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 流浪者卢梭（1712—1756）

《忏悔录》

他出身寒微，在呱呱坠地之际即失去母亲，不久又遭父亲遗弃，身染一种痛苦的、不为人知的、难向人言的疾病，在陌生的城市和敌对的信仰中，流浪达12年，为社会和文明所排斥，以反抗伏尔泰、狄德罗百科全书派和理性时代为己志，被视作危险的反叛分子，被看成精神失常，被疑为图谋不轨，为人驱逐，流离失所，在他一生中的最后几个月里，方能亲眼见到最反对他的人对他表示的崇敬——如何在他死后，竟然能远胜伏尔泰，使宗教复活，使教育改变形态，使法国国民思想提高，从而激发了浪漫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进而影响到康德、叔本华的哲学，席勒的戏剧，歌德的小说，华兹华斯、拜伦和雪莱的诗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及托尔斯泰的伦理学——诸如此类的影响，使他在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18世纪的作家和思想家中，成为对后代贡献最大的一位。这种种影响究竟如何形成？假如有问题需要我们解答，这问题即是：天才在历史中究竟扮演何等角色？个人在面对群众和国家之际，应该如何自处？

当时的欧洲已准备迎合一种让感情凌驾于思维之上的信仰。欧洲已厌倦于法律、礼仪、习惯和风俗的压抑。当时的欧洲已听够了理性、论证和哲学。心灵束缚被解除后导致的这些放纵与混乱，似乎已使这个世界缺乏意义，使心灵空虚、毫无想象力和希望，男男女女暗自渴望再度建立起“信仰”。巴黎已厌倦于自身的骚动和忙乱，及城市生活的限制和疯狂的竞争。人们向往乡野间的从容与悠闲。乡间简单的日常生活可能会使身体健康、内心平和，在那里可能再度遇见贤淑的妇人，所有的村民每周可能都在本区教堂中做礼拜。所谓值得骄傲的“进步”和值得自诩的“心灵解放”，对人类的贡献是否抵得上其摧毁的事物的价值？其对世界与人类的命运，曾否描绘出更为清晰、更具有鼓舞性的景象？其对贫穷者的命运曾否有所改善？对孤苦无依者曾否有所慰藉？卢梭提出这些疑问，并对这些问题加以说明，对人民寄予关切与同情。即使他话已说完，全欧洲的人仍然都在倾听。伏尔泰在法兰西学院（1778年）被人们当作偶像崇拜，而卢梭正蛰居在巴黎一间不为人知的房子受人轻视与责难之际，卢梭的时代已经开始了。

卢梭晚年完成最有名的自传《忏悔录》（Confessions）。他对所有的批评都很敏感。他怀疑格里姆、狄德罗和其他的人，在巴黎的沙龙里及在埃皮奈夫人（Mme. d'Épinay）的回忆录中，正酝酿着一个阴谋，以破坏他的名誉。因此，他于1762年，在一位出版商的催促下，开始撰写自己的传略与品德评价。当然，他的自传有自吹自擂之嫌，不过，卢梭既遭教会责难，又被三个国家放逐，还被一些最亲近的友人背弃，纵然他的话难免啰唆唠叨，他也该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当他在巴黎的几次集会中，宣读为自己辩解的某些文件时，他的敌对者要求政府下令加以制止。他心灰意冷，即使在他过世之后，仍留给后世一篇充满感情的辩解与恳求的文字：

这是绝无仅有的一幅人类画像——完全依照人的本来面貌与天性来描绘，这就是人类现有的或将永远存有的模样。无论你是谁，我的命运与信心完全付托给你，让你作为这一作品的裁决者。我恳求你，基于我的不幸与你的同情，并请看在全人类分上，切勿毁损这一特殊而有价值的作品，对人的探讨，它可作为第一手比较研究的资料……请勿贬低我这一遗作的价值，这是唯一未曾被反对我的人曲解损伤而又真正足以代表我品格的不朽之作。

他的极端敏感、主观和充满感情，使他的书具有优点，也有缺点。“一颗充满感情的心，”他说，“……是我所有不幸的根由。”这却使他的著作风格温暖亲切，使他对往事的回忆充满柔情与怜爱，使他对事物的判断常持宽容仁慈的态度。当我们阅读他的著作，原来对他的反感与敌意立即化解。在他的著作中，所有抽象的事物都被活生生地人格化了，字里行间洋溢着感情。这本自我反省坦白的《忏悔录》犹如密西西比河的源流滋润了19世纪的文学。《忏悔录》并非前所未有的著作，不过，像他这样毫不保留地赤裸裸地自我坦白，或其对真理的探求，即使圣奥古斯丁也无法与之相比。本书一开始即以富有挑战性的句子理直气壮地写道：

我正着手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艰巨的工作，这项工作将来也没有人能模仿实现。我要把一个人的完全本性在世人面前展示，此人就是我自己。

只有我单独一个人。我了解我的心，我也对人类颇为熟悉。我跟所有存在着的人没有一点相似之处。我虽然不一定比旁人好，可是至少与众不同。除非对我已有了解，否则没有人能判断，大自然将我塑造成这样的形态，是好还是坏。

最后审判的号角若是要响，就让它响好了，那时，我手里就要拿着这本书，站在上帝面前。而我将大声说道：“这就是我如何行事、如何思想的忠实记录，及我曾是怎样的一个人。不论好坏，我都坦白，我不隐瞒些许罪恶，也不添加些许功德……我表现了真正的自我；有时卑劣可耻，有时却高尚、慷慨、善良，一一皆如我的所作所为，我已把我的心灵深处揭露……”

卢梭一再提出这一极为恳挚的请求，不过，他承认自己对过去50年的往事所能记忆的，无非是片断的、不可靠的。一般说来，第一部分有一种毫无隐讳的坦白品质，第二部分却被他对有关阴谋陷害所作的令人厌倦的反复抱怨与控诉所损。不论这是一本怎样的书，就我们所知，在心理研究的作品中它是最有启发性的一部，这是与困难而平淡无聊的世纪从事艰苦斗争所产生的一个观察敏锐并具有诗意的故事。无论如何，“《忏悔录》假如不是一本自传，则很可能成为世间一部伟大的小说”。

无家可归（1712—1731）

“1712年，我生于日内瓦，父亲为伊萨克·卢梭，母亲为苏珊·贝尔纳，两人都是公民。”最后两个字颇有深意。因为日内瓦的2万居民中，只有1600人拥有公民的头衔和权利，卢梭个人的历史即由此说起。他的家族具有法国血统，但自1529年即已定居日内瓦。祖父是加尔文教派的牧师，而作为孙儿的他，终其一生，于信仰抉择上，始终停留在加尔文教徒的阶段。父亲是一位想象力丰富、情绪不稳定的优秀钟表匠。1704年的婚姻，为他带来一笔价值1.6万弗罗林的嫁妆。在儿子弗朗索瓦出世后，伊萨克抛妻弃子（1705年），远赴君士坦丁堡，在那里逗留6年之久。然后不知何故，骤返家园，卢梭就在这时出世。卢梭说：“我就是他这次归来所结的不幸的果实。”卢梭诞生不到一个礼拜，母亲就患产褥热去世了。“我来到这个世界，几乎毫无活下去的迹象，也未稍怀希望能有人把我抚养长大。”

一位姑妈对他悉心照顾，从而救了他，为此，卢梭说：“我会毫不迟疑地原谅你。”这位姑妈歌唱得很好，这可能陶冶了他的性情，使他终生爱好音乐。他性格早熟，很早就学会了阅读。由于父亲伊萨克喜爱浪漫传奇的故事，父子二人于是一起埋首于苏珊遗留下来的书堆中。卢梭是在法国式爱情故事、普卢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和加尔文教派的道德观糅合而成的气氛中成长的，这使他的性格趋于不稳。他十分正确地把自己描写成“又粗鲁、又温和，而具有柔弱和刚强的性格。这一性格，游移于怯懦和勇敢、浮华和高洁之间，常使我与自己作对”。

1722年，他的父亲跟戈蒂埃上尉争吵，打伤对方，因而受到市政长官的传讯。为了免除牢狱之灾，伊萨克只得逃离日内瓦，定居在13英里外的尼永。数年后，伊萨克再婚。弗朗索瓦和卢梭兄弟二人，由他们的舅父加布里埃尔·贝尔纳收养。弗朗索瓦不久离开，在一个钟表匠那里做学徒，从此在卢梭所有的记载中再也没有出现过。至于卢梭，却和他的表兄亚伯拉罕·贝尔纳一起被送到邻近的博赛村一家由牧师朗贝西耶管理的寄宿学校。“我们在这里学习拉丁文，及所有美其名曰教育的没有用的东西。”加尔文教派的教义是比较具有实际内容的课程。

卢梭喜爱他的老师，尤其是牧师的妹妹朗贝西耶小姐。她年已30岁，而卢梭才11岁，但他以一种怪异的方式私恋着她。卢梭犯了错，被她鞭打之际，他却在被她亲手鞭笞的痛楚中获得快感。“痛楚与羞辱，混合着某一程度的邪欲，使我渴望再度受到惩罚，而不感到害怕。”卢梭故意犯错惹她生气而希望在鞭笞中获得快感，由于这一企图过于明显，她决定不再鞭打他。一种性爱虐狂的因素，在他的性爱习性中一直保留到晚年：

如此，我怀着此一极端激烈的热情，度过了青春期，但是，除了朗贝西耶小姐在不知不觉中引起我如许念头之外，我并不知道，甚或并不希望有其他满足情欲的方式，而且我长大成人后，那种幼稚的嗜好，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在与异性交往时表现得更加明显。这种愚蠢的行为加上一种天生的胆怯，使我难以获得女性的青睐，以致面对我最喜欢的人都会惶惑终日、默然相对，而提不起勇气表露内心的爱慕企盼之情……现在我已写到《忏悔录》最隐晦迷惘情节的一段，也是最困难的一段。我们将只不过是一些荒诞可笑的事当作真正的罪状来坦白公开，总令人感到矛盾而百思莫解。

晚年他觉得自己受到世界敌对与朋友打击时，他可能找到了一种获得快感的因素。

除了朗贝西耶小姐的鞭笞外，他对四周环境的自然景象，也甚为欣赏：“乡间是如此迷人……以致我满怀着一种时间无法冲淡的、对乡村生活的热情。”在博赛的两年，可能是他一生中最为快乐的日子，虽然他在此处同时发现了世界上的不义。因为无中生有的理由而受责，而使他反抗，使他持久地怨恨，也因此使他“学着去掩饰、去说谎。所有这些恶习通常在我们成年之时，即开始腐蚀我们快乐、幸福、天真无邪的赤子之心”。

他从未更进一步接受正式或高等的教育。而他之所以欠缺平衡、判断和自我控制，及将理性置于情感之下，部分原因可能是他求学时期结束得太早。1724年，12岁的他就跟表兄一起被叫回贝尔纳的家里。他到尼永看望父亲，在这里，他爱上了伍尔滕小姐，但遭对方拒绝。其后又与柯婷小姐恋爱，卢梭说：“她对我非常亲热，却不容许我对她回报以任何亲昵的举动。”经过一年的犹豫，他成为日内瓦一位雕刻匠的学徒。他喜爱素描，同时学习如何雕刻表盖，但是主人常为一点小过错而严厉地鞭打他，而且“逼着我去做那些为自己天性所歧视的罪行，诸如欺诈、懒惰和偷窃”。昔日一个快快乐乐的小孩，竟然成了一个忧郁、孤独、性格内向的人。

他以广泛阅读自附近图书馆借来的书籍，并以礼拜天到乡下远足的方式获得安慰。有两次，由于在田野闲逛太久，返回途中，他方才发现城门已关闭了。他只好在野外打发掉晚上的时光，以致第二天被指责为工作不力，受到毒打。发生第三次类似的情形之后，由于受罚的记忆犹新，他下定决心不回去了。此时他尚未满16岁（1728年3月15日），囊空如洗，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外，别无他物。他步行来到6英里外天主教萨伏依区的孔菲翁。

到了那里，卢梭敲响乡村教士佩尔·伯努瓦·德庞特韦热的大门，可能是他听信传闻，以为这位牧师急于使步入歧途的日内瓦人改信天主教，为此可能会让他饱餐一顿。无论如何，“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位教士给了卢梭一顿美好的晚餐，并叫他“到阿讷西（Annecy）去吧，在那里，你将见到一位善良而仁慈的夫人。国王给她赏金，使她能够助人逃出她自身所幸脱免的那些罪过”。卢梭指出，这人就是“华伦夫人（Mme. de Warens），是一位新近改教皈依者，教士们安排那些打算出卖信仰的可怜虫到她这儿来，为此她被迫每年从撒丁国王处接受2000法郎的津贴”。无家可归的青年卢梭，心想这份津贴的一部分足以抵得上一场弥撒。3天后，在阿讷西，他向华伦夫人毛遂自荐。

她年方29岁，是一位美丽、大方、慷慨、温柔、穿戴迷人的妇人。“没有比她的脸更可爱，颈项更好看，而手臂更优美、更匀称细致的了。”无论如何，她是卢梭有生以来所看到的、借以支持天主教信仰的最佳论证了。她生于沃韦，家世良好；年纪很轻，即已下嫁华伦先生（后为男爵）。由于多年来夫妻多有不和，她与丈夫仳离，迁居到湖的对岸萨伏依，获得了维克托·阿玛德斯国王的保护，后来又搬到艾凡（Evian）。既然定居在阿讷西，她答应改信天主教，因为她相信谨守宗教仪式，上帝就会原谅她偶然犯下的奸情。而且她不相信那么和蔼的耶稣，真的会把人打入永远不得翻身的地狱，尤其对她这样美丽的女人，自然更不忍下手。

卢梭自然乐于跟她住在一起，但她非常忙碌，宁愿给他钱，打发他到都灵，在圣心会救济院接受教育。1728年4月12日，他进入此院，并于4月21日受洗，皈依罗马天主教。34年后，即他重返新教8年后，他以恐怖的笔调描写他在救济院的生活经历，其中包括一位初信天主教的摩尔人，对他的德行所作的攻击，他认为自己之所以改变宗教信仰，是因为那里的诱导、耻辱和长时间的耽搁。其实，他是为了迎合规定的条件，才有此决定，因为罗马教会准许他加入天主教后，在没有人强迫之下，仍然停留在救济院达两个月之久。

7月，他随身带26法郎，离开救济院。经过几天的游荡，受到坐在柜台后面的美妇人的吸引之后，他在这家店铺找到工作。他不但马上爱上了她，而且不久就跪在她的面前，对天发誓，决心与她白首偕老，永爱不渝。巴西莱夫人只是微笑着，然而除了准他牵手之外，仍然不准他太越轨，何况她的丈夫也随时会回到家里。卢梭认为：“由于我对女人的爱太深了，所以往往无法追求成功。”但是，他天性上对自我想象的成就而获得的狂喜，在程度上比之真实履行所获得的更深。他用“危险的、违背天性的附属品代替，而这些可以解救像我那样的性情中人，使之不至于破坏秩序，却以牺牲他们的健康、他们的活力，有时甚至是他们的生命为其代价”，作为慰藉。如此行事，可怕的禁制会使之更为激动，从而可能促进了他的易怒、他的浪漫幻想、他的不满社会及他的喜爱孤独的个性形成。关于这点，《忏悔录》有史无前例的坦诚记载：

我的思想不断地充塞女孩子和妇人，然而以我独有的方式形成。这些观念使我的感官产生一种持久而与世格格不入的动作……我的激动，已达到无法满足欲望的地步，而我又以极为放荡不羁的诡异行径使之火上添油。我专找黑暗的巷子、隐匿的处所，希望可能将自己的身体裸露在异性面前，并表现出盼望与她们亲近的姿态。她们所看到的，自然不是淫秽的东西——我不敢梦想这样做，我所暴露的，只是可笑的部分（臀部）。一旦在她们面前如此表演，我所获得的愚蠢快感，实非笔墨所能形容。而我之所以如此做，只是希冀获得所渴求的对待（指鞭笞）的一种过程。当然，我相信，如果我有胆量持续地表演下去，有些胆大的妇人将会给予我这方面的慰藉……

一天，我在后院的一口井边裸露自己，屋里的年轻妇人，常来这里提水……其实我对女性所显示的情状，荒唐可笑的成分多而诱惑的成分少，她们之中，最聪明的视而不见，其他一些开始大笑，另外有的则感觉自己受到侮辱，大声叫喊。

可惜没有女孩子来鞭打他，只有满脸长着吓人胡须的看守人，持着一把长剑追来，后边跟随着四五个举着扫把的老妇人，卢梭只好以他是“出身贵族的年轻异乡人因精神错乱作为说词，救了自己，而且表示如蒙宽恕，日后当有所报答”。这个可怕的汉子被这一番话打动了，放他走，但那些老妇人非常不满。

这时，他在一位甚有教养的都灵籍的妇人维尔塞利夫人（Mme. de Vercellis）处谋得身着制服的仆役一职。在那里，他犯下一件终其余生都感到内疚的罪行。他偷了一条夫人使用的彩带，可是在人家指责他时，卢梭却伪称是另外一位女仆交给他的。代罪羔羊玛丽昂（Marion）当即指责他：“啊！卢梭，我本来以为你的品性很好；然而这次你使我非常失望，但我不愿意跟你一样。”于是，两人都被开除了。对于这件事，《忏悔录》记载如下：

我不知道自己诬告的牺牲者以后的命运如何，但是经此打击，她不太可能再像从前那样善意对人了，因为在这次残忍的诿罪下，她的性格各方面都会受到危害……回忆这件事，实在是痛苦。直到现在，这件事仍使我深感内疚；我可以坦白地说，使我下决心写这本《忏悔录》，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希望能稍释我良心的重负。

那6个月的仆役工作，在卢梭的性格上烙下印记；即使他天赋出众，仍始终未能重建他的自尊。他在服侍维尔塞利时，遇到一位年轻教士盖姆，盖姆鼓励他，要他相信假如自己愿意，则有可能克服这项缺陷，诚心诚意去寻求认识基督的伦理。盖姆认为，任何宗教，只要是传布基督的指引，无一不是好的，因此提出建议，如果卢梭能返回故乡皈依原来的教派，将会快乐些。这一看法属于“我所认识的最好的人之一”，所以长存在卢梭的记忆里，而对他的杰作《爱弥儿》（Émile）一书自有其启示作用。一年后，在圣拉扎尔神学院（Seminary of St. Lazare），卢梭遇见另外一位名叫加捷的教士。这是一位“有仁慈之心”的人，由于跟教区的一位未婚女子通奸并使其怀孕而失去升迁机会。卢梭认为：“这是一件可怕的丑闻，尤其在极好的教区发生此事更被人指责，那里的教士（教规良好）一定不能有小孩——除非跟已婚女子所生。”从“这两位可敬的教士身上，我形成对萨伏依教士性格的认识”。

1729年初夏，17岁的卢梭再度感受到原野的呼唤，加上他希望到华伦夫人那里，以便找到一份比较不损自尊的工作。他跟一位快活的日内瓦少年巴克莱同行，他们从都灵步行穿过阿尔卑斯山的塞尼斯（Cenis）隘道，抵达尚贝里（Chambéry）和阿讷西。他那浪漫传奇的笔锋，把他到达华伦夫人住所时的情绪描写得淋漓尽致：“我双腿发抖，眼睛模糊；几乎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甚至也认不出任何人，而且屡屡不得不停下来喘一口气，使自己从紧张慌乱中清醒过来。”无疑，他对自己能否被接纳并无多大信心。他如何才能向她说明，上次离开之后，发生在他身上的所有遭遇呢？“她看我的第一眼，就使我大为放心。我的一颗心随着她抑扬的声调而跳动不停。我长跪在她的面前，以我的唇，把我感受到的最大快乐，传到她的手上。”她并不讨厌人家的奉承，所以就在她的住处为卢梭准备了一间卧室。一旦有人皱眉反对，她会说：“他们要说闲话，就让他们去说好了。既然上帝送他回来，我就决心不再舍弃他。”

姆妈（1729—1740）

卢梭为她神魂颠倒，有如任何青年与成年女人亲近时表现的一样。他偷偷地亲吻她睡过的床铺、她坐过的椅子，“不，还有她走过的地板”（据此，我们不禁怀疑他所记的浪漫的成分多，而事实的成分少）。另外，他极端嫉妒所有那些争着接近她的人。她有时叫他学猫叫，而昵称他为小猫，有时又叫他孩子；渐渐地，他答应称呼她为“姆妈”了。她雇他写信、记账、采集药草，并做她试炼丹药的助手。她给卢梭一些书读，诸如《旁观者》（The Spectator）、普芬多夫、圣埃夫勒蒙及伏尔泰的《亨利亚德》。至于她自己，则喜爱浏览贝尔（Bayle）的《历史与批判辞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她不容神学思想束缚自己，如果她乐于跟当地神学院的院长格罗神父在一起，那可能是因为格罗神父可以替她结胸衣的纽带。“他为姆妈结纽带的时候，她常在屋子里转来转去，一下应付这边，一下应付那边，院长先生被纽带拖着跟在后面，喋喋不休地嚷着：‘拜托，夫人，站着别动。’这一切形成一幅非常有趣的景象。”

可能就是这位乐天教士的主意，认为虽然卢梭处处显得笨拙，但是他大概可以接受成为一位乡村牧师所需要的足够的教育。华伦夫人在高兴卢梭终于有事可做之余，同意了。如此，1729年秋天，卢梭进入圣拉扎尔神学院就读，以便担任传教工作。期间，他开始习惯于天主教的一切，甚至于欣赏它了。他喜爱天主教的庄严仪式，及它的游行、圣乐和仪式，它的钟声似乎每天在宣示上帝常在天堂关注人世，而所有这些无论现在还是未来皆为人世间乐意接受。此外，没有任何宗教能具有这种吸引力而又能宽容华伦夫人。不过，卢梭以前接受的正规教育如此之少，以致拉丁文成为他最初必须修习的课程。对拉丁文的同源字、文法例外、动词变化等，他简直没有耐心去接受。经过5个月的努力，老师把他送回华伦夫人处，所附报告说他是“一位非常好的少年”，可是不适合担任神职。

对此，她并不灰心。觉察到他具有音乐的天才，遂将他介绍给阿讷西教堂的琴师尼克劳兹。卢梭在尼克劳兹处，自1729年住到1730年冬，这段时期，值得快慰的是他离开姆妈的住所仅有20步。他参加唱诗班，并吹奏短笛；他喜爱天主教的圣诗；他吃得好，而且感到快活。除了尼克劳兹酗酒是美中不足以外，其他一切都还不错。一天，这位矮小的琴师跟他的雇主吵了一架，遂收拾行囊，离开了阿讷西。华伦夫人命卢梭陪送这位先生到里昂。在那里，尼克劳兹由于酒后狂乱症发作而昏倒在大街上，受惊的卢梭请求路人帮他送这位乐师去其要去的地方。随即，他赶回阿讷西，回到姆妈的家里。“我对她思慕的深情与忠实使内心根除了各种虚幻的念头，扫除了一切的愚妄和野心。除了跟她相处之外，我即别无幸福可言，甚至我每走一步都会感到离她更远。”我们必须记住的是，卢梭那时不过才18岁。

他抵达阿讷西，方才发现华伦夫人已赴巴黎，而且没有人晓得她什么时候回来。他凄凉而孤独地、天天漫无目的地在乡间闲逛，以春日美景和恋爱中小鸟的美妙歌声来安慰自己。他最为喜爱的还是清晨早起，坐观太阳喜气洋洋地自地平线上升。在每天的漫游中，一次他见到两位少女骑着马，在驱策她们那不驯的坐骑涉越一条小河。在一股英雄式的冲劲下，卢梭抓住其中一匹马的缰绳，引导它通过小河，另外一匹也跟着走过了。他打算告别，径自离去，但两位少女坚持要他陪伴到附近的农舍，以便他可以烘干湿透的衣裳鞋袜。在她们的邀请之下，他跃上马背，坐在其中一位格拉芬里德小姐的背后。“为了使自己坐稳，我不得不抱住她，以致我的心急遽地跳动，连她也感觉到了。”这时，卢梭对华伦夫人的思念，开始消失了。三位少年男女一起野餐而消磨了一整天。卢梭大胆地去吻其中一位少女的手，然后她们与他告别。他回到阿讷西，内心兴奋不已，几乎把姆妈离去的事全然不放在心上。后来，他设法寻找这两位少女，但没有成功。

不久，由华伦夫人的女仆陪伴，他再度上路，前往弗里堡（Fribourg）。经过日内瓦时，“我发现自己感触良深，以致几乎走不动了……对（共和国）自由的向往，使我内心激动不已”。从弗里堡动身，他步行到洛桑。历史上所有的作家中，要数卢梭最善于走路了。从日内瓦到都灵、到阿讷西、到纳沙泰尔（Neuchâtel）、到伯尔尼、到尚贝里、到里昂，他旧地重游，尽情欣赏景色、芬芳和天籁：

我爱随心所欲的步行和兴之所至的停留，步行遨游的生活，对于我来说是必需的。天朗气清之日，漫步美好乡间，在适意之处歇息，是最适合我的生活方式。

在有教养人士的圈子里感到不自在，面对美丽的妇人羞涩沉默的卢梭，一旦独自优游徜徉在林间原野、碧水蓝天之间，随即感到快活无比了。他与大自然成为莫逆之交，而以无声的言语，倾诉自己的恋爱与梦想。他想象天心与己心，有时会神秘地合而为一。虽然他不是第一位使大家感受到大自然可爱之处的作家，他却是大自然最热心的记录者和最虔诚的信徒。自卢梭以后，半数以上的自然诗篇，无一不受他的影响。哈勒早已感受到阿尔卑斯山的伟大而加以描述，卢梭却沿着日内瓦湖北边湖滨的瑞士山坡，将其间台地的藤蔓散发的怡人芬芳，传之于几个世纪之后，从而令人向往。卢梭打算为他的小说人物朱莉娅和沃尔马找一个理想的住家所在地时，他找到这里，决定住在沃韦和蒙特勒之间的克拉伦斯——这是人间天堂：有高山，有草原，有流水，有阳光，有白雪。

卢梭在洛桑的一切不太顺利，遂迁居纳沙泰尔：“在这里……我教授音乐，无意间获得一些有关音乐方面的知识。”在近郊的布德里（Boudry），他遇到一位希腊的教士，正在从事筹募基金的工作，以重建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卢梭为其充当翻译，两人在索勒尔（Soleure）分手，卢梭独自步行越过瑞士边界，进入法国。途中，他走入一家农舍，要求买顿晚餐，一位农夫给他牛奶和黑面包，并口口声声说，他所有的全都在这里；但当他晓得卢梭并不是税务员后，马上打开一扇暗门，下到地窖，取来白面包、蛋、火腿和美酒。卢梭打算付钱，但这位农夫拒收，而且解释他之所以把较佳食物收藏起来，是为了避免负担额外的税金。“他对我所说的一切……在我的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在我心中播下无法消除的仇恨种子，而对这些不幸的人民忍受的困苦产生同情，对压迫他们的人在内心形成不满与反抗的情绪。”

在里昂，他过着流离失所的日子：不是睡在公园的长椅上，就是睡在地上。有段时间，他以抄写乐谱为生。后来听说华伦夫人住在东边14英里外的尚贝里，便起程前往再去投靠她。华伦夫人为他找到地方监督官洛克尔·因滕登特的秘书一职（1732—1734年）。这时卢梭住在她家中，但当卢梭发现她的经纪人阿内也是她情人时，内心稍觉不快。这时他对华伦夫人的热情减退，《忏悔录》有一段文字足以说明：

一旦获知她跟别人维持一种比我更亲密的关系，我无法不感到痛苦……无论如何，对比我更占优势的那个人，我不但没有敌意，而且发现自己对她的爱慕之情，事实上已爱屋及乌地扩及于这个人身上了。我希望她幸福的欲望超过其他的一切，既然他在她的幸福安排中有其地位，那么他若能同样快乐，我就心满意足了。同时，他已完全地拥有女主人的关心。而他对我也怀着一种诚挚的友谊。如此……我们三人生活在一种彼此快乐相与的结合中，而这关系的维持，至死方休。这位可爱的妇人，性格上的优越之处，在于使所有爱她的男人彼此之间都能互爱，甚至连妒忌和敌对都在她启发的较大感情之下化为无形了。而我从未看到她周围的任何人对他们之间的其他任何人有少许嫌恶之心。在此，对他们的情形，谨请读者在阅读这些赞美之词的时候稍停片刻，回忆一下自己遇到的女子，若有这样的品德，而你又想获取幸福的话，那么你最好与她厮守，别离开她。

这种多边式的罗曼史，下一步的发展大大地违背所有奸情的原则。华伦夫人看出邻居芒东夫人渴望最先教导卢梭人伦之道时，她拒绝放弃这一优势，或是为了免使这少年堕入那并不温柔的怀抱，因此她安排以情妇身份自荐枕席于他，而又不致损及她与阿内之间同等的关系。卢梭对此深思8天之久。与她长日相处的结果，使他对她的情感已经超乎男女肉欲之情，而比较接近母子亲情之爱了：“我爱她太深，以致不敢存着占有她的欲望。”当时，他已经受到困扰终生的疾病——膀胱炎和尿道狭小——的煎熬。最后，卢梭以适度的虔诚，同意她的提议：

这一天，与其说是盼望的一天，倒不如说是可怕的一天终于到来了……我心在践履许诺，并非要获得宠幸。无论如何，我终于得到了。第一次，我觉察到自己躺在一位妇人的怀里，而这位妇人正是我敬爱的。我快乐吗？没有。我尝到快感，但是我不晓得，一种什么样的不可抗拒的悲愁把美妙的事破坏了。我觉得自己正在犯下乱伦的罪行。有两三次，当我高兴地将她紧搂在怀里，我的泪水不禁浸湿了她的乳房。而她呢，既非悲伤，也非快乐；她只是安静地爱抚我。由于她既非性感淫荡的女性，也不完全在追求肉欲的快感，所以她对这件事，既不感到狂喜，也从未觉得悔恨。

回想起这个重大事件时，卢梭将华伦夫人这种刻意的安排，归罪于她哲学概念的毒素：

我一再说，所有她的失败，全然是她的错误铸成，而非由于她的热情所致。她出身良好，心地纯良，举止高尚，欲望正常高贵。她的一切似乎专为优美率真的风范而塑造，这种风范是她内心喜爱的，却从未付诸实行，因为她不听从内心的指引，而竟听从诱她进入邪路的理论……不幸地很，她对自己的哲学甚为自负，以致她由哲学思想建立的道德，破坏了她由内心情感建立的伦理。

阿内于1734年去世。卢梭辞去秘书的职务，专心照管华伦夫人的家务。他发现她的收支杂乱不堪，濒于破产。于是他教授音乐，以增加收入。1737年，他接受了母亲的一笔遗产，总计有3000法郎；他用一部分钱买书，剩下的款项赠给华伦夫人。不久，他生病了，姆妈亲切地予以照护。因为她的住处没有花园，就租下了一处乡间茅舍——“佳美小屋”——给他居住（1736年）。在那里，“我过着最安静的生活”。虽然他“不喜爱在房间里祈祷”，可是户外的景象使他感谢上帝创造自然之美，并使他与华伦夫人在一起，他祈求上帝庇佑他们的结合，降福给他们。这时他笃信罗马天主教的神学，而稍微带有詹森教派的色彩。他曾说：“地狱的恐怖，时常折磨我。”

在神经衰弱——日后很流行的一种忧郁症——的困扰之下，而且怀疑自己心脏附近生长了一颗肿瘤，他乘坐马车前往蒙彼利埃就医。为了减轻途中的忧寂，他跟一位15岁女孩的母亲拉吉夫人勾搭（1738年）。等他回到尚贝里，他发现华伦夫人试着用同样的方式来治疗他——为他介绍一位年轻的假发制造女工让·温岑里德作为他的新情人。卢梭抗议，夫人却说他孩子气太重，而且向他保证，她有的是爱，足够分予两位让（因卢梭与这女工姓名的第一个字皆为让）。他拒绝如此贬低她的身份，建议维持以往作为义子的状态。她答应了，可是由于不满意自己这么轻易地让步，她对卢梭的感情渐趋冷淡。他隐居在“佳美小屋”中，并开始研究哲学。

这时，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巴黎和锡雷传开的启蒙运动引起的争论（约1738年）。他阅读牛顿、莱布尼茨和蒲柏的著作，并埋首于错综的贝尔的辞典。他重新研读拉丁文，结果进步神速，比起在校接受教师的指导还要有效。因此他开始浏览维吉尔、贺拉斯和塔西佗的片断文章及柏拉图《对话录》的拉丁文译本。对他来说，蒙田、拉布吕耶尔、帕斯卡、费内隆、普雷沃、伏尔泰等人的作品，都是令人兴奋不已的启示：“举凡伏尔泰的作品，无一不为我所遍览。”事实上伏尔泰的作品“鼓励我写作优美文章的欲望，并促使我努力于模仿那位让我如此深迷的作家的风格”。不知不觉间，构成他以前思想的传统神学，而今已失去原有的形态和活力了；而他也发现自己竟然毫不畏惧地沉溺在无数的异端邪说中，他这般年轻就接触这些邪说，将会被视为可耻与羞辱。一种近乎热情的泛神论，取代了《圣经》中上帝的地位。是的，有这么一位上帝，没有他，生命就没有意义，而且不能忍受。然而，他并不是残忍、害怕的人类想象的一个具有外表形式的、具有报复性的神祇。他应该是大自然的灵魂，而大自然本质上是美的，所以人性基本上是善良的。根据这项前提和帕斯卡的思想，卢梭建立起自己的哲学系统。

1740年，华伦夫人为他找到家庭教师一职，负责指导里昂市长格兰德·马布利的孩子。他平静地离开了她，双方毫无怨言。她为他准备好行李，并用一度使他目眩的双手，为他编织了几件外套。

里昂、威尼斯、巴黎（1740—1749）

马布利（Mably）一家对卢梭形成一种知识上的崭新刺激。市长格兰德是三位闻名遐迩的兄弟中的老大。另外两兄弟一位是近似共产主义者的加布里埃尔，一位是近似唯物论者的孔狄亚克，而卢梭与他们兄弟三人都见过面。当然，他又爱上马布利夫人了，可是，这位夫人和蔼宽大，以致对他的爱情并不在意。因此，卢梭不得不专心于自己的职责——教导她的两个孩子。他向马布利先生提出他关于教导的计划和观念，其中一部分与自由教育的原则吻合。而这一原则在22年后的《爱弥儿》一书中，有其古典的、浪漫的发挥；另外一部分却与他后来舍弃文明的立场矛盾，因为它们承认艺术和科学对人类的发展有其价值。由于时常跟里昂学院的博尔德（Bordes，伏尔泰的朋友）教授这样的人来往，卢梭吸收了很多启蒙运动的观念，因此学会了取笑一般人的无知和迷信。但是，他仍然停留在尚未成熟的阶段。一天，卢梭向公共浴室内窥看，他看到一位年轻妇女的裸体，他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了。返回自己房内，他立刻写了一封大胆的信给她，但是没有署名：

小姐，我几乎不敢向你承认，我是在怎样的情况下看到你，这令我感到快乐，而为了爱你，又如何地令我受苦……原因不在你那轻盈的、苗条的身影，虽然赤裸着，也不失任何韵味；也不在那优美的形态，那适度的轮廓……也不完全为了散布你全身清新的百合香味……而是为了你脸上那柔和的嫣红……当我吟着诗句，恶作剧似的于你罗衣尽褪之后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时，我见到了你脸上泛起的红潮。

他现在的年纪已大到足以爱上“年轻”的妇人了。几乎所有出现在他面前的女孩子，无一不引起他的企求和梦想，其中尤以苏珊为最：“啊！只有一次，一生只有这么一次，我的唇与你的接触了。啊！何等美的记忆，我怎能失去你呢？”他开始思及婚姻，可是他也承认：“除了奉献我的一颗心之外，别无他物。”因为没有钱，苏珊与别人结婚了，而卢梭只有求诸梦寐之中了。

他不但不适合扮演成功的情人角色，而且也不适合做一个好教师：

我几乎具有一位家庭教师必须具备的学识……而我生来就有的温柔性情如果不含性急的成分的话，似乎也有利于我的工作。当一切顺遂于心，而我所见的痛楚，虽为我所不能原宥，终究被克服了，那么我就是一位天使。可是一旦事与愿违，处处不顺心，我就成为魔鬼了。如果我的学生不了解我所教的，我就性急了，而一旦他们显露出执拗不驯的性格，激怒了我，以致气急之下我恨不得把他们杀掉……我决心离开我的学生，因为自知不能合适地、成功地教导他们。虽然我认为如果不自动请辞，他们也绝不至于开除我，马布利先生对这一点跟我一样的清楚。

就这样，卢梭伤心地辞去了教职，或者说被客气地解聘了，他怀着以图奋发的心情，回返尚贝里，再度回到姆妈的怀抱寻求慰藉。华伦夫人仁慈地接纳他，让卢梭与她的情夫同桌共餐。但是他对这一处境并不感到满意。他埋首书堆和音乐中，构想出一套以数字取代符号的音符系统。他决定前往巴黎将自己的发明呈献给科学院时，人人都表示赞赏。1742年7月，他返回里昂，找人写介绍信，以便将他推荐给巴黎的名流人士。马布利将他推荐给了丰特内尔和凯吕斯伯爵，而博尔德将他推荐给了黎塞留。卢梭自里昂动身，搭乘公共驿车赶赴巴黎，一路上梦想着伟大的未来。

这时，法国正在进行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由于战场是在外国领土，巴黎仍然继续过着富裕享乐的生活。知识界在热烈地讨论学术，戏院正在上演拉辛的剧本，沙龙里充满了异端邪说和机智诡辩，主教们在阅读伏尔泰的著作，乞丐在与娼妓竞争，小贩在叫卖物品，艺术家在为面包流汗。1742年8月，卢梭来到这个扰扰攘攘的大都会，他已经30岁，口袋里只有15利维尔。他在靠近索邦学院的卡德列斯街上的圣奎丁旅社预订了一个房间——“一条下流的街道，一家可怜的旅社，一间简陋的套房。”8月22日，他将所写的关于音乐概念的新符号递交给科学院。而科学院的学者以优雅恭维的委婉词句，否决了他的方案。拉莫（Rameau）说明如下：“你的符号非常好……其所以未被接受，在于它们仍须经过心理上的程序，如此，同样无法增进实用的效率。我们目前所用的音符，一旦出现在眼前，根本用不着再加思索。”卢梭承认这一说明所持的理由正当而无法驳倒。

同时，他所携的介绍函件使他得以接近丰特内尔，这位先生已达85岁高龄，所以过于注重精力的保持，不愿劳神，只好对卢梭无以为助了；马里沃是一个成功的小说和戏剧作家，十分忙碌，不过，对卢梭的喜剧初稿《水仙花》（Narcisse）也曾阅读一遍，并提出若干修正意见。初到巴黎的卢梭，即与狄德罗见面了。狄德罗比他年轻1岁，那时尚未出版过重要的著作：

他喜爱音乐，在理论方面知之颇稔……而且对我讲述他在文学上的一些想法。这样，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快更加密切，这种关系持续了15年；可是不幸我们从事了同一行业，否则这种关系可能会永远地维持下去。

他与狄德罗不是上戏院观戏就是下棋。在棋会中，卢梭遇见菲利多尔和其他的好手，而“无疑地，到最后，我在这方面远超过他们所有的人”。嗣后，他找到门路得以进入银行家贝尔纳的女儿杜潘夫人（Mme. Dupin）的家和她所设的沙龙中，而与她的继子弗兰克伊开始了一段友谊。与此同时，卢梭在经济上已有捉襟见肘之感了。

他开始寻找职业，这样才不至于完全依赖朋友的供养。由于贝桑瓦尔夫人（Mme. de Besenval）的帮助，他获得法国驻威尼斯大使的秘书一职。战事迭起，路途险峻，使他费了不少心力，方于1743年春天抵达威尼斯，随即向大使蒙泰古伯爵报到。这位伯爵先生，据卢梭所记，几乎是一位不学无术的人。作为他的秘书，除了说明文件之外，尚须负责起草的工作。卢梭在出席威尼斯议会时，说明法国政府传来的消息，是用意大利语发表的——这是他在都灵学的，他没有忘记，这时刚好派上用场。他对自己的地位感到骄傲，而在访问一条商船没有受到礼炮的欢迎时有所抱怨，因为“较不重要的人，也曾有此礼遇”。他跟大使先生常为了谁应接受由秘书核发法国护照所收的费用而发生争执。卢梭分得一份，所以显得比以前富裕多了。他吃得好，出入歌剧院与戏院，欣赏意大利的音乐，而且与意大利的少女谈恋爱。

一天，为了“不让同事们视他为大傻瓜”，他到妓女拉帕多娜那里。他要求她高歌一曲，而她照做了；他给了一个杜卡特，然后打算离去，但是她拒绝了，因她认为无功不受禄，所以他满足了她。随即，他返回旅舍，而“自我说服地感觉到如此行为的结果不可轻视，以致我的第一步是要求医生开药给我”。但是，医生“说服我，如此行为造成的伤害，并不会太厉害”。不久，朋友为他举行一次宴会，会中最出风头的是美丽的妓女苏莉妲。她请卢梭到房间，随即将自己的衣服脱光。“突然地，我不但没有被欲火吞噬，反而感到血管中流过一阵如死一般的冷战，而觉得恶心，所以颓然坐下，随即像小孩子一样地哭了起来。”后来，他对自己表现的无能有所说明：因为这位妇人的一个乳房变形了。苏莉妲轻蔑地嗤之以鼻，骂他“不要再理女人好了，去研究数学算了”。

蒙泰古自己的薪水都被上级拖延不发，所以连卢梭的也一并被扣留了。他们吵了一架，结果这位秘书被解雇（1744年8月4日）。卢梭向他在巴黎的朋友抱怨，结果一纸查询性质的公文传到了威尼斯，大使的答复是：“我必须通知你，我们被卢梭先生欺骗如何之深的情形。他自视甚高，不可一世，使他的脾气、他的犯上，成为不能忍受的事，加上他的疯狂，才使我们发现他原来的真面目。我赶走他，犹如赶走一个恶仆。”卢梭只好返回巴黎（10月11日），向政府官员提出申辩，但是没有获得任何补偿。他请求贝桑瓦尔夫人施以援手，但她没有照做。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她，我们可以在字里行间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法国大革命的炽热：

夫人，我错了。我以为你是公正的，然而你只是在称谓上属于贵族。我应记取这项教训才对。我应察觉，像我这么一个低微的外国人，若想对一位绅士有所抱怨是多么不合适的一件事。假如命中注定，再将我置于这样一个窝囊大使的掌握之下，我将忍受下来而不发半句怨言。如果他缺少尊严，心地又不高尚，那是因为贵族的本性原来就不具备这一切；如果他在最不道德的城市里，与所有卑鄙的事物为伍，那是由于他的祖先创造了足够的荣耀，作为他的荫庇；如果他结交歹徒恶棍，如果他本人即为其中之一，如果他剥夺下级人员的薪水，啊！夫人，那么我将会认为自己是多么的幸运，以庆幸我生来不是凭自己才华获得提升的贵族后裔。那些祖先——他们是何许人？没有名望、没有财富的那些人，也就是我的同类。他们具有才能，靠自己的努力建立名声。可是播种善恶种子的大自然，却为他们留下不幸的子孙。

卢梭在《忏悔录》中，针对这点又补充说：

我所做的控诉，合乎正义但不被接受，这在我心中撒下了反抗这一愚蠢社会制度的愤怒种子，在这一社会制度之下，公众的福利及真正的正义，常为我所难理解的法律秩序牺牲掉了；而此之所谓法律秩序，无非在加强对压迫弱者的公共权威的承认与加深当权者的邪恶。

蒙泰古返回巴黎时，交给卢梭“一笔款项，以清偿所欠债务”。“我接受送来的钱，用之清偿一切债务，所以，我仍然像从前一样囊空如洗。”再度搬进圣奎丁旅社，卢梭以抄写乐谱维持生活。当时，一位出版商德克·德奥丽恩斯听说他贫困的情形，便把乐谱交给他抄写，同时给他50个路易。卢梭只收下5个，而将其余的视为超支部分，悉数退还。

他赚得太少，不足以供养妻子，然而他认为若加强节俭，仍可维持一位情妇。坐在圣奎丁旅社的餐桌上与他共餐的人，有旅社女主人、一些一文不名的教士及一位在旅社打扫或缝纫的年轻妇女。泰蕾兹·勒瓦瑟尔（Thérèse Levasseur）的胆怯，一如卢梭，而对贫穷虽不如卢梭那样引以自傲，但如卢梭一样时觉羞惭。教士取笑她时，卢梭代为解围，她因此视他为保护人。不久，他们彼此相恋（1746年）。“一开始，我就对她提出声明，不会放弃她，也会娶她。”她承认自己不是处女，然而向他保证，她仅犯过一次罪行，而且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宽大地不予计较，而且郑重其事地对她说，一位20岁的少女仍然保有贞操，无论如何，在巴黎是少有的。

她是一个单纯的女性，全然没有魅力，而且绝对不会卖弄风情。她不会像一位沙龙女主人那样高谈政治、阔论哲学，但是她会煮饭、料理家务，并能耐心地忍受他的怪脾气和奇特的生活方式。通常，他称她为“管家”，而她称他为“我的男人”。他很少带她去拜访朋友，因为她的心智永远停留在未成年的阶段，一如他的道德感停留在未成年一样：

起初，我试图改进她的心智，但是一切的努力终归化为泡影。她的心智一如自然形成的，那是教养无能为力的。我敢于承认，虽然她能勉强写几个字，但她从未了解如何将书读好，她永远无法依序地说出一年的12个月份，或者分辨数字的不同。无论我如何不计一切麻烦，努力地教导她，她仍不知道怎样算钱，也不晓得核算任何事物的总数。她讲话时，在她心上出现的字眼，时常跟她想用的刚好相反。我从前曾以她使用的词句，编成词汇以娱卢森堡先生，而她那种颠三倒四的用语，常被我最亲近的朋友引为笑谈。

她的怀孕使卢梭“陷入最大的困境”。他怎样处置这个小孩呢？有些朋友告诉他，将不想要的孩子送到弃婴收容所是非常普通的一件事。所以小孩一出世马上就被送走了，虽然泰蕾兹不赞成这样做，她的母亲却同意（1747年）。以后8年中，泰蕾兹又生下了另外4个小孩，卢梭都以同样的方式处理。有些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卢梭从未有过孩子，认为他编造这个故事，借以掩饰自己的性无能，但是他对逃避责任这件事情，曾多次表示歉疚，使这种说法无法成立。他私下对狄德罗、格里姆和埃皮奈夫人都忏悔过这件事，而不齿自己的行为。他在《爱弥儿》一书中也隐约地予以承认，他对伏尔泰将此事公开的行为怒不可遏。他在《忏悔录》中坦然地承认，并为此深自悔恨。他是不适合过家庭生活的，因为他的身心属于流浪者，他是赤裸裸的神经质的人物，无论在体能上或精神上都是流浪汉。他未能以冷静认真的态度照顾自己的孩子，从此就无法成为一个十足的男人。

这时，他的运气颇佳，终于找到收入很好的工作了。起先，他担任杜潘夫人的秘书，接着成为她侄儿的秘书。弗兰克伊就任岁入征收长官（rceiver general）时，卢梭被提升为年薪1000法郎的出纳。他身披金色彩带，脚穿白色长袜，头戴假发，腰佩长剑，一派文人装扮；他出入贵族家庭，也模仿他们的衣着。在此，我们可以想象他分裂人格造成的不协调。他受到好几家沙龙的接待，而且认识很多新朋友：雷纳尔、马蒙泰尔、杜克罗斯、埃皮奈夫人，及交往最密、影响他一生的格里姆。他参加霍尔巴赫男爵家举行的盛宴，在这种场合，狄德罗使用反对他的人对他的称呼“笨驴的颚骨”。在这个亵渎神灵的地方，卢梭的天主教信仰多已消失。

他也作曲。1743年，他开始融合芭蕾和歌剧，写成他所谓的“雅乐”（Les Muses Galantes），用以颂扬阿那克里翁、奥维德和塔索等人的恋情。这部作品于1745年，在税务官拉波普林家中发表并获得赞许。提莫却予以轻视，说它是自意大利作曲家抄袭而来的仿造品，不过，黎塞留很喜欢它，委托卢梭修改一出由提莫和伏尔泰试作的芭蕾歌剧。1754年12月11日，卢梭给法国文学界泰斗伏尔泰写了第一封信：

15年来，我努力工作，使自己能获取你的青睐与垂爱，以此你善待年轻的缪斯，并由此发现天才。但是经过为一出歌剧谱曲的工作，我发现自己变成了乐师。不论我这微弱的努力获得的成功如何，将会为我造成足够的光荣，以获知于你，而其也会表达赞美和深邃的尊崇，使我有此荣誉，成为你谦卑的、最服从的仆人。

伏尔泰回答说：“先生，你将两种才具结合于一身，而这两项才具至今仍常被认为是分开（而不能为人皆有）的。因此有两个适当的理由，使我应该敬重你、喜欢你。”

如此友好的信件竟成为他们二人敌对关系的开端。

文明是一种疾病吗？

1749年，狄德罗因他的《论盲目》（“Letters on the Blind”）一文中几段侮辱性的句子被捕入狱，关在维辛市（Vincennes）。卢梭给蓬巴杜夫人（Mme. de Pompadour）写信，请求开释他的朋友，不然允许将他一并下狱。在那个夏季，他数度奔波于10英里外的地方，从巴黎赶到维辛市，探访狄德罗。途中，他经常随身携带一份《信徒报》，以为步行休息之际充当浏览的读物。就这样，他偶然看到第戎学院（Academy of Dijon）悬赏征文的启事。论文讨论的问题是：“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对道德可能产生污染的影响，或具有净化的作用”。他跃跃欲试，因为快37岁了，正是该为自己创立声誉的时候。然而他是否拥有关于科学或艺术或历史的足够知识来进行这一问题的讨论，而同时不至于显露自身在教育程度上的缺陷呢？他在1762年1月12日写给马勒泽布（Malesherbes）的信件中，以特殊的情感描写他在这次旅途中突然获得的启示：

遽然地，我感到自己为千百道耀眼光芒弄得头昏目眩。许多生动的鲜活的观念涌上心头，其以如此的力量、如此的混乱，将我投进不可言喻的兴奋中。我感到天旋地转起来，有如喝醉酒似的。一股强烈的心悸压迫着我。呼吸的困难，竟然使我无法移动脚步，只好躺在路边树下，在如此兴奋的情况中，度过将近半小时。动身时，我发现自己胸前的背心被泪水沾湿了……啊！如果我能将自己在树下看到的、感到的写下1/4，那么我将可以把我们社会制度的所有矛盾，一一予以澄清了；我将可以简单地指明人性本善，而我们的制度使之败坏的道理了。

最后一句是他所唱的生命之歌的主题，至于那沾满背心的泪水，正是法国和德国浪漫主义取之不竭的源泉。现在，他能将自己的一颗心掏出，以反抗巴黎所有的矫揉造作、道德败坏、追求肉欲的艺术、势力的阶级划分、有钱人通过对穷人的剥削来过着冷酷奢华的生活，及以科学取代宗教、以逻辑取代感情而造成的干涸枯竭的心灵。一旦向这样的堕落宣战，他是能辩解自己所持的教养上的单纯、自己的村野举止、自己对社会的不快、自己对恶意中伤和不相干机智的厌恶，及自己对在友辈的无神论气氛中所持的挑战性的宗教信仰的。此时，在内心深处，他再次成为加尔文的教徒。他追随某种思想上的情绪，回想起早年灌输给他的道德观念。在回答第戎学院的信函中，他欲将自己出生地日内瓦的地位置于巴黎之上，更欲对自己与别人说明何以他在“佳美小屋”的生活是如此愉快，而在巴黎的沙龙里过着可怜的生活。

到达维辛市之后，他将自己打算显露一手的意愿告诉狄德罗，狄德罗极为赞成，并劝他以最大可能的力量攻击当代文明。几乎没有别的对手敢于采取如此的立场，而卢梭的地位将会因其独特而大为突出。卢梭返回住宿的旅社，一心渴望摧毁当时的艺术与科学的地位，而这正是狄德罗在《百科全书：科学、艺术、手工艺的百科辞典》中准备予以颂扬的：

我以很独特的格式，写作这部论文……我晚上难以成寐，即致力写论文。我闭着双眼，在床上思考，我的心反复地以无法令人相信的努力和注意，三番两次地改正我的修辞……一俟论文完成，我将它交给狄德罗。他对这篇论文感到满意，而且指出其中某些认为应该加以修改的错误……除了格里姆以外（我想），我没有再给别人看就送出去了。

第戎学院把他的论文评为第一，给他首奖的荣衔（1750年8月23日）——1块金牌和300法郎。狄德罗怀着特别的热心，安排这部《论艺术与科学》（Discours sur les Arts et les Sciences）的出版事务，然后通知作者：“你的论文之好超乎任何人的想象。从未有过这样成功的例子。”似乎巴黎已认清此时此地，正值启蒙运动如日中天的时候，有一个人大声地向理性时代挑战。

这篇论文的开头，似乎在赞扬理性的胜利：

观乎人自求进取，即其自身从一无所有，努力创造，实为一项高贵而瑰丽的景象，而理性之光拨开由人性笼罩的所有浓云密雾，超越了自己，而其思想，在尽善的天国翱翔，迈着巨人的步伐，有如太阳照射这广阔的寰宇。还有更伟大的、更了不起的，就是人对自己的认识与反省，研究人本身、认识人的本性、人的责任及人生目的。我们见到的这一切奇迹，在最近几代之中已重新出现。

伏尔泰对这篇论文令人出神入迷的开端，必然展露赞许的微笑；这是对理性学派注入的一股新血，其对那些意欲破除迷信的人可谓最佳伙伴。而且，这位年轻的英雄“洛金瓦”（Lochinvar），岂不是已经对百科全书派做了一项贡献吗？但是某些论证已有令人（指伏尔泰）失望的转变了。卢梭认为所有这些知识上的进步，已使政府更为有力地摧残个人的自由；它已运用世故的伪善，取代了未开化时代具有的简朴德行和直接语言：

真挚的友谊、诚恳的相互敬重及完全的信赖，已被人们抛弃。妒忌、怀疑、恐惧、冷淡、隔阂和欺诈的谎言，时常被掩盖在客套的、虚伪的外表与骗人的面具之下，而这些却为人大言不惭地视做坦白和文雅，并认为应该用以作为这个时代的领导和表率……让艺术和科学取得原有的地位，提供有益的贡献吧！

这种因知识与技艺的进步而造成的道德和品性的败坏，几乎成为一个历史定律。“埃及一俟成为哲学和文学之母，即立刻被征服了。”希腊一度充满英雄人物，曾经两度击败亚洲。其时，学问停留在初生阶段，而斯巴达的德行并非如希腊的理想一样被雅典的矫饰、诡辩学派的论证及普拉克西特列斯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取代。但是，当那“文明”达到巅峰状态之际，即为马其顿菲利普的一击所毁，然后，自动套上了罗马的枷锁。罗马在其还是一个接受斯多葛式训练的农民和士兵组成的国家时，征服了整个地中海世界。但是一俟它松懈地耽于伊壁鸠鲁的享乐，在赞美奥维德、卡图卢斯和马提雅尔的淫秽之际，便成为罪恶的渊薮，及“国家之间的笑柄，甚至是野蛮民族的俎上的肉”。在文艺复兴时代，罗马复活了，艺术和科学再次腐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力量，以致意大利积弱到无法抵抗侵略的地步了。法兰西的查理八世几乎不费一兵一卒，就统治了托斯卡纳和那不勒斯。“而且所有他的大臣都将这个出乎意料的胜利归之于以下的事实：意大利的王子和贵族以最大的热忱，致力于智力的培养与探求，而不求实际行动，及军事上的研究发展。”

文学本身也为衰败的因素之一。或者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哲学造成的离心效果。在这些“爱智者”中，有人告诉我们，没有所谓的物质；另外有人使我们相信，除了物质，别无其他，及除了宇宙之外，别无其他（上帝）主宰；第三派声称，德行和罪恶徒有其名，除了力量和技巧之外，其他不起作用。这些哲学家“败坏我们信仰的基础，摧毁了美德。他们轻视地谈笑‘爱国主义’和‘宗教’等老式的字眼，并将其才干贡献于摧毁和损坏那些人们视之为神圣的事物”。在古代，如此谬妄无法长期地存在于人们心中，但是现在由于印刷术的使用，霍布斯和斯宾诺莎有害的思想，将会永远存在了。卢梭的结论是印刷术的发明，为人类史上最大的不幸之一。而且“极易看出，日后的帝王将自他们的国土上尽最大的努力，以驱逐这项可怕的艺术，一如他们从前鼓励其发展”。

看看那些从来不知道哲学或科学、文学或艺术的人表现的活力和优异：居鲁士时代的波斯人，塔西佗描述下的日耳曼人，或者“我们时代的淳朴之国（瑞士），其著名的勇气几为任何灾祸无法征服，而其忠诚也无败坏的例证”。此外，这位骄傲的日内瓦人又补充说：“即使对这许多为我们难以隐瞒甚至闻所未闻的恶行，那些幸福国度里的美洲野人，采用孟德斯鸠简单而自然形式的简易政府，毫不犹豫地接纳了柏拉图的法则，及哲学所能提供的最完美的政府远景。”那么何为结论？其为——

在一切时代中，奢华、放荡和奴役，都是由于我们傲慢的奋斗努力以图从上帝为我们安排的单纯快乐境界里强自出头所遭受到的惩罚……让人们记取教训，明白大自然亟欲保护他们以免科学的伤害，正如一位母亲从她的儿子手上夺去一件最危险的武器。

对具有学术地位的学院所提的问题，卢梭的答案是：学而无行，陷阱也；唯一真正的进步是道德的进步；学问的进展，若没有加以净化，反而会败坏人类的道德；文明并没有将人类提升到更为高贵的地位，反而使人自乡村淳朴的天真无邪和欢乐异常的天堂中坠落。

在论文的结尾，卢梭对自己的观点再加以检讨，他面对被攻击得体无完肤的科学、艺术、文学和哲学，仍然感到心有余悸。他记起友人狄德罗正在准备编一部百科全书，以对科学有所贡献。突然他发现某些哲学家——例如培根、笛卡儿等人——皆是“崇高的教师”，所以他提议，那些活着的、有才干的人物，如果担任国家统治者的顾问，是应该为大家欢迎的。西塞罗不是成为罗马元老了吗？而最伟大的现代哲学家不是被任用为英国首相了吗？狄德罗可能忽略了这些线索，但卢梭还有最后的话：

至于像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上天没有赋予我们如此伟大的才干……让我们默默无闻算了……让我们将指导人类的责任留给别人，而将我们局限在处理自身事务上算了……美德！淳朴心灵的崇高科学……岂不是你的原则，而铭记在每一个人的心里？我们不是需要学习更多你的律令法则，而不去倾听良心的呼唤吗？……这才是真正的哲学；对此，我们必须学习满意知足。

巴黎人不知采取何种立场来对待这部论文：以严肃作品视之，或以充塞夸张、矛盾和言过其实的恶意文章视之？据某些人的说法，卢梭根本不相信其中任何一种（卢梭自己有此记载）。狄德罗信仰科学，但对它自囿于习俗和道德的限制深为不满，所以明显地同意卢梭的夸张手法，视之为鞭笞巴黎社会的必需；而宫廷大臣对这篇论文，无不击节赞赏，而认为早应给予骄横的、行将毁灭的哲学家如此指责。当然，有很多敏感的人，一如这位笔锋犀利的作者，对巴黎那种喋喋不休和无聊的机智深感不快。卢梭在此已经指明任何文明社会遭遇的诸般问题。技术所结的果实，换来工业社会的繁忙、紧张、新奇、嘈杂和特别的气息，这是否值得？启蒙运动是在逐渐损害道德吗？如此追随科学，以致达于彼此毁灭，而跟从哲学，以致使任何坚定的希望趋于破灭，这是明智之举吗？

十几位批评家起而卫护文明：里昂学术院的博尔德，卢昂学术院的拉卡特，柏林学术院的福尔梅，及最温和的波兰前国王、现为洛林大公的斯坦尼斯拉斯。学者们指出卢梭的非难仅仅是扩大蒙田在《论野蛮》（“On Cannibals”）一文表现的怀疑而已。其他人也听过帕斯卡自科学返归宗教的呼吁，还有成百上千的“硕学之士和圣者”，世世代代地在谴责文明为一种病态、一项罪恶。神学家可以声称，在卢梭的理论中，所谓人从自然状况的“幸福”和“无邪”沦落至此，仅仅是伊甸园故事一项新瓶装老酒的玩意儿而已。“文明”取代了“原罪”的地位，是人类之所以堕落的原因——而这两项无非是寻求知识的欲望，导致福荫的结束促成。老于世故如伏尔泰者，茫然不解于一位年已37岁的人，何以会写出一篇有如幼小孩童所写的愤世文章，去反对科学的成就、优美态度的福祉及艺术所具有的启发性。艺术家如布歇，对卢梭的讽刺抨击，可能佩服得五体投地；然而艺术家如夏尔丹和德拉图尔，却攻击卢梭在使用无法认知的通则化概念，以为推论的根据。而士兵们对这位软心肠的音乐家，当然是大为喝彩，因为他提高了军人的品质和永远处于战事的精神的地位。

卢梭的朋友格里姆，抗议任何返回自然的举措。“魔鬼似的胡说！”他大叫着，并提出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自然是什么呢？”贝尔注意到“很少字眼，一如‘自然’一词，使用得如此含糊……因为‘这个来自自然，所以是好的、对的’。如果你根据的前提是这样的话，那么所得的结论一定是不确的。我们从人类自身找到很多坏的事物，而这些毋庸置疑地是大自然的杰作”。卢梭抱持的有关原始自然的概念，当然将其浪漫地理想化了。自然（没有社会限制和保护的生活）是张牙舞爪的，而其间最高律法无非是杀人或被杀。卢梭喜爱的“自然”，有如在沃韦或克拉伦斯所见到的，无非是文明化的“自然”——经人修饰过、驯服过的。他事实上也不愿返归原始状态，并接受其间的肮脏、不安及暴行。他向往的是自给自足、尊重长上的农家生活。他希望解除文明社会所加的限制和规则，及理性和节度形成的古典的处世方式。他痛恨巴黎，喜爱“佳美小屋”。到了晚年，在《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Les Rêveries d'un Promeneur Solitaire）中，卢梭将他的感觉予以理想化了：

我天生最相信人类，而40年来，这一信念从没有一刻被蒙蔽淆惑。突然地，循着他人和事物的轨迹，一起崩溃了；我陷入成百上千的陷阱……浪费在我身上的虚伪情感，使我一度相信这些仅仅是欺瞒和曲解而已，此外并不含有其他意义。于是我又很快地陷入了另一极端……对人类，我开始厌恶……我从未真正习惯文明社会，其间全都是忧虑、义务和责任，而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然的独立性，使我永远无法臣服于希冀与他人相处的必要限制。

他大胆地在《忏悔录》中承认，第一篇论文“虽然充满活力和热情，在逻辑和法则方面，却是绝对欠缺。所有我写的作品中，在推理方面，这一篇算是最为薄弱的了，也是最无律则（散文韵律？）、和谐的一篇”。

无论如何，他对批评者提出了有力的答复，所以再度维护他的矛盾的论据于不坠。对斯坦尼斯拉斯，他例外地对自己的话礼貌地作了一次修正：经过思考之后，他决定不再主张烧毁图书馆，或关闭大学和学术院，“所有如此的做法得到的效果，可能将欧洲再度带回野蛮世界”。而且“人类一旦腐败，最好是求知，而不是无知”。不过他根本无意撤销对巴黎社会的指责。为了表明他不参与这样的社会，他放弃了长剑、彩带和白袜，而代之以简朴的服装和中产阶级的小假发。马蒙泰尔说：“如是，自那一刻起，他选择了自己扮演的角色，及自己所戴的面具。”果真如此，那么他所戴的面具是如此之好、如此之牢靠，以致成为人类的一部分，而改变历史的面貌了。

巴黎与日内瓦（1750—1754）

1750年12月，卢梭患了很严重的膀胱炎，这使他卧床6星期之久。这次不幸，使他的退隐的意愿更为加强了。他有钱的朋友叫私人医生来诊断，但是以当时的医疗水平，医生对他的病情是无能为力的。“越听从他们的指示，我越感到虚弱、消瘦。依我的想象……我面临坟墓边侧，除了由尿沙、尿石和尿潴留造成的持续性痛苦之外，别无其他。任何对于别人而言减轻病情的法子——灌水药、洗浴和放血——只是增加我的痛苦而已。”

1751年初，泰蕾兹为卢梭生下第三个小孩，而这个跟从前几个一样，仍然被送到弃儿收容所。他后来对这件事有所说辞：因为他太穷了，无法抚养，若由勒瓦瑟尔家抚养，可能会毁了他们全家，而且如此去做，可能会大大妨碍他在作曲和写作方面的工作。他的病使他放弃杜潘属下的收税员职位和收入，因此他的生活主要是依赖抄写乐谱，以每页10苏计算来维持的。可能是狄德罗忽略了，或者是出版商的吝啬，他那部论文的版权，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收入。这可以证明他在音乐方面的收入比哲学方面的收入更多。

1752年10月18日，由杜克罗斯力荐，卢梭的歌剧《乡村法师》（Le Devin du Village）在枫丹白露的宫廷上演，国王和大臣们都在场。这次演出是成功的，所以一个礼拜后，重演一次。在巴黎公演（1753年3月1日）时，此剧赢得广泛的好评，而这位形同退休的作家，再度发现自己闻名遐迩了。卢梭用音乐和文字所写的插戏（intermède），几乎是“对话”的伴奏（obbligato）：剧中的牧羊女柯尔蒂由于情人科林与城里的少女们调情说爱而悲伤，后来接受了乡村牧师的指导，也以自身的调情卖弄赢回科林的欢心。科林带着一颗忌妒之心归来，然后他们齐唱芭蕾舞曲，赞美乡村生活，反对城市。卢梭参加了这次初演，几乎与城市社会融洽如初了：

在国王御前，没有鼓掌声。所以任何事情都可以听到，这对作者本人和歌剧都有益处。我听到几位妇女低声地在谈论我，而这些女人无一不是美如天仙的。她们以很低的语调，交头接耳：“这多么迷人，多么勾魂；几乎没有一丝声响不打入人的心坎深处。”以如许情绪上的快感，给予如此之多的人，使我感动得快要流泪了。而在第一幕第二部合唱时，我按捺不住了，因为当时我观察在场诸人，不只是我自己在流泪。

那天黄昏，达克·德奥蒙（Duc d'Aumont）捎信儿，叫他第二天早上11点到王宫晋见国王。这位信使的附言是，国王打算给他年金。但卢梭的膀胱宿疾发作，使他无法如愿：

谁能相信，如此光彩的日子对于我来说，竟会是一个痛苦的、困扰的夜晚？首先映入我脑海中的是，晋见以后，我当即打算随时退休。这使我在戏院里受到非常大的折磨，而这可能在第二天使我更为苦恼，如果我必须在套房里，或在国王的套房中，面对所有达官贵人，等待陛下离去的话。我孱弱的身体是阻止我参加社交活动及与美人交谈的主要原因……只有那几位熟悉我处境的人，方能判断我接受如此建议造成的危险和恐怖。

所以，他的回复是：不能赴约。两天后，狄德罗责备他何以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尤其这个机会能改善他和泰蕾兹的处境，而使之更能适合他自身的发展。“他以较为热情的态度谈论年金这个话题，其关心的程度比一位哲学家所能企求于他的更大……虽然照道理讲，我应该感谢他的关心，但是我对他抱持的原则不感兴趣。这样，我们之间，第一次产生激烈的争执了。”卢梭不是没有从《乡村法师》一剧中获得任何益处。蓬巴杜夫人非常喜爱这出戏，所以在宫廷里的第二次演出，她竟然扮演柯尔蒂的角色；她赠予卢梭50路易，而路易给他100路易。国王本人“以法国最差劲的声音”，接着高唱柯尔蒂的悲伤独唱曲“我迷失了自己”——这是格鲁克（Gluck）的警句。

同时，卢梭为《百科全书》准备了一篇有关音乐的论文：“这些是我在狄德罗给我的3个月时间里仓促写就的，结果是一塌糊涂。”提莫在一本题为《百科全书中有关音乐方面的错误》（Erreurs sur la Musique dans l'Encyclopédie,1755年）的小册子中严厉地批评这篇论文。卢梭把所提到的项目予以修正了，以之作为《音乐辞典》（Dictionnaire de la Musique,1767年）的精华部分。除了提莫之外，当时一般人无不将他视为“最上流的音乐家”；现在我们倒应该把他归类为后进派的优秀作曲家之一了，但毫无疑问，他是当时的音乐作曲家中最有趣的一位。

1752年，一群意大利歌剧的歌手侵入巴黎时，有关法国和意大利的乐风在精神上孰优孰劣的争执，更为白热化了。卢梭因写了《关于法国音乐的信》（Lettre sur la Musique Française,1753年），而卷入了争端。格里姆说：“他在信中证明用法国文字写作乐曲是不可能的，法国语言全部是不适合音乐的。法国从未有音乐，将来也不会有。”卢梭所说的音乐指歌曲而言。他在《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一书中写道：“我们唱了一些古老的歌，而这些比起现在的嘈杂之声，要好得多了。”哪一个时代没有倾听这样朴素的音乐呢？在《音乐辞典》中，有一篇题为《歌剧》的文章，隐约预示了瓦格纳（Wagner）的风格，并将“歌剧”界定为“一种戏剧性的、抒情诗似的景象，以之寻求联合所有唯美艺术的魅力，而成为一项热情行动的代表……一出歌剧的组成是诗、是音乐、是装饰：诗针对心灵，音乐针对耳朵，而绘画则针对视觉……希腊戏剧庶可称之为歌剧矣！”

1752年，莫里斯——图尔的“昆廷”（Quentin de la Tour）——以颜料为卢梭画像。他将卢梭的微笑、英俊和清爽，一一予以表现，引致狄德罗责备这一幅画与真实违背。马蒙泰尔描绘的卢梭，一如在霍尔巴赫的晚餐聚会那几年所见：“他赢得首奖……在第戎……一位胆怯、有礼的人……有时……太逢迎人，几近屈辱。从他害怕的保留中，讨厌别人的情绪隐约可见。他低垂的双眼，以充满阴沉的、怀疑的眼光，注视所有的事物。他很少加入别人的谈话，也不太愿意坦诚地与我们相处。”

由于这样强烈地指责科学和哲学，卢梭在控制沙龙的理性派哲学家的圈子里，时常感到格格不入。他的论文使他不得不采取维护宗教的立场。埃皮奈夫人描述在奎诺夫人（Mme. Quinault）所办的晚宴中，女主人发现话题太过离谱之后，如何要求宾客们“至少尊重自然宗教”。达朗贝尔——此人为日后伏尔泰追求夏特莱夫人（Mme. du Châtelet）的对手，不久又是卢梭追求乌德托夫人的情敌——反唇相讥：“不可比尊重其他更多。”埃皮奈夫人继续如下的记述：

对这样的回答，卢梭发火了，口中嘀咕着一些使人讥笑他的话，他说：“如果，允许任何人在背后谈论不在场朋友的闲话，这是懦弱的，那么允许任何人谈论在场上帝的闲话，就是罪恶的了。而且，我信仰上帝，先生。”……我转向达朗贝尔说：“先生，你是一位诗人，你将会同意我，一种永生的生命——万能而最有智慧——的存在，是最美丽的热情的源泉。”他回答说：“我承认，看到这神的脸庞面向世界，关怀芸芸众生是美丽的……然而这种想法是愚行的源泉。”卢梭插嘴了：“先生，如果你再多说一句，我要拂袖而去了。”事实上，他已离开自己的座位，而且真的打算一走了之，幸亏亲王此时到来。

这样，大家才把争执的话题置之度外。如果埃皮奈夫人的《回忆录》所记的值得相信，那么卢梭曾对她表示过，这些无神论者，照道理讲，是应该打入十八层地狱的。

在为他创作的喜剧《水仙花》所写的序言中，卢梭再度向文明挑战。本剧在1752年12月18日由多米迪·弗朗西斯扮演。卢梭写道：“讲求享受的嗜好，是一个人腐化的开始，而不久，腐化益剧。如许嗜好在一个国家中之所以产生，其可恶的源泉有二……懒惰和出风头的欲望。”无论如何，直到1754年，他仍然继续参加霍尔巴赫的自由思想家的“集会”（synagogue）。在那里，一天，马蒙泰尔、格里姆、达朗贝尔和其他人，围着听珀蒂神父朗诵自己所写的悲剧。他们发现他写得很差劲，却还故意地大大夸奖一番。这位神父因为酒喝得太多了，所以看不出他们是在取笑，反而洋洋自得，不可一世。卢梭对这些朋友的不厚道大为反感，便毫不留情地向这位神父大声斥责：“你的作品一文不值……这几位绅士无非在笑话你。你最好离开这里，滚回老家，去当乡村教士算了。”霍尔巴赫对卢梭的粗鲁行为大表不满；而卢梭在愤恨之余，索性离去。有一年之久，他不再出席这样的聚会。

同伴们摧毁掉他的天主教信仰，但是影响不了他对基督教根本教义的信仰。天主教在他心中的地位下降时，孩童时代的新教浮升到表面，取而代之了。他把年轻时代的日内瓦理想化了，而自以为住在那边，将会比住在使他灵魂厌烦的巴黎更为舒适。如果他返回日内瓦，将会重新获得公民的头衔，及其所包括的权利。1754年6月，他搭乘驿马车抵达尚贝里，发现华伦夫人又贫苦又不快乐，所以倾囊相助，然后径赴日内瓦。他被视作一位回头浪子，受到大家的欢迎。他似乎签署了一项支持加尔文教派的宣言。日内瓦教士对这样一位百科全书派的学者能矫正其宗教信仰，不禁雀跃三丈。他再度恢复公民的身份。此后，他就可以骄傲地用“公民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Citoyen）为其签名头衔了：

由市政府和宗教议会、市长、市府官员、市民的善待和隆重的礼仪，加在我身上的仁慈，给予我的印象，甚为深刻……除了放下家务，为勒瓦瑟尔先生及其夫人寻找住处，或为他们准备生活费用之外，我根本不想重返巴黎，而在办完事后，我跟泰蕾兹回到日内瓦，打算在此度过我的余生。

他现在已比少年时代更能淋漓尽致地欣赏湖光山色之美了：“对湖的远方尽头，我保留活生生的记忆，几年之后，在《新爱洛漪丝》一书里，我写了有关的描述。”他在这本小说中，把瑞士农夫的住处写成有如田园诗似的农舍：他们有自己的农场，而没有人口税，也没有劳役，冬日无一不忙于处理自己的家务杂事，自足地与世隔绝，几乎不涉及人间的嘈杂和争端。他在《社会契约论》（Du Contrat Social）一书中描写他的政治理想时，心中所思所想的都是以瑞士小城邦为其蓝本。

1754年10月，他到巴黎去了，行前答应尽快回来。伏尔泰在卢梭离开两个月之后，到达日内瓦，并在代利斯定居。在巴黎，卢梭和狄德罗、格里姆的友谊恢复了，但是不如从前那样真诚。当他获知霍尔巴赫夫人去世，就写了一封亲切的哀悼信函，寄给霍尔巴赫。两人于是重归于好，而卢梭再度与这位不信教人士同席共餐了。约有3年以上的时光，他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得像一位理性派哲学家；而他新近改信的加尔文教义，在他心中所占的地位，又变得微不足道了。他现在集中心力于出版第二篇论文。这一篇比上一篇更能震动世界。

文明的罪恶

1753年11月，第戎学院宣布举办第二次征文比赛。新的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起源为何？其是否为自然律认可？”“受到这个大问题的冲激，”卢梭说，“使我大为惊讶的是，学院竟然有此胆量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是既然它有此勇气……我即刻着手探讨了。”他为自己的论文所取的题目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ts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1754年6月12日，他在尚贝里将这第二篇论文献给“日内瓦共和国”，并加上赞美词，以呈奉“最荣耀的、最伟大的、最有权力的上帝”。在此，他吐露了一些政治学讨论中最著名的意见：

在我的研究中，依循常识是一个政府的宪法准备的最佳规则，而我不禁大为讶异，发现所有这些均已在你的政府中实现。甚至，即使我不在你的城内出生，我仍旧认为将这幅人类社会的蓝图呈献给大家是必需的；因为在这里，所有人民，不论年龄大小，似乎都拥有最大的利益，而对因此产生的弊端，也有其最佳的防止办法。

他昔日用以赞美日内瓦的词句，似乎十分适合今天的瑞士：

由于幸运地缺少权力，这个国家将它的注意力，自残酷地耽于征服转移开了。而且由于更为幸运的情势，它得以不至于害怕自身为其他国家征服：这个自由城市，位于数个无意攻打它的国家之中，而这几个国家的存在，对防止它受别国的攻击，有其作用。

这位未来法国大革命的偶像人物，认为日内瓦的某些措施对民主政治造成了独特的限制，因为这里只有占总人口8%的居民拥有选举权。但是：

为求防止自私自利和恶意设想的计划——所有诸如此类的危险性改革，使雅典最后归于毁灭——任何人都不能随心所欲地自由提出新的法律。这权力应该完全属于兼理行政司法的长官（magistrates）……法律伟大的古老传统，是它令人崇敬和感到神圣的最主要原因；人们若看到法律朝令夕改，那么很快就学会轻视它们了。而一个国家若以改革为借口，使自身习惯于忽视古老习俗，那么时常会引进较其希望予以祛除更为严重的弊端。

这是不是他重新成为日内瓦公民的答辩呢？

所求目标既然达成，卢梭将他的论文提交第戎学院。他并未获奖，但在出版这一部论文（1755年6月）后，对自己再度成为巴黎沙龙里的热门话题，他还是感到满意的。他留下的自相矛盾的陈述，都成为激烈辩论的焦点。他不否认“自然的”或“生物学上的”不平等。他承认某些人在体格上或在性格上、心灵上，生来就比别人更为强壮或更为健康。但是，他认为所有其他的不平等——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和道德的——都是不自然的。这些都是在人类离开“自然状态”，建立私有财产和设立国家，以保护财产和特权时造成的。“人性本善”，人之所以变坏，主要是经由限制或败坏人的趋向自然行为的社会制度。卢梭描绘出一幅理想的原始生活的情境：生活其中的大多数人，都有强壮的手臂、快捷的双腿和清晰的视力，而其所过的，是行动的生活。思想在这里永远是工具，是行动的偶发结果，而不是使行动衰弱的代替品。他用这种自然的健康，与财富及使人懒散的职业在文明中造成的疾病相对照，以为讨论：

我们罹患的疾病，大部分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如果我们依循自然赋予的简朴、一致而独居的生活态度，那么我们几乎可以避免罹患所有这些疾病。假使自然注定使人健全，那么我有意声称，被指责的情状应该是与自然相反的那些，而有思想的人就是堕落的动物了（l'homme qui médite est un animal dépravé）。一旦我们思及野蛮人良好的结构——至少要思及没有被我们的麻醉毒液所毁灭的那些人，而且考虑到他们几乎不受任何疾病，除了受伤和年老之外的困扰，那么我们亟欲相信，依循文明社会的历史，却可知晓人类疾病矣。

卢梭承认，理想的“自然情态……可能从未存在，而将来也可能不会存在”。但是，他不以此作为历史事实，而是作为比较的标准提出。这就是他何以有惊人提议的含义：“让我们抛开事实来讨论，因为它们对问题的解决没有作用。我们将研究的……必定不被当作历史真理来处理，而是仅仅被视为条件及假设的推论。”无论如何，我们可以体察现代状态的条件和行为，尚未形成其社会组织结构之前，人类生活的一些观念，因为“今日情状仍然停留在自然状态”——每个个体的主权已被知晓，实际上除了狡诈和力量之外，照旧是没有律法的。我们可以设想，先于社会之人，同样置身于个体主权的、不安全的、集体混乱的及继续暴行的环境里。卢梭的理想不是这样的一种先于社会的想象存在（因为社会可能与人同样古老），而是发展过程的晚近阶段，而人生活其中及所处的是尚未进化到建立私有财产、以父权为主的家庭及部落的团体。“所有社会最古老的，而且唯一属于自然的，是家庭。”这才是人类享有最大幸福的时代。它有其缺陷、痛苦和处罚，但是它没有父权和家庭规范之外的法律，“它全部是人所能体验的最佳情状，因此，仅能经由某些致命的偶发事件，方能予以扫弃”。如此事件，即为私有财产的建立，而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不平等，及现代生活的大部分罪恶，得以产生：

第一个人既经占有一小块土地，心中自忖，然后声称“这是我的”，并发现人们是如此轻易地相信他所说。那么，这就是文明社会的创始人了。如果任何一人能拔掉界桩、填平界沟，然后向众人疾呼：“听这位伪君子讲话的时候要小心呀！千万别忘记地上果实是属于我们大家的，土地本身不属于任何个体，否则你就会遭到毁灭的厄运了。”如此，始可望将人类从如许的罪恶、战争和谋杀，及不计其数的可怕不幸的事物中，解救出来。

从那最初被容许霸占开始，文明的不幸遂接踵而至：阶级区分、奴隶制度、奴役、嫉妒、抢劫、战争、法律不公、政治腐败、商业欺诈、发明、科学、文学、艺术和“进步”——总之，无非堕落而已。为求保护私有财产，力量被人类组织化了，成为国家。为使政府易于推动，于是法律发展了，以便以最少的力量和代价，使弱者习惯于服从强者。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少数特权阶级饱食终日、山珍海味，而饥饿大众却无法维持最低生活”。不仅如此，除掉这些不公之外，尚有由此衍化而成的大堆邪恶事物：“可耻的方法有时被使用于阻止人的出生。”堕胎、杀婴、割除卵巢、性变态，“遗弃或谋杀为数众多的婴孩，因为他们不幸成为双亲贫苦的牺牲者了”。所有这些大不幸，无一不使道德败坏。它们为动物界所不知，它们在人类的身体上制造“文明”这个恶瘤。一旦同这种形态复杂的腐败和邪恶相比较，野蛮人的生活倒是健康的、神圣的，及合乎人性的了。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返回野蛮呢？“社会必须要全然地予以废弃吗？你我之分，一定要取消吗？而我们一定要返回森林中与熊为伍吗？”这些对于我们来说，已不再可能。文明的毒素已深入我们的血液中，所以仅用逃回森林的方式是无法将之祛除的。结束私有财产、法律和政府，将会使人民陷入比文明更坏的混乱。“一旦人类离开天真无邪和平等的阶段，他们将永远不能返回了。”革命可能有其正当的理由，因为强力是能推翻强力所建立、所持有的。但是时至今日，革命已不适合了。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办法是重新研究福音，并以施行基督教伦理的方式，尝试于清除我们邪恶的冲动。我们能养成对同类的自然同情心，以之作为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基础。我们能下决心去过一种较不复杂的生活，而对仅有必需品的生活感到满足，而且轻视奢侈、规避对“进步”的追逐和狂热。我们能接二连三地脱掉人为的假道学和文明的败坏，而将自身改造成一位老实的、自然的和真诚的人。我们能远离城市的嘈杂和喧闹，及其所有的仇恨、放纵和罪行。我们能生活在乡下，过着一种简朴的、有家庭责任的和满足的生活。我们能放弃哲学的死胡同和矫饰，并皈依一种宗教信仰，而使我们在面对苦难和死亡之际，得以支持自身于不坠。

今天，因为相似的论调我们听了已不止几百次，所以感到在这样的正当愤懑里，还含有一种矫饰意味。我们不禁怀疑：卢梭描述的罪恶，起于腐败制度的成分多呢，或起于人性的成分多？但是，制度毕竟为人性建造。他在写作第二篇论文之际，正是所谓“友善而流行的野蛮”理想化到达巅峰状态的时刻。1640年，哈蒙德（Walter Hamond）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以证明马达加斯加的居民是世界上最幸福不过的”。耶稣会教士关于休伦族和易洛魁印第安人的记载，似乎产生了笛福所著《鲁滨孙漂流记》一书中那位和蔼可亲的星期五（Friday）先生的形象。一般说来，伏尔泰对高贵野蛮人的传说，无不加以讥嘲，但他愉快地将它们应用在自己的作品中。狄德罗自娱地将它们用于《博甘维尔航海补遗》（Supplément au Voyage de Bougainville）。但是爱尔维修讥嘲卢梭的理想化野人，而杜克罗斯虽为卢梭的忠实友人，仍然争辩：“在野蛮人中，罪行才是最常发生的。而一个国家的雏形，并非是它天真无邪的时代。”总之，当时学界风气还是比较偏爱卢梭的观点。

广受责备的卢梭，只有将这篇论文当作与第一篇论文一样是无的放矢，方能使自己对得起良心。杜德芳夫人（Mme. du Deffand）公开指责他是一位冒充内行的人。怀疑派讥笑他对基督教正统的信仰及有关《创世记》的字面解释。理性派哲学家开始不相信他了，因为他被疑为存心破坏，致力于赢取政府，以便从事社会改革的理想计划。理性派哲学家承认有剥削人的事实，但是他们看不出，以暴民取代政府的地位，究竟有何建设性。政府本身对卢梭的非难，没有任何不满的表示。宫廷人士可能将他的论文当作练习朗诵之用了。卢梭对自己文章的流畅，颇为自豪。他送了一份论文的抄本给伏尔泰，而焦急地等待后者赞美之辞的到来。伏尔泰的回信堪称法国文学机智和体裁的瑰宝之一：

先生，我已接到你那篇与人类对抗的新作。多谢你了。你会使大家高兴的，尤其你在说真心话时涉及的那些人。但是你不可能令他们幡然悔改的。你以十分逼真的色彩，描绘出人类社会的惨状……从来没有人使用这样深刻的智慧来说服人，而使他相信自己是一只野兽。读完你的作品，使人真想用四只脚走路。但是，自从失去这样子的习惯已达60年之久，我不幸地感到自己无法再恢复了。

文学和科学有时是大多数罪行的原因，我的意见跟你相同……（但是），想想，不是西塞罗，也不是瓦罗、卢克莱修、维吉尔和贺拉斯等人，造成马略、苏拉、安东尼、列庇都斯、屋大维等人遂行的杀戮……看看，并非彼特拉克、薄伽丘引起意大利内部的纷乱！亦非马罗的嘲弄引起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发生，而高乃依的《熙德》也没有制造投石党运动。大罪大恶是那些为人歌颂，然而本身却一无所知的人犯下的。使这世界成为泪水之谷，过去是由人类顽强的骄傲及贪得无厌而促成的，将来也会如此。文学滋养、改正和安慰了灵魂。它使你荣耀，即使在你为文反对它的同时……

沙皮伊先生通知我，说你的健康坏透了。你应该到我这里，在你的故乡的空气里，使自己康复，跟我一起享受自由，共饮我们的牛所挤的奶水，而且可在我们的草地上从容一游。在很哲学的及最温柔的估计下，我是一位你很谦虚的、很顺从的仆人。

卢梭的回信，同样的客气，并答应返回瑞士时到莱斯代利斯做一次拜访。但是，他对日内瓦有关这一部论文的反应大为失望，尤其在他以讨好的赞美之词，奉献给这城市之后。统治这个共和国的小寡头政团，明显地感到这部论文有如芒刺在背，而为之坐立不安。对卢梭全盘地非难财产、政府和法律，他们感到不太高兴。“我看不出有哪一位日内瓦人，会对在这篇作品中可以发现的衷心热忱，感到欢欣。”所以，他判定这不是返回日内瓦的最佳时刻。

保守成分

第二部论文即将出版的同时，即1755年，在《百科全书》第5卷可看到卢梭所撰的一篇长文《政治经济论》（Discour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这部论文需要我们做一番解释，因为它在某些重要的特别部分，跟前面所提的论文有分歧之处。文中，社会、政府和法律均被推许为人性和需求的结果，而私有财产被描写成社会繁荣和基本权利的一种。“财产权为所有公民权利最神圣的，而可说是确定的，甚至在某些方面的重要性，比之自由本身，也有过之而无不及……财产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基础，也是公民事业的真正保障。”其原因在于：除非人能保留剩余的产物，以为自己所有，来应付他们欲望上的消费和转移，否则他们将不会努力工作，去从事已经能满足自己最低需求以外的其他生产活动。这里，卢梭同意父传子的财产赠予，而且高兴地接受由此造成的阶级区分。“对于道德而言，没有再比公民之间时常转移财富和阶级，更具破坏性的事了，如此变迁是成千上万的骚乱的源泉和证据，并因此推翻、混杂所有的事物。”

但是他仍然责詈社会的不公和法律上的阶级徇私。正如国家必须保护私有财产及其合法遗产，“社会成员也应贡献自己的财产，以支持国家”。有效的税制必须以财产多寡和“所有物的多余数量”，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地予以征收。生活必需品不应征税，但是奢侈品之类，应课以重税。国家必须在财政上支持全国性的教育制度。“假使孩童在平等为怀的‘国立学校’同样地被抚养长大，而灌输以国家的法律和普遍意志的规范……我们将相信，他们一定会亲如手足地彼此对待……并及时地成为国家捍卫者，成为合格的父亲。”爱国主义比国际主义或柔弱无力和虚伪的泛爱，应该更好、更佳。

同前两篇论文过分强调个人主义不同，这篇讨论政治、经济的文章偏向于以社会为重。这是卢梭第一次宣称他的独特理论：所有社会都有“普遍意志”（general will）存在，而凌驾社会组成个体表现的希望和嫌恶的总和之上。在卢梭发展中的哲学里，社会是一个有其自己灵魂的有机体：

政治团体（body politic）也是道德生命之一，而拥有它的意志，永远趋于保持全体及所有部分的利益，是为法律的源泉，也作为国家所有成员，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何者为正确、何者为错误的规则而予以建构。

遵循这个概念，卢梭建立起伦理学和政治学，并以此支撑他对公共事务所持的观念。这位传统的背叛者，从前视美德为自由人和自然人的表现，现在一反常态，竟将其界定为“个别意志与普遍意志配合一致的事物，别无其他”。不久前，他把法律视为文明的罪恶之一，及使被压迫群众臣服于秩序之下的便宜工具，如今竟然断言：“人的正义和自由是法律单独在维持，是这个全体意志——值得赞许的机体——在民权上，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平等，是对每位公民发布普遍的理性规则。”

可能是《百科全书》的编者劝告卢梭，在这篇论文中，最好将其攻击文明的步调缓和下来。7年后，在《社会契约论》中，我们将发现他在维护社会，以之对抗个体，并在神圣而崇高的普遍意志的观念上，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哲学。但是，他继续担任个人主义的代表和反叛的角色：痛恨巴黎，对抗朋友，维护自己。而且，他每天都在制造新的敌对者。

逃离巴黎（1756）

卢梭现在最亲近的朋友是格里姆、狄德罗和埃皮奈夫人。格里姆于1723年生于雷根斯堡（Ratisbon），较卢梭年轻11岁。他在莱比锡接受教育，并从约翰·奥古斯都·埃内斯蒂（Johann August Ernesti）处建立起了有关古罗马和古希腊文字及文学的丰富学养。1749年，他来到巴黎，开始学习法文，然后即为《信使报》撰写文章。1750年，他成为弗里森伯爵的私人秘书。他喜爱音乐，成为卢梭的密友，而他的深切欲望，使他拜倒在歌剧演员费尔小姐的石榴裙下。她较为喜爱莫·卡休萨克而不喜欢格里姆时，卢梭说话了：

对这一件事，他的内心深为感慨，使他的痛苦悲剧性地形之于外……他一直在昏睡中度过白天晚上。他两眼睁得大大的……不说，不喝，也不兴奋……雷纳尔神父和我两人照顾着他。比我更强壮、更健康的神父负责夜晚，而我负责白天，所以我们几乎没有一刻离开过他。

弗里森召来一位医生，可是医生拒绝开药，只叫格里姆休息。“最后，一天早上，格里姆起来了，穿戴整齐，开始他正常的生活。以后不论何时，他提都不提这件事……何等不正常的悲苦呀！”

卢梭介绍格里姆和狄德罗见面，这样，三人开始梦想结伴赴意大利一游。格里姆急切地自狄德罗丰饶的心灵中，汲取涌出的观念之泉。他学习和他不相关的理性哲学家使用的词汇，并写了一篇关于不可知论的《教理问答》（Catéchisme pour les Enfants），并劝告弗里森应同时拥有三个情人，“以纪念三位一体”。卢梭对圣伯夫称格里姆为“最法国化的德国人”，狄德罗为“最德国化的法国人”。两人之间日渐亲密的关系慢慢变得让人厌烦起来。卢梭抱怨说：“格里姆你忽视了我，但是我会原谅你的。”格里姆信以为真：“他说我没有错……而且解除一切的限制，使我除开跟一般朋友陪伴在一起的时间之外，不再看到他了。”

1747年，雷纳尔神父开始送来一份新闻信函式的半月刊《新文学》（Nouvelles Littèraires），内容是报告法国文艺、科学、哲学和艺术界的动态，主要分送给法国和国外的捐助人。1753年，这份工作被移交给格里姆，格里姆在狄德罗和其他人的帮助之下维持到1790年。在格里姆任主编期间，这份新闻半月刊增加了很多显耀的捐助人：瑞典皇后路易莎·乌尔丽卡，前波兰国王斯坦尼斯拉斯，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萨克斯—哥塔公主，贺斯—达姆斯达特王子及公主，萨克斯—科堡女公爵，托斯卡纳大公爵，萨克斯—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都。腓特烈大帝在法国收到几份这样的刊物，有时不予理会。最后，他同意接受，但是从未出钱。格里姆在主编第一期（1753年5月）发表的计划是：

要求我们从事编印发行的这些通讯，对于巴黎每日在出版的不计其数的小册子，不打算浪费笔墨……我们宁可寻求精确的记录、逻辑的分析那些值得大众予以注意的书籍。构成法国文学光辉部分的戏剧，将在我们的报告中占很大篇幅。一般而言，我们将不遗漏任何足以满足他人好奇心的事物。

现在，这一套《文学通讯》（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已经是关于18世纪后期法国思想主要、宝贵的资料了。格里姆的批评尽可率性为之，因为这些为法国大众和论及的作者无从得知。他通常是公正不阿，除了后来对卢梭所做的批评之外。他做了不少有识见的判断，却误认为《康迪德》（Candide）“不值得严正地批评一顾”。无论如何，他这样做是没有偏见的，因为他将伏尔泰描写成“欧洲最迷人、最平易、最著名的作家”。伏尔泰报以一贯调皮的赞美：“这位波希米亚人的心中在盘算什么呢？自以为比我们更具机智吗？”是格里姆所编的《文学通讯》，而不是其他的任何作品——除了伏尔泰所写——将法国启蒙运动的观念传播于全欧。然而，他对理性哲学家及其有关进步的信仰，仍然有所怀疑。他说：“世界是由荒谬构成的，其他无所施其技。而且除非是疯子，没有人打算改造它。”1757年，他写道：

对于我来说，18世纪人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作风，似乎远超其他时代的人……甚至连最有智慧的人，也在说服自己，去相信温文而和平的哲学王国，将继长时期的非理性暴风雨之后，建立起永久性的人类幸福、平衡和宁静了……然而不幸的是，真正的哲学家应该有较多正确的而较少抚慰性质的观念……我距离相信我们正在接近理性时代仍很遥远，而且我对欧洲势将发生某些致命性革命的说法，倒是有点相信。

在此，我们在格里姆身上，可以看到骄傲和虚荣的一些痕迹。这有时激怒了他的朋友。他的习性较近于外籍法人（Gallic），而不是纯粹法人（Gauls），所以他的时间都花在自怨自艾、修饰头发、化妆脸部及喷洒香水上，以致被人冠以“香味之熊”的绰号。《文学通讯》的发行，显示出格里姆是恭维的老手。腓特烈大帝认为若要他捐款资助《文学通讯》，格里姆首先必须“高抬贵手，不去恭维我”。这样的赞美之词，当然是属于旧王朝使用的书信体裁的一部分。

格里姆通常是冷漠的、工于心计的。他几乎为费尔牺牲，并为了埃皮奈夫人与人决斗，这吸引了巴黎的注意。路易莎·弗洛朗斯是华伦谢讷一位子爵的女儿。子爵因为为国王效忠去世了。8年后，20岁的路易莎嫁给一位富裕的收税员之子埃皮奈，他们定居在蒙莫朗西森林附近距巴黎9英里的美丽的彻沃特城堡。起初，她的幸福近乎夸张。她怀疑：“我的心是不是足以负荷如此多的幸福？”她在写给一位姑妈的信上说：“他弹着大键琴，我坐在他的椅把上，左手放在他的肩上，而右手玩弄着琴叶。只要我的手挥过他的面前，他从来不放过吻它的机会。”

她长得不美，但是娇小、迷人（据她本人所说）。她那对大而黑的眸子，后来使伏尔泰神魂颠倒。但是，“永远感觉同样的事物”很快就变为“毫无感觉”。过了一年，埃皮奈先生不再注意那对眼睛。婚前，他拈花惹草；婚后，他故态复萌了。他不但狂嫖滥赌，而且把钱财花在女友韦里埃姐妹身上，把她们藏娇在彻沃特附近的一家农舍。这一期间，他的妻子为他生下两个小孩。1748年，他从外省旅行归来，跟他的妻子同床，就将梅毒传给了她。在健康和精神均已崩溃的情况下，她合法地跟丈夫离了婚。他慷慨地给予她一大笔钱。她从伯父处继承一笔财产，并拥有彻沃特。她通过抚养小孩和帮助朋友，去尝试忘却自己所受的不幸。在其友人中，有一位朱莉夫人生了一场致命的天花，路易莎也不管这种病会不会传染，或置自己于死地，或使自己的容颜受损，而去照顾病人，一直到这个女人去世。

所有的朋友一致同意，路易莎应找一位情人。有一个人入选了（1746年），那是给卢梭工作的杜潘。他们的关系以音乐始，而以梅毒终。杜潘很快治愈了，但路易莎仍受到这种疾病的折磨。杜潘又跟她的丈夫共同拥有韦里埃。杜克罗斯粗鲁地告诉她：“杜潘和你的丈夫，有两位共同的女友。”她遂陷入精神狂乱的状态中，几达30个小时之久。杜克罗斯想取代杜潘的地位，但路易莎送走了他。继这些不幸之事后，尚有另一件，朱莉夫人临终时给路易莎一束文件，希望她烧掉它们，因为里面记载了朱莉夫人的奸情。路易莎照做不误。但是朱莉先生控诉她明知故犯地把他的妻子欠他钱的证明文件烧毁了。对如此指责，路易莎予以否认，但是从事情表面看来，这对她不利，因为大家晓得，虽然他们夫妻已分居了，但朱莉夫人在金钱上，还是依赖她丈夫的。

正当这时，格里姆上场了。1751年，经卢梭的介绍，格里姆和路易莎认识。他们三人有时演奏音乐或演唱歌曲。一天下午，在弗里森的晚宴中，有位客人公开谈论埃皮奈夫人所犯的罪过。格里姆起而为她辩护。争论到最后，竟成为面子问题。非难者和辩护者只有决斗一途。格里姆受了轻伤。不久，朱莉夫人遗失的文件找到了。夫人被开释，对格里姆的见义勇为感谢不已，并把他视作中古骑士，而两人相互的尊重，使他们的爱情成为那个不可靠时代中持久的爱情了。

1748年，卢梭在杜潘夫人处遇到埃皮奈夫人。她邀他到彻沃特。在她的《回忆录》中，对他有很公正的描述：

他一味恭维，却不太客气，至少他没有客气的态度。他对社会习俗似乎一无所知，但是很容易看出，他确实是勤勉的。他有棕色皮肤和充满火花并使他的表情有其活力的白色眼球……人家说他的健康很糟糕，并忍受他谨慎地隐藏着的痛苦……我想，正是如此，他才时时刻刻表现出阴沉的态度。

而他对她的描述，并不稍显殷勤：

她的谈吐在交际场合中虽然令人愉快，私下却索然无味……我乐于给她小小的效劳或给她小小的友爱之吻，这似乎不比她本人还来得性感……她很瘦小，很苍白，并有一个像她的手那样的胸部。单单这个缺陷，已足够使我热烈的欲望缓和下来了。

有7年之久，卢梭是埃皮奈夫人家里的座上客。她看出他在巴黎非常不快，便打算资助他。但是她知道他这个人会拒绝金钱的。一天，他们在彻沃特后面邸园一起散步时，她指给他看一座名叫“隐庐”（L'Hermitage）的别墅，那是属于她丈夫的。它荒废了，没有修葺，位于蒙莫朗西森林边缘，这使卢梭兴奋得大叫：“啊！夫人，多么可爱的一处住家呀！这个庇护所明明是为我准备的。”夫人一句话不说，等到1755年9月，他们两人再度散步到别墅周围，卢梭惊讶地发现这间房子修理过了，六间卧室的家具都准备齐全了，地板也一概清洗过，显得很干净。他引用她说的话：“亲爱的，这里你可以看到你的庇护所了。是你选择的，也是朋友送的礼物。我希望这样做，可以使你除掉那个想要离开我的念头。”她很清楚，卢梭希望住在瑞士。但是她可能还不知道他对日内瓦的热情已冷淡下来了。他“泪水已浸湿”这位朋友的“慈善之手”，然而对于接受她的赠予，仍然感到有所犹豫。在她赢得泰蕾兹和勒维塞夫人的支持后，“最后，她打消我的顾虑”。

1756年，复活节那天，礼物之外，她锦上添花地搭乘自己的马车远赴巴黎，去迎接这位被她昵称为“大熊”的卢梭，与他的情妇、岳母，一起来到“隐庐”。泰蕾兹不太愿意离开巴黎，但卢梭在吸进乡下空气之余，感到自从自己和华伦夫人过着那段田园诗似的生活以来，这时最为愉快了。“1756年4月9日，我算是开始生活了。”格里姆给埃皮奈夫人所做的警告，使这一件事蒙上了阴影：

你以“隐庐”赠予卢梭，对于他来说，是一个不好的举动，而对于你本人来说，更为不好。独居让他更为敏感和偏激。以他的眼光来看，所有他的朋友都将是不公正的、不知感恩的，而一旦你在任何时刻，有不顺从他指示的去做的话，你就成为罪魁了。

如此，身为埃斯特雷秘书的格里姆粉墨登场，参与重绘世界地图的战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