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法国的复兴（1453—1515）
路易十一（1461—1483）
路易是查理七世之子，是一位不受宠爱的皇太子。他13岁时（1436年），被迫与11岁的苏格兰小姐玛格丽特结婚。他为报复此事，除了不理睬她外，并纳数妾。玛格丽特只有写诗度日，并于青春之年（1444年）平静去世。她临终时曾说：“可耻的事啊，别再向我提起！”路易在继承王位前，曾两度叛父。于第二次叛父后，逃往佛兰德斯，焦虑不安地俟机夺权。查理是法国各王中最奇特而伟大的一位国君，他统治法国22年，于1461年绝食而死。
路易现已38岁，身材瘦削，性格忧郁，不修边幅，朴实无华，有疑心重重的眼神和高耸的鼻子。平时身穿粗布灰色长袍，头戴破帽，俨如穷苦的乡下香客，他祷告时一如圣徒，治政上却非常老练。他蔑视封建主义的浮华，嘲笑传统形式，对自己的正统身份也表示怀疑。他的朴实作风，震惊了当时各国的君主。他住在巴黎都尔诺（Tournelles）幽暗的王宫中，有时也住在都尔附近的普勒西斯宫（Plessis-les-Tours）。他虽二度结婚，却常像一个单身汉，虽身为法国统治者，却生活俭朴，身边仅留着他被放逐时的几个随从，饮食一如农民，一点也看不出他是一位国王。
他下定决心，法国在他的铁腕下，必须把封建式的分割局面结合为君主式的统一，成为一块坚强的磐石，而这中央集权的君王，必须于战火余烬中振兴法国，予其新生与力量。为达成其政治目的，他用清晰而敏锐的头脑、开拓大业的毅力，昼夜思考，正如当年恺撒那样不计一切地专心政事。史学家科米纳曾说：“他根本不去考虑‘和平’那种想法。”他无法在战争中取胜时，就喜欢用外交、间谍、贿赂等手段。他以威胁利诱的方式，说服其人民来完成任务，并在国内外布置大批间谍，为他工作。他暗中还发情报费给英国国王爱德华四世身边的部长级人员。他能忍辱、让步、故作谦卑，以等待复仇或胜利的良机。他犯了大错后，能借口一时失常或偶尔疏忽的聪明理由来遮盖。他对政府各部门事无巨细都能牢记不忘。他也抽暇欣赏文学和艺术作品，并嗜好读书。他喜欢搜集原稿，从那些印刷品的内容中可预测到革命趋势。他好结交学者，尤其爱与巴黎人口中所谓的波希米亚人交往。当他被放逐佛兰德斯期间，与夏罗莱（Charolais）的伯爵共同组织一学院，学者们以有趣的薄伽丘故事来卖弄学问，安托万·德拉·夏尔把这些故事编成一部《百篇奇谭》。路易十一对富人严酷，对穷人不关心，对技匠工人仇视，独独爱护中产阶级，并视之为强有力的支持者，而且对任何反对他的人都残酷无情。他在佩皮尼昂（Perpignan）叛乱后便下令，凡曾被他驱逐出去的叛徒有偷返者，即处以宫刑。他与贵族阶级斗争时，曾把他的一些死敌或叛徒囚禁于长宽8英尺、高7英尺的一个个铁笼中，达数年之久，这种铁笼原是由凡尔登的主教设计的，而该主教自己以后也在这种铁笼里待了14年。路易十一也是一位虔诚的教徒，他需要教会的支援以对抗贵族及国会。他手中常持念珠，默诵《天主经》和《圣母经》，甚至照料过一位垂死的修女。1472年，他曾为“奉告祈祷钟”举行落成礼，做正午祈祷求圣母保佑国土平安。他曾朝拜圣坛，征收圣物以贿赂圣徒们为他效忠，作战时，他还带着圣母像。他死后，在都尔的修道院大门上，被画成一位圣人。
路易十一就以这怪癖的性格，一手建立了现代的法国。他发现封建社会与教会的权力结构是松懈的，因而他把法国变成拉丁基督国家里最强有力的国家。他从意大利请来织丝工人，从德国招来开矿工人，改进了港口与运输，保障了法国的航运，为法国工业打开新市场，使法国政府与新兴企业和富有财力的中产阶级结合。他认为扩大本国与国际的贸易，需要一个有力的中央指挥机构，为了保护和经营农业，封建制度应予废除。农人地位逐渐在摆脱落伍的农奴制；封建贵族在其封地内擅定法规，私铸钱币，任意弄权的时代业已过去。他不惜任何手段要使他们逐一臣服，他禁止他们打猎时随意侵犯农民的权利。1464年，他建立了一种各封地之间的政府邮递服务，他还严禁贵族们私斗，并命令他们偿清欠法国国王的租金。
因此，贵族们不喜欢他，有500家贵族代表集会巴黎，并于1464年组成“善良大众同盟”（Ligue du Bign Public），以公益神圣名义保护自身的特权。勃艮第公国王位的继承人夏罗莱伯爵加入了该同盟，渴望将法国东北部列入其公爵领地。路易的胞弟查理——伯利（Berry）的公爵秘密逃往布列塔尼，领导革命。于是四面楚歌，敌人加上国内军人纷纷作乱，如果他们联合一致，路易必被打倒。唯一的办法是要把他们各个击破。他先突击南方，渡过阿列河（the Allier River），逼使一支敌军投降后，又及时挥兵北上阻止了勃艮第敌军侵犯首都。勃艮第敌军后撤，路易进入巴黎，而勃艮第的敌军与其盟军又返回包围巴黎。不愿造成巴黎市民因围城挨饿而叛变的危机，路易终于让步，在1465年签订了《孔夫朗和约》（Treaty of Conflans），该条约几乎允诺了敌人要求的一切——土地、金钱及职位，路易的胞弟查理接收了诺曼底。这次战争对百姓毫无益处，人民必须纳税凑足所需的赔款，而路易唯有再耐心等待机会。
查理不久与布列塔尼的弗朗索瓦公爵发生战争，查理被俘；路易十一遂趁机进军诺曼底，兵不血刃，收复该地。但弗朗索瓦公爵立即猜测路易也想染指布列塔尼，便与夏罗莱伯爵——现在已变成勃艮第的“勇士”查理公爵——达成攻守同盟，以对付难以制伏的路易。路易运用了各种外交战略与弗朗索瓦单独媾和，并同意与查理在佩罗讷（Péronne）会谈。结果查理在该处把路易监禁起来，强迫他割让皮卡并分享列日的利益。路易的声望和权力一落千丈，他于1468年回到巴黎时，甚至连黑嘴鹊也被人教会了来嘲笑他。两年后，在反反复复的手段下，路易乘查理全神贯注于戈尔德兰（Gelderland）之际，进军圣康坦（Saint-Quentin）、亚眠及博韦。查理企图联合爱德华四世对付路易，但路易早已结好爱德华，他知道爱德华嗜好酒色，便邀请他来到巴黎，诱他沉迷于巴黎的风月；此外，他还派遣一位波旁的红衣主教给爱德华，作为皇室的告解神父，“如果他犯了淫乱而认罪，这位特定的主教可赦免他”。路易又设计让查理与瑞士作战；在查理阵亡后，路易不仅夺回了皮卡，并收回了勃艮第（1477年）。他以黄金厚利平服了勃艮第的贵族，并娶当地女子为妾，借以结好当地居民。
现在他认为已有力量对付桀骜不驯、不听征召令并时常攻击他的贵族。但那些曾于1465年阴谋叛变的贵族很多已经去世，有的也已年迈而无所作为了。贵族们的后代，均慑于路易十一之威，深知这位国王处置叛逆的手段是抄家杀头，而这位国王现已建立一支强大的雇佣兵，并且似乎经常有办法筹募巨款，供其花费享受或政治活动之用。路易在获取金钱方面比杀人更有兴趣，他由西班牙手中买得色丹（Cerdagne）和鲁西永（Roussillon）；他在其弟死后，获得了罗谢尔（Rochelle）；用武力夺得阿朗松（Alençon）及布卢瓦。说服勒内公爵，于1481年把普罗旺斯归属法国。一年后，安茹及缅因（Maine）也归属他的帝国。1483年，佛兰德斯为求取路易十一的支援来对抗神圣罗马帝国，将阿拉斯（Arras）和杜亚这两个新兴城市所属的阿图瓦割让给他。路易在降服贵族后，把市议会及各地方行政区全部置于国王指挥之下，完成了法国的统一和中央集权。10年后，亨利七世对英国，斐迪南及伊莎贝拉在西班牙，及亚历山大六世为教皇国，均分别完成了中央集权的统一政局。虽然这种中央集权为许多国家带来了暴政，但在那一时期是一项革新进步、安内攘外的措施，由此建立了币制和度量衡的标准，把方言改为国语，并促进了法国本土文学的成长。君主政体并非绝对专制，贵族们仍保留了不少特权，如开征新税，但通常也要获得国会的同意才行。贵族、官吏及教士均享有免税权，原因是贵族为人民作战，官员待遇菲薄而接受贿赂，教士为保护国王及国家而辛苦祷告。舆论及民意牵制着国王；地方议会依然坚持任何皇家命令非经他们正式同意备案，不得成为当地法律。尽管如此，“朕即国家”的局面形式，早已为路易十四预先铺下了路。
路易在政治上获得一连串的成功后，身心交瘁。他怕被政敌谋刺就躲在都尔的普勒西斯宫，疑神疑鬼，几乎不愿接见任何人，对臣下犯错或办事不力者，处罚酷严。他时御长袍，威仪非常，绝非登位初期穿着随便可以相比。但他现在形容憔悴，面色苍白，见过他的人都担心他活不久。多年来他一直为痔疾所苦，也曾得过中风。1483年8月25日，突又得病，不能言语，5天后即行去世。
路易十一一死，他的臣民非常高兴，因为这位国王的失败或胜利，都同样使他们痛苦不堪。法国在他的残酷统治下虽变得强大，老百姓却逐渐贫穷。话虽如此，他压服贵族，在财务、内政和国防上的改革，及扶植工商业和印刷技术等措施，最终促成一个统一的现代法国。科米纳对路易曾有评述：“他一生中，虽然得志多于失意，颇称顺利，但他自己并不愉快，很难在二十天中有一天高兴的。”他与他的那一代人为了法国的繁荣进步，确实是付出了一番心力。
远征意大利
查理八世13岁时，父即逝世。仅大他10岁的姐姐波茹的安妮（Anne de Beaujeu）代为摄政8年，很明智地治理国事。她紧缩政府开支，宽减人民1/4的人头税，赦回一些被放逐者，释放甚多囚犯，并在1485年轻而易举地平服了贵族们的蠢动——他们想夺回已被路易推翻的封地主权。当布列塔尼联合奥尔良、洛林、昂古莱姆、奥兰治及纳瓦尔诸地再次叛乱时，她运用外交手腕并遣特拉姆伊的路易领军镇压，击败了他们。同时，她安排查理与布列塔尼的安妮的婚事，安妮于1491年把她名下的领地作为陪嫁，进贡于法国国王，因此这场骚乱很圆满地结束。随后这位摄政即行退休，不再问事，平静地度过其31年的余生。
这位酷似查理之姐并同名的新皇后，身短脸平，瘦弱而跛脚，短鼻阔嘴，有一张哥特人的马脸，她意志坚强，其精明与小气，与布列塔尼人一模一样。虽然平时衣履朴素、身着黑袍、面戴头巾，但在隆重场面上，她珠光宝气，打扮华丽。她较查理更爱接近艺术家及诗人，她委派布尔迪雄（Jean Bourdichon）为她画《布列塔尼的安妮的时代》。她从未忘怀她所爱的家乡的一切——布列塔尼人及其生活方式，她温柔而自傲，勤勉于事务，努力改造她丈夫及其朝廷的风气。
饶舌的布朗托姆也说：“查理的好色已超过其瘦弱体格所能接受的程度。”婚后，查理总算控制自己，仅蓄一妾。他对王后的姿色无法抱怨。因为他本人也是头大背驼，尊容难看，眼大无神，近视，下唇厚而下垂，口齿笨拙，双手时常不断抽动。然而他天性善良，富于理想。他好阅读骑士故事，常怀大志要为法国收复那不勒斯，为基督徒收复耶路撒冷。安茹王室从1268年一直控制着那不勒斯王国，直到1435年被阿拉贡的阿方索五世逐出为止。安茹王室要求的权利早已留给路易十一，这些权利，现已被查理公开索要。议会认为他是世界上最不适宜领军作战的，但是他们希望利用外交途径来补救其弱点。占领下那不勒斯可以便利法国通商，进而控制地中海。为加强皇室侧翼，他们把阿图瓦和自由郡让给奥地利的贵族马克西米里安一世（Maximilian I），又把色丹及鲁西永送给西班牙的斐迪南；他们认为已呈弱势的法国，势必要占有半个意大利才行。他们加重征税，典卖珍宝并向热那亚银行家借款，从米兰的摄政洛多维科（Lodovico）那里，获得了4万陆军、100门攻城炮和86艘战船。
查理于是在1494年欣然出发，也许没把身边两个安妮女士带着同行。他受到米兰人的欢迎（后者与那不勒斯早有宿怨）并迷恋于该地女人，以致在行军途中一路留下很多私生子。有一次他的副官为他找来了一位不屈从的少女，查理却很文雅地不但未予勉强，反而派人去把这少女的爱人接来，亲自为他们主持婚礼，并赠予500克朗的嫁妆。那不勒斯无力抵抗查理大军，查理不费吹灰之力夺得该地。但在欣赏其风景、享受其佳肴和美女之余，他忘记了耶路撒冷。在这场战役中，他是法国人中幸运未曾感染到梅毒的人，此病以后被称为“法国病”，因为在其部队返国后，这病在法国极为猖獗。神圣同盟中的威尼斯，亚历山大六世及米兰的洛多维科（早已变心），强迫查理撤离那不勒斯，并须经由怀有敌意的意大利撤退。他那腐化了的军队于1495年在福尔诺沃（Fornovo）打了一次无结果的战争后，便迅速返回法国，除了带回传染病外，也带来了文艺复兴。
贝厄德的领主皮尔·特雷（Pierre Terrail）22岁时，就在福尔诺沃显露了勇气。他出生于贝尔德堡，具有贵族家世，200年来，族中主人均死于战场。在这次战役中，皮尔似乎决心维持其传统家风。他杀了两匹马，俘虏了敌人的掌旗兵，因而被国王封为爵士。在那个暴乱与奸诈的时代中，他具有骑士一切的武德——心地高尚而不炫耀，忠诚而不卑躬屈膝，自尊而无失礼的骄狂。尤其他那轻松征战12次的精神令人激赏，他同时代的人称他为“标准的骑士”。关于皮尔，以后还要提到。
查理国王在征讨意大利归来后，又活了3年。他在安布瓦斯（Amboise）参观网球赛时，被一扇松脱的门砸了头，脑部受伤而死，时仅28岁。他的子女都已先他而亡，所以他的王位传给其侄儿奥尔良公爵，奥尔良于1498年登位成为路易十二。路易现年36岁，却已体弱不堪。他的道德在那样的时代显得太高尚了，他的态度又极为诚恳和蔼，致使法国人民都敬爱他，并不因其从事无益的战争而稍减。登位那年，他与路易十一的女儿珍妮·弗朗斯离婚，这事似乎犯了大不敬之罪。他年仅11岁时，就被那位柔弱却固执的国王强迫与这个讨人嫌的女孩结婚，他不可能对她表示爱情。而现在他把一位法国新娘、一个郡及养老金送给教皇之子恺撒·博尔贾作为报酬，说服亚历山大六世根据血族理由取消那件婚事，并批准他与那位携带公爵领地作为嫁妆，在布列塔尼寡居的安妮结合。然后他们定居布卢瓦，给法国皇室做一个互敬互爱的婚姻示范。
路易十二表现了特具的优越才智，他没有路易十一的狡诈心计，他的善良天性及充足的智慧，使他明智地选择能干的部属，并授给他们许多权力。他把政务及大部分的决策，交给他的生死之交安布瓦斯的红衣主教乔治。这位聪明善良的高级教士治理国事极佳，每当有新的任务，那些赶热闹的人就会耸耸肩说：“让乔治去搞吧！”人们惊奇地发现法国的征税在逐渐减轻，最初减少1/10，然后又减少1/3。出身富贵、养尊处优的国王，尽量节省自己和朝廷开支，绝不让左右亲信中饱私囊。他废除官爵买卖，禁止官员接受人情，开放政府邮政为全民服务。任何行政官出缺，须由司法官提名三人，再由自己圈选其中之一。任何政府雇员非经公开调查，证明其不忠于事或不称职者，不得革职。有些喜剧演员和朝臣嘲讽他过于吝啬，他反而很高兴地接受。他说：“在他们所说的下流话中，也许让我知道了一些有用的事情；如果他们喜欢去为女人捧场，那就让他们去陶醉好了，我宁愿朝臣们讥笑我小气，却不愿挥霍使老百姓受苦。”使他愉快的最好办法就是向他提供有利于人民的新计划。民众对他感戴，称他为“平民之父”。追溯法国的历史，老百姓从未有过这种繁荣的好日子。
可惜这种幸福的德政，因再度对意大利用兵而黯然失色。也许路易及历任法国国王从事这种外战的目的，在于使好斗成习的贵族忙于征战，否则他们就会搞起内战，扰乱法国，对尚未稳定的君主政体和国家统一造成不利。路易十二在征服意大利12年后，不得不从该半岛撤军，接着在1513年的那场圭内加特（Guinegate）战役中，败给英国。这次战役被笑称为“马刺之战”，因为法国骑兵在仓皇中从战场败退。于是路易求和，此后情愿只当他的法国国王。
1514年，布列塔尼的安妮去世，结束了她一生的苦难。安妮没有所出，路易十二把他的女儿克劳德（Claude）嫁给昂古莱姆伯爵弗朗索瓦一世为妻，这样在家系继承王位上仅次一级。他的臣下劝路易十二（现已52岁）续娶第三任太太，并假传得子来哄骗热衷王位的女婿弗朗索瓦。路易十二终于娶了玛丽·都铎（Mary Tudor）——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16岁的姐妹。她与病弱的国王过着愉快而疲惫的生活，她主张一切要注意美与年轻。路易在1515年，即其婚后第三个月便去世了。这位被爱戴、称作“平民之父”的国王，把战败却繁荣的法国留给其女婿。
庄园的兴起
除教会的建筑外，法国每一种艺术均受到君主体制及其侵略的意大利的影响。教会建筑物仍保持火焰状的哥特式，其过于奢侈的装饰及夸张的枝节，正象征其没落，恰如一个垂死的歌妓始终打扮得盛装艳丽，美色诱人。虽然如此，堂皇的教堂仍不断兴建。古老的建筑带有新的诱惑力。鲁昂大教堂称其北门为书房大门，因为该门正对着宫廷中林立的书架。四月斋期禁吃黄油，那些放纵自己吃黄油的人花钱以赎罪，这些钱财被用来修建了一座华丽的南塔，法国人讽之为“黄油塔”。安布瓦斯的大主教又募款用同样的火焰状设计修建了西门。博韦完成了其南向侧廊的重要工程，其门窗加高到超过了大部分正面建筑。桑利斯（Senlis）、都尔及特鲁瓦均将其教堂加以改建；特西耶（Jean le Texier）在沙特尔修建了一座华丽的西北向尖塔及一座华丽的圣诗班围屏——在哥特风格上加入了文艺复兴的构想。巴黎一座精美的圣雅各楼就是此一时期在一所残破的圣堂上募捐建成的，而后它被献给圣雅各布使徒圣·詹姆斯（St. James the Greater）。
宏伟的市民建筑物呈现了一片争奇斗艳的景象。庄严的市政厅分别在阿拉斯、杜亚、圣奥马尔（Saint-Omer）、努瓦永（Noyon）、圣康坦、贡比涅、德勒（Dreux）、埃夫勒（Evreux）、奥尔良及骚姆（Saumur）等城市兴建。1505年，在格勒诺勃（Grenoble）城修建了一所法院。1493年，在鲁昂又兴建了一座更华美的法院，由罗伯特·安戈（Robert Ango）和罗兰·勒洛（Rolland Leroux）使用装饰华丽的哥特风格设计的。19世纪，又添加修饰，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其内部曾被破坏。
这是法国庄园兴起的阶段。教会已隶属政府，现世的享乐为来世做准备。国王们均自认为神，并把沿卢瓦尔河的伊斯兰教乐园作为游乐胜地。1490年至1530年，庄园或城堡成了享乐之地。查理八世由那不勒斯回国后，命令建筑师将其宫殿改成和他在意大利所见的一样华美。他由意大利带来了建筑师乔瓦尼·焦孔多（Giovanni Giocondo），雕刻匠兼画家圭多·马佐尼（Guido Mazzoni），木匠多梅尼科·贝尔纳贝（Domenico Bernabei），及19位意大利艺术家，甚至还有一位庭园设计师多梅尼科·帕塞罗（Domenico Pacello）。他把安布瓦斯的古城堡加以修复，并派上述之人配合法国建筑师和艺术家，把这座城堡改成一所意大利式的豪华型皇家内宫。结果许许多多漂亮的楼塔、尖顶、飞檐、壁柱、天窗、阳台，耸立于斜坡上，俯视着平静无波的河流，产生了新风格的建筑。
把哥特式的楼塔改成文艺复兴式的宫殿，用古典式的点缀代替火焰状的装饰，触怒了爱国者和清教徒。墙壁、圆形塔、高耸而带斜坡式的屋顶、有枪眼的城垛、临时性的壕沟，虽还保持中世纪的式样，使人怀念起住宅即为城堡和炮垒的时代。但新建筑的风格在居住方面显示了一种有力的进取精神：直线型的加宽窗户使阳光射入，并配装了石雕的窗框予以美化；内部则建以古典式的矮壁柱、嵌线的壁带、奖章、雕像、错综的图饰及浮雕；四周布置以庭园、喷泉、花卉，通常还植有猎场灌木或是平坦的草地。在这种令人吃惊的奢侈家宅中，其敞亮代替了阴暗，阴沉可怜的中世纪建筑被文艺复兴的坚定勇敢和喜乐精神驱除。生命的热力形成一种建筑风格。
如果我们把这种庄园的兴起及发展，认为就是始于这个时代是不妥的。其中很多城堡式的庄园过去早已存在，如今只是加以修改而已。这些建筑在16世纪和17世纪时非常豪华优美，到18世纪又变换一下格调，以凡尔赛宫的宏伟华丽代替了庄园的舒畅风味。希农的城堡庄园，早在查理七世于1429年在该处接见圣女贞德时，就已存在多年。而洛克斯（Loches）成为皇家之地也很久远，路易十二第二次占领米兰之后，曾于1504年把洛多维科囚禁于该处。约1460年，路易十一的国务大臣让·布雷曾经把13世纪的朗热（Langeais）城堡修复成为中世纪的形态——该城堡仍不失为保存良好的一座庄园。约1473年，安布瓦斯的查理在肖蒙（Châumont）依照中世纪样式，修建了另一座庄园，他的兄弟红衣主教又于1497年至1510年在加永（Gaillon）建造了一座巨形城堡庄园，但在革命中被摧毁。奥尔良的“私生子贵族”让·迪努瓦在1464年修复了庄园沙托丹（Châteaudun），奥尔良—朗格维耶的红衣主教用哥特式和文艺复兴式的调和风格，又为该城堡加添了新侧廊。布卢瓦的庄园仍带有13世纪的风格，路易十二和谐地用砖石为其增建了带有哥特式大门、文艺复兴式大窗的东廊，其辉煌光彩一直到弗朗索瓦一世。
哥特式的雕刻被使用在墓碑上，精美的雕塑装饰显得极为雅致。这种式样也被用于布鲁圣堂的修复，西比尔·阿格里帕（Sibyl Agrippa）雕像与兰斯城的任何雕像一样好。同时，意大利的艺术家把法式雕刻复制成文艺复兴的一种独特、和谐及雅致的风格。传教士、外交官、商人及旅客的访问，使法意两国的交往逐渐频繁。由意大利输入的艺术品，尤其是小铜器被当作文艺复兴及古典式风格的代表。查理八世、安布瓦斯的乔治及查理，使这种风气变成了一股激流。意大利的艺术家在国王的乡郊市镇上创设了一种意大利化的“安布瓦斯学校”。在圣丹尼斯教堂中的法国皇陵，便是由严肃高贵的哥特式雕刻改成柔和、文雅、欢欣的文艺复兴设计，装饰而成一种不朽的碑铭刻画，宣扬着胜利凯旋后虽死犹荣的精神。
在米歇尔·科隆贝（Michel Colombe）身上，可以看出这种转变。他生于约1431年，远在法国侵吞意大利前，已被称为法国卓越的雕刻家。法国的雕刻术此时几乎全在石器方面；科隆贝输入了热那亚的大理石，把它雕塑成纯哥特风格的严肃人像，然后嵌入框中，颇富古典美。他为加永城的庄园完成了一座巨大的《圣乔治与天龙》（St.George and the Dragon）的浮雕。一位死气沉沉的骑士骑在神态飞扬的马上，周围附有栏柱、壁饰和文艺复兴式的顶檐。科隆贝为圣加尔米耶（Saint Galmier）教堂塑制了一座《圣母》石像（The Virgin of the Pillar），雕像线条柔美、发丝滑细，充分表现了精致的意大利风格。1496年在索莱姆（Solesmes）小修院的《复活圣墓》，可能也是科隆贝晚年时代的作品。
在油画方面，法国受到荷兰与意大利的影响。尼古拉·弗莱蒙特（Nicolas Froment）开始用荷兰写实画派描绘《拉撒路的复活》（The Resurrection of Lazarus）。1476年，他从阿维尼翁迁居普罗旺斯的艾克斯为安茹的勒内作了一幅三联画——《旧约·出埃及记》（The Burning Bush），画面中央是圣母宝座、褐色发肤及眼睛的圣母玛利亚、庄严的摩西、可爱的天使、守护的猎犬及忠实的绵羊等，背景设置具有意大利的特色。由此可见意大利艺术已占有全面优势。有一幅画风格类似，题名《摩兰大师》（Master of Moulins）——大概是让·佩雷亚尔（Jean Perréal）的作品。他曾陪同查理八世、其后又陪同路易十二去意大利。他带回了大半的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人才——工笔画师、壁画家、雕刻师及人像画师等。在南特（Nantes），他设计了（由科隆贝雕刻）布列塔尼公爵弗朗索瓦二世的宏伟墓园，而且为纪念他穆林斯的恩人——博韦的安及皮尔——作了一幅美观的肖像画，至今仍悬挂在卢浮宫。
少数艺术未曾保留中世纪晚期的优美性，佛兰德斯的插图画家很早就传下凡俗的主题和尘世的景况。在1508年《布列塔尼的安妮的时代》，布尔迪雄的工笔细画代表重返中世纪俭朴与诚敬的风格——如《圣母与圣婴》、《各各他的悲剧》、《复活的胜利》及《圣徒传》等动人的故事。画虽不佳，但布局高雅、色调丰润而清纯，具有柔美及热情的恬静气氛。当时采用一种佛兰德斯自然派的染色玻璃，如果比较一下，这种玻璃初看不适用于窗户，因为其使阳光折射到教堂地板上的光线变形，这时期的彩色玻璃对于奥茨、鲁昂、博韦等城镇来说，会令人想起13世纪光辉的时代。利摩日城现在又重燃已冷了100年的窑炉，而以半透明的珐琅彩色器皿与意大利和伊斯兰国家竞争。木刻匠仍保存其特有的手艺；拉斯金（John Ruskin）认为亚眠大教堂的乐队座位，在法国是最好的一种。布里萨克（Brissac）庄园内有一批15世纪的绣幔，在1847年引起桑德（George Sand）的注意，后来这些多姿多彩的绣幔成为巴黎克吕尼（Cluny）博物院的宝物，在戈伯林（Gobelins）博物院里，现尚存有1500年音乐家在百合花园里演奏时的一幅漂亮绣幔。
总而言之，除了庄园建筑外，法国艺术在15世纪处于一个田地荒芜的休耕时代。兵士们的双脚代替了犁耕，战场流的鲜血代替了施肥。直到15世纪末，人们才有能力和空闲去播种弗朗索瓦一世将要收割的艺术种子。富凯的自画像透露出一种屈辱的时代悲哀，他的学生布尔迪雄的缩影画作品反映出路易十二二度婚姻时的和谐神态与光复土地的轻松微笑。对于法国而言，最坏的已经过去，最好的即将来临。
维庸（1431—1480）
15世纪虽充满争斗与混乱，却产生了一位重要的诗人和一位有名的历史学家。因为国家经济及集权政府，不论作家是来自布列塔尼、勃艮第或普罗旺斯，法国的文学已使用书面法语。科米纳似乎要证明法文已经成熟，不用拉丁文而选用法文写他的《回忆录》。他采用了他出生地佛兰德斯的科米纳为其姓氏。他出身于贵族，公爵菲利普是他的教父，他曾在勃艮第朝廷长大。1464年，年仅17岁即在夏罗莱的伯爵手下任职。当伯爵成为勇士查理时，在裴隆俘虏了路易十一，科米纳愤恨公爵的这种行为，也许他自知将被免职，就很明智地转到国王座下服务。路易十一派他做御前大臣，并赐给他财产，查理八世又派他担任重要的外交上的职务。同时，科米纳编写了古典的历史文学——《回忆录》、《编年史》、《法国国王路易十一传》及《查理八世国王年谱》——这些书用简明的法语写成，作者显然深谙实情并曾亲身经历过书中所述的各项大事。
这些书证实了法国回忆录文学之丰。其缺点是大部分是叙述战争，不像弗鲁瓦萨尔或让·茹安维尔那么生动活泼；内容大部分是感谢上帝并赞扬路易十一狂妄的政策；经常有散漫离题和陈腔滥调之处。虽然如此，科米纳仍称得上近代第一位历史哲学家：他在人物事态上，寻求其因果关系，分析其特性、动机及借口，客观地判断行为，并对重大事故及原始文件加以研究并解说。在这些方面他比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要先一步。他对人类悲观的看法是：
那常常足以约束我们不互相加害，压制我们去保存我们所已有之物，或尽一切可能去阻止我们侵占别人所有的，既非自然的理性，也非我们自己的知识，不是邻人的友善更不是任何其他事物……坏人有了知识会变更坏，而好人则可改善向上。
他如同马基雅维利一样，希望他的书能教给王公贵胄一些谋略：
也许一般人不愿找麻烦去看这些回忆录，王侯们却可以阅读……虽然敌人或王侯立场并不常常相同，但是他们的事情大多类似，过去的事情对他们并非完全没有益处……使一个人增长智慧，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研究历史……依照我们先人的方式与先例去学习适应及配合我们的计划和事业，因为人生非常短暂，我们无法事事均有经验。
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是他那个时代最明智的一位基督教统治者，他同意科米纳的思想，称科米纳的《回忆录》是其本人的每日祈祷书。
一般民众更喜爱传奇故事、笑剧及讽刺文章。1508年，出现了《西班牙骑士恋史》（Amadis de Gaule）的法文译本。12队演员连续表演了神秘剧、道德剧、笑剧及使教士和国王都发笑的荒唐剧。皮埃尔·格林戈勒（Pierre Gringore）就是这方面的行家，整整一个时代，他很成功而且很有天才地撰写、饰演了这种愚行剧。在法国文学里最持久的笑剧是《皮埃尔·巴特林先生》（Maistre Pierre Pathelin），约1464年首先演出，一直演到1872年止。巴特林是一位饥饿多病的穷苦律师，他曾劝说一位布商卖给他6厄尔（ell）布，并约定于当晚邀请布商吃晚饭并付款。当此布商来时，巴特林躺在床上口发狂言，佯装发高烧，对邀宴及付款之事称毫不知情。布商离去时遇见自己的牧羊人，控告他偷杀了他的羊，扭他去见法官。牧羊人请了一位收费少的律师即巴特林，巴特林教他如何装傻并学羊叫来回答一切问题。法官被羊叫声弄得莫名其妙，又被原告布商对牧羊人及律师的不停啰嗦搞烦了，只好要求双方安静，说出了法国最出名的一句谚语：“让我们再回到羊的事情。”该案最后在吵吵闹闹中，毫无结果地结束。得意的巴特林要求牧羊人给他报酬，牧羊人也就只用“羊叫声”来回答，巴特林作法自毙，聪明的骗人者反而被老实人所骗。这个故事把法国人喜欢争辩的精神，完全揭露出来。当拉伯雷构想巴奴什（Panurge）时，也许会记起巴特林吧！而莫里哀又对此进行新的演绎。
维庸是15世纪法国文学史上一位令人难忘的人物。他曾犯过哄骗、盗窃、通奸、诈欺及杀人等罪，犹如当时的国王和贵族一样，但比较有理性与情调。他曾困窘到无法生活。1431年，他出生于弗朗索斯·蒙科伯尔（François de Montcorbier），长于巴黎，该地遭受瘟疫，而被当地一位慈善的传教士纪尧姆·维庸（Guillaume de Villon）收为养子，他因采用养父之名而感到羞耻，却无法更除。纪尧姆忍受其顽皮、逃学，供应他进大学，当弗朗索斯·维庸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时他感到欣慰。此后3年，他又供给他在圣贝诺伊特（St.Benoît）修院中的食宿，等待他的成熟。
当纪尧姆及维庸的生母见到维庸由规矩转向诗人气质，复由神学混入下流时，必定感到伤心过。巴黎的流氓、娼妓、小偷、乞丐、土棍、鸨头、酒鬼、不良少年等非常猖獗，维庸却与这些人物往来。有一段时间他居然开过娼寮。这也许是因为他受到过多的宗教教育而产生对修院的厌腻；要一位教士的儿子去遵守“十戒”，尤其是一件难事。1455年的6月5日，一位名叫菲利普·谢尔莫伊（Philippe Chermoye）的传教士开始与维庸争吵，并且用小刀割破他的嘴唇，维庸于是将菲利普重重地刺伤，数周内，后者便死亡。这位诗人在其伙伴中固然是位英雄，但成了警察追捕的不法分子，于是他由巴黎逃往乡间，藏匿近一年。
维庸鸠形鹄面、枯瘦如柴地归来，一边注视着宪警，一边随时干着扒窃之事，饥渴地在寻求爱情和食物。他爱上了一位富家少女，但她讨厌他，后来该少女找了一位英俊的骑士把他揍了一顿，他却更爱她。为了想念她，他称她为“我的歪鼻女士”。1456年，他写下短短的诗句《小遗书》。他满身债务和怨仇，不知道何时会送命。他因未能得到爱人的肉体而咒骂，把他的紧身裤袜送给罗伯特·瓦莱（Robert Vallée），“为使他的情妇穿上更舒服；遗留给佩内特（Pernet Marchand）三捆干草放在空地上而作调情之用”。他想把他剪去的头发，送给他的理发师；他把他的那颗“可怜的、苍白的、麻木死了的”心，留给他那位“铁石心肠而不理睬他的爱人”。
维庸把所有的财物处理之后，又陷于绝粮之境。1456年的圣诞前夕，伙同其他三人去抢劫纳瓦尔学院500克朗。他分到了一份赃金，又恢复了乡居隐匿的生活，有一年之久未再露面。1457年冬天，奥尔良的查理在布卢瓦举办了一个诗人招待会，他也参加了。还参与该处的诗赛，而且一定很开心，查理留他做客数周，他那空空的钱袋又塞满了。其后，因开玩笑或是争论，冲淡了彼此的友情，他道歉一声后又离开。他流浪到南部的布尔日，与波旁的约翰二世公爵交换了一首诗作为礼物后，又漫游至鲁西永。我们从他的诗篇中，可以窥见这位诗人的生活，他多才多艺却债台高筑；偷鸡摸狗，顺手牵羊，却还与村姑和酒女谈情说爱；在路上他吹哨唱歌，在城中却逃避警员；他也是一位忽隐忽现、行踪不定的怪人。他终在1460年被囚于奥尔良监狱，被判死刑。
我们弄不清是什么造成了他那种境遇。我们只知道在那年的7月，奥尔良的玛丽——那位诗人公爵的女儿，隆重地返归奥尔良，而查理为庆祝此事，大赦囚犯。维庸在这个全城狂欢中逃出牢狱。但因为饥饿，他又行窃而被捕，加之他以前的逃狱，两罪并罚。这次，他被关在奥尔良城附近的卢瓦尔河上游默恩（Meung）村中那个又黑又湿的地牢里。他囚入该牢有4个月之久，与老鼠和青蛙同居，他咬紧他那有伤痕的嘴唇，发誓要向那些惩罚窃贼和使诗人们饿死的人报仇。但全世界人们并非都是残酷的。路易十一经过奥尔良城，宣布了另一大赦，维庸获知他已自由时，高兴地在牢里大跳西班牙式的三步舞，然后急忙回到巴黎附近。他现已30岁，面色苍老又秃头，身无分文。这时，他又写下了他最伟大的诗篇，简单地称其为《短歌行》（Les Lais）。后世发现其中很多又以讽刺性的遗嘱文体出现，便称其为《大遗嘱》（Le Grand Testament,1461—1462年）。他把他的眼镜留在医院供目盲的穷人使用，以便他们——如果他们能的话——可以到停尸所中去区别那些骷髅的善恶与贵贱。他为被死亡困扰的短促人生而哀叹美好的无常。他唱了一首《昨日的美女》（Ballade des Dames du Temps Jadis）三节联韵诗：
告诉我罗马的美女花神，在阴世何处？
泰斯及阿奇皮亚德——这对姐妹花罕世其匹？
当人们在河边或沼地呼唤时，美胜尘世的埃科，在上空答复。
但去年的雪花已变成了什么？
他认为使我们销魂的爱情，旋又在我们怀中融化，这真是大自然的一种不可恕的罪孽。他最痛苦的诗是《公正造物者的惋叹》（Les Regrets de la Belle Heaulmière）——
那些光洁的额头在何处？
那些蛾眉金发在何处？
而那些明媚的眸子如今又在何处？
连最聪明才智之士，也被尘世夺去？
挺直而娇小的鼻子，
细嫩柔美的耳朵；
笑靥的面颊和撅起的鲜艳迷人双唇，
这些又在何处？
此诗细腻的描述，产生了无限的诱惑，然后，在哀伤的连祷文中，这些魔力逐一消失：
胸部全已枯萎消失，
乳头已下坠腰部，
大腿不再似大腿，
松缩而有斑点，像野猪肉——
这一首诗，似乎为咏“腊肠”，真是可悲。
由于不再有动人的爱情或生命，维庸把自己的遗体留给尘土：
命运注定我的尸体，
要回入黄土——那是我们的老祖母；
那儿的虫豸将无多大好处，
因为多年来的饥饿，我早已皮干肉枯。
他为了报恩，把他的书遗赠给继父；他又把献给圣母的一首谦恭民谣，赠给老母，作为临别纪念物，他要求人们（不包括曾经监禁过他的那些人）都可怜他：这些人们包括修士和修女、哑剧演员、歌手、男仆、勇士，“那些善于交际的时髦人士……说对口相声者、耍把戏者、翻跟头者、耍猴子及铺地毯的小丑……良善者及诚朴者、生者及死者——我哀求所有的人可怜我。”所以：
贵与贱同在此处了结一生，
可怜的维庸遗书！当他死时，
当丧钟在头上响时……
我求你来参加他的丧礼。
善良如一岁婴儿的皇太子，
你听到他最后的一声叹息；
那时他已自感接近归宿，
他喝尽一大口红色葡萄汁。
他虽然立下这些遗书和告别赠言，仍不能马上丢掉人生的苦杯。1462年，他回到继父纪尧姆·维庸处（修道院），他的母亲很高兴。但是法律未曾放过他。纳瓦耳学院逮捕了他，释放的条件是6年前他从该学院偷的40克朗银币必须在3年内分期偿清。他在获释的当晚，霉运又临，由于在牢中和两个老囚犯酗酒肇事，致一位教士被误杀。显然，维庸并未参与此事，当时他已回到房间去祈祷。虽是如此，他还是再次被逮捕，并遭受灌水酷刑，灌水灌得喉咙似要胀裂。随后，使他更感到惊骇的是他被判绞刑。他被严密地囚禁达数周之久，盼望获救终又失望。目前，他与他的同犯只有等死，这时他向世人写下一封可怜的告别书：
同胞们，在我们去世后，你们还活着！
不要对我们太狠心；
如果你们对我们这些不幸人好些，
上帝也会对你们好些。
你们眼看着，我们五六人要受绞刑，
我们的肉体在此将被喂狗，
一点一点被吃掉，腐烂，撕成破片，
我们的尸骨会变成灰尘；
但愿无人对我们的痛苦嘲笑，
只求上帝对我们宽恕。
雨水冲洗并泡浸了我们五人，
太阳又把我们炙成焦炭；的确，天天如此，
鸦鹊用嘴撕扯我们的身体，
挖出我们的眼珠，拔去我们的须眉，充作旅费，
我们死无安息，到处飘浮，
风向转变，随其狂飏乱游，
比林园中的果子遭到更多的鸟啄；
同胞们，请发慈悲心，别再在此地嘲弄，
只求上帝对我们宽恕。
不过，维庸这时尚未十分绝望，他说服了看守他的狱卒，为他的养父纪尧姆带信，以便向议会法庭上诉如此不公平的判决。能宽恕他近500次的养父，再度替这位诗人请愿，因为这位诗人终究多少有些令人喜爱的优点。1463年1月3日，“该法庭下令……宣告原判无效，但因其品行不佳，应被逐出该镇10年……及巴黎的子爵辖区”。维庸撰写了一首愉快的歌谣向法庭致谢，并要求3日的宽限，以便准备其旅程及向家人告别。这个请求也被获准，据说他曾向其养父及母亲作最后的告别。他整治行装，带着养父给他的一瓶酒和钱袋，在接受了祝福后，即离开巴黎并与历史告别。此后再无其消息。
维庸曾做过小偷，却是一位风趣的小偷，而这个世界需要风趣。他可能有些粗野，例如在《肥胖的玛戈特四节联韵诗》（Ballade de la Grosse Margot）中，对那些情欲难以餍足的妇女任意作淫秽的描写，他很俏皮地赤裸裸解剖各项细节。他所犯的一切罪恶，他精神上的多愁善感，以及他诗中含有的忧伤悲调，这一切我们都能原谅。他因所犯的罪恶已经受到应得的惩罚，他遗留给我们的却全是酬报。