种田地，排干沼泽，鼓励制造业者，不全都靠他吗？”

这一切杜尔哥全做到了。他在利摩日热心地操劳了13年，赢得了平民的爱戴，也换取了贵族的怨恨。他不断地——也是徒然地——向国家议会请求减低税率。他改善了税的摊派，补救了不公正，组织了一个民众服务站，开放谷物贸易，修筑了450英里长的路，那是全国性道路修筑计划的一部分（法国政府从1732年开始的一项计划），由于这项计划我们才有今天法国可爱的林荫大道。在杜尔哥就任地方首长之前，道路是强迫劳役修筑的——农民被迫做没有报酬的劳役。他废除了利摩日的强迫劳役，并以从一般人身上所收的税来偿付工资。他劝导居民种植马铃薯作为民食，而不要只种给动物吃。在1768年至1772年的饥荒中，他有力的赈济赢得了普遍的敬仰。

1774年7月20日，新登基的国王邀请他加入中央政府。全国人民为之欢腾，都仰仗他来挽救处于崩溃边缘的国家。

共产主义者

重农主义者为资本主义立下理论根据时，莫雷利、加布里埃尔·马布利和兰盖则在鼓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知识阶级由于放弃了对天堂的希望，以尘世的代用品来自我安慰。富者无视于宗教的禁忌，沉湎于财势、酒色和艺术中。平民则憧憬着无论聪明才智者、平庸者、弱者、强者均能分享世上益处的一个理想国度，聊以自慰。

18世纪并没有社会主义者的运动，没有克伦威尔时代英国的平等主义者，或耶稣会那样的固定团体。依“格拉古”巴贝夫（“Gracchus”Babeuf）所说，只有个别的到处叫嚣，成为将来法国大革命的因素之一。我们记得让·梅利耶（Jean Meslier）这位身为牧师的怀疑论者，在他1733年的遗嘱中，呼吁一个国家的财产能被平均分享，男女可以任意结合与分离的共产社会。同时，他建议杀掉一些国王以利社会。在这篇宣言付梓前7年，卢梭在他的第二篇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中指责私有财产为文明所有邪恶的根源。虽然如此，他否认曾有任何社会主义计划，而且1762年以前他书中的主角们还拥有相当的财产。

在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同年出现了一位籍籍无名的激进分子写的《自然法则》（Code de la Nature），对这个人我们除了他的书和名叫莫雷利外，几乎一无所知。大家切勿把他和另一位《百科全书》的撰稿人莫雷莱（André Morellet）混为一谈。莫雷利首先以描绘共产主义的国王的一本书《一位伟大国王的素质》（Traité des Qualités d'un Grand-Roi,1751年）惊动了知识界。1753年，他把梦想以诗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浮岛的破碎》（Naufrage des îles Flottantes）。在诗中，这位好国王也许是读了卢梭的第一篇论文《论科学与艺术》，又引导他的臣民恢复简朴而自然的生活。莫雷利的《自然法则》（1755—1760年）是共产主义理想最完善的解说。许多人认为那是狄德罗所作，阿尔让松公爵则宣称这部著作比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还好。和卢梭一样，莫雷利认为人性本善，他的社会本能使他倾向于行善，而法律的成立与保护私有财产破坏了他的本性。他赞扬基督教倾向于共产主义的成分，而为教会认可财产感到惋惜。私有财产的设立造成了“虚荣、昏庸、骄傲、野心、卑鄙、虚伪、邪恶……一切的邪恶都出于这些微妙而毒恶的因素，即占有的欲望”。而诡辩家们断言是人的天性使共产主义无法存在，而且就真正的因果来说，是共产主义的干扰败坏了人的天然美德。假如不是私有财产酿成了贪婪、自私、敌对和怨恨，人类必可以像兄弟一样和平相处、合作无间。

重建的途径必须以清除一切自由讨论道德和政治的障碍开始，“给予智者充分的自由以攻击主张拥有私有财产的错误和偏见”。小孩子该在6岁时离开父母，由国家予以抚养，直到16岁再归还他们的父母。同时，学校将训练他们只为公益着想，而不营求私利。私有财物应只限于属于个人的绝对必需品。“所有的产品都将收集到公家仓房，再分配给所有的国民，以满足生活的需要。”每个身体健全者必须工作。21岁到25岁的人必须在农场上从事耕作。没有所谓的清闲阶级，但每个人到了40岁都可以自由退休，而国家将负责妥善地照顾他晚年的生活。国家将划分为有商业中心和公共住宅区的花园城市。每个社区由50岁以上的长老议会管理，而这些议会将选出一个高级元老以管理和联合所有的议会。

也许莫雷利低估了人的天生利己主义、占有的本能力量和因暴政而维持不近人情的平等产生的渴望自由的对立。虽然如此，他的影响力仍然不小。巴贝夫声称他的共产主义取法于莫雷利的《自然法则》，而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可能也是从这同一来源构成了他合作的“共同生活团体”（phalansteries）的计划（1808年），而这个计划又导致诸如布鲁克农场（Brook Farm）（1841年）之类的共产试验。从莫雷利的法则产生了著名的理论，后来激发并影响了俄国革命，从“各尽所能”到“各取所需”。

哲学家们通常认为莫雷利的制度不可行而予以排拒，他们认为私有财产是人类天性造成的必然结果。但1763年莫雷利找到了一位强有力的盟友兰盖——他是一位律师，抨击法律和私有财产制度。兰盖在被取消执行律师业务的资格后出版了一本《政治年刊》（Annales Politiques,1777—1792年），在这本刊物中，他猛烈抨击社会的陋习。他认为，法律已经成为维护并使最初由暴力和欺诈的手段得来的财物合法化的一种工具：

法律首先是注定保护财产的。因为我们从有产者手中取得的比从无产者手中取得的多，因此，很显然，法律是有钱人对付大多数人的一项保证。我们很难相信却可以清楚地证明，在某些方面法律是对付大多数人的一项阴谋。

因此，在有产者或资本家与必须竞相出卖劳力给予有产雇主的工人之间，必然会有阶级斗争。兰盖蔑视重农主义者所谓的“经济若能免于国家的控制，自然而然地就会繁荣”的说法。相反，那会加速财富的积聚。物价将会上涨，而工资更加低。即使在奴隶制度被法律“废止”后，“富人控制物价仍将使工资赚取者永无脱离奴隶境况的一日；所有他们（先前的奴隶）获得的会不断地受到恐惧饥饿的折磨，处于人类最低阶级的这些人的祖先至少曾免于这种不幸”；奴隶终年被豢养着。但在经济不受控制之下，雇主只要从工人处得不到任何好处，便随时陷他们于困境。这样，他使乞讨成为一种罪恶。兰盖认为除了共产主义者采取革命外，这一切都无法挽救。但他并未建议当时就采取革命，因为那可能产生不了公平，反而造成混乱，不过他觉得构成这种改革的环境正在迅速形成：

对于无产阶级而言，从不必如此普遍、残酷。欧洲在表面的繁荣中可能从未曾面临这一全面的大变局……然而，我们由一条全然相反的途径到达了这一地步，正犹如意大利发生由斯巴达克斯领导的奴隶起义，血腥弥漫了意大利，纵火屠杀已迫近世界统治者的大门时，面临的那种境况一样。

尽管他发出了忠告，法国大革命还是在他的时代里爆发了，因而把他送上了断头台（1794年）。

加布里埃尔·马布利神父在革命爆发前4年去世，因而保住了他的头颅。他出生于格勒诺布尔城的一个显赫家庭。一位兄弟名叫让·马布利，卢梭在1740年曾和他在一起；另一位兄弟名叫孔狄亚克，从事心理学的研究。还有一位著名的亲戚唐森主教，试着使他成为一名神父，但马布利只短期从事于一些次要的职务，即参加了唐森夫人在巴黎的沙龙，而倾心于哲学。1748年，他和主教发生了争执，终于引退，从事学术研究。因此，他一生中唯一的事是著书，而他所有的书都曾名噪一时。

在巴黎和凡尔赛的7年，他汲取了政治、国际关系和人性方面的知识，其结果是造成了他对社会主义的热望与悲观的怀疑主义的独特混合物（与马基雅维利正好相反）。马布利主张用之于个体的道德基准也应该作为国家行为的基准，不过他承认这需要一种可行的国际法的系统。与伏尔泰和莫雷利一样，他也是一个没有基督教信仰的人格神论者，不过他相信，除非有超自然的宗教的惩罚和报酬，道德无法被维持，因为大多数人的理性永远停滞于幼稚期。他喜欢斯多葛学派的伦常胜于基督教的伦常，喜欢希腊的共和胜于现代的君主政体。他同意莫雷利所说的人的邪恶非自天生而是因财物而起的说法。这是“危害社会的一切罪恶源头”。“致富的情绪在人的内心中不断地滋长，以致正义和公理被扼杀。”而“每当财富不公平的情况增加，这种情绪也随着强化”。嫉妒、贪婪及阶级的分化毒害了人类的友善天性。富有的人更加奢靡，穷人则受尽羞辱，堕落下去。经济奴隶的状态持续时，政治的自由又有什么好处？“每个欧洲人认为享受的自由，事实上只不过是换个主人的自由而已。”

如果没有所谓“你的”“我的”之分，人类将会多么快乐！多么完美！马布利认为在耶稣会生活下的印第安人比他那个时代的法国人要快乐。放弃了寻求荣耀与金钱，对适度的繁荣感到满足的当时的瑞典人和瑞士人，比征服殖民地和独霸贸易的英国人生活得快乐。他力言在瑞典，品格比名声更受重视，而谦和比巨富受到更高的评价。唯有不渴望致富的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重农主义者提倡的那种社会将不会有快乐，因为人们总想与那些比他们富裕的人争平等，而且内心一直被这种欲望骚扰。

因此，马布利下结论说，共产主义是唯一能促进美德和快乐的社会形式。“共有财产制建立之后，地位的平等自然很容易建立，而基于这两种根基之上，人类的幸福自然而然就确立了。”但人类现在腐败到这等地步，这种共产主义如何能成立呢？于此马布利产生了怀疑，并沮丧地承认：“在今天没有任何人力可以重建平等，而不造成混乱，而这种混乱比原来希望要避免的还要大。”民主制度在理论上很好，可是由于大多数人的无知和利己欲的关系而无法实行。我们所能做的，是把共产制度当作一个理想，文明应该渐渐地、谨慎地朝着这个理想推进，慢慢地把现代人的习惯由竞争变为合作。我们的目标应该不是财富的增加，也不是快乐的增加，而是品德的增进，因为唯有品德才能带来快乐。寻求较好政府的第一步是召集一个由僧侣、贵族和第三等级代表组成的议会，而这个议会应该起草一部宪法，给予立法的议会以最高的权力。（这项工作在1789年至1791年成为事实。）任何人拥有的土地英亩数均应受限制，大的房地产应该分割，分配其所有权给农民，财产的继承应予以严格限制，像绘画和雕刻等“没有用的艺术”应予以禁止。

这些建议有许多在法国大革命中被采用了。马布利的《论文集》于1789年出版，1792年再版，1793年第三版问世。而大革命后随即出版的一本书中把爱尔维修、马布利、卢梭、伏尔泰和富兰克林依次列为影响这次革命的主要人物和形成新秩序的真正圣者。

路易十五

路易十五根据他知道的，认为共产主义者只是无足轻重的寻梦者，他一笑置之，仍纵情娱乐。朝廷仍毫无顾忌地继续他们的豪赌和奢侈的排场，苏比王子一天花20万利维尔来款待国王。而国王陛下的一个乡村别墅，修缮费用就要花纳税者10万银币。约50个显要人物在巴黎或凡尔赛都拥有府邸或华丽的大厦，有1万名仆役为迎合贵族、高级教士、贵妇人及皇家的需要与享乐而提供劳务。路易十五本人则拥有3000匹马，217部马车，150个穿戴着丝绒、佩戴着金饰的随身侍从，以及30位医生。王室于1751年一年中共计耗费了6800万银币——几乎是政府总税收的1/4。民怨沸腾，不过大部分都是匿名抗议。每年有成百的小册子、海报、讽刺歌谣描绘国王的不受爱戴。在一本小册子中说：“路易，如果你曾是我们爱戴的对象，那是因为你的恶德还没被我们知晓。在这个王国里，因为你的缘故，人民不断地减少，人民都牺牲在你们这些江湖郎中式的统治者手里。如果还有法国人存在着，那也是因为需要有人来恨你。”

是什么使得这位“被喜爱者”路易变成了可憎可咒的国王？除了奢侈、不务国政和淫乱外，他本人并不如报复性的历史描绘的那么坏。他外表英俊、高大、强壮，能一整个下午狩猎，而夜晚与女士们纵情作乐。是教育他的人纵坏了他。维勒鲁瓦（Villeroi）使他懂得，依据世袭与神权，整个法国都是属于他的。国王的尊荣已被路易十四的阴影和作风减少、扰乱。这位年轻的国王，由于自觉无法达到帝王具有的伟大与坚强的显赫程度，感到困惑与胆怯。他变得优柔寡断，欣然由大臣们去做各种决定。他少年时代阅读的知识和坚强的记忆使他熟谙历史，并适时地对欧洲事务有了相当的认识。有好几年，他一直保持着他自己的秘密外交书信来往。他颇有才智，同时能很正确、无情地判断他周遭男女的性格。在谈话和机智方面，他能与朝廷中最富机智者相比。但很显然，他在年轻时接受了弗勒里（Fleury）灌输给他的荒谬绝伦的宗教教理。宗教对他成了一种间歇热，因为他时而虔敬，时而荒淫。他对死亡和地狱怀着无限的恐惧，却冒险希望在濒死时（articulo mortis）能得到赦免。他停止对詹森派教徒的迫害，而且我们回顾时，还可以发现哲学家们在他的统治下，有时能享受到充分的活动自由。

他有时很残忍，但通常很仁慈。蓬巴杜和杜巴利因为爱他，也因为他赐予她们权势而学着去喜欢他。他的冷漠和沉默寡言是他害羞和缺乏自信的部分表现。在他冷漠的背后还有温和的一面，这一点在他对女儿们的感情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她们也爱这位除了好榜样以外什么都给她们的父亲。他的态度通常很和蔼，有时也很无情，对朝臣们的疾病或遭受死亡的威胁无动于衷。在他突然免除阿尔让松、莫尔帕和舒瓦瑟尔的职位时，他完全忘了要表现得像一个可敬的君王，不过那也可能是他害羞的结果。当着一个人的面，他觉得很难开口说个“不”字。可是他也能很勇敢地面对危险，像在打猎或在丰特努瓦时他就表现得很勇敢。

在民众面前他显得很尊贵，可是和知己的朋友们在一起，他显得既愉悦又友善，甚至用他那双尊贵的手为他们调制咖啡。他遵从路易十四为王室所立的繁文缛节，但对加诸他生活的拘泥虚礼感到非常懊恼。他常常在朝见会前起床，自己洗漱以免惊醒仆人，平时则常在床上逗留到11时才起身。夜晚，在被送上床之后，他可能再溜出去会见情妇，或者微服出游凡尔赛城。他以出猎来避开宫中那些人工雕琢的东西，在他没有出猎时，朝臣们就会说：“国王今天无所事事。”相比于朝臣，他对他的猎狗知道得更详细。他认为朝臣们处理事务比他更能干。有人警告他法国正面临经济崩溃及革命即将爆发时，他自我安慰道：“我在位期间，事情不会有什么变动。”

在性欲上他是一个荒淫的恶汉。我们可以原谅他以男子气压服了王后而另找情妇；我们可以谅解他迷恋蓬巴杜夫人，及对女性的美、优雅和明朗活泼个性的喜爱。但在王室的历史上极少有像他那么卑鄙的，竟一连欺凌那么多在瑟弗为他铺设卧室的女孩子。比较而言，杜巴利夫人的出现在一段时期内才让他较为收敛。

杜巴利夫人

约1743年，她以让娜·贝屈（Marie-Jeanne Bécu）之名出现在沃库勒尔的香槟地区，母亲为阿内·贝屈，但始终不知道父亲是谁。这一类谜在当时的低层社会里是很常见的事。1748年，阿内·贝屈搬到巴黎，受雇为迪蒙索的厨娘，而她把当时年仅7岁的让娜·贝屈安排住进圣安妮修女院。在这里，这位漂亮的女孩子住了9年，而且对这秩序井然的修女院，似乎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印象。她接受阅读、写作和刺绣的指导，同时终其一生保有一种清纯和不容怀疑的虔敬，对修女和教士一直都很崇敬。大革命期间她隐匿被追捕的教士，是她后来上断头台的部分原因。

她离开修女院时，她用了母亲新姘夫朗松的姓氏。首先，她被送到一家美容院习艺，但这还包括勾引的勾当，让娜·贝屈不知该如何抗拒。她的母亲于是把她送去陪伴拉加尔德夫人，但是，夫人的访客把注意力全转移到她身上，以致她不久便被辞退。她服务的一家女帽店竟吸引了难以计数的男性顾客。她成为许多无赖的情妇。1763年，她落入杜巴利手中，他是专为贵族中的花花公子找女人的赌徒。她以沃贝叶（Jeanne de Vaubernier）这个优雅的名字，在这位皮条客的宴会上以女主人的姿态出现了5年，这期间更增添了娇媚。杜巴利认为他和普瓦松夫人一样，找到了“国王的一口美食”。

1766年，斯坦尼斯拉斯这位仁慈的君王在洛林去世，自此之后，洛林成为法国的一省。他死后，他的女儿莱什琴斯卡，即那温和、虔诚的法国王后，身体也随之很快地衰弱下去，因为是父女之间彼此的爱支持着她，使她能在异域忍受不忠实国王的长期虐待。1768年6月24日，她与世长辞，甚至国王也为之哀悼。国王曾答应女儿们不再另找情妇。但是，7月他看见了让娜·贝屈。

他被她的妖艳、愉悦的精神和顽皮所动，心想他又找到了一个人可以取悦他，安慰他那冷漠的心。他派了侍从勒贝尔去找她。杜巴利“伯爵”立刻同意，为了王室的缘故与她分手。为了面子问题，路易认为她应该有个丈夫。于是“伯爵”在短期内安排她嫁给他的兄弟纪尧姆伯爵，这位真正但赤贫的伯爵为了这个目的，才从加斯科涅的莱维尼亚克到凡尔赛来的。结婚典礼（1768年9月1日）之后，让娜·贝屈随即和他告别，而且再也没见过他。纪尧姆则得到了5000利维尔的补偿金。他另找了一位情妇，和她在莱维尼亚克共同生活了25年，在获悉他的妻子已被送上断头台之后，才与这个女人正式结婚。

让娜·贝屈，新名杜巴利伯爵夫人，先是在贡比涅秘密陪伴国王，继之公然出现在枫丹白露。黎塞留问路易，在这个新玩物身上有何新发现。陛下回答道：“就这一点，她使我忘了我行将六十岁。”朝臣们都吓坏了。他们可以理解一个男人需要情妇，但是，国王找来的是他们之中有些人曾经认识的一名娼妓，而且居然一夕之间把她捧得高过于侯爵夫人和公爵夫人！舒瓦瑟尔曾希望把他的妹妹献给国王做情妇。这位被拒的小姐使她那一向谨慎的哥哥公然对国王的新情妇采取了敌对的态度，而杜巴利夫人也一直没饶过他。

国王这位新情妇很快沉湎在金银珠宝中。国王给了她130万法郎的恩俸，加上每年由巴黎城和勃艮第所征收来的年金15万法郎。珠宝商立刻趋前为她铸造戒指、项链、手环、头饰及其他金光闪闪的饰物，这一切在4年内使国王付出了200万法郎。在那4年内，她一共花了国库600余万利维尔。巴黎的人们知道了她的显赫，他们为出现一个吞噬他们税款的新蓬巴杜夫人感到无限哀伤。

1769年4月22日，她珠光宝气地由黎塞留挽着，正式出现在宫廷上。男士们倾心于她的美色，女士们则尽可能冷落她。她对这些蔑视毫不在意，她以谦和的态度和迷住国王的悦耳笑声来平息一些朝臣的激动。即使对她的敌人（除舒瓦瑟尔外）她也不怀恶意，她使国王较前发布了更多赦免的命令因而广结善缘，渐渐在她身边聚集了一群高官厚爵的男女，利用她向国王说项。与蓬巴杜夫人一样，她很照顾自己的亲戚，她为母亲购置房产和头衔，为姨母和表兄弟们争取了年金，为杜巴利偿还债务，给了他一笔财富，并为他在茹尔丹岛置了一栋华丽的别墅。她从国王那里为自己赢得了原属于朗巴勒王子和公主的卢沃森斯城堡，这城堡坐落于马尔利的皇家公园旁边。她延聘了当时最伟大的建筑师加布里埃尔来重新设计这座城堡，以适合她的兴趣，又请了手艺精细的高级工匠古蒂埃，以价值75.6万银币的华贵家具和艺术品来装饰城堡。

她缺乏蓬巴杜夫人那种维护和鉴赏文学、哲学及艺术的教育背景和关系。但她有一座藏书颇丰的图书馆，从荷马的史诗以至色情文学，从帕斯卡的《思想录》（Pensées）到弗拉戈纳尔（Fragonard）下流淫秽的图集，无所不包。1773年，她送了一幅画像给伏尔泰，以表示敬慕之意，并随附“每边面颊上一个香吻”一句话。而伏尔泰像往常一样机智，回赠她一首诗：

什么！在我临终前给我两个吻！

你竟屈尊赐我这项殊荣！

两个吻！一个就已太多了，可敬的伊吉利亚女神（Egeria）

在第一吻时，我就将乐得死去。

她要求路易十五让伏尔泰返回巴黎，但为国王拒绝，于是她从费内买了一大批各式各样的手表来发泄这份不满。1778年，这位年迈的大师来到巴黎颐养天年之时，她是许多登上波奥街（Rue de Beaune）的楼阁来向他致敬的人之一。伏尔泰深感高兴，临别时特地下病榻送她到门口。在下楼时她遇到了后来的革命者布里索，他希望把刑法的草案呈给伏尔泰，他曾要求谒见，但遭拒绝。这一天，他再度尝试谒见。她带他回到伏尔泰的门口，为他安排晋见伏尔泰。在他的回忆录中，他描写她“笑得那么亲切，那么慈祥”。

毫无疑问，她的脾气很好，而且慷慨。她忍受王室的歧视而不加反抗，也默默忍受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拒绝跟她交谈。唯有舒瓦瑟尔她无法原谅，那是因为他不断试图把她驱逐出宫。不久，他们之中总有一人不得不走。

舒瓦瑟尔

他出生于洛林的一个古老家族，早年时就被封了斯坦维尔伯爵的称号。他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以勇敢闻名。1750年，31岁时，他娶了一位富有的女继承人而使自己更为富有。他的聪明和机智使他很快在朝廷中显得非常出众，但由于反对蓬巴杜夫人而阻碍了晋升之路。1752年，他改变了态度，由于透露了一项要谋害她的计谋而赢得了她的感激。她为他获取出任罗马和维也纳大使的职位。1758年，他奉召返回巴黎，取代贝尼斯任外交大臣的职位，并成为公爵和法国的贵族。1761年，他把内阁的职务转交给他的兄弟塞萨尔，但仍主导外交政策。他自己则担任国防大臣和海军大臣。他权倾一时，有时甚至支配并威吓国王。他重建陆海军，减轻了军事支出和供应的投机与腐败。他重整军队的纪律，以军队中无权但有能力者取代应退休的高级军官。他拓展了西印度群岛的法属殖民地，为法国王室夺得了科西嘉岛。他同情哲学家，维护《百科全书》的出版，支持驱逐耶稣会会员（1764年），对胡格诺教徒在法国的重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保护伏尔泰在费内的安全，为卡拉斯家族积极活动，并赢得了狄德罗的赞誉：“伟大的舒瓦瑟尔，你不眠不休地守住了祖国的财富。”

他的一切政策是把法国从与奥地利的不幸联姻而导致的灾难中解救出来。他减少了法国一向给予瑞典、瑞士、丹麦和一些日耳曼王公的补助金。他鼓励查理三世努力使西班牙赶上18世纪的潮流，并借着波旁皇族之间的“家族协定”（1761年），以加强法、西两国的关系。这个计划失败了，但舒瓦瑟尔以比军事情况所能支持的更好的条件与英国取得了和平妥协。他预知美洲英国殖民地的向背，而加强法国在圣多米尼克、马提尼克、瓜德罗普和法属圭亚那的地位，希望建立一个新的殖民地以补偿法国失去的加拿大。两位拿破仑在1803年和1863年也采取了这种政策。

在提过他的成就后，我们也必须看看他的另一面。他阻止俄国进犯波兰和主张法、西再度与英国敌对均告失败。路易已疲于战争，因此给设法倾覆舒瓦瑟尔的那批人机会。这位富于机智的大臣施恩于臣僚，慷慨地接待朋友，以竭智尽力为国辛劳赢得了许多人心。可是由于他公然批评别人和出言不慎也招致不少怨怼，他对杜巴利夫人有增无减的敌对态度使反对他的人获得接近国王的机会。辛勤不倦的黎塞留支持杜巴利夫人，而他的外甥德艾吉永公爵一心想要取代舒瓦瑟尔掌理朝政。王室成员不满舒瓦瑟尔排斥耶稣会会员的举动，而不惜利用他们瞧不起的杜巴利夫人作为革除这位自负大臣的工具。

路易一再要他避免与英国作战，避免与杜巴利夫人发生冲突。而舒瓦瑟尔仍秘密地筹划战争，公然地蔑视夫人，终于使她联合所有的力量来对抗他。1770年12月24日，愤怒的国王下了一道简短的御令给舒瓦瑟尔：“兄弟，我对你工作的不满迫使我把你放逐到尚特卢（Chanteloupe），并限你于24小时之内离去。”朝中大部分人士，对曾为法国做了这么多大事的人物突然遭受解职大感惊讶，因此，不顾国王的愤怒，表示他们对这位没落大臣的同情。许多贵族人士都到尚特卢安慰被放逐的舒瓦瑟尔。然而他过得也相当舒适，因为公爵的宅邸包括一栋在法国最华丽的别墅和一个最宽敞的私人花园。尚特卢坐落在距巴黎不远的都兰（Touraine）。在那里，舒瓦瑟尔过得非常悠闲舒适，因为杜巴利夫人说服国王立刻送给他30万银币，并保证每年给他6万银币。哲人们因他的陨落而觉悲痛，在霍尔巴赫家的用膳者都哀伤地说：“一切都完了。”狄德罗描述说，这些人个个泪流满面。

议院的反叛

舒瓦瑟尔被解职之后，“三人政治”继之，在“三人政治”中，德艾吉永是外交大臣，莫普任首相，泰雷则任财政大臣。泰雷供应杜巴利夫人要求的一切费用；然而，在另一方面他果敢地减低经费，停付偿还金，减低政府契约所有权的税。他订正新税则，核定期税和各项规费，加倍征收国内运送费。他总共节省了3600万银币，并增加了1500万银币的收入。实际上，他以让部分企业倒闭来延缓经济的崩溃，但许多人因政府拖欠债务而受苦，他们不满的情绪更加激昂。不久，赤字再度增加，而在他当政的最后一年（1774年），更高达4000万银币。在今天看来，对于一个财政稳定的国家来说，这似乎只是一笔极为普通的债务，对于那些借钱给政府的人却是忧虑的原因，这些人现在听到要求改革的呼声日渐增高时，也不再反对了。

路易十五在位最后10年不断增加的危机，是因为他的大臣们为了维护国王的绝对权力而努力奋斗，对抗正积极从事反叛的议院而引发的。就我们所见，这些议院并不像英国的国会一样是代表或立法的机构，它们是在法国的13个城市中作为最高法院的司法团体。此外，像英国国会对抗查理一世，他们为防止王室的专制，要求制定他们地区内的“基本法”（fundamental law）或设立关税。而且因为摄政奥尔良公爵菲利普曾认可他们有抗辩皇室和大臣们敕令的“谏疏权”（right of remonstrance），他们进一步要求，这类敕令除非经他们接受和认可，不得成为法律。

假如议院是由人民或由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等少数人士选出来的（像英国一样），那么他们可能成为民主政治的过渡，而多少也能对中央政府产生有益的制约作用。因此，他们与政府发生冲突时，人民通常会支持他们。然而，几乎全部是富有的律师组成的议会，事实上是法国最保守的势力之一。这些出身贵族的律师，变得和贵族武士同样地排外；“议院相继宣称，出任显要新职者必须出身于贵族家庭”。巴黎议院更是最保守的，在反对思想和出版自由一事上，它不断与牧师发生争执。它禁止哲学家们的书籍出版，有时甚至予以焚毁。它曾受制于耶稣教会，这个教会把加尔文的神学带进了天主教会。伏尔泰说图卢兹詹森教派的议院虐待并杀死了卡拉斯（Jean Calas），而巴黎议院签署了拉巴尔（La Barre）的死刑执行，而舒瓦瑟尔内阁取消了卡拉斯的判决，并维护《百科全书》的编纂者。

巴黎的主教博蒙命令他管辖下的教士，只为那些曾向非耶稣会教士忏悔过的人士主持圣礼，更加重了耶稣会会员和正统天主教徒之间的冲突。巴黎议院获得了广大民众的同意，禁止教士们服从这项命令。它控告主教以煽动分裂教会的罪名，并扣押了他的部分财产。国王的国家议会称这是不合法的没收行径，而命令议院退出宗教的纷争。议院不但拒绝服从这项命令，相反，它起草了“严重抗议文”（Grandes Remontrances,1753年5月4日），这多少预示了革命的来临。他们声称效忠于国王，但告诉他：“如果臣民必须服从国王，那么国王必须服从法律。”这暗示着，身为法律的保护和阐释者的议院，应位居国王之上。5月9日，国会发布了一道御令，把巴黎议院中的大部分议员放逐出国都。各省的议院和巴黎的人民群起支持被放逐者。阿尔让松侯爵于12月称：“巴黎的人们处于一种被抑制的激昂状态。”政府唯恐群起作乱，命令军队巡行街道，并保护主教的住宅。1754年3月，阿尔让松写道：“内战正在酝酿中。”红衣主教拉罗什富科（Cardinal de La Rochefoucauld）想出了一个不失面子的妥协办法。政府召回了被放逐者（9月7日），但命令议院和教士不可再起争端。这项命令并未被接受。巴黎的主教继续反耶稣教会的活动，他的行为过分激烈，以致路易把他放逐到孔夫朗（Conflans,12月3日）。议院宣称，天主教教皇反耶稣会的训谕不合信仰之道，所以吩咐教士不必予以理会。政府犹豫不决，最后由于需要向教士贷款以进行“七年战争”，只好命令议院接受天主教教皇的敕令（1756年12月13日）。

激烈的争论四起。1757年1月5日，达米安在凡尔赛的一条街道上袭击国王，以一把大的削铅笔刀行刺，然后伫立一旁，束手就擒。路易吩咐他失职的侍卫：“把他关起来，但不准任何人伤害他。”国王仅受极轻微的伤，而攻击者宣称：“我无意杀死国王。如果我存心杀他，那么我很可能已杀死他。我那样做只是希望神会触动国王的心，使他能把一切事物恢复旧观。”在他从监狱写给国王的一封信中，他反复说：“由于拒绝行圣礼，巴黎的主教是一切圣礼纷争的原因。”他说他曾被在议院中听到的演说唤醒。“如果我未曾进入正义的法庭……我今天就不会到这里来。”那些演说令他如此激动，以致他请求医生来为他放血，但没有医生肯来。（他说）假如他被放了血，他就不会袭击国王了。议院的大法官执行审判，宣告他有罪，他的父母、姐妹被判终生放逐。依据法律所定的弑君罪，达米安遭受了种种苦刑。他的肌肤遭火热的钳子撕裂，身上被溅以滚烫的铅液，并遭四马分尸的死刑（1757年3月28日）。出身高贵的小姐们争看刑罚的执行。国王则表示对这种刑罚感到恶心，而致送被放逐的家人补偿金。

这件事为国王赢得了一些同情：犹太人和新教徒也为国王的早日康复祷告；但是当大家知道了国王的伤如伏尔泰所说的，只不过是一个“针孔”而已，群众的支持又转向了议院。人们开始讨论以代议的政府来对抗绝对的君主专制。阿尔让松写道：“他们看出议院可以解救他们遭受的烦忧……反叛的怒火正在内心燃烧。”1763年6月，巴黎的议院再度确定：“国王依据而得以存在的法律不容违反时，则议院通过的法律确认的事项也属不能违反的法律的一种。”图卢兹议院进一步宣称，法律必须获得“国家的欣然同意”。但所谓“国家”，指议院而言。1763年7月23日，一个重要的司法机构——税务法院（the Cour des Aides），在勇敢而诚实的马勒泽布（Malesherbs）的领导下，向国王呈递了一份报告，说明国家的贫困和国家财政管理的不当与腐败。要求国王“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国民大会议，听取由人民代表表达的人民的心声”。自1614年第一次有人直接公开请求召开全国国民会议以来，这一会议一直未曾召开。

在把耶稣会逐出法国（1764年）的这项艰苦的斗争中，巴黎议院展开了攻势，并迫使国王采取行动。6月和11月，布列塔尼的最高法院，即雷恩议院，向路易提出了严重的抗议，反对当时的省长德艾吉永所征收的苛税。因为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议院停止了开会，而且大部分议员辞职（1765年5月）。议院的首席检察官沙洛泰发布了对中央政府的一项攻击。他的儿子、三位律师和他本人被控以散布煽动暴乱的言论而遭逮捕。国王命令雷恩议院审判他们，但议院拒绝，而且以全民为后盾的所有法国的议院都支持这项抗议。1766年3月3日，路易出现在巴黎议院上，警告不得纵容煽动叛变的言行，并声明他要以绝对君主专制治国的决心：

至高无上的权力只系于我一身……立法权，只属于我一人，无任何条件而且不容分割。所有的命令由我发出。我的人民和我一样，国家的权力和利益，必须与我的权力和利益结合在一起，而且只存在于我的掌握之中，而有人竟敢将之与君王分离自成一体。

他接着说，他的誓约并非如议院主张的对国家而发，他只是对上帝宣誓。巴黎议院继续维护雷恩的抗拒，但3月20日，它正式承认这个原则为“必然的真言”，即“最高的权力仅属于国王。而国王只对上帝负责……立法权完全存在于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人”。舒瓦瑟尔和其他人力劝国王做一点让步。沙洛泰和同时被捕的人获释，但被放逐至拉罗谢尔附近的瑟特斯（Saintes）。德艾吉永被从布列塔尼召回，而加入了舒瓦瑟尔的敌对阵营中。雷恩议院重开院会（1769年7月）。

伏尔泰由于在1769年出版了一本《巴黎议院史》（Historie du Parlement de Paris, par M. l'Abbé Big）而陷入了冲突。他否认是该书的作者，并为文批评此书为“错误和愚笨的大作，是对语言的亵渎”。即使这样，仍被认为是他的作品。虽然是仓促写成的，这本书显示出作者研究历史下过相当的工夫，只是欠公正而已。那是长篇控诉，指责议院为保守的机构，每次都反对进步的措施——例如，法国学院的设立、天花疫苗的接种和公平的自由经营。伏尔泰指责议院的阶级立法、迷信和宗教的偏执。他们宣告法国早期的印刷业者有罪。他们曾赞许圣巴托罗缪的大屠杀，他们曾判决安克尔（Maréchal d'Ancre）为女巫而处以火刑。伏尔泰说，议院被设立，纯粹是为了司法，而无权立法。如果他们获得立法权，那么他们将以多数律师组成的寡头政治取代国王的独裁政治，而且不受任何民众的控制。伏尔泰这篇冗长的纲要是在舒瓦瑟尔当政时期写的，他宽厚的品性使人们相信国王在这位开明大臣的开导下，可以达到许多进步。狄德罗不同意伏尔泰的说法，他极力主张，不管议会有多么保守，他们拥有监督立法的权力可以更好地控制君主暴政。

德艾吉永返回巴黎，带来了新的危机。雷恩议院控诉公爵渎职，于是他受到巴黎议院针对这些控诉的审判。事实显示他将被判有罪时，杜巴利夫人请求国王出面干涉，莫普首相也支持她。于是，1770年6月27日，国王宣称，这项审讯会泄露国家机密，必须即刻停止。他取消双方相互的控诉，宣布德艾吉永和沙洛泰无罪，并命令各派不可再有更多的争端。由于认为这些命令是对公正法律过程的专制干涉，议院宣称证言已严重危及德艾吉永的荣誉，而建议他废弃所有贵族的名分，直到适当的法律程序澄清一切为止。9月6日，议院公布了一项决定，给予国王一个判断的准则：

施之于各处的专制权力的种种行为，若违反了君主政治基本法律的精神和含义，就是预谋要改变政体的显明证据，而且要以专制权力的不合法行为来取代一向平等的法律的力量。

然后议院停会至12月3日。

莫普利用这段时间为皇室的权力准备了一项坚定的防卫。11月27日，经国王签署后，莫普发布了一道敕令，声明政府认可谏疏的权力，但谏疏之后再行发布的敕令，禁止任何抗辩。议院要求国王将朝中邪恶的顾问交付法律制裁以为回答。12月7日，路易将议院召至凡尔赛，在正式的议会上，他命令他们接受并通过11月27日的敕令。回返巴黎之后，这些官员决定自动停止议院一切活动，直到11月的敕令被撤销为止。路易命令他们复会，议院不予理会。舒瓦瑟尔试着使国内保持和平，以便对外的战争更顺利，路易把他革职了。现在莫普支配着国会，杜巴利夫人则烦扰国王。她拿凡·戴克所绘的英国查理一世的画像给他看，警告他将会遭受同样的命运：“你的议院也会砍掉你的头。”

1771年1月3日，路易再度命令他们接受11月的敕令。议院回复说这项敕令违反了法国的基本法律。1月20日，在凌晨1时至4时之间，国王的步兵送给每位议员一份专制的下狱令，让他们选择服从或自巴黎被放逐。他们大多数人都郑重声明对国王的忠心，但态度仍然强硬。随后两天内，巴黎议院的165人被放逐到法国各地。他们离开法院时，人们夹道为他们欢呼。

莫普现在正筹划以一个新的司法组织来取代议院，借着一道国王的敕令，他在巴黎成立了一个由国会和一些顺从的法学家组成的最高法庭，并在阿拉斯、布卢瓦、沙隆、克莱蒙费朗、里昂和普瓦提埃设立各省的高等法院。一些司法的恶习被改革了，贪污也被遏止，从此正义不必有控诉也能得到伸张。伏尔泰为这一番改革欢呼，并轻率地预言：“我绝对相信首相会取得完全的胜利，而人民也将为之欢欣。”但像议院这样一个古老的机构一旦被毁，人民无法满意地接受。从来没有任何机构比议院更加受到谴责，也更为人喜爱。大多数民众蔑视新的法庭，认为那是为皇家的独裁增添的羽翼。狄德罗对议院虽然没有什么妄念，仍惋惜它的消逝：“法治政府告终……一刹那间我们从君主政治的状态陷入了完全专制的状态。”有11个贵族，甚至还有一些王室成员，表示不赞成莫普废弃议院的企图。人民没有明显的暴动，但近来在议院中常听到的自由、法律、合法等字眼传播开来。对好色的国王的讥讽愈来愈大胆，也更苛刻。普拉卡拜访了奥尔良公爵，希望他出面领导革命。

议会虽然很保守，也几乎未曾希望会有这种事发生，其中也酝酿着革命的思潮。卢梭的论文，莫雷利的共产主义，马布利的建议，兄弟会的秘密会议，《百科全书》编纂者对政府和教会恶习的揭发，巴黎和各省中到处可见的无数小册子：这一切猛烈地反对一个好色淫乱的国王声称的绝对权力和神圣权利。“民意”，在历史上已形成一股力量。

一直到1750年，批评的对象都是教会，可是从那以后，由于《百科全书》受抑制的刺激，猛烈地转向了国家。1765年10月，霍拉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自巴黎写来的报道中说：

嘲笑已经过时……好人已经没有时间嘲笑。首先他们要倾覆上帝和国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热心地从事于破坏工作……你知道谁是哲学家，或者哲学家这名词是什么含义？首先，它包括的几乎是每一个人。其次，它指的是向罗马天主教宣战的人，同时大部分都意在毁灭所有宗教，更有许多人意在摧毁王权。

当然，这是夸张的说法：大部分的哲学家（狄德罗尤其不包括在内）是君主政体的支持者，他们都设法避免革命。他们攻击贵族和一切传统的特权，他们指出无数的恶习，而且要求改革，但想到要把所有的权利给予人民时不禁不寒而栗。虽然如此，格里姆在1768年1月的《文学通讯》中写道：

在各地，尤其是天主教国家，已明白显示出对基督教普遍感到厌倦，隐约地激动着人心，引致他们攻击宗教和政治的腐化——（这一切）是我们这个世纪的特殊现象，好像改革的精神是16世纪的特色一样。它预示着一场即将来临而无法避免的革命。

国王驾崩

如同路易十四一样，路易十五也缺乏死得其时的技巧。他知道法国期待他去世，然而他无法忍受死的念头存在。1773年，奥地利的大使报道说：“不止一次，国王提到了他的年龄、健康和终有一日他必须降服于上帝的可怕情景。”路易由于他的女儿退隐到圣衣会修女院，声称要为她的父亲赎罪而稍觉感动。据说，她在修女院擦地板、洗床单。他去探望她时，她谴责他的生活方式，求他遣走杜巴利夫人，与德朗巴勒公主结婚，并与上帝和解。

他的几位朋友在他当政的末年去世。其中有两位，由于心脏病发死在他面前。然而，在提到一些老臣面临死亡时，他似乎有一种恐怖的快感。他曾问他的一位将军：“苏夫雷，你已经上了年纪，你死后希望埋葬在哪里？”苏夫雷回答说：“陛下，就葬在您的脚下。”据说这个回答“使国王忧郁而哀伤”。豪斯特夫人认为：“世上没有人比他更忧伤。”

死亡是他喜爱也是他蔑视的异性，在不知不觉中对他的迟缓报复。他发觉杜巴利夫人也无法满足他的欲望时，他竟召来了一位年方及笄的少女。她感染了天花，并传染给国王。1774年4月29日，他的病发了。他的三个女儿，虽然没有免疫性，却坚持照顾他（她们都感染了此病，但又恢复了）。到了晚上，她们离去，而由杜巴利夫人接着看顾。但5月5日，国王希望接受临终礼，他很和蔼地遣走她：“我知道我已经病得很严重。梅斯城的丑闻不能再重演。我对不起上帝，也对不起我的人民。所以我们必须分离。你到德艾吉永在卢艾尔的城堡去，等候进一步的命令。请相信，我一向最关爱你。”

5月7日，国王在朝廷的一个正式仪式上宣称，他很后悔以丑闻玷辱了他的臣民，但他又坚持“除了上帝以外，（他的）行为不必向任何人负责”。最后他欢欣地迎接了死亡。他告诉他的女儿阿代拉伊德说：“我这一生中，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他于1774年5月10日去世，享年64岁，在位59年。他的尸体可能传散细菌于空气中，于是在夹道群众的讥讽中，毫不铺张地匆匆葬于圣丹尼斯（St.-Denis）的皇家墓园。与1715年的情形一样，法国又一次为国王的去世而感到欢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